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的缺陷与完善

第一篇：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在改革开放中，通过一系列经济和行政立法初步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与此同时，随着一些行政规章、准司法规范的出台并得到执行，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追究刑事犯罪的工作制度也得到确立，并逐步形成合力。而目前制约行政执法向刑事执法顺利转换的因素，主要出现在具体的技术层面，即行政执法行为、行政诉讼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或缺乏操作性，以至两种执法体系难以实现有机衔接。这使得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工作脱节导致的案件查处反差日益突出。由于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沟通渠道不畅，衔接机制不健全，使进入刑事诉讼的案件与实际发生的犯罪案件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大量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刑事追究。如不尽快采取对策，势必减弱刑事执法在市场经济培育、发展过程中应有的社会调节作用，最终会严重影响我国政治、经济建设的法制环境。

一、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工作制度的缺陷

（一）现有规范基本上是行政性质，缺乏司法属性。国务院及所属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部门、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范围内，制定行政法规。而刑事执法涉及运用强制措施和刑罚限制、剥夺公民人身权利，对此的立法、司法解释权依照宪法和法律分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两高”。所以，要建立法制化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执法衔接机制，仅以行政规章而没有司法保障，显然是不行的。

（二）高检院的规定虽然具有司法属性，但只是检察机关内部的工作制度。根据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直接管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因此其受理行政执法机关直接移送审查是否立案的案件，应当是那些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如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并非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规达到触犯刑律程度的刑事案件。对公安机关处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有关要求，实际是重新规范或强调了检察立案监督规定。因此，就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工作机制的而言，检察机关《规定》的作用有局限性。

（三）原则规定多，实务规定少。相对而言，《国务院关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是考虑比较周全的规范，对移送案件的条件、基本程序及工作时限、违规责任都作了明确规定，甚至少许有涉及司法实体规定。但案件移送到刑事执法阶段，对行政执法形成的证据法律地位没有也不可能作出规定。刑事诉讼的过程实际就是证明的过程。在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下，证据审查是诉讼的核心，如果不解决证据法律地位及证明规则问题，显然不利于行政执法案件进入司法程序。高检院、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安部《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是原则性很强的务虚文件，缺乏实际执行的刚性。比如检察机关向行政执法机关查询案件情况，需“经协商同意”。

（四）在实践中难以突破行政层面配合的局限。2005年5月，南充市检察院、公安局与18家行政执法机关签订了《关于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工作机制的规定》，这期间许多市、县（区）相关单位也都联合出台了类似意见、办法或规定。但有关文件基于“检察机关主要通过对行政执法机关行政执法活动的知情权、建议权、刑事诉讼的启动权和为行政执法机关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上来体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的思路，因而无一例外地把工作重点放在信息通报、协作配合、制约监督等上，以达到通过协同配合，堵住“以罚代刑”的漏洞的目的。虽然这些举措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执法机关的配合协作关系，但并没有形成合力。最突出的问题是，虽然侦诉机关根据联合认可的文件接受行政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行政违法案件，但在行政查处过程中形成的言词证据，因合法性原因不被法庭采纳。而许多案件查处的条件、时机，进入公安、检察环节后往往时过境迁，无法重新收集证据。书证、检验报告和鉴定结论等材料情况稍好，但也常常面临法庭关于证据合法性的质疑和当事人关于证明公正性的质证，法院对此取舍缺乏统一标准。

二、建立科学有效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工作机制

关键在于赋予其司法属性，将其纳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轨道。具体而言，就是解决行政执法转入司法程序，接受司法审查应有的法律地位问题。

(一)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

1、建立规范的信息传送、沟通渠道。通过建立情况信息通报制度、联席会议制度，在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定期交换行政处罚、移送案件、立案侦查和逮捕、起诉、判决等情况，研究执法中遇到的工作困难、法律难题。

2、规范查处案件协作、配合程序制度。重点解决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业务查询、检验、鉴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3、强化个案协调和沟通，推动涉嫌犯罪的行政案件及时转入司法审查程序。行政执法机关在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的同时，向同级检察机关通报备案。必要时，可以就是否涉嫌犯罪、证据收集、固定、保全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咨询，接受咨询的公安、检察机关应当及时提出意见。

