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机构风险补偿机制

第一篇：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机构风险补偿机制

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机构风险补偿机制

安起雷

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快速推进，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力度逐渐加大，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农村金融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与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其中，农村金融风险大、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缺乏越来越成为影响农村金融资源聚集和农村金融发展的明显障碍。

一、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组织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同时推进，发展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已经成为构建普惠制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突破口。目前我国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主要有三类模式：一类是主要依靠民间力量自发组织起来的金融组织，一类是按照相关法规政策组建的金融机构，一类是介于前两者之间、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由民间资本投资发展起来的金融组织，主要包括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发展，在改进“三农”和弱势群体金融服务、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度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99年以来，在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的大力支持下，随着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逐步深化，以农村信用社为主力军的涉农金融机构支农力度不断加大，在促进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大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服务一直处于供求失衡状况。随着农村经济转型和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农村金融需求规模发展迅速，不仅农户的资金需求不断增加，一些专业性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大户、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社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需求也很旺盛，农村信用社“一社难支三农”的问题日趋突出。在继续深化农村金融存量改革的基础上，以组建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金融增量改革发展迅速。在本轮改革过程中，相对于相关部门而言，地方政府的推动作用更为突出。但从构建农村金融体系的角度分析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发展现状，“三难”和“三缺”即“进入难、发展难、退出难”、“缺政策”、“缺资金”、“缺管理”，仍然制约着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作用的有效发挥。

1.农村金融机构机制不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是逐利的，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商业性金融机构在经营决策过程中必然要进行收益与成本的核算与权衡。而农村经济天然的弱质性造成了农村信贷市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严重失衡，农村金融风险的高企使得金融机构不得不采取信贷配给的手段来应对信贷资金盈利性要求与农业贷款高风险低收益之间的矛盾。

2.农村信贷资源投入数量减少。一是由于金融机构将信贷资源配置到风险收益高的地区和领域，导致农村地区资金流出多、流入少，金融产品和服务单一，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二是农村地区资金大量流出。农村地区的大量存款资金通过邮政储蓄、农业银行甚至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大量流向城市和非农领域，从而造成信贷资金来源本已相对稀缺的县农村地区难以得到金融的有力支持。三是信贷产品期限短。许多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仍然局限于传统的农业信贷“春放秋收冬不贷”的经营观念，信贷投放以一年以内短期贷款为主，一年以上的中长期贷款很少。四是信贷产品金额小。目前各地农村金融机构发放的农户贷款一般不超过5万元，农业产业化企业从当地单家法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获取的贷款也很少能超过500万元，很难满足农村经济日益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需要。五是金融服务品种单一。县域和农村地区金融网点少，金融产品少，金融服务的范围受到限制，大多仅能提供开户、结算、小额贷款等服务，难以满足农村地区农户和企业，尤其是有一定规模的农业产业化企业对金融服务的要求。

3.农村金融市场获取金融服务的代价高。为实现有效的信贷配给，金融机构通常的做法是引入抵押担保条款。抵押担保条款的引入一方面使得借款人违约成本上升，违约的可能性也随着抵押担保价值的上升而下降；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机构不用支付高昂的信息收集和风险评估成本，而得以低成本地识别出低风险的借款人。这种做法对农村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一是金融服务价格高企；二是获取贷款难度加大。除小额信用贷款外，农村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普遍要求提供担保或资产抵押，对农户和农业企业来说要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门槛很高、难度很大。

4.相关金融政策依然缺失。这是农村金融机构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反映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建设还缺少政策和制度保障。村镇银行尽管是由银行监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正规金融机构，但是由于准入批准进程缓慢，极其有限的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很难体现丰富农村金融体系的作用，而村镇银行目前反映最多的问题是吸收存款难。另外，由于农村互助资金组织的法律地位尚不明确，缺乏相关配套的法规政策和制度安排，大部分都只在当地民政部门登记。小额贷款公司也无法拿到银行监管部门颁发的金融许可证，只能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由于主管部门不同，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难以有效依法开展相应的监管和业务指导。

5.农村金融资金来源不足。这是农村金融组织普遍面临的问题。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自有资金规模小，业务量有限，与农民及农户的实际需求间存在较大差距。而各地村镇银行成立时间短，信誉积累薄弱，客户认同度低，吸收存款难度大，存款的稳定性也较差。而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注册资本金，一旦投放完毕，后续资金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尽管各地也有一些大的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机构融入资金，但毕竟是极少数，相当一部分小额贷款公司面临无钱可贷局面，可持续发展受到制约。

6.农村金融组织内部管理有待提高。目前各地农村金融组织人员的业务水平和金融“正规军”相比差异较大，因此急需提高相应的金融政策水平和业务操作技能。村镇银行属于农村社区小型商业银行，规模小，应对市场风险、坏账风险及操作风险的能力相对薄弱。

