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制度的问题与完善

第一篇：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制度的问题与完善

民事司法鉴定之我见

现今，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中民事案件的基数最大，类型最多，司法实践中需要鉴定解决的专业问题也是最多的。例如医疗事故、人身损害、工程质量及造价、产品质量、笔迹、侵权类因果关系、财务审计等专业问题均需鉴定解决。所以司法鉴定工作引起法院各级领导和相关机构的高度重视。2005年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决定》。对司法鉴定中暴露的管理体制、机构设置、鉴定标准等问题均提出质疑，法院针对这些质疑，按最高院要求停止了内设鉴定机构的鉴定工作，设立了司法技术辅助机构并制定了相关鉴定实施细则等改革措施用以规范法院内部司法鉴定程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实施四年来，除司法鉴定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老问题外，在与民事诉讼制度、证据规则等制度的衔接过程中又暴露出一些问题。

一、当前民事司法鉴定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鉴定机构责任不明、缺乏相关制约机制。

1、到已确定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的事项属于该鉴定机构注册登记的范围，但鉴定机构告知不能进行鉴定，既不给法院出具不能鉴定的说明，又说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法院只好让当事人重新协商来确定鉴定机构，如双方当事人协商不成，很容易导致当事人之间的矛盾集中到法院身上。这种情况下，在给当事人诉讼带来不便的同时也增加法院的工作难度。

2、鉴定机构属于社会中介组织，其性质决定了盈利的可能，往往由于利益驱动使鉴定人对鉴定结论不负责任，其所出具的结论缺少科学性和公正性却不能追究责任，仅凭“入册”管理无法收到理想的效果。

3、鉴定结论存在瑕疵需要补充意见的情况。在法院收到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不能准确解答法院当时委托鉴定时需要解决的事项，鉴定机构既不出具补充意见，又不返鉴定费，或长期不出具补充意见，其随意性大，法院亦无任何制约的措施。这样情况下，很容易导致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转移集中到法院身上，从而导致信访案件的发生。

（二）、司法鉴定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

由于鉴定机构的分散性，决定了各鉴定机构遵循的只是其所隶属行业的标准，接受该行业内部管理。这就使得不同鉴定机构的素质和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由于这种不透明的行业管理，一般的当事人乃至审判人员都难以清楚地了解各机构的素质和技术水平，导致当事人和法院在选择鉴定机构时较为盲目。并且由于我国没有统一规范的鉴定程序，委托送鉴、鉴定时限、鉴定收费方面都无章可循，影响了诉讼效率，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三）、无效鉴定结论缺乏统一。

有些鉴定结论由于鉴定机构自身工作的问题，导致鉴定结论无效，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法院均难以找到明确的依据要求鉴定机构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对于缴纳鉴定费用的申请人，则会认为费用已缴至法院，是法院选择鉴定机构不当而导致了鉴定结论无效，因而要求法院承担相应的责任或向其返还所缴纳的费用，引发当事人对审 1

判人员的误解与矛盾，使审判人员面临很被动的局面。

（四）、符合法院要求的注册登记鉴定机构过少。

由于鉴定机构的建设发展速度各地不一，导致我市符合法院要求的鉴定机构只有一、二家，甚至某类型鉴定在全少范围内也只有一、二家机构可供选择。如因某种原因该机构被除名，在缩小了当事人选择鉴定机构范围的同时，甚至出现空白，法院只能跨省委托鉴定，给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亦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五）、鉴定人员不出庭接受质询。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九条的规定，鉴定人应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确因特殊原因无法出庭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书面答复当事人质询。但对于不出庭接受质询应承担何种法律后果没有作出规定。导致民事审判实践中，法院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时，鉴定人员往往提出要求法院支付一定的误工费、交通费等费用，而目前法院未将此开支列入财政预算。在当事人不愿承担的前提下，鉴定人又不出庭，法院无制约的措施。一但当事人对鉴定结论存在质疑，法官又无该方面的专业知识予以解答，尤其是该结论与其他证据相矛盾的情况下，使法院无法对该鉴定结论进行审查判断，法官只能通过自行调整对该鉴定结论进行核实，甚至不得不重新鉴定。

（六）、委托鉴定机构的鉴定时间和鉴定周期不确定。

法院传真过去的委托材料，由于鉴定机构不及时审查，对于能否鉴定的问题不能尽快给法院一个明确答复。鉴定机构的答复期间短则几天、十几天、长则一月、两月，有甚者在答复期间过后告之法院无法鉴定。该期间内，因鉴定机构没有受案，法院只能照常计算审限，这样一来，导致法院大量的需要鉴定案件无正常的法定理由而超审限，当事人亦针对法院发泄不满，从而影响法院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

（七）、法律对当事人申请鉴定的时限要求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

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当事人申请鉴定的，应当地举证期限内提出。”这一条款将当事人向法院申请鉴定的时间界定在举证期限内。但在审判实践中，许多鉴定申请是针对另一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而提出的。一般来说在未组织证据交换的情况下，当事人并不知道对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将出示哪些证据，因此如果当事人对另一方出示证据的真实性存在异议，只能是在庭审质证过程中提出鉴定申请。如果刻板地要求申请人在庭审前的举证期限内提出上述鉴定申请，显然是不现实也不合理的。

（八）、鉴定费收取标准过高。

鉴定费无统一收费标准，缺乏透明度，一次鉴定少则上千，多则上万，甚至几十万元，且先付费后鉴定，对申请人无论经济条件好坏，一律进行收费，使部分当事人不堪重负。以笔迹鉴定为例，鉴定机构以前的收费方式是依案件收取，即不论法院送交的需要鉴定的检材有多少份，只要是一个案件中使用，就只收一份鉴定费。而现在鉴定机构的收取标准是按鉴定事项收取，即为同一件案件所使用的送检材料如需要鉴定当事人档案中的十处签字，那么，鉴定机构就收取十份鉴定费，一份按一千元计算，当事人的一个笔迹鉴定就要花费上万元。这样的收费方式已经转变成为对当事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严格考验。导致很多需要鉴定才能查清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巨额鉴定费面前而止步，甚至承担败诉责任。这种情况与法院审理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相悖。

二、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

针对司法鉴定工作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规范司法鉴定工作，使司法鉴定更好地成为审判工作的“推进剂”，而不是影响案件顺利审理的“瓶颈”。

（一）、完善司法鉴定机构管理体制。

针对目前司法鉴定机构设置重复、混乱的不合理状况，应当对司法鉴定行业进行统一的管理。

1、将司法鉴定机构从其所隶属的单位和部门剥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司法鉴定行业和司法鉴定机构。同时建立相应的资质审查制度，不具备相应鉴定资质的机构不得从事司法鉴定工作。同样，在法院系统内部也不再设立单独的司法鉴定机构，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涉及的司法鉴定事项全部由独立的司法鉴定机构来完成。

2、统一司法鉴定标准。对各类司法鉴定事项均应建立统一的标准，明确相应的鉴定机构，避免目前存在的多头鉴定的现象，保证鉴定结果的稳定性和严肃性。

3、建立司法鉴定行业级别制度。目前鉴定机构缺乏严格的级别概念，相互独立。如省级机构的鉴定结论并不能当然地否定市级机构的鉴定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纷纷寻求对自己有利的机构进行鉴定，由此产生的不同鉴定结论审判人员也难以取舍。因此在司法鉴定行业独立的基础上，要建立级别制度，上一级机构可以否定下级机构的鉴定结论，从而保证待鉴事项能够有明确的最终鉴定结论。

（二）、进一步完善司法鉴定过程中相关的程序性规范。

要特别注意将司法鉴定制度与民事诉讼制度、证据规则等制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紧密结合，以提高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明确针对鉴定机构责任，建立法院制约鉴定机构的相关措施。

中级法院的司法鉴定辅助部门要针对各鉴定机构建立保证金准入制度。例如，我市在中院入册管理的鉴定机构均需向中院鉴定处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建议10万元），如果鉴定结论存在问题，例如，（1）无正当理由拒绝法院委托的鉴定事项或无故拖延受理期限的、相关鉴定人员无故不出庭接受质询的，均可从其保证金中惩罚性的扣除一定金额，以督促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员履行相应义务；（2）鉴定人员因费用问题不出庭接受质询的，法院应责令鉴定机构提供。拒不提供的，法院预先支付后，可从保证金扣除鉴定人员出庭的相关费用；（3）因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在明显缺乏科学性、公正性时，导致法院不能作为案件审理依据，法院可责令鉴定机构退还鉴定费用。如鉴定机构拒绝返费时，法院可从其保证金中扣除鉴定费返还申请人后，再多扣一部分保证金作为惩罚措施。

（三）、鉴定被采用后付鉴定费制度，并建立鉴定费的减、免制度。

1.首先，鉴定费由中院依标准统一预收，待鉴定结论出具后经庭审质证无明显缺乏公正性、科学性时，由办案人向中院出具该鉴定被采用的说明，由中院将当事人预交的鉴定费付致出具该鉴定结论的鉴定机构。如鉴定结论不能准确解答法院委托时的鉴定事项，需要补充鉴定时。当事人无需另行交费。由办案人书面说明情况后，由中院责令鉴定机构在十五日内补充鉴定完毕，待补充的鉴定结论经庭审质证被法庭采用后，办案人向中院出具该鉴定结论被采用的说明，由中院将鉴定费付致鉴定机构。

2.由中院对申请鉴定人的经济情况进行审查，如果申请人确实存在经济困难（标准由中院制定），在当事人提出缓交或免交鉴定费用的同时由中院协调相关鉴定机构，对申请人应交的鉴定费用酌情予以相应的减免。

（四）改革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机制。

1、建立以当事人自行委托为主的鉴定程序启动模式。长期以来我国诉讼中鉴定程序大多是当事人申请，由法院启动。但鉴定结论本身就是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之一，法院不应当过多地介入到证据的提供中。因此应当充分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促使其主动委托鉴定，取得鉴定结论，然后作为证据提交到法院，而不是一味地依靠法院委托鉴定。这样一方面更有利于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法院不必要的工作负担，避免当事人对审判人员的误解与矛盾。

