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安排的缺陷及其完善

第一篇：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安排的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安排的缺陷及其完善

论文摘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安排的特点是:服务于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注册资本金较低,股东持股比例一定,治理机构设置灵活和监管指标明确;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安排的缺陷是:准入门槛过低,限制资本投入,忽视债权人权益保护和监管指标不合适等。因此,应适当提高准入门槛、鼓励资本投入、保护债权人权益和调整监管指标。

一、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演进历程

2006年12月20日,中国银监会下发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在农村地区建立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和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要求各地积极引导包括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投入到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中,并决定在吉林、四川、青海、甘肃、内蒙古、湖北6省(自治区)的农村地区进行试点。2007年1月22日,中国银监会又出台了“三项规定”:即《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和《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2007年10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银监会决定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试点由原来的6省(自治区)扩大到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截至2008年底,全国已有105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获准开业,其中,村镇银行89家,农村资金互助社10家,贷款公司6家;105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共吸纳股金40.4亿元,吸收存款42.8亿元,贷款余额27.9亿元,累计贷款39.7亿元,96.8%的贷款投向农村小企业和农户。数据表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拓宽了农民、农业和农村的融资渠道,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二、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安排的特点

(一)服务于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村镇银行定位于经中国银监会有关机构批准,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农村资金互助社定位于经中国银监会有关机构批准,由乡(镇)、行政村农民和农村小企业自愿入股组成的,为社员提供存款、贷款、结算等业务的社区互助性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公司定位于经中国银监会有关机构批准,由境内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专门为县域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贷款服务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不能用于“三农”以外的其他领域,服务对象限制在县级行政区,或乡(镇)和行政村一级的社区,不准许跨区经营,村镇银行不能发放异地贷款。

(二)注册资本金较低

在县(市)设立的村镇银行,注册资本不低于300万元人民币;在乡(镇)设立的村镇银行,注册资本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注册资本:在乡(镇)设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注册资本不低于30万元人民币,在行政村设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注册资本不低于10万元人民币。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

(三)股东持股比例一定

村镇银行应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其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也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10%。对于贷款公司,制度规定应由境内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全额出资。贷款公司不得吸收公众存款,其营运资金为实收资本和向投资人的借款。

(四)治理机构设置灵活

“三项规定”提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治理机构应具有灵活性和有效性。不同形式的金融机构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不同的治理架构,不必拘泥于固定的“三会”形式,应注重组织制度的有效性和股东的真正到位。

(五)监管指标明确

对村镇银行的监管指标:资本充足率大于8%、不良资产率低于5%时,适当减少现场检查的频率和范围;资本充足率高于4%、低于8%时,督促其制订切实可行的资本补充计划,限期提高资本充足率,加大非现场监管及现场检查力度,适时采取限制其资产增长速度、固定资产购置、分配红利和其他收入、增设分支机构、开办新业务等措施。对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监管指标:资本充足率大于8%、不良资产率在5%以下时,允许向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适当降低现场检查频率;资本充足率低于8%、大于2%时,禁止其向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限制其发放贷款,加大现场检查力度;资本充足率低于2%时,责令限期增扩股金、清收不良贷款、降低资产规模,限期内未达到规定的,要求其自行解散或予以撤销;对单一社员的贷款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5%;对单一农村小企业社员及其关联企业社员、单一农民社员及其在同一户口簿上的其他社员贷款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20%;对前十大户贷款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不得低于100%。对贷款公司的监管指标:资本充足率大于8%,不良贷款率在5%以下时,适当减少检查频率;资本充足率低于8%、大于4%,或不良贷款率在5%以上时,加大非现场监管力度,督促限期补充资本、改善资产质量;资本充足率降至4%以下,或不良贷款率高于15%时,责令其调整高级管理人员、停办所有业务、限期重组。限期内不能实现有效重组、资本充足率降至2%以下时,责令投资人适时接管或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予以撤销;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0%;对单一集团企业客户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5%。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不低于100%。

