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糖1.24最高院：民事审判工作中应重点注意的11个具体问题（5篇）

第一篇：每日一糖1.24最高院：民事审判工作中应重点注意的11个具体问题

最高院：民事审判工作中应重点注意的11个具体问题

作者： 发表时间：2015-01-06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张勇健2013年4月在全国高级法院民一庭庭长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摘录其中的要点“关于民事审判工作中应重点注意的几个具体问题”，与各位分享、交流。

（一）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

民间借贷是涉及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基本民生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保持高增长势头，据统计，2012年全国法院新收民间借贷案件747809件，同比上升了22.9%。妥善审理好民间借贷案件已不仅是民事审判的重要任务，更是人民法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近两年来，最高法院将民间借贷作为重点调研课题进行研究，目前民一庭已经完成司法解释初稿的起草，并提交这次会议进行了讨论。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都很好，我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启发，回去以后我们会认真消化吸收。我还想提醒大家的是，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专门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涉及的证据认定、复利及高利贷处理以及逾期利率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司法解释出台前，各地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要继续严格贯彻落实会议纪要精神。当然，通过刚刚的讨论，大家也能体会到，民间借贷这类案件虽然在处理中碰到的难点相似，但因为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生活水平不同、居民收入指数不同，所以在处理相似的案件时，各地法官有不同的认识，比如说事实查明问题，贵州高院的同志坚持认为，不能仅仅凭借一张借条或欠条来认定借贷关系，一定要严格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查清交付的事实，但是其他一些法院的同志，包括天津、厦门和浙江法院的同志，则有另外的观点。一贯以来，我们就是单纯以欠条、借条作为现金交付的凭证，但是现在我们强调要查明交付的事实，与我们以前坚持的思路相比，有所调整、有所变化。这种调整和变化主要是因为近年来的审判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在分组讨论时我提到的莫少军案，该案中主审法官仅凭一张借条认定了借贷关系的存在，后来债务人自杀，承办法官也被检察院以渎职罪提起公诉。这个事例表明，现在民间借贷的问题确实很复杂，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可能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的资金交付，就是通过现金方式交付，但是在内地，比如贵州、云南，这么大额的资金一般来说是不可能通过现金交付的，而是要通过银行转帐的方式，因为这样一些差异，导致在我们的司法解释中很难作出整齐划一的规定。另外，我想具体说两个问题：

一、涉及刑事犯罪时的处理问题。

大家在讨论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热点、难点问题。从各地审理的案件情况看，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经济犯罪之间的界限多有交织，经常出现刑事与民事交叉的情形。如何划定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合理界限，需要进一步探索，尤其要关注国家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相关金融政策调整对划分标准的影响。对涉及刑事犯罪时相应民事借款合同效力如何认定问题，据我们调研了解，实践中很多同志主张，涉及违法犯罪的民间借贷合同一律无效，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判断合同的效力还是要审查当事人合同约定本身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一方的犯罪行为是否必然影响合同效力，需要具体分析。尤其是有担保的时候，情况就更加复杂，在出借人并未涉嫌犯罪的情况下，比如合同诈骗，某人到一家商业银行通过诈骗的手段骗得贷款，借款人就是犯罪分子，而银行完全是受害者，对于这样一个借款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如果轻率地认定主合同无效，就会导致担保合同相应无效，出借人就不能向担保人主张担保债权，这就极大地损害了出借入的权益。所以在认定合同效力时，一定要注意平衡各方利益，进行综合判断。在刑民交叉的程序处理上，对于尚未形成群体性、大面积纠纷事件的个别案件，要慎用驳回起诉和中止审理。之所以强调尚未形成群体性的大面积纠纷，是因为群体性的大面积纠纷，常常都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往往已经介入。在民间借贷行为涉及合同诈骗等刑事犯罪时，实践中一些法院采取的办法是先刑事后民事。当然，先刑后民在保证认定案件事实统一，及时惩罚犯罪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等方面有其优势和合理性，特别是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的群体性、大面积借贷行为。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诉讼目的、诉讼原则、责任构成要件、归责原则等方面存在本质差异，当事人承担责任的性质也不同，先刑后民并非审理刑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实践中，应区别不同情形适用，不要绝对化、扩大化，以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的民事诉权和实体权益。对于刑事附带民事程序和单纯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问题。最高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程序有专门的司法解释，我们认为，刑事附带民事程序本质上是两个程序的结合。刑事程序体现的是公权力对于犯罪行为的惩戒，并通过个案对社会起到教育和引导作用。所附带的民事程序，是对犯罪行为或者从民事角度说是侵权行为对于受害人民事权利伤害的救济，这两个程序有本质的不同，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有它的优势和便利，但是绝不能因为有刑事附带民事而妨碍了我们全面、综合和彻底地对受害人权利进行救济。在处理个案时要准确把握什么时候可以中止诉讼，什么时候可以先启动民事程序，允许当事人通过民事程序进行救济。例如黑龙江的高山诈骗案，中行一个支行的行长高山以中行的名义吸纳多个企业存款，后卷款长期在逃，犯罪事实短时间内难以查清，但是存款企业完全是受害人，其和中行存在民事关系，而且当时的证据不能表明受害人也涉嫌刑事犯罪。这种情况下，存款企业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人民法院应予审理，而不必要等待刑事程序来附带民事程序。

二、要注意区分生活互助性借贷和生产经营性借贷。

随着人民群众财产性收入的大幅增加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资金供给和需求旺盛，民间借贷已经不仅局限于生活互助，融通资金用于生产经营逐渐成为民间借贷的主要目的。在审理相关案件时，要注意区分生活互助性质的借贷与生产经营性质的借贷。对于生活互助性质的借贷，要注重遏制高利贷行为；对于经营性质的借贷，要注重查明基础事实，无论是以借贷形式体现其他法律关系，或者是以其他形式掩盖借贷关系，均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针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做出处理。民间借贷涉及的问题很多，分组讨论时，大家普遍提出了利率上限问题。目前司法解释草稿中规定的是一个数字24%，脱离了原来四倍的表述，原因在于我们从人民银行了解到，最近时间他们正在就取消统一的商业贷款法定基准利率问题进行研究论证，如果取消，再规定四倍就没有意义了。另外，对于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高低问题，沿海和内地，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相应的认识和期待也是不同的，这也是我们面临的困境，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关于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交强险赔偿的分项限额问题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在交强险赔偿问题上，现在还有一部分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突破了交强险条例的分项限额，在审理交通事故纠纷时，只要不超出总的限额即12.2万，都要求保险公司予以赔付，没有把分项的限额予以区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交强险条例明确规定了分项限额，我们应当严格遵守。理由是：

一、行政法规对此有明确规定。交强险条例明确规定了分项限额制度，人民法院审理相关民事案件时当然应该依法处理，这是最基本的理由；

二、分析法律规定的分项限额是否合理，需要对全国范围内的道路交通状况作出评估，需要对交通事故率作出统计，需要对赔偿范围变化对费率水平的影响进行计算，需要就费率水平的变化与民众的接受程度进行预测。应当看到，交强险条例是基于整体的、全面的、多种因素综合考量作出的规定，而这些考量、预测、评判恰恰是人民法院力不能及的。显然，在分项限额的问题上，涉及到如此深入的专业问题和政策把握问题，由立法机构或行政机关作出判断更加妥当。《道路交通安全法》将交强险制度的细化规定授权给行政机关，也正是此种判。断的当然结果；

三、我们还应当认识到，司法解决问题的范围是有限的。分项限额不仅仅涉及到受害人的损失填补，还间接涉及到交强险的费率水平等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在处理个案中，我们有时会觉得分项限额不尽合理，希望能为受害人多争取一份救济，让保险公司承担更多的保险责任。当然，在个案中，注重考虑个体利益平衡有合理的一面。但不能因为绝对追求个案的利益平衡，而伤害到整个社会秩序。应当认识到，我国交强险的费率是法定的，保险公司没有定价权，保险公司必须按照法定的费率水平接受投保人的投保，根据保监会提供的数据，目前交强险的运营整体上处于亏损状态，这意味着，交强险的赔偿负担过重，保险公司就会产生提高保费的冲动。交强险的顺利运转不可能不考虑保险人的利益。如果保险公司所称的负担过重问题以及提高保费的利益诉求获得立法部门认可，结果就是交强险费率全面提高，全社会的整体投保负担增加，这涉及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权衡问题。因此，打通分项限额，社会效果未必好。同时，由人民法院作出类似的决策，其正当性理由也不够充分。由于分项限额涉及到交强险的基本制度、涉及到费率水平甚至涉及到金融安全，2011年国务院对此问题曾专门开会研究，并在会议上专门提到我们一些法院不遵守分项限额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法院的任务是适用法律，而不是评价法律或修改法律。当然，目前分项限额问题在立法上是否有调整的必要，我们通过案例一直在研究，有关的部门和立法机关也在研究。从西方立法例来看，他们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规定上的调整也比较多，有些分项限额的调整幅度很大，甚至有些国家的交强险赔偿范围全部是人身损害，没有财产损害。外国有益的经验我们要注重吸收，在立法层面对交强险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这是我们力求推动的。但是在交强险条例没有修改前，还是要按照行政法规的明确规定处理案件。