2、合理放宽当事人提出鉴定申请的时间。对于一般的鉴定申请，依然应当按照《证据规定》的要求，在举证期限内提出。但对于以另一方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作为鉴定对象的申请，则不应拘泥于上述时限。对于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提出的关于证据真实性的鉴定申请，法院应准许。对此应从法律规范方面予以明确。

（五）建立并规范送检材料的检材封存制度。

针对送检材料中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小型检材，一律使用“检材证物袋”（规格及样式由中院统一设计），由双方当事人对检料签字认可后将检材装入证物袋封存后随卷移送中院。

基层法院从事司法鉴定辅助工作的人员要加强对当事人、法院和司法鉴定机构之间的协调沟通，确定交接各环节中的期限，为提高审判效率，保证案件质量作好辅助工作，真正起到为审判服务的作用。

1.明确司法鉴定交接过程中各环节的期限，例如，a、当事人提出鉴定申请后七日内，承办法官应向双方当事人送达鉴定风险告知书，调取并固定相关证据及检材，受理当事人鉴定费的减、免、缓申请，并将卷宗及检材移送至本院立案庭。b、立案庭于三日内联系中院司法鉴定处及相关鉴定机构并将上述材料报送至中院。c、中院于三日内联系鉴定机构，并预收鉴定费用。存在减交、免交、缓交鉴定费申请的一并审查，联系鉴定机构协商减、免事宜，并作出是否减免的决定。d、鉴定机构在收到法院送交的检材后，应于三日内作出是否

受理的决定。鉴定机构在出具鉴定结论并送达当事人后，于三日内通知立案庭取回案件的卷宗及检材。

2.各法院立案庭应确定专门的人员来负责联系鉴定过程中所涉及各个部门。以便于法院、司法鉴定机构和当事人之间的协调沟通。

以上建议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保证金准入制度，鉴定费用减、免、缓及后期支付制度，这些在跨省、市鉴定的过程中均无法实施。但只要我们本着司法为民的理念，突出法院工作中公正与效率的主题，就一定能解决好司法鉴定过程中出现的一切问题，避免案件因鉴定的问题将矛盾集中至法院而产生信访。

参考文献

【1】江伟：《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2】刘家兴：《民事法学》 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及相关法律规范》，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1年版

【4】毕玉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释解与适用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2年版

【5】宋纯新：《民事诉讼举证责任》，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0年版

第二篇：关于民事诉讼中的司法鉴定

关于民事诉讼中的司法鉴定

作者：董秀娟

发布时间：2011-11-14 10:29:25

龙凤法院

董秀娟

司法鉴定是指司法机关以及当事人对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委托有鉴定权的机构或者鉴定人依法进行检验、评断的活动。200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并于2005年10月1日起实施。这是我国第一次从管理立法的角度，对司法鉴定制度中所涉及的司法 鉴定业务管理范围、管理主体、各类司法鉴定机构与司法鉴定人的管理，以及诉讼主体、鉴定主体在司法鉴定活动中若干行为的管理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地规范。

而在《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中把司法鉴定界定为“在诉讼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人民法院依据职权，或者应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申请，指派或委托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评定的活动”。认为司法鉴定有三个要件：１．必须发生在诉讼过程当中；２．由人民法院依职权或根据当事人申请而启动；３．鉴定对象须是诉讼中涉及到的事实方面的专门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在全国法院司法鉴定工作会议上也强调，司法鉴定是应案件审理需要而启动，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如果不是司法机关因核实、审理案件需要而作出的任何鉴定，都不是司法鉴定。司法鉴定人特指受法院委托或指派对案件中专门性问题进行司法鉴定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这些人在没有接受法院委托或指派、从事各行业的工作时则不能以司法鉴定人称谓。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和解释，突出了人民法院的职权（指派或委托），即司法鉴定的启动由人民法院决定，显然这里指狭义的司法鉴定，通常发生在民事和刑事自诉案件范围。凡是根据审理案件需要，向法庭提出申请、并由法庭决定启动的鉴定（涉及专业性很强的问题，需要聘请或指派专家利用专门知识与手段，进行检验、鉴别、评定的活动），包括对各种书证、物证、视听资料、人体损伤与机能、工程质量、会计资料等等的鉴定均属司法鉴定。

一、现行民事诉讼中的司法鉴定存在的问题

(一)司法鉴定的启动中存在的问题 司法鉴定启动问题是鉴定程序的起点，又是一个国家司法鉴定制度的核心问题。在设置鉴定的启动权时，必须充分实现对当事人双方的平等对待，防止双方的权利失衡。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后，由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法院指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享有平等的鉴定请求权，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的，另一方当事人申请，可以重新鉴定，法官控制鉴定的最终决定权。为了保障当事人的鉴定申请权能实质性的行使，法律还应规定，只要当事人提出的鉴定申请符合法定程序性要件，法院就应当批准，不得对控辩双方实行差别对待或歧视。法院不批准当事人的鉴定申请得说明理由。

由上述规定，还可以看出，民事案件中鉴定事项应由当事人决定。法院认为某一事项须由专家鉴定时，应向当事人说明，是否提交鉴定，由当事人决定。不排除当事人诉前自行委托的鉴定结论，但应在庭审前开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应予准许。法院收到当事人要求鉴定的申请后，同意进行鉴定的，由当事人双方达成合意在鉴定人名册上选任鉴定人。如果当事人不能达成合意由法官指定鉴定人。法院不同意进行鉴定的，应当向当事人说明理由。在《证据规则》中没有提到人民法院是否能够依职权启动鉴定程序，但 人民法院的司法鉴定，主要应当依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当事人不申请，必须进行司法鉴定而依职权进行的情况是极少的，应当严格掌握。而且，目前各鉴定机构仪器设备的先进程度和鉴定人员的技术经验水平差别较大，鉴定人的职业道德操守层次不一，都可能影响鉴定结论的科学性、权威性与公正性，从而使当事人对司法鉴定的整个过程和实体结果都可能产生怀疑。在此情况下，赋予当事人基于相关证据上的合理怀疑而申请重复鉴定或补充鉴定的选择权、申请权实有必要。

但是，因法官在司法鉴定程序中具有最终决定权，为回避在认定案件事实上的某些风险，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常存在法官随意启动鉴定程序，包括随意重新鉴定，甚至出现暗示、曲解法律等诱导或逼迫当事人进行鉴定的情况。因当事人双方往往处于对立层面，鉴定结论作出后往往有一方不甚满意，动辄要求重新鉴定，滥用重新鉴定申请权，而法官出于种种理由，经常无原则的同意重新鉴定，从而拖延了诉讼周期，并在同一案件中出现多份互相矛盾的鉴定结论，为定案止争带来隐患，经常导致上访缠诉。

(二)鉴定机构选择中存在的问题

按照《证据规则》的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后，应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即对鉴定机构的选择程序如下：（1）双方协商选定适格的鉴定机构；（2）申请方提出几家适格的鉴定机构，让对方从中选择；（3）由法官选定几个机构供双方选择；（4）若上述几种方法均无效，才能由法官从（3）中随机确定一家。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这种做法提高了鉴定结论的权威性和公信力，降低了诉讼成本，体现了法官的独立与中立。

上述协商的前提在于，在协商选择的过程中，法院必须向当事人提交有关鉴定单位、鉴定人的登记名册，并公开披露鉴定人、鉴定单位是否具有相应鉴定资质的真实材料，不能由法官经选择后披露，以保证当事人的充分选择权。目前法院系统的作法(指基层法院)是由当事人提出申请，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同意后向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委托书，由中级人民法院鉴定中心直接指定司法鉴定机构或鉴定人。除简单的伤残鉴定和资产评估，中级法院司法鉴定中心多数会将鉴定委托给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室，由该鉴定室再次指定、委托。基层法院的法官需要到省高院司法鉴定室委托鉴定，可能多次往返。而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名册，上述两级单位并不公布，基层法院难以掌握，且当事人要求协商选择鉴定机构时多数情况下被要求同时到场，故基本剥夺了当事人的协商选择权，亦剥夺了主办案件法官的指定权。

(三)司法鉴定材料的提交中存在的问题

鉴定材料的真实合法和完整直接关系着司法鉴定结论的质量，司法实践中很多争议都出现在这个环节。如果鉴定材料由于收集、提取不合法、保全方法不恰当而使其毁损或灭失，即使作出了鉴定结论，又如何谈得上公正。

司法鉴定及其鉴定结论，是人民法院追求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的过程。但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司法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对争议事实的证明力，取决于其依据的鉴定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完整性。因此，如何收集和认定进行司法鉴定的所需鉴定资料，就成为一个不易把握的难题。在许多情况下，缺乏必要的鉴定资料就无法做出鉴定结论；根据不完整的资料做出的鉴定结论，也不会具有事实的完整性；根据未经核对真实性的鉴定资料，做出的鉴定结论本身也就缺乏客观真实性；依据与案件争议事实缺乏关联性的资料所做出的鉴定结论，当然与鉴定所求证的事实也缺乏关联性。由此，我们必不可免地遇到如何收集鉴定所需资料问题，和如何正确审查和认定鉴定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鉴定事项的关联性问题。我们许多法官的做法是：一旦决定进行司法鉴定，即将委托函往司法鉴定中心一送，就什么都不管了；有的在通知当事人自己到司法鉴定中心送交有关资料后，就一心等待鉴定结果了。许多案例中，或是因为没有必须的鉴定资料；或是鉴定资料仅系一方提供，未经对方当事人质证核对；或是对当事人质证提出的鉴定资料缺乏真实性、合法性等异议，法官没有审查认定；或是法官草率的认定难以让当事人信服。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应当提供必要的经过质证、认定或双方当事人认可的鉴定资料或物品；不能把鉴定资料是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与鉴定事实关联性的质证、核对、认证等诉讼活动，放任给社会鉴定机构通过其非诉讼活动去做。

