第一篇：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在我国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办理14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而适用的一系列诉讼制度。鉴于未成年人犯罪是因其生理、心理、成长环境等方面的特殊性而导致的行为偏差,与成年人犯罪有着明显的差异, 现代 刑事诉讼 理论 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追究,目的应当重在 教育 挽救,而非惩罚报复。因此,根据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情况,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对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意义代写论文
(一)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顺应刑事法理论 发展 的必然要求
刑事古典学派兴起以后,肇始于康德、黑格尔等 哲学 家的“报应刑罚论”主张犯罪是刑罚的先因,刑罚是犯罪的后果,刑罚的轻重取决于犯罪严重程度,对刑罚不区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各种酷刑,如死刑、流放同样适用儿童等未成年人。[1]随着刑事法理论的发展,刑罚惩罚功能的唯一性开始动摇,兼之以警示性预防犯罪功能。在刑法谦抑性原则的 影响 和推动下,刑罚观念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也形成了一些现代刑事法理论:一是非犯罪化理论。该理论认为,随着 社会 的发展,道德价值观念发生着变化,一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随之淡化、弱化,如果不认为是犯罪,就不一定要受刑法惩罚。同时,社会自身的某些缺陷与犯罪之间也存在着关联性,因此,一些欧美刑法学者认为是“刑法制造了犯罪”,国家要通过立法程序缩小刑法认定犯罪的行为范围,或者从刑事立法中排除某些行为的应受刑罚惩罚的性质,改为行政处罚或对这些行为不追究任何责任;[2]二是非刑罚化理论。该理论要求,在对案件作出处理时,要淡化刑事惩罚色彩,强化教育矫治含量,实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与传统刑法观念相比,非刑罚化体现了新的价值取向,即把对已发生的犯罪的惩罚置于次要地位,把对失足者的矫治以及将来犯罪的预防置于首要位置。非刑罚化理论还倡导以非监禁刑、免刑替代监禁刑,并积极尝试各种非刑罚处置措施,探索矫治的新途径;[3]三是刑罚个别化理论。刑罚个别化理论要求以犯罪人的主观恶性或反社会性的大小作为对其定罪量刑的标准。而且,在适用刑罚时应当充分考虑到犯罪人的个人特性,如年龄、品格、习性和对社会危险性程度等;四是轻刑化理论。轻刑化理论要求减轻 法律 规定的对某些犯罪的刑事处罚,虽然这些行为仍然被认为是犯罪,但在处罚时比原有刑法规定要轻得多,[4]如适用缓刑等。虽然这些刑事法理论属于刑事实体法学的范畴,但它们对刑事程序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它要求未成年人的诉讼程序始终围绕着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改造的目的,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给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特殊的保护。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顺应刑事法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犯罪的关键
随着人权保护理念取代功利主义价值观,刑事诉讼已从单纯地关注对犯罪的打击而进入了同时关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新 时代。在刑事诉讼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双重目的的指导下,刑事诉讼的各个程序、各个 内容 的设计和安排都必须严格遵循这一双重目的的要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不例外。[5]而且由于未成年人身心方面的显著弱点和劣势,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除了要服务于打击犯罪的需要,更要注重人权的保护。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在实现控制犯罪方94面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有效预防犯罪,即通过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使未成年人充分认识到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且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避免以后再次犯罪;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作用是,不仅赋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些特殊的诉讼权利并加以保障,而且通过特殊诉讼程序的迅速简便性使未成年人尽快摆脱讼累,从而减少诉讼时对其产生的“负面效应”。[6](p626-628)在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有效预防犯罪的关键。
(三)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遵循国际义务,适应国际社会未成年人司法特别保护发展趋势的需要 二次世界大战后,未成年人犯罪急剧上升,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称为当今世界三大公害。未成年人犯罪成为东西方国家共同面临的严重的社会 问题 ,由此推动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控制的立法。美国于1889年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关于处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专门立法———《未成年人法庭法》,规定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门执法机构、审理程序、处理办法和管辖对象等内容,标志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正式形成。之后,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纷纷效仿,颁布未成年人法和未成年人法庭法,逐步建立了完善的未成年人或者叫“少年”司法制度。国际社会也加强了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面的立法。联合国《公民权利和 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是确定少年刑事司法国际标准的第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性文件,在此基础上,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即凡涉及儿童的一切事物和行为,都应首先考虑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之后联合国分别通过了《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准则》等国际公约。这些国际公约是国际社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司法管理和保护被拘押的未成年人权利的法律 文献 的范本,构成了少年司法领域的联合国准则体系。我国已经承认并且签署了这些国际公约,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遵循国际义务,适应国际社会未成年人司法特别保护发展趋势的需要。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不足
