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民银行内部审计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措施

第一篇：我国人民银行内部审计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措施

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不仅要适应金融环境剧烈变化的需要, 还要更好的履行自身的新职能这就不仅要求人民银行在其内部形成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内部审计制度,更要求人民银行不断完善和创新其内部审计制度, 使内部审计跟上金融改革和发展的脚步。

一、我国人民银行内部审计制度的缺陷

(一)审计价值未能得到重视和挖掘, 内部审计的地位难以真正确立。一般观念认为, 审计作为服务部门并不能创造价值和利益, 对于内部审计在银行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 未能充分挖掘审计在规避风险、转移风险和控制风险中的价值, 未能重视和发挥内审为银行“ 增加价值”的作用, 而只是人民银行内部的一个职能部门, 没有直接参与监督管理中央银行业务应有的地位。

(二)内部审计目标以查错纠弊为主, 满足于真实性、遵循性等基础要求, 审计职能未能全面发挥。监督服务是内部审计的主要职能, 内部审计人员应是银行经营和管理的顾问,而不是单纯的监督者。长期以来, 我国人民银行内部审计仅仅局限于检查各项业务活动的合法性、规范性,证实各种报表数字的真实性。审计人员往往把精力主要集中在经营活动事后的检查上, 而对事前分析和事中监控重视不够。

(三)内部审计考核系统不健全,严重影响内部审计的质量。随着我国内部审计制度逐步走上规范化轨道,一套有效评估内审机构工作质量, 评价内审工作人员绩效的考核系统必不可少。而目前我国人民银行缺少统一的考核标准, 不利于内审部门定期进行自我测试和自我评估, 难以找出不足, 加以改进和提高。

(四)审计理论和技术方法落后单一, 审计内容陈旧, 严重制约了审计工作的有效开展。目前我国人民银行的内审工作正处于改革发展阶段,审计人员大多沿用传统的审计理论和操作方法, 主观判断多, 科学方法少, 难以真实、客观地反映银行的经营状况, 严重影响了审计效率和效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缺少科学实用的审计操作指引, 即缺少从总体现划到审计计划、记录、评估、测试、报告、后续审计这一循环的每一环节、每一层面的具体详尽的规定。

二是审计人员目前大多采用现场审报表、查凭证、找问题的传统审计方法, 除了利用微机做一些简单的文字处理外, 其他工作如查找审计依据、查看数据信息等仍停留在手工操作阶段。这与飞速发展的人民银行信息化水平极不相称, 更无法胜任一些复杂的审计项目。

(五)审计队伍整体素质有待全面提高。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经济全球化

浪潮的到来, 以及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 现代人民银行的业务经营和管理发生了实质的变革。加之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各类金融资产价格的频繁波动, 导致金融风险剧增。为了防范风险, 适应中央银行的新职能,人民银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这就有可能导致某些不规范的行为相伴而生, 无疑加大了审计监督和风险控制的难度和责任。这就迫切要求审计人员不断更新知识结构, 提高专业技能。

二、完善我国人民银行内部审计制度的措施

(一)建立新的内部审计组织体系, 增强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目前, 审计部门是人民银行内部审计的职能部门和执行机构。人民银行总行要建立由一把手主管的内部审计部门, 负责研究制定内部审计工作制度及主要的内审业务领域。总行设内审司, 对行长负责, 对下实行垂直管理。总行以下按区域审计分部, 向总行内审司负责, 具体负责所辖分支行的内部审计工作, 审计部门具有独立的监督检查权、问题认定及处分权。明确其行政地位和基本职责, 减少审计工作和案件查处中的阻力, 彻底改变以往审计部门隶属于分支行实行块块管理的弊端, 确保对整个银行的有效控制。

(二)变革内审理念, 探索科学实用的审计方法。1.变革内审理念, 由事后审计向事前分析和事中控制发展。为控制风险, 减少损失, 应研究西方商业银行内部审计演变趋势, 把审计切人点逐步前移, 由目前的事后审计向事中、事前审计发展, 将审计的监督职能寓于管理控制之中。事中、事前审计可以从被审计单位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现问题, 利用审计掌握的内外部信息, 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协助其挖掘发展潜力, 预测并防止可能出现问题的环节, 向管理部门反馈信息, 成为管理层的有利助手。

2.运用风险控制模型, 做好重点防范工作。以防范风险为核心, 建立风险模型, 将产生风险的可能性因素细分, 建立不同的评估标准, 找到控制关键。同时, 利用审计成果, 实施重点审计。审计部门必须把握银行整体业务发展的脉搏, 紧密追踪业务发展的变化趋势, 善于对比分析不同类型的业务和业务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以及业务的各个环节的风险问题,并及时提炼, 连续总结。3.加强非现场审计, 增强内部审计工作的风险预警能力。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 迫切需要人民银行建立具有风险预警能力的非现场审计系统,通过对日常业务数据的检测分析做出风险预报, 然后进行现场的审计检查, 使审计方式由过去的事后检查型向风险预警型转变。同时要加强对超越一般规律的业务现象进行研究分析, 通过对个案现象的非现场审计,及时进行风险提示, 将风险苗头、风险点、风险面实时通报给各分支机构, 以引起他们的重视。

(三)建立专业化、高素质的内部审计队伍。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及电子化、网络化在银行业务中的不断应用, 越来越需要一支专业化的审计队伍。在坚持传统的翻阅会计凭证、查看信贷档案等具体业务事项审计的基础上, 要进一步加强对决策过程及业务执行流程的审计工作。内部审计工作在加强具体业务审计的同时, 必须加强对决策人员及操作人员的业务行为的审计。为适应发展, 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显得尤为重要。可以采取定期脱岗学习、专家讲课、案例指导、经验交流等方式, 不断充实审计人员的理论知识。同时, 可以采取有针对性地安排审计人员到审计现场加强锻炼的方法, 在实践中摸索并熟练掌握审计技巧和方法, 以促进审计队伍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

