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心理学在法院调解工作中的运用与完善（精选5篇）

第一篇：诉讼心理学在法院调解工作中的运用与完善

诉讼心理学在法院调解工作中的运用与完善

作者 民一庭课题组

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中的重要方式，也是我们民事审判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民事诉讼的提起乃是以解决民事争议为出发点，民事争议的存在和民事诉讼的提起，意味着在当事人之间存在程度不同的利益冲突和心理对抗。法院诉讼调解方式的开展和运用，有利于缓解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心理压力，也有利于当事人的和睦团结，消除对立情绪，提高诉讼效率。近年来，随着调解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广泛运用，其重要性对于法院、当事人乃至整个社会整体而言愈发显现。诉讼心理学方面的运用也得到了重视，本文拟对司法实践中此项工作的开展作一初步调查，并提出进一步提升其运用效果的建议。

一、当事人诉讼心理类型分析

对于当事人纠纷形成的心理动因和求诸诉讼乃至调解过程的动机作出分析，有助于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诉讼调解的具体开展中运用心理学方法，提升诉讼调解的成功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当事人诉讼动机的构成

从司法实践中来看，当事人诉讼动机的构成，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1）获得物质赔偿或物质利益的动机。如侵害身体健康权的各类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受侵害的一方当事人为了获得医疗费、误工费等赔偿。（2）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动机。如劳动争议、人事争议等权益纠纷中，权益受到侵害的一方当事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获得物质上的利益和心理上的平衡。（3）争是非的动机。在社会生活交往中，如乘车、走路、买卖等，以及家庭成员或邻里之间，由于生活琐事、言语或行为的失当而造成的矛盾纠纷而诉讼，往往是为了使对方认错服输，挽回自己的面子。（4）挽回名誉损失动机。如滥用、盗用他人肖像权、姓名权等案件，侮辱、诽谤对方当事人造成精神损失。（5）掩盖自己错误的动机。在某些民事纠纷中，一方当事人明明有错误，非但不认错，反而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法，以掩盖自己的错误。（6）婚姻关系中解除痛苦或另图新欢的动机。

（二）当事人对诉讼调解的心理态度分析

司法实践中，在不同类型案件中，当事人对于法院主持的诉讼调解所采取的心理态度并非是完全一样的。根据我们对实践中相关案例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结合其他法院在此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此问题可作如下概括。

1、服从机制。当事人，特别对于纠纷产生负有主要责任的当事人，虽有纠纷起因责任的判断不同认识，对于自己的过错和应承担的责任还缺乏正确认识，对对方当事人情绪上的对立尚存在，但由于受法官权威性的规劝、命令，而服从法官的调解意见。这种情况下由于承担责任一方当事人的认识、情感未从根本上转变过来，纠纷的调解成果不巩固，容易出现反复。

2、认同机制。当事人双方情感上的对立虽然尚未完全消除，但对于法官关于纠纷起因和责任的判断，以及化解纠纷的处理意见均表示认同，双方在认识上的分歧逐渐消除。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和履行民事义务，不是出于压力的被迫服从，而是由于理智上的认同，达成调解合意。所以，纠纷调解的成果比较巩固，不易出现反复。

3、对抗机制。因当事人对诉讼预期利益有更大的诉求，或只求判决结果，或是双方当事人之间情绪对立的心理因素实尚未查清、是非曲直不明朗而依然存在，以及特殊的心理个性如偏执、偏见、怨恨等心理因素而拒绝调解。

（三）当事人对于诉讼调解的心理障碍

前文重点就当事人在诉讼调解过程中个类型的心理态度做了总体面上的概括，为进一步提升诉讼调解的成功率，着重于诉讼调解心理态度方面的方法的运用，还需要加强对当事人对诉讼调解中的心理障碍作一分析。实践中，当事人在此方面存在的心理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点。

1、担心心理。担心对方当事人因调解获得更多利益，如减少赔偿支付数额、拖延支付时间、先行调解而后故意不履行调解协议。在实践中，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对抗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尽管民事诉讼法要求我们在调解过程中要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但实践表明调解协议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权利人对其自身权益的让步，在互谅互让和相互妥协的基础上促成调解。不过，实践中，被告往往也有很多对调解协议不自动履行而导致权利人申请强制执行调解协议的案例，并且所占比例并不在少数，故权利人担心其在作了让步的基础上，又不能保证调解协议的自动履行，从而导致其权利诉求的落空。

2、抵触心理。在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到了不可调和的层面上时，而且在诉诸法院诉讼途径解决问题之前已经作了调停等方式加以解决双方之间的纠纷，故在诉讼过程中根本不愿意进行调解。当事人在法官进行引导、说服工作的情况下，愿意进行调解的心理态度一部分是源于给法官的‚面子‛，担心一旦不同意进行调解会导致在诉讼过程中对己不利。因此，在诉讼过程中，法官掌握当事人的心理特别重要，注意诉讼调解运用的方式和方法，依法作出阐明，使当事人充分了解自己在诉讼中地位和法律上的相关规定，因势利导，促使双方达成调解。但是，在当事人存在此类心理态势的情况下，一旦法官在调解过程中的言语有不当之处，很可能会导致当事人对法官的调解工作产生抵触心理，即使勉强达成协议也会有可能出现反悔。

3、赌气心理。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在一些矛盾激化案件中，法院开展诉讼调解的难度相对较大，当事人双方往往都不愿意作出让步，出发点往往就是‚争气不争财‛，目的就是要法院作出判决，分出对错，且担心一旦达成调解协议，一方面说明其在法律上是理亏的，没有打赢官司，另一方面也是没有面子的事情。关于此类心理障碍的存在多见于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

4、权衡心理。诉讼中，对于某些证据不够充分，法官心证较难运用的情况下，法官在难以依照证据规则认定事实，导致原告主张权利所依据的事实不太清楚的案件中，原告一方面对其诉求在当事人心理和法律认知方面产生偏差，另一方面又对法院能否完全或大部分支持其诉请没有把握，故也有倾向调解的心理。但是，原告对其作出妥协换取对方达成调解协议乃至自动履行协议的诚意也存在怀疑，故在诉讼调解过程中也存在反复权衡的现象。