4、建立完整的衔接工作监督、监察制度。包括行政机关移送案件同时通报检察机关的备案制度；检察机关直接调阅、查询行政执法案卷材料制度；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制度；依法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罚代刑”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追究制度；检察机关对不构成犯罪的行政违法涉案人处理提出检察建议的制度，等等。

(二)根据刑事诉讼效率需要，合理配置执法资源，整合内部办案力量

1、规范行政执法检验、鉴定工作制度。行政执法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通过鉴定认定的技术领域异常繁杂，为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专门设置鉴定机构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但是，应当考虑规范行政检验、鉴定机构及工作人员执业行为，如由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统一认证有关个人、机构的检验、鉴定资格，明确其检验、鉴定程序与权限，等等。

2、行政执法机关要建立健全跨行业监控反应机制，为执法特别是后续追究刑事责任争取查办良机。在现实生活中，许多行政违法案件是跨行业作案的，单一行政执法机关截获的往往只是违法信息的表面现象，如果信息渠道畅通、反应敏捷，有负责的机构协调，就可能及时将表面上互不关联的现象联系起来，凸现事情本质或真相，从而作出正确的处置反应。

3、合理调整公安机关内部案件管辖分工。当前，公安机关内部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案件，经济侦查部门和治安部门有交叉管辖现象，既不利于案件的对口移送，也容易造成内部推诿现象。可以考虑按刑法分类划分公安机关内部管辖，即由经济侦查部门管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治安部门负责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案件，并按管辖犯罪类别不同配备有不同业务专长的侦查人员。

4、通过相互培训、专题研讨活动，提高执法人员办案技能。要着力提高行政执法人员刑事诉讼意识，提高识别案件性质的能力和收集、固定、保全证据的水平；通过向相关的行政执法部门学习，使公安侦查员、刑事检察官熟悉、掌握涉嫌犯罪行政案件的行业知识，增强他们办理此类涉嫌犯罪行政案件的能力。

5、适当调整行政执法工作方法与策略，以适应与行政违法犯罪斗争的需要。当前，行政违法犯罪呈现有组织实施的趋势，特别是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走私等多环节才能实现违法犯罪目的的案件。而对涉嫌违犯行政法规的违法犯罪行为启动执法程序，系行政执法机关依照职权采取的主动行为，这对完整查明案件真相，抓获不同环节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人不利。因此，行政执法机关查处涉嫌犯罪的行政案件，要在指导方针上明确对符合条件的案件采取“适时破案”的工作策略。公安机关则要发挥刑事侦查专门优势，针对有组织违法犯罪现状，正确处理“及时破案”与“适时破案”的辩证关系，在配合协调的制度框架下，通过协商及时介入行政执法查办案件。

三、积极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的司法化进程

行政案件转入司法程序后涉及限制或剥夺违法者的人身自由，在刑事诉讼由侦查中心转为审判为中心的现行诉讼模式下，担当司法审查主角的人民法院对行政执法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意识十分关键。行政违法犯罪案件在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阶段只有量的多少而没有质的区别。根据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具有可诉性的行政执法行为，可以因行政相对人运用法定的司法救济手段而进入司法审查程序。但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的规则和证据要求是不一样的。行政诉讼对证据的认识，虽然也与刑事诉讼一样要求围绕“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进行质证”，但普遍认为认定规则要求低于刑事诉讼。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是以行政程序收集的证据为基础，是对其在获取和处理证据及得出事实结论上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从诉讼职能到证明标准他们之间差别巨大。应当借鉴行政司法审查原理，引入或移植行政诉讼的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开展刑事诉讼活动。当然，考虑到这涉及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为了体现保障其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在认定事实和证据上应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通过类似“疑罪从无”的标准来实现。实现这一设想的具体步骤，远期目标是力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行政执法直接转入刑事执法，将其司法化的法律规则,当务之急则是争取“两高”对行政执法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作出符合诉讼规律的司法解释。