（三）关于执行异议之诉的问题。

执行异议之诉是2007年民诉法修改后设立的一项制度，涉及到案外人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非常复杂，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操作难度也比较大。对这个问题，我谈一点个人看法。首先，要明确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诉讼排除对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或者说通过诉讼，申请人、案外人对抗对于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要实现这个目的，就不仅要对当事人是否对执行标的物享有实体权利进行判断，还要对其实体权利是否足以阻止对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进行判断；其次，要明确具体的判断标准。这个判断标准是比较复杂的，我想，对这个问题思路要开阔一些，要全面、客观地看待。比如，并不是所有的所有权都能阻止、对抗针对标的物的强制执行。在实现抵押权时，所有权人就不能以其享有所有权为理由来对抗抵押权的行使；再如，按照我们现有的司法解释，购买房屋之后没有办理过户登记，但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而且其对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也无过错的，在这样的情况，能够对抗对于房屋的强制执行，问题在于是不是这些条件都必须满足。例如，已经办理了预告登记的情形。此外，上午杜专委专门提到的被拆迁入请求取得拆迁安置房屋，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个银行基于抵押权申请对房屋强制执行，被拆迁人的这个权利也能对抗对于房屋的强制执行。以上是从异议人的角度来看的。相反地，从申请执行人的角度看，其权利是一般债权还是经确权判决确认的所有权，情况也有不同。比如“一物二卖”的情况，判决认定该房屋归原告所有，那么对这个房屋的执行就是基于所有权的执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异议人的权利是什么性质，他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对抗，什么情况下不能对抗，这都是我们应当考虑的因素。所以，判断是否存在能够阻止对执行标的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要综合分析异议人和申请执行人各自的权利性质和权利的效力边界，根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进行全面判断。

（四）关于涉农民事审判问题。

今天上午，杜专委对如何做好涉农民事审判作了重要阐述，提出了总体要求，大家要认真领会，贯彻落实好。我再强调一点，就是要特别注重对中央1号文件精神的理解和把握。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创新农业经营体系，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这就涉及到民事审判如何保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大家对此要高度关注。有人认为国家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中，就是放开了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性控制。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项生产要素，有内在的市场化需求和合理配置的需要，这是农村产业化发展的必然，但是也要看到，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民基本生存保障的主要功能没有改变，农户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元，家庭是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层次，农业生产经营体制不管如何创新，都不能脱离这个基本点，都要坚守一条底线，就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我们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仍然要坚持这个底线，针对不同的流转方式，采用不同的保护手段和方式：对于转包、互换、出租等不改变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利归属的传统流转方式，要以合同严守为原则，综合平衡各方利益；对于入股、合作等新的流转形式，要加强理论研究，注重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的保护力度，对于不改变、本权权利主体，通过让渡占有、使用权能，最大限度发挥物的效用的交易安排，应当予以维护；对于以转让方式流转的，仍要严格将“有稳定的非农职业和稳定的收入来源”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实质性要件，将发包方同意作为必要的程序要件，最大限度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此外，对于社会资本投入新农村建设中涉及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农村宅基地上房屋买卖等问题，是审判实践的难点，我认为一个总的原则应当是，要严格贯彻落实农村集体土地特别是农用地的用途管制，运用司法手段防止流转农田“非粮化”、“非农化”，切实保护当事人权益，保障农业地位。尤其是在当前城市资本大规模进军农村的大背景下，在涉及基本农田和农业生产时，要注意把握上述原则。最高法院民一庭今年也将此作为重点调研课题，各高院要注意根据本辖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深入探索，及时总结经验。

（五）关于正确理解和适用物权法的问题。

物权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支柱性法律。在民事审判中正确理解和准确运用物权法，对更好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谈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切实落实物权平等保护原则。这是物权法颁布以来最高法院民一庭一直强调的问题。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平等保护，就是要着力纠正以往对于国有、集体和私人财产差别保护的思维惯性，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杜绝漠视甚至牺牲集体、私人财产权利的行为。要看到，对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权的平等保护，是民法平等原则的重要体现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更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现实要求。只有坚持和贯彻好平等保护原则，创造财富的源泉才能充分涌动，财富增长的动力才会永不枯竭，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根基才会足够坚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才会更加牢固。对财产的保护，涉及三个方面：一个是产权归属，一个是财产收益，一个是财产安全。当前形势下，尤其要关注对财产收益和财产安全的保护。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加并引导好民间投资。这就要求我们在民事审判中，加大对民间投资的保护力度，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更多地投入到实体产业而不是仅仅向股市、房市等领域聚集。要努力发挥司法审判的独特作用，为民间资本投资热情最大限度地释放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要妥善审理城镇房屋拆迁补偿纠纷，谨防以公共利益之名侵害私人财产，加大对财产安全的保护力度。第二，要准确理解不动产登记的法律效力。在审理物权纠纷案件中，要正确理解登记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关系，既要严格贯彻法律关于登记制度的规定，又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充分发挥民事审判的物权确认功能，合理确定物权归属。要特别注意区分不动产登记的内部和外部效力。不动产物权原则上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但并不意味着物权这一私权利是由政府登记机构赋予的。私权利本来就是权利人的，登记只是政府部门的确认，绝不能因为法律将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错误地认为财产权是政府赋予的。在审理涉及物权归属的内部纠纷中，不能唯登记论，要以审查基础法律关系为抓手，查明真实的权利状态。在审理共有物单方处分、一物多卖等纠纷中要坚持贯彻不动产物权变动原因与结果的区分原则，合理协调物权变动和合同关系；交易合同本身不具备无效情形的，要在依法认定合同有效的同时，通过违约责任等制度实现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平衡。要全面理解物权法占有部分的有关规定，正确认识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妥善处理占有与登记之间利益冲突，依法保护合法占有人的权益。

（六）关于房地产纠纷审判的问题。

今天上午，杜专委从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维护诚实守信市场交易秩序的高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杜专委的讲话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大家要吃准吃透讲话精神。我讲一个具体问题：在审理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中，合同被认定无效或撤销之后如何处理。这是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按照合同无效理论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无效的后果是双方返还，通过缔约过失责任保护当事人信赖利益。但是在一方出资、一方出地，合同全部或部分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出资一方的投入已经物化到建筑工程中，如果机械地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和民法理论，仅判决返还出资方的投入，房产项目全部增值收益均由出地方享有，可能会带来当事人利益的失衡，尤其是出地方对合同无效存在过错的情形。实践中，大家要认真研究，妥善平衡双方利益；还有的情况是，合同在被认定无效之前的履行过程中，一方存在明显违反合同约定的情形，导致另一方的损失，是否属于信赖利益的损失。按照合同法五十八条的规定，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这里的损失是仅指因过错导致合同无效的损失，还是包括先前履行过程中因其他过错造成的损失，值得进一步思考。同样，在合同解除时，也存在上述问题。合同解除权是法律赋予守约方的一项权利，守约方是选择要求对方承担继续履行等违约责任还是解除合同，完全是其利益衡量的结果。如果合同解除后，守约方仅能收回原始投入，任由违约方坐享房产增值收益，那么他可能就不会选择解除合同，而是采取不断追究对方违约责任的方式，结果是使双方困守在已经失去相互信任基础的合同枷锁里，这不仅有违合同效率原则，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也最终损害双方的权益。在审判实践中，我们要多研究、多思考，在处理相关纠纷时要把握一个总的原则，即合同无效或者解除后的双向返还、赔偿损失以及恢复原状等，要避免简单机械地采用返还原始投入及利息的做法，要准确把握合同法等法律的目的与宗旨，结合个案具体情况，考虑是否应当在对工程项目进行总的清算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过错大小、房产升值利益等情况，妥善平衡各方利益。我个人感觉房地产纠纷有商事纠纷的性质，在审理商事纠纷中，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维持现状、不折腾。对于合同无效或合同解除，在商事纠纷裁判中有一个理念就是尽量少用恢复原状、少用互相返还，而多用损害赔偿。在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中，商事裁判中的这个理念也是值得大家借鉴的。