我国历来重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在刑事政策上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立法体制上,形成了以《刑法》、《刑事诉讼法》为核心、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监狱法》、《看守所条例》为主要内容,以《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为补充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体系;在组织体系上,相继成立了少年法庭和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或未成年人犯罪办案组;在诉讼制度上,实行不公开审判制度、讯问和审判时监护人到场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在执行上实行有 中国 特色的少年犯改造制度,“分开关押”,“以 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极力推行“社会矫正”的刑罚转置方式等等。总的来说,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符合社会进步和世界潮流,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一)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组织机构建设滞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要求公、检、法、司等各部门内部均应设立专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机构并配置专门人员,这是建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组织保证。虽然 目前 我国法院建立了少年法庭,检察院起诉部门有专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科或处室,但由于受机构编制限制,这些机构经常处于撤了又设,设了又撤的状况,无法形成一支稳定的、专业素质高、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审判工作经验丰富的检察官、法官队伍。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检察官、法官还有其他案件的办理任务,无法全身心地集中办理未成年人案件。至于公安部门,则几乎没有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业警察机构及队伍。由于侦查人员中女性所占比例相当小,经办未成年人案件的男性警察缺乏女性的温柔,不太了解未成年人的特点,难免将办理成年人案件的工作作风带到未成年人案件中,在讯问过程中如果使用打骂、威吓、讽刺等手段,很容易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心灵带来伤害。
(二)缺乏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没有完全建立
从社会责任的现实来看,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病态现象,更多的是学校、家庭、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成年人本身就是受害者,社会应以矜恕之心对之,而非一味强调惩罚。[7](p626-628)因此,很多国家颁布了未成年人法庭法,对未成年人适用与未成年人不同的诉讼原则和程序,对其进行帮教,敦促其回归社会。
而目前我国尚没有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立法,对未成年人案件的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与成年人适用的是同一部《刑事诉讼法》,这就不可能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从而将其与成年犯区别对待。由此产生的弊端主要有:与成年人适用同样的立案、起诉和开庭审判标准,在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启动和运行上没有充分体现减少司法干预原则:在逮捕、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的采取上与成年人适用同样的条件,造成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逮捕比例过高,取保候审的比例过小,不符合对未成年人的少捕、慎捕甚至不捕政策;法庭审判与未成年人采用同样的审判模式,不利于消除未成年人的紧张、恐惧;与成年犯适用同样的缓刑条件,造成司法实践中对于未成年犯适用监禁刑的比例远远高于德国、日本等国家,不利于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
从现行法律来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主要集中在审判阶段,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不应该仅仅指未成年人审判制度,还应该包括未成年人警察制度、检察制度、监狱制度、律师制度、调解制吴献萍-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95度等一系列的制度。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没有完全建立,影响到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三)诉讼中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不够
⒈没有严格执行讯问时监护人在场原则。讯问时监护人在场是英国等很多国家通行的做法,《北京规则》对此作了明文规定,我国也确立了这一原则。但由于《刑事诉讼法》采取的是非强制性的“可以通知”,致使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往往只是在第一次讯问时通知,在后续讯问中则不再通知,或者自始至终根本就不通知。被讯问时没有监护人在场,不利于保护身心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⒉法律援助启动过晚,未成年人必要辩护制度没有确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始于案件起诉至法院后,为时太晚。事实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于心智不成熟,法律知识欠缺,对于讯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诱供、变相长时间讯问等情况缺乏处理的能力,所以在审前阶段更需要律师的帮助。此外,司法实践中经常有一些未成年被告人对于法院为其指定辩护律师予以拒绝,而人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文件的规定,一般都会准许,这种做法没有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特殊情况,不利于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⒊未成年人在法院判决生效前存在多次“污染”的受害现象。我国在刑罚执行阶段基本上实现了未成年犯的分管分押,但在对未成年人采取强制措施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1条要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审前羁押的未成年人,应当与羁押的成年人分别看管,但司法实践中因资源短缺,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审前阶段集中关押、同处一室的现象较为普遍,容易造成未成年人在羁押场所“二次污染”。另外,对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法院基本上没有实行分案审判。同案审判时虽然依法要对共同犯罪的被告人分别进行讯问,但由于在控辩双方举证、质证的过程中,共同被告人必须同时到庭,未成年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成年被告人当庭翻供,拒不认罪等不良影响。夫成年人在法庭上的被“污染”现象,亦即司法理论中 研究 的“二次受害”问题。
第二篇：论我国刑事诉讼庭前会议制度不足与完善
刑事诉讼庭前会议制度研究
二、我国刑事诉讼庭前会议制度面临的问题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知我国的刑事诉讼庭前会议制度在制度设计上过于单薄，与国外的相关制度对比，在制度设计上和实践中仍然存在问题。
（一）庭前会议的发起方式和发起条件
首先，庭前会议应该由哪一方发起在理论探讨中存在较大的争议。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由审判人员召集控辩双方召开，但反对者认为这将使审判人员陷入先入为主的判断，损害法官心证的独立性。有观点认为应当由检察官发起，但如此一来会造成检察官既当主持人又是参加者的双重地位，辩护人的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且在法官未参与的情况下，一部分事项并非检察官的权限，也非控辩双方合意能够解决，如是否同意重新鉴定，是否同意通知新的证人到庭，如何申请法官回避等。还有观点认为可以将庭前会议制度固定化成为我国的刑事诉讼预审制度，设立预审法官主持庭前会议。但这也会带来新的问题，首先，实行普遍的预审制度对于适用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案件是一种负担，会降低诉讼效率；再次，设立预审法官需要法院配备足够数量符合要求的司法官，这对于司法资源较为紧张的我国来说是一个“奢侈”的目标。
其次，在什么条件下发起庭前会议也值得思考。如前所述，对于适用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案件，庭前会议无疑是一种负担，会导致诉讼效率的降低。但庭前会议召开的起点是否就是除了适用简易程序外的所有公诉案件？抑或是重大复杂案件，如何确定一个量化标准。如果全交由审判人员决定庭前会议的召开，是否有损于控辩双方尤其是辩方的诉讼权利？如果一个问题在庭前会议中控辩双方难以达成一致，是否需要召开多次庭前会议？如果需要，如何保证庭前会议制度提高诉讼效率的初衷？
