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于光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来龙去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来龙去脉
2009-05-01 来源:书摘(转载请注明出处)作者:于光远 查看评论 进入光明网BBS 手机看新闻 理论务虚会与“阶段**”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到半月,中央就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会期很长,从1979年1月8日一直到4月初才结束。当时集中了北京和各省市的理论工作者和宣传人士共四五百人,主要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所以,理论务虚会是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二阶段。在预备会上,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讲话强调解放思想,总结经验。几年的、十几年的、几十年的经验教训都可以议。还提出了一些可以议论的具体问题,如“四人帮”问题、文革的问题、宣传问题、思想战线甚至毛主席的错误等,都可议论。当时许多人颇为振奋,感到真正要实行民主了,所以都认真地做了准备。
会议成立了一个11人的领导小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人对社会主义阶段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一个是当时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的冯兰瑞,另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副所长苏绍智。他们两个合作写过一些文章,这次又一起参加了理论务虚会。冯兰瑞提出谈谈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这时正巧苏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他看到《外国哲学资料》第二辑上发表的一个重要历史文件: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领导人之一勒泽尔的供词,其中谈到共产主义建成以前必须经过几个阶段。这个材料对他们研究的问题很有用。于是决定在会上做一个有关的联合发言。两人并没有在一个组,1979年2月5日,他们分别在小组会上做了联合发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文中批评了过去长时期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过渡时期,看做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不再划分阶段”的观点。提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应该划分阶段,中国当时还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个阶段还要向发达社会主义过渡,然后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与会的《经济研究》主编看了简报后,认为这篇文章很好,征得他们同意在该刊发表。
文章发表后的一天,当时理论务虚会已经结束两个月了,胡乔木在社会科学院办公楼过道遇见我的秘书胡冀燕,突然对小胡谈起这篇文章,称苏冯的文章会引起公愤,还问我事先知不知道苏冯发表这篇文章。同时,胡乔木指示《经济研究》组织批判文章,邓力群在社会科学院小范围的会议上说,“这不是学术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布置写批判《阶段》的文章,并且说明不许反批评。经济研究所的孙冶方当场提出异议,说:“这样不是与文化大革命时一样了吗?”邓力群说:“这是中央决定,党员要守纪律。”这些情况当时我不知道,是事后知情人告诉我的。
1979年适逢国庆30周年,中央确定由叶剑英在纪念会上讲话,中宣部起草了一个叶剑英讲话的宣传提纲。当时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由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同志兼任,他主持了会议。提纲最后部分是对当前一些错误观点的批评,《阶段》一文也包括在内。会议开始,工作人员将宣传提纲分发与会者人手一份。主持人请大家看后提出意见。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编译局局长王惠德看了宣传提纲后提问:这个提纲是否发出去了?答:还没有发出。王惠德说,这个提纲还要研究一下。《阶段》 一文观点没有什么错。这个意见一提出,就引起分歧,有的说,《阶段》一文实质上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有的说该文提出了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讨论,不可以讨论,不允许讨论。有的同志发言激动,表示要写文章批判。也有个别同志表示同意《阶段》中的观点,认为不应组织批判。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上流行的观点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以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间不再划分阶段,整个过渡时期都属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由于这个观点是毛泽东提出的,十几年来已成定论,直到毛泽东去世,没有一个人敢就此提出不同意见。“文革”结束后,人们在反思“文革”的时候,就认识到,这种划分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将阶级斗争长期化、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观点,对实践也是十分有害的。正是在这种错误思想和路线的误导下,发生了由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因此,问题一经提出就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1979年初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是为纠正当时酝酿中的“新跃进”的冒进设想而提出来的重大决策。不久,中央又提出,原来沿用的 “到本世纪(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是开了大口,现在要改一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到20世纪末只能以达到小康为奋斗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更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任务。
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叶剑英庆祝建国30周年的讲话。我参加了这个讲话的起草小组。讲话几经讨论、修改和压缩,最后定稿时留下了这样几句话:“同已经有了三四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我国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经济和文化还不发达。”“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1980年4月21日,邓小平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说:“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30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
“正在总结建国30年的经验”就是后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邓小平、胡耀邦指导下,由胡乔木主持起草的,我也参加了起草小组。
我认为中国社会与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有明显差异,但是我也不赞成说我国仍然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说法,因为强调“过渡阶段”很容易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我的结论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认为说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比说“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更好,所以我主张党中央应该肯定中国还处于这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当时,一些领导人认为,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否认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他们把理论上讨论不发达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的文章都视为是“大肆宣扬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表现。所以他们要在《决议》里写进针对苏、冯提出阶段问题进行批判的语言,我坚决反对这种做法。我特别找到胡乔木对他说,你这样做非常不对。这次谈话,我因为很生气,表现得非常激动。我对他说:“你至少要承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讲我的意见时嗓门越来越高,激动得都拍了桌子。在我的强烈抗议下,最终在《决议》第33节才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这是党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的提法。但还不是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表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次写进党中央报告
十二大报告是由当时的中央主席胡耀邦做的,在胡耀邦指导下,起草工作由胡乔木主持,我也参加了报告起草小组。在讨论草稿时,因为意见不一致,有很多争论。
主要是三方面的争论。第一,是强调改革,还是强调整顿?第二个争论的焦点,是发展商品经济还是坚持计划经济?