(四)加强考核, 提高内部审计信息的透明度。人民银行应建立一套内部审计考核系统, 一方面控制审计部门的工作质量, 另一方面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考核审计人员的工作绩效,从职业道德、专业技能等进行全面考核。同时, 要提高内审工作的透明度, 因为内部审计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预防风险、揭示风险、控制和消除风险,由于风险的暴露及对风险的认识有一个过程, 因此总行审计部门应及时将发现的风险因素、形成原因、整改措施在内部网络上进行明示, 以引起所有分支机构的对照检查与关注。进行内部审计体制改革, 增强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权威性, 为有效落实整改措施创造条件。

第二篇：浅谈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浅谈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摘要]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人民陪审员的产生、条件、任期,及权利义务和陪审的范围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标志着人民陪审员制度将更加完善和规范。①她是我国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一条有效途径，然而,这一制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却未能得到有效实施，针对陪审员制度的缺陷和完善提出浅薄的意见。

[关键词]人民陪审员制度缺陷完善

民事诉讼陪审员制度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从审判机关审判人员之外的社会公民中产生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的一项司法制度。它源于西方国家, 于清朝末年引人中国, 它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吸收并借鉴外国有益经验, 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的基础上确立并使之发展而成的。②然而这一制度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突出的问题表现在:

一、陪审员素质过低且结构不合理

在今年暑假民庭的实践中，接触到民事诉讼的审判程序。得知法院在进行一审的民事案件中，很多一部分都没有陪审员，开庭审理案件时，法官常以陪审员有任务出差等理由来推脱，而且陪审员中很大一部分是社会界人士自愿报名参加的，或者是一些企事业单位不懂法律的人滥竽充数到陪审员队伍中去的。这样，人民陪审员制度成为了法庭的摆设，法官的陪衬，非常不利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落实，而且使得人民群众对“司法民主”的信任度大大降低。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目前我国的陪审员一般都采用任期制，任期一般为2 年或者3 年，而且可以连选连任。然而，有的陪审员甚至由于某些原因会连续担任陪审员达10 年或20 年之久，成了所谓的“陪审专业户”，而事实上如果陪审员的任期过长的话不仅不利于调动和保持其参加审判的积极性，而且不利于发挥审判员在审判中应起的作用，失去了人民陪审的意义。

二、人民陪审员产生的途径不规范

我国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中第38 条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23 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这样的规定再加上当前我国公民的法治观念和参与意识并 1

不是很强，导致一些地方法院干脆自己直接聘请一些人大代表、有职有权的行政干部或者是有名气、有名望的企业家等名人来做陪审员。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不懂法，又没有经过培训，在岗位上，往往不能发挥陪审员的作用。《决定》里虽然规范了陪审员的产生方式和程序,但是,按照规定,陪审员的产生方式是符合条件的公民,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户籍所在地的基层组织推荐或者本人申请,由基层法院会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查。但是，在当前对于陪审制度缺乏足够认识的形势下,符合条件的本人又有多少人会主动申报呢? 为此,对陪审员的产生方式更加规范和细化，势在必行。

三、陪审人员的参与意识不强

《决定》中对陪审员的性质、地位和职责作了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除不能担任审判长外,与法官享有同等权利。然而,当前一些陪审员对于陪审制度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不懂、不了解,再加上现阶段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性不高,法制意识不强，于是一些人民陪审员把陪审工作看作额外的负担或是走走过场而已。当法院发出邀请时,常被以本职工作忙等理由推辞,请而不来或者即使来了也是陪而不审,案件审理时一言不发,案件评议时随声附和。陪审员在工作中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民事诉讼实行陪审员制度, 从民主的角度看,它的实质在于能使社会普通公民参与司法审理案件的过程, 体现了人民民主的优越性。尤其在我国,它是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具体体现, 是审判机关走群众路线, 接受群众监督的体现, 也是保证司法公正的一项有力措施。然而, 要真正实现这些价值，笔者认为：

一、应明确规定陪审员的任职条件

陪审员应具有一定的法学专业知识，且应经过考核认定；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和较好的文化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总之,通过吸收社会公民报名参加考核认定, 择扰录用并建立陪审员培训学习及上岗制度，实行陪审员档案制度。在目前的情况下, 笔者认为，法学研究工作者、法学教育者以及广大律师人员等都适合担任民事诉讼中的陪审员。他们具有丰富的理论水平或专业技能,为法院审理案件提供理 论依据，科学性更强, 更富有权威性。

二、应明确规定陪审员的产生办法

首先，陪审员只能从符合任职条件的公民中产生, 其次应由相应的机构进行考核和任命，由相应的机构推荐具有专业技能的社会人士，并根据他们的能力作为具体案件的陪审员。

三、应提高对陪审制度的认识

在实践中，法院可以通过强化人民陪审员的教育和业务培训,为其依法参与审判活动夯实法律业务基础。并同司法行政机关有针对性地、不定期地进行业务集训,使陪审员能够真正认识陪审工作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到陪审工作中去。在工作中，陪审员也要注意加强法律知识和各方面文化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和文化修养, 充分认识到陪审员制度是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同时法院可以把法院工作的评议、考核、业绩评定、有关人员的职务晋升等要求进行挂钩,实行奖惩，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加强他们的责任心。

我们知道，人民陪审制度是我国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一条有效途径。人民陪审制度属于整套司法制度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对于这个环节的完善必将会给整个司法制度带来效率和公平。这需要我们不断地完善，不断地努力。① 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法制日报, 2004-08-30(3).② 梁太波.论我国民事诉讼陪审员制度的缺陷与完善.《桂海论丛》16卷第4期 2000，8.

