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民事诉讼中的沉默权

第一篇：解析民事诉讼中的沉默权

民事诉讼中的沉默权

徐昕

摘要：沉默权是一项具有充分道德基础的个人权利，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应拥有不自证其责的沉默的自由。本文以沉默权的产生及其限制为基点，从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的有限性、证明责任及其分配规则的要求、当事人与证人法律地位的天然区分、事实探知的相对性、以及民事诉讼的本质与法院事实探知权的最小化五个进路，论证了民事诉讼中沉默权确立的理由。

我国对待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政策随着沉默权的提出和初步认同而逐渐消解。但作为文化层面的“强制坦白”情结仍挥之不去，坚定地眷恋于警察、检察官乃至法官心间。在司法实践中，这项政策则被人们戏称为“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意味着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无权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发落，却以欺诈性手段令被告自白。而在民事诉讼中，也存在类似情形，可谓“实话实说，承担责任;拒不承认，没有责任。”那么，在民事诉讼中，法官是否可要求当事人坦白从宽呢?这一问题初看似乎具有游戏性质，但深究下去，却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话题。它涉及到，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是否拥有沉默权;自认在诉讼证明中的地位;民事诉讼对私权的保护应由主张的当事人证明，还是被主张的当事人自认，或法院代表国家要求当事人坦白，或当事人基于良心陈述真情而求得坦白从宽;法官事实发现职权的限度;诉讼理念是追求绝对真实还是相对真实等。本文拟从沉默权的产生及其限制切入，提出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亦应拥有不自证其责的沉默权。

一

沉默权渊源于英国刑事诉讼，英国早期有一句法谚：“任何人皆无控告自己之义务”。最早承认沉默权的判例是17世纪利尔伯恩一案。在该案中，利尔伯恩被控走私煽动叛乱的书籍，但他否认犯罪，并在

审理中以不自我伤害为由拒绝宣誓和供述，因此被判罪名成立。英国上议院撤销了对利尔伯恩的判决，禁止在刑事案件中要求被告宣誓作证。[1]

美国在米兰达案件中，确认了刑事调查中被调查人享有沉默权。调查人员在询问前应提醒被询问人其享有沉默权，即被询问人享有拒绝回答之权利，他的任何话或者行为都将作为呈堂证供，此为米兰达规则。未遵守米兰达规则而取得的证据，为不当获取之证据。无逮捕权的调查人员进行询问所取得的证据亦属不当获取。违背自愿原则的自认予以排除，如受暴力等行为影响等不可靠的自认一概排除。

沉默权是保障程序公正、当事人基本人权和个人尊严的重要条件，是对国家权力的必要制衡，有助于防止官方尤其是警察权力的滥用，切实贯彻无罪推定原则，防止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它是一项具有充分道德基础的个人权利，是法律正当程序的必然要求。因此，沉默权亦纳入了《世界人权公约》和《欧洲人权公约》等国际性人权公约。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沉默权当然亦需对应一定的代价，如可能放纵犯罪。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初，同样是在沉默权制度发源地的英国，发起了沉默权限制的讨论。1971年，英国刑事法修改委员会建议：如果被告在警察审讯时不回答警察提问，而所提问题又是被告在法庭辩护时所依据的事实，对当初被告的沉默，法庭可作出对被告不利之推断;如果被告在审判过程中拒绝作证，也应就此作出对被告不利之推断。1976年新加坡最先采纳这一建议，载入1977年1月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法案。由于北爱尔兰发生一系列恐怖主义暴力案件，1988年英国通过了适用于北爱尔兰的《刑事证据法令》，对沉默权做了重大限制。但该法适用却被推广，未限于恐怖主义犯罪。而最近“9.11”恐怖袭击事件，也令得美国司法机构漠视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保障。事件发生二个月以来，美国已拘留了一千多名嫌疑人，但一直没有起诉。许多人嫌疑人的律师认为，美国司法部门在证据很少或根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甚至仅仅根据怀疑，就拘留其当事人。[2]英国等其它国家亦有类似动向。无罪推定、由独立、公正的法院进行及时、公平、公开审判、以及沉默权原则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然而，对沉默权的限制，部分地将本应由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转移给被告，损害了国际普遍认可的人权准则––––无罪推定原则，而这也正是英美所谓法律正当程序的核心要求。限制沉默权对被告的基本权利保障是不公正的，事实上已造成了不少因警察非法行为而酿成的冤案，如伯明翰·塞克斯一案，伯明翰·塞克斯因1974年一宗爆炸案被判刑，服刑16年后，上诉法院才推翻其有罪判决。如果因打击恐怖主义而不顾及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对于法治和文明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亦是令人恐怖的。

尽管有关沉默权是否应限制、限制的程度如何，还在争论不休，但我们可以判断，英美国家关于沉默权的争论并未使沉默权的内在精神受到损害，只不过是考虑公共利益而稍稍对沉默权予以限制。限制沉默权的目的，仅在于防止沉默权的滥用。对于我国而言，沉默权还尚未确立和运用，显然谈不上过分行使的问题，因此，针对过于强大的官方权力，当然有必要在刑事诉讼中确立沉默权制度，刑事诉讼中嫌疑人和被告应拥有不自证其罪的沉默权。

二

在民事诉讼中，笔者认为，当事人同样亦拥有不自证其责的沉默权。具体理由如下：

(一)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的有限性

一般认为，当事人为维护自身利益，没有真实陈述义务，因此对法官询问和对方当事人的提问有权保持沉默。当然，随着社会利益在法律中作用的上升，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法律精神开始转型，当事人的真实义务、诉讼促进义务、诚实信用义务逐渐从观念演变为制度。如德国二战后就规定了一定范围内当事人的真实义务和法官阐明权。二十世纪末英国司法改革基本上确立了当事人的真实陈述义务，1999年4月实施的《民事诉讼规则》事实上为诉讼当事人设置了一个两难选择：当事人可以签署事实声明，亦可以不签署。签署事实声明的，则比照证人作证可能承担虚假陈述之法律后果;而不签署事实声明的，案件声明(包括诉状格式、诉状明细、答辩状、再答辩状等)以及回复书、申请书、反对申请书等重要文书将无法得到法庭采纳。进而，法院在一定情形下还有权强制当事人进行事实声明。[3]

但即便这些国家倡导当事人真实陈述，也多未明确其法律后果。因为虚假陈述的证明、判断需耗费相当成本，故即使规定了法律后果也难以实施。可行的选择，只能是确立一定限度的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而非绝对的实事求是，即一方面明确规定当事人须真实陈述，积极倡导真实陈述的道德;而另一方面概括性设置违反真实义务之法律后果，当事人违反真实陈述义务，一般无需承担法律责任，除极少数法定情形外，比如，显而易见、损害他方利益、欺骗法庭、情节严重之谎言。[4]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的有限性，决定了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有保持沉默之自由。

并且，就当事人未表达意见的沉默而言，一般也不存在虚假陈述问题，没有明确违反合理范围内的真实陈述义务。即便沉默可能产生误解、误导、直至因明显误导性而导致虚假陈述之客观效果的，也很难落实当事人不履行真实陈述义务的法律后果，因为当事人的真实义务本身就是难以具体化的法律责任。因此，法官没有理由要求当事人“坦白从宽”，没有权力强制当事人自证其责，没有依据对“沉默的羔羊”予以制裁。

(二)证明责任及其分配规则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所以应享有沉默权，另一重要理由就是，证明责任及其分配规则的要求。《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5]一般而言，原告就其主要的诉讼请求承担证明责任，而被告对积极抗辩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证明责任的核心在于，对于真伪不明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将承担不利后果。比如，原告主张被告借了他的钱，但借据遗失，即便事实上被告向他借了钱，法院仍将判决原告败诉，因为原告未履行其应承担的证明责任。

如果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须坦白自认的话，那么，证明责任机制还有什么意义呢?案件就根本无需证明，当事人调查取证的动力也将逐渐丧失，因为当事人根本无需耗费大量人、财、物力去调查收集证据，法院直接要求一方当事人自认即可，并能大大降低诉讼成本。而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民事诉讼宗旨在于，解决平等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因而天然地要求当事人之间平等、对等和对抗，双方当事人利用对等的诉讼武器为各自的权利而斗争或沟通。

自认与沉默，属于一对矛盾的范畴。所谓自认，指一方当事人就对方当事人主张的案件事实(事实主张)和诉讼请求(权利主张)的认可或认诺。自认的基本功能在于，通过当事人对对方主张事实的承认免除主张者证明责任，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省去法院证据调查程序，免去当事人双方对证据的收集、保存和质辩。正如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对事实作出自认或对他方请求予以同意一样，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亦可自认，实施辩诉交易。为确定是否采纳自认证据，法院须查明，自认人是否能合理进行自认。在刑事诉讼中，不得因当事人或他人在对其进行正式提问时没有或拒绝回答问题、或回应调查人员的说明，而做出对当事人不利之推断。民事诉讼中亦然。因而，自认之核心在于，自认人的自愿性，自认须完全排除任何外来压力和强制。除人们头顶的深邃星空和内心道德法则的驱使之外，任何人包括法官皆不得强制当事人自认。因此，自认规则在证据法体系中的地位，属当事人选择的任意性证据规则。相应而言，在自认与沉默之间，沉默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沉默的自由显得更为基本，是法院必须尊重的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

(三)当事人的证人化与沉默权

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之所以应拥有不自证其责的沉默权，也是源生于当事人法律地位天然的要求。当事人的特质就在于维护自身的私权利益，而不实施于已不利的诉讼行为。与经济学假定的经济人类似，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也是一种经济人，可以将其界定为“私人”。私人之间运用诉讼武器进行攻击和防御，从而推动诉讼程序的进行。

在大陆法国家，当事人陈述与证人证言是两类不同的证据形式。当事人因与案件所具有的直接利害关系，而不具备证人资格。故在绝大多数大陆法国家，当事人陈述的效力低于非当事人的证人证言，这也昭示着当事人有权保持沉默，并无陈述事实和宣誓作证之义务，否则，当事人陈述与证人证言就应平等对待。但部分国家亦规定当事人在一定情形下可作为证人。如德国1933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引进了“当事人询问制度”(Parteivernehmung)，即以当事人所知事实之陈述作为证言的制度。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371-383条详细规定了当事人询问制度。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7-211条专门规定了当事人询问制度，关于证人询问的部分规定亦适用于当事人询问。