7.涉农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还不完善。从我国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历程看，缺乏机构退出机制是主要教训。由于退出机制缺位，一些长期经营不善、严重资不抵债、扭亏增盈无望的高风险农村信用社不能实现正常市场退出，制约着国家“花钱买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和农村信用社一样，农村合作基金会在其存在的10多年里，一直没有建立退出机制。

二、构建我国农村金融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的几点建议

从宏观上讲，要从农村金融风险的根源出发，根据不同风险的性质和特点，制定和完善相应的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以实现有效提高农业投入产出稳定性的目标，使农业金融领域成为金融机构眼中风险可控，经营可持续的业务领域。

1.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支持，加快农业保险体系建设，分散和补偿自然风险。农业生产和发展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乃至国际政治经济博弈，是具有较强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和战略意义的产业，因此客观上需要政府给予农村和农业领域有力的财政支持，以克服由于自然风险带来的天然弱质性。一是加大对农业公共设施体系建设的财政投入，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财政资金要大力支持大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重大或重要农业科技项目、水利和环境保护、重要农业防灾、减灾及相关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二是鼓励和资助农户和农业企业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对农户个人、企业或联合投资建设中小型灌溉设施给予资助，对小规模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补助金；对小型农田改造项目和农用机具及农用设备采购给予财政补贴或优惠贷款支持。三是通过财政资金支持和保障，建立完善的农业保险体系。农业保险被许多国家作为扶持和保护农业发展的强有力的政策性工具之一，但由于农业保险具有交易成本高、风险高的特点，很难完全由市场提供，必须将其作为重要的准公共产品，由政府加以支持、引导和推动。第一，确立农业保险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原则。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如水稻、小麦、大豆、玉米和棉花等粮食作物采取强制保险政策，同时鼓励农户和农业企业提高自愿性保险参保率。第二，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通过提供保费补贴、费用补贴和其他方面的支持，引导商业性保险机构进入农业保险市场或设立单独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提供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第三，政府出资设立一个全国性的巨灾农业风险保障基金或农业再保险机构，对遭遇巨灾损失的农民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分担农业保险公司的风险。

2.大力推进农业中介服务体系建设。要不断增强农产品价格保护和市场调控能力，分散和补偿市场风险。一是搭建农产品供求信息平台，引导农产品生产，避免市场过度波动。二是制定农产品价格保护和储备制度，增强政府平抑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能力。三是增强和完善农产品期货市场功能，通过套期保值的方法分担市场风险。

3.建立健全涉农贷款担保和保险制度，分散和补偿信用风险。一是要加快推进农村信用工程建设，优化农村金融环境。建立健全农户和农业中小企业信用档案，加快农村信贷征信系统建设，使农村金融市场上，守信者步步为“赢”，失信者寸步难行，营造出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二是以信用征信系统为基础，完善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由政府牵头，设立由中央、地方财政按比例出资，吸收农户和农业企业参与的涉农贷款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以信用征信系统提供的信用报告为依据，为守信者提供优惠费率担保服务，对失信者给予惩罚性高额担保费率或不予担保。三是设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引导建立涉农贷款保险机制。由中央财政出资建立覆盖全国的涉农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并以此为基础引导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共同参与，按照风险共担、合作共赢的原则建立农业贷款保险机制。一旦发生信贷风险，将根据风险类型不同由中央风险补偿基金、地方财政、银行和保险公司承担不同比例损失。

4.加大国家的政策扶持力度。要制定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的整体规划，完善相关法制和制度环境，确立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法律地位，并在资金和税收等方面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以便于其发展。一是降低准入门槛，在农村金融服务欠缺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加快设立村镇银行。二是在税收方面予以优惠，所得税和营业税的征收标准应低于其他金融机构。农民资金互助社作为非营利性组织，应采取更优惠的财税政策。三是建立新型农村金融组织风险担保与损失的财政补偿机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信贷投放的杠杆作用。

5.多措并举，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大力拓宽目前村镇银行主要业务内容、范围和领域，提高社会认知程度，增强农村金融自身的吸储能力。根据村镇银行发展实际和农村信贷需求实际，人民银行进一步加大对村镇银行支农再贷款的支持力度。鉴于当前村级互助资金组织受到农民欢迎，并在试点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因此建议国家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增加试点县和试点村，由贫困村扩大到普通村。同时建议国家适当增加财政扶贫资金补助。对小额贷款公司应在规范管理的基础上，放宽一些经营情况良好、内部控制水平高的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的比例，并能根据资金头寸开展市场拆借，以增强其放贷能力。

6.强化内控管理，提高服务水平。进一步完善操作规程、资金管理制度、财务制度与账务等内部管理制度。加大力度引人金融专业人才，切实提高农村金融组织的“软实力”。充分利用规模小、审批环节少的优势，不断创新，推出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为分散贷款风险，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还可探索与银行同业、保险公司机构合作开展贷款业务。

