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中的运用与完善

第一篇：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中的运用与完善

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中的运用与完善

商凤廷

[关键词]未成年人 品格证据 刑事检察

[摘 要]品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未成年人品性优劣和人格特点的证据。它在证明涉罪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和可改造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中，建立和完善品格证据制度将有效促进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挽救”方针的有效落实。

近年来，随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改革的推进，司法机关为了贯彻“教育和挽救”的基本政策，从不同层面探索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心理评估等，将其结果作为涉罪未成年人定罪、量刑、帮教、矫治的重要参考。这些以确认其品格为内容的证据，在理论上讲属于品格证据的范畴。运用品格证据对涉罪未成年人做出最适当的处理，促使其更好地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已成为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但由于目前我国对品格证据的研究相对滞后，缺乏规范的运用机制，影响了其应有做用的发挥，笔者试结合工作实践，对此谈几点认识。

一、品格证据的基本理论

（一）品格证据的涵意

品格证据是英美法系中的概念，是指证明某些诉讼参与

人的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所谓“品格”，理论界和国外已经采用品格证据国家，在法律界定上对其的解释大致相同，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指其人在其生存的社区环境中所享有的名声；二是指某人为人处世的特定方式或思考的倾向；三是指某人以前所发生的特定事件。这三层意思中包含了一个人好的品格和不良的品格。

各国证据法均未将品格证据视为新的证据种类，而是规定了关于品格证据特殊的适用规则。为了防止品格证据带来的伦理性和推理性偏见，品格证据一般运用于量刑阶段，对于定罪阶段的运用则予以明确的限制，制定了严格的品格证据规则（又称排除品格证据规则），规范用以证明被告人、被害人及证人品格之证据。在我国适用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品格证据则是指能够反映涉案未成年人品性、能力、性格的等方面情况的证据。

（二）适用品格证据的理论依据

1、人格责任论。作为论证刑事责任的本质及根据的重要学说，人格责任论认为犯罪行为是行为者人格的现实化以及主体的现实化，确定刑事责任，不仅要考察其行为的社会危险性，还要考察其背后潜在的人格体系。即主张以客观具体的犯罪行为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

2、刑罚个别化理论。现代刑法在强调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同时，亦开始重视刑罚个别化的理论。刑罚个别化，是指

运用刑罚时必须充分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等具体情况，处以适当的刑罚，从而实现一般正义和个别正义的统一。我国当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也正是体现了这一理论主张。

3、恢复性司法理念。恢复性司法理念是在批判传统的报应性司法的基础上产生的，与传统上强调“以恶治恶”的观念不同的是，恢复性司法更加注重的是恢复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对犯罪者而言，就是如何促使其更好的回归社会。这与我们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教育与挽救”方针一脉相承。

（三）适用品格证据的法律依据

（1）国际公约。我国1984年11月参加并缔结的国际公约《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简称《北京规则》）在“社会调查报告”一条中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在主管当局作出的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上述规定对涉讼少年案件中品格证据的收集和运用提出了明确要求。

（2）国内立法。刑诉法修改之前，有关品格证据的规定仅散见于一些司法解释和文件中，如《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规定，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

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新修改的刑诉法在 268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从而为开展品格证据调查确立了立法上的依据。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在我国，对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运用，实务界的探索要早于理论上的研究，早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上海、青岛、北京等地司法机关就开展了尝试，取得了许多非常有益的经验。

（一）代表性的做法

检察机关中以上海市最具代表性，发展也最为迅速，制订了很多具体的操作规则。他们的主要做法是：检察机关运用品格证据主要在对未成年罪犯审查批捕或审查起诉时作参考，并提供法庭作量刑的依据。品格证据调查与收集的主体为案件承办人或社会调查员(由学校老师或青少年保护办老师等担任)；内容包括前科证明、社会表现调查，以及开展心理测试；调查方式有访谈、函调等；主要形式有《社会调查表》或社会调查报告。但具体到每个地区做法又各不相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制度规范。

（二）运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品格证据的地位、性质不明确。因目前我国理论上对品格证据的研究刚刚起步，对品格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效力与证明作用等均没有统一认识。司法解释中也仅仅将其中“社会表现调查”的作用界定为“为办案提供参考”，并没有明确它的证据定位，这就给实践应用造成了混乱。有的地方司法机关将社会表现调查报告、心理评估报告作为一项证据在法庭上举证、质证，有的地方仅仅作为一项参考，仅在法庭上宣读，并不质证，采信与否完全取决于承办人同的自由裁量。

2、立法规定较为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无论是原来的文件还是新修改的刑诉法，仅规定“可以对未成年人的社会表现开展调查”，但如何开展调查、调查结果如何运用均不明确，无具体的操作规程，加之是可以性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很多地方因人员、时限的限制，不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社会调查或是随意选择开展调查的案件。关于心理评估，立法上更未提及，这样以来，就造成地区与地区之间，个案与个案之间，在是否适用品格证据以及适用的范围上不均衡的现象，不仅影响了品格证据它本身作用的有效发挥，也影响了司法公正。此外，对于现在开展相对普遍的未成年人社会表现调查而言，也存在着调查形式、内容简单、调查主体不清，缺乏责任机制，真实性难以保障等问题。

3、配套制度不完善。品格证据运用的主要目的是综合

判断涉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及改造可能性，以选择恰当的处理模式。但由于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暂缓起诉等制度及社会帮教机制不健全，使得品格证据的运用往往要受到上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

三、刑事检察环节完善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制度的几点设想

（一）明确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法律定位

首先要明确品格证据的“证据”定位，只有这样才能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使用对证据的一些取证、质证规则，确保其客观性和真实性。其次在功能定位上，运用重点应放在对涉罪未成年人羁押判断、起诉犹豫、免刑量刑、刑罚执行上。具体到检察环节，在审查逮捕阶段：根据品格证据的调查结果，对涉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及逮捕必要性做出恰当判断，尽可能减少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人员可以根据品格证据结合案件客观情况，判断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危害性及应受惩罚性，做出是否提起公诉的决定。对应当提起公诉的案件中，作为提出量刑建议的一项重要参考依据。

（二）建立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制度基本规范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尽快建立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制度的基本操作规范，其基本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品格证据的基本形式。上述试点地区品格证据的基本形式主要包括三项即前科劣迹、社会调查、心理评估。前科劣迹在传统的调查取证过程中已作为一项基本内容，心理评估目前即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又受到客观条件所限，在全国范围实行时机尚不成熟。笔者认为目前品格证据应将社会表现调查作为的基本形式，逐步探索其他形式的运用。

2、品格证据的取证主体。建立多元化的取证主体，包括司法机关、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社会组织等。未成年人案件的承办人在侦查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时，要将品格证据与事实证据同步取证，在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等中反映调查取证过程中了解到的涉罪未成年个品格情况。同时，由司法人员为主体吸纳教育、团委等部门人员参加，开展专门的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表现调查。检察机关要立足自身职能，引导督促侦查人员对涉罪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调取，另一方面在未成年人审查起诉环节，要积极发挥检察人员的主导作用，确保社会表现调查客观性和真实性。

3、品格证据的范围和内容：关于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内容由应由一贯品行表现、适应社会能力、生活成长背景三部分构成，它具有合理界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观恶性程度、科学预判人身危险性、重犯可能性、改造成功率的重要参考价值。

4、品格证据的运用原则。（1）正确审视监禁刑和犯罪

化，运用品格证据确定人身危险性，提高未成年人犯罪的不捕率和不诉率。积极适用优良品格证据，限制适用不良品格证据。（2）克服品格证据的缺陷，限制使用不良品格证据。

（三）完善品格证据相关制度及机制建设

加快非羁押性措施、暂缓起诉、帮教机制的建立与完善，避免出现调取了相关品格证据，证实了涉罪未成年人可以不予羁押、可以不起诉、可以判处非监禁刑，但由于帮教机制等措施不到位而导致做出不当处理情况的发生。

1、完善未成年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基于未成年监护人的法定代理人身份，强化其保证责任，扩大取得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应用，根据未成年人的特色，强化相应的控制机制，以减少逮捕措施的适用。

2、建立完善不起诉和犹豫起诉制度。制订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的相对不起诉标准，依据新修改新诉法关于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逐步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为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化缔造更大的空间。

4、建立完善未成年人帮教组织和机制。强化学校、家庭、社区等相关机构和组织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管理、教育责任。争取当地党委、政府支持联合相关部门建立未成年人帮教组织和协调工作机制，强化帮助责任，完善帮教机制，确保真正实现对涉罪未成年人教育、挽救目的。

（作者单位：广平县院）

第二篇：浅谈在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范文

浅谈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

摘要 品格证据作为当代证据法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英美法系国家已经建立起相关的制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常被使用，本文通过对品格证据的内涵，分类以及我国相关立法和司法现状的介绍，试图分析品格证据制度的利与弊，从而对我国建立相关制度进行初步探索。

关键词 品格证据相关规定本土化

一、品格证据的内涵及其分类

品格证据是指证明某些诉讼参与人的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是用以证明一个人在特定

[1]情形下会基于已有的一定的品格特征来从事特定行为的证据。英美法系认为品格包含三层

涵义：第一，指一个人的整体声誉，即某人在其生活的社区，拥有的他所认识的人给予他的总体评价。第二，指性格倾向，即一个人的某种特定行为方式。第三，指的是某人历史上的特殊事件，如先前的有罪判决。情感意志（包括行动在内）所恒有的倾向或趋势，我便谓之①性，.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品格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结构系统,它是单独个体各种不同的性格特征的合成体，标示并指导主体的行为模式和取向。大陆法系常以“人格”代替“品格”，是指某人身上拥有的独特而稳定的心理品质的总和。

（一）、以诉讼主体为标准，可以将品格证据分为被告人的品格证据、被害人的品格证据和证人的品格证据三种。

1、被告人的品格证据。是指由被告提供的证明其有关品格特征的证据，或者由公诉方提供的控诉被告人品格的证据。此种品格证据在未成年犯罪中，常被使用。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通常会提出有利于自己的品格证据，使法庭减轻处罚，或者能适用宽缓刑罚。而公诉方对被告前科的证明实质上正是一种不利于被告的品格证据。

2、被害人品格证据。指由被告人提供的关于被害人品格的证据或者由起诉方提供来反驳被告人所举的关于被害人品格的证据。被害人的品格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只在少数特定的犯罪情形中出现。如在伤害案或者杀人案中，被告人和辩护人常以被害人是黑社会人员或常寻衅滋事的闲杂人员为由，主张己方是正当防卫。

3、证人品格证据。主要指那些可以证明证人的诚信度，提高证言的可信度的证据。证人的品格证据通常用于质疑证人的诚信问题或质疑与对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的公正性。如证明证人本身就经常违法犯罪，其证言可信度就会大大降低。

对被告人和被害人而言，品格证据主要是涉及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以及影响量刑的作用。而对于证人而言，品格证据可以起到审查证人证言可信度的作用。