（二）庭前会议结果的效力
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上就案件有关问题达成的共识或协议如非法证据排除，回避等事项的效力如何？例如，庭前会议中出现的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若由庭前会议主持人排除，其效力能否延续到庭审程序，即主持庭前会议的法官的决定是否对庭审法官审理案件产生效力，如果产生效力，是否属于事前审判，如果不产生效力，庭前会议的作用又是什么。如果控方或辩方在庭审中不理会在庭前会议中达成的共识如争议焦点的确定，庭审法官能否以庭前会议已达成共识为由予以驳回或制止，理由又是什么？
（三）庭前会议滥用对人权保障的损害
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庭前会议上审判人员对于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如果在庭审中，辩方提出以上要求，庭审法官 1
能否以庭前会议上没有提出而予以驳回？当没有辩护人参与诉讼的情形下，犯罪嫌疑人能否独立参加庭前会议，如何保障其在没有专业法律意见的帮助下的诉讼权利？在其得到帮助后，能否推翻其在庭前会议中的决定？
尽管庭前会议制度的设计在实践中可能遭遇种种问题，但其积极意义仍然无法忽视，尤其当我国在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已经构建了庭前会议的基本框架，打破了以往刑事审判程序由起诉到审判的直接过渡。这一中间程序的介入，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以期来日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发挥其效用。
三、我国庭前会议制度完善的展望
（二）我国刑事诉讼庭前会议制度的完善构想
刑事诉讼法关于庭前会议制度的条文仅规定了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几项基本的庭前证据开示内容，这显然无法涵盖庭前会议程序的丰富内涵，使得其制度价值略显单薄。结合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庭前会议程序的细化完善应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1、庭前程序的适用范围
首先，鉴于庭前会议的进行需要控辩双方的密切配合，一般的被告人往往因为法律知识的欠缺及对庭前会议程序的理解不足，而难以充分掌握对证据不表示异议后，法庭不对证据进行详细调查质证将导致的程序及实体后果，现阶段庭前程序的适用范围可限定为有辩护人参与的案件。但如果被告人主动提出启动庭前会议的申请，则可以考虑允许其直接参与庭前会议。
其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排除庭前会议的适用。实践中，简易程序的案件在提起公诉时就已经具备了快速集中审理的要件，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当事人认罪，此时庭前会议程序的加入无异于增加诉累，因此排除其适用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2、庭前会议程序的启动条件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庭前会议的启动者为审判人员，但法条中并未明确主持庭前会议的审判人员是否等同于庭审程序的法官。为维护法官心证的独立性，避免法官在庭审时对案件形成先入为主的判断，庭前会议的主持者应当为非庭审法官的法院审判人员。虽然在我国现有的实践中设立预审法官为时尚早，但如若在立案庭中专门设立审前程序法官则不啻于一种有益尝试。法院的立案庭受理刑事案件后，由专门的审前程序法官对立案后的刑事案件进行甄别，根据案件的情况由审前程序法官决定是否召开庭前会议，同时，为保障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公诉方和辩护方有权申请召开庭前会议，并在法院不召开庭前会议时，要求法院进行解释和复议。将会议场所设立于法院，法院发起庭前会议前需提前告知控辩双方，给予双方一定的准备时间。
3、庭前会议程序的审查内容
进入庭前会议的案件往往是具有一定争议甚至较为疑难复杂的普通刑事案件，法官在召集诉讼各方参与庭前会议后，在会议中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1）控辩双方证据开示
首先由提起公诉的一方将所掌握的证据种类及名称进行说明，之后由辩方开示其所调取的证据，双方可对证据的举证顺序提出意见，但不得涉及证据所证明的内容。双方在充分证据开示的前提下，明确没有异议的事实和证据，并由法官整理出双方争议的焦点，可当庭由法官制作“无争议证据及事实清单”。庭审时针对清单上罗列的事实和证据进行简单质证，如举证方只需宣读证据名称等。庭审中围绕庭前会议所整理的案件争议焦点进行法庭调查及辩论，以利于控辩双方在开庭前对案件争议焦点进行充分准备，并在庭审中予以充分阐述，以利于进一步查明事实。
（2）非法证据排除
辩方可要求公诉方提供任一份证据的合法来源，公诉方必须提供，当公诉方无法提供证据的合法来源，或在讨论过程中可明确证据来源非法的情形下，该份证据将被拒绝进入庭审程序，并由法官登记在案。控辩双方均需保证所提供证据取证程序合法，任一方均可提出对取证程序瑕疵的质疑，但必须提供质疑的根据，经双方磋商后由法官决定是否排除该份证据的适用，在此阶段检察机关可根据最终确定的证据清单修正其起诉意见。
（3）提出回避、重新鉴定、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
控辩双方可在庭前会议中对这几方面可能中断庭审活动的事由提出申请，一经受理后就应当等待重新鉴定结果做出，或确定新的证人出庭、补充调取新的证据后，方能进入庭审，以节约庭审时间，达到集中开庭的效果。
（4）提出侦查人员、鉴定人员、专家证人到庭
根据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来在刑事诉讼中将可能逐步出现侦查人员、鉴定人员、专家证人出庭的情形，将此项内容的申请提前到庭前会议中，可由控辩双方共同讨论需要出庭的侦查人员、鉴定人员、专家证人名单，对一方拟通知到庭的鉴定人员及专家证人资质先行审核，以利于在庭审前作好通知及聘请准备。
4、庭前会议程序终结后的处理及效力
虽然在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过程中，庭前会议程序并非设置为刑事审理的必经程序，但唯有赋予庭前会议程序充分的法律效力，使控辩双方均承担庭前会议终结后的法律效果，方能使其真正发挥效用。在庭前会议终结以前，法官应将控辩双方意见、庭前会议所作决定等记载在案，由控辩双方签字确认，之后再由主持庭前会议的法官针对以下不同情况对案件进行分流。
在庭前会议结束后，由于作为定案依据的关键证据被排除而存在重大证据瑕疵导致无法定案的，或经庭前会议的讨论发现起诉认定事实有误的，建议检察机关变更起诉或撤回起诉。
其余案件进入主审理程序，在庭前程序中所排除的非法证据将不得进入庭审程序。庭审过程中对无争议的事实和证据只做简单质证，庭审法官根据庭前会议所归纳的争议焦点，组织控辩双方主要围绕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进行法庭调查及辩论。并且，如果在庭审过程中，公诉方或辩论方不理会庭前会议所达成的共识或争议焦点，除有特殊情况，如发现新的证据，案件情况出现重大变化等，庭审法官应当予以提醒，必要时进行制止。
庭前程序中决定的回避、重新鉴定、精神病鉴定、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侦查人员、鉴定人员、专家证人出庭等事由应在第一次庭审前完成。庭审过程中除非发生新的证据变化，否则应集中开庭，避免重复开庭。应当补充规定，庭前会议上有条件提出以上可能导致审理中断的事由而未提出的一方，在庭审提出时必须提供合理的事由，否则法庭应驳回其请求。
赋予庭前会议的讨论结果以法律效力是我国庭前会议制度设计的初衷，即提高刑事诉讼庭审的效率，促进庭审结果的公正性的需要。并且庭前会议结果对庭审产生影响并不违反禁止庭前审判的刑事诉讼原则。首先，庭前会议的主要功能是对庭审的程序性事项，如回避，出庭证人名单等了解情况，进行讨论，并不涉及庭审审理的案件实体情况。其次，赋予庭前会议中所达成的共识，明确的争议焦点以法律效力，也是为了防止公诉方或辩护方在庭审中“突击”辩论而导致对方准备不足而损害实体公正。最后，非法证据的排除虽然是实体事项，应该在庭审中排除，但是非法证据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都必须禁止的，更不能出现在法庭审判中，在庭前会议中进行排除，是对于公权力机关在侦查阶段合法搜集证据的一种价值导向和监督，也是对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必要措施。
我国的庭前会议制度目前仍处于尝试探索阶段，制度的逐步健全完善尚需要再实践检验中实现。但无论此项制度今后的命运如何，我们始终应当坚持对公正和效率两项基本价值的追求，坚持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完善的不懈追求，如此方能真正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良性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完善。
结 论
本文从我国刑事诉讼庭前会议制度设计和完善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我国庭前