（一）对进入司法程序的行政执法案件事实和证据，比照行政诉讼审判要求侧重对行政执法的合法性进行复审。重点审查行政执法人员是否符合主体资格要求,体验、鉴定是否按照行业管理的有关法规、制度进行，等等。如果不能形成司法解释，至少应经过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及“两高”协商，形成《纪要》，如“两高”、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办理假冒伪劣商品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

（二）明确赋予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获取的证据材料刑事诉讼法律地位。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行政执法中扣押的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按照刑诉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精神，作为公安、检察和法院收集、调取的证据，直接转换为刑事诉讼证据：对有关检验报告、鉴定结论等专门性证据材料，司法机关只作要式程序审查，即可决定是否作为刑事诉讼证据：对在执法过程制作的调查笔录、谈话笔录、询问笔录，以及行政相对人的陈述笔录、自书材料等证据材料，原则上要求司法人员重新制作（或收集），但确因有不可抗拒原因（如原证人、陈述人死亡），经侦查机关查证与其他证据吻合，相互印证违法事实的，也可以作为刑事诉讼机关要求介入涉嫌犯罪案件参与联合调查，按照高检院、公安部有有关刑事诉讼规定制作的调查笔录，经立案侦查阶段依法核实，也应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事实上，对进入刑事执法阶段之前行政执法形成的各种笔录采取上述做法，在有些地方司法机关协商认定为刑事诉讼证据并在实践中试行，并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三）明确行政执法机关专门检验、鉴定、现场笔录、处罚决定的权威属性。行政执法机关在职权范围内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行使行政管理权，并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或公共产品，对权限内实施的行为具有公定力。因此，对行政执法机关依法作出涉及其管理领域专门知识的检验、鉴定，以及行政机关人员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对有关事项的现场情况当场所作的笔录，甚至是处罚决定，刑事执法机关通过复核认为在形式要件上没有错误，就应当充分尊重并给予肯定，作为不需要提出证据进行证明的事实。这不仅符合认识的逻辑规律，并且在形式要件无误的前提下，虽然认定的事实与证据可能与客观有差距，但却在程序制度上实现了法律的公正，因而也符合效率与公正相统一的诉讼规律，应当以法律的形式国定下来。目前，在个别领域，这个观点已得到司法解释的肯定。

（四）防止“以刑抵罚”。对目前大量“以罚代刑”现象，不仅已有法律明文禁止，也为人们普遍理解。但涉嫌犯罪行政案件移送追究刑事责任后，是否就放弃行政追究职责，在部分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主观上错误认识，实践中也有所谓“以刑抵罚”的错误做法。对此，虽对某一行政与刑事相关执法领域有解释，但从建立建全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机制的法制保障的高度看，仅一一解释是不够的，要满足国务院《关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四条要求，必须在法律上赋予法律与行政监督的具体依据。因此，制定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配套法规制度，在明确禁止“以罚代刑”的同时，也要在法律上明确禁止“以刑抵罚”，并规定有关责任人不作为的行政与法律责任。

第二篇：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工作衔接机制

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 接 工 作 机 制

为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依法惩处食品安全犯罪，保证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及时移送涉嫌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保障食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制定本机制。

一、建立联席会议和情况通报制度

市、县（区）食品安全综合协调部门、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建立联席会议、情况通报制度，加强工作联系，密切协调配合，实现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

（一）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市、县（区）食品安全综合协调部门、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不同层次的联席会议，统一认识，通报情况，共同研究执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协调解决疑难问题。市级联席会议的办事机构设在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中级法院、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均要明确一名主管领导负责此项工作，并指定一名联络员，负责日常工作联系。

（二）建立情况通报制度。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定期通报查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情况以及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情况；公安机关定期通报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移送案件的受理、立案、销案情况；人民检察院定期通报立案监督、批捕、起诉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案件的情况；人民法院定期通报审判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案件的情况。

二、涉嫌犯罪案件线索及时移送制度

（一）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对案情重大且复杂疑难、可能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通报，并可以就涉嫌犯罪的标准、证据的固定和保全等问题进行咨询，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认真研究，在三日内答复。