（二）、以品格证据的影响力为依据，可以分为良好的品格证据和不良好的品格证据。

1、良好的品格证据。英美普通法长期以来容许提出良好品格证据，特别是被告提出自己的良好品格证据，制定法对此从未进行过任何干涉，这似乎是早期司法实践中有利于被告

[2]人的具体体现。同时也体现出英美法系国家对于良好证据，一般遵循“采纳为主，排除为辅”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一般都允许被告对其以前没有犯罪经历进行陈述，而已可以请证人证明自己的良好品格。被告人的良好品格是否包含某一特定行为的倾向性，至今仍没有定论。但是，被告的好品格和其可信性具有一定的关联，而且也与其是否会实施案件中的犯罪相关，这是得到公认的事实。

2、不良好的品格证据。有学者认为，品格证据的提出仅仅是为了表明某种行为的一致性而与定罪问题无关。虽然坏品格的人更有可能做坏事这一推论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仍然不能被直接采纳。所以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对于不良品格证据依照“排斥为主，采纳为辅”的原① 梁潄溟.人心与人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33

则，严格约束关于不良品格证据的采纳。

二、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品格证据运用的相关规定

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并不能直接找到品格证据的系统规定。但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在各种法条中我们仍可见一些委婉体现品格证据的零星规定。

（一）、关于被告人的品格证据

最具有代表性的规则表现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在司法解释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品格证据的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这些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如《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规定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

（二）、关于被害人的品格证据

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在认定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时，不能以被害妇女作风好坏来划分，强行与作风不好的妇女发生性行为的，也应认定为强奸罪。这实际上是对被害人不良品格证据的排斥。

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依品格证据量刑的案件，我国关于减轻加重刑罚的规定中都存在与被告品格有关的量刑因素。

三、对品格证据制度的利弊分析

（一）品格证据制度的缺陷

1、品格证据存在关联性障碍。根据《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可以将关联性界定为，“具有促使对诉讼的确定有影响的任何事实之存在，比若无该证据时更有可能或更不可能之倾向”。关联性的判断是证据成为案件事实裁决基础的首要的、必经的阶段。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证据应当合法、客观并具有关联性。允许刑事诉讼中提出品格证据的首要理论基础即犯罪行为与道德状况之间的关联性，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关联性并不是绝对的，所以从严格意思上来说是不符合刑事诉讼证据相关性的本质要求。品格证据规则的关联性取决于它的证明目的。在刑事诉讼中，品格证据主要在两个方面具有关联性，一是可能与争议事实，[3]即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有关，二是于被告人或证人的诚信度（可信性）有关。

2、不良品格证据容易引起司法人员偏见和司法不公。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律修改委员会曾明确指出：“品格证据只具有很小的证明价值，而且可能会极具偏见性。它会造成事实审理者不关注主要问题，即不关注在具体场合实际发生了什么的问题。它能巧妙地为事实审理者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不考虑证据证明实际发生了什么，而仅凭有关人员各自的品格而奖励好人和处罚坏人。”当不良的品格证据被提出，不论是案件的侦查人员，还是检察官和法官都容易在判决前就对有前科或不良品格的被告人产生了“有罪”的推理性偏见和情绪化偏见。所以，如果在起诉状中载明并且在庭审一开始就说明被告人有无职业、是否受过刑事处罚的情况，这无疑会给法官特别是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陪审员产生预断提供更多的可能，会对客观事实的认定产生障碍，容易忽略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影响司法公正的。当然“无业者必偷盗，一次做贼，永远是贼”的说法在法律上并不成立，所以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只有在其自身试图证明自己品行良好而向检控方开启辩驳之门和控方用于证明被告人动机、意图、主观心态时，才能由控方提出。

3、容易产生证据失衡问题。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品格证据除法定的累犯证据材料以外，一般不会被提出。也就是说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常常是被排除的。有利证据（良好品格证据）能正常使用，而负面证据（不良好品格证据）的采纳往往受到多重的限制，这就容易产生证据失衡问题，同时也是证据规则不完善的一个表现。

②

4、降低诉讼效率。一定数量的富余信息可能会增加而不是降低交流的可理解性。品格

证据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证明某个案件主要事实的，属于间接证据，而且其证明价值也是比较低的。而对被告人品格证据的调查及核实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转移案件审查的注意力，导致拖延诉讼。

（二）、品格证据的好处

1、品格证据对审查判断证据有积极作用。苏力教授认为：‘只要社会制约没有重大变化，从生物学上看，每个人都会在一定程度是重复自己先前的行为、视角和分析理解问题的方式，否则他/她就会呈现出必定为社会所拒绝的多重人格。其实，即使是一个具有高度创造力的③人在更大程度上还是一个重复的人，······。”根据实践，品格证据可以判断的证据大多在证人证言这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例如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案中，对警官弗尔曼在警察生涯中的[4]名声和其对黑人有歧视等品格为由排除其证言的使用。由此可见在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占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可信度主要取决于证人的主客观要件，证人诚实公正的品格对于证言可信度的提升是不言而喻的。

2、品格证据可作为证据链上的一个环节。品格证据可以用来印证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的可信度，以及对法官和陪审员形成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均产生一定的作用，虽然在刑事证明层次上属于第二层次的证明，但其仍为证据链上的一个环节，所以其具有的证明意义还是不容否定的。单独一个间接证据的证明力具有或然性，它必须与其他证据结合，排除多种可能性而使结论为唯一，所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作为一个间接证据的品格证据能够对其他证据起到一个辅助证明的作用，帮助法官判定查明案件及重建各种证据材料的关系。

3、有助于实现量刑公正。刑事案件中，实体公正简而言之就是“罚当其罪”，“罚当其

[5]罪”体现在定罪和量刑两方面。品格证据对实体公正是有意义的。首先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品格可能影响定罪，其次会影响量刑。量刑公正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量刑应当与犯罪的客观危害和罪犯的主观恶性相适应。二是量刑应当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而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证明就需要品格证据的证明了。在量刑阶段，犯罪人的行为已定性，此时品格证据具有的偏见和不公的影响已不是很重要，运用品格证据仅是对刑法的量定进行“微调”，体现法律的“人情”，实现刑罚的个别化。

4、有助于提高判决的认可度，从而提高执行的效果。有罪的判决并不光是一种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财产进行处罚，还是道德选择的宣称，所以这样的选择其中是需要顾及道德伦理，因为它将会对其他人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品格证据制度的本土化

品格证据制度满足了我国建立完善的被害人权利保障制度的需要，促进了交叉询问制度的完善，同时也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正当化的必然要求。所以，在介绍了中外品格证据的立法、司法现状后，我们有必要对其本土化进行思考和探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粗略构想：

（一）、在证据理论上对品格证据规则予以系统的确立。在证据规则中明确规定品格证据的概念、形式、分类以及其相关性的意义，从而从立法的层面上赋予品格证据合法的地位。同时，只有明确的概念定义才能使品格证据在运用时高度一致。②

③[美]理查德·A·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124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3

4（二）、建立品格证据的排除规则与采纳的限制。如果不公正的偏见（unfair prejudice）、混淆争议（confusion of the issues）或误导陪审团的危险实质性超过证据的证据价值时，或者考虑过分迟延（undue delay）、浪费时间或无需提交重复证据

④（cumulative evidence）之情形的，关联性证据亦可排除。这是美国的品格证据排除规则，我国也应该建立起与国情相适应的排除规则，赋予专业法官适当的自由裁量权，让其慎重的采信双方提供的品格证据。

（三）、限定不良品格的证明范围。在此，首先介绍诉诸人身攻击的论证，这是美国一种常见的而有时非常有力的论证类型，它主要是通过论证某人本身道德上是一个坏人来攻击其论证。当有争议的人所提供出的论证属于那种取决于那个人作为资料提供者的可信性的可接受性的论证时，诉诸人身攻击论证是最强有力、最适当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论证的目的，即为了使被攻击者的论证恶化，且仅限于此目的。否则，其他的品格证据只能称为侮辱和诽谤，除了能让攻击者取得倾向性的私人利益外，对于整个审判的公正是有害无益的，所以应该对其进行限制。

（四）、规定在法庭上禁止通过对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名誉评价进而对被告人的犯罪倾向或被害人的过错进行攻击。此种情况由一种例外情形，即当被告人或被害人证明自己具有良好的品格时，可以对此进行攻击。因为这种情况是当事人自主打开品格证据证明的大门的。

（五）、将定罪和量刑程序分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品格不好的事实情况不能成为定罪的间接证据，只能在量刑处罚时才具有参考价值。所以，为了不影响法官公正的判断，在定罪阶段不允许提出被告人身危险性和犯罪史的相关品格证据，在量刑程序阶段再由双方提出被告人的品格证据，并经过双方的辩驳，法官再决定采信与否，从而确定量刑。

（六）、出于诉讼成本的考虑，只有在证据缺乏时才允许品格证据的提出。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被提出，追加的证据，即便具备关联性，也可能一方面构成浪费——意为产生了递减的收益（就准确性而言）而成本并未相应减少，而另一方面又造成了混淆——意为实际上降低了准确性.

五、总结

霍姆斯有一句名言：“法律的生命一直并非逻辑，法律的生命一直是经验”。法律总是时间和地点的产物，它反映的是人们的习惯并包含现存的社会和经济规定。任何外来的制度，在其本土化的过程中都不能照搬照抄，必须结合本国的实践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推进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品格证据基本原则，然后再根据国情将其细化，逐步地弥补我国证据规则中的品格证据的空缺。对品格证据的研究，将有助于程序正义的进一步实现。

[参考文献] [1]刘立霞、路海霞、尹璐.品格证据在刑事案件中的运用[M].中国检察出版社.[2]刘宇平.论英国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规则[J].贵州大学学报.2006(5):49

[3]2008.11郭志媛.刑事证据可采性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107~108

[4]萧翰.从辛普森看英美证据法上的品格[EB/OL].http://.[5]何家弘.刑事证据的采纳标准和采信标准[M].人民检察.2001.10

[6] 道格拉斯·沃尔顿.梁庆寅，熊明辉译.法律论证与证据.中国政法大学.2010.60

[7][美]理查德·A·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127

④ 参见《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

第三篇：陈瑞华-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与运用

陈瑞华：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与运用

尊敬的各位检察官朋友们，下午好。

非常高兴就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与运用问题跟大家进行两个小时的交流，可以说在我们的公诉中工作，如果说定性问题，认定一个案件罪与非罪问题、此罪与彼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认定此罪与彼罪及案件的定性过程中，证据的运用、证据的审查与判断应该是一个意以贯之的问题。从一个公诉人、检察官拿到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笔录，一直到这个案件诉到法院，乃至在法院开庭过程中，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可以说，整个的审查起诉和公诉的过程，都贯穿着证据的审查判断和运用问题。

我们在座的资深检察官朋友们，可能都有一个经验和体会：案件拿到手，他在审查的时候，他总有自己一些固定的或者说久经考验的格式和样式，比如我们看到案卷，会把言词证据作一个分类；考察口供、证言、被害人陈述它前后变化情况；比如我们把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统称为实物证据，把它结合起来，观察它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尤其把这些证据要跟五种证据笔录结合进来审查判断，我们会看到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本身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存在是跟那五种笔录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勘验检查笔录往往证明书证、物证的来源；搜查扣押笔录证明书证、物证的来龙去脉，尤其是扣押清单证明书证、物证从何而来，它的存在方式如何等。证据提取笔录也能够向我们证明某一个证据从它的源头到最后法庭出示的时候，整个的提取过程来证明它的原貌；甚至象辩认笔录能够跟书证、物证形成很强的印证、佐证关系。