第三篇：浅谈我国刑讯逼供的立法缺陷及完善措施

浅谈我国刑讯逼供的立法缺陷及完善措施

201203170495罗红艳指导老师：林少东

【摘要】刑讯逼供行为不仅影响了司法工作程序的正常进行，而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心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在法治不断健全的今天，保障人权这一理念不断深入到具体的法律法规中，而刑讯逼供行为严重侵犯了人权，人们从理念到立法上都认为它是一种违法行为，应当予以禁止。目前该行为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中都得到了很好的遏制，但是，少数司法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口供是证据之王”观念的影响，在审讯中运用法律禁止的体罚或变相体罚手段来逼取口供。本文主要探讨刑讯逼供立法的缺陷问题，最终给出解决对策，希望对完善我国的刑讯逼供法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

【关键词】刑讯逼供；立法缺陷；完善对策

一、引言

刑讯逼供行为古已有之，从中国早期的刑讯合法，到近代人权运动的开始、保障人权意识的萌发，使得针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提升到了立法的高度。在国际上有著名的《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我国《刑法》

[1]和《刑事诉讼法中》都规定了不得进行刑讯逼供和对实施刑讯逼供的犯罪人的刑事处罚。

但是，近年来，发生的种种关于刑讯逼供的恶性刑事案，如杜培武案、赵作海案、佘祥林案都说明了刑讯逼供罪在我国刑事案件侦查中具有广泛的存在土壤和适用空间。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了广大司法工作人员没有将无罪推定的思想深入贯彻于刑事案件办案的过程中，同时也与我国现行刑法对于刑讯逼供罪规定的不合理和处罚力度低有直接原因。本文拟从刑讯逼供罪的实质的规范保护目的入手，采取概念解析为定性，法益侵害为定量的方式展开分析刑讯逼供罪规定的应然状态。

二、刑讯逼供罪的概念及立法特点

（一）刑讯逼供罪的内涵

从概念的角度分析，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供述的行为。从刑法概念的角度分析刑讯逼供罪的概念，有必要先厘清什么是刑讯逼供。刑是指对犯罪对象进行肉刑或者变相肉刑的行为，这里的肉刑并不是指中国古代法律史当中的刑罚的种类，而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了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对犯罪嫌疑人或被

①告人进行的人身性惩罚，更多指向暂时性的体罚，而不具有永久性惩治犯罪的作用。刑罚

之刑重在惩治犯罪，而刑讯之刑重在针对人身。讯是指讯问、审讯，这是刑事诉讼不可缺少的过程，特别是在调查案件事实、获取相关证据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逼是指强迫、威

[2]胁，目的是获得口供。供是指口供、供述，多指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有罪供述包括自

己供述自己有罪和自己供述他人有罪，后者具体包括在共同犯罪中共同犯罪人供述同案犯有罪和在某些案件中存在案外人“顶包”（常见的如交通肇事案件）供述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有罪。刑、讯、逼、供四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和手段目的关系，正常的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仅涉及讯和供，不涉及刑和逼。在刑讯逼供中，刑作为讯的一种手段，达到了逼迫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供述的程度，目的是为了获得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供述。较之一

般的讯问相比，刑讯逼供具有以下的特征：其一，讯问手段的暴力性；其二，犯罪嫌疑人和

②被告人供述的被动性；其三，获取供述的不稳定性。

（二）刑讯逼供罪的立法特点

1、犯罪主体特殊性

行为主体，是刑法规定的实施犯罪行为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刑讯逼供罪法条表述中明确规定了本罪的犯罪主体只包括司法工作人员。我国现行《刑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什么是司法工作人员。详言之，侦查是指对犯罪的侦查，负有侦察职责的主体有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军队保卫部门、监狱犯罪侦查部门和海关缉私部门。

检察权在我国的定位主要包括法律监督和参与刑事诉讼，依据刑讯逼供罪自身的要求，检察职责应仅指和刑事诉讼过程相关的职责，负有检察职责的主体有检察机关内部的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等部门。审判是指对案件进行审理和判决的司法活动，在我国负有审判职责的部门是人民法院审判法庭。本罪中要求的监管，是指与刑事犯罪有关的、针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服刑人员在人身自由方面的监督和管理，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有看守所、拘留所、拘役所、监狱和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另外，劳动教养部门隶属于公安机关，其也属于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

2、犯罪对象特定性

犯罪对象也叫行为对象，一般是指实行行为所作用的物、人与组织（机构）。根据刑法关于刑讯逼供罪的规定，本罪的犯罪对象就是指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依据我国《刑事诉讼

③法》的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在不同诉讼阶段的不同称谓。在侦查和审查起诉

阶段称为犯罪嫌疑人，这与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相匹配；在审判阶段称为被告人。

3、行为方式概括性

与故意杀人罪不同，刑讯逼供罪不是简单罪状，但是相对于典型的叙明罪状，本罪的规定又显得十分简单。依法条规定，刑讯逼供罪的行为方式就是刑讯逼供，与罪名本身相同。这样的规定势必导致法条本身对于行为方式规定的概括。在学理上，通说认为本罪的行为方式包括肉刑和变相肉刑。在实践中，相关的司法解释从立案标准的角度，通过列举诸如殴打、捆绑、使用械具和较长时间冻、饿、晒、烤等手段，显然，前者对应学理上的肉刑，后者对

[3]应学理上的变相肉刑。

4、犯罪目的唯一性

目的（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主观上通过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结果（不限于法益侵害结果，包括犯罪行为所形成的状态等），即是以观念形态预先存在于犯罪人大脑中的犯罪行为所预期达到的结果。特定的目的，不是指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而是故意的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之外的，对某种结果、利益、状态、行为等的内在意向；它是比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更为复杂、深远的心理态度；其内容也不一定是观念上的危害结果。

