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有效运用途径分析_兼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衔接专题

第一篇：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有效运用途径分析_兼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衔接专题

摘 要：行政执法机关向刑事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涉及到司法实践中行刑衔接的问题，关系到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工作。侦查机关在办理行政执法移送案件时，不可避免要对行政执法阶段收集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判断，有效使用这些证据材料可以节省司法资源，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进一步对行政执法证据进行了定位，但是受制于工作机制和配套措施不健全，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仍面临不少障碍，亟待加快完善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配套措施和工作机制。

关键词：实质证据；行政执法证据；以罚代刑；信息共享；联席会议

一、行政执法证据概述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实质证据观的扬弃

传统上一般认为证据必须具备三个基本属性：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长期以来，在证据法学上存在两种证据观：一种是实质证据理念，认为事实本身就可以被认为是证据；另一种是形式证据理念，在强调证据客观性同时，特别强调证据是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随着诉讼法学研究的深入，形式证据观在实务界得到更多的认同。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而最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48条修改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材料”取代“事实”，肯定了证据存在真假的问题，并将形式合法性作为证据采信的重要标准。同时《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52条新增加了第2款：“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确定了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司法的合法转换地位，行政执法证据将在刑事诉讼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但是，对于行政机关先行查处中收集的证据材料，必须在刑事诉讼阶段进行转换才能适用，这就涉及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程序的衔接问题。

（二）行政执法证据的概念和类型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认为，行政执法机关是指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以及其他违法行为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 施行政处罚的组织。

行政执法证据就是行政机关及行政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许多案件是由行政执法案件所转化而来，比如常见的经济犯罪案件，多是工商、税务、安监等行政部门查处违法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进而移送公安、检察机关，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对此，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出台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 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对案件移送进行了相应规定。针对行政执法证据的规范，分散见于《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这些法律法规对行政执法主体的条件要求和证据收集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规范。至于行政执法证据的类型，并没有统一、完整的规定，部分行政机关自行进行了规范，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18条规定：“办案机关对案件进行调查，应当收集以下证据：（1）书证；（2）物证；（3）证人证言；（4）视听资料；（5）当事人陈述；（6）鉴定结论；（7）勘验笔录和现场笔录。”另外，动物卫生监 督机关等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规定中也有类似条文。可见，行政执法证据的类型也可以细分为上述书证、物证等七种类型。此外，也有学者把行政执法证据归纳为四类：原始的书证和物证；执法人员的调查笔录；当事人和证人亲笔书写的材料；视听资料。

二、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现实必要性

（一）加强打击日益增多的经济犯罪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各类经济纠纷和违法犯罪事件频发，拥有执法权的行

政机关在查处行政违法案件时，如果发现行为人涉嫌犯罪就需要移交公安司法机关处理，如工商、环保、税务、安全监察和质量监督等部门办理的案件。移送刑事案件必然要相应地 移交行政执法过程中取得的证据材料。因为这类移交的案件往往经过了较长时间，侦查机关重新取证面临证据灭失、知情人记忆减退等困难。相反，行政机关执法方式比较灵活，能够在第一时间取得大量有价值的证据材料，这对侦查机关后续的侦查取证工作提供了引导和帮 助，部分证据材料甚至可以作为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侦查机关忽视行政执法证据的转化应用，将会影响对经济类案件的查处力度。

（二）提高诉讼效率和节省司法成本的需要

刑事司法追求公正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效率，有效率的司法更能够保证公正的实现。迟来的正义等于非正义，效率低下、成本巨大的司法不符合公正的要求。依法行政是当前行政执法的必然发展趋势，随着行政法律法规的完善，行政执法逐步走向规范化道路，执法过程 中取得的证据材料质量有所提高。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合理、合法地使用这些证据材料，将不同类型的证据材料转化为刑事证据，可以避免重复取证、重复鉴定，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当然，行政执法证据主要针对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取证的侧重点不同于刑事证 据，而且证据的规范性较差，公安司法机关在使用中要进一步转化，变成符合刑事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

（三）实现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制约

中国检察制度从历史上看源于前苏联的检察制度，吸收借鉴了列宁的全面监督思想。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监督范围自然也包括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国务院出台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12条规定：“行政机关移送涉嫌犯 罪的案件，应当接受人民检察院和监察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这也强调了检察院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行政执法机关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以罚代刑”把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当作行政处罚案件处理。通过加强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建立专门的协作机制，适当延伸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可以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权力。

三、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执法证据受到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限制