会议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承担的诉讼职能，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庭前会议制度完善的理论构想，最终期望能够对庭前会议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作用有所帮助。通过上文对庭前会议制度的探讨，确立了其在刑事诉讼法律理论层面和实际运行层面的重要作用，为庭前会议制度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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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陪审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戈琳，丁毅明
（江苏工业学院，江苏 常州 213016）
摘要：陪审制度是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具体体现，是保证司法公正的一项有力措施，是司法民主的一种体现。本文针对我国陪审制度的缺陷，依照现行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为进一步完善陪审制度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
关键词：陪审制度司法完善
在法治国家，司法独立是司法制度的最基本的要求，由于司法权是国家赋予的权力，而没有监督的权力，就会滋生腐败，正如阿克顿在《自由与权力》中写到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1]所以，在司法独立的同时也必须对司法权力进行必要的监督和限制。陪审制度则是一项使社会公众监督法官正确行使司法权、遏制司法腐败的一种有效机制，是保证司法公正，司法民主的重要形式。
一、我国陪审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指出：“实行陪审制度，就可以把人民本身，或者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这实质上就是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这一部分人民之手。”[2]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下，我国陪审制度存在的必要性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陪审制度有利于司法民主
陪审制度是司法民主的重要保障措施之一，也是政治民主的重要表现，根据人民主权原则，国家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是由人民通过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的。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陪审制度能使更多、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到司法当中来，真正行使国家权力，也是我党的群众路线在司法工作中的体现。
(二)陪审制度有利于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毫无疑问 ,公民以陪审员的身份参与审判活动对保障程序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可以帮助法官更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一方面 ,陪审员的社会职业和生活经历各不相同 ,他们参与审判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案情 ,从而弥补法官的不足 ,与法官相辅相成。另一方面 ,陪审员参与审判还可以促进法官的办案责任心 ,从而减少他们在认定案件事实中因疏忽而造成的失误。[3]
(三)陪审制度有利于司法公开
审判公开原则是我国宪法及诉讼法所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制度，审判公开是审判工作的重心，其意义在于把案件审理过程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增加透明度。审判公开不仅仅是公开庭审、让群众旁听这种形式上的公开，更重要的是从实质上公开，由群众以人民陪审员的身份参与案件实体审理和裁判，一方面，陪审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参与审判活动的本身就扩大了司法决策的知情范围；另一方面，陪审员的参与也增加了广大公民了解司法决策活动的渠道。
(四)陪审制度有利于司法独立
增强司法的独立性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我国法律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理案件，不受任何个人、团体和组织的干扰，审判独立原则也是我国三大诉讼法确立的基本诉讼原则。但在审判实践中，各级法院都或多或少地出现过党权、行政等权力干预司法的现象，这些干扰和干预往往以暗箱操作方式进行，使职业法官受制于人的现象频繁出现。而由普通公民作为陪审员参与审判工作，使审判工作置于人民大众的监督下，可以将来自司法之外的各方面的干扰降低到最小限度，使各种腐败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总之，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享有一切国家权力，是国家的主人，当然地享有司法的权力，因此陪审制度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生存空间，与时代的发展是合拍的。正如丹宁勋爵所说，陪审制是“自由的明灯，宪法的车轮。”[4]
二、我国陪审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立法当中存在的问题
1、陪审制度缺乏宪法的支持
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把人民陪审制度制定为宪法原则。1956年7月10日发布的《关于人民陪审员名额、任期、产生办法的指示》规定了如何确定陪审员的名单、陪审员每年到法院参加陪审的具体时间、陪审员的任期、产生等具体内容。1978年《宪法》在第四十一条同样对陪审制度做出规定，但是由于这一规定僵化，导致陪审制度流于形式，引发了诸多弊端，所以在1982年《宪法》修改时便不再把陪审制度制定为宪法基本原则，陪审制度也就失去了它的地位和从前所受的重视。
2、陪审制度在三大诉讼法中同样不再作为原则性的规定
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和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都没有规定第一审案件必须实行陪审制，它们之中的一个“或者”规定，就使得陪审制度成了可有可无，这种弹性的规定导致了这一制度的形同虚设，其制度设计
[5]本身的司法民主和监督审判只能荡然无存。更为严重的是，仅有1996年《刑事诉讼法》
在基本原则中对陪审制度做出规定，其它均只在审判组织中做出弹性的规定。
3、三大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对该制度及相关人员的表述不同
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第46条和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第40条对相关人员的称谓都是“陪审员”。但是1983年颁布的《法院组织法》第10条和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147条的称谓却是“人民陪审员”。称谓的不统一必然影响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进而或多或少的对其适用产生影响。
（二）实践当中存在的问题
1、适用陪审案件的数量偏低
我国自建立陪审制度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很少适用，某些基层法院机会没有陪审员参加审判。[6]如前所述，由于现行法律对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规定采取了一种可有可无的规定，所以陪审制度采用与否完全由法院控制，而且我国有关陪审制度的规定比较原则、简略，加之其它各种因素的制约，因而导致适用陪审制度的案件所占的比例较低。
2、人民陪审员被动参陪，“陪而不审”的现象十分严重
一方面，由于某些法官有时工作态度上的武断而侵犯了陪审员的权利，使得很多陪
审员认为自己在案件审理中的作用不大。另一方面，许多陪审员抱怨他们在审判中的地位职权不明确，不受重视，自己的意见经常被法官否决掉，浪费了时间，没发挥作用。再者，许多陪审员参加陪审时没有提前阅卷，只是开庭审理时临时被召来，对案情一无所知，庭审时根本无法介入，加上知识欠缺，因而在合议庭评议时只能盲目附和，听任法官做出决定，陪审只“陪”而不审。[7]
3、“陪审专业户”、“编外法官”的出现
由于陪审员普遍数量太少，因此任期太长，形成了一些“陪审专业户”、“编外法官”，他们不但丧失了代表性，使司法的民主性无从体现，而且与法官长期相处形成了同事式的“默契”关系，根本不可能对法官起任何监督作用，也导致这一制度更流于形式，走向没落。
三、完善我国陪审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完善人民陪审制度，继续积极探索人民陪审员的推荐、任职方面的改革，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在审判工作中的作用”。针对前面阐述的问题，我国的陪审制度应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加以完善。