（七）关于食品药品安全纠纷案件的审理。

食品药品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近年来，频发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不时触动社会公众敏感的神经，“舌尖上的安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强烈的关注。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修改犯罪构成要件、增加罪名、加大刑罚力度等方式，在刑事处覆方面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作出了回应。近几年来，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案件数量大幅上升，说明刑事审判领域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在不断加大。在行政管理方面，据了解，目前各地对加强食品药品安全均有较大动作，通过加大监管、处罚力度等方式，从源头上控制食品药品的安全，比如北京今年4月1日起实施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条例》规定，食品经营者违法犯罪的，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从民事角度看，大家要充分认识民事诉讼对防止和遏制食品药品安全违法行为的重要意义。我想民事诉讼对食品药品安全的重要意义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对行政监管的补充。对于假冒伪劣商品，行政监管只有一双眼睛，如果民事诉讼能够充分开展，那么对于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的人来说，就有无数双眼睛全天候地进行监督，加大了监督的范围和力度；第二，加大了违法人的违法成本。虽然行政处罚也可以采用罚款的形式，但是不管行政处罚还是刑事罚金刑都有一定限额，相比较违法人获得的高额利润，相应的处罚力度还远远不够。如果能够充分利用民事诉讼这个手段，其违法成本就会因此无限放大。当然，从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看，相关民事纠纷在总量上还比较少，原因有多方面，但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随着人民群众对食品药品安全关注度的提高和维权意识的增强以及小额诉讼、公益诉讼制度的逐步开展，相关案件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我们要做好充分的研判。目前，最高法院民一庭正在积极进行涉及食品药品安全司法解释的调研和起草工作，力争早日出台，更好规范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经营行为。各高院也要注意总结本辖区内食品药品安全纠纷案件的特点，探索解决此类纠纷的办法和措施，总结问题和经验，多为司法解释的起草出谋划策。要积极发挥民事审判平台作用和引导作用，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增强企业的食品安全责任意识，为行政监管部门提供有针对性的司法建议。同时，要注重解决民刑交叉的程序衔接问题。

（八）关于小额诉讼问题。

小额诉讼程序是这次民事诉讼法修订新增加的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也是人民法院对民事诉讼立法的一个重大贡献。由于我们前期对小额速裁程序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的试点，大家对这个新的诉讼程序并不十分陌生，今后的工作重点是要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利用好这个程序。对这个问题，我再强调几点：

一、小额诉讼与小额速裁试点最大的区别是小额诉讼程序的强制性，大家要从司法大众化、程序效益最大化的高度提高对小额诉讼程序的认识，对于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要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同时，也要做好释明工作，真正让当事人感受到小额诉讼“方便又快捷、省心又省力”的制度优势，减少对抗情绪。

二、要注重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小额诉讼程序虽然没有普通程序那样严格的程序限制，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审理过程中可以随心所欲，不能因为强调“快审快结”“程序简化”，忽视对当事人陈述意见权利的保障。

三、要注意适用案件的类型选择，虽然民事诉讼法没有对适用小额诉讼的案件类型作出限制性规定，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类型的案件都能适用，比如对于离婚、收养等涉及人身性质的案件，就要慎重适用或者不予适用。

（九）关于加大对重大敏感案件指导的问题。

对下级法院审理的重大敏感案件，提前介入指导，是上级法院发挥业务指导作用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平台。近年来，最高院民一庭在天津许云鹤案、广东紫金矿业溃坝案等一系列重大敏感案件的指导上加大工作力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各高院也要注重对本辖区法院的业务指导，当然，我们也了解，目前大家办案任务普遍繁重，对下指导又增加了工作压力。但是一定要看到，民事案件近90%在基层，只有提高一、二审质量才是解决上级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的根本途径。对重大敏感典型案件进行业务指导，应当成为各高院对下指导的重要内容。要按照“主动考虑、敏锐捕捉、提前预案、及时应对、持续跟进、综合联动”的要求，加大对下级法院重大敏感案件的前期指导，提高敏锐性和工作主动性，力争将纠纷解决在当地，同时以点带面，统一裁判尺度，力争实现“审理一案、指导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

（十）关于提高裁判文书质量问题。

去年，最高法院在全国法院系统集中开展了庭审和裁判文书“两评查”活动，我具体参与了这项工作。通过对裁判文书的“体检”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一是文书格式不规范。不同法院、同一法院的不同业务庭，甚至一个庭的不同合议庭之间，裁判文书格式都不统一，这个问题在各级法院甚至最高法院都不同程度存在；二是查明事实与裁判说理部分不能有效对接。有些裁判文书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论证所依据的事实，在本院查明事实部分完全没有体现，给人感觉缺乏事实基础；三是裁判的说理不恰当，当繁不繁，该简不简。裁判文书质量不高，不仅对当事人权益造成损害，也严重影响了法院形象，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借这个机会我重点强调一下，希望引起大家高度重视。大家要从深化审判质量管理、规范审判权运行的高度，认识这个问题，通过加强业务学习等多种形式，着力提升裁判文书质量。

（十一）做好《中国民事审判年鉴》编辑工作。

经院领导批准，最高法院民一庭决定从今年开始编辑出版《中国民事审判年鉴》一书。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民事审判年鉴，就是全国民事审判工作的编年史，记录每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的大事、要事、好事、喜事，记录在推动依法治国方略实施中民事审判工作每一点一滴的发展进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从历史长河的角度看，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将写在民事审判的历史上。同样，完整客观地记录历史，我们责无旁贷。年鉴包括各地法院民事审判相关内容，我们已经就此下发了通知，希望大家高度重视，严格按照通知要求，认真疏理，准确、全面汇总相关情况和材料。各高院要对上报的材料严格把关，注意文字的锤炼和材料的取舍，保证每个省、地区的亮点工作、先进个人、包括典型案例，都能收录进这本年鉴。

第二篇：目前民事审判工作中应重点注意的十个具体问题201501

目前民事审判工作中应重点注意的十个具体问题

最高法院民一庭庭长张勇健

2014-12-04 民事审判参考

（一）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

民间借贷是涉及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基本民生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保持高增长势头，据统计，2012年全国法院新收民间借贷案件747809件，同比上升了22.9%。妥善审理好民间借贷案件已不仅是民事审判的重要任务，更是人民法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近两年来，最高法院将民间借贷作为重点调研课题进行研究，目前民一庭已经完成司法解释初稿的起草，并提交这次会议进行了讨论。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都很好，我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启发，回去以后我们会认真消化吸收。

我还想提醒大家的是，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专门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涉及的证据认定、复利及高利贷处理以及逾期利率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司法解释出台前，各地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要继续严格贯彻落实会议纪要精神。

当然，通过刚刚的讨论，大家也能体会到，民间借贷这类案件虽然在处理中碰到的难点相似，但因为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生活水平不同、居民收入指数不同，所以在处理相似的案件时，各地法官有不同的认识，比如说事实查明问题，贵州高院的同志坚持认为，不能仅仅凭借一张借条或欠条来认定借贷关系，一定要严格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查清交付的事实，但是其他一些法院的同志，包括天津、厦门和浙江法院的同志，则有另外的观点。一贯以来，我们就是单纯以欠条、借条作为现金交付的凭证，但是现在我们强调要查明交付的事实，与我们以前坚持的思路相比，有所调整、有所变化。这种调整和变化主要是因为近年来的审判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在分组讨论时我提到的莫少军案，该案中主审法官仅凭一张借条认定了借贷关系的存在，后来债务人自杀，承办法官也被检察院以渎职罪提起公诉。这个事例表明，现在民间借贷的问题确实很复杂，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可能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的资金交付，就是通过现金方式交付，但是在内地，比如贵州、云南，这么大额的资金一般来说是不可能通过现金交付的，而是要通过银行转帐的方式，因为这样一些差异，导致在我们的司法解释中很难作出整齐划一的规定。

另外，我想具体说两个问题：

一、涉及刑事犯罪时的处理问题。

大家在讨论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热点、难点问题。从各地审理的案件情况看，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经济犯罪之间的界限多有交织，经常出现刑事与民事交叉的情形。如何划定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合理界限，需要进一步探索，尤其要关注国家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相关金融政策调整对划分标准的影响。对涉及刑事犯罪时相应民事借款合同效力如何认定问题，据我们调研了解，实践中很多同志主张，涉及违法犯罪的民间借贷合同一律无效，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判断合同的效力还是要审查当事人合同约定本身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一方的犯罪行为是否必然影响合同效力，需要具体分析。尤其是有担保的时候，情况就更加复杂，在出借人并未涉嫌犯罪的情况下，比如合同诈骗，某人到一家商业银行通过诈骗的手段骗得贷款，借款人就是犯罪分子，而银行完全是受害者，对于这样一个借款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如果轻率地认定主合同无效，就会导致担保合同相应无效，出借人就不能向担保人主张担保债权，这就极大地损害了出借入的权益。所以在认定合同效力时，一定要注意平衡各方利益，进行综合判断。

在刑民交叉的程序处理上，对于尚未形成群体性、大面积纠纷事件的个别案件，要慎用驳回起诉和中止审理。之所以强调尚未形成群体性的大面积纠纷，是因为群体性的大面积纠纷，常常都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往往已经介入。在民间借贷行为涉及合同诈骗等刑事犯罪时，实践中一些法院采取的办法是先刑事后民事。当然，先刑后民在保证认定案件事实统一，及时惩罚犯罪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等方面有其优势和合理性，特别是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的群体性、大面积借贷行为。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诉讼目的、诉讼原则、责任构成要件、归责原则等方面存在本质差异，当事人承担责任的性质也不同，先刑后民并非审理刑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实践中，应区别不同情形适用，不要绝对化、扩大化，以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的民事诉权和实体权益。对于刑事附带民事程序和单纯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问题。