并且建立健全鉴定材料的清单制度，对接收人、移交人、鉴定材料检查使用情况，归还时间和方式等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并把鉴定材料向当事人公开，这样既能避免司法机关单方委托引起暗箱操作的嫌疑，也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纠纷的发生。

(四)司法鉴定中当事人及法官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在国外，对鉴定活动的监督主要是通过法官、检察官和当事人的参与来实现的。《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及时或随时向预审法官报告鉴定工作进展情况。在鉴定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命令进行鉴定的法院责令鉴定人进行某项研究或听取其明确指名的可能给鉴定人提供技术方面情报的任何人的陈述。”《法国新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人应当告知法官其鉴定活动的进展情况。法官、检察官可对鉴定活动进行监督；如果进行鉴定时法官在场，笔录得记述法官的见证、鉴定人的解释说明以及诸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声明，笔录须经法官签字。

我国司法鉴定实施程序缺乏法官和当事人的监督。我国法律也没有规定法官在鉴定时可以在场。因此，法官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只能建立在间接材料的基础上，当然法官也无法监督鉴定过程的进行。在我国的司法鉴定活动中，当事人没有在场权，导致当事人无法对鉴定过程进行监督，当事人对鉴定过程的参与权和监督权是司法鉴定获得权威的一种重要保障。当事人看到正义是如何实现时，自然就会认可鉴定结论。

(五)司法鉴定结论作为民事证据的采信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大庆市龙凤区法院2006-2007年司法鉴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采信的调查，笔者发现对于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结论，2006年共87份，被采用律为94％，重新鉴定9件，采用率100%；2007年共103份，被采用率为91%。重新鉴定9件，采用率89%。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鉴定结论对法官的裁判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虽鉴定结论的错误不必然引起法院裁判的错误，但应该说实践中许多判决的错误都是源于鉴定结论的错误。

对于经过司法鉴定程序而作出的鉴定结论，《民事诉讼法》将其与“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一同作为七种法定证据之一予以规定。因此鉴定结论与诉讼中的其他证据一样，证据地位是平等的，只是在证据效力上较高而已。因此审判法官对于鉴定结论，既要十分重视，又不能盲目轻信，而必须要作必要的审查与判断。从另一角度来看，由于受鉴定仪器、设备先进程度，鉴定人的鉴定水平、经验的高低，鉴定人的职业道德水平，以及鉴定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阶段等因素影响，鉴定结论也并非完全是绝对正确无误。因此对于鉴定结论的审查也极有必要。而人民法院对司法鉴定工作只是取得证据的一种形式，不是求证事实的程序，司法鉴定结论在经当事人质证和法庭审查、认定前，只是待供质证、审查、认定的证据材料，即“待查认的证据”；办案法官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或想当然地作为“是应当认定的证据”。

法官对已做出的司法鉴定往往有先入为主的主观认识，对当事人质证中提出的鉴定“缺陷”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和认真审查，容易忽视鉴定人出庭说明、答疑是否具有针对性和说明、答疑内容的科学性、合理性的审查、分析和认定，容易忽视必要的法官释明工作，以致造成当事人要求重新鉴定或纠缠鉴定。且因法官基于对司法鉴定的性质和目的的模糊认识，对司法鉴定结论的审查与评判工作不认真，程序不规范或缺乏理性的指导，如对提出质证异议的当事人，要求其对提出的异议进行举证或说明其依据、理由，及要求对方对该异议的举证或说明的理由是否认可等。避免当事人的“只提异议不举证”、“只提问题不说明理由”的纠缠鉴定现象。

(六)鉴定人出庭制度存在的问题

《证据规则》第五十九条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鉴定人确因特殊原因无法出庭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书面答复当事人的质询。”那么，司法实践中就不是所有的鉴定人都必须出庭作证，而且法律虽然规定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但几乎没有受到过追究，并且鉴定人出庭的费用、报酬问题也很难得到保障，致使实践中鉴定人的出庭率非常低，据调查大庆市龙凤区法院，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不足3%。

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确实出现了对鉴定结论运用的“泛书证化现象”，即将鉴定人的书面结论作为一种书证看待，鉴定人不出庭，鉴定结论以报告的书面形式提交法庭，法院也只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报告进行质证，并基于鉴定报告下判。此种做法不仅剥夺了相对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上所应当享有的质疑权利，也妨碍了法官通过正当程序行使“发现案件真实”的职权，使法官在形成内心确信的过程中丧失了客观基础。而且，在诉讼中司法鉴定结论必须接受当事人的相互质证，这是一种正当的程序保障。鉴定人出庭接受当事人的发问、解答鉴定过程中的相关技术性问题是其法定义务。同时，质证是当事人的权利，诉讼权利保障审判的公正，使法官不能凭借自己的好恶或从某种利益出发来对是非问题进行判断。所以，在提交鉴定结论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时，应当按照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和言词证据的特性，通过诉讼程序来辨别鉴定结论的可信度，由出具鉴定结论的鉴定人出庭接受当事人和法官的询问，当庭公开说明做出鉴定结论的程序以及标准，并直接回答对于鉴定过程和鉴定结论的疑问，使当事人和法官都了解鉴定结论的形成过程，并对鉴定结论产生信任，进而提高法院根据鉴定结论做出裁判的公信力，同时体现出法院采纳鉴定结论时的绝对权威。相反，如果鉴定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接受当事人询问，则会直接影响到鉴定结论的证明力，该鉴定结论只应作为补强证据使用，而不能直接成为裁判依据。

二、现行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司法鉴定启动程序，严格限制重新鉴定的提起

司法鉴定虽然是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固定定案证据的有效方法，但直接拖延诉讼，增加当事人的诉累，消耗大量诉讼成本，故法院在司法鉴定时，必须慎重启动，能够以其他方式查明的案件事实，尽是避免通过司法鉴定进行，并且要向当事人释明并确定案件争议焦点、需要鉴定的具体事实、对象或要求，并且向委托的鉴定单位明确。不能出现脱离当事人争议焦点或申请人申请鉴定范围以外的鉴定事项；要严格避免出现最后的鉴定结论，不为法院判决采用，或鉴定结论与案件争议焦点不符的情况。

依据《证据规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即没有法定情形，不得重新鉴定。

首先，申请重新鉴定必须具有合理理由，即有相关证据支持、印证，否则法院不予支持其重新鉴定申请。但对于诉讼中当事人单方委托的“举证鉴定”，另一方对此有异议并申请法院重新鉴定的，笔者认为，虽然司法解释规定要求另一方有证据足以反驳，但因当事人系自行委托，在鉴定过程中，另一方当事人没有参与该鉴定过程，对鉴定材料的提交及过程没有监督，已经实际剥夺了该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故只要提出重新鉴定，就应予以准许。

其次，笔者认为，除非明显的鉴定人资格及程序问题，对于鉴定结论内容和结论的否定，要求重新鉴定的，因再次鉴定有可能导致相反结论，并使案件陷于难以处理的局面，且对于当事人的利益影响很大，应严格程序，限制随意的行为，笔者认为，应由审委会讨论决定。

再次，笔者认为应建立司法鉴定风险告知书制度。实践中，鉴定申请人绝大多数对鉴定结果报有十分的信心，而对鉴定风险估计不足。当鉴定结论无法满足其预期期望的结果时，当事人往往对此会失去应有的理智，抱怨鉴定机构是否有业务能力，是否“公正依法办事”，是否徇私舞弊接受了另一方的“好处”，从而失去对鉴定结论理智性的判断。应当说这种心理上的落差也在一定程序上造成了目前当事人动辄要求重新鉴定的现状。而建立司法鉴定风险告知书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要限制重新鉴定的次数，防止案件陷入无止境的重复鉴定中去。从平衡保护双方当事人权利和诉讼效率两方面来考虑，一般以两次为限。

(二)落实当事人协议选择鉴定机构制度，取消法院系统内鉴定中心委托指定的做法

最高人民法院为配合《决定》的实施，2005年7月14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做好过渡期相关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法院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决定》第7条关于“人民法院不得设立鉴定机构”的规定。《通知》明确指出，《决定》实施后，各级人民法院在进行对外委托鉴定工作时要严格按照《决定》的上述规定，委托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登记和公告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以促进司法鉴定管理制度的完善。人民法院内部设立的司法鉴定机构，从名义上是管理机构，其主要职能是司法鉴定工作的委托管理和对确定的鉴定单位或鉴定人的具体鉴定工作进行监督、督促。但在司法实践中，每一件司法鉴定工作都要由市级以上法院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委托，比如我市，一件简单的交通事故案件，只要经过大庆市公安系统的鉴定，就必须委托给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鉴定中心指定鉴定机构，光委托工作就要去省城几趟，既剥夺了当事人的选择权，消耗大量办案经费和时间，给法官办理案件造成困扰，为当事人造成诉累。而对于本市有权进行伤残鉴定的机构，当事人只能听凭法院系统指定，难有选择权。最高院制定的《鉴定管理规定》明确规定，法院鉴定部门应指派专人负责协调了解鉴定情况，各级司法鉴定机构应对本级和下级鉴定人名册中的社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鉴定活动进行监督。但就目前具体情况而言，法院的鉴定部门主要在保证有效委托、协调组织当事人的鉴定材料准备、交接鉴定结论等方面展开工作，而对鉴定人、鉴定机构的鉴定活动没有能力做到有效监督。因此鉴定活动实体上的公正与否，目前主要取决于司法鉴定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且法院对外委托和组织司法鉴定的部门（以下概称鉴定部门）与业务部门相独立，同时鉴定部门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又无法具体全面有效的了解案件争议事实，以及受鉴定部门人力资源与相关专业知识方面的限制等原因，实际上鉴定部门无法切实有效地做到跟踪监督鉴定活动。因此针对这个问题，笔者以为，对于法院系统内部的鉴定机构，应改革其职能，取消每起司法鉴定必须经由法院系统内的司法鉴定中心委托指定的制度，还权于当事人，由双方当事人在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公布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名册中协议选择鉴定机构，协议不成的，由办案单位的法官在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中指定。而法院系统内的司法鉴定部门将主要精力用于司法鉴定工作的管理和对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工作的监督，可以考虑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精的鉴定人员作为技术性辅助法官，参与到司法鉴定活动的跟踪、监督工作中去。对于取消内部指定、委托的制度后法院内部司法鉴定中心怎样实行监督的问题，可以采取司法鉴定备案制度，由法院系统内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指导和监督。