而在普通法国家，证人指以言词方式或书面形式就直接感知的事件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人，证人包括陈述案件事实的当事人以及提供专业意见的专家证人。当事人具备完全的证人资格，除法定情形外法院可基于他方当事人请求强制其作证。但尽管如此，法院并不强调当事人的真实陈述义务，一般也不对拒绝真实陈述的当事人进行制裁。同时应注意，当事人具有的证人资格并非与普通法相伴而生的。实际上，英国传统普通法最初认为，当事人可能伪造证据，故未赋予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资格。至《1851年证据法》，才废止普通法有关当事人不能提供证据之规则，确立了当事人作为证人的资格。而刑事被告至《1898年证据法》生效时方有证据资格。[6]且被告的证人资格并不确定无疑。如在R v Bathurst一案中，法官仍适用传统方法，“„„被告没有提供证据之义务„„他可以坐在被告席，静观检控方证明案件，尽管剥夺了陪审团在交叉询问程序中听审被告陈述之机会，但不能做的是，不得因被告未进入证人席作证而推定被告有罪。”[7]

粗看起来，赋予当事人以证人资格，似乎成了许多国家司法改革的趋势。但当事人的证人化并不能代表民事诉讼的发展潮流，因为当事人与证人在诉讼中的角色担当是天然且绝对存在的，要求当事人完全象证人一样坦陈真情，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当事人即便作为证人，也并不动摇当事人对沉默权的享有。

(四)事实探知的相对性

民事诉讼不是探究自然奥秘和客观真理，纠纷解决是民事诉讼之最终目的，因此，民事诉讼并不绝对地要求查清事实，实事求是。案件事实业已过去，时光无法倒流，绝对的客观真实只是事实发现的理想目标。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人们发现案件事实只能是相对的，既然事实是由主体人来发现的，则所发现的事实当然无法摆脱主观映象，人类的一切“客观认识”皆透入了认识主体的判断、经验乃至偏见。“事实上，法律职业界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知道法律的事实发现是盖然性的。”[8]“所有的证据都是盖然性的，并不存在形而上学的绝对真实„„”[9] 制约着事实发现的因素，除了人的认识能力、以及认识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基本特征之外，还有二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事实发现的成本和法律制度价值目标的

多重性。“人类所有的活动都不是免费的。”[10]事实发现亦是如此，法院不可能在查明案件方面无限投入，过高成本将削弱民事案件解决的现实意义。“我并不是说美国法律制度对事实真相没有兴趣，而只是说求真的目的与其它目的––––诸如经济性、保护某些自信、助长某些活动、保护一些宪法规范––––相互竞争„„程序制度在精确和成本之间追求最大的交换值。”[11]这些都决定了事实探知的相对性。

法官要求当事人坦白从宽，其背后的深层理念，显然是对案件事实客观真相的绝对追求。反之，赋予民事诉讼当事人以沉默权，才真正贴近事实发现的相对性理念，符合人类认识活动的规律。

(五)民事诉讼的本质与法院事实探知权的最小化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沉默权的确立，也是民事诉讼本质的要求。民事诉讼的本质可以简洁地归纳为––––对抗与自主。社会冲突的司法救济，决定了诉讼的对抗制性质以及对抗制的对抗本质，同时，民事诉讼以解决私权纠纷为目的，民事纠纷的私权性质决定了当事人自主。另一方面，民事诉讼虽然是解决私权纠纷的程序，但诉讼程序却并不仅仅是当事人(包括律师)私人的事情，民事诉讼中的平等和对等原则决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对实质性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追求必然要求法院进行程序管理。自然正义是民事诉讼的本原性基础，借助经验主义哲学、基于自然正义演化而来的“法律的正当程序”是对抗制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对抗制是民事诉讼的本质与主流，法院的司法管理权不过是民事诉讼运行的车轮。对抗制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斗争，当事人在对抗中有合作，在自主中接受法院的强势管理，“为权力而斗争”将逐渐转向“为权利而沟通”。民事诉讼中反程序倾向，诸如合意机制、ADR、和解文化对程序的反叛，呼唤着程序对话理论的确立。对抗制的扬弃和发展，即以程序对话和程序管理机制为修正范式、从绝对走向相对的对抗制，是民事诉讼制度和诉讼文化发展的全新方向。

民事诉讼的本质，决定了法官职权的最小化。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权力仅应限于案件管理和诉讼引导权，诉讼应贯彻辩论主义原则和处分原则，减少法院干预。在事实探知方面，民事诉讼应实行证据裁判主义和当事人举证原则，法院不应拥有主动启动事实调查程序之职权。

在民事诉讼中确立当事人的沉默权，是诉讼模式从法院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的客观要求，是对法院权力的必要制衡，是维护当事人个人权利和尊严的重要条件。

第二篇：解析关于浅谈民事诉讼中的反诉及处理

浅谈民事诉讼中的反诉及处理

鲁济锋 梅 涛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被告有权提出反诉”。这是法律赋予被告在民事诉讼中与原告的起诉权相对应的一种诉讼权利。如何对反诉制度的理解，把握反诉成立的条件、反诉的特征以及对反诉的处理，笔者发表如下管见。

一、反诉的概念

什么是反诉，在英国、美国称为反请求。在我国，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的观点认为，反诉与本诉相对，是指诉讼中的被告向原告提起的诉讼;有的观点认为，反诉是指在已经开始的诉讼程序中，被告向本诉的原告提出的一种独立的反请求。还有的观点认为，是指在已经提起的民事诉讼中，被告以本诉原告为被告，向法院提出的目的在于对抗本诉的独立请求或排斥、吞并、抵销本诉的独立请求。根据司法实践，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对反诉所下定义都不够确切、全面，反诉应当是指在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程序中，本诉的被告为抵销、动摇或吞并本诉原告诉讼请求，保护自己的民事权利和合法权益，以本诉的原告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和本诉的一定牵连性的一种独立的反请求。

二、反诉制度设立的意义

反诉是被告行使诉权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法律对被告的一种特殊保护，反诉可以吞并、抵销、动摇本诉或使本诉原告的诉讼请求失去实际意义。反诉制度的设立，体现了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和便于当事人诉讼原则，同时通过本诉与反诉的合并审理，可达到简化程序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促进本诉的审理解决，避免两次判决在相同问题上的矛盾，提高诉讼效率和效益。

三、反诉的特征

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反诉，就其性质来看，是一种独立的请求。反诉成立后，便与本诉形成两个诉的对立，独立存在。笔者认为，反诉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反诉对象具有特定性。反诉只能由本诉被告针对本诉原告而向法院提起，针对其他任何人，包括对与本案的牵连的人均不能提起反诉。反诉实际上是变更本诉当事人的相互地位，变原告为被告，变被告为原告，当事人各自具有原、被告的双重身份。在审判实践中，有人认为，本诉与反诉的双方当事人不增加、不减少，当事人的人数完全相同，只是原告和被告的诉讼地位进行了调换。这种理解也过于机械，例如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货款，要求另一被告(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若被告提出原告供货迟延应承担违约责任，意欲通过这一主张的成立抵销原告货款请求中的一部分，这显然构成了反诉，但保证人是否也是反诉原告呢?如果保证人不是反诉原告，那么当事人不增加，也不减少怎样理解，我们是否允许被告提出反诉呢?恐怕没有人认为可以不允许被告提出反诉。还有人认为，已参加到诉讼中来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诉讼中处于原告地位，也可以作为反诉的对象。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似有欠妥。因为反诉只能是由本诉的被告针对本诉原告提起。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虽然在诉讼中处于原告地位，享有原告的诉讼权利，承担原告的诉讼义务，但他只是在和原来当事人之间这种参加之诉中处于原告地位，并不是本诉的原告。

2、反诉请求具有独立性。反诉虽然在形式上是以本诉的存在为前提，没有本诉就谈不上反诉，但反诉与本诉一样，具备诉的要素，有独立的诉讼请求，不因本诉的撤回而终结。从本质的说，反诉之所以为“反”，是两诉提起的时间上继起性的逻辑结果。反诉的独立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被告向原告提出反诉应按起诉程序和方式向法院提出。第二，反诉具有独立的诉的要素，即有当事人、诉讼标的和诉讼理由。第三，反诉一经成立，不因本诉的撤回而终结，也不因原告放弃诉讼请求而失效。总之，反诉与本诉一样，都有自己的独立请求，一诉的诉讼关系因判决、调解、撤诉等归于消灭时，并不必然引起他一诉的诉讼关系的消灭。

3、反诉目的具有对抗性。即被告提起反诉的主要目的在于动摇、抵销、吞并本诉原告所主张的民事权益，或者使本诉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或全部地失去作用，甚至迫使原告向被告履行一定义务。有人提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代位诉讼过程中，被告(次债务人)能否向原告(债权人)提起反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8条第1款规定：“在代位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因此，笔者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代位诉讼过程中，作为次债务人的被告，在诉讼中处于被告地位，从反诉具有对抗性的角度来理解，对原告完全可以提起反诉。因为债务人对于次债务人的权利，无论是自己行使还是由债权人代位行使，对次债务人的法律地位及其利益均无影响。同时还因为，凡是次债务人可以对抗债务人的一切抗辩，如诉讼时效届满的抗辩、抵销的抗辩、同时履行的抗辩等，都可以对抗债权人。但是这种抗辩权一般以代位权行使之前所产生的为限。

4、反诉具有牵连性。关于反诉牵连性的问题，是反诉制度中比较混乱的问题，各国规定不一，但大致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明确规定对反诉的限制性条款;二是对反诉不作任何限制性的规定。我国法律对此就没有规定，任由理论界和实务界解释，审判实践中也极不统一。这一分歧主要集中在反诉与本诉是否必须存在一定的牵连关系上，即反诉与本诉的诉讼标的是否有牵连。有的认为，本诉与反诉必须与同一的法律关系或法律关系有联系。有的认为，只须事实上有牵连而不问在法律上是否有牵连。普遍的观点是：“一般应基于同一事实和法律关系。”

笔者认为，反诉与本诉的这种牵连性既包括它们在不同事实或不同法律关系上的直接联系，也包括它们在不同事实或不同法律关系上的间接联系。前者如：原告要求被告交付合同货款，被告则反诉原告在签订合同时有欺诈行为，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审判实践中，有的观点认为，反诉与本诉必须基于同一事实和同一法律关系。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似欠妥当。如果那样，能提出反诉的情况就很有限，不利于解决实际问题。但对仅在主观权益上有联系的诉是否视为反诉，争议很大。比如：原告依保管合同要求被告支付保管费，被告则以买卖合同要求原告以货款充抵，并支付剩余货款。一种意见认为，可以当作反诉，以便问题一体解决。另一种意见认为，可视为诉的合并。笔者倾向于后者。如视为反诉，不仅可能产生和加剧经

济生活中互相拖欠、互不履行的情况，而且会增加案件本身和审理程序的复杂性，非但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还可能产生案件久拖不决的消极作用。