7.建立市场化的退出机制。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作为新型的农村金融组织，发展中存在着制度设计和自身机理上的缺陷，只有建立起市场化的退出机制，在出现问题时，才有利于国家采取区别对待的分类处置方法，在不断完善中促其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局长、高级会计师）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第二篇：完善小额农贷风险补偿机制的思考

一、建立国家补偿机制。第一，建立国家农业信贷投资保护法，严禁行政干预银行信贷投向和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第二，建立国家农业信贷投资风险补偿基金，由国家财政部按照每年农业信贷投入总量提取一定比例的风险补偿基金，用于补偿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和产业政策导向诱发的风险和国际市场非理性行为、重大自然灾害引发的风险。第三，减免农业贷款所得

利息收入的营业税和所得税。

二、建立地方财政补偿机制。第一，建立地方扶贫基金，按照各地每年财政总收入的1～2%的比例提取，主要用于保障低收入农民的生产、生活开支，从而提高低收入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还贷还息率；第二，建立农民培训基地，提高农民的农业项目技术水平和对市场动态的应变能力，从而提高农业投资项目的成功率，减少小额农贷的市场风险；第三，建立地方财政对小额农贷业务的直补制度，对达到一定比例的银行机构按进行财政补贴。

三、建立农业保险机制。在目前县域金融架构下，农业保险可由政策性银行经营，分备耕、种植、管理、销售四个阶段投保，险种以“全额保险”、“分段保险”为主，保险范围以生产成本为上限。农民可根据不同年份、生产条件和农作物，选择相应的投保项目。签订保险合同时，农民必须与农业技术部门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接受技术指导，以确保农业收成，减少风险。

四、建立利率补偿机制。允许银行部门根据资金市场供应情况扩大小额农贷的利率浮动幅度，适当提高对小额农贷利率水平，使开办此项业务的金融机构有经济上的可持续性。

五、建立呆坏帐补偿机制。允许开办小额农贷的金融机构按小额农贷年末余额提取高于规定比例1～2个百分点的呆账准备金，对已形成的小额信用贷款应收未利息部分，适当提高几个百分点的坏账准备金提取比例，增强开办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三篇：金融机构基于风险的反洗钱机制探讨

金融机构基于风险的反洗钱机制探讨

高增安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都 610031）

摘要：金融机构的洗钱风险分为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内部风险决定于法律规制和控制体系，它集中体现为制度风险；外部风险包括产品/服务风险、客户风险、地理风险，它聚焦于账户。通过回顾反洗钱方法的历史演变过程，本文提出了金融机构基于风险细分与风险评估的洗钱风险管理两阶段模型。

关键词：金融机构；洗钱风险；风险细分；风险评估；反洗钱机制

作者简介：高增安，博士，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金融与管理。中图分类号：F832.3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isk-Based Anti-Money Laundering Mechanism Abstract: Financial institutions’(FIs’)money laundering risks(MLRs)are classified into two categories: interior risks and exterior risks.Originated from legal regulations and control systems, the interior risks are typically represented by regime risks.The exterior risks include product/service risks, customer risks, and geographical risks, with their focus on accounts.A two-stage MLR management model is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FIs’ risk seg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through a review of the anti-money laundering(AML)approaches.Key words: Financial institution;Money laundering risks;Risk segmentation;Risk evaluation;Anti-money laundering mechanism

经济金融一体化加大了国际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Alexander, 2001）[1]。作为资金流动的载体和媒介，金融机构是反洗钱与洗钱较量的主战场。目前，我国的融资渠道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截止2005年底，金融业90%以上的资产都集中在银行业。基此，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将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机构等金融机构确定为现阶段反洗钱监管的主要对象。然而，现行监管制度假定，所有金融机构都提供相同或者大体相似的产品和服务，业务关系类型和组织结构状况也类同或近似，因而凡事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其实，金融界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相似”只是偶然，“个性”才显客观。尤其是众多的民营机构，他们充满活力，在商业化的、高度竞争的、瞬息万变的环境中锋芒毕露。因此，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反洗钱方法，赋予金融机构以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和自主权，应该成为我国反洗钱工作的重要理念和举措。本文拟探讨金融机构基于风险细分与评估的反洗钱机制。

金融机构的洗钱风险细分

金融机构的风险主要有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结算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系统风险等。20世纪80年代以前，信用风险是金融机构面临的主要风险。进入90年代以后，全球证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飞速发展、资产证券化趋势的加强、表外业务的迅速膨胀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发生的其他一系列重大变革，已经把市场风险推向了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风口浪尖。特别是美国9·11事件以来，随着洗钱和恐怖融资形势的日益严峻，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专业性机构的一系列规定，都赋予金融机构以法定的反洗钱义务，防范洗钱风险因而成为金融机构的监控重点。