大家可以简单地看一看，一个案卷拿到手里，言词证据审查它的变化情况；物证要与五种笔录证据结合起来审查，所以我们说资深的检察官眼里会形成一条一条的证据线索，有了这种证据线索，他在审查判断过程中就有了一定的章法，一些证据不足、没有达到公诉条件的案件就会被审查出来，乃至被剔除出去，这样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公诉质量，避免在公诉工作中陷入一定的被动。

那么今天下午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就证据的审查判断跟各位进行交流。今天下午讲四个问题。

一、证据审查判断的两个基本问题

一份证据拿到手里，一份案卷笔录摆在我们办案人员面前，我们如何从哪个角度切入审查判断它呢？通常说来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切入。一个是证明能力问题，一个是证明力问题。我这里把证据能力放在前面，把证明力放在后面，我们举三个小例子：

第一个例子我们某省办理一个重大复杂疑难的案件中，侦查机关提取了一份笔录：被告人的口供笔录，提取笔录以后，法庭上围绕着笔录的合法性发生了争议，辩护律师认为：这份笔录存在三个问题

一是这份笔录取证的手段应该存在一定违法问题，当时侦查机关对嫌疑人动用的是拘传手段，拘传是从第一天的下午16时50分开始到凌晨的4时50分，经过了十二小时，然后又从凌晨的4时50分开始又进行第二次拘传，又经过了十二小时，如此循环往复进行了十二次拘传，长达六天六夜，在案卷中出现了十二份拘传证书、拘传的材料，我们办案人员很坦率的把它写上4时50分开始、16时50分开始，由此辩护方认为：违反了我国规定的一次拘传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连续拘传的法律规定，通过这种违法得来的被告人口供不具有合法性，法庭应当把它排除于法庭之外。

二是侦查人员一共拿到一份口供笔录，在案卷笔录中却出现了连标点符号、一些细节都极其相似的三份口供笔录，被告人当庭翻供，辩护人认为后两次讯问笔录根本就没有做，被告人只供述了一次，后两次很显然存在着不合法的情况，它是否存在过都面临一些争议。

三是当时动用的是拘传，拘传的地点在郊外侦查指挥中心，你是拘传却关在侦查指挥中心，剥夺了人生自由，实际上是变相的羁押和监禁。围绕着这三个问题在法庭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议，这个案件的结局最后我们不得而知。

结合今天的讲课我把概括为第一个问题：拘传、羁押、讯问的合法性发生了争议。我们把这种由于证据取得的合法性问题，所产生的一些争议影响到证据的准入资格，我们把它称之为证据能力。

下面看第二个案例：在某省发生的一起影响全国的大案中，嫌疑人被怀疑实施了杀人行为，杀人的现场有两个现场，一个是第一现场，在某地。另外一个现场在一辆昌河牌的警用客车，歹徒杀了人以后，把两具尸体放在客车里面，然后把车开到第二现场，侦查员有充分的证据怀疑歹徒开过这辆车，于是他们就对汽车的离合器和油门上的泥土进行了提取，然后又提取了嫌疑人裤腿和鞋底上的泥土，把这两份泥作为鉴定的样本、检材进行了相互比对，作了一个化学成份的鉴定，专家的鉴定结论表明，两份泥土化学成份高度吻合一致，几乎可以说是同一种化学成份，也就是说有充分的根据怀疑嫌疑人开过这辆车，这样就大大加强了他的犯罪嫌疑程度。法庭开庭的时候公诉人面对辩护人，辩护人提出在法庭上出示汽车上泥土的来源，公诉人连忙查看案卷笔录结果发现侦查员忽略了对整个勘验检查对证据提取过程的记载，泥土的来源、提取经过没有任何的记载，于是案件休庭，过了一段时间请侦查员作一个补充说明，侦查员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情况说明，是由于当时工作匆忙没有来得及记录泥土的来源，但是泥土确实是存在的，这个问题后来在法庭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按理说泥土的来源不明，意味着物证、书证源头不清楚，提取经过下落不清楚，如果来源不清楚，我们在鉴定科学中会称为鉴定的样品和检材来源不明；提取的过程不清楚，其真实性难以查清楚。它与证据的关联性难以得到证明，所以当时律师提出：这份泥土它是否存在过，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据证明，应当排除。最后法庭采纳了辩护方的意见。

那么由于这份泥土来源不明，源头不清楚，导致它的真实性跟案件的关联性产生较大争议，我们把这种情况统称为证据的可靠性、真实性存在问题。你来源不明就是真实性不清楚，真实性是证据的一个重要属性，它是证明力的范畴。

第三个案例是在北京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一起盗窃案，在审查起诉过程中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本案的作案手段与众不同，这个案件与传统的入室盗窃都不一样，它是嫌疑人爬到几十层的高楼，从楼顶上拴上绳索，从最高层开始偷起，盗窃顶层的几家，通常的入室盗窃基本上从底层开始，而且容易被盗，而这个案件反其道而行之，本案的嫌疑人因五年前盗窃受到了有罪处罚，案件新的盗窃事实发生的时候，从他假释出来不到一年半，而我们办案人员查阅了以前的办案经过和相关的案卷笔录，发现以前十几起入室盗窃都是用这种手段的，这次与先前的案件很相似，嫌疑人不承认说没有偷，从他住的地方和他控制的地方也没有找到赃款赃物，在案发现场也没有经过技术人员的勘验检查，也没有提取有用的物证痕迹，于是我们办案人员就面临一个问题，以前同一个人实施的相似的行为，比如说作案手段、作案习惯等非常相似的行为，能不能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这在证据法学上称为相似的行为对证明后来的行为有没有证明价值，我们把这个案件面临的问题称为相似的行为有没有相关性、有没有关联性的问题。

刚才给各位检察官朋友们讲了三个案例，我们从这个案例中可以发现，我们面临的案件涉及到证据的审查判断和运用问题，不外乎三个问题（三个模式）：

第一个模式证据的合法性问题。一个证据能不能符合法律所要求的证据资格，能够被允许在法庭上出示、审查和判断，我们统称为证据的法庭准入资格。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证明能力（证据效力）。就是一个证据被允许出现在法庭上的资格和条件。它主要解决的是合法性问题。有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取证主体要合法。取证主体不合法，取来的证据就不具有合法性，不具有证据的准入资格。比如一个人不是侦查员，他所主持的一些侦查活动比如：辩认、鉴定、勘验、检查等活动，由于是非侦查人员组织的，所作笔录等侦查活动形成的相关证据材料，由于主体不合法导致不具证据能力。

第二个模式取证手段要合法。刚才的一个案件中，某地反贪部门在侦查活动中拘传违法、讯问方式违法、羁押存在违法，于是我们就称它为取证手段存在争议，合法性存在争议。最近通过这《两个证据规定》，取证手段合法性上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比如说你没有向证人讯问完让他确认证言笔录的内容，也没有向他确认笔录的真实性，后来他签字了，即使他最后签字了这个笔录也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这是《死刑案件证据规定》里面明文规定的一个新规则，至于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这是规定中明文把它排除在法庭之外的情形，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取证手段违法，它只是手段违法，那为什么证据就不具有证据能力呢？这就是呆会我们要给各位专门分析的手段违法污染了整个取证过程，污染了整个证据，导致证据不具有证明能力给予排除。

第三个模式法庭调查方式要合法。不是什么样的材料都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必须法律明文规定的，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材料才能在法庭上出示。

比如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公诉人宣读的是证人讯问笔录，我们把应当出庭的证人没有出庭，宣读的证人笔录称其为法庭调查证据的方式不合法。这种调查方式直属违背了直接和言词原则，不是证人亲自接受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和盘问，而是把侦查人员作的证言的书面记载在法庭上宣读和出示。这就违背了法庭上举证、质证方式的合法性问题。

再比如说这次《两个证据规定》有一个重大突破，就是侦查员出示的情况说明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问题。我们这次作了新的规定:凡是只盖公章没有侦查员个人签名盖章的情况说明原则上一律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这样的证据名义上是证言，而证言必须是自然人运用他的五个感官感知的事实，经过一定的表达方式把它记录下来的内容，而情况说明一旦盖上公章没有自然人签字就无从查证它的真伪，没有人为这份证言承担责任，所以我们把单位盖公章的情况说明视为法庭调查方式不合法。这次增加了大量类似的规定，刚才给大家讲的就是单个证据法庭准入资格的第一个叫证据能力又叫合法性问题，第一个案例就是讲的就是证据的证明能力发生了重大分歧和争议，受到辩护方的挑战，在法庭上成了一个疑难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的公诉人就要应对它，要证明它具有合法性，而辩护方要证明它非法性，一个法律争议在法庭上出现了。

从刚才后两个案例中的情况可以看出，证据除了要具有合法性，法庭准入资格以外，还要具备一个特点就是可靠性、真实性、可信性。我们过去的证据法学教科书中把这一条叫做客观性，那当然我们认为客观性这种表述能说明一部分问题，但是会有一定争议，绝大部分证据都办案人员提取收集过来的，都体现了办案人员主观印迹，比如说口供体现了办案人员记录的笔录，当然是主观的，证人证言那个笔录也体现了办案人员的主观印迹，侦查过程的记载，即使是物证、书证它的提取经过，勘验检查笔录的记载也完全要办案人员的主观努力、侦查的方向、侦查的过程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一般不用客观性这个概念。因为它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如果用客观性的概念它跟实际办案不相符，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是可靠性、真实性、可信性，我们说一个证据是可靠的，是从两个角度来说的。第一个角度证据的载体是客观的，证据的载体是指记载一个证据客观的存在物，又称证据的材料。比如一枝笔、一枚指纹、一个烟头它都要有一定物体、文件把它作为外在的载体，才记载下来，所以证据的第一个要求要有客观的载体。从载体的角度来说，真实性要求是载体必须是真实的存在的，不能伪造的、变造的。而且要让人相信它是真实性、可靠性。

刚才在第二个案例中的泥土的来源不明，被辩护方提出了争议和挑战。我们在证据法学上把它概括为载体来源不明，难以让人相信它的真实性，所以说一个证据是真实的、可靠的除了载体真实性以外，还有一个要求它的内容和信息的可信性。任何证据只有载体，没有信息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一把刀除了它的外关、尺寸物理属性以外，还有这把刀所载明的信息：这把刀的形状有人在被告人家里看到过，属于被告人家里的那把刀，这就是信息。这把刀上有一枚指纹，经过鉴定属于被告人所留，这就叫信息。于是这把刀的背后就体现了一定案件事实的信息，所以任何证据都是载体和信息的结合。从载体来看具有客观性，从信息来看具有主观性，所以有人说证据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就是指这个意思。刚才我们讲证据的真实性是指载体客观的、真实存在的，信息是可靠的，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包括《两个证据规定》里有大量这样的语言：被告人口供要得到其它证据的佐证和印证，它就是指口供的信息得到了其他证据的印证和佐证。它的真实性得到了印证。一个证人证言要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表达的是同样一个意思。相互印证是证明言词证据是真实、可靠的有效手段，下面我们看证据除了真实性、可靠性、可信性以外，它还要具有相关性，所谓相关性就是指一个证据跟案件事实之间的具有逻辑上的联系，又叫关联性。