（一）在立法方面的完善
1、对宪法的完善
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是其他法律的立法与完善的根源，只有在“宪法至上原则”的指引下，其他法律才能得以完善。大凡实行陪审制度的国家，都有其宪法依据，例如美国。我国正在进行民主政治改革，推行法治，在宪法中确立陪审制度显得尤其重要。在我国历来是改革在先，而相关的立法保障在后，改革的政策支持往往是一些“规定”、“暂行条例”，而它们的法律效力是非常低的，而且这种做法也不符合“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要求。所以，应在宪法中确立陪审原则。
2、对相关法律的完善
三大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等法律对陪审制度的规定过于混乱和简单，亟待统一和完善。一方面，这些法律在原则上应当确立陪审制度，从而做到法律体系之间的相互统一，体现法律的严肃性，也有利于这一制度的良好实施。另一方面，现行四部法律混乱的称谓也会影响它的严肃性，因此，这一问题也有必要迅速解决，特别是在我国已经意识到陪审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出台了相应的《决定》的情况下，这一问题的解决更是刻不容缓。
3、对我国的人民陪审员进行专门的立法
目前，我国己经制定了法官法、检察官法，国家职业司法人员的管理工作已有法可依，《决定》和《实施意见》也已经开始实施，但仅仅这样还不够，毕竟从法律效力的角度讲，“决定”、“条例”这样的规范性文件的效力不高。因此，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陪审制度，也为了与上述职业司法人员的立法相配套，在对宪法和相关诉讼法以及组织法修改的基础上，国家立法机关应尽快制定人民陪审员法，这是保证陪审制度得以具体实施的关键性立法。[8]
（二）在司法方面的完善
随着《关于完善陪审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和《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施行，司法实践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需进一步的完善。
（1）关于陪审制度的适用范围
对陪审适用范围做出一定的限制，是各国通行的做法。从陪审制度的价值理念上讲，所有案件都可以采用陪审审理。但是从诉讼效率和诉讼效益角度考虑，应以法官审判为常态，以陪审审判为补充，陪审审判基于当事人的选择而启动。在我国具体应限于依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为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并且在案件类型上仍应进行适当的限制。具体来讲，民事、刑事案件限于严重的、社会影响较大的，行政案件不宜由陪审审判，这是因为作为普通公民的陪审员，存在将来涉诉的可能，与行政机关具有潜在的利害关系，并且行政案件的事实认定涉及大量的法律适用，普通民众难以胜任。[9]就审级而言，采用陪审审理案件以一审程序为限。因为如果第二审程序也采用陪审审理，就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第二审陪审员比第一审陪审员更具权威，这是审级制度的理论基础。但是二审和一审的陪审员同样是随机产生，同样来自于社会各界，不存在更具权威性。
（2）关于人民陪审员的权利问题
对于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前后规定不一致。《决定》第1条规定：人民陪审员依照本决定产生，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依据该条，人民陪审员同法官有同等权利。而依据《决定》第11条，人民陪审员却又高法官一等，因为“必要时，人民陪审员可以要求合议庭将案件提请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是没有权利要求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因此，对此问题，《决定》应做相应的修改，以做到前后统一。
（3）关于人民陪审员的任职资格问题
实行陪审制度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活动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但是我们看到《决定》和《实施意见》人为的排除了一些特定阶层的人作为陪审员。根据《决定》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对于执行该规定确有困难的地方，以及年龄较大、群众威望较高的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文化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以目前我国的现状而言，广大农民基本上没有人达到大专，工人也只有极少数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照此规定，实际上剥夺了农民、工人担当人民陪审员的资格，这与平民审判的本意相去甚远，变成了精英群体的审判。也就是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并没有人在审判中代表。这样的陪审制度违背了平民审判的初衷，变成了社会少数阶层的审判。
（4）关于陪审员的任期问题
陪审员的任期太长不利于调动和保持其参加审判的积极性，还容易形成“陪审专业户”。陪审制度还具有普法功能，经过如此漫长“司法培训”之后的陪审员，让其继续陪审下去不仅有违设立陪审制度的基本思想和司法民主的现代司法理念，而且也造成了少数人对公共司法教育资源的垄断。[10]因此，《决定》第四条的规定可以对任职年龄的上限参照我国的《法官法》做出规定，如“年过六十五的公民可以免除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义务”首先，六十五岁以上老人身体状况不一定能适应庭审紧张的节奏；其次关爱和保护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是人道主义的应有之义；最后，这样的规定并未剥夺老年人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只要他们愿意仍然可依法担任人民陪审员。《决定》第九条规定的人民陪审员任期为五年，任期太长，并且是否可以连任或再任，以及任职年龄的上限等规定也不明确。第九条可以考虑改为“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三年，不得连任”。
对于现行的《规定》和《实施意见》以及我国目前的陪审制度还有很多问题，期望司法过程现在就完全理性化、立刻完善化，这是办不到的，但是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建设一个有助于司法民主、公正而高效的有中国特色的陪审制度终将是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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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戈琳（1979年—），江苏工业学院法政系，法学硕士
丁毅明(1984年—)，江苏工业学院法政系，法学本科
联系方式：E—mail:fox7918@sohu.com电话：05198972570/0***
Abstract:Assessor system is embodied in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country’s governance and demonstrates, judicial democracy.This paper put forward some personal ideas on the short of assessor system and improvement of assessor system based on existing related laws, regulations and judicial practice.Key words: Assessor systemJurisdictionImprovement
第四篇：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
【摘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保证：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客观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正确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这一制度得到全面坚持和不断完善。本文将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含义，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意义，以及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目前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议等方面加以论述。
【关键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改革开放