从反诉上述特征可以看到，反诉与作为被告对抗原告手段之一的反驳不同，反驳是被告列举事实和理由来否定原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以拒绝接受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而反诉则是被告撇开原告的诉讼请求，重新提出一个新的诉讼请求，形成了一个新的诉。

四、反诉的提起

1、反诉提起的形式。笔者认为，反诉可以用书面形式提出，也可以用言词方式提出。可以以反诉状的形式提出，也可以在答辩状中提出;在开庭审理时还可以以言词方式提出，但应由书记员记入笔录。反诉无论是书面形式提出，还是以言词方式提出，只要符合反诉提起的条件，均应以法定方式告知对方当事人，并允许其进行辩驳。

2、反诉提起的条件。笔者认为，反诉提起的条件可分为实质性条件和程序上的条件两种。

关于实质性条件，从反诉的概念和特征可看出：一是符合诉的要素;二是与本诉的一定牵连，能抵销原诉或使原诉失去作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提起反诉在程序方面应当具备下列三个条件：第一，反诉只能由本诉被告针对本诉原告向审理本诉的法院提起。只有本诉、反诉由同一法院受理和审理，才能起到反诉的作用。但在审判实践中，往往遇到本诉与反诉不属于同一法院管辖的问题。笔者认为，如果两诉可以合并审理，实际调查和执行上的障碍不大，且属同一级别管辖，应当允许提起反诉，但可根据管辖的有关原则，确定由本诉法院审理或者是把本诉移送可受理反诉的法院审理。如果本诉发生移送管辖时，反诉也应随之移送。第二，反诉与本诉必须具有相同性质并适用同一诉讼程序。如果提起反诉的纠纷属于行政性质，则反诉不能成立;同时，如果反诉适用特别程序，本诉适用普通程序，反诉也不能成立。但是如果反诉与本诉分别适用普通

程序和简易程序，则可以将两诉合并，用普通程序审理。条三，反诉应在法庭辩论结束后，法庭辩论结束前提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6第有具体规定。因为反诉只有在法庭辩论结束前提起，才能达到反诉的目的。有人认为反诉可以在一审中提起，也可在二审程序中提起。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4条的规定，即第二审人民法院可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上述观点尽管以司法解释为依据，但有似欠妥，笔者认为，反诉不能在二审程序中提出，根源于我国两审终审制度的限制;二审法院若对原审被告提出的反诉进行受理并进行审理或判决，就剥夺了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的上诉权。所以，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民诉法意见第184条规定，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这个规定表面上看很有道理，但经不起进行理论和程序的推敲。二审调解的前提是受理，既已受理就要的一个合适的终结方式，但这个规定是在没有任何终结方式的前提下，以“告知”的方法让反诉人另行起诉，那么，另行起诉是否涉及一事不再理的问题呢?显然，这一规定仅符合实用主义的要求，理论上和程序上都解释不通。

五、反诉的处理

反诉的提出虽然要以本诉为前提，并且必须同本诉有牵连，但是这种牵连不等于反诉依附，从属于本诉而失去独立意义，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都是独立的，本诉的被告在反诉中具有原告的资格，享有原告的全部权利;而反诉的被告也不因反诉的提出而失去本诉的原告的资格，仍享有原告的全部诉讼权利。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对于被告提出的反诉，必须认真审查，慎重对待。既不能剥夺被告的反诉权利，也不能轻信反诉成立。应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正确予以处理。经审查：

一、对于不符合反诉条件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告知被告向有关部门申请解决或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起诉或者另行立案处理;

二、对于符合反诉条件的，应该与本诉合并审理，在查清事实、分清事非的基础上，与本诉一并作出处理。但应注意的是：

1、在本诉发生移送管辖时，反诉应随之移送。

2、在共同诉讼的情况下，反诉可由一个或全体共同被告对一个或全体共同原告提起。

3、被告提出反诉后，应交纳反诉部分的诉讼费用，但是如果被告在通知预交或者申请减、缓、免，未获人民法院批准，而仍不预交的，应裁定按自动

撤回反诉处理。

4、反诉受理后，应依法及时向反诉被告送达反诉状或将反诉原告口头反诉内容告知反诉被告，并允许其进行辩驳。笔者认为，关于反诉状送达期间、反诉被告提交反诉答辩状时间以及举证期间，都应当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适用于对本诉被告的有关规定。

5、被告提出反诉后，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对于本诉可以按撤诉处理，对于反诉则可以缺席判决，对于反诉则可以按撤诉处理。对必须到庭的被告，人民法院可依法适用拘传的有关规定。

6、被告提出反诉后，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对于本诉可以缺席判决，对于反诉则可以按撤诉处理。对必须到庭的被告，人民法院可依法适用拘传的有关规定。

7、反诉受理后，如反诉被告提出诉讼时效问题，应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时效的有关规定。

8、宣判前，反诉原告申请撤回反诉，是否准许，应由人民法院裁定，人民法院裁定不准撤诉的，反诉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9、对于提起反诉的案件，在审理中应同时审查判断本诉原告和反诉原告双方的诉讼请求是否有理，能否胜诉，各自对对方享有何种权利，承担何种义务。在判决中应先判明本诉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理，本诉被告向本诉原告是否负有义务即负有何种义务，接着判明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理，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是否负的义务即负有何种义务，如果双方所诉均被支持，即相互负的义务，则需进一步判明双方权利义务相抵后的结果。

第三篇：沉默权是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定稿）

沉默权是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针对司法警察、检察官、法官的讯问而享有的拒绝回答的权利。美国的“米兰达”规则、英国对沉默权制度的改革，1996年联合国第21届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文规定“任何不受强迫自证有罪”，使沉默权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反对沉默权的学者认为沉默权不利于“追诉罪行”和“社会稳定”。但我认为沉默权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本文从人权保障、诉讼以及与无罪推定的关系评析沉默权的价值。

一、沉默权是对人权的保障

沉默的字面含义是不说话，从法律意义上看是指被告、犯罪嫌疑人可以不回答司法人员的提问。由此可见，沉默权是一种“不说话”的权利，被告、犯罪嫌疑人具有说或不说的自由以及说什么的自由，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前者说或不说的自由是后者说什么的自由的前提。人们在谈到言论自由时总是强调其后一种含义，殊不知后一种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实际上需要有前一种意义上的言论自由予以支撑。如果一个人连说与不说的权利都不能享有，很难想像其言论之内容的自由居然还能得到保障。事实上，当我们讨论后一种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时，都是假定前一种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是已受到保障。言论自由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许多国家的宪法中都予以确认。言论自由权利的真正实现如前所述必须同时实现不说话与说话的自由和说什么的自由。沉默权这种“不说话”的权利，正是言论自由的体现，保护基本人权。

在犯罪嫌疑人、被告受到司法讯问时，沉默权保障其人权不受侵犯。沉默权存在的合理性，西方司法和学术界大致从三个方面阐述：“一（略）；二是由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公共权利强迫被告承认犯罪，无异于强迫被自戴枷锁，属于过于残酷的不人道行为，为了防止这种不人道，应当赋予沉默权。三是从隐私权和自由意志出发来解释沉默权的合理性。认为公民享有人格尊严及自由，享有个人生活不受外界干涉的权利，而唯有自己才可自由支配处理属于个人生活领域的问题，是否向外界沟通自己的生活内容，属于个人实现的自由，即人格的尊严。而沉默权的确立，可以限制政府窥视个人的精神领域，它体现了对个人人格和每个人有权从事自己的生活的尊严，它也提供给人们在面对刑事指控时的一种自由选择；你可以选择是否协助政府确定自己有罪。”人们广泛地认为，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的中心目标是保护个人隐私权。众多评论者认为这是这一规则的真正原理。虽然沉默权对隐私权的保护作用存在争议，但它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否定的。大家一致认为刑事诉讼具有双重目的，那要注意惩罚犯罪，又要充分考虑保护人权。重视沉默权的人们认为，在刑事诉讼中，真实诚可贵，人权价更高；发现真实并非刑事诉讼的唯一目的，发现真实必须以保障人权为基本前提。

有人或许会质疑：犯罪嫌疑人、被告的人权是否应当予以保护呢？当被告与被告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两者之间的权利如何进行平衡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按法定程序由法定审判机关对他们审判定罪之前，都是清白的，是无罪的。理所当然，他们享有人格尊严和自由，法律应予以人权保障。当被告与被告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我支持被告人的权利应当优先考虑，理由如下：

第一，从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来看，一部刑事诉讼制度史，就是一部人权保障的历史。而被告的人权保障在这个历史发展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刑事诉讼一开始根本不注意保护被告人权。秦汉有黥掠之设，唐朝时《唐律·断狱上》规定，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达所犯之数，拷满不承，取保放之。虽然唐律对拷囚的次数有所限制，但血淋淋的拷打囚犯触目惊心。近代以前的西方国家亦是如此。根据意大利的贝卡西亚在1764年出版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在当时的西方社会，为了迫使罪犯交待罪行，为了对付陷于矛盾的罪犯，为了使罪犯揭发同伙，为了洗涤耻辱——我也不知道这有多少玄虚和赘解，或者为了探问不在控告之列的另外一些可疑的罪行，而在诉讼中对犯人进行刑讯，由于为多数国家所采用，已经成为一种合法暴行。至此，犯罪嫌疑人、被告只是诉讼的客体，审讯的对象，被剥夺了一切正常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只有在西方启蒙思想逐渐传播开来以后，刑事诉讼才开始从野蛮走向开化，从暴力走向文明。刑事诉讼在历史上的一切变革都与要求保护被告权利的呼声不能分离。相应地，当被告的人权保障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时，整个社会的人权状况也会有明显的改观。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刑事立法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新的国家领导人感觉到，在被告权利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因此，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颁布了，规定了一系列保障被告人权的措施，它对当时的我国人权状况改善的确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第二，保护被告人人权的思想集中体现了保护人权思想。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以被拟人化为拥有全部社会武力的实体，是控诉方。而毫无武力可言的被告处在与国家对抗的地位，两者的力量是如此悬殊。因此，必须赋予被告必要的权利以武装自己，使其能够与强大的控诉方对抗，否则被告犹如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如果被告人的人权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实际上表明整个国家在保障人权方面都没有得到重视，中国古代在对被告人进行刑讯之后，如果“拷满不承”，就要“反拷告人”的规定，非常有力地论证了这一观点。

第三，保障被告人权是实现保障被告人人权的保证。刑事诉讼的双重目的发现真实与保障人权在许多情况下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不顾被告人人权，进行刑讯逼供，严刑拷打而导致被告人为免受皮肉之苦而作出虚假的招供，并导致法院最后判决一名无辜者有罪，那么它实际上造成了双重危害：一方面，被告人遭受了莫大的不白之冤，正义何存？另一方面，由于错误地对无辜者定罪而导致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对于被害人而言，罪犯未受到刑罚，他的权利亦未得到真正的保护。