刚才第三个案例提到的一个人以前实施的相似的行为跟这个案件是不是被告人所为，两者之间我们认为它可能真实的、可靠的，这个信息是可信的，真实性是没争议的，但是由于它能不能证明案件事实本身这一点发生了疑问，我们说它不具有相关性，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经常有个别侦查员对相关性原理掌握不清楚，出现了侦查过程中侦查方向的失误。比如在很多案件中侦查员认为被告有作案的动机，我们认为在犯罪构成要件中犯罪动机不是必备要件，犯罪的故意里不包含动机，即使没有动机，能证明你故意杀人照样能够证明犯罪是成立的。一个人没有没作案动机、作案动机是什么，它有多大的相关性呢？我们认为相关性很弱，一个著名的华裔刑侦专家李昌钰在很多著作中提出从犯罪动机来看，谋杀罪的动机是开放的，在美国有几百种之多，可以说是上不封顶的。这说明我们对犯罪动机的判断有的时候没有研究它的规律。我们经常说情杀、仇杀象近期发生几个重大的冤假错案，从杜培武案件到佘祥林案件惊人一致的冤假错案之源都是动机发生了错误，都认为是情杀好象他们之间都有一致性判断。结果我们发现这种犯罪动机是存在，但它不是这种动机支配下实施的犯罪，犯罪动机关联性甚弱。所以我们把一种证据跟案件事实这种逻辑联系的大小称为证据的相关性。

证据的相关性有很多原理和规律，这里概括两点：首先一个证据的相关性大小跟它所包含的信息量的大小成正比；换句话说包含的信息量越大、提供的证据事实信息越多它的关联性越强。从这个角度来说，言词证据的相关性最强，当然它可靠性不稳定，被告人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我们要客观地认识言词证据，它的相关性是最强的，它可以提供大量的证据信息，尤其被告人口供，从犯罪前后的表现、从行为过程中主观方面、犯罪行为、犯罪结果它都提供，信息量是最大的。但是客观性较弱，可靠性不够，容易出现反复，这是它的缺陷。相反有些物证、书证它提供的信息较小，相关性较弱，但是可靠性较强，稳定性较强。其次，是相关性大小跟一个证据提供的信息能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成正比，案件主要事实也就是犯罪是否发生，犯罪是否为被告人所为，凡是直接证明犯罪主要事实的我们称为相关性最强；凡是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需要跟其它证据结合起来加以推理判断的，这种证据相关性较弱。我们把证据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就说明直接证据相关性较强，间接证据相关性较弱。这一点可能在《两个证据规定》中也给出了相应的规定，以上给各位讲了证据能力真实性、相关性，下面我们概括一下：我们把证据的合法性、法庭的准入资格统称为证据能力，我们把一个证据真实性和相关性的结合统称为证明力，一个证据既是真实可靠的、又是相关的两者结合起来我们称为相关性（又叫关联性）。一个证据在真实性上和相关性上出了一个问题，都说明它证明力出现了危机或者不具有证明力，刚才把两个概念概括起来了，是三个方面概括为两个大的范畴，证据能力是法律问题，合法性问题；证明力是逻辑问题，经验问题、事实问题。我们把两者关系给各位进行一个梳理，下面讲课就比较容易了。总体上来说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是法律对每个证据能不能转化为定案根据两个同等重要的要求，又被称为双重资格审查的标准。但尽管是同等重要的，它有个时间先后顺序，判断的先后顺序。

在诉讼法学中有个原理和规律，待会非法证据排除重点讲解。我们非法证据排除它有个原理这是符合世界惯例的，叫程序审查优先原则，在诉讼过程中程序审查具有优先性，证据能力是证据法中的程序问题；证明力是证据法中的实体问题。证据能力是否具有合法性，有没有法庭准入资格，这在证据法中是个程序问题，根据程序审查优先原则，我们单个证据出现在法庭上，首先要审查它的合法性，证据能力是否具有法庭准入资格，只有确定它具有证据能力之后，才谈得上是真实的、相关的下一步的审查判断问题，所以今天讲的是证据的审查判断，它在这里有个时间先后顺序，先审查证据能力之有无，符合不符合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在这个问题和争议解决之后，再来解决证据的真实性和相关性问题，也就是证据的证明力问题，从这个角度说，证据能力作为程序问题优先于证明力问题，所以我在讲课大纲中给大家列的是：单个证据能不能具有法庭准入资格——证据能力问题；它能不能作为最后的定案根据——证明力问题。你只有先具有法庭准入资格，才能谈得上是否作为定案根据，这是第一个它们的关系。第二个关系证据能力是法律问题，旨在法律明文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审查判断，法律不明文规定就不存在证据能力问题，在诉讼法学上有个概念：无明文则无无效。没有明文规定就不存在程序有效无效的问题，这是在二次大战前，各大陆法系国家都普遍采用的基本的准则，那这是证据的证据能力以明文规定为前提，到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都仍然遵循这条原理，目前我国两个证据规定也采纳了这么一个逻辑，以明文规定为前提，把非法证据排除，不具有证据能力排除于法庭之外，以明文规定为限制，没有明文规定的不在此限。

但是最近几十年来，有些国家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出现了另外一个概念：无权力则无无效，无利益则无无效。什么意思呢？它是指没有人的利益受到损失、受到侵害就不存在无效问题，就不存在证据排除问题。证据排除以侵害重大利益为前提，象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都吸收了这样一个理念，以侵犯利益、侵犯重大法律理念作为判定一个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基础，无明文则无无效仍然是主流，但是出现了变化，比如美国从上世纪六十年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对象大量是违反宪法的规定，即使没有明文规定，只要违反宪法了也可以排除，这是给各位概括一下，什么是法律问题？法律问题就是违反了程序法，违反了证据法所带来的证据准入资格被排除于法庭之外，所以证据能力是证据法、证据规则规范的范畴。

下面看证明力，证明力包含的两个要素：真实性和相关性，在证据法学理论中基本认为它是逻辑问题、经验问题、事实问题，大陆法律国家有个内心确立或内心确信原则（自由心证原则），对证据证明力大小强弱，法律不做明文规定，由司法官员根据经验、理性、良心来加以判断，顾名思义叫自由心证原则，自由心证的对象是证明力，不是证据能力。证据能力是法律明文规定的，那么真的是自由吗？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吗？有无限的自由裁量权吗？回答是否定的，从世界各国的惯例来看，它受三方面的限制：

一是逻辑法则。逻辑法则是人类认识事物、发现事实进行逻辑推理的基本准则，我们说一个不符合逻辑、非理性说的是一个意思，你的结论是不信的因为不符合逻辑法则。我们举个例子：这也是两个规定确立的逻辑法则。被告人口供和辩解发生反复，在开庭前供认有罪，又翻供了，作了无罪的辩解，出现了反复，被告人当庭不供认有罪的，如果供认有罪的口供笔录得不到其它证据的佐证和印证，法庭不得将其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一点规定在《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二十二条最后一款，不知道朋友们是否注意到这一款。这三十年最大的突破，这也是在十几年前在辽宁抚顺创立的“零口供”规则在两个规定中得到了确立。供了翻、翻了供出现了反复，当庭又不供认的，这个时候如果庭前供述笔录得不到其它证据的佐证和印证的，庭前供述笔录视为不存在。这又从何而来——逻辑法则。同一人对同一件事判断出现了矛盾的说法，一会说有罪一会说无罪，同一个人对同一个事实的描述相互矛盾，从逻辑上看不可能同时成立，一个为真一个为假，根据逻辑上的排中率和矛盾率两个自相矛盾的陈述对同一个事实不可能同时存在，你排除不了其中一个，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结论是两者都不能采用。这条来自逻辑法则，这是我们认定证明力的基础，你说我作为一个法官可以随意的自由心证，那是不允许的，自由只在法律明文规定，法律不限制你，但你不能违背逻辑法则，违背了公诉方就会提出抗诉，辩护方会提出上诉，对证明力的判断还有一个法则叫经验法则。

在我们两个规定中出现了多次表述，所谓经验法则：指认定案件事实和证据它是否真实的、相关的要符合基本的社会生活的经验和常识。违背了经验和常识这个证据就不具有证明力，比如：在我们这次两个规定中物证、书证来源不明的、提取、搜集过程有疑问得不到合理解释的一律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我不认识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法则的运用，这是经验法则，来源不明的物证、书证你要用它，就非常危险，大量的经验教训表明，来源不明物证、书证它的真伪不明，有时候是伪造的或变造的。

刚才讲的那个案例，泥土来源不明，在近来年我参加了一些检察院、法院的案例讨论中，我本人都接触了好几类似的案例，比如在犯罪现场找到了一枚指纹，经过鉴定是被告人所留，但这枚指纹来源不明，勘验检查笔录没有记载，又没有照片、也没有相应把它固定下来的证据，一句话该指纹不知道从何而来。大家想一想一枚指纹不知道从何而来，把它鉴定是被告人留下的，而且是留在犯罪现场的，那个指纹如果是伪造的怎么办呢？那这不就是冤假错案了吗！在我们某省发生的一起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的案件，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律师给他辩护，当时一个最大的问题：烟蒂的来源不明。在尸体旁边，发现了一枚过滤嘴的烟蒂，经过切割烟蒂上残留的唾液证明它的血型是阳性，被告人血型也是阳性，另一半烟蒂经过做DNA鉴定证明跟被告人的DNA的分子结构统一认定率高达99.95%，这是某省公安厅比较先进的技术侦查部门所做的鉴定结论。大家想一想在被害人的尸体旁边，找到了这枚烟蒂，如果证明血型确实跟他一致的，DNA的分子结构跟他一致的，我想他的犯罪嫌疑程度大加深，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法庭开庭的时候，公诉人查遍了整个案卷找到烟蒂的来源的任何说明，没有原件、没有照片、勘验检查笔录没有任何提取说明，这说明我们极个别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有待提高。所以根据经验法则来源不明的物证、书证有可能被怀疑是伪造的、变造的、不真实的予以排除。这次确立下来了。

第三个判断一个证据的证明力还有一个法则——良知法则（经验、理性和良知）什么叫良知？它是指人的价值系统，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除了要符合经验法则、逻辑法则以外，还要符合一般的法律价值观，要符合价值判断的基本要求。比如在价值判断中有几项非常重要的要求：凡是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需要达到较高的标准；凡是认定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和事实，相对来说就不是那么严格。在德国法中有一个概念叫严格证明，严格证明平主要针对定罪量刑，对被告人不利用严格证明；对被告人有利的（包括在程序法上的一些事实、量刑上的一些事实）用的是自由证明。相对简单、要求不高、标准较低。大家看这背后是什么？背后体现的是良知系统，价值判断，我们通常称之为“天秤倒向弱者”，德国法有一条：疑问时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当证据的证明力有疑问的时候，做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请问这是逻辑法则呢？还是经验法则！都不是，这是价值系统、是人的价值判断、是人的良知系统，在社会的整个法律在判断的时候发生矛盾时，作一个价值选择、价值判断。