到2011年9月15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走过了57年的风雨历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重要成果，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出的要求也就更高。因此，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我们必须想方设法，采取措施去完善它，让它的优越性和巨大作用能充分发挥出来。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含义及其历史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指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政权组织形式，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由人民选举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统一领导国家事务的制度。它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新中国全国范围内正式建立。这一制度的实施，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政治基础，极大地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国家、管理国家的积极性。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曲折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起，至2009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以全面坚持和不断完善。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的理论阐释更加系统和深刻，这些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二、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必要性
(一)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
民主是人类社会开化程度和进步状况的重要标志，民主政治是近现代政治发展的主流，民主政治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定。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江泽民同志也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也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胡锦涛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
多次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摆在党和国家工作极端重要的位置”。“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因此，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保证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物和经济文化事物，保证国家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实行依法治国，必然就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为，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行使立法权，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既为依法治国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又能促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通过行使监督权，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有效实施，确保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尊重，确保行政和司法权力得到正确行使；通过行使决定权，对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通过行使任免权，依法组织国家机关，并保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通过法制宣传教育，为依法治国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工作，是实行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
(三)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客观需要
实现小康社会，一方面需要一个良好稳定的法制环境；另一方面需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全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同心同德、共同奋斗。而所有这些，都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息息相关。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所有监督中最有权威的监督，因为它们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通过它们的监督，能营造一个良好稳定的法制环境；同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性质，符合我国国情，既能保障全体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又有利于国家政权机关分工合作、协调一致地组织社会主义建设。”
三、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具体途径
（一）密切联系群众，提高人民群众对人大的认识
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完善人民代表大会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前提。各级人大都是人民选举的，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提高人民对人大制度的了解有助于人大开展工作，实现其职能。由于封建专制的影响，建国后又加上对社会主义民主宣传的不够，人民群众的民主的意识还是很缺乏的，对人大的工作程序不了解，对于人大的活动并不热心，妨碍人民群众对人大的监督与支持。只有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得到有效的维护，人民群众能真正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才能调动激发人民群众投身参与这一伟大事业。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应做到：第一，广泛的开展教育，使人民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参与人大的选举、监督是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表现。第二，人大代表应广泛的接触选民，使选民了解最新政策的实施和自己本身的主张，维护选民的利益。第三，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使人民代表大会更加贴近人民群众，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橡皮章”。人民代表大会要了解人民群众的呼声，了解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在真心为人民群众解决问题。
（二）坚持和完善党对人大的领导
坚持和完善党对人大的领导，是充分发挥人大作用的根本前提和重要保证。