最高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程序有专门的司法解释，我们认为，刑事附带民事程序本质上是两个程序的结合。刑事程序体现的是公权力对于犯罪行为的惩戒，并通过个案对社会起到教育和引导作用。所附带的民事程序，是对犯罪行为或者从民事角度说是侵权行为对于受害人民事权利伤害的救济，这两个程序有本质的不同，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有它的优势和便利，但是绝不能因为有刑事附带民事而妨碍了我们全面、综合和彻底地对受害人权利进行救济。在处理个案时要准确把握什么时候可以中止诉讼，什么时候可以先启动民事程序，允许当事人通过民事程序进行救济。例如黑龙江的高山诈骗案，中行一个支行的行长高山以中行的名义吸纳多个企业存款，后卷款长期在逃，犯罪事实短时间内难以查清，但是存款企业完全是受害人，其和中行存在民事关系，而且当时的证据不能表明受害人也涉嫌刑事犯罪。这种情况下，存款企业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人民法院应予审理，而不必要等待刑事程序来附带民事程序。

二、要注意区分生活互助性借贷和生产经营性借贷。

随着人民群众财产性收入的大幅增加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资金供给和需求旺盛，民间借贷已经不仅局限于生活互助，融通资金用于生产经营逐渐成为民间借贷的主要目的。在审理相关案件时，要注意区分生活互助性质的借贷与生产。经营性质的借贷。对于生活互助性质的借贷，要注重遏制高利贷行为；对于经营性质的借贷，要注重查明基础事实，无论是以借贷形式体现其他法律关系，或者是以其他形式掩盖借贷关系，均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针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做出处理。民间借贷涉及的问题很多，分组讨论时，大家普遍提出了利率上限问题。

目前司法解释草稿中规定的是一个数字24%，脱离了原来四倍的表述，原因在于我们从人民银行了解到，最近时间他们正在就取消统一的商业贷款法定基准利率问题进行研究论证，如果取消，再规定四倍就没有意义了。另外，对于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高低问题，沿海和内地，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相应的认识和期待也是不同的，这也是我们面临的困境，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关于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交强险赔偿的分项限额问题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在交强险赔偿问题上，现在还有一部分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突破了交强险条例的分项限额，在审理交通事故纠纷时，只要不超出总的限额即12.2万，都要求保险公司予以赔付，没有把分项的限额予以区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交强险条例明确规定了分项限额，我们应当严格遵守。理由是：

一、行政法规对此有明确规定。交强险条例明确规定了分项限额制度，人民法院审理相关民事案件时当然应该依法处理，这是最基本的理由；

二、分析法律规定的分项限额是否合理，需要对全国范围内的道路交通状况作出评估，需要对交通事故率作出统计，需要对赔偿范围变化对费率水平的影响进行计算，需要就费率水平的变化与民众的接受程度进行预测。应当看到，交强险条例是基于整体的、全面的、多种因素综合考量作出的规定，而这些考量、预测、评判恰恰是人民法院力不能及的。显然，在分项限额的问题上，涉及到如此深入的专业问题和政策把握问题，由立法机构或行政机关作出判断更加妥当。《道路交通安全法》将交强险制度的细化规定授权给行政机关，也正是此种判。断的当然结果；

三、我们还应当认识到，司法解决问题的范围是有限的。分项限额不仅仅涉及到受害人的损失填补，还间接涉及到交强险的费率水平等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在处理个案中，我们有时会觉得分项限额不尽合理，希望能为受害人多争取一份救济，让保险公司承担更多的保险责任。当然，在个案中，注重考虑个体利益平衡有合理的一面。但不能因为绝对追求个案的利益平衡，而伤害到整个社会秩序。应当认识到，我国交强险的费率是法定的，保险公司没有定价权，保险公司必须按照法定的费率水平接受投保人的投保，根据保监会提供的数据，目前交强险的运营整体上处于亏损状态，这意味着，交强险的赔偿负担过重，保险公司就会产生提高保费的冲动。交强险的顺利运转不可能不考虑保险人的利益。如果保险公司所称的负担过重问题以及提高保费的利益诉求获得立法部门认可，结果就是交强险费率全面提高，全社会的整体投保负担增加，这涉及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权衡问题。因此，打通分项限额，社会效果未必好。同时，由人民法院作出类似的决策，其正当性理由也不够充分。由于分项限额涉及到交强险的基本制度、涉及到费率水平甚至涉及到金融安全，2011年国务院对此问题曾专门开会研究，并在会议上专门提到我们一些法院不遵守分项限额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法院的任务是适用法律，而不是评价法律或修改法律。当然，目前分项限额问题在立法上是否有调整的必要，我们通过案例一直在研究，有关的部门和立法机关也在研究。从西方立法例来看，他们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规定上的调整也比较多，有些分项限额的调整幅度很大，甚至有些国家的交强险赔偿范围全部是人身损害，没有财产损害。外国有益的经验我们要注重吸收，在立法层面对交强险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这是我们力求推动的。但是在交强险条例没有修改前，还是要按照行政法规的明确规定处理案件。

（三）关于执行异议之诉的问题。

执行异议之诉是2007年民诉法修改后设立的一项制度，涉及到案外人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非常复杂，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操作难度也比较大。对这个问题，我谈一点个人看法。

首先，要明确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诉讼排除对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或者说通过诉讼，申请人、案外人对抗对于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要实现这个目的，就不仅要对当事人是否对执行标的物享有实体权利进行判断，还要对其实体权利是否足以阻止对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进行判断；

其次，要明确具体的判断标准。这个判断标准是比较复杂的，我想，对这个问题思路要开阔一些，要全面、客观地看待。比如，并不是所有的所有权都能阻止、对抗针对标的物的强制执行。在实现抵押权时，所有权人就不能以其享有所有权为理由来对抗抵押权的行使；再如，按照我们现有的司法解释，购买房屋之后没有办理过户登记，但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而且其对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也无过错的，在这样的情况，能够对抗对于房屋的强制执行，问题在于是不是这些条件都必须满足。例如，已经办理了预告登记的情形。

此外，上午杜专委专门提到的被拆迁入请求取得拆迁安置房屋，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个银行基于抵押权申请对房屋强制执行，被拆迁人的这个权利也能对抗对于房屋的强制执行。

以上是从异议人的角度来看的。相反地，从申请执行人的角度看，其权利是一般债权还是经确权判决确认的所有权，情况也有不同。比如“一物二卖”的情况，判决认定。该房屋归原告所有，那么对这个房屋的执行就是基于所有权的执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异议人的权利是什么性质，他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对抗，什么情况下不能对抗，这都是我们应当考虑的因素。

所以，判断是否存在能够阻止对执行标的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要综合分析异议人和申请执行人各自的权利性质和权利的效力边界，根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进行全面判断。

（四）关于涉农民事审判问题。今天上午，杜专委对如何做好涉农民事审判作了重要阐述，提出了总体要求，大家要认真领会，贯彻落实好。我再强调一点，就是要特别注重对中央1号文件精神的理解和把握。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创新农业经营体系，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这就涉及到民事审判如何保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大家对此要高度关注。

有人认为国家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中，就是放开了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性控制。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项生产要素，有内在的市场化需求和合理配置的需要，这是农村产业化发展的必然，但是也要看到，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民基本生存保障的主要功能没有改变，农户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元，家庭是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层次，农业生产经营体制不管如何创新，都不能脱离这个基本点，都要坚守一条底线，就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我们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仍然要坚持这个底线，针对不同的流转方式，采用不同的保护手段和方式：对于转包、互换、出租等不改变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利归属的传统流转方式，要以合同严守为原则，综合平衡各方利益；对于入股、合作等新的流转形式，要加强理论研究，注重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的保护力度，对于不改变、本权权利主体，通过让渡占有、使用权能，最大限度发挥物的效用的交易安排，应当予以维护；对于以转让方式流转的，仍要严格将“有稳定的非农职业和稳定的收入来源”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实质性要件，将发包方同意作为必要的程序要件，最大限度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此外，对于社会资本投入新农村建设中涉及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农村宅基地上房屋买卖等问题，是审判实践的难点，我认为一个总的原则应当是，要严格贯彻落实农村集体土地特别是农用地的用途管制，运用司法手段防止流转农田“非粮化”、“非农化”，切实保护当事人权益，保障农业地位。尤其是在当前城市资本大规模进军农村的大背景下，在涉及基本农田和农业生产时，要注意把握上述原则。最高法院民一庭今年也将此作为重点调研课题，各高院要注意根据本辖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深入探索，及时总结经验。