洗钱风险是指金融机构因为从事、参与、纵容或便利洗钱活动而带来的商誉损失和合规风险，是金融机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系统风险的综合反映。无论从发生的可能性还是从危害程度来看，洗钱风险都是当前金融监管和机构行为自律的一大重点。就微观而言，金融机构的洗钱风险来自于内、外两个方面（如图1所示）。其中，内部风险决定于法律规制和控制体系，它们集中体现为制度风险；外部风险包括产品/服务风险、客户风险、地理风险，其焦点集中在账户。

a）内部风险b）外部风险

图1 金融机构洗钱风险模型

1．制度风险。金融机构的内部洗钱风险集中体现在制度建设方面，它是由法律环境和内控体系共同决定的。反洗钱制度的缺失和不完善，将给不法分子利用金融机构洗钱以可乘之机。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制度一方面应该是国家法规强制性要求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机构自主反洗钱意识的体现，任何一个方面的缺陷、漏洞都会使金融机构面临体制性洗钱风险。比如，对工作人员的行为失察所滋生的白领犯罪，便是金融机构内部洗钱风险的一种表现。

2．产品/服务风险。这是金融机构因为提供产品和服务而带来的风险。普通的产品和服务风险体现在产品/服务不为消费者所接受，或者被市场所淘汰，但洗钱背景下金融机构的产品/服务风险恰好来源于客户对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行为。不同产品或服务被用作洗钱媒介的几率是不一样的。产品/服务风险蕴含在通过账户进行的交易之中，并因产品或服务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风险特征和程度。研究表明，高洗钱风险的产品/服务主要有三类：

（1）电子汇兑和电子银行业务。现代通讯与银行技术的发展，使得资金可以在广泛的地理区域内快速、便捷地转移且不留下传统的纸质痕迹，这就使事后追踪调查缺少了有力的“证据”。电子银行业务通过电话、个人电脑、自动取款机、自动清算所等电子方式传送信息，提供信用卡、贷款、储蓄、电汇、支付账单等产品和服务。用户的匿名性便于洗钱者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这是电子银行业务对洗钱者最大的诱惑力。

（2）国际往来账户。各银行之间为便于结算而相互开立并保留的大量往来账户，扩大了银行与外界的联系，更为非法资金进入金融系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3）私人银行账户。这类账户的开户人往往是政治公众人物（politically exposed persons，PEPs）、商业团体、律师事务所、投资顾问、信托公司等，他们的特殊身份背景决定了银行必须为其提供完备的个性化服务，这同样可能使银行置身于较大的洗钱风险之中。

3．客户风险。金融机构的客户风险是由客户的反洗钱体系建设、被其他洗钱者利用的可能性、风险水平、风险控制能力等因素决定的。客户不同，潜在的洗钱风险也不同。根据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2002）[6]，银行的高风险客户有：（1）非银行类金融机构（NBFI），包括货币服务机构（如证券经纪经销商，支票兑现服务商，货币交易商或兑换商，旅行支票、汇票或储值卡的出票人、销售方或赎回人）、纸牌俱乐部、赌场、汇款人等；（2）非政府组织（如慈善机构）；（3）离岸公司、发行无记名股票的股份公司、位于离案金融中心（也叫做税收天堂或保密天堂）的银行；（4）大量使用现金支付的企业（如便利店、停车场、餐馆、零售商店等）。

4．地理风险。金融机构在不同地区开展业务、为来自不同地区的客户开立账户、便利不同地区的交易所承担的洗钱风险是不一样的。地理风险是洗钱犯罪的区位特征，它存在的逻辑是：“如果某地的洗钱活动猖獗，那么该地的任何客户都是值得怀疑的”。在国际反洗钱领域，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认定的“不合作国家和地区”（NCCT）是典型的高洗钱风险地区（见表1）。各国政府根据本国情况拟订的黑名单，也是反洗钱的重点监控对象。

表1 FATF不合作国家和地区（NCCT）名单变更情况表

资料来源：根据FATF有关NCCT报告（2000~2006）整理。

在我国，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因为走私猖獗，云南因为毒品贸易，江浙地区因为民营经济发达且多以现金交易为主，深圳和珠海因为非法经营外汇买卖的地下钱庄较多，新疆因为非法炒卖外汇，甘肃和山东因为黄金产销，湖北因为物质回收公司利用当地的优惠政策偷逃税收，而被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列为人民币和外汇重点可疑交易行政核查的重点区域，特别是广东，其重点可疑信息占全国总量的40.5%[10]。图2说明了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协助警方破获的洗钱案件的地区分布情况，它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洗钱高发区，也就是洗钱的高风险地区（括号内数字表示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个数）。

反洗钱方法的历史演变

从总体上看，反洗钱方法经历了从早期基于规则的推理到当今运用异常识别和预测模型进行分析的转变。

基于规则的方法用来发现与洗钱有关的特殊交易行为模式。规则通常是根据警界、业界或者司法界提供的类型，由专家来制定的。《美国9·11事件调查报告》发现，恐怖分子偶尔通过慈善机构来转移资金。但是，假如规则定义“所有通过国际汇兑系统划转的资金都是可疑的”，那么，大量的慈善机构就会不堪其冤。