但坚持和完善党对人大的领导，必须坚持党政分开原则，理顺党委与人大的关系。受苏联模式影响加上历史原因，中国长期存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现在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党政不分的现象正逐步得到改善。但这里仍然存在一个误区，一般所说的“党政不分”，很多人只理解为党委和政府职权不分，其实另外很重要的一点被大家忽视了，那就是是党委和人大职权不分，党委的职权取代了人大的职权。由此造成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实际地位和它应有的法律地位并不相称。邓小平曾说过“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善于不善于党的领导。党要善于领导，不要干预太多。”“干预太多，搞不好会削弱党的领导。”所以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就必须按照党政分开的原则，进一步理顺党委与人大的关系。!"增强法制观念，树立宪法权威，确保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他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制度，也不能以地位的优越为借口放任自己或任何下属胡作非为，而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唯一的执政党，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党的权力是无限的，党的领导权应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党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也应强调依法治党。建立健全制度，实现党的职能的转化。针对政治体制中党的职能和国家职能混淆不清的状况，邓小平曾指出：“党的组织不是政府，不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要认真考虑党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党委不能再包揽、干预一切。党的领导要体现在制定和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所以党必须根据党政分开的原则，实现职能转化。党委的领导干部要少兼任政权机关的职务，减少不必要的干预，党委的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要精简，该放的就放。在这一职能转化过程中，要注意建立健全相应的各项制度加以保证。有了制度上的保证，才能使党委不致超越自身的职权去包揽一切，从而有利于人大独立地开展工作。
（三）明确规定代表候选人的资格条件
从《宪法》、《选举法》的规定来看，我国对代表资格并没有作过多的规定，而是追求选举权、被选举权的绝对平等。但实践中，并非所有人都能承担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任务，选民要使自己的权力得到真正的实现，就必须选举比自己素质更高的代表。因此，笔者主张对代表的基本条件作一些具体的规定。第一，具备良好的品行代表应当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优良的思想作风，应敢于实事求是，与各种不良倾向和腐败现象斗争；不得利用职权图谋私利。能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拥护并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第二，提高代表候选人的年龄相当多的国家对选民与候选人的年龄资格做了不同的要求。在实行两院制的国家，上院议员候选人的年龄通常比下院高些，如美国、法国、意大利三国选民的年龄均为18岁，而下院议员候选人年龄规定分制为美国25岁，法国23岁，意大利25岁；上院议员候选人的年龄美国为30岁，法国35岁，意大利40岁。我国公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年龄资格都是18周岁。低年龄资格虽然扩大了享有被选举权的公民范围，但18周岁的公民一般缺乏丰富的知识和社会经验，缺乏社会活动能力，而这些经验和能力是作为一名人大代表不可缺少的条件。在我国的选举实践中，除极个别情况外，几乎没有18周岁公民当选的情况，从而使这一低年龄资格的规定流于形式。我国法律对公民担任一定的社会公职的年龄曾作出相应的规定，如对担任审判员、检察员的法定年龄下限为23周岁。据此，对公民担任各级人大代表的年龄下限可提至23周岁，以保证其正确行使代表权力。第三，要有社会活动能力和参政议政能力代表应具有审议工作报告、议案和参加调查、视察等活动的观察能力、判断能力和分析能
力；具有健康的体质，能身体力行地从事代表工作。代表参政议政能力水平的高低与其文化素质有密切的联系。在十届全国人大2985名代表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代表达2760余名，占代表总数的92．46％。其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达800余人，博士200余人，两院院士达46名。在广东代表团中，近九成代表具有大学以上学历，而5年前这一比例还不足七成。这是广东该届全国人大代表团的“最大特色”之一。笔者认为，明确规定代表应当具备相应的文化程度，应将各级人大代表的文化程度限制在大专毕业以上，以提高代表的整体文化素质。
（四）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借鉴世界西方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我国人大制度的主要原则之一，既是一种组织原则，又是一项活动原则。国家在决策过程中，国家机关必须充分发挥民主，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意见，然后贯彻下去。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充分发扬民主，不维护集中统一，我们就不可能干好事业，就容易造成独断专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可以避免独断专行、组织软弱涣散。要民主集中制贯彻落实，就必须处理好民主与集中地关系。国家机关的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听取各方面意见，既要少数服从多数，又要认真听取少数的意见，而且要适度的集中意见，注意把握好火候和时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体系，例如以议会为中心的普选制、分权制和多党制等等。虽然以西方的民主理论为典范来讨论中国的民主发展不合适，但是在思考中国民主的问题时关注西方的民主理论和实践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民主的核心价值应该是普遍适应的。换言之，只要西方的民主理论和实践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我们就应该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基层民主建设不断推进，党内民主逐步扩大，党的执政水平不断提高，人大选举透明度越来越高，依法治国取得明显成绩。但是，毕竟社会主义民主时间还不长，实践也不多，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社会主义民主是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它的制度化、法律化，尤其需要一个长期探索、不断改革和完善的过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汲取西方和中国过去的经验教训，避免出现“泰国式”的民主政治不稳定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多数暴政。
结语
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按照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保持和发展和谐的利益关系，这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总之，人大制度的完善，任重而道远。但我们坚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思想作指导，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57年人大制度积累的宝贵经验，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人大制度的完善一定会取得满意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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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完善
论述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
院系： 年级： 2011专业： 学生姓名：班级： 学号： 11115051705
完善
经济贸易法学院 级 法学 杨琳 法学17班 众所周知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即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也是我国的一直恪守的根本政治制度。一九五四年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50多年的风风雨雨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渐趋完备，但不可避免的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使制度的缺陷和漏洞得以暴漏出来，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需要不但充实完善。
一、制度概念及基本原则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指拥有国家权力的我国人民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民主选举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建立全部国家机构，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也叫议行合一制即制定国家意志和执行国家意志的一致性，即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行使是一致的，行政权必须忠实地服从立法权，不能与立法权抗衡。