疑罪从无——价值判断，疑问时作有利于被告人解释——价值判断。讲到这里我们的死刑案件证据规则第四十条：关于被告人的年龄问题：用的就是良知系统、价值判断。当没有办法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在实施犯罪的时候已满十八周岁，他是否在犯罪时已满十八周岁查不清楚的时候怎么办？这时候经验法则、逻辑法则都失灵了，不能发挥作用了，那要作不能认定其犯罪时已满十八周岁，作有利于被告人的推定。这一点现在看来为我们检察官、法官所接受，这个用的就是良知系统，一个价值判断的理念。时间关系第一个问题就讲到这里。跟各位讲什么叫证据能力？什么叫证明力？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关系？以及判断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几个依据？理论性较强，为我们下面的讲课打下基础。下面讲第二个问题

二、证明力的审查判断

正如我们刚才给大家所讲证明力是个逻辑问题、经验问题、事实问题，尽管是一个逻辑问题、经验问题、事实问题。但是我国两高三部这次通过的《两个证据规定》考虑到我国司法实践、办案的实际情况，针对我国侦查人员、公诉人员、审判人员在实践中经常发生问题和争议地方，总结了实践中经验和教训，我本人对很多条文都知道它的出处来自哪里，来自哪几个案件我都能找到。这两个规定中大量的规定对近二十年来是对中国刑事司法经验的总结，所以把相当多的证明力问题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形成了司法解释的条文，大家会看到证明力问题，不单纯是个经验问题、逻辑问题、价值问题，它也成了法律规范问题，把一些成熟的、为大家所公认的、没争议的证明力准则吸收到法律条文之中，是这两个证据规定取得了较大突破。下面从物证、书证讲起，依次讲解审查判断证据的一些基本线索。

1.物证、书证

物证、书证又称为实物证据，一般说来物证是以它存在的外观、形状、颜色、尺寸等物理属性发挥证明作用的物体和痕迹。书证是以表达的思想、内容来发挥证明作用的文件和相关的物体。

物证、书证它区分的关键不在于它的表现形式，而在于它发挥证明作用的方式，物证发挥证明作用，是以它的外观属性、物理属性发挥作用，而书证是以它的表达的思想和内容发挥证明作用，物证、书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出问题较多，特别是许多暴力案件：抢劫、强奸、杀人等传统的暴力案件，在我国执行死刑的也是这些暴力案件，那么物证、书证出现的频率较高，当然就书证而言。可能一些金融、票据经济类的犯罪也会大量运用，像金融诈骗罪、贪污贿赂罪也会经常出现书证的运用，它的物证的出现频率并不高，所以物证、书证因案而异，物证在暴力犯罪中大量运用，书证在经济类的犯罪运用比较多，一个案件如果说没有任何物证、书证只有言词证据：被告人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这种案件比较少见，可能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受贿案件中，在证据运用中的难题是物证、书证出现的频率较低，主要靠言词证据，物证、书证在近期司法实践中出问题较多，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问题：

一是物证、书证经常出现复制品、复制件等传来证据和原始证据的关系问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比如一个物证它的复制品究竟有没有证据价值，尤其是在复制品与原件不一致的情况下，究竟相信哪一个，是原件呢？还是复制件。再比如说一个书证，它的复印件或者它用录音、录像形式表达的书证，这种传来证据与书证原件的关联性怎么解决呢？尤其不一致的情况下怎么办呢？这个在实践中困扰着我们很多的司法人员，比如在司法实践中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案例：尤其在受贿案件中，一个证人把了解的案情告诉第二个人，第二个人继续传播，告诉了第三个人、第四个人；依次往下传递，我们办案人员把这所有的传播来源，一直被传播的对象一个个都找到了，在某省发生一起受贿案件中，一共找到十八个这样的证人，张某某说我给谁行贿了送了八万钱，那个人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事等十八个人，这十八的人他们证据价值与张某某的源头证据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很多办案人员认为这些都是证据，都能证明案件事实，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你别忘记一条，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有一个重大问题，源头是同一个，所以它们从证据信息传播的来源上是孤证，传播哪怕有一千种都是孤证。今天下午我告诉同志们一个消息、一个事实，在座几十位朋友知道这个事实，假如这个事实成为某个案件中的证据，把我们所有证据提取过来，取了几十份证言笔录，请问这些笔录能相互印证、佐证吗？我们所有的证据从证据的载体上是几十个，但从证据的信息上来看就只有一个，源头是我，我错了你们都错了，因为你们没有第二个信息源，有点像多米诺骨牌效应，第一个倒了其他接着都倒了，除非你有新的信息源，否则你所传播的都是我转说的话，在物证、书证运用中存在类似的问题，就是物证、书证的复制品跟原件之间的关系怎么解决？

下面给大家讲一讲两个证据第八条：确立了一个重要原则：物证、书证的复制件、复制品等如果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特征、不能反映书证原件内容的，一律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换句话说你都不能反映你所复制你所传播对象那个源头的外形特征和它的内容的，一律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我们确定了两个排除规则都规定在第八条（死刑证据排除规则）：“原件、原物它的外形特征在复制件、复制品中得不到反映的，书证的内容得不到复制件反映的，该复制件、复制品一律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主要是考虑到我国书证、物证传来证据的形式得到了一定滥用，出现了个别的冤假错案，吸取了这种教训，我们做了这么一个规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在物证、书证中存在的第二个问题：也是作出明确规定的，就是物证、书证的鉴真问题。什么叫物证、书证的鉴真呢？这是证据法学近五年在理论上出现一个大的发展。物证、书证要想发挥证明作用，具有证明力，一般说来它有两条线索。我们通常比较熟悉的线索就是物证、书证要对它进行辩认，如果辩认解决不了问题，对它的真实性、相关性常人用经验、用普通的知识难以解决的，怎么办呢？我们就要用专家的智慧、专家的知识经验和专门的科学技术设备来鉴定，我们把专家用科学的知识、技术、经验、设备对一个物证、书证的鉴别叫鉴定，鉴定等会还要专门讲解。我们通常对物证、书证的审查用鉴定的方式比较多，偶尔会用辩认，辩认它是否原件、原物，鉴定是鉴别它的真伪，鉴别它的相关性，但是我们忘记了一个问题，也是两个规定中三令五申提出 的问题，也是冤假错案出现频率较多的问题：证据的原头如何？收集状况如何？提取的经过如何？法庭上出示的那个证据是不是原来的那个证据？给各位举两个小例子：在某省发生的一起杀人案件中，由于案发的时间距离法庭审判的时间较长，过了二年多的时间，案件的一个重要的凶器——刀，当我们的公诉人把这把刀呈现在法庭面前让被告人辩认的时候，被告人说不是这把刀，你们可以查看原来的勘验检查笔录和我的口供，原来我作案的那把是亮晶晶的，没有一点锈、没有一个豁口，是进口的一把钢刀，在我口供里有我对它的外观、尺寸的描述。现在再看这把刀，已经没有任何的亮色，锈迹斑斑，豁口很多，已经破损不勘，后来公诉人只好休庭，请侦查人员作一个情况说明：侦查人员说确实是这把刀，由于在证据库里保管不善导致的，虽然这个案件有惊无险，同时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这把还是不是原来的那把刀呢？如果不原来的那把刀，即使对它鉴定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我们所了解的一些案例中，当然都是带有教训的案例：在有一个案件里某公安机关破获了一起特大盗窃案，犯罪嫌疑人盗窃的是某百货商场，一个珍贵物品的柜台里的瑞士的手表和珠宝，价值几十万，结果当时商场保安安装了一个秘密的摄像头，把整个作案经过给拍摄了下来，由于是24小时连续录像，不知道是什么人擅作主张把录像带剪接了，只留下作案的那一部分，而且录像的技术较差，整个也没办法说明作案的时间，当这份录像带出现在法庭的时候，就引起了法庭一系列的争议，是不是原来那个录像带？是不是录的是案发的经过？剪接的过程是不是让人觉得可信？是谁剪接的？是谁提取的？到法庭上的录像跟原来的录像是不是同一段？都无法说清楚。警方的勘验检查笔录、证据提取笔录也没有祥细的记载。所以这段录像它的真实性、它的来源成了问题。

下面给大家概括一下：物证、书证的鉴真是指：在实际办案中物证、书证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它的来源是可靠的。比如我们这里有个杯子，它是在现场提取的，你要向我证明它在现场什么地方提取的；它的源头是什么；它的来源是什么；要证明它的来源和源头，其次要证明提取的经过，谁把它提取过来的？谁提取过来的？提取的经过、收集的过程，然后还要向我们证明在整个案件从侦查到审判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完善的保全，最后一点还要向我们证明法庭出示的这个杯子就是原来那个杯子。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物证、书证的源头、提取、收集、保全、到法庭上出示的整个动态过程要得到充分的证明。让人相信没有伪造、和变造，是原来的那一个具有同一性。我们把证明案件的来源、提取经过、收集过程以及法庭上出示跟原来的证据是同一个的证明过程，叫作鉴真过程。所以这两个证据规定里面第九条用了三个条款强调，无非就是鉴真问题。换句话说要用相关的证据鉴别它的真伪，来源的可靠性、提取的合法性、收集的可靠性、法庭上出示的可靠性。那么我们用什么手段来鉴真它的真伪呢？

司法实践中有这么几种证据：第一勘验检查笔录。其最大的证据价值是证明物证、书证的来源；第二证据提取笔录。其最大的证据价值是证明物证、书证的来源、提取经过。第三搜查笔录。是国家强制性的搜查手段所作的一个记载，搜查笔录里往往记载了搜查的经过、搜查的对象所得来的相关物证、书证。第四扣押清单。它是在搜查完毕之后，扣押物证、书证的一个清单。它能够证明某个物证的来源。我们国家的侦查制度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多年来解决不了，就是赃款、赃物这个物证它们角色发生混乱，这是来源于我国财政政法经费拔款制度，由于多年来政法拔款归地方，中央财政对此控制力不强，尤其是公安机关，由于政法经费保障不足，所以很多是物证、书证，明明是物证、书证在实践中被当成了赃款、赃物。忘记这是物证、书证，证据的意识较差，这也是实践中屡次出问题的原因。第四个辩认笔录。有时候对一个现场、物证、书证的辩认也构成了一个鉴真的过程，有庭前辩认、当庭辩认，这种辩认的过程是对物证、书证的鉴真，鉴别它的真伪，证明它是跟原来那个证据是同一个。