（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应当妥善保存所收集的与违法行为有关的证据。对查获的涉案物品，应当如实填写涉案物品清单，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委托法定检验、鉴定机构进行检验、鉴定，出具检验报告或者鉴定结论。

紧急情况下，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现场查获的涉案货值或者案件其他情节明显达到刑事追诉标准、涉嫌犯罪的，应当立即移送公安机关查处。

（三）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有证据表明可能涉嫌犯罪的行为人可能逃逸或者销毁证据的，可以书面商请公安机关提前介入，对涉嫌犯罪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提前介入并立案侦查的案件，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当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规定，在法定时限内出具有关检验报告或鉴定结论，确保案件侦办工作顺利进行。

（四）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第一百四十三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第一百四十四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等规定，涉嫌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必须及时向同级公安机关移送。

（五）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须立即指定2名或者2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组成专案组专门负责，核实情况后提出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书面报告，报经本机关主要负责人审批，并按照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制作《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将案件向同级公安机关移送，并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附涉嫌犯罪案件的调查报告、涉案物品清单、有关检验报告或者鉴定结论及其他有关涉嫌犯罪的材料。

（六）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审查，自受理之日起十日以内作立案或者不立案的决定；案情重大、复杂的，可以在受理之日起三十日以内作出立案或者不立案的决定。公安机关作出立案或者不立案决定，应当书面告知移送案件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同级人民检察院及相关权利人。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公安机关决定立案的案件，应当自接到立案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将涉案物品以及案件有关的其他材料移送公安机关。

（七）人民检察院要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移送刑事案件进行监督，防止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移送而不移送。人民检察院对认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可以向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查询案件情况，要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供有关案件材料或者派员查阅案卷材料，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当配合。

（八）人民检察院发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应当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不移送的，应当向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出检察意见，建议其按照管辖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对于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检察意见，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当在三日以内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向人民检察院反馈落实情况。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接到检查意见后仍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书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并依照刑法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公安机关接到立案通知书后应当在十五日内立案，同时立案决定书送达人民检察院，并书面告知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九）公安机关对发现的违法行为，经审查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立案侦查后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依法应当追究行政责任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

三、加强立案监督工作制度

（一）人民检察院对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已经移送公安机关的涉嫌犯罪案件，应当跟踪了解公安机关的立案情况。对于公安机关未及时受理或者立案的，应当依法开展立案监督。

（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公安机关不立案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不立案通知书后三日以内，可以向作出不立案决定的公安机关提请复议，也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立案监督。公安机关接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请复议书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书面告知提请复议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公安机关不立案的复议决定仍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后的三日以内，建议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立案监督。

（三）人民检察院接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出的对涉嫌犯罪案件进行立案监督的建议后，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公安机关应当在七日以内向人民检察院作出书面说明。对公安机关的说明，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进行调查，可以询问办案人员和有关当事人，可以查阅、复印公安机关相关法律文书和案件材料，公安机关应当配合。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成立的，应当将审查结论书面告知提出立案监督建议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立案通知书后应当在十五日以内立案，同时将立案决定书送达人民检察院，并书面告知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四）对重大、有影响的涉嫌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公安机关的请求派员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参加案件讨论，审查相关案件材料，提出取证建议，并对侦查活动实施法律监督。

四、依法惩治职务犯罪

（一）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等犯罪线索的，应当及时依法向人民检察院移送。

（二）人民检察院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移送的职务犯罪线索应当认真审查，依法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移送案件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五、支持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依法履行公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支持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依法履行公务，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于妨碍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依法履行公务的行为，公安机关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查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他涉及人身健康安全产品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事宜，参照本机制执行。

第三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法治化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法治化的思考

——兼谈如何实现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刑事案件的有效监督 行政执法机关“以罚代刑”现象严重，突出反映了行政权力的滥用和法律监督的软弱问题。为解决这一突出问题，保证涉嫌刑事案件顺利移送，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出台了诸多规定，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原则性规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这些规定与工作实践存在较大脱节，缺乏可操作性和执行性，检察权的监督职能难以有效发挥，因此探讨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在立法和适用上的有机衔接实有必要。