三、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安排的缺陷

(一)准入门槛过低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是低注册资本,即低准入门槛。低准入门槛有利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但准入门槛过低,将会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出现“先天不足”——资金不足,进而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较弱。而且,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方式以信用贷款为主,信贷资产的风险系数较大,同时还要应对自然灾害、动物瘟疫等不可抗力导致的违约风险。因此,应完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适当提高准入门槛。(二)限制资本投入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限制了资本的投入,所以在其运行过程中,极易出现资金不足的问题。如,村镇银行各类股东的持股比例制度安排,限制了具有较强资金实力的单个自然人、单一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和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向村镇银行投入资本;农村资金互助社各类股东的持股比例制度安排,也限制了具有较强资金实力的单个农民或单个农村小企业向农村资金互助社投入资本;贷款公司的营运资金为实收资本和向投资人的借款。贷款公司“只贷不存”的制度安排,也使其资金实力受到限制。因此,应完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鼓励资本投入。

(三)忽视债权人权益保护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农民、农业和农村提供贷款,而贷款制度的安排,又不要求贷款人提供担保品。所以,如果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生支付危机或破产倒闭,不仅难以偿还存款人的存款本金和利息,损害存款人的权益,而且投资人也难以收回投入的资本,损害投资人的权益。因此,应完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加强债权人的权益保护。

(四)监管指标不合适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指标,主要是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资产率。不良资产率监管指标是不合适的,它可能会影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挥作用。因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任务是为“三农”提供金融服务,尤其是贷款服务,而服务对象又是风险较大和不确定的对象,所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率有时可能会较高。如果严格按照制度规定的不良资产率来衡量,则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就可能难以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应完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调整监管指标。

四、完善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安的对策

目前,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安排的法规,主要是中国银监会发布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和《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因此,完善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安排,主要是结合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特点,修改完善这三部法规,维护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正当权益,促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实现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目的。

(一)适当提高准入门槛

适当提高准入门槛,既不会太影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又可较好地解决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不足问题,增强其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来说,就是适当提高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这样,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才能满足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要。

(二)鼓励资本投入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限制了有关股东的资本投入,可能会出现资金不足的问题,所以,应完善制度安排。第一,完善村镇银行各类股东的持股比例制度安排,提高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提高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关联方持股比例。第二,完善农村资金互助社各类股东的持股比例制度安排,使实力较强的单个农民或单个农村小企业可以自由向资金互助社投入资本。同时,允许吸收非社员存款,并扩大资金互助社的社员范围,使金融机构也可以向其投入资本。第三,完善贷款公司营运资金来源制度安排,使其既可以吸收股东资本和向投资人借款,也可以适当吸纳公众存款和向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提高资金实力。

(三)保护债权人权益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必须保护股东和存款人的合法权益。在制度安排上,要保证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支付;实行审贷分离;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进行严格审查,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借款人到期不归还担保贷款的,要依法要求保证人归还;经审查、评估,确认借款人资信良好,确能偿还贷款的,允许不提供担保。(四)调整监管指标

服务的需要,又可以满足商业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所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指标安排,可以使用商业银行的监管指标,即使用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负债比例监管指标。

参考文献:

[1]牛娟娟.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负重前行,市场化机制严重滞后[N],金融时报,2009—01—14。

[2]纪瑞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降低准人门槛带来的隐患[J],红旗文稿,2008,(2)

第二篇：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安排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年—2011年总体工作安排》发布

未来3年再设1300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银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

银监会编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年—2011年总体工作安排》（以下简称《工作安排》）已经国务院原则同意，未来3年计划在全国再设立约1300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日前，银监会下发专门通知，组织各地贯彻落实。

自2006年底银监会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政策以来，经过两年多的探索实践，到2009年6月末，全国已有118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业，引入各类资本47.33亿元，吸收存款131亿元，累计发放农户贷款55亿元，中小企业贷款82亿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有效缩小了城乡金融差距，改善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对此，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并给予了充分肯定，社会各界广泛认同并给予大力支持。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措施符合农村地区广大人民群众愿望和要求，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工作安排》的实施，对于加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培育力度，持续提高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覆盖率，加快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和服务体系，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工作安排》，未来3年将在全国再设立约1300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主要分布在农业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县域、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的县域、贫困县和中小企业活跃县域。3年总体工作安排的实施，将进一步改善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服务空白、竞争不充分的状况。