刑事制裁的严厉程度远远强于行政处罚，多数情况下会适用自由刑，直接影响当事人的人身权利。因此，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的要求标准更高，对取证主体、取证的程序和证据类型都进行了相应规范。刑事证据的取证过程围绕的核心是犯罪构成要件，对证据的客观 性、合法性要求更高。如果用刑事诉讼视角来看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材料，许多证据材料是不规范的，例如言词证据，行政执法证据的取证时间、地点、格式等都缺少详细规范，因此证据的表现形式也非常不规范。正因为行政执法证据的收集缺少严格的法律规范，中立性不强，证据内容侧重点不同，缺少细节组成证据锁链，直接影响到行政执法证据的证据效力，这也造成许多行政执法证据是无法在刑事诉讼中直接适用，必须经过相应的转化后才能符合刑事诉讼法证据标准的要求。

（二）行政执法领域的专业性强困扰司法工作人员

我国拥有行政执法权的机关有公安、工商、税务、技术监督、安全监察等政府机关，涉及的领域多达几十个，每个领域都涉及大量的专业知识。行政执法机关在本单位工作范围内收集的证据材料，大多涉及专业领域的知识，而且证据内容对司法机关来说往往主次不清，大量的专业术语令司法工作人员望而却步。例如，涉及税务犯罪案件，纷繁复杂的账目和计算方式，不是一般的司法工作人员能操作的。而行政执法机关在处理具体案件时，经常需要对特定事项进行鉴定或者出具相应的调查报告，作为对具体案件定性的重要依据。目前侦查 机关能够进行的检验鉴定主要有文书检验、痕迹检验、法医学鉴定等，涉及司法会计和质量鉴定则缺少专业人才和设备。侦查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不得不依赖行政执法机关的检验鉴定结

论。

（三）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案件证据移送机制不完善

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就行政执法机关案件移送进行了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也在实践中探索移送的工作机制。但是，目前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还不够完善，工作中还存在信息沟通不畅、案件移送不及时、协作配合不规范等问题。此外，相关的法律规定只是框架性的，可操作性不强，没有对移送时限等问题进行详细规范。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所确定的是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已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有立案监督权，《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 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中提出了“经协商同意，（检察机关）还可以派员查阅有关案卷材料，行政执法机关应予配合”等，上述规定是非常原则的，对行政执法机关不依法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不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顾及部门利益，经常会“以罚代刑”，许多案件不移送刑事司法机关处理，即使移送了案件，也对刑事司法机关的后续处理消极应付，最终影响案件的司法处理进程。个别案件中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就案件定性和证据标准存在分歧，互相推诿，进而导致行政执法机关不移送或草率移送，影响案件的最终调查处理，不利于准确有效地打击犯罪。行刑衔接的不畅直接影响行政机关移送案件的侦查取证，行政执法机关取得的证据材料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实现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有效运用的途径

行政执法案件进入刑事司法环节后，行政执法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能否在侦查、起诉和审判中应用，在理论研究与实务工作中一直存在争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行政执法收集的证据地位予以肯定，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 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是刑事证据与行政执法证据毕竟在收集主体、形式和具体内容细节上存在很大差异，在司法实践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不同的证据形式采取不同的调查核实方法。此外，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 关的协作，建立案件及证据材料移送衔接机制，通过规范行政执法机关执法规范化，也有助于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有效运用。

（一）实现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的司法化转换原则上，行政执法证据必须经过公安司法机关的审查判断，并经过转化，必要时重新调查取证，最终形成符合刑诉法要求的证据形式。具体来说，公安司法人员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形式予以转化。

1.对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和中立机构的鉴定结论，经过公安司法人员完善扣押调取手续即可。因为这类证据本身的客观性较强，没有必要将行政执法人员扣押提取的材料恢复原状后再行提取。但要注意，行政执法机关在扣押或冻结物品时，法律手续一定要完备。比 如扣押物品应该有物品保管人或是所有人的签字，如果不签字也应作出说明。也就是说，行政执法机关一定要依法扣押，把法律手续做全，再经过侦查机关的调取，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2.对于案件相关人员书写的亲笔词，需要侦查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如果这些行政执法过程中获取亲笔词经过调查，与事实相符，而且亲笔词书写者也承认其内容是真实的，就符合了证据标准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的要求，可以作为证据材料使用。

3.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制作的调查笔录，原则上不能直接当作证据材料在法庭上使用。行政执法则上不能直接当作证据材料在法庭上使用。行政执法过程中所告知的权利义务是针对违反行政法律法规的后果，而刑事制裁强度远远大于行政处罚，这些内容在行

政机关取证时是没有告知的。因此，行政执法机关制作的调查笔录一般不直接提交法庭质证，而是由侦查机关依据法定程序重新制作相关笔录。当然个别情况下，证人突然死亡，而其证言非常重要，也可在法庭上质证，如果双方都无异议就可以采信。

4.对行政执法机关的勘查笔录和鉴定结论，公安司法机关要分情况对待。行政执法机关

在本单位管辖范围内拥有专业人员和设备去调查事故、勘查现场、检测检验和鉴定，其客观性比较强，某些领域的检验能力甚至高于公安司法机关，但是行政执法机关的检验往往中立 性不足，尤其是行政机关自行鉴定出具的结论。因此，公安司法机关在向行政机关调取相关的证据材料时需要进行补强，向行政执法人员核实勘查、调查的详细过程，并形成笔录。对于行政执法机关委托社会中立鉴定机构所做的鉴定，其客观性强于有鉴定能力的行政机关 自行做的鉴定，公安司法人员要谨慎对待后一种鉴定，必要时重新鉴定。