一、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刑事犯罪案件少的原因

目前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刑事犯罪案件存在“两少”现象，即移送案件的行政机关少和移送案件数量少。原因在于：一是行政执法机关自身因素决定。一方面行政权具有天然的自我扩张特性，容易造成行政执法机关权力的滥用。随着社会事务的复杂化和多样化，行政权的内容和边界被扩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机关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若不受控制，就会导致权力滥用，造成严重后果。另一方面是行政执法机关存在狭隘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观念，认为案件移交给司法机关就转让了对违法者的部分控制权，会影响单位利益，因此存在能罚就罚，一罚了之的现象，使得犯罪案件线索流失。同时，实践中，行政执法活动中发现的涉嫌犯罪案件，有一部分都发生在对本地区贡献比较大的单位或部门，对他们的查处势必影响到本地区的利益，也会受到行政上的干预和阻挠。此外，行政执法人员认知和业务能力参差不齐，刑事案件意识不强也会导致案件线索流失。二是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不力。一方面是监督无措。相关法律规定过于粗糙，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移送案件的标准、程序以及责任等都没有具体规定，使得现行许多法律规定如同虚设。另一方面是监督“为难”。在现行检察机关双重领导体制下，检察院对地方行政机关存在着机构、人员和经费等依附关系，为了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协调处理好与各个部门的关系，因此对于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实在是勉为其难，导致监督职能不能充分发挥。

二、目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现行的相关规定由于操作性和效力不强，导致实践效果不佳。一是现有规范的性质不一，作用存在局限性。国务院及所属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部门、机构可以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检察机关出台的规定只属于内部工作制度，其作用有局限性。二是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联合发布的各种办法和意见，有些仅是一些宣告式的权限规定，比较概括和抽象，没有详细的实施细则，缺乏操作性和执行性，虽明确了检察机关监督的职责和权力，但并未明确具体的监督手段和措施，对行政执法机关缺乏强制力，柔性有余，刚性不足。三是行政执法阶段形成的证据的法律地位不明造成案件司法认定上的困难。比如侦诉机关根据联合认可的文件接受行政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行政违法案件，但在行政查处过程中形成的言词证据，因合法性原因不被法庭采纳。而许多案件查处的条件、时机，进入公安、检察环节后往往时过境迁，无法重新收集证据。对于书证、检验报告和鉴定结论等材料情况稍好，但也常常面临法庭关于证据合法性的质疑和当事人关于证明公正性问题的质证，法院对类证据的采纳、取舍缺乏统一标准，造成司法上的混乱。

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的法治化进路

目前，虽然各地区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地方，不能将该项协调制度视作一次专项行动，而是要建立和完善长效的工作机制，并将其纳入到法治的体系中来，才是长久之计。

（一）深化体制改革，确保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现行检察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及其变异，对检察机关诸多方面造成了制约；使得检察机关地位的“附属化”和检察权的“地方化”，对本地行政执法进行法律监督更是难上加难。我们认为只有深化体制改革，在检察机关体系中设立上下级垂直领导的单层领导体制，确保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才能保证其对行政执法机关执法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完善立法，明确行政执法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1、结合刑法，充实行政法、刑事诉讼法关于移送案件的规定。一是制定统一的案件移送标准，为行政执法机关准确移送案件提供详细的法律依据。二是完善行政法与刑诉法。由于行政法对于案件移送的规定过于简单粗糙，而刑诉法也只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制度，未涉及对其他行政执法机关案件移送的监督，实践中对案件移送没有详细的法律可依，随意性比较大，因此为规范移送工作，需要完善法律，将移送程序法定化，细化移送条件、期限、效力、责任等规定，使得移送工作有章可循，更具操作性和执行性。