二、优点以及成就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由我国国情为基础制定出来的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1、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更是国家的主人。人大及其常委会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人民代表大会这种最广泛的民主形式、民主制度，便于人民群众行使自己的权力，并通过这样的政治组织参加国家的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使国家权力始终掌握在人民手中，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2、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二是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按民主程序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三是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保证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并使其他国家机关按照自己的职权开展工作。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是民主的，又是富有效率的。
3、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并通过人大及其常委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能从根本上保证人民实现管理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有利于有序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这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大优势。
在历史的长河里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做出了巨大的成就：
1、基本上确立了带有中国特色的的法律体系。
2、监督作用不断加强，角色地位不断强化。
3、选举制度不断完善，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加。
4、人民代表的能力和素质不断提高。
5、人大自身组织建设不断加强和完善。
三、发展中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1、选举制度存在不足。是否能选拔出代表人民，表达民意的人大代表关键在于选举制度，但通过近些年的人大会的举行，我们不仅对选举制度产生了颇多的不满。
a、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环节上存在不足。候选人的产生是选举的一个关键，它决定了可供选民自由选择的范围，决定了人大代表的素质。选举法第29条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或者选举单位提名产生。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推荐者应向选举委员会或者大会主席团介绍候选人的情况。”但实际的操作之中，候选人的范围已经早已被认为圈定，选表上的候选人早已经过加工过了，民选被忽视，民意是否能真正表达就更不得而知了。
b、人大代表人数过多，官员人数过多。我国选举法第15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不得超过3000名。选举法第9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名额基数为350名，省、自治区每15万人可以增加1名代表，直辖市每25000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人口超过1亿的省，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1000名。而实际上，第十届人大会代表早已超过了3000名。在一个议会里，代表人数越多，每个代表对全体会议上通过议案的作用就越微弱，代表的价值就越小。代表人数越少，每个代表对全体会议通过议案的作用就越大，代表的价值就越大。所以，在全体会议上，每个代表的发言只能是没有，大会的时间留给大会主席团来发言和主持表决，代表的作用也只能限于鼓掌欢迎举手通过了。所以，有鉴于我国人大代表开会的现状和国外议会制度的建设经验，应当适量地将我国各级人大代表的名额进行压缩，将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压缩到400-500名。省级和省级以下的地方人大代表名额，压缩到200-300人，甚至更少。
c、选区划分和人员分配的缺陷。选举法第16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第5条规定，“人民解放军单独进行选举，选举办法另订。” 第十七条规定，“全国少数民族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参照各少数民族的人口数和分布等情况，分配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人口特少的民族，至少应有代表一人。”按这样的比例势必会产生城市代表远高于农村及少数民族代表及军人代表，这样是否会真正的将全体人民的真正意愿所表达，而是否具有宪法理由，这不得不让我们产生怀疑。所以，民主选举的首要原则是一人一票、平等竞争。他所关注的对象是“公民”，而不论其种族、性别、职业、财富。
2、会议及监督机制方面的缺陷：
a、人大会期制度不足，且人员非专职化。从西方国家来看，法国宪法将议会的开会时间明确写进了宪法，“议会每年自行召开两次常会，第一次会议自十月二日开始，会期八十天。第二次会议自四月二日开始，会期不得超过九十天。”如西班牙宪法规定：“两院每年在两个固定期间召开会议：第一期间是九月至十二月，第二个期间是二月至六月。”议会开会的时间越长，就越能体现议会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力。而我国我各级人大每届任期5年，5年之内只开5次会议，1年1次，每次2至3个星期。任期太长，而开会时间太短，容易导致人大代表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他对自己执行职务就会形成漫不经心的习惯，他来开会，只能感性地谈一下自己的日常生活，而不可能对某个议案有更深刻的洞察。而且中国的人大代表是一种荣誉，至今仍然是一项非正式职业，除了人大常委会正副主任外，绝大多数人大代表甚至人大常委会的普通委员都在从事着别的社会职业。所以欲要发挥人大代表监督政府的功能，就得使议会经常处于开会的时间，就得对人大代表参与开会有一定要求，不在会议时间，对人大代表考察民情，与选民保持密切联系也有一定要求，这些应由法律作出进一步的明确规定。
b、监督工作不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新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议制度，其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在于，我国权力机关与其他机关的监督是单向的，而西方是双向的。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则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与由它所产生、向它负责的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决策与执行、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虽则在法律上、事实上也分权，但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行政、军事、审判、检察等机关之间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相互间的监督制约关系，但在与人民代表机关的关系中，却只能是行政、军事、审判、检察等机关受人民代表机关监督、对人民代表机关负责，无权反过来监督、制约人民代表机关。” 所以，要完善人大制度，就要关注人大代表，加强对代表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人大的权能，为人大制度和宪政建设奠定真正的制度保障和民主基础。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虽然并不完善，但是却适合国庆，符合国家的前进方向。所以我们要有一直延续坚持下去，但是也要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对其不断的改进，使之更加进步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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