第三个争论的问题就是初级阶段问题。胡乔木仍然不同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一次胡耀邦在场时,我提出应该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胡耀邦连说“很好,应该写”,胡乔木才不好反对了。但胡乔木执笔的报告只是把胡耀邦肯定的这句话孤立地写了进去,对于初级阶段将会给全面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及其方针政策带来哪些特殊问题,并没有展开论述;相反,他还是用更多的篇幅讲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政治报告在阐述精神文明时,用了相当多的“共产主义”词句。例如:“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在我国得到完全的实现,还需要经过若干代人的长期的努力奋斗。但是,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运动。”“现在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期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了共产主义。”在这里,把 “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说成已经“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尽人皆知,“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胡耀邦察觉到这个报告脱离实际的空泛之话多了一些,出于对胡乔木等人的尊重而未加删除。大会期间有些代表们在讨论中婉转地指出了应当坚持双百方针、应当有切实措施等修改意见,又被拒绝了。
报告一方面讲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另一方面强调共产主义思想,两者很矛盾,尤其是在后来的实践中,二者的矛盾越发显现出来。十二大结束后,宣传部门是以此为“纲”来组织全党学习十二大文件和要求全国的宣传、教育、思想战线来遵循的。还在十二大报告起草时,起草小组另一个重要成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兼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就反复向宣传系统的干部说,十二大报告的精神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精神贯穿整个报告。在十二大闭会以后布置如何宣传时,他也特别强调十二大精神是共产主义。他说:“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贯穿着实践共产主义这条红线,学习宣传十二大文件,一定要突出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
正是这些解释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了误解。以中宣部名义发布的一份名为《共产主义实践活动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研究提纲”说:“共产主义好比一座宏伟的大厦,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大厦的门外,而是已经进入了大厦的门内。进行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对于我国人民来说,已经不仅是一种理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我们现在实行各项社会主义政策,也就是共产主义在今天的实践。”众所周知,十二大精神当然是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胡耀邦加以具体化提出来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宣传部门硬要说十二大精神是共产主义。这不但不能使十二大报告更好地贯彻下去,而且使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停留在“共产主义”的口号上,难以形成群众性的自觉行动,陷于混乱之中。对这一点,当时很多人都感觉到了。比方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的老革命温济泽就认为,他听见某人说过,现在有人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共产主义曙光已经冒出地平线,怎么还能说渺茫呢?他还听别的同志说,“乔木说过,共产主义就在脚下”。他向研究生院传达过乔木的这些说法,引起一些人的诘问。他自己也开始怀疑:我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成这个样子,怎么倒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呢。这种宣传的结果,造成大话、空话盛行,左倾错误思潮又重新抬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三次出现在党中央报告中
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再次出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但实际过程要复杂得多。