2、明确行政执法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解决证据规则及司法认定难题。一是对于进入司法审查程序的行政执法案件，明确只对行政执法的合法性审查。二是明确赋予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获取的证据材料的刑事诉讼法律地位。对行政执法扣押的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可直接转换为刑事诉讼证据；对有关检验报告、鉴定结论等专门性证据材料，司法机关做程序审查后决定是否作为刑事诉讼证据；对在执法过程中形成的言辞材料，原则上要求司法人员重新收集，但确因有不可抗拒原因经侦查机关查证与其他证据吻合，相互印证违法犯罪事实的，也可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由此来解决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在司法认定上面临的法律难题。

（三）建立健全相关配套的工作制度

1、建立常态的联席会议制度。我们认为在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完善、健全情况下，应当允许检察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探索多样化的联系制度，并将制度逐渐规范化、常态化，这是实现检察监督的一个前提条件。在实务中，联席会议制度易被大多数地方接受，一方面联席会议可以定期交换行政处罚、移送案件等情况，研究执法、司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既可以掌握、总结工作，也可以适时解决问题。但目前的联席会议大多由侦查监督部门参加，建议反贪、反渎、预防等部门也共同参与进来，提高联席会议制度的有效性，同时还能积极发现渎职犯罪线索和问题，提高预防和反渎工作的针对性。

2、规范案件线索移送制度和检察机关案件查处的提前介入制度。一是行政执法部门对于发现的可能涉及到的犯罪线索必须在规定的时间移送侦查机关，并向检察机关备案。二是对可能涉及到犯罪的重大事故、重大案件，在行政执法部门调查处理的同时，检察机关有权及时介入调查，防止证据灭失，并对其中的渎职犯罪有权进行调查。

3、明确检察机关对移送案件的监督制度。一方面是确立行政执法部门在向侦查机关移送案件时，同时向检察机关通报备案制度，以便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立案的监督，另一方面确立检察机关对于移送案件的立案、撤案、结案统一审查制度，防止侦查机关以罚代刑。

4、强化相应责任追究制度。明确行政执法机关在案件移交过程中有关人员的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四）探索创新多样化的监督方式。

目前很多地方已经发挥网络优势，在行政执法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搭建网络链接，实现信息共享，通过网络动态，全面监督案件线索移送、案件查询和管理，反映执法、司法动态，取得良好效果。建议经济和技术水平逐渐成熟的地区采取这一手段，加大监督力度，促进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有机衔接。

第四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情况汇报

人民法院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情况汇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对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促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大意义。为进一步完善法制，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严厉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与社会稳定的犯罪活动，切实做好司法本职工作，依法保障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顺利进行，XX法院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和最高法院的要求，深刻认识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的重要性基础上，密切与各部门的配合，以上级法院及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实施意见》为基准，切实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取得了良好成绩。

一、2012年以来涉及“两法衔接”案件的审理情况2012年以来，我院共审结涉及“两法衔接”案件179起，其中。案件类型复杂，涉及部门众多，总体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9.8%左右。

二、“两法衔接”实施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1、我市各单位之间联系沟通不够。由于行政执法涉及单位众多，而且需要单位之间的沟通交流。一旦沟通不足，容易造成案件信息渠道不畅。

第五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法治化的思考

——兼谈如何实现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刑事案件的有效监督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各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和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频频发生，并逐渐多样化、复杂化，行政执法案件数量与日俱增，但真正以涉嫌犯罪进入司法程序的数量却不与之相称，行政执法机关“以罚代刑”现象严重，直接导致了经济犯罪日益增多的势头难以有效遏制。这一现象突出反映了行政权力的滥用和法律监督的软弱问题。为解决这一突出问题，保证涉嫌刑事案件顺利移送，国务院制定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随后，高检院又联合多家行政执法机关联合发布了一系列加强工作配合的文件，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原则性规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这些规定与工作实践存在较大脱节，缺乏可操作性和执行性，刑事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效果不佳，检察权的监督职能难以有效发挥，因此探讨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在立法和适用上有机衔接实有必要。

一、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刑事犯罪案件少的原因探究

大量的调查资料显示，目前行政执法机关查处、移送刑事犯罪案件时存在着“两少”现象，即移送案件的行政机关少和移送案件数量少，甚至有的行政执法部门从未移送过刑事案件。原因何在，我们认为有行政机关内部原因和外部监督不力等因素的影响。