从刑讯逼供罪的法条表述可以分析得知，本罪的犯罪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口供，这里的口供包括有罪的口供和无罪的口供、最轻的口供和罪重的口供、关于自己的口供和关于他人的口供。而实践中特定的犯罪动机也是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的重要诱因。动机（犯罪动机），是指刺激、促使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或思想活动，它回答犯罪人基于何种心理原因实施犯罪行为，故动机的作用是发动犯罪行为，说明实施犯罪行为对行为人的心理愿望具有什么意义。产生犯罪动机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行为人内在的[4]需要和愿望；二是外界的诱因与刺激。本罪的犯罪动机就是为了追求尽早破案，正确破案。

如果行为人主观上追求的与破获案件没有关系，或者基于其他原因意欲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口供与自己设想的案情走向一致，而明知自己对于案件走向的判断是错误的或者可能是错误的而仍然进行刑讯逼供，则不构成本罪。

三、现行立法规定的缺陷

（一）犯罪主体范围规定不准确

刑讯逼供中的“供述”，是指对案件确定产生影响的证据的一种，证据存在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之中，可以说，在审判之前的任何针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活动，包括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官提审犯罪嫌疑人等，都是为了获得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证据，以便接下来的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被告人有罪证据确实充分、犯罪事实清楚的，依法提起公诉。反之，有罪证据达不到证据该条规定的标准的，则不能够提起公④诉。所以，“刑讯”的行为是为了取得“供述”，确切的说是为了取得证据，那么“刑讯”的阶段就应当存在于法院对案件进行终审判决之前。在判决发生效力后以及刑罚执行阶段则不存在“刑讯”的可能，因此，负有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中，监狱的监管工作人员、拘役所的监管工作人员、以及在看守所内对执行余刑不足一年的被监管人进行监管的工作人员以及社区矫正的监管人员就不属于刑讯逼供罪的主体。

（二）犯罪对象过于局限

依据《刑法》的规定，本罪的犯罪对象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划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标准时诉讼阶段的不同。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刑事案件立案之前叫做嫌疑对象，而立案之后叫做犯罪嫌疑人。实际上，我国现行的刑事案件侦查过程是一种将普通人转变为嫌疑对象，再由嫌疑对象转变成犯罪嫌疑人的过程。这种转变的标准不是由案件有罪证据的质和量的多少决定的，而是由侦查机关相应的侦查程序以及对行为人采取的有关刑事诉讼保障措施的不同来决定的。简而言之，只有刑事案件立案之后或者对行为人采取强制措施之后，行为人才转变为犯罪嫌疑人，否则，行为

[5]人的身份只能是嫌疑对象。

既然《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规定了什么是犯罪嫌疑人，那么就不能将犯罪嫌疑人解释为包括嫌疑对象。但是实践中经常发生侦查机关为了保证刑事案件的结案率，采取“不破不立”的办案方式。详言之，只有将已经发生的刑事案件侦破之后才进行立案，补充相关的侦查手续。这样的情况导致事实上已经是犯罪嫌疑人的人履行着犯罪嫌疑人的“义务”，而实际上得不到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不能享受犯罪嫌疑人应有的权利，在身份上依然是嫌疑对象。

（三）主观上罪过形式不清

由于我国刑讯逼供罪采用了转化犯的立法模式，但是又没有明确规定转化犯的罪过形式，导致实践中有关刑讯实施人以非故意的心态导致被刑讯人死亡时，不能合理的对刑讯实施人定罪量刑，以至于出现定罪混乱的局面。本部分拟从现行《刑法》规定入手，以定性分析和法定刑均衡为视角，为刑讯逼供罪转化犯的罪过形式做出具体的厘定。

司法实践中，对于刑讯逼供罪转化犯的主观罪过形式，通常有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刑讯实施人对于被刑讯人的“伤残、死亡”结果只能是故意的主观心态，只有在故意的情况下才构成本罪中转化犯的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从刑讯逼供罪的犯罪行为进程上看，先是刑讯实施人对被刑讯人实施刑讯行为，而后发生被刑讯人“伤残、死亡”的结果，将这

⑥种刑讯的行为和发生的结果结合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但是，从转化犯的本

质上说，是因为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所有构成要件符合了转化后的犯罪的规定，实现了构成要件的该当，因此可以转化为另外的罪。转化犯不同于结果加重犯，其二者最大的不同是犯罪的实质构成要件是否发生了本质性偏移。

四、我国刑讯逼供罪的立法完善

（一）重置刑讯逼供罪犯罪主体的范围

刑讯逼供罪的本质是以刑讯的方式逼取口供。能否构成本罪的主体不在于本身是否具备某种身份，而在于是否拥有行使某种职权的现实（这种拥有包括长期拥有和暂时拥有）。这里所说的职权，应当包括调查、侦查和检察三种。所谓调查，是指与刑事案件可能相关的但又不直接属于调查刑事案件的范畴，主要包括，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对治安案件的调查，纪检部门对涉嫌违纪的党员的调查，而不是指泛泛意义上的调查。之所以这样框定调查的范围，是因为治安案件和纪检部门调查的案件，通常能够转化为刑事案件，并且这种调查的形式也主要是有权机关对被调查对象进行讯问，获得口供。所谓侦查，专指刑事案件的侦查，讯问

[6]是侦查手段的一种。所谓检察，专指检察机关在移送审查起诉的阶段对被告人进行的讯问。

以此来看，负责审判工作的法官和负责监管工作的执行机关工作人员本身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法官在庭审中可以讯问被告人，但不存在法庭上发生刑讯逼供的可能。刑罚执行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日常监管活动中不涉及讯问被监管人，但是当在执行机关中发生新的刑事案件时，执行机关的侦查部门介入调查新的刑事案件，此时侦查人员具有了侦查的职权，可能成立刑讯逼供罪。综上，本罪中的职责，是以讯问权为基础的，以直接涉及刑事案件或者与刑事案件有关的程序为载体的，不以工作人员自身身份为限制的特定的职责。