为确保实现3年总体工作安排，银监会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主发起人按照社会责任和商业利益、网点覆盖和战略布局、自主选点和监督指导有机结合的原则，首先考虑到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中西部地区发起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同时，实行“东西挂钩、城乡挂钩、发达与欠发达地区挂钩”的准入挂钩措施，对到全国百强县、大中城市辖区及东部地区的规划地点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要求其按照规定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或中西部地区挂钩设立相应数量的村镇银行或贷款公司。在实施准入挂钩措施过程中，各级银行业监管机构将严把准入关，加强地区之间横向沟通，系统之间上下联动，确保信息畅通，工作有序。对积极到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中西部地区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监管机构要支持其到发达地区发展，为其分支机构设立、高级管理人员审批和新业务准入开辟绿色通道；对未按规定落实挂钩计划的主发起人，监管机构不得为其新设村镇银行出具监管意见书，不得受理其村镇银行筹建申请。

银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督促各地监管部门认真组织实施3年总体工作安排，成立专门领导机构，抓紧制订实施方案，明确各阶段要求，落实具体措施和责任，并加强与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确保3年目标全面实现，更好地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第三篇：我国执行和解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我国执行和解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摘要】：执行和解是一种化解执行难的有效方式之一，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受到当事人和执行法官的青睐，执行和解可以促进社会和谐、缓解社会矛盾，在当前和谐社会背景下，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尽可能促成当事人双方达成自愿和解协议，目前这已经成为法院执行机构追求的共同工作目标，本文初步阐述了当前执行和解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适当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执行和解；新民诉法修改；救济机制

执行和解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执行制度，也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能够及时有效的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矛盾，执行和解协议的出现和履行会影响执行程序，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执行和解协议的救济途径和效力的各项规定仍然不够完善，这给司法完善带来了很多问题[1]。因此，本文分析了我国对于执行和解制度规定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建议。执行和解的概述

1.1 执行和解的概念

执行和解，指双方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通过平等协商，凭借自愿让步的途径行驶处分权，变更执行名义明确规定的权利义务，进而中止原执行程序制度[2]。执行和解与法院调解不同，前者的参与主体仅限定在当事人之间，是当事人自愿协商的活动，法院独立在外，只充当“书记”角色；同时，执行和解协议无强制效力，无法当成强制执行的参考依据。法院调解过程中，当事人需要借助法院的主持来协商解决存在的争议，通过法院背书后，调解书可以成为法院强制执行的重要依据，才能获得强制效力。

1.2 执行和解的性质

关于执行和解的性质，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有些学者认为执行和解应该定位成私法行为，还有些学者认为应将执行和解认定为诉讼行为[3]。虽然执行和解属于一个行为，但其同时具备诉讼行为和私法行为两方面性质，执行和解协议与民法上面的和同基本相同，均表现为当事人私法自治，但是前者订立的目的在于双方当事人消除生效法律文书所规定的各项权利义务，并变更原来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所规定的各项权利义务关系的特殊合同，在该种合同中，债务人具有给付的义务，债权人具有要求对方支付的权利，合同成立后，双方均需严格遵[1，2]守。所以，不能因执行程序具有的特殊性即否定执行的和解的特有效力，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和债权人放弃自己的权利不同，当事人放弃部分权利达成和解协议的目的在于更好的实现自身的权利。因此，当债务人在已生效法律文书的约束下，且已经具有履行义务的状况下，可将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看作执行生效法律文书某种变通或者修正，这种变通或者修正也是对没能实现的某些权利的私力救济途径。

执行和解行为的法律性质具有两面性：一是一种当事的民事行为；二是该种和解发生于实际执行过程中，一旦得到人民法院执行人员确认并履行，同时还是当事人为了消除和法院之间已经存在的法律诉讼关系，进而结束和解执行程序中的诉讼行为[3，4]。执行和解存在的问题与缺陷

2.1 法院参与私法自制的冲突

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当事人和解协商过程中，法院不参与当事人的具体协商过程，只负责笔录协议内容，而由当事人双方自行盖章或者签名；但是在实践中，如果已经开始进行强制执行程序，而没有法院的介入，将根本无法形成执行和解，同时多数和解成功的案例表明法院执行人员的介入非常重要[1，5]。

2.2 不严格限制执行和解协议的次数

达成和解协议后，如果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协议或者在协议约定履行期届满后，一方的当事人仍然不履行协议，而法律并未对在执行和解协议期限届满前能否再一次达成执行协议作出规定，依据民事行为法中没有禁止即可行的原则，在理论层面看，当事人双方可以多次达成和解协议，然后可以不停反悔，由于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对此法律是无法干预的，这会使一方当事人假借和解的名义，进行恶意拖讼，增加了对方当事人的讼累，从而达到他们的不法目的，另一方面还会不断加重法院的实际工作负担[3，6]。