（三）完善司法鉴定结论的采认制度

我国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了一切证据均需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鉴定结论经过在法庭公开质证后，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是当事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个案件往往不止存在一个鉴定结论，最后法官采纳哪一个鉴定结论，不采纳哪一个鉴定结论，法律没有明确法官必须对此进行说明。很多其他国家在立法中都确立法官必须对心证的事实和考量的因素在判决理由中明示。因此，借鉴国外的做法，我国应在判决书中载明采纳鉴定结论的理由，对当事人来说，有利于其理解和接受鉴定结论；对鉴定人来说，有利于他接受当事人和社会的监督，提高他在鉴定工作中的责任感；对于法官来说，公开理由是对法官自由心证的限制。

鉴定结论是其他六类证据证明力的延伸，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相结合，通过科学分析，才能确切地证明某个事实的客观性或者相关性。司法鉴定所得出的鉴定结论是鉴定人运用科学知识和专门技术手段对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后作出的，一般具有较高的证明力，因而往往能成为印证或审查同案其他证据的重要根据。如物证、书证的真伪有时要通过鉴定来鉴别；录音录像资料等，也常常要结合相关的仪器设备来分析，进行判断和决定取舍。

1、细化司法鉴定结论采认的标准。实践中对于鉴定结论的审查，往往主要是在形式上对鉴定书进行审查，而对于鉴定内容的实质性审查，考虑到审判人员专业技术水平有限，而无法做到真正有效进行。

(1)鉴定主体必须合法。首先，应当对出具鉴定结论的鉴定机构的法定资格进行审查。司法鉴定机构必须是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的规定成立，并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并取得进行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因此，不具有法定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应一律予以排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次，鉴定人也必须符合一定的任职标准，具备法定的鉴定资格。

(2)违反法定程序的鉴定结论应当予以排除。

鉴定人在进行司法鉴定时违反有关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可能影响鉴定的客观、公正性的，其作出的鉴定结论为无效证据，应予以排除。

其中鉴定人回避制度是指鉴定人具有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规规定的几种情形时，鉴定委托机关及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鉴定人也承担自行回避的法定义务。鉴定人违反有关回避制度，应当回避未予回避的。

其次，鉴定人员尚未达到法定鉴定人数的，鉴定结论不予采用。法定鉴定人数是指法规、规章明确规定的进行鉴定的人数。实际进行鉴定的人数不符合法律要求的，对该鉴定结论不予采纳。

最后，鉴定结论的书面格式不符合法律要求的，不予采纳。

只有符合上述要求，即内容完备、形式合法的鉴定结论才能采信。

(3)、鉴定所依据的调查资料不真实、不全面的，鉴定结论不予采信。

首先，调查资料必须通过合法程序提取、收集。司法人员应重点审查调查资料的收集、取得是否存在不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或者存在影响鉴定结论客观性、科学性、合法性的因素。

其次，关键证据需要经过庭审质证或双方当事人认可。

(4)、鉴定结论所依据的科学原理与技术方法是可靠的、成熟的，设备先进可靠。

在这个问题上，法官限于专业原因，可能无法做出准确判断，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新的科学理论与技术层出不穷，如果完全不接受尚未被普遍接受的新科学技术有时会失去对案件事实真相的证明机会，将排除据以得出的更科学、可靠的鉴定意见。但是，在目前我国法官对于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审查能力较低的情况下，应当采取保守策略。必要时引用专家辅助人进行质询，帮助法官鉴别鉴定结论的采认。

2、对于司法鉴定结论进行审查判断后，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做出处理。

(1)、对鉴定主体具备鉴定条件，结论所依据的鉴定材料真实、合法，引用技术标准准确，论据充分，论证、分析方法正确严谨，结论明确，并能够解决案件中专门性问题的司法技术鉴定结论，应当作为定案的根据和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2)、对鉴定人具备鉴定条件，但结论依据不足或送检材料发生了变化，或论证、分析有疏漏，或结论性意见不全面的司法技术鉴定结论，应当组织原鉴定人，在原来鉴定的基础上进行补充鉴定，补充鉴定后，将原鉴定结论与补充鉴定一并作为定案的根据。

(3)、对结论依据不真实，论证、分析谬误较多或结论不明确，而鉴定人拒绝进行补充鉴定的，或原鉴定人不具备鉴定条件的司法鉴定结论，不应作为定案的根据，应当组织进行重新鉴定。

(4)、对司法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之间有矛盾，或对同一鉴定事项已形成不同结论意见的情形，可以指派或聘请其他鉴定人，对原鉴定结论进行复核，复核后，可将复核意见及认同的原鉴定结论一并作为定案的根据。

(5)、在运用司法鉴定结论证明案件时，应当注意不要将限定性结论直接当作确定性结论使用，应当尽量收集相关证据，以便进行补充鉴定，或限定性结论的运用提供证据环境。

(6)、在案件的侦查和审理中，应当避免以司法鉴定结论作为唯一可靠的证据定案，以防止因鉴定结论有误而导致错案。

(四)完善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9条第1款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根据《决定》第13条第2款第3项的规定，鉴定人或者鉴定机构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拒绝出庭作证的，由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从事司法鉴定业务3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处罚；情节严重的，撤销登记。

然而仅此两个条文规定鉴定人出庭作证显然是乏力的，其仍难以妥善的解决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困境。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制裁程序如何实施、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权利及其保障、鉴定人经济补偿、安全保障、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例外法定情形等都缺乏一个系统的规定。笔者认为，要切实保障鉴定人出庭作证，还需完善以下几方面的立法：

1、细化完善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及制裁程序 虽然决定中对鉴定人不出庭制定了处罚措施，但只是行政上的处理手段，对于因鉴定人不出庭导致鉴定结论不被法院采信的情况下，笔者认为，是否可以由法院直接责令鉴定机构退还鉴定费用，并可以防碍诉讼予以适当罚款，至于当事人因此获得民事赔偿请求权更是应有之义。

2、增加司法鉴定人的权利

为了保障鉴定人出庭作证并如实客观接受法庭质询，笔者认为应增加鉴定人的以下权利：第一，知情权。鉴定人有权查阅与鉴定事项有关的案卷材料，有权要求有关机关为其进行鉴定提供必要的条件，送交有关检材和比对原始材料，介绍案件有关的情况。第二，获得法律保护权。鉴定人因鉴定行为而受到的其他人员对其本人或近亲属的人身财产的侵害，有权提出控告，获得法律保护。第三，独立意见权。司法鉴定人有权独立进行鉴定，不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干扰，独立运用自己所具有的专门知识或技能，对案件中的专门问题独立进行分析、鉴别和判断。第四，拒绝鉴定权。司法鉴定人有正当理由有权拒绝鉴定，如当事人或司法机关不及时提供所需的信息和材料等。第五，报酬请求权。鉴定人因出庭作证而受到的经济损失，所支出的车旅费、食宿费、误工费等，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

3、明确鉴定人出庭例外的法定情形

笔者认为，在符合以下情形并经人民法院准许，鉴定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第一，诉讼双方及法官对鉴定结论均无异议的；第二，经过庭审质证，诉讼双方对鉴定结论均无异议，但鉴定文书存在标点、错别字或语言不规范等方面的瑕疵，可以由鉴定机构、鉴定人进行书面补正；第三，年迈体弱、患有重病或行动极为不便且在较长时间内无法恢复的；第四，鉴定人已经死亡、失踪或者居所不明的；第五，因路途遥远且交通不便无法出庭的；第六，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意外事件无法出庭的；第七，经合议庭认可的其他特殊原因。鉴定人的出庭例外的法定情形和鉴定人必须出庭的法定情形相结合，才能更加明确界定鉴定人的权利和义务。对于存在例外情况时，鉴定人的鉴定结论也必须事先经过法官和控辩双方的共同审查，并针对当事人的异议提出详尽的书面意见接受质询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否则，法官应当否认其证据效力，而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4、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第61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人民法院准许其申请的，有 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学界普遍将该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称为“专家辅助人”或“专家证人”。鉴于司法鉴定涉及专业知识与特殊技能，只有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才能对鉴定人的鉴定结 论展开实质性的质证活动。专家辅助人可按照实际需要，分为“为法院服务的技术陪审员”和“为当事人服务的技术顾问”两种。技术陪审员的职责在于协助法院处 理其掌握技术和经验的事项，根据法院指令参与诉讼程序，特别是法院可指令技术陪审员出席全部或者部分开庭审理，就有关问题向法院提出建议。技术陪审员与当 事人不直接联系，具有独立性和中立性。为当事人服务的技术顾问是指，为了保证当事人有效行使对鉴定人进行交叉询问的权利，法律允许其分别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辅助人为本方当事人的利益询问鉴定人，鉴定人对当事人及其专家辅助人提出的问题应予以详细解答。当事人聘请专门人员代理其出庭，在法庭上对证据（包括鉴定结论）进行质证、认证，有利于提高法庭对鉴定结论的认证能力。

(五)完善对司法鉴定的监督制度 在司法鉴定实践中，法律没有赋予当事人对司法鉴定的参与权与监督权，而没有当事人监督与参与的鉴定过程所产生的鉴定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给当事人以鉴定过程的监督权能够有效地消除单纯由司法机关决定鉴定所引起的不合理怀疑现象。先进的现代诉讼制度，其司法程序应当是公开、透明化的，而且也应该是各方充分参与、监督的，这是“现代程序正义”原则的内中要求。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需要赋予当事人按正当程序要求依法享有鉴定过程参与与监督的权利。