综上所述，被告的人权保障应该优于被害人的人权保护。为保护被害人的权利而放弃对被告人权保护是不合情理的。

二、沉默权是诉讼公正的保证

国家及其诉讼制度自其产生之时就是为了禁止借助武力解决个人冲突。没有国家的存在，社会将处于无政府状态，禁止借助武力解决个人冲突这一规则将被破坏殆尽，武力则四处泛滥，法律如同虚设。因此，国家的存在，可以集中控制武力的使用，同时，国家通过制定法律，以同法制裁来解决冲突，以替代武力解决。司法公正则是武力的替代品，是一种进步。随着人权意识、人道主义意识的增强，诉讼公正已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诉讼观念。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克逊认为：程序的公正和合理是自由的内在本质；如果可能的话，人们宁原选择通过公正的程序实施一项暴力的实体法，也不愿选择通过不公正的程序实施一项较为宽容的实体法。而坚持程序的公正，可以使争端得到真正的解决，被害人的权利得到真正保护，罪犯受到应有惩罚。另外可以使社会公众对整个司法审判制度产生信任，加强法律的权威性。沉默权在确保诉讼公正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有利于抑制并消除警察暴力。沉默权的对立面是如实陈述的义务。供述义务则不仅违背无罪推定原则和举证责任规则，也无助于促进取证行为的合法化、文明化，且助长了诉讼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供述的过分依赖心理，而这种过分依赖正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原因，刑讯逼供是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行为，直接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和人格权。它首先就违背了诉讼制度所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同时也破坏了国家司法机关的威信，另外也给整个司法程序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当今社会，几乎每个人都会对在刑事诉讼中滥用武力，进行肉体虐待而获取证据的行为义愤。

沉默权的主张自古以来就是反对刑讯逼供。在17世纪，人们在争取沉默权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审前程序的诉讼又发展出两个与反对自我归罪的权利直接相关的十分重要的规则：一个是禁止运用拷打的规则，另一个是口供必须出于自愿的规则；拷打在英格兰的运用在1640年以后就消失了，只要是存在反对自我归罪的权利的地方，就存在反对拷打的权利。沉默权的关键在于“不应受到武力强迫去证明自己有罪。”

（二）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力量。诉讼公正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诉讼双方地位平等，力量平衡，但在实际的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的对手是拥有强大的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控诉方，已经处于弱势，试问哪会有一个人会拥有可与国家匹敌的进攻与防御力量呢？若再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承担如实供述的义务，则势必使辩护方弱小的防御力量再受到削弱。双方的不平等地位更加悬殊，不平衡的力量差距更加严重。相对而言，沉默权加强了被告的防御力量，使其面对控诉方的审讯时多了一块选择的余地，从而增强其与控诉方相抗衡的能力。沉默权是被告的武器，没有义务让被告放弃自己的武器去帮助对手获得反对自我的武器。否则就是自己反对自己的行为，是不合逻辑的。正如贝卡利亚所言：“要求一个人既是控告者，同时又是被告人，这就是想混淆一切关系”。

（三）加强了控诉方的举证责任。控诉方负担举证责任的规则是诉讼公正的重要体现。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具有法律赋予的职权和必要的侦查手段，在收集证据和保存证据方面比犯罪嫌疑人、被告有能力，从而也就更有能力承担举证责任和说服法官裁判被告有罪的责任。而被告则由于受到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的强制而没有足够的力量获取有利证据。因此，控方承担举证责任有利于平衡诉讼双方之间的力量。

沉默权迫使在诉讼中的控诉方不能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口供，转而积极地寻求支持其主张成立的证据。案件的侦破依赖于侦查机关认真细致、科学合理的收集证据。有人说沉默权可以使罪犯拒绝回答讯问而逃脱刑事追究。与其说是沉默权让罪犯逃脱刑事追究，不如说是侦查机关与公诉机关未能掌握充分的证据而让罪犯消遥法外。沉默权并不会导致罪犯逃脱刑事追究，而是要求侦查机关与公诉机关必须寻求和掌握充分确凿的证据。当年史蒂芬在印度时，曾了解到该地公务员有时使用拷问之方法。有人告以此中含有极大懒惰之成分。盖侦查人员与其奔走于骄阳之下寻求证据，何如安坐于荫凉之处，以胡椒擦入人目，逼供招供为得计。即使在英美、名级侦查人员，大多数固无懒惰或党派之成分，然而不得自证其罪之权利，仍可促使侦查人员勤于寻求一切可能获得之证据。

三、沉默权是无罪推定的合理延伸

无罪推定原则是指任何公民未经法定程序而由审判机关确定有罪之前，均应被假定为无罪。无罪推定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在未经法庭程序并未由审判机关确定有罪之前有权被假定为无罪。

加拿大的大卫·帕西奥科认为：将被告作为提供信息之资源的做未能受到很多规则的限制，“这些规则体现了弹劾制度所依赖的基础相同的价值。这一制度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之上：在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任何人都不得被剥夺他享有的自由；除非政府提出一个有效的主张，声称一个人违反了一个先在的规则，并且该主张由政府在一个公开的无偏倚的法庭上（在此，被告被赋予为正己进行答辩和辩护的机会）予以证明——并且直至此时，被告人都被假定为无罪。强迫个人回答政府的主张或弹劾提问的企图将葬送‘他是一个无辜者’这一假定。”因此，剥夺一个人的沉默权就是对其享有的无罪推定待遇的侵犯。

虽然沉默权的出现早于无罪推动的出现，但是“沉默权和无罪推定的权利最初均属于道德权利，只是二者为法律所确认，从而成为一项法律权利的时间有先后之分而已，而且无罪推定的原则虽然直至1789法国《人权宣言》公布时才正式确立，但作为一项道德权利，人们早已经认识到它的存在，并且在15世纪末叶时，就已经被用来作为反对如实际陈述义务的武器。”可见，不能以时间出现的先后作为判断两者关系的依据。

如实陈述义务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理由有二：

首先，从诉讼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如实陈述的义务与有罪推定原则是紧密相联系的。在中世纪的英国，无论教会法院（Canon Law Court）还是普通法院（Common Law Court）都实行纠问式的诉讼制度。根据瑞里（Gmegory W.O'Reilly）的介绍，英国直到13世纪开始反对这种诉讼方式，但是教会法院却仍然适用并加强了纠问式的审判方式。从13世纪到17世纪，教会法院诉讼模式的主要特征就是：在纠问程序开始时，被告人被强迫进行宣誓诚实地回答所有问题；由于口供是纠问程序的启动器，因此这种程序亦被设计为引诱被告人进行自我归罪的工具。那些拒绝提供证明自己有罪的证据的被告人被认为他们已经招供了。因为如果他们从一开始就拒绝宣誓，则将被视为是有罪的——就好像他们已经招供了一般。正因为如此，在有些案件中，嫌疑人如果保持沉默，他们将面临终身监禁的危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弹劾或诉讼最本质的支柱就是沉默权；没有沉默权，政府就会将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人身上；而在纠问式诉讼中，如果犯罪嫌疑人不能回答对他的讯问，法官和陪审团可作出他有罪的推论；这种制度不是依赖于政举出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这就是名副其实的有罪推定。

其次，在实践中如陈述义务违背了无罪推定关于控诉方负举证责任的要求。无论英美法系国家的学者，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均将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视为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英国学者罗纳德沃克认为：“无罪推定仅仅是确定首先由谁负担证据责任的问题”。

我国学者亦普遍认为，证据法上的无罪推定，首先解决的是举证责任问题；任何人在经证据证实并由司法判定有罪之前都应视为无罪，那么控告他人有罪的控告者就应承担证明责任。而如实供述义务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有罪行的就老实交代，无罪行的就说明自己无罪。说明自己有罪的口供，起到了证明自己有罪的作用，也就成了证明自己有罪的重要依据。在此种情况下直接违反了无罪推定所要求的举证责任原则。另外，犯罪嫌疑人、被告如果是无罪的，也无须自己说明，因为有罪的举证责任在控诉方，如果控诉方拿不出充分证据证明被告有罪，那么被告就是无罪的，何须被告自己说明，而且一个清白的人本来就不须说明的。如果法律强迫公民对自己无罪的事实予以说明，实质上就是强迫其在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也就是实行有罪推定，因为它与中世纪教会法院要求被告人以宣誓洗涤自己的罪名并无本质区别。

综上所述，沉默权在保障人权、保证诉讼公正以及对无罪推定的延伸方面具有重大价值。在提倡以人为本，诉讼公正的时代，沉默权所具的价值符合时代的要求，也推动时代的进步。

第四篇：关于民事诉讼中的司法鉴定

关于民事诉讼中的司法鉴定

作者：董秀娟

发布时间：2011-11-14 10:29:25

龙凤法院

董秀娟

司法鉴定是指司法机关以及当事人对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委托有鉴定权的机构或者鉴定人依法进行检验、评断的活动。200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并于2005年10月1日起实施。这是我国第一次从管理立法的角度，对司法鉴定制度中所涉及的司法 鉴定业务管理范围、管理主体、各类司法鉴定机构与司法鉴定人的管理，以及诉讼主体、鉴定主体在司法鉴定活动中若干行为的管理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地规范。

而在《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中把司法鉴定界定为“在诉讼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人民法院依据职权，或者应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申请，指派或委托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评定的活动”。认为司法鉴定有三个要件：１．必须发生在诉讼过程当中；２．由人民法院依职权或根据当事人申请而启动；３．鉴定对象须是诉讼中涉及到的事实方面的专门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在全国法院司法鉴定工作会议上也强调，司法鉴定是应案件审理需要而启动，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如果不是司法机关因核实、审理案件需要而作出的任何鉴定，都不是司法鉴定。司法鉴定人特指受法院委托或指派对案件中专门性问题进行司法鉴定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这些人在没有接受法院委托或指派、从事各行业的工作时则不能以司法鉴定人称谓。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和解释，突出了人民法院的职权（指派或委托），即司法鉴定的启动由人民法院决定，显然这里指狭义的司法鉴定，通常发生在民事和刑事自诉案件范围。凡是根据审理案件需要，向法庭提出申请、并由法庭决定启动的鉴定（涉及专业性很强的问题，需要聘请或指派专家利用专门知识与手段，进行检验、鉴别、评定的活动），包括对各种书证、物证、视听资料、人体损伤与机能、工程质量、会计资料等等的鉴定均属司法鉴定。