5、怀疑心理。在审判方式改革中，对审判公开、透明的要求提到了很高的程度。而在诉讼调解范畴内，对调解要‚面对面‛进行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提起，对调解公正的要求也得到了重视。，但实践中法官召集双方当事人面对面地协商，调解的成功率很低，主审法官往往选择‚背对背‛方式，即在庭前、庭中休庭后或庭后进行，由主审法官分别找当事人谈话，通过沟通，最后达成共识。这种方式虽然容易调解成功，但由于调解过程缺乏透明和监督，使得当事人对法官的中立性产生怀疑，加大了法官对调解开展的难度。

6、从众心理。在一些法律认知水平较低的当事人那里，或者在群体性纠纷案件中，当事人对于调解的心理障碍往往在于其自身没有独立自主的态度，自身对其在诉讼中的所处地位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多是在他去对周边群众、亲友或者纠纷其他当事人的态度作观望的情况下，作出自己的决定。而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的态度往往会有较大的反复和变更，这就给法院诉讼调解工作的开展设臵较大的障碍。

二、心理学方法在诉讼调解过程中的运用

（一）法官对调解的心理态度

调解与审判作为并行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其核心功能都是解决民事纠纷，但审判在解决纠纷的同时还具有形成规则的功能。而 诉讼调解不仅需要调解员具有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具有权威、熟悉道德情理。而近年来，随着大量受过法学教育的高校毕业生进入法院，法官队伍尤其是一线审判力量不断专业化、年轻化。这些法官往往对法律的规则及程序有着清楚的学理认识，更关注法律的技术性，而且受现代西方司法理念的影响，追求较为理想化的司法程序和司法过程，因此，他们一方面对调解持怀疑态度，认为判决更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而调解弱化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对调解工作不够重视，另一方面，限于年龄、知识结构和经历、工作经验的不足，他们缺乏调解的经验和技巧，这也势必影响了法官对调解的心理态度的多样化的形成。1[1] 徐伟、鲁千晓著：《诉讼心理学》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2月批1版，第134页。

1、消极的调解心理。法官主持调解不是基于其对解决纠纷的主动，而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在审理过程中走过场，能否调解成功，并不是法官追求的目标，只是力求在程序上合法。如婚姻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2、抵触的调解心理。法官的抵触心理主要来自法官自己对调解工作的认识程度及对裁判和调解的适用。有的法官认为，调解费时费力，不如判决来的干净利落，对于矛盾化解工作有畏难情绪。

3、积极的调解心理。一方面，在目前法院审判质量效率管理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有法官认为，尤其是对于法律关系相对复杂、事实认定相对困难的案件，以调解结案则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改判的风险。另一方面，对于双方当事人矛盾激化的案件，承办法官对该案件的调解采取积极的态度，力使纠纷双方达成合意或虽不能达成合意，也能促使双方的分歧在缩小、矛盾心理在弱化，使各方当事人相互妥协，从而使纠纷得到解决。

（二）心理学方法在诉讼调解过程中运用的例证

实践中，一些富有经验和人生阅历的法官早已自觉或非自觉地将诉讼心理学方法运用到诉讼调解过程中，充分依靠他们长期的生活积淀和办案经验的积累，对调解工作开展作了积极的探索。

1、葛建萍法官对心理学方法的运用。被最高人民法院两次授予‚人民满意的好法官‛称号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葛建萍，在多年的审判工作中，积极探索，善于研究，总结出了‚四字审判法‛，很具有代表性。其在多年的审判工作中，形成了一套‚听、观、引、断‛的民事审判方法。‚听‛，就是对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充分倾听； ‚观‛，就是在审理过程中善于观察当事人的反应；‚引‛，就是在庭审中积极引导当事人进行自我教育；‚断‛，就是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争执焦点，及时对案件的处理作出准确的判断。围绕这四个字，她把历年来积累的经验归纳为以下六种方法：（1）心理缓和法；（2）矛盾疏导法；（3）批评教育法；（4）因案制宜法；（5）直觉观察法；（6）合力调解法。

2、金桂兰法官对诉讼心理学的运用。金桂兰法官 特别注重调解，其审理的案件调解率达到 90％，而她所在的法庭的调解率近年也一直保持在80％左右。更重要的是，如此高的调解率带来了诉讼当事人的普遍满意，其以调解结案的案件没有一起申诉的。在金桂兰法官看来，‚两口子打架、邻里纠纷、婆媳不和的，都不是啥大事，若强行判决，当事人就该结仇了，讲明了理儿，帮他们把疙瘩解开，多好啊！我的‘绝招’就是诚心、耐心和热心。将心比心，一切就好办了！‛ 对于这些基层法官经验的总结和尊重，善于发现其中隐含的逻辑，对推动我国诉讼调解工作的开展大有益处。2[2]

（三）以分析诉讼心理为基础开展诉讼调解的方法和技巧

1、影响当事人认识的方法

当事人的某些错误认识以及当事人之间的认识分歧，是产生纠纷心理的原因之一。因此，化解矛盾和纠纷，首先应从影响当事人的认识开始。其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1）直陈法。对于某些案情较为简单，是非责任较为能够分清的情况下，承办法官可一般采用该种方法阐明其调解意见，对当事人施加积极的心理影响。同时，这种方法的运用也和当事人的接受、理解能力密切相关。（2）暗示法。暗示是在交往双方无对抗的条件下，通过含蓄、间接的方法，对他人施加影响的过程。民事调解人员在调解纠纷时，根据纠纷的内容、性质、双方当事人的个性特点和心理状态，适当采用暗示的方法，对当事人施加积极的心理影响，可以促使双方的纠纷得到化解。（3）迂回法。对于特别偏执固执的当事人，承办法官往往采用此种方法，说服其接受调解方案。（4）对比法。在进行民事调解时，要改变当事人的某些错误认识，有时为其提供一定的参照物，采用对比的方法，也能收到较好的效果。比如在调解赡养纠纷时，选择那些伦理道德高尚、赡养父母好的典型事例，与不尽赡养义务的当事人进行对比，教育当事 2[2] 朱苏力：《中国农村对法治的需求与司法制度的回应——从金桂兰法官切入》，载《人民法院》2006年12月6日。人；或者是讲述其父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如何含辛茹苦地抚养子女，与不尽孝道的当事人的错误行为相对比，教育当事人，往往都能收到较好的效果。（5）角色换位法。在进行民事调解过程中，转变当事人的错误认识时，将双方当事人在现实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假想中将位臵转换，使当事人处在对方的角色地位来认识问题，叫做角色换位。