2.3 对未履行的救济手段的规定不合理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救济和解协议未履行的唯一手段是恢复对原有已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该规定存在以下几点不合理之处：⑴该规定会导致当事人权利不平衡，因为此规定表明只有一方能够申请恢复对原有已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即对方当事人，该当事人既可以债务人也是债权人，但是一般人都知道，债务人肯定不会主动申请法院对自己执行和解[2，4]。所以，只能是债权人申请恢复执行，债务人也只能是违反协议的人了，这在无形中否定了债权人本该具有的拒绝和解的权利，相反只有债务人享有该种权利，存在明显的不平等性；⑵违反了民事协议中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该原则规定，协议双方需要善意履行和解协议的约定，不履行协议的人员必需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上述规定表明，如果不履行和解协议则会恢复原有已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显然践踏了诚实信用原则；⑶债权人的利益无法得到有力保障。执行和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3.1 注重执行和解制度的资源性

执行和解本质是指经过自由协商后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并变更原有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内容，执行和解协议时当事人双方处分自己权利的一种方式，必须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由于执行和解的主要灵魂是自愿，因此没有资源型的执行和解则已变质，也就无法正常发挥执行和解的正常功能，如果法院进行不当的认为干预并漠视当事人意志会导致执行和解过程中出现的囚徒困境。所以，必须强化当事人双方在执行和解中的“自愿性”，在尊重他们处分权的同时禁止法院进行强行调解[1，3]。

3.2 完善执行和解后的结案考评体系

执行和解过程完成后，不能仅依据执结率来评判执行工作的好坏度。执行和解实践过程中通常存在以下情况：为了尽快结案而以牺牲当事人的权利及合法利益为代价，并随意设置“囚徒困境”来逼迫当事人同意和解；过分强调执结率会导致执行人员仅为了执行而执行；法院执行的最终目的是大量执行和解，如果仅将履行部分执行和解协议当成结果，会使大部分执行人员的精力转移到和解协议本身而不再关注和解协议内容。以此，上述将结案作为工作重心，而不把当事人权利的实现作为办案主旨的办案方式，会导致部分执行案件无法得以真正执结[3，6]。

3.3 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对执行和解的整个程序进行司法审查，即当事人意思自治必需将法律秩序作为主要前提，如果当事人在法院营造的困境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该种和解可能没有实际的操作性，会形成新的矛盾和新的诉累，执行和解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可以尽可能确保执行和解的有效性、真实性、合法性[7]。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⑴首先要对执行和解的行为主体进行审查，查看其是否合格；⑵审查执行和解的双方当事人的和解意愿是否真实可靠；⑶是审查执行和解协议的所有内容是否合法；⑷审查和解协议是否具备可履行性。

3.4 建立有效的跟踪监督机制

和解协议达成后，法院不能把该案件放置不管，需要定期了解被执行人的相关信息，并督促他们及时履行。即和解协议达成该案件并未执行完毕，法院需要及时进行后续的跟踪监督，掌握他们按约履行义务情况，被执行人一旦出现逃避执行的，需尽快告知其利弊及不按约履行的一些法律后果，必要时可以采用相关的执行措施以确保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利的顺利实现，如果因客观愿意或者是被执行人误解导致无法履行，因此，法院需要向申请人解释相关情况，化解存在的矛盾，一旦发现当事人之间缺少沟通、信任，应尽快做好必要的协调工作，排除执行和解制度的履行障碍。

综上所述，通过立法完善我国的执行和解制度，在切实维护、执行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所处的优势地位的同时，还应承认和解协议执行过程中产生的民事契约效力，对当事人施行司法救济措施，借助诉讼程序来协调原有生效法律文书与执行和解的冲突，真正实现执行和解的结果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相一致，并进一步彰显执行和解持续与其执行结果的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张海强，王芳.我国执行和解制度的缺陷完善和实务探讨[J].法制与社会，2009，16：164-165.[2]费弘霞.浅探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28：231.[3]何龙.我国执行和解制度研究――以新“民诉法”第二百三十条为视角[J].商，2013，20：263-264+253.[4]蒋春鹏，严世伟.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实效研究[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4，01：229.[5]应俊.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分析[J].法制与经济（中旬），2012，10：60+62.[6]李伟.完善执行和解制度化解执行难[J].知识经济，2013，10：24+32.[7]董新贵.浅析执行和解制度的完善――从破解“执行难”的司法实务角度[J].今日中国论坛，2013，21：292-294.