（二）建立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工作衔接配套保障机制

刑事司法机关对行政执法案件移送进行监督，可以进一步拓展检察监督职能，进而实现对行政活动的监督，有助于依法行政目标的实现。当前两机关在案件移送上衔接不畅，缺少相应的配套工作机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在司法实践中从以下三个方面入 手。

1.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可以在日常工作中充分利用各自掌握的信息资料，共同构建查询、交流平台，信息平台应当逐步扩展到行政执法机关，各机关把自己工作领域内的法律法规和工作信息提供出来，实现共享，方便使用者查询。通过建立信息平台，逐步实现 行政执法案件的网上移送和受理，进行执法动态交流和业务衔接研讨，实现对案件信息流程跟踪和监控。行政执法机关应定期向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通报查处行政违法案件的情况，以及案件移送情况，方便司法机关的监督。近年来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及县区人民检察院均与纪 委、司法局以及其他行政执法机关建立了信息平台，建立联络员制度、案件通报制度，确定专人负责信息交流和协调沟通，积极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平台的建设和应用工作，并把行政执法监督平台的运用工作与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紧密结合，使行政执法监督平台能够真正发挥实效。

2.健全联席会议制度

行政机关与公安司法机关可以协商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针对案件及证据材料移送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进行座谈讨论和研究交流，加强彼此的配合协作，切实解决案件移送环节碰到的难题。公安部和农业部在2007年联合制定的《关于在农资打假中做好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工作的意见》中特别规定了农业部门与司法机关的案件会商制度：“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与公安机关应加强案件进展会商协调。对重大复杂的案件，要召集农资打假各成员单位一起参加讨论，并成立专案组，共同开展调查。在调查取证和案件定性方面，必要时可征求法院、检察机关的意见，避免因证据不足或定性不准而导致应移送的案件无法移送。”另外，其他一些行政机关也对案件移送会商进行了相应的规定，例如国务院文化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局等。

3.构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机制

检察机关作为连接行政执法机关、侦查机关和法院的中枢环节，拥有对刑事案件定性以及案件证据把握的优势。对于行政执法机关查处可能涉嫌犯罪的案件，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可以主动派员提前介入，以引导行政执法机关围绕案件的定性进行收集、固定和保全证 据。《河北省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实施意见》中规定：对重大、有影响的涉嫌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公安机关的请求派员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参加案件讨论，审查相关案件材料，提出取证建议，并对侦查活动实施法律监督。检察机关提前介 入，一方面可以加强对案件移送的监督，另一方面也可以间接监督行政执法机关，促进行政执法透明化。

为了提高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积极性，促进行政执法机关与检察机关工作上的衔接，改变各地分别立法带来的衔接不统一现象，可以尝试由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共同出台相应规定，确定衔接的程序和注意事项，以及检察人员介入的途径和方式，并加入激励机

制，把案件移送和受理、办理情况纳入本机关的内部考核之中，把移送案件数量和质量作为评价标准。

（三）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关法律文书的标准化

行政执法机关在收集证人证言等言辞证据时，缺少严格规范，在时间、地点、权利告知和文书制作上都不够规范。例如，有些执法机关在制作案件当事人口供时，就是直接把当事人叫来办公室，简单地把案件过程记录下来，中间多次涂改，最后由当事人在最后一页签 名了事，这样的笔录证据效力不高。行政执法机关文书制作不规范，往往导致案件移送到侦查机关后，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材料可靠性差，侦查机关不得不重新调查取证，浪费了司法资源，也影响了诉讼效率。目前，许多行政机关针对行政执法案件的移送进行了相应 的规范，具体有中央行政机关，如国务院，也有地方行政机关，如河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这些规定多数对移送的重要性和程序进行了规定，缺少对衔接细节的规范，如文书的制作规范等。刑事司法机关可以在日常工作中与行政执法机关进行合作，协助行政执法机关对扣押物品文件、制作询问讯问的笔录以及其他取证用的文书材料进行格式化规范，建立行政执法统一标准的文书材料。例如，制作询问和讯问笔录，必须严格遵循笔录制作的基本规范来制作，并加入权利告知内容，避免随意涂改影响笔录的证据效力。此外，还可借鉴当下世界上日渐推广的标准作业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简称SOP），建立行政执法取证的标准作业程序，设计相应的工作规范和文书表格，为执法人员提供必要的指导

第二篇：刑事诉讼中如何使用行政执法证据

刑事诉讼中如何使用行政执法证据

时间：2012-08-200作者：杨维立

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修改后刑诉法第52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