2、调节情绪的方法

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不能化解，除了认识上的分歧以外，情绪的对立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调解当事人的情绪，消除其对立状态，也是一个重要方法。这其中包括了宣泄、冷却、感化等方法。

3、激励引导行为的方法

在民事调解中，通过对当事人行为的激励和引导，使其产生对方当事人所要求和期待的行为，满足对方当事人的某些需要和某些权益的实现，从而使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得到化解。3[3]

三、心理学方法在诉讼调解过程

民事诉讼调解在司法的框架内更具有人性色彩，在解决社会矛盾，实现效益、和谐方面更具有优势，有些案件即使当事人不能通过诉讼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但办案人的调解过程也会使当事人的对抗程度减 3[3] 具体可参见张安民：《心理学方法在法院调解中之运用》，http://www.xiexiebang.com。弱，对判决结果的心理承受能力增强，从而收到一种息诉服判的效果。因此，对于心理学方法的运用，每一位办案人在具体的审判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在运用，通过不断的学习、积累、探索和总结，使调解技巧和能力不断的得到增强和提高。

（一）运用心理学方法开展诉讼调解工作的路径

1、正确运用心理学知识进行分析，精确透视当事人真实意图 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矛盾纠纷出现新的新点，因土地承包、村务管理、征地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破产的纠纷增多，其调解难度也随之增大。如何准确把握民间纠纷的成因和特点，开展行之有效的化解工作，在当前的诉讼调解工作中显得十分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从矛盾产生的心理学背景进行分析，进而探求解决问题的良好途径，显得尤为重要。矛盾纠纷在成功化解之前，当事人的心态很容易受他人的影响而变化起伏，法官要及时把握当事人心理上的变化，做好当事人的思想疏导工作。

2、掌握当事人心理特征，及时把握好当事人的心理变化 在纠纷调解时，当事人心理状态是最复杂的，也是多变的，承办法官应及时掌握当事人的心理状态的变化，适时地将他们暂时分开，平息他们的情绪，进行疏导把握最佳的调解时机，及时拟定调解定案。

3、巧妙运用技巧，获取当事人最大限度的心理认同 首先要善于倾听当事人的陈述，分析纠纷产生的根源，分清主次矛盾，并根据当事人的性格特点、道德观念以及案件的性质和难易程度，积极思考调解方法，制定调解策略。同时，承办法官在调解过程中，要不断地将自己臵身于当事人的地位，换位思考，这样一碗水才能端平，获取当事人最大限度的心理认同，利于矛盾的解决。4[4]

（二）加强法官释明义务的履行，完善诉讼风险告知制度。为增强当事人的心理认同，在调解的启动方面，实现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制度和法官劝告调解制度的有机结合。根据调解自愿性原则，赋予当事人在纠纷解决方式方面的程序选择权，由当事人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对是否愿意调解和是否接受调解方案作出选择。

4[4] 参见李运仁、张明广：《浅谈民事调解工作中的心理认同》，载《南通审判》2007年第6期。

报：市委、市人大、市政协、市委政法委、市高级法院

送：市府、市检察院、市检察一、二分院、市公安局、安全局、司法局、第二中级法院、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发：辖区各法院、本院各庭、室、队

同时，为体现法院对诉讼调解作为纠纷解决方式重要性的认识程度，增强合议庭及主审法官在调解运作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在调解自愿性原则的指导下，可逐步建立劝告调解制度。即对于需要调解且有调解条件的案件，尤其是根据简繁分流程序管理的简易案件，合议庭可以或者应当劝告当事人调解。目前，诸如美、英、法、日等国对劝告调解制度的运用都予以了高度的重视。通过这一制度的运作，可以促使更多的案件采用调解方式解决，提高案件的调解率。但是，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劝告调解制度具体运用时，要在遵循自愿性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劝告调解制度和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制度之间的协调。在调解制度中，需与劝告调解制度相配套实施的是诉讼风险告知制度。在调解过程中，对于当事人之间是否接受调解以及具体调解协议的达成要充分遵循自愿性原则，但涉及某些对当事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程序和实体问题时，法官需依法履行其释明义务，提示诉讼风险，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或进行庭外和解，但不得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或调解方案。由于当事人对相关法律规定理解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以及对相关程序和实体问题上诉讼风险的认识有其不足之处，往往只是从其自身利益角度考虑问题而拒绝在调解中作出让步，而如何从保障当事人利益实现的最大化和协调性的角度出发，加强法官释明义务的履行和完善诉讼风险告知制度是我院调解制度改革进程中需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

（三）规范调解行为，为诉讼调解的有效开展奠定基础 法官在调解过程中行为的规范性和适当性，是体现法官的中立地位和维护法院公正形象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当严格规范调解法官的行为，体现中立原则，克服以判压调、久调不决的形象。主持调解的法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方式，沟通当事人意见，协调当事人立场，使其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在调解过程中，主持调解的法官应当规范其调解行为，合理平衡当事人之间的权益，除对相关问题进行必要的释明外，不能过多地干预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不能以判压调，不得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或调解方案。同时，也不能完全采取放任态度，任由当事人自行谈判。必要时向当事人释明有关法律规定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讼风险，适时提出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案供当事人参考。

总而言之，诉讼调解对于司法功能的发挥亦是非常重要，因此，承办法官在积极促成当事人的合意时，‚摆事实，讲道理‛，不仅解释了相关法律规定和原则，也包括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把握当事人的心理，通过‚润物细无声‛的诉讼心理学方法，使得当事人也乐意接受法官的调解工作，从宏观层面上进一步加强了法院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功能运作。