1986年8月中央书记处讨论准备提交十二届六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第三次修改稿时,好几位书记都发言肯定了这个文稿的基本内容。但也有一位书记做了长篇发言,说这个文稿与十二大文件和十二大以来其他文件缺乏连贯性,而且反映这几年来新经验、新问题不够。但是没有什么人附和他的意见,相反有人发言说连贯性当然重要,但要把过去说过的话都说一遍也没有必要,还是要有新话。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在书记处会议上做长篇发言的那位书记,邀集了一批人对《决议》修改稿提出了一个修改稿。他们的修改稿加了很多“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仍将长期存在”、“要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以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等等的词句,甚至引征十二大政治报告中的“共产主义”段落,还加上了这样的话:“在我国有过资本主义剥削的历史,如果搞得不好,是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的。”
胡耀邦看了那位书记的修改稿,认为分歧的焦点在于要不要援引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句话,而在这个根本点上如果不加以澄清,文件就无法通过,更严重的是在实际工作中间还会发生“左”的干扰。这时候,胡耀邦不再犹豫了,执笔亲自起草了给邓小平的一封信,专门阐述不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一提法的理由。
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已经相当尖锐。已经有人提出不再用十二大报告中已有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是不是背离十二大报告、从十二大报告倒退的问题。这当然是一个原则问题,不可以含糊过去。作为党的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对于那份修改稿并不满意,尤其是看到那句“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的话,便一笔删去。信当晚送邓小平,第二天上午九点邓小平办公室即告知了小平的批示:同意。第三天上午,小平办公室又告:小平同志又看了一遍信,仍然同意胡他们的意见。第四天,也就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讨论并通过《决议》(草案)、提请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之前,胡耀邦特地去向邓小平汇报请示。胡耀邦回来后,向起草组同志谈到他同邓小平谈话的情况。他对小平说:看来讨论中有同志要挑起争论,坚持自己的意见。邓小平说:不要紧,实在要挑明就挑明,就让他挑开。最后还是以表决的办法解决问题。打的是我的牌子,总的倾向是要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行。那么一改,会使人感到我们的政策又变了。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最近讲过多次,我们的政策还要放。邓小平还说:我们要注意,保持我们的政治稳定,不要由于粗心大意,使整个局势再发生新的**。“左”的右的干扰都不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所以,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说:“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全民范围的道德建设,就应当肯定由此而来的人们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别,同时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和扶贫济困的精神。社会主义道德所要反对的,是一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而决不是否定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决不能把平均主义当作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这些论述,不仅接续了历史决议和十二大报告关于“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的提法,而且又进了一步。《决议》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所确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同过去那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划清了界限,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高调也区别了开来,从思想理论上解决了精神文明建设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是一张“皮”而不是“两张皮”的问题。但是《决议》讲的只是党的工作中的一个局部问题――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问题,它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关系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
系统详细地阐发“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中。这在中国党的历史上,是开创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为十三大的理论基础。