（五）关于正确理解和适用物权法的问题。

物权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支柱性法律。在民事审判中正确理解和准确运用物权法，对更好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谈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切实落实物权平等保护原则。这是物权法颁布以来最高法院民一庭一直强调的问题。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平等保护，就是要着力纠正以往对于国有、集体和私人财产差别保护的思维惯性，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杜绝漠视甚至牺牲集体、私人财产权利的行为。要看到，对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权的平等保护，是民法平等原则的重要体现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更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现实要求。只有坚持和贯彻好平等保护原则，创造财富的源泉才能充分涌动，财富增长的动力才会永不枯竭，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根基才会足够坚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才会更加牢固。对财产的保护，涉及三个方面：一个是产权归属，一个是财产收益，一个是财产安全。当前形势下，尤其要关注对财产收益和财产安全的保护。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加并引导好民间投资。这就要求我们在民事审判中，加大对民间投资的保护力度，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更多地投入到实体产业而不是仅仅向股市、房市等领域聚集。要努力发挥司法审判的独特作用，为民间资本投资热情最大限度地释放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要妥善审理城镇房屋拆迁补偿纠纷，谨防以公共利益之名侵害私人财产，加大对财产安全的保护力度。

第二，要准确理解不动产登记的法律效力。

在审理物权纠纷案件中，要正确理解登记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关系，既要严格贯彻法律关于登记制度的规定，又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充分发挥民事审判的物权确认功能，合理确定物权归属。要特别注意区分不动产登记的内部和外部效力。不动产物权原则上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但并不意味着物权这一私权利是由政府登记机构赋予的。私权利本来就是权利人的，登记只是政府部门的确认，绝不能因为法律将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错误地认为财产权是政府赋予的。在审理涉及物权归属的内部纠纷中，不能唯登记论，要以审查基础法律关系为抓手，查明真实的权利状态。在审理共有物单方处分、一物多卖等纠纷中，要坚持贯彻不动产物权变动原因与结果的区分原则，合理协调物权变动和合同关系；交易合同本身不具备无效情形的，要在依法认定合同有效的同时，通过违约责任等制度实现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平衡。要全面理解物权法占有部分的有关规定，正确认识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妥善处理占有与登记之间利益冲突，依法保护合法占有人的权益。

（六）关于房地产纠纷审判的问题。今天上午，杜专委从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维护诚实守信市场交易秩序的高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杜专委的讲话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大家要吃准吃透讲话精神。

我讲一个具体问题：在审理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中，合同被认定无效或撤销之后如何处理。这是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按照合同无效理论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无效的后果是双方返还，通过缔约过失责任保护当事人信赖利益。但是在一方出资、一方出地，合同全部或部分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出资一方的投入已经物化到建筑工程中，如果机械地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和民法理论，仅判决返还出资方的投入，房产项目全部增值收益均由出地方享有，可能会带来当事人利益的失衡，尤其是出地方对合同无效存在过错的情形。

实践中，大家要认真研究，妥善平衡双方利益；还有的情况是，合同在被认定无效之前的履行过程中，一方存在明显违反合同约定的情形，导致另一方的损失，是否属于信赖利益的损失。按照合同法五十八条的规定，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这里的损失是仅指因过错导致合同无效的损失，还是包括先前履行过程中因其他过错造成的损失，值得进一步思考。

同样，在合同解除时，也存在上述问题。合同解除权是法律赋予守约方的一项权利，守约方是选择要求对方承担继续履行等违约责任还是解除合同，完全是其利益衡量的结果。如果合同解除后，守约方仅能收回原始投入，任由违约方坐享房产增值收益，那么他可能就不会选择解除合同，而是采取不断追究对方违约责任的方式，结果是使双方困守在已经失去相互信任基础的合同枷锁里，这不仅有违合同效率原则，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也最终损害双方的权益。在审判实践中，我们要多研究、多思考，在处理相关纠纷时要把握一个总的原则，即合同无效或者解除后的双向返还、赔偿损失以及恢复原状等，要避免简单机械地采用返还原始投入及利息的做法，要准确把握合同法等法律的目的与宗旨，结合个案具体情况，考虑是否应当在对工程项目进行总的清算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过错大小、房产升值利益等情况，妥善平衡各方利益。

我个人感觉房地产纠纷有商事纠纷的性质，在审理商事纠纷中，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维持现状、不折腾。对于合同无效或合同解除，在商事纠纷裁判中有一个理念就是尽量少用恢复原状、少用互相返还，而多用损害赔偿。在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中，商事裁判中的这个理念也是值得大家借鉴的。

（七）关于食品药品安全纠纷案件的审理。

食品药品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近年来，频发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不时触动社会公众敏感的神经，“舌尖上的安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强烈的关注。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修改犯罪构成要件、增加罪名、加大刑罚力度等方式，在刑事处覆方面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作出了回应。近几年来，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案件数量大幅上升，说明刑事审判领域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在不断加大。在行政管理方面，据了解，目前各地对加强食品药品安全均有较大动作，通过加大监管、处罚力度等方式，从源头上控制食品药品的安全，比如北京今年4月1日起实施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条例》规定，食品经营者违法犯罪的，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从民事角度看，大家要充分认识民事诉讼对防止和遏制食品药品安全违法行为的重要意义。我想民事诉讼对食品药品安全的重要意义至少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对行政监管的补充。对于假冒伪劣商品，行政监管只有一双眼睛，如果民事诉讼能够充分开展，那么对于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的人来说，就有无数双眼睛全天候地进行监督，加大了监督的范围和力度；

第二，加大了违法人的违法成本。虽然行政处罚也可以采用罚款的形式，但是不管行政处罚还是刑事罚金刑都有一定限额，相比较违法人获得的高额利润，相应的处罚力度还远远不够。如果能够充分利用民事诉讼这个手段，其违法成本就会因此无限放大。当然，从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看，相关民事纠纷在总量上还比较少，原因有多方面，但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随着人民群众对食品药品安全关注度的提高和维权意识的增强以及小额诉讼、公益诉讼制度的逐步开展，相关案件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我们要做好充分的研判。

目前，最高法院民一庭正在积极进行涉及食品药品安全司法解释的调研和起草工作，力争早日出台，更好规范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经营行为。各高院也要注意总结本辖区内食品药品安全纠纷案件的特点，探索解决此类纠纷的办法和措施，总结问题和经验，多为司法解释的起草出谋划策。要积极发挥民事审判平台作用和引导作用，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增强企业的食品安全责任意识，为行政监管部门提供有针对性的司法建议。同时，要注重解决民刑交叉的程序衔接问题。

（八）关于小额诉讼问题。

小额诉讼程序是这次民事诉讼法修订新增加的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也是人民法院对民事诉讼立法的一个重大贡献。由于我们前期对小额速裁程序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的试点，大家对这个新的诉讼程序并不十分陌生，今后的工作重点是要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利用好这个程序。对这个问题，我再强调几点：

一、小额诉讼与小额速裁试点最大的区别是小额诉讼程序的强制性，大家要从司法大众化、程序效益最大化的高度提高对小额诉讼程序的认识，对于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要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同时，也要做好释明工作，真正让当事人感受到小额诉讼“方便又快捷、省心又省力”的制度优势，减少对抗情绪。

二、要注重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小额诉讼程序虽然没有普通程序那样严格的程序限制，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审理过程中可以随心所欲，不能因为强调“快审快结”“程序简化”，忽视对当事人陈述意见权利的保障。

三、要注意适用案件的类型选择，虽然民事诉讼法没有对适用小额诉讼的案件类型作出限制性规定，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类型的案件都能适用，比如对于离婚、收养等涉及人身性质的案件，就要慎重适用或者不予适用。

（九）关于加大对重大敏感案件指导的问题。对下级法院审理的重大敏感案件，提前介入指导，是上级法院发挥业务指导作用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平台。近年来，最高院民一庭在天津许云鹤案、广东紫金矿业溃坝案等一系列重大敏感案件的指导上加大工作力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各高院也要注重对本辖区法院的业务指导，当然，我们也了解，目前大家办案任务普遍繁重，对下指导又增加了工作压力。但是一定要看到，民事案件近90%在基层，只有提高一、二审质量才是解决上级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的根本途径。对重大敏感典型案件进行业务指导，应当成为各高院对下指导的重要内容。要按照“主动考虑、敏锐捕捉、提前预案、及时应对、持续跟进、综合联动”的要求，加大对下级法院重大敏感案件的前期指导，提高敏锐性和工作主动性，力争将纠纷解决在当地，同时以点带面，统一裁判尺度，力争实现“审理一案、指导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

（十）关于提高裁判文书质量问题。去年，最高法院在全国法院系统集中开展了庭审和裁判文书“两评查”活动，我具体参与了这项工作。通过对裁判文书的“体检”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

一是文书格式不规范。不同法院、同一法院的不同业务庭，甚至一个庭的不同合议庭之间，裁判文书格式都不统一，这个问题在各级法院甚至最高法院都不同程度存在；二是查明事实与裁判说理部分不能有效对接。有些裁判文书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论证所依据的事实，在本院查明事实部分完全没有体现，给人感觉缺乏事实基础；三是裁判的说理不恰当，当繁不繁，该简不简。裁判文书质量不高，不仅对当事人权益造成损害，也严重影响了法院形象，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借这个机会我重点强调一下，希望引起大家高度重视。大家要从深化审判质量管理、规范审判权运行的高度，认识这个问题，通过加强业务学习等多种形式，着力提升裁判文书质量。