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一条款强化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是,目前对于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的行政执法证据范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明确和探讨。

上述条款中的“等”字如何理解?从字面意义上看,列举后加“等”字既可以理解为“列举后煞尾”,也可看作是“列举未完”。有观点认为:在本条本款中,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仅仅包括条文中明确列举出来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这四种证据,而不包括修改后刑诉法第48条中列举的其他证据种类。目前持这种观点的,在理论和实务界不是个别人,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认为,此处虽然列举了“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四种证据,但仍未列举穷尽。另外,修改后刑诉法多处使用了列举后加“等”字的模式。这些“等”字只能理解为“列举未完”的意思。退一步讲,倘若立法本意为“列举后煞尾”,这个“等”字就没意义,应当删除。

事实上,2011年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1〕3号)明文规定,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收集、调取、制作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检验报告、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现场笔录,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庭审质证确认,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笔者认为,修改后刑诉法实施后,至少,行政机关依法制作的勘验笔录、现场笔录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勘验笔录、现场笔录如果统一由司法机关重新制作,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侦查机关的负担,而且实际上因为时过境迁,重新收集此类证据,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当然,并非任何行政执法证据都可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行政执法部门制作的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调查笔录,公安机关认为有必要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的,应当依法重新收集、制作。”修改后刑诉法第5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行政执法部门所作的证人证言,原则上应当由侦查机关重新收集、制作笔录后才能转换为刑事诉讼证据。但依据修改后刑诉法第52条第2款所作的特别规定,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机关也没有必要自缚手脚,完全排除行政机关收集的证人证言的效力。特殊情形下,仍然可以利用行政机关收集的证人证言。如,有的证人作证以后下落不明或是失去作证能力、死亡等,无法再找其当面核实。侦查机关应对行政机关调查程序进行严格审查,尤其注意审查行政执法证据与犯罪嫌疑人供述、书证、物证等是否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此类证据经过侦查机关、公诉机关的严格审查,再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也应该作为定案根据。

值得注意的是,修改后刑诉法第54条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规则和司法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律义务。对照来看,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要想成为刑事诉讼证据,前提条件是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必须具备关联性(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真实性(证据形成的原因、发现证据的客观环境、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等、提供证据的人或证人与行政机关是否有利害关系等)和合法性(是否符合法定的形式、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

(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检察院)

第三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法治化的思考

——兼谈如何实现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刑事案件的有效监督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各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和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频频发生，并逐渐多样化、复杂化，行政执法案件数量与日俱增，但真正以涉嫌犯罪进入司法程序的数量却不与之相称，行政执法机关“以罚代刑”现象严重，直接导致了经济犯罪日益增多的势头难以有效遏制。这一现象突出反映了行政权力的滥用和法律监督的软弱问题。为解决这一突出问题，保证涉嫌刑事案件顺利移送，国务院制定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随后，高检院又联合多家行政执法机关联合发布了一系列加强工作配合的文件，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原则性规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这些规定与工作实践存在较大脱节，缺乏可操作性和执行性，刑事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效果不佳，检察权的监督职能难以有效发挥，因此探讨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在立法和适用上有机衔接实有必要。

一、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刑事犯罪案件少的原因探究

大量的调查资料显示，目前行政执法机关查处、移送刑事犯罪案件时存在着“两少”现象，即移送案件的行政机关少和移送案件数量少，甚至有的行政执法部门从未移送过刑事案件。原因何在，我们认为有行政机关内部原因和外部监督不力等因素的影响。

（一）行政执法机关自身因素

1、行政权具有天然的自我扩张特性，容易造成行政执法机关权力的滥用。随着社会事务的复杂化和多样化，行政权的内容和边界被扩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安全秩序外，还有普遍的社会服务和公共服务，其行使方式更加复杂，内容范围大大扩张，其表现便是行政机关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但若该自由载量权不受到控制，就会导致行政权力的滥用，违背法律授权的目的和意愿，造成严重后果，因此贯穿现代宪政的主题就是法律对行政权力的控制。行政执法权的自身特性是造成权力滥用后果的自然因素。

2、行政执法机关狭隘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观念是造成移送刑事案件少的重要因素。一是行政执法机关掌握较大的处罚权，行政罚款的多少直接影响到部门的经济利益。很多行政执法机关基于狭隘的保护部门利益观念，认为案件移交给司法机关的同时，也就转让了对违法者的部分控制权，会影响到单位利益，因此其处理的大部分案件就存在能罚就罚，一罚了之的现象，大多不移送到司法机关，最终使得犯罪案件线索流失，犯罪分子逃避刑事处罚。二是在实践中，行政执法活动中发现的涉嫌犯罪案件，有一部分都发生在对本地区贡献比较大的单位或部门，对他们的查处势必影响到本地区的利益，因此对该企业的移送查处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行政上的干预和阻挠。