(摘自《风雨兼程: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三联书店2008年12月版,定价:32.00元)
第二篇:于光远:九十感言
于光远:九十感言
感谢刚才各位在发言中给我的肯定和鼓励。有时我也在分析自己。我想,我这个人,看问题一般说来还算敏锐,不笨,但是在学术研究工作中,不论古学、新学,底子都不算深厚我自己清楚,学识浅,常识比较多之所以这样讲,并非是我的谦虚。
我这个人有一些优点,但是谦虚不在其内。我对自己有一个“二表人才”的称法。所谓“二表人才”,一是爱表现;二是爱受表扬。我认为爱表现自己和爱受表扬都是人的天性,只不过我不忌讳说出来而己。恩格斯指出生活资料分三种: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自己的资料。我特别注意“发展和表现自己”这几个字。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竞技者不就是这样吗?我可以讲讲自己的心情:当我自己坦白承认自己爱表现的时候,我在精神上觉得得到一种解脱,说出了真我。而当我听到别人表扬自己的时候,自己心里的确是乐滋滋的,并不注意表扬我的人有没有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家人、身边的人的表扬我更为在乎。但是我提醒自己两点:第一表现必须真实,第二得到表扬不要忘乎所以。
说到“浅”的问题,我觉得一些道理本来就浅而易见,用不着深人研究,关键是要有勇气表达出来。最典型的就是安徒生那篇《皇帝的新装》的例子。满朝文武都说皇帝身上穿着新衣裳,惟独童话里的那个小孩子能够一下子说出真理。这也是由于某种利害关系的干预阻碍人们对真理的认识的一个事例。我还有一点想法,在研究工作中,即使未能做到“深人浅出”,但必须力戒不要“浅人深出”,让人们费很大的功夫吃力地掌握没有多高水平的东西。此外,我想自我表扬一点,就是我这个人很勤快。有人批评我这一点那一点,但是没有人批评我懒惰。如果说这么多年来我在学术方面有一点点成就的话,我想可能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当然,我也认为对许多学术问题还是要深人研究才能取得有价值的成果,对这样的深人研究应该充分肯定。今天有许多研究会的同志发言,我想你们一定在各自领域做了许多具体和深人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自己也想做一番努力,向大家学习。
学术方面我还有许多想法,时间有限,今天我想就简单讲上面一点。身边的人说,其实大家更关心的是我的人生感悟,因此我还想借此机会也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我自己目前的身体、工作和精神状况。我是个科学工作者,习惯于科学地思考。科学思考的要领,一是实事求是,二是对具体事物做具体的分析。对自己当然也要实事求是地做具体的分析。我满90岁了,真的老了,不再是50岁的人了。90岁的人不可能没有病。不过,总的说来,我脑子可以,既不痴呆,也不糊涂,勉强可以接受“才思敏捷”的赞扬。文章一篇一篇地写,书一本一本地出版。不过自己心中有数,写作已经有力不从心的现象。不过能够做到这样程度,自己应该满意,何必自己同自己过不去?我是一个忙惯了的人,现在每天依然忙碌,并从中享受许多乐趣。“闲情”是一种愉悦的心情,正所谓人们常说的“闲情逸致”。我把自己这种喜欢忙碌的状态称为“忙情”。我想这种忙碌对于保持自身一个好的精神状态是很重要的。
关于我的寿命,我自己有一个奋斗目标:“愿寿长八十万小时”,并且我用过这个题目写过文章,发表过“宣言”。我写道“长命百岁的人有,但罕见。活到九十一岁又九十五天的人,如果还能做点工作,生活还有点乐趣,就可以算是理想的了。愿寿长八十万小时!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以岁月计,失之过粗;以分秒计,失之过细,以小时计,我意最为适宜。”可见余之忙情一般。我这个人言行不一,一方面口讲、笔写许多关于“休闲”、“玩”的文章,一方面又成天地“忙”。
不过我也认识到应该提高警惕:人一忙就容易乱,头脑不清醒;人一忙也容易烦,心情不能平和;人一忙就容易肤浅,不能研究问题,不能冷静认真思考;人一忙就容易只顾眼前,不能高瞻远瞩。有两句诗写“忙”的,“浮世忙忙蚁子群,莫慎头上雪纷纷”。大雪纷纷,是关系蚂蚁生存的大事。可是“蚁子群”忙得看不见这些,还在地上觅食或者打群架。诗人们为它们担心耽心,可是蚂蚁本身还不觉得。忙得没有主见,忙得没有远见,只能平庸。所以我提出为了避免上述忙情的缺点,就应该研究忙文化,善于掌握、处理、改进“忙情”。
我认为对于90岁的人,保持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尤其重要,那就是“身老心不老”,也就是在身体的确是老了的情况下,保持青年人那样的朝气勃勃的精神和活力。我曾经发生过一个“服老”还是“不服老”的问题。我这个人的性格是不服老。但是事实确却是最雄辩的,后来不得不服老。但是直到现在,我还只是想通了一半,在身体方面,不在精神方面。而且我还想出了一些办法,比方和年轻人,甚至小孩做朋友,向他们学习。
现在你们恐怕看不见我在为年龄而发愁,因为我一直努力保持一个年轻人的精神状态。而年轻人是不会为他的年龄发愁的。我当然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是我主张可以有幻想。俄国民主主义的先躯者皮萨列夫在谈到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的问题时写道:“有各种各样的不一致,我的幻想可能赶过事变的自然进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任何事变的自然进程始终达不到的地方。在前一种情形下,幻想是丝毫没有害处的;它甚至能支持和加强劳动者的毅力„„”。在心不老方面,幻想也是一条,我要的就是这样能支持和加强自己毅力的幻想。因此,最后讲这样12个字,“我追求!我坚持!我执着!我成功!”今天我就讲这些。再次感谢大家!