(课题组成员：周赞华、蔡绍祥、胡永庆、蒋克勤、王茜 责任编

辑郭文龙）

第二篇：关于法院调解制度改革完善的探讨

法院调解又称诉讼中的调解，是指当事人各方就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进行自愿平等协商，达成的协议经人民法院确认，从而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法院调解制度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它不仅在国内被誉为“政法工作的第一防线”，还在国际上被誉为解决民间纠纷的“美好制度”、服务于社会的“东方经

验”。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逐步推进，一些旧有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权利观念越来越鲜明，人们诉讼的目的越来越复杂，对司法活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具有传统性的现行法院调解制度己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一些弊端，产生诸多负效应，有必要对其加以改革和完善。本文试就此略陈管见。

一、法院调解制度的根本属性

关于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法院调解是与审判并列的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式之一，属于审判制度的范畴。第二种观点认为，调解本质上是当事人在法院的指导下自愿自律地解决纠纷的活动。第三种观点是上述两种观点的折衷，认为调解“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与法院行使审判权相结合”的产物。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

由于民事诉讼是平等主体的当事人之间在共同社会利益基础上发生的解决个体性权利争议的活动，从诉讼一开始就存在着当事人以自愿协商形式解决纠纷的可能性。这是法院调解制度建立的自然理由和现实基础。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当事人行使处分权，对诉讼程序的发生、变更、消灭有着重要影响甚至是决定意义。在法院调解中，经当事人各方协商一致而解决纠纷息诉结案，正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具体表现。当事人对其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享有处分权，这是法院调解制度赖以建立的法理和法律基础。由此可知，法院调解制度的本质特征在于当事人的自愿。当事人是否愿意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调解的内容是纠纷的全部或是其中的一部分，调解最后能不能达成协议，达成怎样的调解协议，这些都应是当事人自由、真实意志的体现，而不应是法院意志的体现。调解应当而且必须基于当事人的自愿，自愿原则是人民法院进行法院调解的首要原则，也是最根本的原则。人民法院在调解过程中的任务，是召集诉讼当事人进行调解，引导当事人自愿协商、谅解让步、达成协议。这个过程中不允许有违背当事人意愿的行为存在。

笔者并不否认人民法院在调解中所起的作用，有时甚至是主导作用，如当事人不主动申请调解，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召集当事人进行调解，必要时可以提出调解方案，调解达成的协议须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等。但归根结底，调解的开始、进行、结束和达成的协议都是当事人自愿的结果，起基础和根本作用的只能是当事人的意志，而不是法院的意志。至于对调解协议的审查，是人民法院对民事活动实行国家干预原则的体现，只要调解协议不违反国家法律，法院就应当予以确认。因此，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审查和确认，与其说是行使权力，不如说是履行责任和义务。

二、现阶段法院调解制度的负效应及其成因

（一）法院调解制度的负效应。虽然调解的本质属性在于当事人的自由合意，但对于法官来说，由于现有的法院调解制度是在缺乏有效监督的司法背景下运作的，往往带给法官较大的随意性，以致任意办案。“尽管我们期待坚持公正标准，但调解过程比起我们习惯的民事诉讼还是有一种更大的流动性和非正式性特征”，加之法官对调解的有关规定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因此导致了法院调解的负效应的发生。

1、法院调解制度软化了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往往造成法官行为的失范和审判活动的无序。审判权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权力，其正确、有效行使需要对其执掌者一一法官进行约束。当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时，由于调解书或调解协议的不可上诉性，上诉这一极其重要的监督机制不复存在，使法官严肃执法的责任压力大大降低。虽然民诉法允许当事人对己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申请再审，但再审理由仅限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法，并且要求当事人负举证责任，而调解书一旦生效，当事人是很难证明法官在调解中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是违法的，所以能够申请再审的可能性相当小。法院调解制度在应有的监督机制被弱化的情况下，在法官的素质、社会风气、执法环境均不容乐观的条件下，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法官行为的失范和司法活动的无序。

2、法院调解制度软化了实体法对审判工作整体的约束，往往不利于法院公正司法和社会正义价值的体现。实体法的宽松性和适用上的流动性，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调解结果的多元化、使事实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案件在调解过程中出现差异很大的调解结果。也就是说，适用调解解决纠纷，导致了案件处理的高度个别化。这不仅不利于我国民事、经济法律秩序的形成和

第三篇：浅议法院调解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法院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诉讼当事人就争议的问题，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其民事纠纷的活动。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理和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形式。[1]法院调解是我国人民法院审理、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长期以来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成功经验，曾经被国际誉为“东方经验”。我国的法院调解，即民事诉讼调解长期以来在维护社会安定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提高，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开始日益显现其诸多弊端，严重制约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当前的法院调解进行研究总结，以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以期不断完善我国法院调解。

一、现状透视：我国当前法院调解的审视与反思

（一）审视：我国当前法院调解之现状 尽管法院调解在民事审判中所起的作用为大家广泛认同，它在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及时审结大量民事案件,确保法院审判良性运转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是我国民事审判权的主导型运作方式，但其弊端也随之出现。司法实践中，在现行法官业绩考核体系下，法官为了提高调解率，不仅一次次费时费力地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还采用哄、骗、强制甚至“央求给面子”等方式以达到调解成功的目的，结果使法官的威严和威信荡然无存。[2]当然，有的调解协议是在法官的“压制”下，一方当事人违心地让渡利益而达成的。这就必然导致有的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完字又反悔，于是拒不履行生效的调解协议。无奈之下原告方只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又遭遇执行法官的“执行和解”，为了规避漫长执行过程的风险，不与“执行难”问题正面交锋，之前的原告方即申请执行人只能以再次“让利”的方式与被执行人再度执行和解，原告方的利益就这样遭遇了两次损失。而在这个过程中，法官的尊严和威信也大打折扣，公平和正义的形象也遭到了质疑。因此，几十年一贯的调解制度形成的以判压调、久调不决、强制调解等弊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愈发明显，尤其是传统的“调审合一”的审判方式已不再适应当前的调解形势，调解制度的改革成为了诉讼法学界的热点。