FATF强调识别异常交易（行为）模式。但是，基于异常识别的方法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技术，只有首先确定了什么是“正常”的，才可以借助标准差或方差等来判别哪些是“不正常”的。9·11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乘坐美国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的恐怖分子持学生签证进入美国，他们的银行账户有大量资金进出，而且大多数是从已知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大笔电汇的，但几乎没有典型的学生消费支出。面对这种情况，当事人往往会杜撰许多“合理”的理由来解释其“异常”表现，这正是基于异常识别的反洗钱方法的缺陷。所以，要谨慎选择警兆指标来区分“正常”与“可疑”，而不是简单地区别“正常”与“异常”。

预测模型是根据先验知识，运用决策树、回归分析、粗集神经网络等技术来建立模型，计算任何新进入行为的可疑概率。该方法在信用卡和保险欺诈识别中有非常成功的应用。但是，预测模型要求用已知洗钱和非洗钱行为模式的历史数据作为训练样本，而这正是许多机构所欠缺的。

在实践中，上列方法都各有成功的应用，但伴随着大量的误报。只有把各种方法集成起来，才可以在综合考虑各种风险因素的情况下对账户交易行为作出客观的评价。基于风险的方法，正是综合运用专家规则、孤立点挖掘、预测模型及其他工具，就每一种情境下的风险进行赋权，汇总每一笔交易或者每一个账户的风险得分，进而确定监控目标。这样，某一账户或客户可能因为某个高风险的行为或者多个低风险的行为或属性而被列为调查对象。

金融机构反洗钱风险管理机制

[5]借鉴KPMG（2004）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金融机构基于风险管理的反洗钱机制，如

图2所示。该机制要求发挥高级管理层的主导作用，加强内部审计和风险评估，将国家法律

规制内化为机构的政策与程序，通过教育与培训提高机构对客户身份的识别能力和对可疑交易的监控能力，并强调机构对反洗钱的承诺。同时，保存客户资料和交易记录应该贯穿于反洗钱工作的始终。

图2 金融机构反洗钱机制示意图

资料来源：参考KPMG LLP in the United Kingdom，2004制作

1．发挥高级管理层的主导作用。

高级管理层要在三个关键领域为反洗钱工作确定基调和重点：（1）制定政策与程序；（2）通过明确的、合乎逻辑的组织机构来授权；（3）正式监控有关流程与控制措施的实施情况，适时了解有关业务与控制的管理信息。大多数金融机构都能够制定高水平的政策和详细的操作程序，但确保政策与程序得以顺利实施的基础工作却较难落实。在整合资源、确保理想与现实不脱节中，高级管理层应当对反洗钱内控制度的有效实施负责。

2．建立健全机构内部审计与风险评估机制。

在金融机构面临的洗钱风险中，制度风险是“特洛伊木马”，它的存在注定了金融机构会被洗钱者从内部攻破，进而纵容、便利甚至直接从事或参与洗钱活动。因此，金融机构必须把国家的反洗钱法律、规章内化为其控制制度的一部分，并始终保持内控体系与有关法律规制要求的一致性。具体地说，起码要做到下列几点：

（1）制定机构内部关于防止洗钱的政策、规章、程序、措施，为不间断履行反洗钱法律规定的义务提供制度上、组织上、程序上的保证，为机构内部人员提供监督履行反洗钱义务的规范标准；

（2）设置反洗钱合规专员（money laundering compliance officer，MLCO），在央行反洗钱机构的直接领导下，具体负责监督和实施有关反洗钱的程序；

（3）对员工进行持续的教育与培训，提高组织各层次的风险意识，培训内容应包括洗钱手法演变、洗钱犯罪动态、可疑（交易）行为模式的特征与识别技术、国外立法趋势、专业性机构的指引、行业自律、职业操守等；

（4）建立独立的稽查部门，督促检查制度的实施情况，确保反洗钱原则（如合法审慎原则、保密原则、与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全面合作原则等）和制度（如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保密制度等）得以

[8]贯彻落实（高增安，2007a）。

3．基于风险细分与风险评估结果，制定与风险类别和等级相适宜的客户调查（KYC）程序和账户监控程序，如图3所示。

图3 金融机构洗钱风险管理两阶段模型

产品/服务风险和客户风险大多是通过账户来体现的。账户是金融机构和客户之间就金融产品/服务的提供与消费达成的协议，是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实现载体，是金融机构洗钱风险的焦点。因此，金融机构对洗钱风险的控制主要就是对账户的监控。基于洗钱风险细分