在实践中，这种参与与监督权主要应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当事人对司法鉴定的基础，即鉴定检材、样本的产生程序正当合法与否进行监督。法院在对外委托鉴定之前，首先应当对其送检的鉴定检材、样本交由当事人双方进行充分地质证（并告知各方的举证责任），未经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鉴定材料。其次，法院对外委托后，鉴定机构要求补充材料的，补充的材料也必须经当事人质证，否则也不得作为鉴定材料。法律应当禁止鉴定机构在未经法院同意或到场情况下私自向一方当事人收集、补充证据材料。

2、鉴定作出鉴定结论后，法院在审查过程中，当事人也有参与、监督的权利。

鉴定结论审查过程中，当事人有权提出基于相关证据的异议与合理怀疑，当事人有权要求鉴定人进行说明。当事人也可聘请相关专家提供技术服务支持，向法院进行说明相关问题。

三、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制度的重构

(一)设立司法鉴定机构资质等级制度

我国现行的司法鉴定机构不划分等级，处于平级地位，这给司法鉴定，尤其是重新鉴定带来很大的困扰。对于平等地位的两个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孰优孰劣，很难判断，且难以说服当事人，引起许多无谓争议。虽然分级制度可能会使法官单纯以鉴定机构的等级来判断鉴定结论的准确性，但相较其缺点而言，设立司法鉴定机构的资质等级有以下优点，（1）可以划分司法鉴定机构从业技术范围，明确开展某项技术必须具备的专业人员和技术设备，充分贯彻司法鉴定亲历性的特点，从而保障鉴定质量和水平。（2）为司法鉴定机构的发展明确了方向，通过资质等级的年检，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培养了鉴定人的选择趋向，必然产生一批具有规模的优秀鉴定机构。(3)虽然等级高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不必然正确，但其正确的概率应更高于等级低的鉴定机构。这也给法官审理案件带来便利，既然对于专业性问题需要专业性机构来出具鉴定结论进行判断取舍，那么级别更高、专业人员素质更强的机构出具的结论更接近正确。(4)鉴定机构划分等级之后，还可以防止当事人一方无理纠缠，无限期拖延审理或盲目重复鉴定。笔者认为，实行“三级”等制和“存疑举证”制比较恰当：初级鉴定后，当事人双方没有异议的，签字生效，终结鉴定；如果当事人对初级鉴定怀疑和提出异议，并且具有《证据规则》第二十七条情形之一的，可以重新委托上级(上一级或上两级)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如果第一次鉴定就是在最高级别的鉴定机构进行，没有明显瑕疵的情况下，应当终局，不再鉴定，如果存在程序严重违法的情况下，可以另行委托其他最高级别司法鉴定机构进行。

1、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人职业资格考试考核制度

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人职业资格考试考核制度来选拔人才、规范准入行为，是我国司法鉴定人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基础。

2、实行司法鉴定主体资格统一认定制度

司法鉴定所涉及的都是专业性很强的专门性问题，因而对司法鉴定人员的理论功底和专业技能的要求都是很高的。为保证司法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公正性，需要由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主体的资格进行认定。

3、严格鉴定准入制度

司法鉴定机构以内的所有鉴定专业都应通过认可，按照统一的标准，由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进行资格审核，并进行严格的年检制度，保证鉴定机构的水平。

4、建立鉴定机构评估制度

为了提高司法鉴定机构的服务质量，形成良好的竞争局面，应该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自治评估认证制度。通过对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的资质条件、技术水平、业务能力、内部控制体系、设备配置、鉴定结论的采信率和错鉴、误鉴率、服务质量、投诉核实率、社会信誉度等方面进行统一、全面、综合性的评估，以确定其在行业内的资质和技术等级，进而引导社会对司法鉴定资源进行合理的选择，对司法鉴定主体进行有效的监督。

(二)发展单一联合专家证人制度 在审判实践中，审判法官对于案件涉及的一些专门性问题均采用司法鉴定的方式解决，而这些案件有的只是涉及比较常规的专业常识、行业规则，不需要交付专业鉴定人进行复杂的分析、研究得出鉴定结论。同时在考虑到当前司法鉴定成本还是比较大的情况下，笔者建议采用“单一联合专家证人”制度，对诉讼中所涉及的一些专门性、行业性问题，由单一联合专家证人居中说明问题。

在 科学技术及工商业高度发达的今天，诉讼越来越多涉及到科学、技术、工业、商业性的专业性问题。而在诉讼中，当事人经常会提出一些专业常识性问题或行业规 则，而双方当事人往往会对这些专业常识性问题及行业规则的具体含义存在不同意见。而这些专业术语、常识及行业规则并非为法官所熟知，不能成为法官司法认知 的对象。为了澄清这些专业常识、术语及行业规则的具体含义，法官需要依靠专家型辅助人的帮助，这个时候“单一联合专家证人”就可以发挥重要的诉讼作用。而 “单一联合专家证人”与“专家辅助人”又不同，其是在双方当事人都同意的情况下，由法院选择在相关行业领域内有一定知名度、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知识、经 验、技能及培训经历的专家作为诉讼中所涉问题的中间说明人，而对案件所涉的专业常识、术语或行业规则进行独立、中立地分析、说明。其并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 人的利益，而只对自己职业与案件事实负责。但如果当事人双方不同意采用“单一联合专家证人制度”，或案件所涉问题不屈于“普遍性”范畴上的专业、行业性问 题当事人双方争议较大的，则仍应采用鉴定人制度，因此单一联合专家证人制度是作为司法鉴定制度的辅助性制度而存在。

这种鉴定人与专家证人并存的制度，有利于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更多的尊重当事人的程序自由与程序自治，并有效减轻法院的诉讼负担，同时也有利于减轻诉讼成本，有助于提高司法审判的效率。

审判法官也可以对在鉴定结论中发现的疑问之处，咨询相关行业知识经验比较丰富的专家。笔者建议可以由高院、中院根据地区实际，制定一份各行业专家名册，以供参考。

(三)健全司法鉴定机构的责任制度

鉴定机构及鉴定人的责任制度是司法鉴定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责任制度是否科学严密，直接关系到鉴定制度的具体运行效果。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作为面向市场运作的中立鉴定主体，其与委托鉴定人 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如果受托人没有尽到勤勉谨慎的义务而造成委托人损失的，理应承担民事赔偿。但是，我国现行法律制度 中，在责任制度的设计上，却只规定了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故此，笔者认为《决定》应该增加民事赔偿责任制度。在具体的责任制度设计上，由于司法鉴定人承办业务，由司法鉴定机构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统一签订书面委托合同，因此，发生损害时，由司法鉴定人所在的司法鉴定机构首先承担赔偿责任。司法鉴定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司法鉴定人追偿。特聘的鉴定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也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由于特聘鉴定人直接接受委托，因此发生损害赔偿时，由该鉴定人直接承担赔偿责任。鉴于司法鉴定工作存在较大的职业风险，因此在承担责任方面，宜采取比较严格的过错责任制度，鉴定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给委托人造成损失，方承担赔偿责任。鉴定人在工作中的一般过失，即使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也不承担责任。

另外，我国还应该借鉴德国、法国的鉴定人责任机制，确立鉴定人拒绝鉴定责任、超期鉴定责任等，以增强鉴定人的责任感，保证鉴定结论的公正性、客观性、准确性。此外，对于法院采取了鉴定人错误的鉴定结论而导致一方当事人败诉，间接造成当事人损害的，即错案责任赔偿的主张，笔者认为，法律上对鉴定人的责任追究和赔偿只能限于两个方面。一是故意作虚假鉴定结论，属于提供伪证行为，这在刑法上有相关规定，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二是在鉴定过程中重大过失、玩忽职守给诉讼活动造成一定损害后果，如遗失检材或样本；或工作不认真，操作程序和方法严重违反科学规则，导致结论失实；或者严重泄露案内秘密，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等等，应予赔偿。除此之外，由于鉴定结论分歧或技术水平失实而导致起诉、审判上的失误，是否要追究鉴定人的法律责任和承担部分经济赔偿，笔者认为应慎重对待。

第三篇：法律知识问题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申请审查的相关

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申请审查的相关问题

翁秀明

【提要】民事诉讼中，对当事人的司法鉴定申请，法院应当从需鉴定的事项与待证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与待证案件事实之间的必要性和鉴定成本与诉讼标的价值之间的可比性等方面进行审查，从而决定是否启动司法鉴定程序，一方面避免司法鉴定程序启动的随意带来的诉讼成本的增加，另一方面确保当事人的合法的诉讼举证权利。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需要当事人在指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出鉴定申请、预交鉴定费用及提供相关材料，并且需经法院同意。但是，对当事人提出鉴定申请后，法院应当在什么情况下同意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呢?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明确。对此，我们认为可以从学理观点、法律规定和实践操作三个层面，对当事人申请司法鉴定行为的性质、法院审查鉴定申请的性质和法院审查鉴定申请的标准把握这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从而梳理出这一问题的解析思路，一方面避免司法鉴定程序启动的随意带来的诉讼成本的增加，另一方面确保当事人的合法的诉讼举证权利。

一、当事人申请鉴定行为的性质

对当事人申请鉴定的行为，在学理上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当事人申请司法鉴定即申请证据，是当事人提供证据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申请证据当事人举证方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司法鉴定是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和审查判断证据的一种形式，由当事人申请后必须经法院许可同意后才能由法院委托有关部门进行。

这两种看法对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产生了不同影响。如果认为申请鉴定是当事人的举证方式，则当事人申请鉴定只要在客观上具备鉴定条件并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期限，法院就应当启动鉴定程序，否则就不应当让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如果将鉴定视为法院调查证据、判断证据证明力的一种方法，则鉴定不过是法院获得心证的一种手段，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是法院的职权行为。

随着民事随着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这两种观点之间界限越来越模糊了，主要原因在于法院职权调查的范围收缩了，明朗化了，并且司法实践中由于对质证的强调和重视，使原来作为法院职权象征的调查收集证据行为，也要受质证的制约，成为法庭上双方当事人质辩的对象。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明确指出，对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也须质证，否则不能作为裁判的基础。另一原因是法院的心证公开化的要求。由于要公开心证理由，法院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就必须有合理的、能说服别人尤其是当事人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很难通过暗箱操作的方式获得对案件事实的心证。所以，对申请鉴定在理论上究竟系当事人的举证方法，还是法院收集和判断证据的手段，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见。