（二）反思：我国当前法院调解之缺陷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是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社会的产物，在面对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需求时，有许多方面已经不再适应现代法治社会的需求，其弊端已日益凸显。1.“调审合一”模式的弊端 我国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诉讼模式，即调解和审判可以实现相互转换、交替进行。法官在开庭审理之前和法庭辩论以后都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则可以判决，判决生效以前也可以进行调解，这就必然造成法官的角色冲突。在调解不成时，由于法官已经对当事人的心理底线有所掌握，那么其判决的客观中立性就有可能受到影响。另外，由于法官的“避错”心理，也可能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当事人“以劝压调、以判促调、以拖促调、以利诱调”[3]，以促调解成功。这使得法官并不能以一种亲民的形象来进行调解，相反会增加当事人的心理负担，易使当事人的心理产生压制性的判断。同样也容易造成法官以职权调解代替当事人自愿调解，使当事人则会迫于压力而被迫达成合意，形成强制的合意。事实上，这样调解违背了合意的本质要求，使调解的正当性失去基础，审判权发生异化。毋庸置疑，这种调审合一模式的随意性极易破坏我国司法制度的严肃性,使其权威性大打折扣，同时也使司法公信力大为降低。另外，调解相对于判决而言具有的自愿性、协商性、保密性、程序的简易性、处理的高效性、结果的灵活性、费用的低廉性等比较优势在调审合一的诉讼体制中得不到充分发挥。[4] 2.对调解的审判监督不足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调解书不允许上诉，这说明调解结案的案件只有一审，如果当事人对调解书不服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但只有“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时才能启动该程序。违反自愿原则，在实务中举证是相当困难的，要正确判断民事调解案件中调解协议的达成是否违反了自愿原则并非易事。虽然某些案件中一方当事人作出了较大让步，但只要该让步在当事人处分权的覆盖范围内，无论其让步幅度有多大，无论调解协议的内容偏离可能“判决”的结果有多远，都难以当然认定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因为已经在调解书上签了字，法律首先推定是符合自愿原则的，除非当事人有证据证明自己受到威胁或欺骗，但这些证据是很难搜集的。

第四篇：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经济与法律系学生：张晶晶指导老师：王平生

摘要：法院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们把调解作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式之一，传统调解的种种弊端均基于此。本文从实体法、程序法以及调解原则的完善上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提出建议。

关键词：法院调解；不足；完善

Abstract：Court medi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n our common plead system.Furthermore,it is a concernful quomodo for raveling out the dissension of civil and commerce.For a long time,because of the consequence of planning economy system,mediation used to be one of the modes for law court to perform the jurisdiction.And all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mediation come from this.The article aim at the deficiency talking above and to table a proposal about the improvement of our court mediation from noumenal law,procedural law and mediation principle.key words：mediation system of court;deficiency;improvement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中，法院调解占有着重要地位。在建国后至今的几十年乃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司法实践中，其一直都是我国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主导性运作方式，在国内被冠以“优良传统”的头衔；而在国外，更是被誉为“东方经验”。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现行法院调解制度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诸多弊端。

1.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历史沿革和基本界定

在我国，现今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与法院调解已形成了一个互相联系的体系，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调解制度。

1.1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回顾

我国文化和社会关系结构特点，是调解制度在我国具有生命力的社会根据。早在周代，地方官吏中就有“调人”之设。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以和为贵、以人为本、重义轻利”等哲学思想成为调解制度最为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设立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首创，一度成为西方国家争相学习、借鉴的“东方经验”。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经历了从以“调解为主，着重调解”到“调解自愿、合法”原则的历史变革。

1.2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特征

我国的法院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支持下，民事诉讼当事人自愿、平等协商，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确认后，终结诉讼程序的活动。调解与判决和仲裁不同，它对纠纷的解决在根本上是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同时，调解比仲裁和审判更具有经济性。

1.2.1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与法院调解的比较

（1）就效力而言。法院调解和行政调解都具有强制力；人民调解等调解方式的双方当事人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只能靠当事人的自觉履行。

（2）从调解范围来看。法院和行政调解具有法律规定的明确性；人民调解的范围除法律规定禁止调解的纠纷以外，一般均可调解。

（3）就性质方面来说。法院调解实际上是法院的一种职权行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仲裁调解都是诉讼外调解的一种形式。

（4）从调解中立方的地位上讲。法院调解的法官在调解中居于主导地位；人民调解等纠纷的双方与介入的第三方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1.2.2国外诉讼和解与我国法院调解的比较

法院调解制度与国外诉讼和解有颇多相似之处，首先，两者都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或主要阶段）发生。其次，“两者都可通过某种途径获得类似判决的效力。”但是它们还有以下主要的区别：（1）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不同。（2）在性质方面，法院调解是一种有国家司法公权力介入干预的诉讼活动；诉讼和解制度则完全是一种终止诉讼的个人行为，与国家的意志无关。（3）在调解适用原则方面。我国法院必须遵循自愿、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和合法的原则；而国外实行诉讼和解的国家则只是强调当事人自愿。（4）在调解的主体、调解效力方面也有所不同。[1]

2．我国法院民事调解制度的弊端

通过上文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我国法院的弊端最主要的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结构上的，即我国具有典型的“调解型”审判模式；另一个方面是技术上的，即调解人员与审判人员在身份上的竞合。二者是相互依托、相辅相成的。“调解型”的程序结构反映了“纠纷解决的价值取向”，正是这种指导思想为调审合一的制度的安排提供了背景和契机；调解人员与审判人员的竞合则必然导致审判的萎缩和调解的扩张。具体表现如下：

2.1立法上的弊端——法院调解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2.1.1 “反悔权”规定上的缺陷

在我国，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合意的调解协议，其在实质上是一种合同，而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对调解协议无条件的反悔权极大地破坏了其对纠纷双方的约束力。从表面上看，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好像是赋予了当事人更多的诉讼权利，然而却在无意中造成了对当事

人在处分权上的放纵。

2.1.2 缺乏处分原则的规定

处分原则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支配自己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准则。自由处分合法权利是民事诉讼法赋予公民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之一。法官也是人，而非神，是人就有滥用权力的天性，若缺乏“权利制约权力”的有效机制，则“强制调解”的一再发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2.1.3诉讼程序的法定性与调解程序的任意性相冲突