（十一）做好《中国民事审判年鉴》编辑工作。经院领导批准，最高法院民一庭决定从今年开始编辑出版《中国民事审判年鉴》一书。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民事审判年鉴，就是全国民事审判工作的编年史，记录每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的大事、要事、好事、喜事，记录在推动依法治国方略实施中民事审判工作每一点一滴的发展进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从历史长河的角度看，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将写在民事审判的历史上。同样，完整客观地记录历史，我们责无旁贷。年鉴包括各地法院民事审判相关内容，我们已经就此下发了通知，希望大家高度重视，严格按照通知要求，认真疏理，准确、全面汇总相关情况和材料。各高院要对上报的材料严格把关，注意文字的锤炼和材料的取舍，保证每个省、地区的亮点工作、先进个人、包括典型案例，都能收录进这本年鉴。

第三篇：高法观点：关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

高法观点：关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

2016-04-28 来源：法信（（Legal_Information））

编者按：本文摘自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程新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2015年12月24日)，载于《民事法律文件解读·总第134辑》，杜万华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出版）。

一、关于房地产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

房地产纠纷案件的审判是民事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理好房地产纠纷案件对于贯彻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国家房地产政策的调整，2014年以来，全国法院受理的房地产案件类型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我们调研了解的情况看，近三年来房地产案件呈逐年上升态势，但区域分布不均衡，一、二线城市缓慢增长，三、四线城市，尤其是前期房价涨幅较大的三、四线城市，案件数量增长较快，个别城市呈爆发式增长。要按照中央关于调整产业结构、继续稳控房地产市场的目标开展好房地产案件审判工作。

第一，要通过案件的审理引导建立健康有序的房地产市场秩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一直坚持以依法维护各方当事人权益、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作为审理此类案件的基本理念和思路。这个理念和思路没有变。在此，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房地产市场行情变化与法院的受案数量、案件类型、裁判尺度、司法政策等有着直接关系，要根据房地产市场变化的不同，找准贯彻这个理念和思路的侧重点和着力点。随着部分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逐步转变，开发商诉请解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返还土地出让金的案件以及买受人主张合同无效或解除合同的案件增长较快，一房多卖、重复抵押、虚假按揭等违背诚实信用的现象大量存在。要注重发挥合同效力的多层次性，慎用合同无效。要注意区分房屋质量不合格和一般性瑕疵，准确判断当事人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引导树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意识和契约精神，防止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助长有违诚信原则的恶意毁约行为。对于开发商确因资金链断裂无力交房或无法办理房产证的，也要及时通过合同解除等方式依法保护购房者的利益，同时依据法律规定适度分担损失，更好平衡各方利益。要密切关注因房地产价格下跌产生的群体性事件，加强与当地党委政府的沟通协调，及时做好处置预案，防止产生连锁反应。

第二，要注意房地产买卖与民间借贷相交织类型案件的特点。房地产不仅是具有居住功能的消费品，也是融资投资的工具，甚至具有资本市场上金融产品的某些特征。要尊重该类案件特殊的规律，对于既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要具体分析，既要准确理解《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编者注)第二十四条关于法律行为性质的界定，又要注意区分不同案件基本事实，尊重市场主体的交易安排，避免机械适用。比如先签订借款合同，借款到期后无力还债，双方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前期借款转为购房款的，就不应再定性为借款法律关系。当然，要严格禁止变相高利贷、流押等不法行为；对于房地产商非法融资及一房多卖、重复抵押的，在相对人均为善意的情况下，要按照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则、物权成立时间先后以及合同履行情况等，确定权利优先保护的顺位。尤其要注意正确认识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妥善处理占有与登记之间的冲突，依法保护合法占有人的权益。

第三，关于处分权受限制的房地产转让合同效力。合同效力问题的实质是公权力对私法自治的评价。大家都知道，在房地产领域，存在土地出让、合作开发和房屋买卖的一、二、三级市场，从公权力的干预程度上看，是依次减弱的，因此，在对合同效力的把握上，也要依次放宽。要特别注意这三个市场在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法理等方面存在的不同安排和规则。实践中，出卖人在签订房产转让合同时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未经其他共有权人同意或者房产已经设定抵押或被依法查封的，房产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争议较大。我们认为，总体上看，房地产转让已经属于房地产三级市场，应该更多地发挥私法自治的功能。具体法律适用上，《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编者注)虽然主要适用动产，但在不动产交易上，也要与该解释第三条规定的精神保持一致，要正确适用合同效力和物权变动区分原则，发挥合同法和物权法在不同交易阶段的调整功能，既要严格体现合同对当事人的拘束力，也要通过物权变动的管制保障国家相关政策贯彻落实。对这类合同不宜简单认定合同无效，可以考虑根据当事人过错程度，通过违约责任来平衡双方利益。

二、关于物权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

物权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支柱性法律。物权法理论性强，与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联系紧密，同时，对物权的保护又分散在各类民事纠纷案件中，审理难度大。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反复研究论证，就物权法中涉及登记、共有、善意取得等问题起草的司法解释即将出台。这里也先和大家通个气，司法解释出台后，各地民事审判部门要认真组织学习，充分运用到具体审判实践中。我重点谈一下不动产统一登记问题。2015年3月1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施行，大家要充分认识到这个条例对维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

第一，坚决维护登记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要严格适用物权法第九条规定，除法律有特别规定情形外，对未予登记的不动产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行为，依法确认其不具有物权变动效力。在对外关系上，要维护不动产登记的权利推定效力，依法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安全。

第二，注意区分不动产登记的内部和外部效力。不动产物权变动是法律行为及其他法律事实的产物，不是登记机关登记行为的产物，不动产物权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要件”而非“原因”。不能因为法律将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错误地认为财产权是登记机关赋予的。对发生争议的不动产物权归属的最终判断，不能唯登记论，应当依赖于对物权变动原因的法律事实的审查。

第三，正确处理程序问题。要澄清和纠正实践中涉及不动产物权因登记取得和变动的诉讼只能通过行政诉讼解决的错误观念，应将不动产物权归属及民事基础法律关系等争议，依法作为民事案件审理。同时，要注意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有关行政和民事交叉诉讼制度的安排，对已经在行政诉讼中受理了相关民事争议，当事人又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依法不予受理。

三、关于婚姻家庭、继承纠纷等家事案件的审理问题

对未成年人、妇女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倾斜保护，不仅是社会共同体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弘扬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家风、家德、家教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家事审判的整体裁判思路和理念，下午杜万华专委要作为一个重要问题专门讲，我只谈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每年全国两会后，也总有一定数量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建议、提案是针对此问题提出的，今年尤其多。

夫妻一方举债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复杂，不仅存在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举债给其配偶造成损害的情况；也存在夫妻合谋以离婚为手段，将共同财产分配给一方，而将债务分配给另一方，借以达到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目的的情形。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各地法院对这个问题争议也非常大，包括共同债务除借款外是否还包括侵权等其他债务；在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上，除“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标准外，是否要考虑增加“为了家庭共同利益”的标准；在举债人配偶一方举证证明举债人所借债务明显超出日常生活及生产经营所需，或者举债人具有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的，举证证明责任能否转移等问题。这些问题目前争议都非常大，我们也正在研究中。总体意见是，处理这类纠纷一定要兼顾债权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和妇女儿童权益的维护两个方面。

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的考量，应区分规制不同的法律关系，分别适用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和《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编者注]第二十四条予以解决。在涉及夫妻债务的内部法律关系时，应按照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进行认定，即在夫妻离婚时，由债务人举证证明所借债务是否基于夫妻双方合意或者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举证不足，配偶一方不承担偿还责任。在涉及夫妻债务的外部法律关系时，应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进行认定。但是，在该条“但书”规定的两种情形外，可以考虑增加一种情形，即如果配偶一方举证证明所借债务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配偶一方也不承担偿还责任。

对于举证证明责任问题，我重点强调一下，切忌僵化机械理解举证证明责任，要注意根据不同案件事实，区分争议点是配偶双方内部关系还是与债权人之间的外部关系，合理分配举证证明责任，同时注意举证责任的转化。如果债权人对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提供初步证据后，举证证明责任就应转化为举债人的配偶一方，由举债人配偶一方对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抗辩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当然如果举债人配偶一方举证证明举债人所借债务明显超出日常生活及生产经营所需，或者举债人具有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或者所借债务发生在双方分居期间等情形的，举证证明责任就相应地转回到债权人一方。对此，我们主要担心的是因举证证明责任分担不当，导致极端个案发生，造成极其不好的社会影响。希望各高院民一庭庭长回去后对各自辖区的民事审判部门强调这个问题，尤其是要跟基层法院的法官讲清楚，防止极端个案出现。最高人民法院也将进一步加强对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指导，精选和发布相关指导性案例，明晰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统一司法裁判尺度。