3、行政执法人员认知和业务能力参差不齐。一是部分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素质不高，执法水平相对较低，业务能力不强，对刑法中有关罪名及构成要件掌握不够，导致案件线索少。二是一些执法人员认为行政执法机关主要任务是查处行政违法案件，打击犯罪不是其职责，加之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标准高、要求严，导致移送刑事案件意识不强。

（二）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不力。

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的监督，一个是监督行政执法机关办理的案件中，是否涉及到刑事犯罪案件，而行政执法机关并没有依法将其移送给有权机关处理。另一个是监督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是否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触犯刑法的行为。

在现实中，检察机关由于多种因素导致监督效果不佳。一是监督无措。法律规定过于粗糙，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移送案件的标准、程序以及责任等都没有具体规定，使得现行许多法律规定如同虚设。二是监督“为难”。在现行检察机关双层领导体制下，检察院对地方行政机关存在着机构、人员和经费等依附关系，实际上相当于当地政府下属的一个执法部门。而其他行政机关具有管人、管钱、管物的权力，检察机关为了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协调处理好与各个部门的关系，因此对于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实在是勉为其难。因此导致目前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不能良好发挥。

二、目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为使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国务院、高检院等相继出台了多项规定、意见，确定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机制的基本框架，并对工作中存在的信息不畅、案件移送不及时，协作配合不规范等问题提出了要求，但由于可操作性和效力不强，导致实践效果不佳。

1、现有规范的性质不一，作用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国务院及所属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部门、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范围内，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出台的规定则属于内部工作制度，其中对于对公安机关处臵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有关要求，实质上是重新规范立案监督的规定，其作用有局限性。

2、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联合发布的各种办法和意见，效力不强，缺乏操作性和执行性，对行政执法机关强制力不够。有些办法和意见仅是一些宣告式的权限规定，比较概括和抽象，没有制定固定的制度和详细的实施细则，缺乏操作性和执行性，虽明确了检察机关监督的职责和权力，但并未明确具体的监督手段和措施，对行政执法机关缺乏强制力，柔性有余，刚性不足，使得这些规定的效力大打折扣，因此这些发文的作用有限，不能满足打击犯罪的需要。

3、行政执法阶段形成的证据的法律地位不明造成案件司法认定上的困难。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最终目的是全面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因此案件只有进入审判阶段才是最终环节。然而在司法实务中，突出问题之一就是行政执法阶段形成的证据的法律地位、证明规则及采纳等问题没有明确规定，造成司法上的困难。比如侦诉机关根据联合认可的文件接受行政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行政违法案件，但在行政查处过程中形成的言词证据，因合法性原因不被法庭采纳。而许多案件查处的条件、时机，进入公安、检察环节后往往时过境迁，无法重新收集证据。对于书证、检验报告和鉴定结论等材料情况稍好，但也常常面临法庭关于证据合法性的质疑和当事人关于证明公正性问题的质证，法院对类证据的采纳、取舍缺乏统一标准，造成司法上的混乱。

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的法治化进路

目前，虽然各地区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地方，不能将该项协调制度视作一次专项行动，而是要建立和完善长效的工作机制，并将其纳入到法治的体系中来，才是长久之计。

（一）深化体制改革，确保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现行检察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及其变异，对检察机关诸多方面造成了制约；使得检察机关地位的“附属化”和检察权的“地方化”，对本地行政执法进行法律监督更是难上加难。我们认为只有深化体制改革，在检察机关体系中设立上下级垂直领导的单层领导体制，确保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才能保证其对行政执法机关执法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完善立法，明确行政执法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1、结合刑法，充实行政法、刑事诉讼法关于移送案件的规定。一是制定统一的案件移送标准，为行政执法机关准确移送案件提供详细的法律依据。二是完善行政法与刑诉法。由于行政法对于案件移送的规定过于简单粗糙，而刑诉法也只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制度，未涉及对其他行政执法机关案件移送的监督，实践中对案件移送没有详细的法律可依，随意性比较大，因此为规范移送工作，需要完善法律，将移送程序法定化，细化移送条件、期限、效力、责任等规定，使得移送工作有章可循，更具操作性和执行性。

2、明确行政执法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解决证据规则及司法认定难题。一是对于进入司法审查程序的行政执法案件，明确只对行政执法的合法性审查。二是明确赋予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获取的证据材料的刑事诉讼法律地位。对行政执法扣押的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可直接转换为刑事诉讼证据；对有关检验报告、鉴定结论等专门性证据材料，司法机关做程序审查后决定是否作为刑事诉讼证据；对在执法过程中形成的言辞材料，原则上要求司法人员重新收集，但确因有不可抗拒原因经侦查机关查证与其他证据吻合，相互印证违法犯罪事实的，也可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由此来解决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在司法认定上面临的法律难题。