合法原则应包括程序合法和实体合法两个方面。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仅抽象地规定了实体合法，而对程序合法则压根儿没有规定。法院调解虽然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全过程，并非表明其就没有自己独立的程序，不能因为它灵活、方便和简洁就否定法院调解在程序上的合法性。否则，法院调解就会被架空，成为走过场的摆设或者成为法院调解结案的牺牲品。

2.2司法实践上的弊端——审判实践中的缺陷

2.2.1强制调解与自愿原则的矛盾

在我国，法官在诉讼中既是调解者又是裁判者，这就使得法官比诉讼外的其他调解者更容易获得调解成功，但同时又常常会使得调解中的自愿原则难以贯彻实施，使得调解协议的达成并非建立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这样，调解的自愿原则必然被扭曲或虚化。

2.2.2调解的让步息诉与权利保护目的相冲突

调解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公平性的调解，另一种是“让谅性”的调解。公平性调解只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实践中，大量的调解都是在法官的促成和组织下的让谅性调解。因此，调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权利人放弃部分权利为代价的。我国诉讼法对调解实体合法性抽象的规定常常淡化了法官对纠纷本身严格依法解决的认识，所以，法院调解更注重的是实现防止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目标，却忽略了对诉讼当事人合法民事权利的保护。

2.2.3 “调审合一”的模式使法院调解走向极端

“调审合一”的模式使享有公权力的调解人员与审判人员有了在身份上的竞合，而这种竞合往往使法官在对待调解上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我们前文所讲的强制调解或变相强制调解。另一个则是使调解流于形式，即调解“形式主义”。前者是法官对调解的偏好所致，后者则因法官公权力的膨胀而起。

3.完善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几点构想

3.1 关于我国调解制度的讨论及观点

法院调解的改革是民事诉讼法学界的一个焦点，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应该在现有的框架内进行。第二种观点认[2]

为，民事诉讼是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程序制度，审判是它的核心内容。第三种观点认为，调解与审判分离后，对其性质应重新界定。第四种观点认为，法院改革的主导方向应是建立诉讼和解制度。通过思考，笔者认同第一种观点：改革加强论，即保持“调审合一”的制度。[4][3][2]

3.2完善法院调解制度的建议

3.2.1实体法上的完善——确立实体权利保障制度

司法实践中，法院调解让步息诉牺牲部分权利以达到“合意调解”目的的往往是无辜的权利享有者，若负有履行义务的人无故拖延或拒不履行，将给权利人带来更大的损失，那么，权利人自然会对调解时所作出的让步感到后悔，而正是这种顾虑也打击了当事人进行调解的积极性。这就有必要规定允许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中约定附条件、违约责任和提供担保等的关于民事责任的内容。其次，民法债权一章中规定的“不安抗辩权”亦有借鉴意义。

3.2.2程序法上的完善——建立调解员回避制度

我国的诉讼法都对回避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但这种规定在调解程序中却无法很好地贯彻。事实上，参与调解的人员常常会受到原调解过程的影响甚至左右，在参与该案的审判时难免会把已有的主观感情色彩和心理定性带进审判中去。根据我国司法资源的现状，规定调解人员可以参与审理，但不能左右案件判决，这样一来，既有利于节省资源，符合现有国情，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遏止强制调解的发生。

3.2.3 调解原则上的完善——完善“自愿”原则，确立保密原则

当事人自愿调解是法院调解的本质性要求，自愿原则应具体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善：首先，禁止当事人之间采取不正当手段达成调解合意；禁止法官采取非法方法让当事人被迫接受调解。其次，法院在受理案件时应明确告知当事人双方有申请调解也有拒绝调解的权利。再次，规定调解书生效后，对非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允许当事人在法定条件下有请求法院重新判决的权利。最后，健全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制度。

确立保密原则也是非常必要的。法官在调解时，为了了解事情的本原以促使双方达成合意，必然会掌握一些隐秘的信息，但法院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对当事人披露的信息应保持超然的态度，并支持双方当事人重新建立起信任以实现双赢的调解结果，否则，若调解员与当事人之间无法建立起信任，则调解也必然无法继续进行。

综上所述，法院调解是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而创制的一种司法制度。笔者认为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并非全盘否定或对国外和解制度生搬硬套就能成功的。保持“调审合一”的原有模式，通过改革加强，给当事人提供高效、节约的解纷方式，不仅是实现国家设立法院调解制度的目的的有效手段，而且是维护当事人利益的现实需要。③ ①②

注释：

①调解协议既然是一种合同，那么当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内容，就应该构成违约责任，承担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见《民法通则》第121、122条）

②债的担保指法律为保证特定债权人利益的实现而特别规定的以第三人的信用或者以特定财产保障债务人履行债务，债权人实现债权的制度。这是担保法上的规定，引用到法院调解中，义务履行人也可就质押自己的财产作为保证履行的担保。

③这种民事责任不是指调解协议约定的给付内容本身，而是指不履行协议约定的给付内容而承担的额外的民事责任。根据民法有关内容，这种责任一般有替代责任和加重责任两种。

参考文献：

[1]张娟.论我国民事诉讼的调解制度[A].章武生.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34.[2]江伟,王强义.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的若干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91,(5):77-82.[3]江伟.我国民事诉讼法专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460-463.[4]章武生.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34.