[7]（Veyder，2003）的风险评估，要依据国家法律、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专业机构指南、银行内控制度等，进一步划定风险等级，将账户分为高风险和低风险两类。比如，“一锤子买卖”的现金存取业务的风险小，发售股票的持续业务的风险大。单一的存折存款账户因为不涉及到资金的转出和转入，而且每笔业务都由开户人亲自到柜台办理，所以洗钱风险小；相反，信托账户和公司账户洗钱的风险就比较大，因为一方可以轻易地代理另一方管理资金，来自犯罪活动的非法所得也易于与合法的营业收入混为一体，从而掩盖其非法性质和来源。如果某人在某家银行位于闹市区的营业部开立工资账户，其洗钱风险较小；但如果某人与FATF不合作国家和地区的客户做生意，其账户被用于洗钱的风险就比较大。针对不同程度的风险，应该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

（1）对于低风险账户，执行一个完整的KYC程序就足以完成审慎监控的义务。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银行客户尽职调查》[3]文件精神，健全的KYC程序包括四点内容：

1）客户接受政策；2）客户身份识别；3）持续监视高风险账户；4）风险管理。

（2）对于高风险账户，在KYC程序之外，还应该实施账户监控程序。不管是表内、表外资产还是以受托人名义者，都应以全球化为基准，设定若干账户属性警兆指标，严格监控其交易。如果账户流通量或者余额在规定范围内，只需要定期执行经过更新的KYC程序就可以了（Gill and Taylor，2003）[4]；倘若超过了警兆值，则需要实施标准监控程序和重点监控程序。

关于监控数据库的来源，依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KYC一体化风险管理》[2]的意见，可以考虑建立集中数据库和分散数据库。前者是通过统一设立和管理的数据库来监控账户余额、交易活动与支付情况，其优点在于任一分支机构都可以利用同一数据库系统来全面监控集团内部的每一个账户。后者是由各个分支机构自行建立有关账户和交易的数据库，因此，总行与其分支机构之间的双向沟通显得非常重要：只有双方配合默契，才可能将机构的风险降至最低。

（3）结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以及FATF《40条建议》等，对账户的监控分为标准监控和重点监控。

标准监控执行常规的监控程序，主要针对的是账户正常存取范围内的异常交易（如突然与账户日常交易行为模式不符的一系列大笔交易）、账户的异常交易量、账户的异常条件、短期内重大的集中转入分散个 转出或分散转入集中转出交易、重大现金和支票交易、没有摘要的交易、圆整金额等，必要时可以借助同类参照组账户比较分析来判定异常交易（高增安，2007b）[9]。

重点监控是有选择的监控，主要针对长期闲置不用而突然活跃的账户、重点检查账户、境内账户（home account）、远距离开立以后未曾使用过的账户、经他人介绍开立的账户、政治公众人物（PEPs）的账户、账户主管的统计数据、客户偶然开立的账户（仅限现金交

易）等。重点监控是在标准监控的基础上进行的。

对于外国的往来银行账户，监控分析的内容还包括开户意图、外国银行的处所、银行许可经营协议的性质、对方银行的洗钱侦破与预防措施、国家对银行的规制和监管程度等。

对于私人银行客户，要强调开户审查与交易监控的有机统一。尽职调查的范围应该延伸到开户人的直系亲属和亲密伙伴。除了进行常规调查外，还要确认证明人的身份，并进行背景调查。尤为关键的是，要弄清楚并详细记载客户的财富来源、需要、预期的交易水平和类型。私人银行关系可能是极其复杂的，可疑交易行为监测与报告系统要能够合理地评价客户的全部行为活动。

4．借助黑名单，防范洗钱的地理风险。

金融机构应该清楚在高风险地区开展业务、为来自高风险地区的客户开立账户、便利涉及高风险地区的交易所蕴涵的洗钱风险。黑名单是识别高洗钱风险的地区和客户的过滤器，又是金融机构有效的保护网。

黑名单可以分为下列几种类型：（1）政府间组织或国际组织的黑名单，如FATF“不合作国家和地区”名单、恐怖组织名单；（2）外国政府拟订的黑名单，如美国国务院观察名单和《国际麻醉品控制战略报告》（INCSR）名单、美国外国资产监管局（OFAC）“主要关注”名单、美国财政部“主要关注国家（地区）”名单等；（3）本国政府编制的黑名单；

（4）银行管理机关根据本行实际情况自行确定的黑名单。

掌握了有关黑名单的信息，金融机构就可以制定或者修订有关风险管理的政策、程序或措施。对于来自黑名单国家（地区）或者机构的交易，金融机构必须特别谨慎。另外，政治公众人物是一个特殊群体，也应该引起进金融机构的特别关注。

5．积极参与国家反洗钱信息平台建设，加强部门间、机构间、区域间、国际间信息共享与合作力度，全面防止本机构被卷入洗钱犯罪活动之中。

结论

金融机构要以风险细分和风险控制为导向，制定与洗钱风险类别和等级相适宜的KYC程序和交易监控程序。金融机构建立基于风险的反洗钱机制，首先要明确高层管理者对实施有效的反洗钱内控制度的责任。同时，要发挥教育、培训和机构反洗钱承诺的支撑作用和内部审计评估与洗钱风险评估的保障作用。在具体工作中，要切实执行客户身份识别、可疑交易监控、可疑信息报告、客户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等制度规定，并设置专员就机构反洗钱工作直接向高级管理层汇报，确保高级管理层能够适时了解有关业务与控制的最新信息。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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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建立完善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意义