第二，要通过裁判弘扬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比如，前不久有媒体报道一个广东法院的判决，我觉得有非常好的指引作用。一个老人苏老太好心送了几根香蕉给女孩小覃，小覃又将其中一根香蕉转送给了她的小伙伴婷婷，婷婷吃香蕉时不慎吸入气管导致窒息死亡，婷婷家人将苏老太和小覃爷爷告上法院，索赔73.8万元。一审法院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法院在判决说理部分阐述了这样一段话：法律应当鼓励民事主体积极地展开社会交往，未成年人间无明显安全隐患的食物分享行为不能认定有过错。这个判决很好地宣传和弘扬了互帮互助、团结友善的良好道德风尚，值得肯定。在处理类似案件时，不能和稀泥，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要理直气壮地弘扬积极的道德观。要通过判决说理，清晰地传达我们这个社会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赞扬什么，唾弃什么，不仅要让民众明是非，而且要知善恶、辨美丑。

第三，关于继承纠纷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实践中争议也比较大，涉及对继承法第八条如何理解的问题。我们认为，要考虑继承法出台的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因素，不能机械适用。如果对继承人资格不存在异议，只是涉及遗产分割的，可以根据《民通意见》[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编者注]第177条规定，按照共有财产分割的思路，不适用诉讼时效。对于需要确定继承人资格等不仅仅涉及遗产分割的案件，在相关法律没有修改前，仍要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当然，如果存在个别继承人恶意隐瞒财产等情况的，也可以通过适用《民通意见》第177条、第167条、第169条的规定，用延长最长诉讼时效的办法予以解决。总之，要注意通过民事审判，促进道德建设，维护和谐美满的家庭关系和孝老爱幼的亲情关系。

第四，关于祖父母、外祖父母是否享有探望权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当事人的情感、隐私、风俗习惯等很多伦理因素，要尽量避免法律的刚性对婚姻家庭和未成年人生活的伤害。我们倾向认为，原则上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将探望权的主体限定为父或者母，但是可以探索在特定情况下的突破，比如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代替已经死亡或者无抚养能力的子女尽抚养义务时，根据婚姻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可以赋予其探望权。

四、关于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

侵权案件的审理涉及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是最基本的民生，尤其要予以关注。从目前司法实践看，有五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关于社会保险制度与侵权责任的关系。社会保险作为一种社会性风险分担机制，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而侵权责任是行为人因自己侵害他人权益所应承担的责任，两者在立法目的、价值取向、保护范围、适用条件等方面均有明显不同，原则上不存在冲突。我特别强调两点：(1)社会保险制度是对受害人的一种基本社会保障，没有分散侵权人侵权责任的功能，第三人的侵权责任不能因为受害人获得社会保险的给付而减轻或免除；(2)要注意保护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的追偿权。如果社会保险制度规定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向受害人支付保险待遇后有权就其中的部分或者全部向侵权人追偿，在相应的侵权纠纷案件中，可以通知其参加诉讼。

第二，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审理。近几年来，医患关系日趋紧张，时有恶性事件见诸报端，对此，一定要加以重视。审理此类案件的总体思路和理念是，要通过司法审判引导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既要通过举证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法律技术手段充分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也要注意医学面对的领域永远是未知大于已知、医护人员的职业特殊性和病患复杂性等特点，为医学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提供司法保障。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最关键的是举证证明责任分配和鉴定问题。2011年的会议纪要[即《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办〔2011〕442号)——编者注]对举证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我们也放到了本次会议纪要中，大家要把它作为审理相关案件的基本指引。此外，由于医疗纠纷问题专业性强，可以考虑引导当事人通过申请专家辅助人的方式查明事实，分清责任。鉴定乱、鉴定滥依然是审理此类案件的瓶颈。目前，国务院正在修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其中对鉴定问题也有较大改变，要密切关注条例的修订情况。2014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还参加了中央主导、国务院卫计委牵头的“平安医院”建设活动，取得了丰富成果，我们将适时对成果进行转化，以指导全国医疗纠纷的审判实践。

第三，关于利用信息网络侵权案件的审理。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利用互联网侵害他人权益的案件大量增加，新的案件类型也不断涌现。各级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要注意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在判断互联网行业的责任时，要注意结合有关部门关于互联网行业管制规范确定互联网企业的注意义务。二是要注意及时充分了解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要看到，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与互联网技术是紧密结合的，要注意在鼓励新技术发展与个人权益保护之间保持适当平衡。三是要合理区分商业判断与人民法院司法判断之间的界限。在侵害于互联网平台设立的商家商业信誉的案件中，对于互联网平台的责任，要尊重互联网平台事先设定的商业信誉评价规则；对于其他网络用户的责任，要依据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加以判断。

第四，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的审理。目前审判实践中需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要加强诉调对接机制建设。要积极探索与公安交警部门、保险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机制相互结合，利用信息化手段探索纠纷解决的多元机制，实现裁判规则的透明化和统一化，减少案件的成诉数量。二是要贯彻纠纷一次性解决的民事诉讼理念。由于绝大多数交通事故都涉及机动车保险问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根据《道交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编者注)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在当事人请求的前提下，把相关保险问题放在同一案件中处理，不作人为拆分，避免因同一纠纷产生多次诉讼，增加当事人的诉累。三是要贯彻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价值判断。在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应根据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通过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实现对行人、非机动车一方的过错评价。同时注意，不应支持机动车一方请求行人、非机动车一方赔偿的诉讼主张。

第五，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问题。由于侵权责任法没有对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作出明确规定，目前仍要以《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编者注)为依据。当然，鉴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的不同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差异，也要积极探索研究赔偿标准的灵活运用。一是根据当地城镇化进程的要求，探索研究适用城镇标准和农村标准的具体考虑因素；二是要注意被扶养人生活费与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一致性。

五、关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产能过剩领域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将面临困难，相应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有可能大幅上扬，对此要做好充分预判。妥善审理好此类案件，对于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必须高度重视。

第一，要继续坚持依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与企业生存发展并重理念。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多次提出，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要坚持这个理念。对此，今天我再强调一下。劳动者和企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不能将劳动者权益保护与企业生存发展对立起来。要努力寻求两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和结合点，把保护劳动者眼前利益、现实利益同保护劳动者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化解双方具体利益上的相对差异。

第二，要区别案件不同情况，采用不同处理方法。对暂时存在资金困难但有发展潜力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尽量通过和解、调解等方式，鼓励劳动者与企业共渡难关，避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对那些因产能过剩被倒逼退出市场的企业，要防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权益的恶意侵害，加大审判和财产保全、先予执行力度，最大限度保护劳动者权益。对地区、行业影响较大的产业结构调整，要提前制定劳动争议处置预案，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协同联动机制和纠纷化解合力。

第三，要整体理解和把握法律、司法解释规定。避免因对法条的孤立、片面理解而产生法律适用错误。要依法维护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成果，准确界定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界限，切忌脱离法律规定和客观实际将劳动关系泛化。

六、关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

据统计，全国每年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大约10万件左右，虽然数量不大，但因其专业性、复杂性特点，向来是民事审判工作的难点。目前，建设工程案件服判息诉率较低，说明我们的案件审理水平仍有待提高。2014年以来，随着产业结构和国家金融政策调整，投资放缓，建设工程领域问题凸显，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增多。要充分认识到审理好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对于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质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意义。

第一，关于审理专业化问题。建设工程案件审理的专业化是目前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也应该是我们今后发展的方向。要充分借鉴域外有益经验，思路要开阔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先设立专门的合议庭，注重积累经验，探索建立相关配套制度。

第二，关于合同效力问题。要严格适用《建设工程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编者注)第一条和第四条关于合同无效情形的规定，对于应当招标而未招标或中标无效，转包、违法分包、肢解发包，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以及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审批手续等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应当依法认定无效。

第三，关于工程价款结算问题。要尊重合同中有关工程价款结算方法、标准的约定内容，严格执行工程造价、工程质量等鉴定程序的启动条件。虽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一般应参照合同约定结算工程价款，实际施工人违反合同约定另行申请造价鉴定结算的，一般不予支持。

第四，关于违约金数额问题。违约金过高或过低的判断标准应结合行业利润率确定。建设工程行业的利润率一般在3%左右，实践中，在计算或调整违约金数额时，要考虑建筑业是微利行业的特点，尽量避免承包人因承担过高违约金导致“倒贴钱”现象发生。此外，对于《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目前实践中执行得比较混乱，我特别强调一下，要根据该条第一款规定严守合同相对性原则，不能随意扩大该条第二款规定的适用范围，只有在欠付劳务分包工程款导致无法支付劳务分包关系中农民工工资时，才可以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不能随意扩大发包人责任范围。