（二）扩大刑讯逼供罪犯罪对象的范围

刑讯逼供罪作为犯罪主体与犯罪对象特定的犯罪，犯罪主体和对象通常对应出现，犯罪

[7]主体范围的调整必然导致犯罪对象范围的变化。以讯问权为基础的职责对应着被讯问人理

应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具体来说就是本罪的对象不仅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而且包括治安案件中的被讯问人和被纪检部门调查的人。综上，一切被讯问的、与刑事案件调查直接有关或者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都是本罪的犯罪对象。

（三）增加结果加重犯的规定

依照现行刑法对刑讯逼供罪的规定，除本罪的有一档法定刑之外，直接规定了有关转化犯的规定。转化犯在本罪中缘何规定不合理，在前文立法缺陷的部分已经详尽述。但是，不合理不代表一定取消转化犯的规定，可以通过细化行为类型，辅之以结果加重犯的有关规定，[8]实现刑讯逼供罪到转化的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的合理过渡。刑讯逼供罪中转化犯的规定

与虐待被监管人罪相比，最大的缺陷就是刑讯逼供罪的一档较低的法定刑直接转化为较重的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犯罪显得法定刑跨度大，更重要的是没有结合到行为人转化前后故意的内容以及相对于出现的重结果的具体罪过心态。在刑讯逼供罪基本犯与转化犯之间加入结果加重犯的规定，既可以弥补法定刑之跳跃，又可以实现依据不同行为类型及主观心态，定不同的罪量不同的刑的具体定罪量刑。所以，本罪之中加入结果加重犯的规定，主要在于刑讯实施人过失的导致被刑讯人重伤、死亡的时候，可以按照结果加重犯处理，实现法定刑升格；在刑讯实施者故意伤害或者杀害被刑讯时，转化为相应的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这样设置了结果加重犯的规定，就不必再运用想象竞合的理论来提高本罪的打击力度，使得本罪定罪量刑结论更加合理。

（四）刑讯逼供罪法条设计

刑讯逼供罪刑法第247条行使讯问职权的人员，对被讯问人实行刑讯逼供，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致使被刑讯人重伤、死亡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意伤害被讯问人导致重伤或者故意杀害被刑讯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结论

遏制刑讯逼供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某一立法的完善很难凑效，我们应当加强对诉讼法机制进行改善，本着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路，对侦查权进行良好、有效的控制，构建遏制刑讯逼供的诉讼法律机制。同时还应该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在人身权利受到刑讯逼供行为侵害时，能够用法律的手段保护自己，还应该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素质以及办案能力，在查办案件时增添更多的技巧性，而不是靠鲁莽、暴力的手段，知法犯法，避免逼供行为的发生。

注释：

① 肖中华著.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132.② 曲新久著.刑法的精神与范畴[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1-22.③ 杜文俊.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论处的规定应属法律拟制[J].河南社会科学.2011(06)：8-11.④ 莫洪宪，刘夏.刑讯逼供罪转化犯问题研究[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0(04)：31-32.⑤ 张永红.概括故意研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8(01)：14-16.⑥ 利子平，詹红星.“转化型故意杀人罪”立论之质疑[J].法学.2006(05)：33-3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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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我国执行和解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我国执行和解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摘要】：执行和解是一种化解执行难的有效方式之一，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受到当事人和执行法官的青睐，执行和解可以促进社会和谐、缓解社会矛盾，在当前和谐社会背景下，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尽可能促成当事人双方达成自愿和解协议，目前这已经成为法院执行机构追求的共同工作目标，本文初步阐述了当前执行和解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适当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执行和解；新民诉法修改；救济机制

执行和解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执行制度，也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能够及时有效的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矛盾，执行和解协议的出现和履行会影响执行程序，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执行和解协议的救济途径和效力的各项规定仍然不够完善，这给司法完善带来了很多问题[1]。因此，本文分析了我国对于执行和解制度规定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建议。执行和解的概述

1.1 执行和解的概念

执行和解，指双方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通过平等协商，凭借自愿让步的途径行驶处分权，变更执行名义明确规定的权利义务，进而中止原执行程序制度[2]。执行和解与法院调解不同，前者的参与主体仅限定在当事人之间，是当事人自愿协商的活动，法院独立在外，只充当“书记”角色；同时，执行和解协议无强制效力，无法当成强制执行的参考依据。法院调解过程中，当事人需要借助法院的主持来协商解决存在的争议，通过法院背书后，调解书可以成为法院强制执行的重要依据，才能获得强制效力。

1.2 执行和解的性质

关于执行和解的性质，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有些学者认为执行和解应该定位成私法行为，还有些学者认为应将执行和解认定为诉讼行为[3]。虽然执行和解属于一个行为，但其同时具备诉讼行为和私法行为两方面性质，执行和解协议与民法上面的和同基本相同，均表现为当事人私法自治，但是前者订立的目的在于双方当事人消除生效法律文书所规定的各项权利义务，并变更原来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所规定的各项权利义务关系的特殊合同，在该种合同中，债务人具有给付的义务，债权人具有要求对方支付的权利，合同成立后，双方均需严格遵[1，2]守。所以，不能因执行程序具有的特殊性即否定执行的和解的特有效力，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和债权人放弃自己的权利不同，当事人放弃部分权利达成和解协议的目的在于更好的实现自身的权利。因此，当债务人在已生效法律文书的约束下，且已经具有履行义务的状况下，可将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看作执行生效法律文书某种变通或者修正，这种变通或者修正也是对没能实现的某些权利的私力救济途径。