所以第九条有二个排除规则：那就是物证、书证来源不明的，没有附有勘验检查笔录、证据提取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不能物证、书证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根据；还有一个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和搜集过程有疑问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各位检察官朋友们，第九条通过两个条款两次提出不能作为定案根据，都强调了鉴真问题，我们在证据的审查判断中要高度地重视鉴真问题，我这里再加一句话：鉴真高于鉴定。如果从物证、书证的证明力判断来看，先解决真伪问题，再来解决鉴定问题。鉴真解决的是样本、检材来源的可靠性；鉴定解决的是真实的检材、样本它的证明力问题、它的相关性问题。这几张纸首先作为鉴定的对象——检材、样本的来源，它的来源是可靠的、真实的，不能伪造、变造的，然后再出作鉴定，比如说笔迹鉴定。如果我侦查员给你检材本身来源不明，真实性存在问题，你的鉴定结论再高明、专家再权威也毫无价值。所以等会我们讲到鉴定意见还要再说。那就是来源不明的检材和样本得出的鉴定结论一律不得作为定的根据。有一次我到某省司法鉴定培训班讲课，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二位当地国家重点大学的著名的教授他们就问我：“我们所在领域中权威专家所做的鉴定结论难道还需要法官审查吗？法官有我们权威吗？”，我跟他们讲了二个观点后。他们都接受了，我说给你的检材只要错了你的鉴定再科学也只能是错的，我们认为鉴定是在鉴真的前提下解决物证、书证的真实性、来源的可靠性后，运用科学的技术知识经验由专家做出一个鉴别叫物证、书证的鉴定。这们就把物证、书证的三条线索给大家进行了梳理。下面讲第二个问题：

2.证人证言

证人证言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证据种类，如果说被告人口供近年来在很多案件中出了问题：翻供现象、口供得不到佐证、印证问题，引起了我们很多公诉人、审判人员的高度警惕和警慎以外，证人证言应该说运用较高，几乎每个案件都有证人证言，但是证人证言出现的问题也比较多，对它的规律性认识还不够，坦率地说我们作为搞程序法学和证据法学研究的人来说也是责无旁待的。首先证人证言要研究证人的资格。

证人的资格是两个规定特别强调的内容，在我国这两个规定中第一次出现了对证人资格的一系列的要求，从刑诉法、民诉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要求来看，凡是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都可以做证人，这似乎给我们一种印象，证人似乎没有什么资格要求的，只要了解案件情况都可以做证人，三大诉讼法只有两种人进行限制：一个未成年人、一个精神病人，除此这外对证人资格再无规定和限制。两个证据规定吸取近年来的经验教训对证人的资格作了五个方面的限制：第一原则上证人必须跟案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有利害关系的人（不是说绝不能做证人）原则上不能做证人，即使做证人也要严格慎重的对待，不能轻信；尤其是死刑证据规定第四十条：认定被告犯罪时是否已满十八岁，一般以户籍为准，但对户籍证明有疑义的，可以由出生证明文件和无利害关系人证言来证明。下面概括一下，证人跟案件或者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容易导致证言的失真，所以我们把证人的资格里面加了一条与当事人无利害关系。第二点对于证人的精神状态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原来法律规定的是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证言不能做为定案根据。现在又增加了三种情况：明显醉酒、麻醉品中毒、精神药物麻醉状态下的证人提供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规定在第十二条）。三是要求证人必须单个证明。（规定在十三条）一个证人旁听过案件事实，再来当证人就没有证人资格。四是单位的情况说明原则上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五是证人提供的意见证据一律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就是证人作的猜测性、推断性、评论性的证言，因为证人只能提供耳闻目睹的事实，而不能发表你的判断和推测（无法审查其真伪），以上跟大家的是五种证人资格新的限制和要求。以上情况下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力，如果涉及到证言笔录与当庭证言有矛盾时该怎么办呢？（规定在十五条）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言与庭前证言相互矛盾，如果证人能对当庭翻证提出合理解释并有相关证据印证的，应当采用庭审证言，而不采纳庭前笔录（当庭证言优先选择原则）。

我曾经看过无数判决书，其中的表达：如果证人作了书面证言笔录，当庭又推翻证言作了新的证言，我们判决书的逻辑是，除非证人能证明当庭证言是真实的，否则优先采用庭前笔录。证言笔录里还有一条也非常重要，就是证言笔录发生矛盾怎么办？（规定在十五条）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大量的证人不出庭作证，法庭宣读的是证言笔录，对未出庭证人的书面证言出现矛盾的，如果无法排除矛盾，该书面证言一律不得采用。它体现了立法起草者的一种指导思想。接下来讲被告人口供。口供号称“证据之王、证据之源”，尽管我国在刑事政策上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但口供在实践中仍然是很重要的，它运用的频率仍然是广泛的，由于口供问题非常复杂，涉及的问题较多，在这里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一一讲解，我这里结合两个规定给大家讲三个问题：

一是口供与辩解的关系。包括以下几个特征：它既包括庭前的陈述，也包括法庭上的陈述；供述与辩解是二种方向性的陈述，一个有罪的陈述，一个无罪的辩解；我国特别强调被告人对事实问题的陈述和对法律问题的辩解都是证据。我们的两个规定中采用了一个原则：口供与辩解同等看待原则。如何看待翻供问题。在翻供问题上（第二十二条），一是被告人庭前供述一致，法庭审判中翻供的，作无罪辩解的，在两种条件下，可以采用庭前供述，不理会翻供。第一个条件：被告人不能当庭说明翻供的理由，而且其辩解与全案其他证据相矛盾；第二条件：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我们很多侦查员在取得口供后，就不去做对口供的印证工作，他忘记了侦查学上的在取得口供时也是最容易翻供的时候。

二是被告人庭前供述辩解出现反复，叫供述与翻供交替出现，但是法庭上仍然供认的，如果法庭上的供述能与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的可以直接采信法庭上的供述。这反映出了我们的两个规定中的思路的变化：当庭供述具有优先选择。被告人庭前供述出现反复，法庭上又拒不供认的，除非庭前供述得到了其他证据的印证，否则一律不得采信庭前供述。这样的案子近期发生很多，南方一个省份，曾经发生一起杀人案，这个案件最后法院判决无罪，被告人一共供述了五六次，每次供完就翻，法庭开庭的时候直接翻供，最后法庭对庭前笔录不予采信，一个重要的理由没有任何理由佐证它。他供述杀人的手段都不一样，一会说用电线勒死的、一会说是用手卡死的等，公安对死尸进行各种检查，死因都不符合。这也是“零口供”在我国两个规定中的具体落实。近年来我国司法机关在对零口供的认识上存在争议，零口供不是没有口供问题，如今《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二十二条最后一款：被告人供述反复，当庭又不供认的，除非能印证、佐证庭前供述的真实性，否则口供笔录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3.鉴定意见

接下来讲鉴定意见。刚才也提到了物证、书证需要鉴定意见加以印证，特别是普通人用肉眼难以审查清楚的，需要用专家利用他的智慧、经验、知识、技术手段、专用设备来作鉴别，我们常用的法医鉴定、物证技术鉴定、精神病鉴定、笔迹鉴定、会计鉴定等等，时间关系给大家概括一下，鉴定意见反映出了三个道理：一是司法鉴定不是科学的结论，它只是一个普通证据而已，它不具有权威性，终局性。二是鉴定意见完全可以出现多份。三是鉴定意见与鉴定结论两字之差，还表达了一种观念，那就是鉴定意见完全可以被排除于程序之外，《死刑案件证据排除规则》列举了九种。那么鉴定意见如何审查判断。第一首先要审查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资质、资格和鉴定的范围。不在它的法定范围之内的一律无效；第二鉴定人应当回避的没有回避的所做的鉴定一律无效。第三鉴定的程序方法有重大错误的；第四鉴定意见与证明对象没有关联的。第五送检的检材或样本与鉴定对象不一致的、来源不明的、被污染不具备鉴定条件的。

举个例子：一个驻马里共和国的援外工程人员五年后，援助期结束准备回国，在当地象牙黑市买了六根象牙，经当地技术从员切割成三十多片象牙制品，经过伪装放到行李之中托运回国，在首都机场海关被当场查获，最后庭审中出具了一份盖公章的鉴定结论：六根象牙每根价值二十五万。这个问题就出在鉴定结论上，由于鉴定人也没签字只是单位盖公章，鉴定的样本就出问题了，送检是三十多片象牙制品而不是六根象牙，对象发生了错误，最后做行政处理。第六违反有关鉴定标准的，鉴定文书缺乏签名盖章的，还有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现象。在这里跟大家补充二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鉴定结论也好、鉴定意见也好，有二点值得我们公诉人参考：一是鉴定方法程序有没有错误，是否违反鉴定标准，我们一般办案人员都无法进行判断，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提出一个观点，利用专家的智慧对鉴定意见的科学性进行鉴别，我们把称为对鉴定结论的鉴定。二是在实践中还有一个现象，个别鉴定人由于普遍的阅卷，给出的结论超出了鉴定范围，比如对案件的实体法律适用问题，给出了结论这是非常可怕的。北京某法院今年四月份审判的一个贪污案，那个鉴定结论给我看了以后让我吃了一惊，最后一行字：结合本案的情况，被告人董某某他的行为属于贪污行为。似乎鉴定人成了法官了。勘验检查笔录、扣押清证据提取笔录等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鉴真。

4.视听资料、电子证据

这次最大的变化就是把电子证据独立出来了，把电子证据作为视听资料另外的一个种类。这两种证据具有相似性，那就高科技手段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这里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在哪里呢？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不管是录音、录像视听资料或电子证据都要充分证明提取、收集、传递、出示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二是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内容上出现剪辑、伪造、变造的情形，一律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三是对视听资料、电子证据一旦出现争议，要运用专家的智慧，对它进行鉴定，结合鉴定结论和电子证据能不能把矛盾的部分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5.情况说明、破案经过材料。

主要发生的几种情况：一是立功自首情况下侦查员要出具一个情况说明，破案经过，一个就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况下，侦查程序的合法性提供一个情况说明，这种证据在证据法学上与普通证据不一样，我们作三种概括。它属于证人证言不是书证，它形成于案发后；二是作为证人证言它不同于传统的证人证言。传统的证人证言是证明案件的事实，而这种情况说明它所证明的是案件的侦查过程，比如破案的过程、抓捕嫌疑人的过程。嫌疑人投案自首、立功有没有得到证实的过程，比如非法证据排除涉及到它要证明侦查程序是不是合法，它证明的不是犯罪事实的经过。而是证实案件办案的过程及其合法性问题。三是如果涉及重大问题，一般情况下他可以不出庭作证，提交一个书面的情况说明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涉及重大问题：立功、自首问题、侦查程序是否合法问题。在用其它手段无法查明真相的时候，他就要出庭作证。

三、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它涉及到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法庭准入资格问题，所以非法证据是属于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的一种，叫取证手段违法导致非法所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被排除于法庭之外。为了使大家认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在这里把非法证据排除的四个规则作一个概括：

第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它针对的对象是违法侦查行为。当然从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看，特别是第十三条如果是辩护方收集的证据，取证手段违法的也在我们非法证据排除适用之列，到目前为止非法侦查行为包括：刑讯逼供、暴力威胁取证、违法法律程序取得物证、书证。