第四篇：浅谈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浅谈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摘要]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人民陪审员的产生、条件、任期,及权利义务和陪审的范围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标志着人民陪审员制度将更加完善和规范。①她是我国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一条有效途径，然而,这一制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却未能得到有效实施，针对陪审员制度的缺陷和完善提出浅薄的意见。

[关键词]人民陪审员制度缺陷完善

民事诉讼陪审员制度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从审判机关审判人员之外的社会公民中产生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的一项司法制度。它源于西方国家, 于清朝末年引人中国, 它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吸收并借鉴外国有益经验, 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的基础上确立并使之发展而成的。②然而这一制度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突出的问题表现在:

一、陪审员素质过低且结构不合理

在今年暑假民庭的实践中，接触到民事诉讼的审判程序。得知法院在进行一审的民事案件中，很多一部分都没有陪审员，开庭审理案件时，法官常以陪审员有任务出差等理由来推脱，而且陪审员中很大一部分是社会界人士自愿报名参加的，或者是一些企事业单位不懂法律的人滥竽充数到陪审员队伍中去的。这样，人民陪审员制度成为了法庭的摆设，法官的陪衬，非常不利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落实，而且使得人民群众对“司法民主”的信任度大大降低。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目前我国的陪审员一般都采用任期制，任期一般为2 年或者3 年，而且可以连选连任。然而，有的陪审员甚至由于某些原因会连续担任陪审员达10 年或20 年之久，成了所谓的“陪审专业户”，而事实上如果陪审员的任期过长的话不仅不利于调动和保持其参加审判的积极性，而且不利于发挥审判员在审判中应起的作用，失去了人民陪审的意义。

二、人民陪审员产生的途径不规范

我国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中第38 条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23 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这样的规定再加上当前我国公民的法治观念和参与意识并 1

不是很强，导致一些地方法院干脆自己直接聘请一些人大代表、有职有权的行政干部或者是有名气、有名望的企业家等名人来做陪审员。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不懂法，又没有经过培训，在岗位上，往往不能发挥陪审员的作用。《决定》里虽然规范了陪审员的产生方式和程序,但是,按照规定,陪审员的产生方式是符合条件的公民,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户籍所在地的基层组织推荐或者本人申请,由基层法院会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查。但是，在当前对于陪审制度缺乏足够认识的形势下,符合条件的本人又有多少人会主动申报呢? 为此,对陪审员的产生方式更加规范和细化，势在必行。

三、陪审人员的参与意识不强

《决定》中对陪审员的性质、地位和职责作了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除不能担任审判长外,与法官享有同等权利。然而,当前一些陪审员对于陪审制度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不懂、不了解,再加上现阶段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性不高,法制意识不强，于是一些人民陪审员把陪审工作看作额外的负担或是走走过场而已。当法院发出邀请时,常被以本职工作忙等理由推辞,请而不来或者即使来了也是陪而不审,案件审理时一言不发,案件评议时随声附和。陪审员在工作中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民事诉讼实行陪审员制度, 从民主的角度看,它的实质在于能使社会普通公民参与司法审理案件的过程, 体现了人民民主的优越性。尤其在我国,它是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具体体现, 是审判机关走群众路线, 接受群众监督的体现, 也是保证司法公正的一项有力措施。然而, 要真正实现这些价值，笔者认为：

一、应明确规定陪审员的任职条件

陪审员应具有一定的法学专业知识，且应经过考核认定；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和较好的文化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总之,通过吸收社会公民报名参加考核认定, 择扰录用并建立陪审员培训学习及上岗制度，实行陪审员档案制度。在目前的情况下, 笔者认为，法学研究工作者、法学教育者以及广大律师人员等都适合担任民事诉讼中的陪审员。他们具有丰富的理论水平或专业技能,为法院审理案件提供理 论依据，科学性更强, 更富有权威性。

二、应明确规定陪审员的产生办法

首先，陪审员只能从符合任职条件的公民中产生, 其次应由相应的机构进行考核和任命，由相应的机构推荐具有专业技能的社会人士，并根据他们的能力作为具体案件的陪审员。

三、应提高对陪审制度的认识

在实践中，法院可以通过强化人民陪审员的教育和业务培训,为其依法参与审判活动夯实法律业务基础。并同司法行政机关有针对性地、不定期地进行业务集训,使陪审员能够真正认识陪审工作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到陪审工作中去。在工作中，陪审员也要注意加强法律知识和各方面文化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和文化修养, 充分认识到陪审员制度是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同时法院可以把法院工作的评议、考核、业绩评定、有关人员的职务晋升等要求进行挂钩,实行奖惩，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加强他们的责任心。