（三）建立健全相关配套的工作制度

1、建立常态的联席会议制度。我们认为在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完善、健全情况下，应当允许检察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探索多样化的联系制度，并将制度逐渐规范化、常态化，这是实现检察监督的一个前提条件。在实务中，联席会议制度易被大多数地方接受，一方面联席会议可以定期交换行政处罚、移送案件等情况，研究执法、司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既可以掌握、总结工作，也可以适时解决问题。但目前的联席会议大多由侦查监督部门参加，建议反贪、反渎、预防等部门也共同参与进来，提高联席会议制度的有效性，同时还能积极发现渎职犯罪线索和问题，提高预防和反渎工作的针对性。

2、规范案件线索移送制度和检察机关案件查处的提前介入制度。一是行政执法部门对于发现的可能涉及到的犯罪线索必须在规定的时间移送侦查机关，并向检察机关备案。二是对可能涉及到犯罪的重大事故、重大案件，在行政执法部门调查处理的同时，检察机关有权及时介入调查，防止证据灭失，并对其中的渎职犯罪有权进行调查。

3、明确检察机关对移送案件的监督制度。一方面是确立行政执法部门在向侦查机关移送案件时，同时向检察机关通报备案制度，以便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立案的监督，另一方面确立检察机关对于移送案件的立案、撤案、结案统一审查制度，防止侦查机关以罚代刑。

4、强化相应责任追究制度。明确行政执法机关在案件移交过程中有关人员的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四）探索创新多样化的监督方式。

目前很多地方已经发挥网络优势，在行政执法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搭建网络链接，实现信息共享，通过网络动态，全面监督案件线索移送、案件查询和管理，反映执法、司法动态，取得良好效果。建议经济和技术水平逐渐成熟的地区采取这一手段，加大监督力度，促进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有机衔接。

第四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情况汇报

人民法院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情况汇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对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促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大意义。为进一步完善法制，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严厉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与社会稳定的犯罪活动，切实做好司法本职工作，依法保障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顺利进行，XX法院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和最高法院的要求，深刻认识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的重要性基础上，密切与各部门的配合，以上级法院及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实施意见》为基准，切实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取得了良好成绩。

一、2012年以来涉及“两法衔接”案件的审理情况2012年以来，我院共审结涉及“两法衔接”案件179起，其中。案件类型复杂，涉及部门众多，总体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9.8%左右。

二、“两法衔接”实施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1、我市各单位之间联系沟通不够。由于行政执法涉及单位众多，而且需要单位之间的沟通交流。一旦沟通不足，容易造成案件信息渠道不畅。

第五篇：卫辉市-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细则

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工作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市食品药品监管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加大对制售假冒伪劣食品（含食品添加剂）、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等（以下简称“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食品解释》）、《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药品解释》），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印发《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公安部《公安机关受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工作细则。

第二条

本工作细则适用于全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办理的食品药品涉嫌违法犯罪的案件。

第三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各司其职、密切协作、相互配合，做好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查处工作，并建立线索通报、案件移送、信息共享、信息发布等各种工作机制。

第二章 案件移送与法律监督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活动和公安机关对移送案件的立案活动，依法实施法律监督。

第五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查办案件过程中对符合刑事追诉标准、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及时向同级或辖区公安机关移送，同时将案件移送书及有关材料目录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对已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将行政处罚决定书一并抄送。

第六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的食品药品涉嫌犯罪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实施行政执法的主体与程序合法。

（二）有证据证明涉嫌犯罪事实发生。

第七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自做出移送决定之日起24小时内向同级公安机关移送下列涉嫌犯罪案件材料：

（一）案件移送书，载明移送机关名称、行政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罪名、案件主办人及联系电话等。案件移送书应当附移送材料清单，并加盖移送机关公章；

（二）案件调查报告，载明案件来源、查获情况、嫌疑人基本情况、涉嫌犯罪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处理建议等；

（三）涉案物品清单，载明涉案物品的名称、数量、特征、存放地等事项，并附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现场笔录等表明涉案物品来源的相关材料；

（四）附有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资质证明或者其他证明文件的检验报告或者鉴定意见；

（五）现场照片、询问笔录、电子数据、视听资料、认定意见、责令整改通知书等其他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

行政执法机关已经或者曾经作出有关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附有有关行政处罚决定书。

第八条

公安机关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按照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一般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0日内依法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决定；案情重大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决定；特殊情况下，受案单位报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再延长30日作出决定。

公安机关认为移送材料不全的，应当在接受案件的24小时内书面告知移送的行政执法机关在3日内补正。但不得以材料不全为由，不接受移送案件。

公安机关决定立案的，应当书面通知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对决定不立案的，应当说明理由，制作不予立案通知书，连同案卷材料在3日内送达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

公安机关立案后决定撤销案件的，应当将撤销案件决定书连同案卷材料送达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对依法应当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的，可以同时向行政执法机关提出书面建议。