对此，我们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的行为实际上已纳入当事人举证行为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1]规定，鉴定结论属于法定证据各类之一，法律应当允许其由当事人提供，并且作为举证负担由当事人来承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也明确规定[2]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由此，从现行立法看，当事人申请鉴定属于当事人举证的一种形式。

二、法院审查鉴定申请的性质

当事人申请鉴定属于当事人举证的一种形式，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申请鉴定后法院就必须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因为当事人的鉴定申请还必须接受法院的审查，《民事诉讼证据规则》[3]明确规定当事人申请

鉴定经法院同意后，才能确定鉴定机构，也就是才能启动鉴定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申请鉴定予以审查限制已经成为共识。这主要是由司法鉴定自身的性质所决定。

鉴定结论是鉴定人运用自己的专门技术知识、技能、工艺及各种科学仪器、设备等，对在诉讼中出现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后所提供的结论性意见。根据《民事诉讼法》[4]的规定，法院对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民事诉讼证据规则》[5]规定，由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或法院指定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无论是法定鉴定机构还是指定鉴定机构，对其要求具备的条件以以下特征：其一，专业性，即鉴定机构在某一特定领域必须具有专门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其二，中立性，即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必须与案件审理结果或与案件当事人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其三，限定性，鉴定机构一般是法定的或法院指定的。由此得出的司法鉴定结论，通常具有权威性，也是排他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6]规定，对法院委托鉴定部门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如果当事人未能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可以确认这种鉴定结论的证明效力。也就是说，当事人提供的反证虽然有一定的说服力，甚至使之真实性与这种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也不能达到推翻这种鉴定结论的效果，这种“足以反驳”是指在证明效力上具有一种明显的优势时方可予以认定。这同时也表明，在一定程度上鉴定机构实际起着对法院审判职能的辅助作用。据此，当事人提出鉴定申请后，法院通常予以审查，经法院同意后，司法鉴定程序才能启动。从理论上进一步分析，法院对当事人鉴定申请的审查，实质上可以归入法院对证据审查的范畴。当事人提出鉴定申请，法院如果形成肯定性的审查意见，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形成具有较高权威和较强排他性的司法鉴定结论，通常就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为从证据规则上看，要否定这种鉴定结论的效力难度较大。从这个角度讲，法院对当事人鉴定申请进行审查，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对鉴定结论证明力的一种前置性审查，或者说是对其必要性的一种限制性审查，因为法院支持当事人的鉴定申请，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支持了鉴定结论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力。如果法院对当事人的鉴定申请形成否定性的审查意见，不启动司法鉴定程序，表明法院从根本上否定了鉴定结论这一证据形式对个案的证明效力。

三、法院审查鉴定申请的标准把握

对当事人的鉴定申请法院需要进行审查，但是如何审查在立法上尚属“空白”。对此，我们认为，既然法院审查当事人鉴定申请可以纳入证据审查范围，那么对当事人鉴定申请的审查可以遵循或者是借鉴法院对证据审查判断规则。

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民事诉讼法》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即“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7]要求“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这基本上确立了法院依法独立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这些原则都有自身丰富的涵义。具体到对当事人司法鉴定申请的审查，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审查需鉴定的事项与待证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

当事人申请鉴定的事项，如果法院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最终体现为鉴定结论，鉴定结论是用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从一般意义上讲，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有三性，即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按正常司法程序得出的鉴定结论在真实性和合法性上通常不存在问题，关键是其与案件事实是否具有关联性，如果不具有关联性，则该鉴定结论不被法院采用，当事人申请鉴定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在审查司法鉴定申请时，主要是审查待鉴定事项与案件事实是否具有关联性，有关联性可以启动鉴定程序;没有关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必要。

证据的关联性包括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资格与证明力问题，证据资格指向证据能力。英美法重在从证据能力方面审查证据的关联性，而大陆法侧重从证明力方面审查证据的关联性，《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保持了大陆法的观念。所以对待鉴定事项与案件事实关联性的审查，应侧重待鉴定事项对案件事实证明力方面的审查。当案件事实通过现有证据无法证实需要待鉴定事项予以支持，并且待鉴定事项对此存在较大的证明力时，法院可以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否则司法鉴定程序应当慎重启动。

(二)审查需鉴定事项与待证案件事实之间的必要性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对当事人而言，是否提供证据或者提出的证据是否充分，将直接关系到胜诉或败诉的法律后果。当事人为避免不利的法律后果，会积极调查收集证据，包括申请法院进行司法鉴定。但由于案件复杂多样，有些案件难以找到直接证据，无法直接证明主张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考虑个案的具体情况，如果依据案件已有的各种间接证据，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以通过事实推定来确定争议的案件事实，则无须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其次，如果按照当事人约定或法律规定，亦可进行合理地判断，也应当避免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这样一方面可以免除或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司法成本的支出，节约司法资源。

(三)审查鉴定成本与诉讼标的价值之间的可比性

《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由其承担不利后果。基于此，当事人在诉讼中会竭力提供各类证据，包括提出鉴定申请。而司法鉴定是需要支付不菲的鉴定费用，这一鉴定成本也应当纳入法院对司法鉴定申请审查的考虑之中。我们认为，在纯财产争议的案件中，只有当鉴定成本与诉讼标的价值之间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法院才应当考虑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如果当事人申请鉴定的成本与诉讼标的价值之间不具有可比性，比如说当事人申请鉴定的成本高出诉讼标的的价值时，法院如果单纯追求表现的公平与正义，为给当事人一个确切的无可争议的说法而启动司法鉴定程序。这样产生的结果是即便一方当事人胜诉，其财产权益不仅得不到实现，反而将导致其财产利益受损，从法院角度讲，很难说是真正实现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诉讼目的。对此，我们认为，在纯财产争议案件中，对争议事实如果必须通过鉴定来证实，而当事人的鉴定成本高出或者与诉讼标的价值相当时，对当事人的司法鉴定申请可以不予支持，并适用公平原则处理双方争议。

此外，在对当事人鉴定申请进行审查过程中，还应当注意克服片面强调鉴定结论作用的不良倾向。一个案件通常有各种证据，不同的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也多种多样，表现出不同的可确定度。可确定

度高的证据往往可以单独认定某一案件事实，而可确定度低的证据必须与其他证据结合在一起，才能认定某一案件事实。一般说来，在同一个案件中，基于司法鉴定结论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其与案件事实通常呈现较高的可确定度。这就容易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一种片面强调鉴定结论作用的不良倾向，造成司法鉴定程序启动的随意性。

当然，法院在审查当事人鉴定申请时，也不能违背法律关于司法鉴定申请审查的立法本意，剥夺当事人正当的司法鉴定申请权利，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当事人申请司法鉴定有正当的目的和理由，符合法定的期限和费用交纳等条件，法院应当启动司法鉴定程序。

第四篇：论民事诉讼中第三人制度的缺失与完善

论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的缺失与完善

来源： 作者： 日期：08-12-07

关键词： 诉讼第三人/辅助参加/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内容提要： 我国香港、台湾、澳门地区的民事诉讼法都对诉讼第三人制度做了详细的规定，相比之下，大陆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对诉讼第三人制度却规定的极为简略，制度设臵上存在很多缺陷，尤其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应该完善。在诉讼诈害时，应该允许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而将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分解为准独立第三人和辅助参加人。

诉讼第三人制度，也称诉讼参加制度，是民事诉讼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诉讼参加是指以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为目的，第三人参加到他人已经开始的诉讼中去的一种诉讼行为。这一制度的设立打破了传统的“两造”诉讼的格局，承认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准确全面地查明案件事实，同时也为了维护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允许原、被告之外的第三人参加到系属中的诉讼中来，成为诉讼当事人。尽管不同国家的第三人制度存在着差异，但所体现的则是共同的诉讼规律或要求，即以同一诉讼程序合并审理与本案有一定关联的案件或法律关系，以便于法院以尽可能少的投入查明案件事实和彻底解决纠纷，并避免法院对相关联的两个案件做出矛盾判决[1].我国大陆地区的民事诉讼第三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由于制度规定的极为简略，特别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一直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批评。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法律制度与大陆的法律制度不同，具体到民事诉讼制度也不相同。本文拟通过比较研究两岸四地的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加强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法律交流，同时对大陆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

一、香港地区的诉讼第三人制度

香港法律制度属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有着关于诉讼第三人的丰富的理论和实践不同，在英美法中，只有原告和被告之分，不同的法律关系可通过诉的合并、反诉及其他追加之诉等方式救济[2].因此，香港法律中并没有专门的诉讼第三人的规定，但《香港高等法院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中规定了第三方被告程序和第三人加入制度，该两项制度与大陆法系的诉讼第三人制度相类似。根据《规则》第16号命令的规定，第三方被告程序是指，主诉的被告可能对第三方有一项与主诉的原告的诉讼相联系的或是与原告申请的救济基本上相同的救济请求权，在此情形下，主诉的被告能对第三方提起诉讼并由此形成的程序。[3]该程序的效力是把第三方作为主诉被告的被告，对主诉被告可能对原告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予以补偿或分担[4].第三方可依被告将该第三方追加到诉讼中的相同理由，将第四方引入诉讼，其目的是由第四方对第三方可能对被告承担的法律责任予以补偿或分担。第三方被告程序设立之目的在于给抗辩的一方当事人提供更加充分的寻求保护的机会，它类似于大陆法系的辅助参加制度。第三人加入制度是由《规则》第15号命令第6条规则予以规定的，是指法院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在特定情形下，可以应申请或主动将诉讼外的第三人引入诉讼中，使其成为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具体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任何本应已被加入有关诉讼成为一方当事人的人，或任何有必要到法庭以确保有关诉讼中的所有争议事项有效、完全地予以裁定或判决的人；二是任何与诉讼的任何一方当事人之间可能存有任何问题或争议的人，而该问题或争议是由该诉讼中所请求的任何救济或补救所致、或是与之有关的，且法庭认为就该问题或争议在该人与该一方当事人之间以及就诉讼的各方当事人之间一并作裁定，是公正适宜的。第三人介入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法院根据案情的判断主动将第三人引入到诉讼中；二是第三人申请加入到诉讼中，成为诉讼的一方当事人。而且《规则》规定，除非第三人同意，不得将第三人加入诉讼成为原告。所以，通常情况下，第三人加入诉讼成为被告一方。