2005年7月2日晚
(于光远,前中顾委委员、北京华夏管理学院名誉院长,1934年由上海大同大学转入清华大学,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7年初抗日战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兼任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历任中共中央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委,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41年起从事陕甘宁边区经济的研究工作,后在延安大学财经系任教。1948~1975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1964年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以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2000年担任黔南民族师范学院院名誉院长等职。)
第三篇: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
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高考的热点和焦点,也是国际敏感问题。为此,必须引导学生从古代、近代、现代史中理清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搞清台湾问题的由来。
1、古代史中中央政府对台湾的管辖
三国时期,230年孙权派卫温至夷州,加强了台湾与大陆的经济文化联系,这是古代文献中关于大陆人大规模到达台湾的最早记录。元朝时设澎湖巡检司,加强了对琉球的管辖。明末,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清初,郑成功于1662年收复台湾,此后台湾一直处在郑氏子孙统治下,通过1683年澎湖一战,施琅打败郑克塽,台湾纳入清朝版图,1684年清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加强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2、近代史中台湾问题
中法战争清政府不败而败,但鉴于台湾在国防上的重要地位,1885年在台湾建立行省,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甲午中日战争《马关条约》割台湾、澎湖列岛等给日本,迫使台湾与祖国隔离。二战后期,国际社会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3年中、美、英三国签署《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把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1945年中、美、英签署《波斯坦公告》,进一步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重归中国版图。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败退后退踞台湾,从而导致海峡两岸长期隔绝、分离的状态。
3、现代史中台湾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一直为实现祖国统一努力奋斗,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使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方针。1981年叶剑英发表《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主张国共实行第三次合作,阐明了中共对台湾当局的态度,阐明了统一后对台湾的基本政策,包含了“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80年代初,邓小平正式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1984年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阐述了这一伟大构想,表明中国领导人的设想,已成为一种国策,具有法律效力。1980年以后,海峡两岸民间交往开始频繁,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台独”活动日益嚣张,台湾当局不断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动。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分裂祖国的言行,明确指出: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中国政府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对台湾采取“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如果出现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大事变等严重问题,中国政府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完成祖国统一,包括使用武力手段。
第四篇:乌克兰的来龙去脉
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政府宣布暂停和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
2013年11月24:十万人走上基辅街头抗议,促使政府回到通往欧盟的道路上。
2013年11月30日:危机爆发:政府触动“金雕”特警部队,暴力驱散和平抗议,正式点燃危机导火索。
2013年12月1日:抗议者下午对乌克兰总统办公厅周围路障发起冲击,有人驾驶铲车冲向特警组成的人墙。抗议者和特警的冲突进一步恶化,警方和抗议者均有人受伤。2014年1月16日:乌克兰政府通过反示威法,对公众集会进行严格的限制。
2014年1月19日:乌克兰首都举行的示威集会演化为暴力冲突。抗议者向防暴警察投掷烟雾弹,警察还以催泪弹。参加集会的有约1万人,他们试图进入政府部门所在的街区。2014年1月24日:总统亚努科维奇承诺修改限制公众集会的新法案,对政府也进行改组,并特赦没有犯下“严重罪行”的示威者。反对派不同意,坚持要求总统辞职。
2014年1月28日:乌克兰总理阿扎罗夫提出辞职,希望能让乌克兰冲突各方达成妥协方案,结束冲突。
2014年2月14日: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签署“大赦法”,其将于17号生效,在2013年12月27日至2014年2月2日期间被逮捕的公民都将被赦免。
2014年2月18日:动荡再起。上午。乌克兰示威者在首都基辅议会大楼附近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至少25人死亡,近千人受伤。当晚警方开始实施清场行动。
2014年2月21日: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和3名反对派领导人签署和解协议,将提前举行总统大选,恢复2004年宪法,限制总统权力,将总统部分权力分配给议会,他承诺邀请反对派加入政府,组建联合政府。
2014年2月22日:反对党主导议会并通过释放前总理季莫申科,解除亚努科维奇总统职务等一系列决议,确定5月25日将举行大选。
2014年2月24日:乌克兰政府发布对亚努科维奇的逮捕令,他最后一次被人目击在克里米亚半岛。有报道称其曾试图飞离乌克兰,但其飞机从顿涅斯克离境的申请被乌克兰边防部门拒绝,理由是飞机未获离境许可。
2014年2月28日:当日凌晨,克里米亚一座民用机场被俄军短暂接管。俄确认装甲部队在克里米亚里行动,但否认在克里米亚进行广泛部署,称其实质在黑海舰队及其附属哨所反恐,未违反俄乌基地租借协议。
2014年3月3日: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鉴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违反七国集团和八国集团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美国决定暂停参加八国集团峰会的准备活动,知道形势允许八国集团展开重要讨论。
2014年3月16日:克里米亚公投结果公布,克里米亚宣布独立并加入俄罗斯联邦。
第五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基本路线最主要的内容,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的基本途径。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保证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社会主义大发展大繁荣
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 中央政治委员共25人。刘延东、孙春兰。8200万党员,400多万个当基层组织。十八大关键词:
1、翻一番
2、更公平
3、三个自信—道路、理论、制度 4.生态文明:首次提出“绿色发展、美丽中国” 5.两个“五位一体”