建立完善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意义

编辑:admin 时间:2011-9-25 21:09:00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指出：“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不断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这就为进一步建立完善我国生态补偿机制指明了方向。从实践的角度看，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意义重大。

一、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有利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前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工作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理念，它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时也吸收了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既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问题，又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既管当前，又管长远；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当前，我们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加速推进，我国发展又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粗放型增长付出了过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同时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还不平衡等等。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更加注重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促进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更加注重资源环境的保护，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二、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胡锦涛同志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六个方面：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要点之一就是要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生态补偿机制正是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生态补偿作为解决发展中引发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比较有效的环境经济管制手段，当发展带来外部环境经济时，从发展中获益一方应对他人造成的外部环境损害进行赔偿，而当一方为了保护环境放弃发展机会时，他有权获得相应的赔偿。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只要其结果能给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 它们就是正义的。” 环境，就像一块公地，很容易酿成“公地悲剧”。作为人类共同享有的自然环境，如何改变其“公地悲剧”的命运，是人类面临的迫切问题。我们必须坚持生态正义的原则，实行生态补偿。另外，我国的城市和农村也存在生态不公的问题，不仅环境保护设施和环境管理服务主要集中在城市，而且存在城市工业污染向农村的转移趋势。作为环境弱势群体的农村，应该得到相应的补偿。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发达地区援助和补偿落后地区，维护生态安全。通过人与人的和谐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同维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建设和谐社会。

三、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三者内涵不同而又联系密切。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所必须坚持的前提和不可缺少的保证。目前我国生态环

境问题严重，环境承载能力弱，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例子屡屡见于报端。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让那些生态环境的受益者支付一定的费用，有利于唤醒广大人民群众保护环境的意识，有利于形成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生产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比如，党中央提出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国头等大事来抓，同时把农村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环境保护的重点领域之一。温家宝同志强调要毫不松懈地加强生态环保工作，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李克强同志提出实行“以奖促治”的农村环境保护政策以后，仅2008年中央财政就安排近5亿元，用于700个村镇，特别对一批环境问题突出、严重影响农民群众身体健康的村庄进行了重点支持，但是与全国近70万个村庄总数相比，这700个村还是杯水车薪。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是关键。可以说，没有农村环境质量的改善，就没有农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国家全面的小康。因此，除了中央要加大投入以外，还需要各级政府负起责任，配套增加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投入，尤其要增加农村生态补偿资金的投入，并建立相应机制鼓励社会资金的投入。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有助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四、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党中央作出的又一项重大决策。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任务。之后，党中央多次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行研究部署。在2010年初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深刻阐述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系统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和重点内容。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从资源环境角度讲，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突破资源环境制约、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迫切要求。我国长期形成的主要依靠物质投入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向世界承诺，到2020年，我国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到45%。这进一步表明了我国优化经济结构，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面对越来越突出的环境问题和日益紧张的能源供应，我国只有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扎实推进节能减排，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才能有效突破资源环境瓶颈制约，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和有利位置。

五、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有利于加快全面推进生态省建设

建设生态省是我国一些省级政府为适应新的形势而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目前，我国已有海南、黑龙江、吉林、福建、江苏、浙江、山东、广西、安徽、四川等14个省（市、区）开展生态省建设，500多个市（县、区）开展了生态市（县、区）创建工作。比如，福建省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较好、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之一，在加快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并于2002年提出了建设生态省的设想，现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国家发改委颁布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要把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成为“生态优美之区”。省委八届十次全会通过的《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制定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持续推进生态省建设”。生态省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建设生态省就是要全面提高福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全省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这就要立足现有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基础条件，经过20年的努力奋斗，把福建建设成为生态效益型经济发达、城乡人居环境优美舒适、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生态环境全面优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济繁荣、山川秀美、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省份。目前，福建生态补偿的建立还有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从推进生态省建设的角度看，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显得尤为重要与必要。

六、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有利于切实履行国际环境责任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环保上要与国际社会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把环境保护纳入了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框架体系，并对中国认真履行环境保护国际公约做出庄严的承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陆续推出了多项旨在保护全球自然生态的国际公约和协议，包括《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安全议定书》等。作为缔约国，我国有责任把所承诺的国际义务纳入国内各项生态保护工作中，认真履行。特别是国际环境公约所规定的一系列原则、规范和程序，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国际政治经济的众多领域，尤其是在国际贸易方面，生态化设计、循环利用资源、保护环境等成为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为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我国也有必要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使我国尽快适应当前环境保护进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并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热点的新形势，适应贸易与环境的新变化，以及满足我国统筹两个大局，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需要。当前，对我国而言，特别要加强对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我国是生物多样性大国，物种资源十分丰富,但是正面临生物种类加速减少的严峻形势。认真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加强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十分重要，责任重大，这是件既影响当代的发展，又关系子孙后代福祉的大事。