执行和解行为的法律性质具有两面性：一是一种当事的民事行为；二是该种和解发生于实际执行过程中，一旦得到人民法院执行人员确认并履行，同时还是当事人为了消除和法院之间已经存在的法律诉讼关系，进而结束和解执行程序中的诉讼行为[3，4]。执行和解存在的问题与缺陷

2.1 法院参与私法自制的冲突

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当事人和解协商过程中，法院不参与当事人的具体协商过程，只负责笔录协议内容，而由当事人双方自行盖章或者签名；但是在实践中，如果已经开始进行强制执行程序，而没有法院的介入，将根本无法形成执行和解，同时多数和解成功的案例表明法院执行人员的介入非常重要[1，5]。

2.2 不严格限制执行和解协议的次数

达成和解协议后，如果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协议或者在协议约定履行期届满后，一方的当事人仍然不履行协议，而法律并未对在执行和解协议期限届满前能否再一次达成执行协议作出规定，依据民事行为法中没有禁止即可行的原则，在理论层面看，当事人双方可以多次达成和解协议，然后可以不停反悔，由于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对此法律是无法干预的，这会使一方当事人假借和解的名义，进行恶意拖讼，增加了对方当事人的讼累，从而达到他们的不法目的，另一方面还会不断加重法院的实际工作负担[3，6]。

2.3 对未履行的救济手段的规定不合理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救济和解协议未履行的唯一手段是恢复对原有已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该规定存在以下几点不合理之处：⑴该规定会导致当事人权利不平衡，因为此规定表明只有一方能够申请恢复对原有已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即对方当事人，该当事人既可以债务人也是债权人，但是一般人都知道，债务人肯定不会主动申请法院对自己执行和解[2，4]。所以，只能是债权人申请恢复执行，债务人也只能是违反协议的人了，这在无形中否定了债权人本该具有的拒绝和解的权利，相反只有债务人享有该种权利，存在明显的不平等性；⑵违反了民事协议中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该原则规定，协议双方需要善意履行和解协议的约定，不履行协议的人员必需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上述规定表明，如果不履行和解协议则会恢复原有已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显然践踏了诚实信用原则；⑶债权人的利益无法得到有力保障。执行和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3.1 注重执行和解制度的资源性

执行和解本质是指经过自由协商后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并变更原有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内容，执行和解协议时当事人双方处分自己权利的一种方式，必须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由于执行和解的主要灵魂是自愿，因此没有资源型的执行和解则已变质，也就无法正常发挥执行和解的正常功能，如果法院进行不当的认为干预并漠视当事人意志会导致执行和解过程中出现的囚徒困境。所以，必须强化当事人双方在执行和解中的“自愿性”，在尊重他们处分权的同时禁止法院进行强行调解[1，3]。

3.2 完善执行和解后的结案考评体系

执行和解过程完成后，不能仅依据执结率来评判执行工作的好坏度。执行和解实践过程中通常存在以下情况：为了尽快结案而以牺牲当事人的权利及合法利益为代价，并随意设置“囚徒困境”来逼迫当事人同意和解；过分强调执结率会导致执行人员仅为了执行而执行；法院执行的最终目的是大量执行和解，如果仅将履行部分执行和解协议当成结果，会使大部分执行人员的精力转移到和解协议本身而不再关注和解协议内容。以此，上述将结案作为工作重心，而不把当事人权利的实现作为办案主旨的办案方式，会导致部分执行案件无法得以真正执结[3，6]。

3.3 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对执行和解的整个程序进行司法审查，即当事人意思自治必需将法律秩序作为主要前提，如果当事人在法院营造的困境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该种和解可能没有实际的操作性，会形成新的矛盾和新的诉累，执行和解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可以尽可能确保执行和解的有效性、真实性、合法性[7]。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⑴首先要对执行和解的行为主体进行审查，查看其是否合格；⑵审查执行和解的双方当事人的和解意愿是否真实可靠；⑶是审查执行和解协议的所有内容是否合法；⑷审查和解协议是否具备可履行性。

3.4 建立有效的跟踪监督机制

和解协议达成后，法院不能把该案件放置不管，需要定期了解被执行人的相关信息，并督促他们及时履行。即和解协议达成该案件并未执行完毕，法院需要及时进行后续的跟踪监督，掌握他们按约履行义务情况，被执行人一旦出现逃避执行的，需尽快告知其利弊及不按约履行的一些法律后果，必要时可以采用相关的执行措施以确保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利的顺利实现，如果因客观愿意或者是被执行人误解导致无法履行，因此，法院需要向申请人解释相关情况，化解存在的矛盾，一旦发现当事人之间缺少沟通、信任，应尽快做好必要的协调工作，排除执行和解制度的履行障碍。

综上所述，通过立法完善我国的执行和解制度，在切实维护、执行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所处的优势地位的同时，还应承认和解协议执行过程中产生的民事契约效力，对当事人施行司法救济措施，借助诉讼程序来协调原有生效法律文书与执行和解的冲突，真正实现执行和解的结果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相一致，并进一步彰显执行和解持续与其执行结果的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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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试论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缺陷和完善

试论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缺陷和完善

一、我国有关取保候审的有关规定

（一）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

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的。

3、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的，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不宜逮捕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法作出决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的，由公安机关执行。国家安全机关决定取保候审的，以及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国家安全机关移送的犯罪案件时决定取保候审的，由国家安全机关执行。

（二）取保候审的方式

《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据此，取保候审有保证人保证和保证金保证两种方式。对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的，不能同时使用保证人保证和保证金保证。