一、现行民事诉讼中的司法鉴定存在的问题

(一)司法鉴定的启动中存在的问题 司法鉴定启动问题是鉴定程序的起点，又是一个国家司法鉴定制度的核心问题。在设置鉴定的启动权时，必须充分实现对当事人双方的平等对待，防止双方的权利失衡。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后，由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法院指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享有平等的鉴定请求权，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的，另一方当事人申请，可以重新鉴定，法官控制鉴定的最终决定权。为了保障当事人的鉴定申请权能实质性的行使，法律还应规定，只要当事人提出的鉴定申请符合法定程序性要件，法院就应当批准，不得对控辩双方实行差别对待或歧视。法院不批准当事人的鉴定申请得说明理由。

由上述规定，还可以看出，民事案件中鉴定事项应由当事人决定。法院认为某一事项须由专家鉴定时，应向当事人说明，是否提交鉴定，由当事人决定。不排除当事人诉前自行委托的鉴定结论，但应在庭审前开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应予准许。法院收到当事人要求鉴定的申请后，同意进行鉴定的，由当事人双方达成合意在鉴定人名册上选任鉴定人。如果当事人不能达成合意由法官指定鉴定人。法院不同意进行鉴定的，应当向当事人说明理由。在《证据规则》中没有提到人民法院是否能够依职权启动鉴定程序，但 人民法院的司法鉴定，主要应当依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当事人不申请，必须进行司法鉴定而依职权进行的情况是极少的，应当严格掌握。而且，目前各鉴定机构仪器设备的先进程度和鉴定人员的技术经验水平差别较大，鉴定人的职业道德操守层次不一，都可能影响鉴定结论的科学性、权威性与公正性，从而使当事人对司法鉴定的整个过程和实体结果都可能产生怀疑。在此情况下，赋予当事人基于相关证据上的合理怀疑而申请重复鉴定或补充鉴定的选择权、申请权实有必要。

但是，因法官在司法鉴定程序中具有最终决定权，为回避在认定案件事实上的某些风险，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常存在法官随意启动鉴定程序，包括随意重新鉴定，甚至出现暗示、曲解法律等诱导或逼迫当事人进行鉴定的情况。因当事人双方往往处于对立层面，鉴定结论作出后往往有一方不甚满意，动辄要求重新鉴定，滥用重新鉴定申请权，而法官出于种种理由，经常无原则的同意重新鉴定，从而拖延了诉讼周期，并在同一案件中出现多份互相矛盾的鉴定结论，为定案止争带来隐患，经常导致上访缠诉。

(二)鉴定机构选择中存在的问题

按照《证据规则》的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后，应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即对鉴定机构的选择程序如下：（1）双方协商选定适格的鉴定机构；（2）申请方提出几家适格的鉴定机构，让对方从中选择；（3）由法官选定几个机构供双方选择；（4）若上述几种方法均无效，才能由法官从（3）中随机确定一家。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这种做法提高了鉴定结论的权威性和公信力，降低了诉讼成本，体现了法官的独立与中立。

上述协商的前提在于，在协商选择的过程中，法院必须向当事人提交有关鉴定单位、鉴定人的登记名册，并公开披露鉴定人、鉴定单位是否具有相应鉴定资质的真实材料，不能由法官经选择后披露，以保证当事人的充分选择权。目前法院系统的作法(指基层法院)是由当事人提出申请，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同意后向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委托书，由中级人民法院鉴定中心直接指定司法鉴定机构或鉴定人。除简单的伤残鉴定和资产评估，中级法院司法鉴定中心多数会将鉴定委托给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室，由该鉴定室再次指定、委托。基层法院的法官需要到省高院司法鉴定室委托鉴定，可能多次往返。而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名册，上述两级单位并不公布，基层法院难以掌握，且当事人要求协商选择鉴定机构时多数情况下被要求同时到场，故基本剥夺了当事人的协商选择权，亦剥夺了主办案件法官的指定权。

(三)司法鉴定材料的提交中存在的问题

鉴定材料的真实合法和完整直接关系着司法鉴定结论的质量，司法实践中很多争议都出现在这个环节。如果鉴定材料由于收集、提取不合法、保全方法不恰当而使其毁损或灭失，即使作出了鉴定结论，又如何谈得上公正。

司法鉴定及其鉴定结论，是人民法院追求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的过程。但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司法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对争议事实的证明力，取决于其依据的鉴定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完整性。因此，如何收集和认定进行司法鉴定的所需鉴定资料，就成为一个不易把握的难题。在许多情况下，缺乏必要的鉴定资料就无法做出鉴定结论；根据不完整的资料做出的鉴定结论，也不会具有事实的完整性；根据未经核对真实性的鉴定资料，做出的鉴定结论本身也就缺乏客观真实性；依据与案件争议事实缺乏关联性的资料所做出的鉴定结论，当然与鉴定所求证的事实也缺乏关联性。由此，我们必不可免地遇到如何收集鉴定所需资料问题，和如何正确审查和认定鉴定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鉴定事项的关联性问题。我们许多法官的做法是：一旦决定进行司法鉴定，即将委托函往司法鉴定中心一送，就什么都不管了；有的在通知当事人自己到司法鉴定中心送交有关资料后，就一心等待鉴定结果了。许多案例中，或是因为没有必须的鉴定资料；或是鉴定资料仅系一方提供，未经对方当事人质证核对；或是对当事人质证提出的鉴定资料缺乏真实性、合法性等异议，法官没有审查认定；或是法官草率的认定难以让当事人信服。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应当提供必要的经过质证、认定或双方当事人认可的鉴定资料或物品；不能把鉴定资料是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与鉴定事实关联性的质证、核对、认证等诉讼活动，放任给社会鉴定机构通过其非诉讼活动去做。

并且建立健全鉴定材料的清单制度，对接收人、移交人、鉴定材料检查使用情况，归还时间和方式等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并把鉴定材料向当事人公开，这样既能避免司法机关单方委托引起暗箱操作的嫌疑，也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纠纷的发生。

(四)司法鉴定中当事人及法官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在国外，对鉴定活动的监督主要是通过法官、检察官和当事人的参与来实现的。《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及时或随时向预审法官报告鉴定工作进展情况。在鉴定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命令进行鉴定的法院责令鉴定人进行某项研究或听取其明确指名的可能给鉴定人提供技术方面情报的任何人的陈述。”《法国新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人应当告知法官其鉴定活动的进展情况。法官、检察官可对鉴定活动进行监督；如果进行鉴定时法官在场，笔录得记述法官的见证、鉴定人的解释说明以及诸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声明，笔录须经法官签字。

我国司法鉴定实施程序缺乏法官和当事人的监督。我国法律也没有规定法官在鉴定时可以在场。因此，法官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只能建立在间接材料的基础上，当然法官也无法监督鉴定过程的进行。在我国的司法鉴定活动中，当事人没有在场权，导致当事人无法对鉴定过程进行监督，当事人对鉴定过程的参与权和监督权是司法鉴定获得权威的一种重要保障。当事人看到正义是如何实现时，自然就会认可鉴定结论。

(五)司法鉴定结论作为民事证据的采信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大庆市龙凤区法院2006-2007年司法鉴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采信的调查，笔者发现对于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结论，2006年共87份，被采用律为94％，重新鉴定9件，采用率100%；2007年共103份，被采用率为91%。重新鉴定9件，采用率89%。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鉴定结论对法官的裁判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虽鉴定结论的错误不必然引起法院裁判的错误，但应该说实践中许多判决的错误都是源于鉴定结论的错误。

对于经过司法鉴定程序而作出的鉴定结论，《民事诉讼法》将其与“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一同作为七种法定证据之一予以规定。因此鉴定结论与诉讼中的其他证据一样，证据地位是平等的，只是在证据效力上较高而已。因此审判法官对于鉴定结论，既要十分重视，又不能盲目轻信，而必须要作必要的审查与判断。从另一角度来看，由于受鉴定仪器、设备先进程度，鉴定人的鉴定水平、经验的高低，鉴定人的职业道德水平，以及鉴定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阶段等因素影响，鉴定结论也并非完全是绝对正确无误。因此对于鉴定结论的审查也极有必要。而人民法院对司法鉴定工作只是取得证据的一种形式，不是求证事实的程序，司法鉴定结论在经当事人质证和法庭审查、认定前，只是待供质证、审查、认定的证据材料，即“待查认的证据”；办案法官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或想当然地作为“是应当认定的证据”。

法官对已做出的司法鉴定往往有先入为主的主观认识，对当事人质证中提出的鉴定“缺陷”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和认真审查，容易忽视鉴定人出庭说明、答疑是否具有针对性和说明、答疑内容的科学性、合理性的审查、分析和认定，容易忽视必要的法官释明工作，以致造成当事人要求重新鉴定或纠缠鉴定。且因法官基于对司法鉴定的性质和目的的模糊认识，对司法鉴定结论的审查与评判工作不认真，程序不规范或缺乏理性的指导，如对提出质证异议的当事人，要求其对提出的异议进行举证或说明其依据、理由，及要求对方对该异议的举证或说明的理由是否认可等。避免当事人的“只提异议不举证”、“只提问题不说明理由”的纠缠鉴定现象。

(六)鉴定人出庭制度存在的问题

《证据规则》第五十九条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鉴定人确因特殊原因无法出庭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书面答复当事人的质询。”那么，司法实践中就不是所有的鉴定人都必须出庭作证，而且法律虽然规定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但几乎没有受到过追究，并且鉴定人出庭的费用、报酬问题也很难得到保障，致使实践中鉴定人的出庭率非常低，据调查大庆市龙凤区法院，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不足3%。

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确实出现了对鉴定结论运用的“泛书证化现象”，即将鉴定人的书面结论作为一种书证看待，鉴定人不出庭，鉴定结论以报告的书面形式提交法庭，法院也只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报告进行质证，并基于鉴定报告下判。此种做法不仅剥夺了相对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上所应当享有的质疑权利，也妨碍了法官通过正当程序行使“发现案件真实”的职权，使法官在形成内心确信的过程中丧失了客观基础。而且，在诉讼中司法鉴定结论必须接受当事人的相互质证，这是一种正当的程序保障。鉴定人出庭接受当事人的发问、解答鉴定过程中的相关技术性问题是其法定义务。同时，质证是当事人的权利，诉讼权利保障审判的公正，使法官不能凭借自己的好恶或从某种利益出发来对是非问题进行判断。所以，在提交鉴定结论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时，应当按照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和言词证据的特性，通过诉讼程序来辨别鉴定结论的可信度，由出具鉴定结论的鉴定人出庭接受当事人和法官的询问，当庭公开说明做出鉴定结论的程序以及标准，并直接回答对于鉴定过程和鉴定结论的疑问，使当事人和法官都了解鉴定结论的形成过程，并对鉴定结论产生信任，进而提高法院根据鉴定结论做出裁判的公信力，同时体现出法院采纳鉴定结论时的绝对权威。相反，如果鉴定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接受当事人询问，则会直接影响到鉴定结论的证明力，该鉴定结论只应作为补强证据使用，而不能直接成为裁判依据。