作者：龚高健 张燕清

来源：《福建理论学习》2011年第8期

第五篇：完善我国农田水利建管机制

完善我国农田水利建管机制

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时期，频发的严重水旱灾害，暴露出我国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仍十分薄弱，大力加强水利建设和管护势在必行。

我国农田水利建管遇到的问题

我国农田水利建设历史欠账多、薄弱环节多、积累矛盾多，农业抗御自然灾害能力较低，农田水利严重滞后且建设标准较低，配套不全、老化失修严重、设施不足等问题十分突出。同时，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给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和管护带来了新的困难和问题。一是农业比较效益不高，农业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降低，农民开展农田水利建设的积极性减弱。二是随着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就业，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农田水利建设劳力不足的制约更加突出。三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劳动工资水平持续上涨，农田水利建设的成本越来越高。四是经济增速放缓和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农田水利建设资金足额到位难度加大，特别是部分地区资金配套压力较大。

五是农田水利工作缺乏具体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规范，存在多头管理，导致农田水利设施规划和建设标准不统一，管护措施不到位。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农田水利建设出现了组织难、投入难、管理难等问题，完善农田水利建管机制的任务十分迫切。

完善农田水利建管机制的对策建议

明确农民、农民合作组织和村集体组织作为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建设和管护的主体单位。改变传统的“集体所有、集体收益、集体出资”管护模式，根据农田水利设施的规模、投资来源、现状和效益等情况，在做好资产评估的基础上，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按照受益对象和范围，将财政投资形成的资产转为集体股权，或者量化为受益农户的股份。按照“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通过分摊、公约或竞拍等方式将管护责任分解落实到项目受益村民、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或承包经营单位。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培育多种形式的新型管护模式。经营承包模式，以承包确权为核心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理制度改革，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经营权承包到农户；村民“自选、自建、自管、自用”模式，由村集体申报农田水利项目和选举项目建设理事会，负责组织施工、材料采购、设备租赁和财务管理；

用水户协会管护模式，成立农民用水协会，通过征收水费，组织管护农田水利设施；专业化管护队伍模式，水管单位推行管养分离，组成专业养护队；委托企业管护模式，涉农企业签订流转土地范围内小农水工程托管协议，在产权归集体的基础上管护流转土地范围内农田水利设施；合作社模式，建立水利专业合作社，服务农田水利建设和管护。

健全农田水利设施建管服务体系。发挥基层政府和主管部门、乡镇水利服务机构的服务职能，在农田水利设施的设计、施工、招标、验收等重点环节加强指导和技术服务，在农田水利设施的管护环节探索准公益性的专业化、物业化管理模式，完善管理制度，建立奖惩机制和监督考核体制，建成职责明确、形式多样、管理高效、服务到位、充满活力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体系。

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供水价格长期低于供水成本，农业水费不能体现水商品属性，是造成水利工程老化失修严重、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建立反映水资源稀缺状况、供水成本、农业用水结构和农民承受能力以及促进农业节水和水资源合理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由政府投资或补助建设的农田水利设施，水价按照保障正常运行维护的原则合理制定；由社会资本投资的农田水利设施，按照补偿供水成本、合理营利的原则制定基准价格，适当扩大上下浮动幅度，确保社会资本投资经营农田水利设施有利可图。合理确定农业用水定额，加快建立定额内用水优惠、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的水价制度。强化农业用水精细化管理，研究建立种植业和养殖业用水、种植业内部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设施农业、林果业等分类水价制度。加快金融支持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一是实行“以水养水”，培育合格的承贷主体。采取将农田水利设施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式，准许个人承包、租赁经营，承包人可与所有者签订合法的承包合同，或采取竞标拍卖、租赁、股份合作或联营等多种方式，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实现商品化，作为金融机构贷款的抵押品，吸引社会更多的投资者和社会资金前来投资水利建设，共担投资风险。二是推行农田水利建设贷款贴息政策。对农田水利建设贷款由各级财政给予贴息或承担全部利息；为农田水利建设贷款提供减免税费的政策，减轻承贷主体的经济负担；地方政府按投资比例给予辖内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金融机构奖励，充分调动金融机构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积极性。三是制定农田水利建设风险和损失补偿政策，发展农田水利

保险。通过政府推动、政策支持、商业化运作的经营模式，明确保费补贴品种，扩大保费补贴区域，提高保障水平。引导保险机构发展农田水利设施保险，创新产品服务，增强农民的参保意识。四是加快金融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产品创新。拓宽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创新担保形式多样的涉农信贷产品，完善涉农信贷风险分担机制；探索开展大型农田水利设备、大型农机具等融资租赁业务。此外，还可在有关部门的引导协调下，发放银团贷款，提高贷款投放能力，加大对农田水利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