二、台湾地区的诉讼第三人制度

台湾地区法律制度隶属大陆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一样把诉讼第三人制度称为诉讼参加制度，包括主参加、辅助参加、共同诉讼参加三种类型。其中主参加诉讼相当于大陆地区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诉讼，但台湾民事诉讼法将其规定在共同诉讼一节中，认为其属于特别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该法第54条规定：“就他人间之诉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于第一审或第二审本诉讼系属中，以其当事人两造为共同被告，向本诉讼系属之法院起诉：

一、对其诉讼标的全部或一部，为自己有所请求者；

二、主张因其诉讼之结果，自己之权利将被侵害者。”台湾民事诉讼法认为主参加人必定是以本诉的双方当事人为被告，在性质上属于共同诉讼，故在立法体例上将“主参加诉讼”归于“共同诉讼”。台湾民事诉讼法第58条对辅助参加做出界定，即“就两造之诉讼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之第三人，为辅助一造起见，于该诉讼系属中，得为参加。参加，得与上诉、抗告或其他诉讼行为，合并为之。”在辅助参加中，参加人可以辅助当事人为一切诉讼行为，参加人必须按其参加时的诉讼程度实施诉讼行为，其行为不得与被辅助参加人的行为相抵触，[5]凡依参加时之诉讼形态，被辅助参加人已不得为之诉讼行为，参加人亦不得为之，但参加人实施被辅助参加人未为的行为不构成抵触；参加人不得为被辅助参加人提起再审之诉或申请再审；参加人不得实施变更诉讼标的以及不利于被辅助参加人的行为；参加人的行为出于辅助被参加人目的以外的，其行为不发生效力，但不得因此而驳回其参加[6].从诉讼参加的效力来看，参加人必须受本诉判决的拘束，对其所辅助之当事人不得主张本诉讼判决不当；在被参加人败诉后，另行对参加人提起相关诉讼时，参加人不得再争执前诉之判断。但台湾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了例外情况“参加人因参加时诉讼之程度或因该当事人之行为，不能用攻击或防御方法，或当事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不用参加人所不知之攻击或防御方法者”，此时，参加人可主张本诉判决不当，对其没有约束力。共同诉讼参加，是指诉讼标的对于参加人及其所辅助之当事人必须合一确定的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人，其不加入为共同诉讼人，而仅参加诉讼。共同诉讼参加人的内部关系准用必要共同诉讼人的内部关系的规定。同时，依照诉讼参加的性质，凡参加人所不得实施之诉讼行为，如放弃、认诺、撤回、和解、诉之变更、追加、提起反诉等，共同诉讼参加人也不得实施[7].三、澳门地区的诉讼第三人制度

澳门地区的法律制度也属于大陆法系。澳门民事诉讼法典设专门一节规定第三人参加诉讼，将第三人参加诉讼分为主参加、辅助参加以及对立参加三类；每种类型的参加又分自发参加和诱发参加两种情形，其中自发参加是指第三人主动参加到本诉中，诱发参加是指由本诉当事人召唤而参加到系属中的诉讼中。澳门民事诉讼法中的主参加制度不同于台湾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主参加，而类似于台湾地区的共同诉讼参加制度，是指第三人对于案件中的诉讼标的具有与原告或者被告相同的利益，因而以主当事人的身份参加到诉讼中来的情形。[8]参加人自其参加之时起享有主当事人的所有权利。[9]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召唤有权参加有关诉讼的利害关系人，联同其本人或对方当事人一同参加诉讼。[10]辅助参加人在诉讼中不具有主当事人的身份，是辅助一方当事人进行诉讼的。有关辅助参加人在诉讼中的地位、享有的诉讼权利以及诉讼判决对参加人的效力等都与台湾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类似。对立参加相当于大陆地区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是指参加人与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利益都对抗，而参加到诉讼中来，以主当事人的身份以本诉的原告和被告作为共同被告提出独立的诉讼主张。除参加人可以起诉的方式参加诉讼外，澳门民事诉讼法典非常富有特色地规定了本诉被告可以传唤第三人以主当事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具体是指，如被告愿意满足原告的主张，但知悉第三人声称具有与原告之权利不相容之权利的，可以在答辩期届满前，申请传唤该第三人，以便其提出自身独立的主张。[11]第三人经传唤未提出其主张时，除有例外规定，法院按原告的请求对被告做出判决，该判决对该第三人具有确定力。[12]经本诉被告传唤而参加诉讼的对立参加人，在诉讼中具有被告地位。[13]

四、比较分析大陆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的不足及其完善

与香港、台湾及澳门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对诉讼第三人制度进行了详细规定不同，大陆地区《民事诉讼法》中仅以第56条一个条文对诉讼第三人予以规定，规定得极为简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6条的规定，诉讼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诉讼系属中的诉讼标的的一部或全部认为有独立的请求权而提起诉讼的第三人，其在诉讼中的地位相当于原告，享有完整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本诉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可以参加诉讼。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不具有独立当事人的地位，只是辅助一方当事人进行诉讼，只有在法院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下，才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才有权上诉。现通过将大陆地区的诉讼第三人制度与其他三个地区的相关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揭示我国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完善对策。

（一）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的不足及其完善

与大陆地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相对应，台湾民事诉讼法中称为主参加，澳门民事诉讼法中称为对立参加，香港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与之相对应，但其《规则》所规定的第三人加入制度可以涵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情形。四个地区关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规定基本类似，不同点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依据不同。大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依据，仅限于对本诉的诉讼标的的一部或全部有独立的请求权；台湾民事诉讼法规定，主参加人的参加依据包括第三人对本诉的诉讼标的的一部或全部有独立的请求权，或者第三人主张本诉的诉讼结果会侵害其权利；澳门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三人以对立参加方式参加诉讼的依据是第三人与本诉当事人的诉讼主张的一部或全部相对立；香港《规则》中的第三人加入制度主要是以一次性解决纠纷为目的，除了第三人对本诉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情形外，应该包括第三人主张本诉的诉讼结果会侵害其合法权益时，法院可以允许该第三人加入到诉讼中，使其成为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二是参加诉讼的方式不同。大陆和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第三人以起诉的方式参加诉讼；澳门民事诉讼法规定除第三人自发参加诉讼外，本诉的被告可以召唤第三人参加诉讼；香港《规则》规定了第三人加入诉讼的方式包括法院主动将第三人引入诉讼和第三人申请加入诉讼。

现代司法发展的趋势之一是，尽可能地通过一个诉讼解决更多的纠纷，提高诉讼效益。显然，在本诉的诉讼结果会侵害第三人的合法权利即出现诉讼诈害情形时，允许案外第三人以独立当事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一方面加大了法律对第三人权益的保护力度，同时也契合了这一发展趋势。另外，民事诉讼法应赋予诉讼诈害情形下的第三人独立参加诉讼的权利的理由，还有以下两个方面：（1）防止诉讼诈害行为的发生。实际生活中确实存在着本诉原告与被告相互串通，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转移财产、恶意侵害第三人债权的行为。例如，甲向乙主张请求给付一定金额欠款的诉讼，只要丙认为“因其诉讼之结果自己之权利将受侵害”，他就有权提起主参加之诉，请求确认甲、乙之间不存在该债权。丙提起这样的诉讼动机是防止甲、乙共谋提起诉讼，侵害自己的债权。甲对乙的债权越多，对丙越不利[14].这种情况下，允许第三人以提起诉讼的方式参加到本诉中来，可以充分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遏制虚假诉讼、恶意诉讼行为。（2）除允许该种情形下第三人以独立参加诉讼的方式参加系属中的诉讼外，没有其他方法能给予第三人以更有效的保护。在民事诉讼法中，只有诉讼参加制度允许诉讼外的第三人参加到系属中的诉讼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在本诉的诉讼结果会侵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时，此时该第三人的利益与本诉当事人的利益是相冲突的，不符合辅助参加的要件。另外，对于民事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异议制度，即在执行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之全部或一部主张权利，而向执行法院提出的异议[15]，由于执行程序中的异议权属于事后救济，不能给予受侵害的案外第三人以及时的保护。所以，建议允许第三人在本诉的诉讼结果会侵害其合法权益时，提起防止诈害之诉，及时保护第三人的利益，遏制当事人滥用诉权。

在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方式问题上，除该第三人主动参加诉讼外，是否承认法院有权主动将第三人引入诉讼或者由诉讼当事人将第三人引入诉讼，需要进一步分析。如上所述，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其提起的诉讼中处于原告的地位，享有原告的一切诉讼权利，承担原告的诉讼义务；而基于处分原则，是否提起诉讼是当事人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强迫当事人起诉；法院更要严格执行不告不理原则，不得主动将案外人作为原告引入诉讼。从这个角度讲，不应允许法院主动或由诉讼当事人将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引入诉讼。然而，澳门民事诉讼法规定，由本诉被告传唤而参加诉讼的对立参加人在诉讼中具有被告地位；香港《规则》也规定，除非第三人以书面等方式明确表示同意，不得将第三人加入到诉讼中，使其成为原告一方。可见，澳门和香港地区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由被告或法院将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引入诉讼时，该第三人在诉讼中一般具有被告地位，因而不会对当事人的起诉权造成侵害。而且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毕竟不同于原告直接向法院起诉，它是在本诉已系属于法院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到该诉讼中，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第三人自身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彻底地解决纠纷。实践中存在这样的情形，即法院在审理本诉的过程中，发现诉讼外第三人将来还会提起诉讼，涉及本诉讼的权利义务关系，认为最好将该第三人引入该程序，一起加以解决，但该第三人并不知晓进入本诉。此时若承认法院可以发动职权通知该第三人参加诉讼或由本诉当事人通知该第三人参加诉讼，则有利于扩大诉讼解决纠纷的功能，就相关之纠纷在本诉讼中一起解决。但其弊端则是会拖延本诉讼当事人之间纷争的解决，不利于本诉当事人权利的及时确定和实现，当事人及第三人有时甚至会利用这一制度达到拖延诉讼的目的。所以，若是承认可由本诉当事人通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则必须赋予法院相当之权力对此进行审查，判断是否存在拖延诉讼的可能；在法院主动依职权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时，更是扩张了法院的职权。扩张法院职权的理论前提是假设法官会慎重、适当地行使职权，是建立在对法官专业能力和职业操守充分信任的基础之上的。[16]而目前我国大陆地区法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职业道德水平尚有待提高，显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因此，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还不宜允许法院依职权主动通知或由本诉当事人通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的不足及其完善