第二由于取证手段的违法导致取得的证据受了污染，成为非法证据；

第三非法证据排除的后果是宣告侦查行为无效，连带宣告非法证据无效。这里出现一个概念——宣告无效在法学理论上来源于民法，宣告无效等于行为无效、结果无效。

第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旦启动，意味着什么？一般来说非法证据启动在程序上有两种：一是因职权启动。法院因职权主动审查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公诉阶段对侦查员出具某一个证据的合法性主动审查，二是诉权启动。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检察机关、法院将某一非法证据排除于法庭之外，由当事人通过申请排除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叫诉权启动。以诉权启动为主导，就意味着一旦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就带来了以下几种后果：一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就成了程序上的原告。他要控告侦查员违反法律程序，要求将非法证据排除于法庭之外。二侦查员成了程序上的被告；三是法庭的裁判从实体裁判变成程序裁判，程序审查优先原则，法庭要审查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四是诉讼标的由被告人刑事责任问题就更为侦查程序合法性问题。

下面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取得了几个重大的突破。

第一个非法证据的范围。我们这次把非法证据的范围界定为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其中非法言词证据包括刑讯逼供等手段取得的口供，暴力威胁手段取得的证言陈述，这里特别强调了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口供、证言、陈述。物证、书证目前没有明确规定，大体上用的概括式的表述：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影响公正审判的物证、书证。像非法搜查、非法扣押、非法窃听、非法勘验检查等等。我认为非法证据的范围目前是比较笼统的，高度概括的，需要看今后的中国刑事司法实践，未来的公、检、法机关，未来的法庭审判如何界定，这个处于不确定阶段，会逐步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来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非法证据排除的三种效果。

这里面有进展、有突破、有妥协，在《两个证据规定》里面大量的排除的规定用的这样的语言：叫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不得采信，凡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强调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不得采信，我们在理论上概括为：绝对排除。绝对排除意味着法官没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不受控辩双方诉讼观点的影响，整个的排除是不可补救的，直接排除。其后果是自动排除，没有太大的附加条件，比如刑讯逼供得来的口供绝对排除，不得作为定案根据，规定中的第十四条：涉及到物证、书证。确立的是相对排除。所谓相对排除是有条件的排除，给法官一定自由裁量权，要考虑多个因素结合起来作出是否排除的裁定，比如要考虑违法法定程序的程度、带来的严重后果再决定是否排除。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相对排除大量的都是不排除，最后一种可补正的排除，凡是有两种表述的，办案人员可以给出合理的解释或是办案人员可以进行适当的补正，可补正的排除是指某一种违法不严重，最多是技术的瑕疵。这种情况下就不要排除了，要办案人员进行必要的补救，给出合理的说明或者重新做一份笔录。下面给各位介绍一下，申请排除的阶段，到目前为止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阶段都可能排除。发现违法排除，不得作为批捕、起诉的根据，在法庭审判阶段，被告人送达了起诉副本以后，一直到法庭辩论结束前，都可以申请排除，如果这种申请没有得到法院许可的，二审程序中还可以申请。

举证责任的分配。这是它的核心部分，长期以来在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上，举证责任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很多法官、检察官朋友们认为：举证责任应该谁主张谁举证，谁排除非法证据谁来拿证据来证明是非法证据。许多法学界的人士认为举证责任应当倒置：被告人只要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就要有公诉方承担证明责任，证明是合法的。证明不了合法就推定为非法。十年来两种观点争论不休。这次两高三部出台的两个规定结束了长期以来的争论。确立了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理念和原则。非法口供的举证责任分配：有三项基本要素；第一、被告方承担证明非法取证证据线索的责任，其后果没有提供的法庭一律不采纳。第二、启动非法证据排除听证会条件是什么？对被告人审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就可以启动听证程序。公诉方正式承担举证责任，主要有二个：一是要证明侦查活动是合法的；二是即便是侦查行为有违法之处，有关口供也不在排除之列。为了承担举证责任公诉人有三种手段：第一、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必须是全案讯问笔录；第二、原始的录音录像资料；第三、通知相关人员出庭作证（讯问时在场的人、其他证人、讯问人员）。非法证据排除的听证。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程序审查优先原则；只要听证会一旦启动，实体法律的审查立即终止。二是法庭有必要对审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三是必要的时候庭外调查核实。第四、公诉人提供的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需要讯问人员签名盖章，必要的时候出庭作证。

四、如何应对公诉工作中的新挑战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以及新时期刑事司法改革给公诉工作带来新的挑战，我们该如何应对。

一、任何一个证据规则的出台，证据审查判断标准的严格，首当其冲的是落在公诉人身上，公诉人受到更严格的要求，有的人这样说约束的是侦查员，我同意，但是我国侦查员长期不出庭作证，法庭对他约束不是那么直接，受影响的还是我们公诉人员。所以我们认为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对公诉工作的影响有这么几条:第一、尤其强化证明力的规范性上提出了大量规范要求；第二、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极其严格的要求；第三、公诉人可能要做好程序上应诉的准备；第四、公诉人可能还要面对量刑问题的挑战。对策，归根结底要与进俱进，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未来的改革，来研究它、理解它、掌握它、运用它、熟悉它。

二是学会掌握应诉的技巧，我们认为公诉人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要善于运用相对排除，一般情况下相对排除一般不排除，要善于运用那些可补正的排除。

三是要跟侦查发生密切的联系，四还是要树立程序法的意识。

第四篇：浅谈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以及在我国的完善与发展

浅谈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以及

在我国的完善与发展

摘要：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又称“内心确信证据制度”，是指法律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作预先规定而由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加以自由判断的证据制度。刑事诉讼中坚持实事求是的证据原则，同时排斥自由心证制度的使用．而现阶段出于司法公正与效率的衡量，应该在两者之间寻找契合点，通过提高法官素质、完善合议制度等措施使得自由心证制度作用能够得到最大发挥。

关键字：刑事诉讼自由心证事实认定

1，自由心证制度产生的背景以及在我国的发展

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又称“内心确信证据制度”，是指法律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作预先规定而由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加以自由判断的证据制度。它在大陆法国家中已由法律明确规定，“内心确信”（I’intime conviction）一词来源于法国，法国于1808年率先在刑事诉讼法典中明确规定了内心确信。(即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三百五十三条规定：‘‘在重罪法庭休庭前，审判长应责令宣读下列训示，并将内容大字书写成布告，张贴在评议室最显眼处：法律不考虑法官通过何种途径达成内心确信；法律并不要求他们必须追求充分和足够的证据；法律只要求他们心平气和。精神集中，凭自己的诚实和良心，依靠自己的理智，根据有罪证据和辩护理由，形成印象，做出判断。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已形成内心确信?这是他们的全部职责所在。”第四百二十七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罪行可通过各种证据予以确定，法官根据内心确信判决案件。，其后，意大利于1865年，德国于1877年相继在本国的刑事诉讼法典中确立了自由心证制度．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奥地利、瑞士等欧洲大陆国家也先后采用这一原则。自由心证原则成为继法定证据

制度之后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证据制度。

我国自由心证最早是清末修律从日本转译而来，作为证据评价的原则在诉讼中确立了地位，并一直沿用到国民政府垮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学术界的讨论深入，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其中第64条在法律上第一次承认了自由心证作为

证据评价的原则。虽然第64条没有直接表明自由心证为我国证据评价的原则，但从内容上理解实是自由心证原则。自由心证作为评价证据的一般原则不仅在民事证据中适用，刑事证据中也应适用。

由于我国主流观点是认为“实事求是”是我们评价证据应当遵循的原则。因此为了坚持“实事求是”证据制度，我们更多的是对自由心证原则的否定与拒绝：l、我国不存在产生自由心证的历史条件；

2、自由心证同我国判断证据的指导思想、原则(即客观真实观)不相符合：

3、自由心证同我国的人民法院独立审判不符合；

4、将自由心证赋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全新内容。就不是自由心证了；

5、自由心证否定法定证据制度，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6、自由心证是资产阶级法官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在判断证据。

7、自由心证是以不可知论为其哲学基础的；

8、自由心证为武断擅断、主观臆断开了大门。之所以排斥和拒绝自由心证原则，说到底就是惧怕自由心证为武断擅断、主观臆测开了大门。

笔者认为在我国法律中明确赋予自由心证以合法地位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一方面，只有确立自由心证，明确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有无或大小有权依内心确信进行判断，才能使司法人员在认定事实时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对证据的证明力做出科学的认定；另一方面，贯彻这一原则必将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制约机制以约束司法人员在判断证据时的恣意和专断，消除其主观随意性．对自由心证制度及其适用的研究，是为了从理论匕界定和认识自由心证制度的本质、内涵及其适用的条件和基础，进而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探讨如何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判断和事实认定制度。

法院审判案件，通过诉讼程序，发现案件真象，达到客观真实之境界，无疑是最理想、最完美状态。然而，人类认识规律告诉我们，客观、全面的反映和再现已经发生过的案件真实全貌，并非在任何情况都是可以实现的。

第一。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环境中，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只能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不可能穷尽客观事物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过程。在诉讼程序中，对已经发生过的案件事实的认定，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下进行，由此认定的案件事实不可能总是符合事实真象。

第二，诉讼证明受到时空和资源限制。刑诉证据的搜集也必须经过人权保障、诉讼效率、社会正义等法律价值和其他政策的考虑，而不是基于争议已经查明的前提。

第三、立法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阻却了“客观真实”的发现。例如《刑事诉讼法》

第43条、第161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都出于保护人权的保护，将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全部排除在有效刑事诉讼证据之

外。

2，自由心证制度与刑诉契合之后的完善与发展

在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制度是指刑事程序法对于证据证明力的评价，不作条文列举式的规定，而原则性地委由事实裁判者基于经验法则和逻辑论理法则进行自由判断，形成关于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从而认定案件事实的原则性制度。

刑事审判工作有两个内容，即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认定事实是,适用法律

并做出裁判的前提和基础。在刑事诉讼中，如果案件事实的认定出现了偏差或者故意歪曲，刑事裁判的正当性也将失去根基。为此，现代法治国家纷纷采用了自由心证制度以保证事实认定的可靠性。自由心证制度从具体案件情况的纷繁复杂以及证据内容形式复杂多样的实际出发，为了保障具体案件中证据运用的合理性，赋予法官评判证据的自由，让他们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去探索证据与证据，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实质联系，有利于法官正确地烈定案件事实。

根据法律的逻辑寻求处理的合理性、妥当性以及程序的安定性，将法律真实作为证明标准，是司法公正所追求的最恰当的目标。为此，有必要在我国的刑诉证据制度中引入自由心证制度，从而保证刑事诉讼的效率和公正。为此，我们需要建立或完善以下制度：

(一)提高法官的素质扣完善法官的保障制度

西方现代自由心证原则的确立都是建立在法官的精英化和专业化基础上的，针对我国现状，笔者建议我国法官制度尝试实行法官的完全职业化和专业化，实行严格的法官考试制度。加强道德素质的培训。法官充分理解法律的正义价值、有追求正义的良心和品德。