保证人是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的为其担保的人。保证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与本案无牵连；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公安、司法机关应当严格审查保证人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符合保证人条件的，应当告知其必须履行的义务，并由其出具保证书。保证人应当履行以下义务：监督被保证人履行法律规定的被取保候审期间的义务；发现被保证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时，应当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被保证人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保证人未及时报告的，经查证属实后，由县级以上执行机关对保证人处以1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如果保证人与被保证人串通，协助被取保候审人逃匿以及明知藏匿地点而拒绝向司法机关提供，构成犯罪的，依据刑法有关规定对保证人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取保候审保证人是否履行了保证义务，由公安机关认定，对保证人的罚款决定，也由公安机关作出。

（三）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

《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了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的义务，有以下几项：

1、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正当理由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有正当理由需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的，应当经执行机关批准。如果取保候审是由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决定的，执行机关在批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离开所居住的市、县前，应当征得决定机关同意。

2、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取保只是手段，候审才是目的，因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义务在接到传讯后及时到案。

3、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以威胁、侮辱、殴打、报复陷害或贿买、指使、引诱等各种方法干扰证人作证，即违反了本项规定。其中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也将受到相应的处罚。

4、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所谓串供是指互相串通，捏造口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侯审期间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即有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妨碍刑事诉讼之嫌，不得被取保侯审。

执行机关在执行取保候审时，应当告知被取保候审人必须遵守上述规定，以及违反规定或者在取保候审期间重新犯罪应当承担的后果。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规定的，已经交纳保证金的，没收保证金。区别情形，还可以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对其监视居住、予以逮捕。

（四）取保候审的程序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其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律师申请取保候审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有权决定的机关应当在收到书面申请后７日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答复。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并且提出了保证人或者能够交纳保证金的，公安、司法机关应当同意，并依法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对不符合取保候审法定条件的，不同意取保候审。不同意取保候审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

（五）取保候审的时限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且在此期间不中断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对于发现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或取保候审的期限届满的，应予及时解除，并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人、保证人、有关单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其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采取取保候审的期限已经超过12个月的，有权要求解除取保候审。作出取保候审决定的机关，对此情况应予以解除取保候审或变更强制措施。但禁止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二、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上的缺陷

1、法律适用范围弹性过大

刑诉法规定的取保候审的范围过于宽泛，缺乏可操作性。主要表现为：（1）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办案时，难以确定犯罪嫌疑人能否被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适用时只能根据个人的判断来决定是否采取取保候审，有很大的随意性；（2）根据刑法有关规定，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包括从6个月到死刑，也就是说，对死罪、重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可适用取保候审，给执法人员提供的自由裁量幅度过大，不利监督，并且不便操作；（3）对“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作出判断又比较困难的，完全由司法人员依据主观判断自行决定，实践中采取取保候审，往往为个别办案人办人情案、关系案提供了机会，因而导致诉讼延误的现象屡有发生。

2、未规定保证金的限额和收取办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对于收取保证金的数额以及收取方法，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无明确规定，从而给予决定适用者以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由于没有相应的限制，极易导致权力适用中的滥用。在具体案件中，对保证金收取多少以及如何收取，均由办案机关自行决定，造成执行中的差异过大。

3、关于取保候审的期限法律规定不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由于该条对取保候审12个月的规定，是指三个机关重复使用取保候审的总时限，还是每个机关单独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时限并不明确，使得公、检、法三机关分别制定的实施细则，都规定每个机关可以重新计算取保候审的期限。实践中也认识不

一、做法各异，不利于有关规定的贯彻执行。这样，对于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他可能被3次采取取保候审，期限可长达36个月。显然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使得取保候审这种原本属于较轻的强制措施，事实上可能成为一项较长时期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2]

4、未规定取保候审的法律救济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只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委托的律师，向羁押决定机关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但未规定羁押决定机关审查结束并告知申请人结果的时间和方式。申请人递交了取保候审的申请后，一切均由司法机关掌握，缺乏法律救济程序，从而使得一些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人被羁押，这也是造成我国取保候审比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3]

5、取保候审监督、制裁措施无力。一是对负有监督义务的保证人处罚不力。现行法律对保证人不履行保证义务而采取的处罚措施仅为罚款，而追究刑事责任，除保证人有《刑法》第三百一十条规定的行为而以窝藏、包庇罪进行追究外，再无其他关于保证人不履行保证义务构成犯罪的规定，因而使保证人没有足够的责任心来认真履行保证义务。二是保证金措施的无力。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违反法定义务，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保证金（金钱制裁），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变更强制措施（逮捕、监视居住）。方式的反复性，究竟有多大的威慑力，值得怀疑。而且，收取保证金的数额无明确的法律规定，时常有保证金收取的过低，而使犯罪嫌疑人交取保证金后，便一跑了之的现象。[4]低额保证金无法形成必要的约束力，使执行机关只能没收保证金了事，成为变相的以罚代刑。

（二）实践中适用取保候审存在的主要问题

1、以取保候审代替结案。我国刑诉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且在取保候审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根据此规定，取保候审作为一种强制措施，只是刑事诉讼的一个环节，绝不能作为一种结案方式。而实践中有的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一保了之，一旦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后就中断了对案件的继续侦查，甚至对于检察机关退加补充侦查的案件也如此，对案件不闻不问，在收集证据，查清事实上未有任何进展。由于不及时补充侦查或拖着不补致使取保期内无法结案，导致案件不了了之。有的机关任凭取保候审超过十二个月，且期限届满后，不作任何规定，使犯罪分子逃避了应有的法律打击。

2、违规收取保证金。在取保候审中，保证金与办案机关挽回国家和集体经济损失、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退赃没有直接关联。因此，刑诉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取保候审者未违反有关义务规定，在取保候审结束的时候，应当退还保证金。如刑事诉讼阶段发生变化时，受案机关决定继续以保证金形式取保候审的，原则上不变更保证金数额，不再重新收取保证金。有的办案机关在保证金的收取上，并未综合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经济状况、案件的性质，情节、社会危险性以及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等因素，来确定收取保证金的数额，而任凭办案人主观确定，有的甚至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属 “讨价还价”，很不严肃。在保证金的没收、退还上，程序不规范，没收乱，往往借故不退还。事实上保证金大都没收多，退还的少。有的办案机关不考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的表现，不问其是否违反义务性规定，而以传呼唤不到位或未经批准离开居住地等理由，任意下达没收保证金决定书，拒绝退还保证金。有的办案机关在取保候审期间，即不申请解除，也不对保证金作出处理，成为变相没收。[5]