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五位一体”,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五位一体”,即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
6.两个百年目标:一个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是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7.24个字: 从国家层面看,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看,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民个人层面看,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8.三型: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
十八大亮点评述: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收入翻番,如何实现:从总量指标到民生指标,指导性、方向性更加鲜明,体现了富民追求收入翻番,体现民生优先 数字目标已定,关键是要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增长,是货真价实的增长收入增长可持续,发展方式需转变收入分配改革不仅意味着工资的提高,还意味着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领域缺口的弥补 三.中央首次提出“纯洁性建设”列入党建设主线应对新挑战
四.再次四大危险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 五.最大亮点: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
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
1、四个服从
2、民主选举
3、定期报告
4、互相沟通
5、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6、禁止个人崇拜 党的纪律: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党章》是党的最高行为规范。
党的纪律内容政治(主导)、组织、群众、宣传、人事、经济、外事、保密纪律 党的纪律特点:
1、是铁的纪律强制性严肃性统一性
2、是自觉的纪律
3、是铁的纪律和自觉的纪律的统一
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1、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
2、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3、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衡量党的先进性的便准:
1、理论标准2.纲领标准3.实践标准4.党员的标准 党的先进性:是党赖以生存的内在基础
所谓党的先进性: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工人阶级作基础,以优秀分子为成员,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所形成的。党的先进性是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来源
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本内涵及当代要求: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本内涵,就是在党的先进性,即阶级性、代表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基础上,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当代要求:
1、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
2、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必须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不移地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现阶段的各项政策。
3、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必须强化宗旨意识,诚心诚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4、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必须坚持学习和实践锻炼,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5、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必须弘扬昂然正气,在危急时刻敢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责任——党员的先进性应集中体现在对事业的责任心上。能力——党员的先进性应体现在胜任本职岗位的能力上
形象——党员的先进性应体现在以自身良好形象发挥带动作用上 信念是保持党员先进性的灵魂
中国共产党性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首先要发展经济、尊重规律、讲究效率、抓住几率。》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三个代表”内涵:1.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2.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3.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申请入党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年龄、国籍和身份条件,即申请入党的人必须是年满18岁得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政治思想条件,即申请入党的人必须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组织纪律条件,即申请入党的人必须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按时交纳党费,即申请入党的人必须愿意“按期交纳党费”。
发展党员的指导思想:坚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建设成为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核心,必须坚持标准,保证质量,使发展党员工作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为提高党员队伍的战斗力和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实现而服务。发展党员工作基本方针是: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核心),改善结构,慎重发展。发展党员坚持的具体原则:1.质量首位原则2.入党自愿原则3.个别吸收的原则 4.重点发展的原则
入党需要履行的程序:1.资源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2.确定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3.对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和考察,确定发展对象。4.对预备党员的接收、教育,预备期考察。5.预备党员转正。
只有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要求入党才是完全正确的 为什么端正入党动机?(端正入党动机意义)1.只有树立正确的入党动机,才能坚定争取入党的信心。2.只有树立了正确的入党动机,才能经得起各种考验。3.只有树立了正确的入党动机,才能采取正确的入党行动。
端正入党动机的主要途径:1.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2.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3.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解决好怎么做人的问题。
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入党:1.正确认识和把握党员标准2.自觉接受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观察。3.加强自我修养,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做出实际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