第五篇：论法院调解的完善

论法院调解的完善

商艳维 2006级民商法

【内容提要】

社会对于纠纷往往制定各种处理机制加以解决。纠纷的诉讼解决，无疑是现代法治社会纠纷解决体系中的最重要一环。然而这并不是说诉讼可以包揽一切纠纷。调解，特别是法院调解越来越受到重视。根据《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调解即诉讼调解，指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现阶段，法院调解这一法律制度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加以完善：建立调解与诉讼相对分离的模式、建立与人民调解的衔接机制、建立审前调解制度

【关键词】 纠纷 诉讼 调解 法院调解 人民调解 审前调解 【abstract】The society often makes various treatment mechanisms to solve to the dispute.The lawsuit of the dispute is solved, is undoubtedly that the dispute of modern society governed by law solves an important link the most in the system.But this does not say that can take on all disputes in lawsuit.Mediate, especially the court is mediating and is being paid attention to.The court mediates promptly the lawsuit is mediated according to the stipulations of " civil procedure of our country , mean the court hears the civil case, according to party's voluntary principle, On the basis that the fact is clear, distinguish right from wrong, mediate.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court mediates this legal system to need improving from three following respects: Set up and mediate the relative mode that separates with the lawsuit.Set up the mechanism of connecting mediated with the people.Mediate the system before setting up and examining 【key words】Dispute Lawsuit Mediation The court mediates The people mediate Mediate before examining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纠纷就相伴随行。从家庭争议到邻里纠葛、从民族矛盾到种族冲突、从地区对抗到国际争端等等一系列无序状态，都可以归结为纠纷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集中爆发和具体体现。纠纷本身就意味着秩序和同一被打破，是公开地坚持对某一价值物的互相冲突的主张或要求的状态，是社会主体间的一种利益对抗状态。

社会对于这类纠纷往往制定各种处理机制加以解决。这些机制大致可以分为决定型解纷机制和合意型解纷机制两类，前者如诉讼和仲裁，后者如调解。纠纷的诉讼解决，无疑是现代法治社会纠纷解决体系中的最重要一环。然而这并不是说诉讼可以包揽一切纠纷。20 世纪后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崇尚诉讼的西方国家，迫于法院的案件负担、诉讼固有弊端等原因，纷纷把目光转向了诉讼之外，希望在其他领域寻求纠纷解决的有效机制，于是调解被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

对调解的含义学者有不同的界定。江伟、杨荣新主编的《人民调解学概论》中对调解的界定是，“在第三方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社会公德为依据，对纠纷双方进行斡旋、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1]范愉女士认为，“如果排除因各国在制度上的差异而存在的定义上微妙的歧义，可以根据性质和功能把调解界定为：调解是在第三方协助下进行的、当事人自主协商性的纠纷解决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调解是谈判（交涉）的延伸。二者的区别在于中立第三方的参与；而其中的第三方，即调解人的作用也是区别于审判和仲裁的关键因素—调解人没有权力对争执的双方当事人施加外部的强制力。”[2]闫庆霞博士认为“调解”的基本涵义应当是，中立第三方以适当的方式促使纠纷当事人进行平等协商，合意解决其争议的一种纠纷解决活动和纠纷解决方式。[3]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对调解的特点做出如下总结：

第一、调解既是一种活动，也是一种纠纷解决方式。与诉讼和仲裁一样，调解能够独立地导致纠纷的解决。

第二、调解是一种合意型的纠纷解决方式。“所谓根据合意的纠纷解决，指的是由于双方当事者就以何种方式和内容来解决纠纷等主要之点达成了合意而使纠纷得到解决的情况。”这是调解与审判和仲裁相区别的最关键所在，即在调解中纠纷是由当事者之间自由的合意而不是由第三方有拘束力的决定来解决的。

第三、调解在中立第三方的主持下进行。中立第三方（调解者）可以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专门机构或个人。但是，不论调解者原先具有何种身份，即便是法官，也不是作为裁判者参加调解过程的。在调解过程中，调解者通过当事者之间的意见交换或提供正确的信息来帮助当事者达成合意。“调解者始终不过是当事者之间自由形成合意的促进者从而与能够以自己的判断来强制当事者的决定着区别开来的场面，可以视为调解过程的基本形态。”

第四、调解是一种非强制性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原则上，无论是调解的开始，还是最终协议的达成，都应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但是，如果我们对世界各国的调解制度加以考察，就会发现，调解中的强制性规定是常有的现象。例如，日本民事调停中的法官依职权交付调停，我国台湾地区诉前调解中的强制性调解，等等。即便如此，各国调解制度依然保持着其本质上的自愿性，当事人对于调解的结果即协议达成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即使是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规定的法院依职权作出的替代调解的决定，也须以当事人的自愿接受（明示或默示）为其生效的必要条件。

按照我国通说，在对调解进行分类时，可以依据中立第三方即调解主持者的性质不同，将调解分为法院调解、行政（机关）调解、仲裁（组织）调解和民间（组织）调解等几种形式；依据与诉讼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将调解分为诉讼调解和诉讼外调解，法院调解属于诉讼调解，其他组织的调解均为诉讼外调解。它反映调解在程序方面的特征，如果某一调解活动处于诉讼系属之中，归属于某一诉讼程序，则可以认为它是诉讼调解。而法院调解是与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和民间调解相对应的，它反映的是调解在主体方面的特征，如果某一种活动即符合调解的特征，具备调解的要素，而同时又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那么这种活动就可以称为法院调解。在我国，法院调解与诉讼调解被视为同一事物构建诉讼调解制度的总体思路应定位于诉讼内调解比重的调整和诉前纠纷救济机制的建立。根据《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调解即诉讼调解，指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建立调解与诉讼相对分离的模式

目前,我国法院的民事诉讼采取的是“调审结合”的模式,调解贯穿于诉讼的全过程,调解作为与判决相并列的处理纠纷的一种基本方式而存在。但判决是以追求程序公正为目的,而调解追求的是纠纷的实体解决;判决是以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为手段发挥作用的,而调解作用的发挥则是以当事人自愿处分自己的权利为前提的。由于是两种不同的纠纷处理方式,两者在同一程序中经常产生不可调和的分歧,在实践中往往是顾此失彼,不利于诉讼效率和公正的真正实现。在日本、美国等一些国家采用的是调审分离(或调审分立)的模式,调解工作集中于诉讼之前或审理之前,大约有80%~95%以上的民事纠纷都能以调解或和解的方式予以解决,仅有5%~20%的案件进入正式的诉讼程序。这对于我国调解模式的构建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4]在诉讼内将调解与审理彻底分离(即案件一经开庭审理就不再调解),虽然能够有效避免调解与审判在同一程序中产生的冲突与矛盾,但是一方面不利于法院利用一切有利的时机适时调解,另一方面也剥夺了当事人随时请求调解和自行和解的权利。由于调解没有查明事实的功能,如果将调解作为审判的前置条件,就增加了调解的盲目性,容易导致强制调解、重复劳动、拖延诉讼等不良后果。因此,调整调解在诉讼过程中的位置和调解比重,建立与审判相对分离的调解模式,将会是诉讼调解重新焕发其应有价值的总体趋势。