二、现行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司法鉴定启动程序，严格限制重新鉴定的提起

司法鉴定虽然是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固定定案证据的有效方法，但直接拖延诉讼，增加当事人的诉累，消耗大量诉讼成本，故法院在司法鉴定时，必须慎重启动，能够以其他方式查明的案件事实，尽是避免通过司法鉴定进行，并且要向当事人释明并确定案件争议焦点、需要鉴定的具体事实、对象或要求，并且向委托的鉴定单位明确。不能出现脱离当事人争议焦点或申请人申请鉴定范围以外的鉴定事项；要严格避免出现最后的鉴定结论，不为法院判决采用，或鉴定结论与案件争议焦点不符的情况。

依据《证据规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即没有法定情形，不得重新鉴定。

首先，申请重新鉴定必须具有合理理由，即有相关证据支持、印证，否则法院不予支持其重新鉴定申请。但对于诉讼中当事人单方委托的“举证鉴定”，另一方对此有异议并申请法院重新鉴定的，笔者认为，虽然司法解释规定要求另一方有证据足以反驳，但因当事人系自行委托，在鉴定过程中，另一方当事人没有参与该鉴定过程，对鉴定材料的提交及过程没有监督，已经实际剥夺了该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故只要提出重新鉴定，就应予以准许。

其次，笔者认为，除非明显的鉴定人资格及程序问题，对于鉴定结论内容和结论的否定，要求重新鉴定的，因再次鉴定有可能导致相反结论，并使案件陷于难以处理的局面，且对于当事人的利益影响很大，应严格程序，限制随意的行为，笔者认为，应由审委会讨论决定。

再次，笔者认为应建立司法鉴定风险告知书制度。实践中，鉴定申请人绝大多数对鉴定结果报有十分的信心，而对鉴定风险估计不足。当鉴定结论无法满足其预期期望的结果时，当事人往往对此会失去应有的理智，抱怨鉴定机构是否有业务能力，是否“公正依法办事”，是否徇私舞弊接受了另一方的“好处”，从而失去对鉴定结论理智性的判断。应当说这种心理上的落差也在一定程序上造成了目前当事人动辄要求重新鉴定的现状。而建立司法鉴定风险告知书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要限制重新鉴定的次数，防止案件陷入无止境的重复鉴定中去。从平衡保护双方当事人权利和诉讼效率两方面来考虑，一般以两次为限。

(二)落实当事人协议选择鉴定机构制度，取消法院系统内鉴定中心委托指定的做法

最高人民法院为配合《决定》的实施，2005年7月14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做好过渡期相关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法院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决定》第7条关于“人民法院不得设立鉴定机构”的规定。《通知》明确指出，《决定》实施后，各级人民法院在进行对外委托鉴定工作时要严格按照《决定》的上述规定，委托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登记和公告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以促进司法鉴定管理制度的完善。人民法院内部设立的司法鉴定机构，从名义上是管理机构，其主要职能是司法鉴定工作的委托管理和对确定的鉴定单位或鉴定人的具体鉴定工作进行监督、督促。但在司法实践中，每一件司法鉴定工作都要由市级以上法院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委托，比如我市，一件简单的交通事故案件，只要经过大庆市公安系统的鉴定，就必须委托给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鉴定中心指定鉴定机构，光委托工作就要去省城几趟，既剥夺了当事人的选择权，消耗大量办案经费和时间，给法官办理案件造成困扰，为当事人造成诉累。而对于本市有权进行伤残鉴定的机构，当事人只能听凭法院系统指定，难有选择权。最高院制定的《鉴定管理规定》明确规定，法院鉴定部门应指派专人负责协调了解鉴定情况，各级司法鉴定机构应对本级和下级鉴定人名册中的社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鉴定活动进行监督。但就目前具体情况而言，法院的鉴定部门主要在保证有效委托、协调组织当事人的鉴定材料准备、交接鉴定结论等方面展开工作，而对鉴定人、鉴定机构的鉴定活动没有能力做到有效监督。因此鉴定活动实体上的公正与否，目前主要取决于司法鉴定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且法院对外委托和组织司法鉴定的部门（以下概称鉴定部门）与业务部门相独立，同时鉴定部门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又无法具体全面有效的了解案件争议事实，以及受鉴定部门人力资源与相关专业知识方面的限制等原因，实际上鉴定部门无法切实有效地做到跟踪监督鉴定活动。因此针对这个问题，笔者以为，对于法院系统内部的鉴定机构，应改革其职能，取消每起司法鉴定必须经由法院系统内的司法鉴定中心委托指定的制度，还权于当事人，由双方当事人在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公布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名册中协议选择鉴定机构，协议不成的，由办案单位的法官在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中指定。而法院系统内的司法鉴定部门将主要精力用于司法鉴定工作的管理和对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工作的监督，可以考虑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精的鉴定人员作为技术性辅助法官，参与到司法鉴定活动的跟踪、监督工作中去。对于取消内部指定、委托的制度后法院内部司法鉴定中心怎样实行监督的问题，可以采取司法鉴定备案制度，由法院系统内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指导和监督。

（三）完善司法鉴定结论的采认制度

我国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了一切证据均需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鉴定结论经过在法庭公开质证后，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是当事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个案件往往不止存在一个鉴定结论，最后法官采纳哪一个鉴定结论，不采纳哪一个鉴定结论，法律没有明确法官必须对此进行说明。很多其他国家在立法中都确立法官必须对心证的事实和考量的因素在判决理由中明示。因此，借鉴国外的做法，我国应在判决书中载明采纳鉴定结论的理由，对当事人来说，有利于其理解和接受鉴定结论；对鉴定人来说，有利于他接受当事人和社会的监督，提高他在鉴定工作中的责任感；对于法官来说，公开理由是对法官自由心证的限制。

鉴定结论是其他六类证据证明力的延伸，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相结合，通过科学分析，才能确切地证明某个事实的客观性或者相关性。司法鉴定所得出的鉴定结论是鉴定人运用科学知识和专门技术手段对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后作出的，一般具有较高的证明力，因而往往能成为印证或审查同案其他证据的重要根据。如物证、书证的真伪有时要通过鉴定来鉴别；录音录像资料等，也常常要结合相关的仪器设备来分析，进行判断和决定取舍。

1、细化司法鉴定结论采认的标准。实践中对于鉴定结论的审查，往往主要是在形式上对鉴定书进行审查，而对于鉴定内容的实质性审查，考虑到审判人员专业技术水平有限，而无法做到真正有效进行。

(1)鉴定主体必须合法。首先，应当对出具鉴定结论的鉴定机构的法定资格进行审查。司法鉴定机构必须是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的规定成立，并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并取得进行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因此，不具有法定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应一律予以排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次，鉴定人也必须符合一定的任职标准，具备法定的鉴定资格。

(2)违反法定程序的鉴定结论应当予以排除。

鉴定人在进行司法鉴定时违反有关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可能影响鉴定的客观、公正性的，其作出的鉴定结论为无效证据，应予以排除。

其中鉴定人回避制度是指鉴定人具有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规规定的几种情形时，鉴定委托机关及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鉴定人也承担自行回避的法定义务。鉴定人违反有关回避制度，应当回避未予回避的。

其次，鉴定人员尚未达到法定鉴定人数的，鉴定结论不予采用。法定鉴定人数是指法规、规章明确规定的进行鉴定的人数。实际进行鉴定的人数不符合法律要求的，对该鉴定结论不予采纳。

最后，鉴定结论的书面格式不符合法律要求的，不予采纳。

只有符合上述要求，即内容完备、形式合法的鉴定结论才能采信。

(3)、鉴定所依据的调查资料不真实、不全面的，鉴定结论不予采信。

首先，调查资料必须通过合法程序提取、收集。司法人员应重点审查调查资料的收集、取得是否存在不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或者存在影响鉴定结论客观性、科学性、合法性的因素。

其次，关键证据需要经过庭审质证或双方当事人认可。

(4)、鉴定结论所依据的科学原理与技术方法是可靠的、成熟的，设备先进可靠。

在这个问题上，法官限于专业原因，可能无法做出准确判断，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新的科学理论与技术层出不穷，如果完全不接受尚未被普遍接受的新科学技术有时会失去对案件事实真相的证明机会，将排除据以得出的更科学、可靠的鉴定意见。但是，在目前我国法官对于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审查能力较低的情况下，应当采取保守策略。必要时引用专家辅助人进行质询，帮助法官鉴别鉴定结论的采认。

2、对于司法鉴定结论进行审查判断后，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做出处理。

(1)、对鉴定主体具备鉴定条件，结论所依据的鉴定材料真实、合法，引用技术标准准确，论据充分，论证、分析方法正确严谨，结论明确，并能够解决案件中专门性问题的司法技术鉴定结论，应当作为定案的根据和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2)、对鉴定人具备鉴定条件，但结论依据不足或送检材料发生了变化，或论证、分析有疏漏，或结论性意见不全面的司法技术鉴定结论，应当组织原鉴定人，在原来鉴定的基础上进行补充鉴定，补充鉴定后，将原鉴定结论与补充鉴定一并作为定案的根据。

(3)、对结论依据不真实，论证、分析谬误较多或结论不明确，而鉴定人拒绝进行补充鉴定的，或原鉴定人不具备鉴定条件的司法鉴定结论，不应作为定案的根据，应当组织进行重新鉴定。

(4)、对司法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之间有矛盾，或对同一鉴定事项已形成不同结论意见的情形，可以指派或聘请其他鉴定人，对原鉴定结论进行复核，复核后，可将复核意见及认同的原鉴定结论一并作为定案的根据。

(5)、在运用司法鉴定结论证明案件时，应当注意不要将限定性结论直接当作确定性结论使用，应当尽量收集相关证据，以便进行补充鉴定，或限定性结论的运用提供证据环境。

(6)、在案件的侦查和审理中，应当避免以司法鉴定结论作为唯一可靠的证据定案，以防止因鉴定结论有误而导致错案。

(四)完善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9条第1款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根据《决定》第13条第2款第3项的规定，鉴定人或者鉴定机构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拒绝出庭作证的，由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从事司法鉴定业务3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处罚；情节严重的，撤销登记。

然而仅此两个条文规定鉴定人出庭作证显然是乏力的，其仍难以妥善的解决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困境。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制裁程序如何实施、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权利及其保障、鉴定人经济补偿、安全保障、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例外法定情形等都缺乏一个系统的规定。笔者认为，要切实保障鉴定人出庭作证，还需完善以下几方面的立法：