我们知道，人民陪审制度是我国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一条有效途径。人民陪审制度属于整套司法制度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对于这个环节的完善必将会给整个司法制度带来效率和公平。这需要我们不断地完善，不断地努力。① 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法制日报, 2004-08-30(3).② 梁太波.论我国民事诉讼陪审员制度的缺陷与完善.《桂海论丛》16卷第4期 2000，8.

第五篇：试论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缺陷和完善

试论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缺陷和完善

一、我国有关取保候审的有关规定

（一）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

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的。

3、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的，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不宜逮捕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法作出决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的，由公安机关执行。国家安全机关决定取保候审的，以及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国家安全机关移送的犯罪案件时决定取保候审的，由国家安全机关执行。

（二）取保候审的方式

《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据此，取保候审有保证人保证和保证金保证两种方式。对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的，不能同时使用保证人保证和保证金保证。

保证人是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的为其担保的人。保证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与本案无牵连；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公安、司法机关应当严格审查保证人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符合保证人条件的，应当告知其必须履行的义务，并由其出具保证书。保证人应当履行以下义务：监督被保证人履行法律规定的被取保候审期间的义务；发现被保证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时，应当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被保证人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保证人未及时报告的，经查证属实后，由县级以上执行机关对保证人处以1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如果保证人与被保证人串通，协助被取保候审人逃匿以及明知藏匿地点而拒绝向司法机关提供，构成犯罪的，依据刑法有关规定对保证人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取保候审保证人是否履行了保证义务，由公安机关认定，对保证人的罚款决定，也由公安机关作出。

（三）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

《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了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的义务，有以下几项：

1、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正当理由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有正当理由需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的，应当经执行机关批准。如果取保候审是由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决定的，执行机关在批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离开所居住的市、县前，应当征得决定机关同意。

2、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取保只是手段，候审才是目的，因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义务在接到传讯后及时到案。

3、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以威胁、侮辱、殴打、报复陷害或贿买、指使、引诱等各种方法干扰证人作证，即违反了本项规定。其中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也将受到相应的处罚。

4、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所谓串供是指互相串通，捏造口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侯审期间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即有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妨碍刑事诉讼之嫌，不得被取保侯审。

执行机关在执行取保候审时，应当告知被取保候审人必须遵守上述规定，以及违反规定或者在取保候审期间重新犯罪应当承担的后果。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规定的，已经交纳保证金的，没收保证金。区别情形，还可以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对其监视居住、予以逮捕。

（四）取保候审的程序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其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律师申请取保候审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有权决定的机关应当在收到书面申请后７日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答复。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并且提出了保证人或者能够交纳保证金的，公安、司法机关应当同意，并依法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对不符合取保候审法定条件的，不同意取保候审。不同意取保候审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

（五）取保候审的时限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且在此期间不中断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对于发现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或取保候审的期限届满的，应予及时解除，并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人、保证人、有关单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其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采取取保候审的期限已经超过12个月的，有权要求解除取保候审。作出取保候审决定的机关，对此情况应予以解除取保候审或变更强制措施。但禁止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二、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上的缺陷

1、法律适用范围弹性过大

刑诉法规定的取保候审的范围过于宽泛，缺乏可操作性。主要表现为：（1）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办案时，难以确定犯罪嫌疑人能否被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适用时只能根据个人的判断来决定是否采取取保候审，有很大的随意性；（2）根据刑法有关规定，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包括从6个月到死刑，也就是说，对死罪、重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可适用取保候审，给执法人员提供的自由裁量幅度过大，不利监督，并且不便操作；（3）对“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作出判断又比较困难的，完全由司法人员依据主观判断自行决定，实践中采取取保候审，往往为个别办案人办人情案、关系案提供了机会，因而导致诉讼延误的现象屡有发生。

2、未规定保证金的限额和收取办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对于收取保证金的数额以及收取方法，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无明确规定，从而给予决定适用者以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由于没有相应的限制，极易导致权力适用中的滥用。在具体案件中，对保证金收取多少以及如何收取，均由办案机关自行决定，造成执行中的差异过大。