大陆地区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一直受到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的批评，问题主要集中在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权利与其承担的义务不一致。台湾和澳门地区民事诉讼法中的辅助参加制度、香港民事诉讼法中的第三方被告程序制度，与大陆地区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相类似。但香港的第三方被告程序，第三方在该诉讼中的地位等同于被告，享有诉讼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从这点来讲，其与大陆法系的辅助参加制度是不一样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台湾、澳门民事诉讼法中的辅助参加人相似，在诉讼中起着辅助一方当事人进行诉讼的作用，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当事人，而且从参诉的根据来看也都是基于其与本诉的诉讼结果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但在诉讼中他们各自的诉讼地位以及享有的诉讼权利是不一样的，其中最主要的差别体现在参加人与其辅助的一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判决对参加人的效力上[17].台湾、澳门民事诉讼法上的辅助参加人自始至终都是以一方当事人的辅助者这一角色出现的，其与所辅助的该方当事人之间不可能出现对立关系，而且法律上也明确规定辅助参加人可辅助一方当事人为一切诉讼行为，但其诉讼行为不得与其辅助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相抵触。因此，辅助参加人在忠实于其辅助一方当事人的前提下，享有与当事人基本相一致的诉讼权利，而且不得判决该参加人承担责任，这一点在台湾、澳门的民事诉讼法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这是根据民事诉讼法基本原理推出的应有结论——在民事诉讼中不得判决非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而大陆地区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并不总是与其辅助的一方当事人利益一致，在判决参加人承担民事责任时，参加人就与其辅助的一方当事人的利益相对立，基于此，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辅助参加人”。也正因为如此，依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人是不享有完全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除非其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18].然而，只有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才享有当事人权利这一规定，违背了“不诉者不判”的原理。判决某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是，该人是诉讼的当事人，享有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并充分采用了攻击或防御方法。

基于上述分析，必须对我国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进行改进。可以借鉴香港的第三方被告程序和台湾、澳门地区的辅助参加制度，将现行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由本诉的被告以起诉的方式，将第三人引入诉讼，以分担或补偿本诉被告可能对本诉原告承担的责任。此时形成两个相关联的诉讼，本诉原、被告之间的诉讼和本诉被告与第三方之间的诉讼，在后诉中，第三人处于被告地位，享有被告的一切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法院可以判决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有学者称，这种意义上的第三人是准独立第三人[19].另一部分，在分解出准独立第三人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保留它的原有含义。辅助参加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如果人民法院在第三人参加诉讼伊始就不打算让其承担民事责任，而仅仅是为了让该第三人知悉本案情况，以便让其同一方当事人（主要是被告）一起抗辩和反驳原告的请求，就可在诉讼中通知该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为法院不得判决该第三人承担责任，并不会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第三人所辅助的本诉一方当事人向第三人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时，该第三人不得对被辅助人主张本诉判决对其无拘束力，此即辅助参加的效力。第三人辅助参加的作用就在于对第三人产生“参加的效力”。本诉当事人一方若希望本诉判决在他与该第三人之间产生约束力，就有义务进行“诉讼告知”，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被法院通知参加或被本诉当事人一方为诉讼告知后，被告知者拒不参加的，仍产生参加的效力。同时，第三人可主动申请参加系属中的诉讼，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辅助参加”的第三人是名副其实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他只能站在所辅助的主当事人一方进行诉讼。虽然辅助参加人可提供证据，但所提出的主张和抗辩不得同被辅助人相冲突，他不能请求撤诉，也不能请求和解，同时也无上诉权。注释：

[1]江伟，单国军。论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确定[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2）： 74.[2]徐昕。英国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 C ] / /司法改革评论：第3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270.[3]参见《规则》第16号令第1条规则（1）的规定。

[4]汤维健。香港民事诉讼法[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107569页。

[17]常怡。比较民事诉讼法[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563

[18]常怡。比较民事诉讼法[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563

[19]肖建华。论我国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重构[ J ].政法论坛，2000，（1）。中国民商法律网

第五篇：浅论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制度

浅谈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制度

介休法院蔡国强

自由心证制度是指一切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和证据的取舍和运用，法律不预先做出规定，而是由法官根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自由判断，并根据其形成的内心确认来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制度。

自由心证包括两个原则，一是自由判断原则。证据的证明力由法官自由判断，法律不作预先规定。然而，自由心证原则的“自由” 并非容许法官为恣意判断，而是指法律不设定具体的规则来指示法官根据证据认定事实时，必须做而不得不做出某种判断。二是内心确信原则，或称心证原则，即法官在内心“真诚的确信”，形成心证，由此判定事实。所谓“心证”，是法官通过对证据审查所形成的确定信念。心证原则禁止法官根据似是而非的，尚有疑虑的主观感受判定事实。因此可见，自由心证制度的实质是理性和良心。理性是自由判断的基础，而良心（职业道德）是正确判断的保证。

自由心证制度的优缺点： 优点：1.解决疑难案件。2.提高结案效率。3.更注重实体正义。缺陷：1.对法官素质要求很高。2.法官自由裁量权增大，和成文法的契合。3.对程序正义的妨碍。

自由心证与我国司法实践现状及立法的契合度：

我国虽然在制度上没有关于自由心证的设计，但我国司法实践中也能找到自由心证和心证公开的足迹。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有的学者认为此规定实质上蕴含着自由心证的原则。客观地分析我国司法现状，我们会发现自由心证原则在审判实践中的大量运用。

2002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力进行独立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该条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它既强调法官审查判断证据要遵循法定程序、依据法律的规定，同时也强调法官依据法官职业道德和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进行独立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民事证据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证据，但都没有足够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该条规定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它要求在民事诉讼证据无法达到确实充分，所证明的事实不能达到完全排除其他可能性的情况下，只要按照“高度盖然”的证明标准，尽可能的接近客观真实。它要求法官要能理性超然地评判相关的各方证据，通过自己的审查、法庭上所见，自然而然形成对案件事实的确信。

如何合理的限定自由心证的“自由”：

自由心证原则在确立之初，以克服法定证据制度之弊端为己任，赋予了审判人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自由心证之内心确信侧重于审判人员主观方面对证据的评价。然而，自由心证有矫枉过正之嫌，这些证据评价标准不断地受到了理论上的批评和反省。于是，为了保障自由心证能够正常、合理地发挥作用，人们开始探寻建立限制自由心证肆意性之客观标准。从制度上约束自由心证的形成，以达致公开、公正与公平之效果。事实上，为获得准确合理的心证，采用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国家，一方面尽量保障法官心证形成之自由，另一方面则设置一系列制度以力图克制法官恣意妄为，从而在制度上对法官自由心证进行规制。

自由心证并非一套孤立的制度安排，其生长于一定的环境与土壤之中，依赖于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制度环境的支撑，表现为：

（1）司法必须独立。司法独立是审判人员形成自由心证之根本前提。审判人员独立于既独立于非审判人员又独立于其他审判人员。自由的意志方能才能产生自由的心证。排除来自外部的非法干预，确保法官能够自由地形成心证。

（2）审判必须公开。自由心证并非秘密心证，自由心证的仍然以奉行审判公开原则为前提。审判公开是杜绝暗箱操作，防止司法腐败的最佳武器。审判公开，包括审判过程的公开、审判结果的公开。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公开判决理由，现代法治国家要求法官应当将心证形成的过程及根据载于判决书之中。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6条规定，作为法官心证根据的理由，应在判决中记明。法国《民事诉讼法》第455条，也明确规定，判决应当写明理由。当然，法律并非要求所有案件的判决书均应载明法官心证形成的原因，譬如，对于简易案件判决书，有的国家规定只需记载判决主文而无需载明法官心证形成的原因。但是，例外的情形必须有法律明定。

（3）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法制的一项重要制度，相对于封建司法制度有无以伦比的优越性和进步性。审判之前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无罪，抑制法官先入为主，消除偏见与歧视，以保障合理的心证形成。

上述制度是自由心证得以生长的根基与土壤。然而，除了这些基础性制度以外，保证自由心证的准确形成，尚需一些特殊的证据原则或者规则予以约束：

（1）证据裁判原则。在实行自由心证的大陆法系国家里，普遍实行证据裁判原则。它要求裁判的形成必须达到一定要求的证据为依据，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证据裁判原则是抑制肆意形成自由心证的重要装置。“证据裁判主义不仅要求法官必须依证据而为事实之认定，而且对于一定之证据限制法官为自由心证，如无证据能力、未经合法调查，显与事理有违或认定事实不符之证据，不得作为自由心证之依据。”离开证据裁判原则的制约，形成合理的自由心证乃是奢谈。

（2）补强证据规则。补强证据规则的功能在于保护被告人的权利，防止案件事实的误认，对某些证明力显然薄弱的证据，要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才可以作为定案根据。法官认定事实的自白须有补强证据以保障合理的心证形成。

笔者以为，鉴于短期内，我国法官的法律素质、职业操守以及审判技能的实际状况，为保障法官能够准确判断证据和认定案件事实，我国只能有条件地借鉴英美法系合理的证据规则，通过设置一些证据规则对证据能力加以严密规定以约束法官自由裁量行为，以助于法官形成合理的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