1、细化完善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及制裁程序 虽然决定中对鉴定人不出庭制定了处罚措施，但只是行政上的处理手段，对于因鉴定人不出庭导致鉴定结论不被法院采信的情况下，笔者认为，是否可以由法院直接责令鉴定机构退还鉴定费用，并可以防碍诉讼予以适当罚款，至于当事人因此获得民事赔偿请求权更是应有之义。

2、增加司法鉴定人的权利

为了保障鉴定人出庭作证并如实客观接受法庭质询，笔者认为应增加鉴定人的以下权利：第一，知情权。鉴定人有权查阅与鉴定事项有关的案卷材料，有权要求有关机关为其进行鉴定提供必要的条件，送交有关检材和比对原始材料，介绍案件有关的情况。第二，获得法律保护权。鉴定人因鉴定行为而受到的其他人员对其本人或近亲属的人身财产的侵害，有权提出控告，获得法律保护。第三，独立意见权。司法鉴定人有权独立进行鉴定，不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干扰，独立运用自己所具有的专门知识或技能，对案件中的专门问题独立进行分析、鉴别和判断。第四，拒绝鉴定权。司法鉴定人有正当理由有权拒绝鉴定，如当事人或司法机关不及时提供所需的信息和材料等。第五，报酬请求权。鉴定人因出庭作证而受到的经济损失，所支出的车旅费、食宿费、误工费等，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

3、明确鉴定人出庭例外的法定情形

笔者认为，在符合以下情形并经人民法院准许，鉴定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第一，诉讼双方及法官对鉴定结论均无异议的；第二，经过庭审质证，诉讼双方对鉴定结论均无异议，但鉴定文书存在标点、错别字或语言不规范等方面的瑕疵，可以由鉴定机构、鉴定人进行书面补正；第三，年迈体弱、患有重病或行动极为不便且在较长时间内无法恢复的；第四，鉴定人已经死亡、失踪或者居所不明的；第五，因路途遥远且交通不便无法出庭的；第六，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意外事件无法出庭的；第七，经合议庭认可的其他特殊原因。鉴定人的出庭例外的法定情形和鉴定人必须出庭的法定情形相结合，才能更加明确界定鉴定人的权利和义务。对于存在例外情况时，鉴定人的鉴定结论也必须事先经过法官和控辩双方的共同审查，并针对当事人的异议提出详尽的书面意见接受质询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否则，法官应当否认其证据效力，而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4、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第61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人民法院准许其申请的，有 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学界普遍将该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称为“专家辅助人”或“专家证人”。鉴于司法鉴定涉及专业知识与特殊技能，只有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才能对鉴定人的鉴定结 论展开实质性的质证活动。专家辅助人可按照实际需要，分为“为法院服务的技术陪审员”和“为当事人服务的技术顾问”两种。技术陪审员的职责在于协助法院处 理其掌握技术和经验的事项，根据法院指令参与诉讼程序，特别是法院可指令技术陪审员出席全部或者部分开庭审理，就有关问题向法院提出建议。技术陪审员与当 事人不直接联系，具有独立性和中立性。为当事人服务的技术顾问是指，为了保证当事人有效行使对鉴定人进行交叉询问的权利，法律允许其分别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辅助人为本方当事人的利益询问鉴定人，鉴定人对当事人及其专家辅助人提出的问题应予以详细解答。当事人聘请专门人员代理其出庭，在法庭上对证据（包括鉴定结论）进行质证、认证，有利于提高法庭对鉴定结论的认证能力。

(五)完善对司法鉴定的监督制度 在司法鉴定实践中，法律没有赋予当事人对司法鉴定的参与权与监督权，而没有当事人监督与参与的鉴定过程所产生的鉴定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给当事人以鉴定过程的监督权能够有效地消除单纯由司法机关决定鉴定所引起的不合理怀疑现象。先进的现代诉讼制度，其司法程序应当是公开、透明化的，而且也应该是各方充分参与、监督的，这是“现代程序正义”原则的内中要求。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需要赋予当事人按正当程序要求依法享有鉴定过程参与与监督的权利。

在实践中，这种参与与监督权主要应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当事人对司法鉴定的基础，即鉴定检材、样本的产生程序正当合法与否进行监督。法院在对外委托鉴定之前，首先应当对其送检的鉴定检材、样本交由当事人双方进行充分地质证（并告知各方的举证责任），未经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鉴定材料。其次，法院对外委托后，鉴定机构要求补充材料的，补充的材料也必须经当事人质证，否则也不得作为鉴定材料。法律应当禁止鉴定机构在未经法院同意或到场情况下私自向一方当事人收集、补充证据材料。

2、鉴定作出鉴定结论后，法院在审查过程中，当事人也有参与、监督的权利。

鉴定结论审查过程中，当事人有权提出基于相关证据的异议与合理怀疑，当事人有权要求鉴定人进行说明。当事人也可聘请相关专家提供技术服务支持，向法院进行说明相关问题。

三、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制度的重构

(一)设立司法鉴定机构资质等级制度

我国现行的司法鉴定机构不划分等级，处于平级地位，这给司法鉴定，尤其是重新鉴定带来很大的困扰。对于平等地位的两个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孰优孰劣，很难判断，且难以说服当事人，引起许多无谓争议。虽然分级制度可能会使法官单纯以鉴定机构的等级来判断鉴定结论的准确性，但相较其缺点而言，设立司法鉴定机构的资质等级有以下优点，（1）可以划分司法鉴定机构从业技术范围，明确开展某项技术必须具备的专业人员和技术设备，充分贯彻司法鉴定亲历性的特点，从而保障鉴定质量和水平。（2）为司法鉴定机构的发展明确了方向，通过资质等级的年检，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培养了鉴定人的选择趋向，必然产生一批具有规模的优秀鉴定机构。(3)虽然等级高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不必然正确，但其正确的概率应更高于等级低的鉴定机构。这也给法官审理案件带来便利，既然对于专业性问题需要专业性机构来出具鉴定结论进行判断取舍，那么级别更高、专业人员素质更强的机构出具的结论更接近正确。(4)鉴定机构划分等级之后，还可以防止当事人一方无理纠缠，无限期拖延审理或盲目重复鉴定。笔者认为，实行“三级”等制和“存疑举证”制比较恰当：初级鉴定后，当事人双方没有异议的，签字生效，终结鉴定；如果当事人对初级鉴定怀疑和提出异议，并且具有《证据规则》第二十七条情形之一的，可以重新委托上级(上一级或上两级)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如果第一次鉴定就是在最高级别的鉴定机构进行，没有明显瑕疵的情况下，应当终局，不再鉴定，如果存在程序严重违法的情况下，可以另行委托其他最高级别司法鉴定机构进行。

1、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人职业资格考试考核制度

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人职业资格考试考核制度来选拔人才、规范准入行为，是我国司法鉴定人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基础。

2、实行司法鉴定主体资格统一认定制度

司法鉴定所涉及的都是专业性很强的专门性问题，因而对司法鉴定人员的理论功底和专业技能的要求都是很高的。为保证司法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公正性，需要由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主体的资格进行认定。

3、严格鉴定准入制度

司法鉴定机构以内的所有鉴定专业都应通过认可，按照统一的标准，由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进行资格审核，并进行严格的年检制度，保证鉴定机构的水平。

4、建立鉴定机构评估制度

为了提高司法鉴定机构的服务质量，形成良好的竞争局面，应该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自治评估认证制度。通过对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的资质条件、技术水平、业务能力、内部控制体系、设备配置、鉴定结论的采信率和错鉴、误鉴率、服务质量、投诉核实率、社会信誉度等方面进行统一、全面、综合性的评估，以确定其在行业内的资质和技术等级，进而引导社会对司法鉴定资源进行合理的选择，对司法鉴定主体进行有效的监督。

(二)发展单一联合专家证人制度 在审判实践中，审判法官对于案件涉及的一些专门性问题均采用司法鉴定的方式解决，而这些案件有的只是涉及比较常规的专业常识、行业规则，不需要交付专业鉴定人进行复杂的分析、研究得出鉴定结论。同时在考虑到当前司法鉴定成本还是比较大的情况下，笔者建议采用“单一联合专家证人”制度，对诉讼中所涉及的一些专门性、行业性问题，由单一联合专家证人居中说明问题。

在 科学技术及工商业高度发达的今天，诉讼越来越多涉及到科学、技术、工业、商业性的专业性问题。而在诉讼中，当事人经常会提出一些专业常识性问题或行业规 则，而双方当事人往往会对这些专业常识性问题及行业规则的具体含义存在不同意见。而这些专业术语、常识及行业规则并非为法官所熟知，不能成为法官司法认知 的对象。为了澄清这些专业常识、术语及行业规则的具体含义，法官需要依靠专家型辅助人的帮助，这个时候“单一联合专家证人”就可以发挥重要的诉讼作用。而 “单一联合专家证人”与“专家辅助人”又不同，其是在双方当事人都同意的情况下，由法院选择在相关行业领域内有一定知名度、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知识、经 验、技能及培训经历的专家作为诉讼中所涉问题的中间说明人，而对案件所涉的专业常识、术语或行业规则进行独立、中立地分析、说明。其并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 人的利益，而只对自己职业与案件事实负责。但如果当事人双方不同意采用“单一联合专家证人制度”，或案件所涉问题不屈于“普遍性”范畴上的专业、行业性问 题当事人双方争议较大的，则仍应采用鉴定人制度，因此单一联合专家证人制度是作为司法鉴定制度的辅助性制度而存在。

这种鉴定人与专家证人并存的制度，有利于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更多的尊重当事人的程序自由与程序自治，并有效减轻法院的诉讼负担，同时也有利于减轻诉讼成本，有助于提高司法审判的效率。

审判法官也可以对在鉴定结论中发现的疑问之处，咨询相关行业知识经验比较丰富的专家。笔者建议可以由高院、中院根据地区实际，制定一份各行业专家名册，以供参考。

(三)健全司法鉴定机构的责任制度

鉴定机构及鉴定人的责任制度是司法鉴定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责任制度是否科学严密，直接关系到鉴定制度的具体运行效果。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作为面向市场运作的中立鉴定主体，其与委托鉴定人 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如果受托人没有尽到勤勉谨慎的义务而造成委托人损失的，理应承担民事赔偿。但是，我国现行法律制度 中，在责任制度的设计上，却只规定了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故此，笔者认为《决定》应该增加民事赔偿责任制度。在具体的责任制度设计上，由于司法鉴定人承办业务，由司法鉴定机构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统一签订书面委托合同，因此，发生损害时，由司法鉴定人所在的司法鉴定机构首先承担赔偿责任。司法鉴定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司法鉴定人追偿。特聘的鉴定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也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由于特聘鉴定人直接接受委托，因此发生损害赔偿时，由该鉴定人直接承担赔偿责任。鉴于司法鉴定工作存在较大的职业风险，因此在承担责任方面，宜采取比较严格的过错责任制度，鉴定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给委托人造成损失，方承担赔偿责任。鉴定人在工作中的一般过失，即使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也不承担责任。