(二)完善合议制度

我国刑事司法程序规定了合议制的制度，但其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多数案件有合议制之名，但多是由主办法官和承办法官行审理之实。陪审员在合议庭中，很多情况是陪而不审。因此加强人民陪审员在合议庭中实际参与的力度，不能流于形式而成了法官一个人的心证。

(三)建立证据规则

我国现有的证据排除规则数量少、且缺乏系统性，我们首先弄清我国各项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然后逐一予以本土化建构，最终确立包括非法证据规则、传闻规则、意见排除规则、自白任意性规则、最佳证据规则等各种证据排除规则在内的严谨体系。

(四)完善救济制度

自由心证制度的实行j离不开完善的救济制度。违背法律规定而判决未附理由的、判决理由相互矛盾的、误认事实的、判决理由与判决内容不一致的；违背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背离审判公开、回避、证据裁判、直接言词、等原则制度，则构成上诉或者再审的理由。

(五)建立和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体系

自由心证只能在证据能力制度规定的证据范围内进行，从而依法限定心证的认识来源。我国刑事司法与诉讼理论的冲突之一，便是缺乏具体的证据规则，致使各方举证、采证、质证、认证均缺乏可操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导致当事人举证的盲目性和司法官员认证的随意性．目前我国需要建立的证据规则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保障证明真实性的证据规则。包括传闻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交叉询问规则、最佳证据规则等；另一个是保障证明正当性的证据规则，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括人证和物证)、质证规则、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等。只有在立法上明确证据规则的适用范围和效果，才能在实践中有效的制约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四)完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法官为了做出裁判，以证据为基础形成心证、确定事实的审理过程就是诉讼证明，而证明所达到的足以形成心证、认定事实的证明程度称为证明度或者证明标准，“证明标准是指执行人员查明案件事实，当事人证明案件事实所应当达到的程度，具体表现为对证据的量和质的要求和对全案事实认定的要求．”。证明标准是诉讼证明的基本问题，谈到对J、0证的制约和客观化就必然会涉及心证的标准问题，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衡量对刑事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法律所要求的程度的具体尺度．证明标准作为法官形成心证、认定事实的基准，证明度过高会导致不能完成认定事实解决讼争的任务，反之，证明度过低则会导致审判结果失去客观性和可靠性。

第五篇：试析心理疏导在检察信访接待工作中的运用

试析心理疏导在检察信访接待工作中的运用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作者：李燕华

编辑：studa1211

论文摘要 检察信访接待工作是检察机关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是观察社情民意的窗口，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形式和渠道，也是检察机关获取贪污贿赂案件线索的第一通道。当前，我国正处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凸显期、刑事案件的高发期，群体性事件、涉检信访形势依然严峻，如何开拓思路，切实提高检察机关处理涉检信访、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实践证明，在检察信访工作中适当运用心理学知识，能够使群众的诉求顺畅表达，情绪得到有效疏导，从而提高息诉罢访的质量和效果。

论文关键词 心理疏导 检察信访 依据

一、心理疏导在检察信访工作中的应用空间

心理疏导，是通过解释、说明、同情、支持和理解，运用语言的沟通方式，改变或改善有心理问题人员的认知、信念、情感、态度和行为，达到降低、解除不良心理状态的目的。心理疏导可适用于各级信访中的来访者，即通过心理疏导舒缓来访人的心理困惑，减少焦虑、抑郁、恐慌及其他不良心理状态，改善来访人不恰当的行为，引导他们以合适的方式和良好的心理状态来面对压力、处理问题和适应生活。

在经常来访的信访人中，有一部分是因有关部门工作不到位、掌握政策不平衡等原因，致使其合理诉求得不到满足而信访，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信访人的心理症结甚至心理障碍得不到及时有效地疏导所致，这种现象在一些老上访户身上比较常见。虽然他们的情绪反应较为激烈，但他们情绪化的言行表现是与某些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客观事件相联系的，是正常的行为反应，是能通过心理疏导加以化解的。据某区信访部门统计，重信重访的老上访户中约有80%具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和症结，这种现状为在息诉罢访中引入心理疏导提供了应用空间。

二、在检察信访工作中应用心理疏导的依据

2006年9月15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北京市信访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国家机关可以聘请律师、心理咨询师、相关领域专家、社会志愿者，为信访人和国家机关提供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的咨询服务。2007年3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三次会议通过的《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应当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教育疏导相结合的原则，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当地。上述规定为在检察信访工作中引入心理咨询技术提供了相关法律依据。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健全心理咨询网络，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上述指导思想，不仅是我们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法宝，也是做好当前检察信访工作的法宝，更为构建和谐社会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实践证明，认真分析和掌握信访人的不同心理状态，有助于揭示产生信访活动的动机和真正原因，找准问题的症结；有助于针对不同的心理反映，采取不同的方法，做好思想工作；有助于正确解决信访人提出的问题。因此，认真分析研究信访人的心态，是做好检察信访工作的前提。

三、在检察信访工作中应用心理疏导方法简介

在检察信访工作中，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如信访接待人员未受过专门的培训，凭个体摸索、领会和积累的经验进行接待，不注意或不善于运用接访技巧和方法，导致接访质量和效果参差不齐,影响了息诉罢访的效果，集中表现为：（1）不注意倾听；（2）不注意非语言交流；（3）不注意提问的技巧；（4）不注意语音、语调的控制；（5）不注意说服教育的方式方法等。

克服和解决上述问题需要综合培训，其中包括学习心理学，将心理学知识应用于信访接待工作中，了解来访者真实的意图，洞悉其所思所想，从而有利于对症进言，有利于提高息诉罢访的效果。

1．学会倾听。信访接待人员的倾听，不仅能了解来访者诉求的具体内容及情绪表现，而且也能使来访者的消极情绪得以释放和宣泄，前者是成功进行心理疏导的前提条件，而后者本身就是心理疏导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一看似简单的方式做起来并不容易，它既要求接访者认真关注来访者的语气语调、表情神态，同时也要了解来访者的文化程度、语言表达能力等，倾听并不仅仅是被动地记录事实与听取来访者谈话的过程，它也是一个主动引导、积极思考甚至与来访者形成情感互动的过程。

倾听要求接访人员全神贯注地听取来访者的表达，不仅用耳听，更要用心去感受、理解。倾听的方式和质量直接决定着沟通的效果，一个懂得倾听并善于鼓励别人倾诉的接访者更容易得到来访人的好感和信任。因此，学会倾听不仅是尊重来访者的表现，也是做好接访工作很重要的一环。首先，要做好倾听的准备，做到彻底的清醒、警觉和注意集中，可以通过身势来表达关注。同时对来访者的个体差异要有充分的觉察，以适应每位来访者个人需要和偏好。好的倾听，不要过早地打断来访者的谈话，要适应来访者的语速和停顿；要理解来访者言语的大背景，寻找其中的重点和意义，做到一边听，一边吸收其所有有关的情感、想法及行为，而不是仅仅注意来访者讲话的内容；在未充分听清以前，不要做过多的评判，要保持客观性，不过分地认同来访者的内容和情绪；不要总是设计着对来访者作出反应而忽略来访者的谈话；更不能根据自己的偏见和成见，先入为主地去听自己期望或想听到的东西。学会倾听，会使来访人感觉到检察信访工作是正规的，他们的陈述是会受到重视的。

2．发现心理定势。心理定势是人们在与特定对象发生认知、行为和各种社会关系时所存在的一种心理上的准备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在人的认知和情绪活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会影响人们的信息接收、态度变化及行为举止,使人不自觉地沿着一定方向或模式去感知事物、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心理定势是一种心理活动的倾向，是接受者接受前的精神和心理准备状态，它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指向性和目的性，这种状态决定了后继心理活动的方向和进程，也即通常我们所说的具有顽固性，一般不能轻易被改变。

每一位来访者都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因文化修养、知识水平、思维习惯以及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心理定势。有资料表明，当同一教育思想被散发出去以后，在个性鲜明的接受者心目中，有的被接受而发生共鸣，并达到你所期待的效果；有的则被排斥在外甚至视而不见，这正是心理定势自主发挥作用的客观结果。在信访接待工作中，常常会发生因来访人的心理定势厚重而影响接待效果的情况。对于接访人员来说，同样的问题，对存在不同心理定势的来访人，处理的方式也不同，若方法欠妥，处理不当，就会造成工作上的被动。因此，认真分析研究来访人的心态，是做好检察信访接待工作的前提。

3．学会疏导。对于一些上访老户，他们的诉求基本上是一些“无法律依据”的要求。他们生活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之下，但并不具有从法律的立场出发来思考和认识社会的习惯和能力。对此种需求，可予以心理干预，通过矫治其不正常的心理障碍，使其转变认识，由不认同到认同，从而达到息诉罢访。首先，要建立友好关系。接访人员在接访中要消除来访者的敌意和对抗情绪，让来访者有一个没有偏见、相对平和的心态来与接访人员交流，让其觉得接访人是一个可以倾诉的朋友，增强来访人解决问题的自信心。其次，要寻找问题核心。接访人员在接访时不能主观臆断，应努力与来访人合作，帮助其查明心理障碍、心理危机、缠访动机、信访需求，找出问题的焦点和诱发因素。最后，要制定解决方案。积极引导来访人主动、轻松地听取接访人的解答和疏导，鼓励来访人对接访人的讲解、处理方法等提出不同的意见，通过深入交流，使其认识到缠访博弈的零效率，从而息诉罢访。

四、心理疏导在检察信访工作中的应用前景

心理学知识是人际交往中普遍适用的规律，它能使我们能从表面现象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以便准确、快速地把握问题的关键。将心理学知识有意识地运用到检察信访工作中，标志着接访理念的转变，这就意味着接访工作不只是简单的谈心和劝阻，它要求接访者必须研究来访人的心理活动及其变化规律，掌握来访人的来访背景、认知情况和真正意图，从更深、更直接的心理层面解决来访人的心理困惑，使来访人真正息诉罢访。

目前，心理学在检察工作中的运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接待人员在接待过程中自觉运用心理学知识，融接待交谈与心理沟通为一体，对一般来访者进行心理疏导；一种是邀请检察系统之外的心理学专业人员参与信访接待，主要是针对有严重心理疾病的来访者。

将心理学知识引入检察信访工作，是将法学和心理学两个学科进行有机结合的尝试，有利于提高检察信访接待水平。但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心理疏导作用的有限性，如：心理疏导不能为来访人直接解决具体的问题或困难，也不能为来访人的重大问题直接作出决定，心理疏导仅仅是信访接待的一种方式方法。

因此，在检察信访工作中，不能机械、刻板地套用心理疏导技术，要正确把握信访问题的实质与核心，灵活运用心理疏导技术，结合协商、调解、司法救助等多种途径，共同化解矛盾，最终达到息诉罢访。

参考文献：

[1]马占花.小组合作学习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运用[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http://www.xiexiebang.com,2011,(23).[2]马占花.小组合作学习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运用[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1,(25).[3]周文娟.小组合作学习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http://www.xiexiebang.com,2012.[4]王淑华.合作学习在高中英语报刊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2.[5]齐心.高中英语教学中说写结合的小组合作学习模式[J].中小学教师培训http://www.xiexiebang.com,2007,(11):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