3、关于取保候审的期限法律规定不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由于该条对取保候审12个月的规定，是指三个机关重复使用取保候审的总时限，还是每个机关单独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时限并不明确，使得公、检、法三机关分别制定的实施细则，都规定每个机关可以重新计算取保候审的期限。实践中也认识不

一、做法各异，不利于有关规定的贯彻执行。这样，对于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他可能被3次采取取保候审，期限可长达36个月。显然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使得取保候审这种原本属于较轻的强制措施，事实上可能成为一项较长时期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2]

4、未规定取保候审的法律救济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只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委托的律师，向羁押决定机关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但未规定羁押决定机关审查结束并告知申请人结果的时间和方式。申请人递交了取保候审的申请后，一切均由司法机关掌握，缺乏法律救济程序，从而使得一些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人被羁押，这也是造成我国取保候审比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3]

5、取保候审监督、制裁措施无力。一是对负有监督义务的保证人处罚不力。现行法律对保证人不履行保证义务而采取的处罚措施仅为罚款，而追究刑事责任，除保证人有《刑法》第三百一十条规定的行为而以窝藏、包庇罪进行追究外，再无其他关于保证人不履行保证义务构成犯罪的规定，因而使保证人没有足够的责任心来认真履行保证义务。二是保证金措施的无力。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违反法定义务，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保证金（金钱制裁），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变更强制措施（逮捕、监视居住）。方式的反复性，究竟有多大的威慑力，值得怀疑。而且，收取保证金的数额无明确的法律规定，时常有保证金收取的过低，而使犯罪嫌疑人交取保证金后，便一跑了之的现象。[4]低额保证金无法形成必要的约束力，使执行机关只能没收保证金了事，成为变相的以罚代刑。

（二）实践中适用取保候审存在的主要问题

1、以取保候审代替结案。我国刑诉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且在取保候审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根据此规定，取保候审作为一种强制措施，只是刑事诉讼的一个环节，绝不能作为一种结案方式。而实践中有的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一保了之，一旦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后就中断了对案件的继续侦查，甚至对于检察机关退加补充侦查的案件也如此，对案件不闻不问，在收集证据，查清事实上未有任何进展。由于不及时补充侦查或拖着不补致使取保期内无法结案，导致案件不了了之。有的机关任凭取保候审超过十二个月，且期限届满后，不作任何规定，使犯罪分子逃避了应有的法律打击。

2、违规收取保证金。在取保候审中，保证金与办案机关挽回国家和集体经济损失、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退赃没有直接关联。因此，刑诉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取保候审者未违反有关义务规定，在取保候审结束的时候，应当退还保证金。如刑事诉讼阶段发生变化时，受案机关决定继续以保证金形式取保候审的，原则上不变更保证金数额，不再重新收取保证金。有的办案机关在保证金的收取上，并未综合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经济状况、案件的性质，情节、社会危险性以及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等因素，来确定收取保证金的数额，而任凭办案人主观确定，有的甚至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属 “讨价还价”，很不严肃。在保证金的没收、退还上，程序不规范，没收乱，往往借故不退还。事实上保证金大都没收多，退还的少。有的办案机关不考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的表现，不问其是否违反义务性规定，而以传呼唤不到位或未经批准离开居住地等理由，任意下达没收保证金决定书，拒绝退还保证金。有的办案机关在取保候审期间，即不申请解除，也不对保证金作出处理，成为变相没收。[5]

3、交接手续过简，诉讼程序脱节。目前，公、检、法三机关在案件移送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被取保候审的，除在相关法律文书中有所注明外，再无其他交接手续，致使取保候审在程序上脱节，取保对象未能随案变更取保机

关，因而出现传唤不到庭，取保对象下落不明的情况，影响了案件的正常审理。因此，刑诉法应当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侦查终结向检察机关移送起诉或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时，应在移送起诉案卷、材料的同时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传唤到案，一并移交下一诉讼部门，并由收案部门进一步对保证人和被保证人进行法制教育，督促其切实履行取保义务。