审前调解就是这种模式的体现形式。审前调解也叫庭前调解,是诉讼调解的一种方式,是在诉讼程序启动后,开庭审理之前,由法院组织纠纷当事人进行和解,并促使当事人达成合意从而解决纷争的诉讼活动。一方面审前调解将对案件施以调解的机会集中于起诉后到开庭审理之前,使调解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也有固定的促成当事人形成合意的时间保证,不至于因调解而拖延诉讼;另一方面,调解人员与主审人员相对分离,使调解与审判分阶段进行,既能避免审判人员先入为主,也能有效避免审判权对当事人自由合意的形成产生影响,同时,也能够强化庭审的功能,节约诉讼成本。在庭前准备过程中,根据当事人之间的诉辩主张,通过对证据的相互开示,确定案件是否需要调解,避免盲目性。当事人也只有在充分了解了对方的抗辩意见,尤其是获悉了对方用以攻击或防守的证据后,才能够确定是否接受调解,如何调解等,才能使调解有明确的目的性;主持人员的说服教育才更有针对性,调解成功率才会增加。当事人和解的直接记录在案,经法院认可后送达调解书。对于经调解达不成调解协议的,也可以将证据交换的笔录作为固定当事人证据和诉讼请求的材料用于庭审,从而使庭审能够有针对性的开展。将审前调解与审判相对分离并不是说在开庭审理后就不能再进行调解。在法院做出判决之前,当事人随时提出和解的要求是当事人的一项法定权利,只不过在案件进入审判流程后,不能再刻意进行调解。通常以当事人自愿提出和解或调解的申请为前提,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必须当庭判决或限期判决,防止拖延诉讼和审判过程中的暗箱操作。

第二、建立与人民调解的衔接机制

建立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的有效衔接机制,有利于增强社会的自治能力,缓解法院工作的诉讼压力。目前,人民调解已经严重萎缩,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调解人员素质不高;培训力度不够;调解队伍组织不健全;对人民调解工作缺乏正确认识等等。要想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必须建立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良好衔接机制。通过聘任、选任等形式,从退休法官、律师等人员中选聘专业人员建立专业的调解组织,由乡镇司法所对其登记造册,由县(区)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形成以乡镇、街道为主导,以村、居、企业为基础的人民调解网络体系,从组织上保证人民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建立良好的培训指导机制,通过增进司法行政部门与法院的沟通,使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做到有机结合,建立两者良好的程序性接触,通过定期的培训、以案释法等形式,增强调解工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普遍提高公民对纠纷处理结果的可预测能力,提高社会的自治能力。[5]对于当事人已在调解过程中达成的协议,由法院的专门机关经过专门的程序予以审查,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协议即具有强制执行力,以强化人民调解的效力。

第三、建立审前调解制度

审前调解的运行切忌盲目为调解而调解。因为调解绝非靠法官的热情就能实现,它是以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的。诉讼调解的权威来自于双方当事人对该种纠纷解决方式的认同,违背了自愿原则,调解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基础。当事人的自愿包括自愿参加调解、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和自愿履行协议内容。因此审前调解的启动应当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对于当事人双方起诉后都自愿接受调解的,调解人员可以直接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大多数的情况是一方当事人先有调解的意思表示,通过法院作为中间人向对方当事人示明,并通过说服教育,阐释法律规定,晓以利害,最终撮合当事人接受调解。对于双方当事人都不同意调解的案件,法院不能违背当事人的意愿强行调解,可以径行进入审判程序。而是要在法律上确定适用审前调解的案件范围，建立审前调解组织。目前,我国的法官制度改革尚在探索,将法官分为调解法官和审判法官没有依据。审判实践中真正称得上“疑难复杂”的案件,确需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的案件比例较少,因此专门从事案件审理的人员不需要多,而在于精。审前调解处于庭前准备阶段,其事务比较繁多,工作量很大,需要大量的审判人员。在基层法院,可只留一个(最多二个)民事合议庭,专门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判,就能够满足“疑难复杂”案件审判的需要,以大部分从事民事审判人员成立“速裁庭”或庭前准备组织参与庭前准备,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或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判。[6]通过庭前准备,对案件区别不同情况做出不同处理。不符合立案或起诉条件的,依法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对于经调解能够达成一致协议的,调解结案。对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再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分流: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直接交由庭前准备组织以外的审判人员,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并依法做出判决;案情复杂的案件纳入审判流程,由专门的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排期开庭审理并依法判决。这样就能实现“繁简分流”,保证科学合理的分配审判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实现审前调解与简易程序的结合，审前调解与庭前证据开示的结合，审前调解与查清事实原则的运用.。“事实清楚”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调解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审前调解突出的是“审前”的特征,根据法律的规定,证据只有经过开庭举证、质证和认证以及当事人的辩论之后才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果坚持要求审前调解以查明事实为条件,势必迫使调解人员极力以非审判手段获取所谓的“事实”,严重违背了诉讼的规律。因此,审前调解不可能以查明事实为前提。然而调解不可能不涉及案件的事实,同时也为了使调解更趋近于公平,更容易被双方接受,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员对案件事实的揭示,需要把准一个“度”。既不能回避对事实的揭示,又不能对案件事实未审先决。调解人员应尝试“启而不发”的调解方式,就是由主持人基于当事人的诉辩主张、证据开示、辩论意见予以归纳总结,让当事人在其内心对纠纷的事实形成一个更加趋近于正确的认识,然后由调解人员有针对性地向当事人阐释法律规定和适用,使当事人自行对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有一个明确的期待。其间穿插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说教,敦促当事人自行决定参与调解和能够承受的调解条件,使当事人既能注重法律的保护,又能照顾到双方之间的和睦关系和将来友好合作的可能,从而促成调解合意的形成。

【参考文献】

[1] 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2]

范愉著：《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3] [4] 闫庆霞：《法院调解论》2004年 博士论文

[5] [6] 张英俊 裴秀峰《诉讼调解的价值分析与改革构想》

《政法论从》，200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