（一）行政执法机关自身因素

1、行政权具有天然的自我扩张特性，容易造成行政执法机关权力的滥用。随着社会事务的复杂化和多样化，行政权的内容和边界被扩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安全秩序外，还有普遍的社会服务和公共服务，其行使方式更加复杂，内容范围大大扩张，其表现便是行政机关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但若该自由载量权不受到控制，就会导致行政权力的滥用，违背法律授权的目的和意愿，造成严重后果，因此贯穿现代宪政的主题就是法律对行政权力的控制。行政执法权的自身特性是造成权力滥用后果的自然因素。

2、行政执法机关狭隘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观念是造成移送刑事案件少的重要因素。一是行政执法机关掌握较大的处罚权，行政罚款的多少直接影响到部门的经济利益。很多行政执法机关基于狭隘的保护部门利益观念，认为案件移交给司法机关的同时，也就转让了对违法者的部分控制权，会影响到单位利益，因此其处理的大部分案件就存在能罚就罚，一罚了之的现象，大多不移送到司法机关，最终使得犯罪案件线索流失，犯罪分子逃避刑事处罚。二是在实践中，行政执法活动中发现的涉嫌犯罪案件，有一部分都发生在对本地区贡献比较大的单位或部门，对他们的查处势必影响到本地区的利益，因此对该企业的移送查处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行政上的干预和阻挠。

3、行政执法人员认知和业务能力参差不齐。一是部分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素质不高，执法水平相对较低，业务能力不强，对刑法中有关罪名及构成要件掌握不够，导致案件线索少。二是一些执法人员认为行政执法机关主要任务是查处行政违法案件，打击犯罪不是其职责，加之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标准高、要求严，导致移送刑事案件意识不强。

（二）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不力。

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的监督，一个是监督行政执法机关办理的案件中，是否涉及到刑事犯罪案件，而行政执法机关并没有依法将其移送给有权机关处理。另一个是监督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是否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触犯刑法的行为。

在现实中，检察机关由于多种因素导致监督效果不佳。一是监督无措。法律规定过于粗糙，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移送案件的标准、程序以及责任等都没有具体规定，使得现行许多法律规定如同虚设。二是监督“为难”。在现行检察机关双层领导体制下，检察院对地方行政机关存在着机构、人员和经费等依附关系，实际上相当于当地政府下属的一个执法部门。而其他行政机关具有管人、管钱、管物的权力，检察机关为了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协调处理好与各个部门的关系，因此对于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实在是勉为其难。因此导致目前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不能良好发挥。

二、目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为使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国务院、高检院等相继出台了多项规定、意见，确定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机制的基本框架，并对工作中存在的信息不畅、案件移送不及时，协作配合不规范等问题提出了要求，但由于可操作性和效力不强，导致实践效果不佳。

1、现有规范的性质不一，作用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国务院及所属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部门、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范围内，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出台的规定则属于内部工作制度，其中对于对公安机关处臵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有关要求，实质上是重新规范立案监督的规定，其作用有局限性。

2、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联合发布的各种办法和意见，效力不强，缺乏操作性和执行性，对行政执法机关强制力不够。有些办法和意见仅是一些宣告式的权限规定，比较概括和抽象，没有制定固定的制度和详细的实施细则，缺乏操作性和执行性，虽明确了检察机关监督的职责和权力，但并未明确具体的监督手段和措施，对行政执法机关缺乏强制力，柔性有余，刚性不足，使得这些规定的效力大打折扣，因此这些发文的作用有限，不能满足打击犯罪的需要。