4、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实践中，能否适用取保候审，完全由办案人员决定，虽然最后要经本机关负责人审批，但这种审批多是形式。法律也未规定检察机关对取保候审的具体监督措施，因而公安机关对取保候审的适用决定权几乎不受限制，难免会发生一些不应被取保候审的被取保在外，而那些符合取保条件的人却被关押的现象。此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申请被驳回或取保候审被撤销时，在被没收保证金，保证人被处以罚款的情况下，法律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保证人相应的救济权利，如申请复议、要求复查等。按照公检法三机关具有天然违法动力的原则，而在刑事诉讼法对其权力控制不严的情况下，这种违法法律程序的愿望将变得越来越大，程序性违法的成本也将变得越来越大，就可能出现违法不当没收保证金和错误罚款得不到纠正的情况，不利于全面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保证人的合法权益[6]。

三、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

（一）端正办案指导思想，克服利益驱动影响

正确适用取保候审，必须端正办案指导思想，增强法律意识，树立法律上的观念，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做到严格执法，依法办案，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要摒弃不当适用取保候审是办案经费所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成熟思想和多搞取保候审、多收保证金、随意没收保证金等错误行为，真正使执法活动不受到利益驱动影响。各级政府一定要严格按照中央精神落实收支两条线的规定，让司法机关吃足“皇粮”，不再走“以案养案”的路子。司法机关还要敢于、善于抵制和排除来自各个方面的不良因素对执法的干扰，要在认真审查案情，全面把握条件的基础上，公正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公正做出对取保候审者的处理意见。准确地使用取保候审，确保不出差错。

（二）修改刑事诉讼法律，明确取保候审范围

如立法可以采取排除式立法体例，明确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取保候审（参照《刑法》中不得假释的规定），使之不致过于宽泛，增强操作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刑诉法的作用，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三）明确办案期限，加强审限监督

一方面，刑诉法应明确不同诉讼阶段的办案期限，取消羁押案件与非羁押案件之间办案期限的区分；另一方面，实践过程中，形成监督，从程序上杜绝取保候审超期限现象的发生，形成三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机制，有效遏制当前取保候审超期限屡屡发生的现象。

（四）决定权与执行权相分离

取保候审决定权统一由法院行使，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决定取保与否。公安机关为具体执行机关，人民法院可依公安机关的申请，或依职权决定撤销取保候审，没收保证金、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检察机关有权对人民法院做出的决定以及公安机关的执行情况提出异议，实行监督。这样既有利于贯彻决定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的原则，又能合理利用司法资源，加强监督制约，保证取保候审制度达到预期效果。

（五）完善对当事人的救济途径

应赋予当事人在取保候审申请被驳回或取保候审被撤销时的救济权，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为自己符合取保条件而不被取保的，或取保候审不应撤销而被撤销的，有权在收到《不予取保候审决定书》或《撤销取保候审决定书》之日起5日内向决定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复议决定书后7日内向上一级决定机关请求复核。该复核决定为终局决定。

（六）完善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行为的处罚措施。

建议立法中规定：对于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保证人可以由取保候审决定机关决定予以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司法拘留（参照刑诉法中对于违反法庭秩序行为的处罚）。并在刑法中规定，对于取保候审期间脱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酌情从重处罚。同时在有关自首的法律规定中明确：“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但已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相关强制措施的规定逃脱后又投案的除外。”

（七）正确适用取保候审，严厉打击违法犯罪。

1、准确把握取保候审条件，严格审批手续。对符合刑诉法第五十一条第（一）、（二）项规定，可以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准确把握。对必须取保候审的，应严格审批手续，先由案件承办人写出报告，经集体讨论通过，报主管领导批准。从程序上、制度上保证取保候审的正确实施。未经法定程序和审批手续，任何人都无权作出取保候审决定。

2、从重从快打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的违法犯罪活动。发现被取保候审者有妨碍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办案机关应及时惩处。对有逃跑、毁灭证据及其他妨碍刑事诉讼活动，情节严重的应及时逮捕，从重处罚。对在取保候审期间又犯罪的，如系同种罪，应当加重处罚，如系异种罪，应当数罪并罚。

3、严肃查处保证人的违法犯罪活动。对利用取保候审，有意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释后，让其逃跑、藏匿，或者参与翻案活动，应当以包庇罪追究保证人的弄事责任。对不履行保证人义务，以不作为方式影响诉讼活动，造成不良影响的保证人，应处以罚款或者行政拘留。

4、加大打击力度，严惩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执法人员。对玩忽职守，致使不该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释，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应当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者的法律或行政责任。对徇私舞弊，明知是不应当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予以保释，情节严重的，应按徇私舞弊惩处。贿赂的，应实行数罪并罪。非如此，不能保证取保候审制度的正确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