另外，我国还应该借鉴德国、法国的鉴定人责任机制，确立鉴定人拒绝鉴定责任、超期鉴定责任等，以增强鉴定人的责任感，保证鉴定结论的公正性、客观性、准确性。此外，对于法院采取了鉴定人错误的鉴定结论而导致一方当事人败诉，间接造成当事人损害的，即错案责任赔偿的主张，笔者认为，法律上对鉴定人的责任追究和赔偿只能限于两个方面。一是故意作虚假鉴定结论，属于提供伪证行为，这在刑法上有相关规定，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二是在鉴定过程中重大过失、玩忽职守给诉讼活动造成一定损害后果，如遗失检材或样本；或工作不认真，操作程序和方法严重违反科学规则，导致结论失实；或者严重泄露案内秘密，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等等，应予赔偿。除此之外，由于鉴定结论分歧或技术水平失实而导致起诉、审判上的失误，是否要追究鉴定人的法律责任和承担部分经济赔偿，笔者认为应慎重对待。

第五篇：浅议民事诉讼中的反诉

浅议民事诉讼中的反诉

反诉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反诉所作的一些规定，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适用意见》）的条文之中，如民诉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二十九条；《适用意见》第69条、第156条、第184条。但对反诉的条件及具体适用等均未作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和操作不尽相同，而反诉又广泛存在于民商事案件之中。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对反诉的有关规定进行归类分析，或许有一定的适用价值。

一、反诉概念及应当具备的条件

什么是反诉？首先必须明确，反诉也是诉的一种。例如民事诉讼中有起诉、反诉、上诉、申诉等等。所谓诉，是指民事权利主体向人民法院提出保护其实体权益的请求，分为程序意义是的诉和实体意义上的诉，前者是后者的形式；后者是前者的内容。按照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内容和所要实现的目的划分，诉可以分类为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和变更之诉等。目前，实践中有人还提出再审之诉、占有之诉等划分，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因为这些划分已含界于上述三种分类之中了。

反诉的定义可以从反诉应具备的条件之中归纳出来，实践中有主张“必须基于与本诉为同一事实，或者同一法律关系才能提起反诉”；也有“要能达到抵消本诉，或者使本诉失去作用才能提起反诉”的说法。笔者认为：这些情况都可以成为反诉的条件之一，不能强调一个条件，否定另一个条件，更不能以一概全。例如，甲因买卖合同对乙提起诉讼，要求交付货款，而乙却以租赁关系对甲提起反诉，要求以所欠租金抵偿货款。这就不是基于同一事实和同一法律关系，至于反诉的目的，也不全是为抵消本诉，或者使本诉失去作用。又如，张三请李四返还走失的牲畜，而李四反诉要求张三支付看管期间的饲养费，这就不是为了抵消本诉，而是基于同一事实。因此，反诉的条件除具备起诉的一般条件外，还应具备特殊的条件。对民诉法第五十二条进行分析，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的规定，可以看出反诉的条件主要有：第一，只有本诉的被告才能提起反诉，反诉对象必须是本诉的原告。第二，反诉的提起必须以本诉的存在为前提，其诉讼标的或理由必须与本诉有牵连。第三，反诉的目的在于吞并或抵消本诉的诉讼请求。第四，反诉必须向已受理本诉且对反诉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第五，反诉与本诉应适用同一诉讼程序。通过对反诉

条件的分析，可以给反诉下一个这样的定义：反诉是在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中，被告向原告提出的，与本诉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有牵连，以抵消或吞并原告诉讼请求而保护其民事权利的反请求。

二、反诉与反驳的区分

审判实践中要注意反诉与反驳的区分。反驳和反诉都与本诉相对立，但产生的后果却不尽相同。反诉具有如下与反驳不同的特点：（1）、请求的独立性不同。反驳是针对本诉进行辩解，不是独立的请求，必须依附于本诉。反诉则是一个独立的诉，是本诉被告针对原告提出的反请求。反诉的提起虽然要以本诉的存在为前提，但一经提起可以独立存在，既使本诉原告撤诉，反诉引起的诉讼也可以进行下去，法院也能对反诉进行审理和判决。（2）、目的的对抗性不同。反驳的目的在于使原告因诉讼请求不成立而败诉；而反诉的目的是为了抵消、吞并本诉的诉讼请求，使本诉请求部份或全部被抵消、吞并，并可能导致本诉原告单方向被告（反诉原告）履行一定的义务；（3）、请求和理由的关联性不同。反驳只能基于原告起诉的事项提出，它不是独立的诉，只能在原告起诉后法院作出判决前提出，不能在该诉讼程序结束后单独提出；反诉不仅可以基于同一事实，也可以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提起。反诉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诉，其请求可以在原告起诉后作为反请求提出，也可以单独作为一个诉起动一个新的诉讼程序。反驳是针对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和理由，予以否认或进行辩驳的诉讼行为。这种辩驳有的是事实上或法律上的辩驳；有的是实体上或程序上的辩驳。若被告依法说明原告的诉讼请求违背程序法的规定，如：不具备当事人主体资格，无诉权，不属法院管辖或不属已受理案件的法院管辖等，这属于程序方面的反驳，如果反驳成立，将导致法院不对原告的实体主张进行审判；若被告依法说明原告的实体权利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否定，如：原告所诉法律关系不存在、已经变更或消灭等，这属于实体方面的反驳，反驳若成立，将导致原告全部或部份败诉。被告对原告的独立诉讼请求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都能以反诉提出，若被告的某项独立请求与本诉无联系，或有联系但不能达到合并审理的目的，都不能以反诉提出。（4）、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反驳若成立，意味着原告的主张被驳倒，原告将承担败诉后果；反诉请求成立与否，与本诉请求是否成立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双方胜诉或双方败诉的情况。

三、提起反诉的期间

在第一审案件诉讼过程中，一般都允许提出反诉，至于提起反诉的起止时间，民诉法未直接规定，审判实践中操作不尽一致，有人认为应在起诉后，审理前提出；有人认为应在答辩期内提出；有人认为应在举证期限内提出，有人认为应在起诉后，案件评议前提出等等。但根据《适用意见》第156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起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本条虽然是对合并审理案件的规定，对其解读则不难看出反诉提起时间是在本诉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

从审判实践看，将反诉提起的终止时间界定于法庭辩论终结前，给审判工作形成诸多不便，带来了一些明显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法庭辩论是在法庭调查结束之后，在法庭辩论过程中受理反诉，又要回复到法庭调查，导致审判过程无序，有损庭审活动的严肃性；反诉是一种诉，反诉被告仍应享有法定的答辩、举证权利和相应的期间，除非反诉被告放弃这些权利，否则将导致本诉不能如期审理判决，致使本诉久拖不决，甚至有的被告本身无理，利用反诉恶意拖延诉讼，损害本诉原告的合法权利；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才提起反诉，足以导致诉讼活动又回复到答辩、举举举等诉讼初始阶段，导致诉讼活动的反复，不但达不到方便诉讼、节约成本，且可能使诉讼复杂化，导致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升级，达不到有效化解纠纷的目的。如果被告在本诉开始后答辩时期内提起反诉，就可以使本诉与反诉的答辩、举证等诉讼过程同步进行，避免上述不利情况发生。

四、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的问题

本诉开始后被告对原告提起反诉，法院应审查反诉是否具备起诉的一般条件和反诉的特别条件，符合条件的应该受理。若被告在开庭过程中才提出，除非原告放弃答辩期，否则应休庭让原告答辩并另定开庭时间，原则上法院应将两个诉一并审理一并作出裁判。审判实践中诉的合并，指法院将当事人的几个诉讼请求合并在一起共同审理和解决。诉的合并可分为五类：（1）诉的主体合并。指当事人的一方或双方为两人以上的诉讼，合并在同一案件中审理，如共同诉讼、代表人诉讼、集团诉讼等。诉的主体合并，可以由当事人自愿请求，也可由法院依职权决定。（2）诉的客体合并，指人民法院将同一原告向同一被告提出的数个独立的请求合并在一个案件中审理。如原告起诉时被告反诉一并提出几个诉讼请求，法院将这些诉讼请求合并审理；又如原告起诉后或被告反诉后又提出其他诉讼请求，即增加新的诉讼请求，法院将这些诉讼请求合并审理。（3）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而形成的诉的合并。（4）因被告提起反诉而引起的诉的合并。结合民诉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可见：被告有权提起反诉，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这样可以达到节约诉讼成本的目的，避免有牵连的，能够相互抵消的两个诉分开审理而造成重复和

浪费。诉合并的目的在于节省人力、物力，提高审判工作效率，同时防止法院对几个诉相关联的问题作出互相矛盾的认定或判决。但是，根据民诉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可以”不是“必须”，笔者认为上述规定的立法意图在于达到简化诉讼程序，节约诉讼成本的目的，为便于当事人诉讼，便于人民法院审理，法院有权根据具体案情作出是否合并审理决定。有时合并审理会增加审理难度，使诉讼复杂化或迟延诉讼，或者不利于解决纠纷，法院就可以决定不作反诉受理，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

五、关于二审程序中的反诉问题

两审终审制是为了加强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以便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服一审判决，在法定期间内上诉，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但是，案件进入二审程序后法院是否可以受理反诉的问题，民诉法未作规定，《适用意见》第184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这说明，二审程序中只有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才能对反诉进行调解，能调解结案的下发调解书，调解不成的只能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笔者认为，这里的调解，只相当于一种“诉前调解”，不能理解为二审法院已经受理了被告的反诉。因为一旦受理，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必须对反诉作出裁判，如果二审程序中受理被告提出的反诉，将导致一审程序和二审程序的交织，引起程序混乱。因此，在二审程序中法院不再受理反诉，但被告可以依法向一审法院另案起诉。

综上所述,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反诉制度,是民事诉讼中原、被告诉讼权利义务平等的表现,也是民事诉讼民主性的体现。当事人无论谁先提出请求,都要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依法进行，被告的反诉若附合起诉一般条件和反诉的特殊条件，提交相应的证据材料,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或已申请法院取证,都将促成反诉的受理,达到合并审理的目的。这就要求审判人员不能先入为主,要平等待对待原、被告双方,保障双方在诉讼中充分行使诉讼权利,维护其合法的权益。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体现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原则中的既要方便人民群众诉讼，又要方便人民法院审判这一原则。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减轻当事人诉累，真正实现司法为民，实现人民法院“公正与效率”这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