3、交接手续过简，诉讼程序脱节。目前，公、检、法三机关在案件移送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被取保候审的，除在相关法律文书中有所注明外，再无其他交接手续，致使取保候审在程序上脱节，取保对象未能随案变更取保机

关，因而出现传唤不到庭，取保对象下落不明的情况，影响了案件的正常审理。因此，刑诉法应当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侦查终结向检察机关移送起诉或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时，应在移送起诉案卷、材料的同时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传唤到案，一并移交下一诉讼部门，并由收案部门进一步对保证人和被保证人进行法制教育，督促其切实履行取保义务。

4、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实践中，能否适用取保候审，完全由办案人员决定，虽然最后要经本机关负责人审批，但这种审批多是形式。法律也未规定检察机关对取保候审的具体监督措施，因而公安机关对取保候审的适用决定权几乎不受限制，难免会发生一些不应被取保候审的被取保在外，而那些符合取保条件的人却被关押的现象。此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申请被驳回或取保候审被撤销时，在被没收保证金，保证人被处以罚款的情况下，法律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保证人相应的救济权利，如申请复议、要求复查等。按照公检法三机关具有天然违法动力的原则，而在刑事诉讼法对其权力控制不严的情况下，这种违法法律程序的愿望将变得越来越大，程序性违法的成本也将变得越来越大，就可能出现违法不当没收保证金和错误罚款得不到纠正的情况，不利于全面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保证人的合法权益[6]。

三、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

（一）端正办案指导思想，克服利益驱动影响

正确适用取保候审，必须端正办案指导思想，增强法律意识，树立法律上的观念，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做到严格执法，依法办案，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要摒弃不当适用取保候审是办案经费所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成熟思想和多搞取保候审、多收保证金、随意没收保证金等错误行为，真正使执法活动不受到利益驱动影响。各级政府一定要严格按照中央精神落实收支两条线的规定，让司法机关吃足“皇粮”，不再走“以案养案”的路子。司法机关还要敢于、善于抵制和排除来自各个方面的不良因素对执法的干扰，要在认真审查案情，全面把握条件的基础上，公正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公正做出对取保候审者的处理意见。准确地使用取保候审，确保不出差错。

（二）修改刑事诉讼法律，明确取保候审范围

如立法可以采取排除式立法体例，明确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取保候审（参照《刑法》中不得假释的规定），使之不致过于宽泛，增强操作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刑诉法的作用，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三）明确办案期限，加强审限监督

一方面，刑诉法应明确不同诉讼阶段的办案期限，取消羁押案件与非羁押案件之间办案期限的区分；另一方面，实践过程中，形成监督，从程序上杜绝取保候审超期限现象的发生，形成三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机制，有效遏制当前取保候审超期限屡屡发生的现象。

（四）决定权与执行权相分离

取保候审决定权统一由法院行使，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决定取保与否。公安机关为具体执行机关，人民法院可依公安机关的申请，或依职权决定撤销取保候审，没收保证金、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检察机关有权对人民法院做出的决定以及公安机关的执行情况提出异议，实行监督。这样既有利于贯彻决定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的原则，又能合理利用司法资源，加强监督制约，保证取保候审制度达到预期效果。

（五）完善对当事人的救济途径

应赋予当事人在取保候审申请被驳回或取保候审被撤销时的救济权，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为自己符合取保条件而不被取保的，或取保候审不应撤销而被撤销的，有权在收到《不予取保候审决定书》或《撤销取保候审决定书》之日起5日内向决定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复议决定书后7日内向上一级决定机关请求复核。该复核决定为终局决定。

（六）完善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行为的处罚措施。

建议立法中规定：对于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保证人可以由取保候审决定机关决定予以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司法拘留（参照刑诉法中对于违反法庭秩序行为的处罚）。并在刑法中规定，对于取保候审期间脱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酌情从重处罚。同时在有关自首的法律规定中明确：“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但已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相关强制措施的规定逃脱后又投案的除外。”

（七）正确适用取保候审，严厉打击违法犯罪。

1、准确把握取保候审条件，严格审批手续。对符合刑诉法第五十一条第（一）、（二）项规定，可以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准确把握。对必须取保候审的，应严格审批手续，先由案件承办人写出报告，经集体讨论通过，报主管领导批准。从程序上、制度上保证取保候审的正确实施。未经法定程序和审批手续，任何人都无权作出取保候审决定。

2、从重从快打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的违法犯罪活动。发现被取保候审者有妨碍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办案机关应及时惩处。对有逃跑、毁灭证据及其他妨碍刑事诉讼活动，情节严重的应及时逮捕，从重处罚。对在取保候审期间又犯罪的，如系同种罪，应当加重处罚，如系异种罪，应当数罪并罚。

3、严肃查处保证人的违法犯罪活动。对利用取保候审，有意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释后，让其逃跑、藏匿，或者参与翻案活动，应当以包庇罪追究保证人的弄事责任。对不履行保证人义务，以不作为方式影响诉讼活动，造成不良影响的保证人，应处以罚款或者行政拘留。

4、加大打击力度，严惩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执法人员。对玩忽职守，致使不该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释，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应当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者的法律或行政责任。对徇私舞弊，明知是不应当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予以保释，情节严重的，应按徇私舞弊惩处。贿赂的，应实行数罪并罪。非如此，不能保证取保候审制度的正确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