第九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公安机关决定立案的案件，应当自接到立案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将涉案物品以及与案件有关的其他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办理交接手续，并在后续的案件侦办过程中积极做好配合工作。因检验或者鉴定需要时间较长的除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公安机关在案件办理完结后，应及时书面告知移送单位案件处理情况。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不依法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线索的，应当及时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协商，并可以派员调阅、查询有关案卷材料；对于涉嫌犯罪的，应当制作建议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函，提出建议依法移送的检察意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检察意见之日起3日内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将移送情况上报人民检察院。

第十一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认为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决定不当的，可以在接到不予立案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提请复议，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复议请求之日起3日内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复议决定，并书面通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对于公安机关逾期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以及对不予立案决定、复议决定、立案后撤销案件决定有异议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予以立案监督。

第十二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建议人民检察院进行立案监督的案件，应当提供立案监督建议书、相关案件材料，并附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立案后撤销案件决定及说明理由的材料，复议维持不予立案决定的材料或者公安机关逾期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的材料。

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补充材料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及时提供。

第十三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于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应当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其他处理。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前，已经作出的警告、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已经作出罚款行政处罚的，人民法院在判处罚金时依法折抵。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原则上应当在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后，再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对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人民法院对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认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及时移交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处理，并可以提出检察意见或者司法建议。

第十五条 对于尚未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法应当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等行政处罚，需要配合的，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给予配合。

对于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依法还应当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作出吊销许可证等行政处罚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裁判情况通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依据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依法予以行政处罚。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认为上述事实和证据有重大问题的，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反馈，并在人民法院通过法定程序重新处理后，依法作出处理。

第十六条 案件移送中涉及多次实施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行为，未经处理的，涉案产品的销售金额或者货值金额累计计算。

第十七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依法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检验报告、鉴定意见、勘验笔录、检查笔录等证据材料，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庭审质证确认，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第三章

涉案物品检验与认定

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办理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商请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提供检验结论、认定意见协助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刑事案件办理的法定时限要求积极协助，及时提供检验结论、认定意见，并承担相关费用。

第十九条

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将会同有关部门认定的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名单、检验检测资质及项目、专家名单等，向全市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通报。

第二十条 对同一批次或者同一类型的涉案食品药品，如因数量较大等原因，无法进行全部检验检测，根据办案需要，可以依法进行抽样检验检测。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符合行政执法规范要求的抽样检验检测结果予以认可，可以作为该批次或该类型全部涉案产品的检验检测结果。

第二十一条 对于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2号）第一条第二项中属于病死、死因不明的畜、禽、兽、水产动物及其肉类、肉类制品和第三项规定情形的涉案食品，县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直接出具认定意见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二条 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第一、二、五、六项规定情形的涉案药品，可以由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直接出具认定意见并说明理由；确有必要的，应当载明检测结果。

第二十三条 根据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或者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委托，对尚未建立食品安全标准检验方法的，相关检验检测机构可以采用非食品安全标准等规定的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对涉案食品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通过上述办法仍不能得出明确结论的，根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委托，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组织鹤壁市食品安全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相关专家对涉案食品进行评估认定，该评估认定意见可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

对药品的检验检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执行。

对医疗器械的检测按照《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食品解释》和《药品解释》有关条款规定不具体，以及适用尺度掌握有区域性差异问题，统一依照下述标准执行：

（一）属于《食品解释》第一条第（一）项中“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一般按照超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的三倍以上为严重。没有具体限量标准的或者仅有定性指标的，根据检验结果，经县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组织鹤壁市食品安全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相关专家对涉案食品进行评估后认定。《食品解释》第八条“超限量滥用食品添加剂，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参照前述标准执行。

“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是指国家或者地方有限量标准且与“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类似的情形。是否属于“类似情形”难以确定的，根据检验结果，经鹤壁市食品安全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相关专家进行评估认定。

（二）符合检验不合格或检疫不合格其中一种的，应当认定为《食品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中的“检验检疫不合格”。

（三）属于《食品解释》第一条第（四）项中“严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一般按照低于或者高于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的50%为严重；没有具体限量标准或者仅有定性指标的，根据检验结果，经鹤壁市食品安全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相关专家进行评估后认定。

（四）《食品解释》第三条第（二）项及第六条第（二）项中的“持续时间较长”，一般理解为生产、销售持续时间超过六个月。

（五）按照《化合物经口急性毒性分级标准》等有关规定，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毒性为中等级以上毒性的，属于《食品解释》第六条第（五）项的“毒性强”；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含量已足以造成人体伤害的，属于“含量高”，对是否属于“足以造成人体伤害”，应经鹤壁市食品安全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相关专家进行评估后认定。

（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食品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以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1．个人或者单位非法经营数额或违法所得数额达到有关非法经营司法解释规定的；

2．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两年内因同种非法经营行为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进行同种非法经营行为的；