3、行政执法阶段形成的证据的法律地位不明造成案件司法认定上的困难。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最终目的是全面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因此案件只有进入审判阶段才是最终环节。然而在司法实务中，突出问题之一就是行政执法阶段形成的证据的法律地位、证明规则及采纳等问题没有明确规定，造成司法上的困难。比如侦诉机关根据联合认可的文件接受行政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行政违法案件，但在行政查处过程中形成的言词证据，因合法性原因不被法庭采纳。而许多案件查处的条件、时机，进入公安、检察环节后往往时过境迁，无法重新收集证据。对于书证、检验报告和鉴定结论等材料情况稍好，但也常常面临法庭关于证据合法性的质疑和当事人关于证明公正性问题的质证，法院对类证据的采纳、取舍缺乏统一标准，造成司法上的混乱。

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的法治化进路

目前，虽然各地区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地方，不能将该项协调制度视作一次专项行动，而是要建立和完善长效的工作机制，并将其纳入到法治的体系中来，才是长久之计。

（一）深化体制改革，确保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现行检察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及其变异，对检察机关诸多方面造成了制约；使得检察机关地位的“附属化”和检察权的“地方化”，对本地行政执法进行法律监督更是难上加难。我们认为只有深化体制改革，在检察机关体系中设立上下级垂直领导的单层领导体制，确保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才能保证其对行政执法机关执法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完善立法，明确行政执法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1、结合刑法，充实行政法、刑事诉讼法关于移送案件的规定。一是制定统一的案件移送标准，为行政执法机关准确移送案件提供详细的法律依据。二是完善行政法与刑诉法。由于行政法对于案件移送的规定过于简单粗糙，而刑诉法也只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制度，未涉及对其他行政执法机关案件移送的监督，实践中对案件移送没有详细的法律可依，随意性比较大，因此为规范移送工作，需要完善法律，将移送程序法定化，细化移送条件、期限、效力、责任等规定，使得移送工作有章可循，更具操作性和执行性。

2、明确行政执法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解决证据规则及司法认定难题。一是对于进入司法审查程序的行政执法案件，明确只对行政执法的合法性审查。二是明确赋予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获取的证据材料的刑事诉讼法律地位。对行政执法扣押的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可直接转换为刑事诉讼证据；对有关检验报告、鉴定结论等专门性证据材料，司法机关做程序审查后决定是否作为刑事诉讼证据；对在执法过程中形成的言辞材料，原则上要求司法人员重新收集，但确因有不可抗拒原因经侦查机关查证与其他证据吻合，相互印证违法犯罪事实的，也可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由此来解决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在司法认定上面临的法律难题。

（三）建立健全相关配套的工作制度

1、建立常态的联席会议制度。我们认为在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完善、健全情况下，应当允许检察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探索多样化的联系制度，并将制度逐渐规范化、常态化，这是实现检察监督的一个前提条件。在实务中，联席会议制度易被大多数地方接受，一方面联席会议可以定期交换行政处罚、移送案件等情况，研究执法、司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既可以掌握、总结工作，也可以适时解决问题。但目前的联席会议大多由侦查监督部门参加，建议反贪、反渎、预防等部门也共同参与进来，提高联席会议制度的有效性，同时还能积极发现渎职犯罪线索和问题，提高预防和反渎工作的针对性。

2、规范案件线索移送制度和检察机关案件查处的提前介入制度。一是行政执法部门对于发现的可能涉及到的犯罪线索必须在规定的时间移送侦查机关，并向检察机关备案。二是对可能涉及到犯罪的重大事故、重大案件，在行政执法部门调查处理的同时，检察机关有权及时介入调查，防止证据灭失，并对其中的渎职犯罪有权进行调查。

3、明确检察机关对移送案件的监督制度。一方面是确立行政执法部门在向侦查机关移送案件时，同时向检察机关通报备案制度，以便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立案的监督，另一方面确立检察机关对于移送案件的立案、撤案、结案统一审查制度，防止侦查机关以罚代刑。

4、强化相应责任追究制度。明确行政执法机关在案件移交过程中有关人员的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四）探索创新多样化的监督方式。

目前很多地方已经发挥网络优势，在行政执法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搭建网络链接，实现信息共享，通过网络动态，全面监督案件线索移送、案件查询和管理，反映执法、司法动态，取得良好效果。建议经济和技术水平逐渐成熟的地区采取这一手段，加大监督力度，促进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有机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