3．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七）在食品加工、销售、运输、储存等过程中有充分证据证明掺入或者使用的非食品原料符合《食品解释》第二十条第（一）、（二）项之规定的，县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即可直接认定涉案食品为“有毒、有害食品”；符合第（三）、（四）项之规定的，县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组织鹤壁市食品安全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相关专家进行评估后认定。

（八）中药材、中药饮片储存过程中因养护不当导致霉变、虫蛀等变质或被污染的，有证据证明当事人未销售或者使用的，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九）以所谓的祖传秘方、民间传统配方进行私自加工，不针对特定患者，配制、销售自制膏药、丸剂、散剂、胶囊剂、口服液等，违反《药品管理法》第三十一条、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第（二）项，按假药论处，一般货值金额1000元以下（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的,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货值金额超过1000元或货值金额1000元以下，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十）对《药品解释》第七条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第七十九条中“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按照已售出的和未售出的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的货值金额计算（标价的，按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

（十一）对非法经营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的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以非法经营食品、药品、医疗器械所获得的全部收入，扣除其直接用于经营活动的合理支出部分后剩余的数额。

（十二）对无合法有效食品药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不能证明涉案食品药品合法来源，不能提供涉案合法账册、进货查验记录或者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应定性为具有主观故意。

第二十五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据检验检测报告、结合专家意见等相关材料得出认定意见的，应当按照以下格式出具结论：

（一）假药案件，结论中应写明“经认定，„„属于假药（或者按假药论处）”；

（二）劣药案件，结论中应写明“经认定，„„属于劣药（或者按劣药论处）”；

（三）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案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2号）第一条相关情形的，结论中应写明“经认定，某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

（四）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案件，符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公通字〔2008〕36号）第二十一条相关情形的，结论中应写明“经认定，某医疗器械„„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五）其他案件也均应写明认定涉嫌犯罪应当具备的结论性意见。

第二十六条 对《食品解释》第八条“超范围滥用食品添加剂，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及第九条“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难以确定的，县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组织鹤壁市食品安全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相关专家进行评估认定。

对“主观故意”“假药”难以认定的，应及时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

第二十七条 办案部门应当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者其辩护律师、法定代理人，在涉案物品依法处置前提出重新或补充检验检测、认定的申请。

第四章 协作配合

第二十八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的明显涉嫌犯罪的案件线索，应当立即以书面形式向同级公安机关通报。

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进行初查。初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可以依法采取询问、查询、勘验、鉴定和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调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对符合立案条件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立案侦查。

第二十九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监督抽检、风险监测和处理投诉举报中发现的食品药品重要违法信息，应当及时通报同级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应当将侦办案件中发现的重大监管问题通报同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第三十条

公安机关在侦查食品药品犯罪案件中，已查明涉案食品药品流向的，应当及时通报同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法采取控制措施。

第三十一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在查办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包庇纵容、徇私舞弊、贪污受贿、失职渎职等涉嫌职务犯罪行为的，应当及时将线索移送人民检察院。

第三十二条 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市公安局、市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重大案件的联合督办工作，对下列重大案件实行督办：

（一）在全市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二）引发公共安全事件，对公民生命健康、财产造成特别重大损害、损失的案件；

（三）跨地区，案情复杂、涉案金额100万元以上的案件；

（四）其他有必要联合督办的重大案件。

第三十三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之间建立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信息发布的沟通协作机制。发布案件信息前，应当互相通报情况；联合督办的重要案件信息应当联合发布。

第三十四条

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推动建立市辖县区间、部门间食品案件查办联动机制，协调相关部门解决办案协作、涉案物品处置等方面重大问题。

第五章 信息共享与案件联席会商

第三十五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积极运用《鹤壁市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逐步实现涉嫌犯罪案件的网上移送、网上受理、网上监督。

第三十六条 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审查、办理、监督实行纸质文档与电子文档双轨并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准确、及时、完整地将有关案件信息按照《河南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使用管理暂行规定》的要求录入信息平台。

第三十七条

市、县、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食安办建立联合会议制度。一般情况下，每季度召开一次召开联席会议，特殊情况根据工作需要可随时召开。联席会议主要职责是：相互通报食品药品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案件办理情况，综合协调、研究解决重大问题。

联席会议各组成单位分管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负责人均为召集人。一般情况下，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召集为主。

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承担联席会议筹备工作、日常工作，协调落实会议议定事项。办公室主任由市、县、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分管负责人兼任，联席会议组成单位分别明确一名联络员，为联席会议办公室组成人员，负责具体协调沟通事务。

第六章 其 他

第三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监督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法行使职权。

第三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根据当事人申请，当事人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人民检察院控告、举报及依职权发现的线索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

第四十条

人民检察院有权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实行法律监督。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细则中所称“以上”“以下”，包括本数。

第四十二条

本工作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试行）。

第四十三条

本细则与上级相关规定不一致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四条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在执行本细则中的情况及时报本级联席会议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