七、关于涉农案件的审理问题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土地要素配置、促进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涉农民事审判就是要依法保护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今天下午，杜万华专委将对新形势下如何做好涉农民事审判作重要阐述，我只谈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要注意涉农案件的特殊性。涉农案件与其他民事纠纷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政策性强，与国家相关政策联系紧密。要特别注重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相关农业改革措施尤其是中央1号文件精神的理解和把握。2015年11月3日，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大家要重点关注。审理涉农案件，必须坚持公有制性质不能改变、耕地红线不能突破、农民权益不能受损“三条底线”。要注意通过落实农民的集体成员权落实集体所有权；要注意集体成员权与农户承包权的关系，通过司法手段保障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落实到本集体组织的每个农户；对放活土地经营权要慎重稳妥。有人认为国家鼓励经营权流转，就是放开了对农民土地权利的保护性控制。这个观点值得商榷。要看到，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民基本生存保障的主要功能没有改变，农户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元，家庭是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层次，农业生产经营体制不管如何创新，都不能脱离这个基本点，都要坚守一条底线，就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对于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的抵押担保问题，在已经暂停相关法律实施的试点地区，可以依法认定该类合同有效，但对合同具体履行问题，也要注意不能突破“三条红线”，尤其是耕地红线不突破，要积极运用司法手段防止流转农田“非粮化”“非农化”，切实保护当事人权益，保障农业基础地位。对于非试点地区，还要严格适用现行法律规定，不得任意突破。此外，对于入股、合作等新的流转形式，也要加强研究。

第二，关于农村房屋买卖问题。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的总体意见是，要密切关注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在非试点地区，对于农民将其宅基地上的房屋出售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应该依法认定合同无效。但是可以探索合同无效后的损失范围和过错比例的研究。比如，出卖人因房屋涨价、拆迁补偿等原因主张合同无效，要求返还房屋或拆迁补偿款的，可以考虑根据案件实际情况，扩大信赖利益范围，合理确定过错大小，避免出现利益严重失衡的情况。

第三，要密切关注立案登记制带来的影响。对于因土地补偿费分配、“外嫁女”等问题产生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问题，应依法进行审理。要尤其注意涉农纠纷的群体性特点，对于可能产生的大规模群体事件，要加强与当地党委政府的沟通协调，及时做好处置预案，防止产生连锁反应。

八、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

消费对推动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依法保护消费者权益，不仅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也是落实“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保障。我想强调两点：

第一，要加大民事赔偿力度，净化消费环境。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是一个全社会的系统性工程，相对于刑事威慑和行政监管，民事审判在保护消费者方面有其特殊作用。2013年以来，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均加大了保护消费者、惩罚违法生产经营者的力度，尤其是食品安全法新增加了三倍损失的惩罚性赔偿金，即所谓“1＋3”赔偿，要注意此处是按照侵权责任赔偿消费者所受到的全部损失，而不仅仅是商品的价款。在审理相关案件中一定要用足、用好这个规定，加大行为人的违法成本，使他们无利可图。目前最高法院民一庭正在起草食品安全法司法解释，在司法解释出台前，各地法院要依据现有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合理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准确认定侵权责任的主体、过错、因果关系和赔偿责任，依法适用法律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加快对此类案件的受理审查和审理执行进程，确保权益维护的时效性。

第二，要注意消费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衔接和协调。民事诉讼法和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先后对公益诉讼作了规定，但目前尚未全面建立可操作性的程序规则。对经营者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省级消费者协会，代表消费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审慎受理。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一般案件起诉条件有所不同。启动公益诉讼程序，还涉及案件管辖、调取证据、请求权类型、生效裁判既判力、裁判执行等问题，都亟待从制度上加以解决。各级人民法院要边办案边研究，积极探索公益诉讼不同于私益诉讼的程序和实体规则，为科学规范此类诉讼提供实践支持。要牢牢把握公益诉讼的公共性特点和公益性目的，坚持公益诉讼裁判的公益性原则。准确界定社会公共利益的界限范围。要加强与消费者协会的沟通与协调，逐步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诉讼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正在加紧起草消费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力争尽快出台。

九、关于执行异议之诉问题

执行异议之诉是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新设立的制度，涉及案外人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也涉及与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之诉的体系协调，非常复杂，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操作难度也比较大。近年来执行异议之诉案件数量大幅上升，已经成为民事审判的热点和难点。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目前正对这个问题进行调研，相关司法解释制定工作也已经提上日程。应该说我们的研究还不成熟，我谈点个人意见。

第一，要明确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诉讼排除对特定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审查的关键点有两个：一是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合法真实的实体权利，主要是物权，当然也包括部分法定优先权。要注意的是，在审理执行异议之诉中，无论当事人是否提出确权的诉讼请求，都要查清实体权利的性质和归属。对于能否允许当事人不提执行异议之诉，另行起诉确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的查封排除了其他法院关于该查封物的另案确权。《执行异议复议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编者注)也规定，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从目前来看，不宜再允许当事人另案确权。二是案外人享有的实体权利能够足以排除对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这个判断标准比较复杂，我想，对这个问题思路要开阔一些，执行异议复议司法解释对此作出了一定的总结和规定，但还不全面，尤其是我们还要进行实体法上的专门研究，不仅要认定案外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物权、法定优先权，还要对该权利与被执行人对争议标的享有的权利进行优劣的比较。比如租赁权，虽然被执行人对标的物享有物权，但是根据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承租人仍可以其租赁权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普通债权一般不具有优先效力，但是也需要对债权关系作出判断。例如，被执行人提出房屋归自己所有，但经审查，被执行人占有房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即使案外人享有的是一般债权，也可以阻却执行。所以，判断是否存在能够阻止对执行标的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要综合分析异议人和申请执行人各自权利的性质和效力边界，根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进行全面判断。

第二，要注意执行异议之诉的范围。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与案外人申请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具有复合性，要注意区分。要认识到，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针对的是对特定执行标的的执行行为，案外人对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裁判并无异议，而案外人申请再审之诉和第三人撤销之诉针对的是生效裁判，认为生效裁判本身存在错误。实践中，应当根据案外人的权利主张与原裁判之间的关系，准确认定是属于审判监督程序还是执行异议之诉。

十、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实施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和情况反馈，就《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在理解和适用中比较集中的问题，我谈几点意见：

第一，关于举证证明责任问题。要正确理解《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要完成的是举证证明责任。在没有达到证明责任标准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其完成了举证证明责任。民间借贷纠纷中，尤其是出借人主张大额现金交付的，对于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是出借人需要举证证明的重要内容，欠缺这个事实，只提供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的，不能视为其完成了举证证明责任，需要当事人进一步提供证据来证明。对于这一点，自2011年以来，应该说我们的司法政策是一贯的，包括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2011年杭州会议纪要[即《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办〔2011〕442号)——编者注]和2015年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总体要求就是对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要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事实进行综合判断。只有在贷款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发生具有高度可能性、足以使法官对现金交付的存在形成内心确信的标准时，才能被视为完成证明责任。实践中，要注意不宜以借款数额大小为标准来划分举证责任轻重。

第二，关于刑民交叉问题。司法解释用多个条文对民间借贷中涉及的刑民交叉问题进行规定，对指导司法实践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从各地审理的案件情况看，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经济犯罪之间的界限多有交织。如何划定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合理界限，需要进一步探索。要准确适用司法解释第五条的规定，不能机械地将所有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民间借贷案件，一律以驳回起诉处理，对先刑后民原则要严格审慎适用。举个例子，只有在借贷行为本身可能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犯罪的，才能适用该解释第五条的规定，但是如果吸收非法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后又转贷的，对这种转贷产生的纠纷虽然与犯罪行为有牵连，也要按照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行审理。

第三，关于合同履行地确定问题。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合同履行地约定不明无法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对此实践中有模糊认识，我专门强调一下，这里的“接受货币一方”有两个含义：一是只能是双方当事人中的一方，不包括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二是起诉要求对方向自己给付货币，一般来讲，原告方是接受货币的一方，而不是实践中已经接受支付的一方。举个例子，对于诺成性的借款合同，签订合同后，出借人并没有实际出借该款项，借款人诉至法院要求出借人履行合同义务出借款项的，接受货币的一方就是借款人；反过来，如果借款人收到款项后，到期未还款，出借人起诉借款人要求还款的，该出借人就是接受货币一方。

总的来看，民事审判工作点多面广量大，不仅包括房地产、建设工程、民间借贷等影响国家经济社会生态发展大局的案件，也有房屋拆迁、农村土地承包、追索劳动报酬、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涉及最广大群众基本民生的案件，还有侵权、婚姻家庭等涉及社会道德、家庭伦理的案件，每个类型案件又有各自的特点和规律，各地要根据本地区案件类型特点和审判力量配置情况，积极开展对家事纠纷、劳动争议、建设工程等类型案件试行专业化审判探索，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专业审判庭或专业合议庭，提升民事审判的专业化程度。要注意总结不同类型案件自身的规律和发展特点，比如对于土地出让、转让，建设工程等纠纷，要注重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强调国家对市场的规制作用；对于房屋买卖、民间借贷等纠纷，要以引领规则为出发点，注意商事审判思维的运用；对于涉农、劳动争议等纠纷，要注意国家相关政策规定，理解社会法的立法目的和价值取向，加大对弱势群体保护力度；对于婚姻家庭、继承等家事纠纷，要注意以和为贵，发挥情感、道德等因素对案结事了的正能量作用；对于侵权纠纷，要明事实、辨是非，发挥司法裁判对社会行为的指引作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最后，我再特别说明一下，会前，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专门起草了民事部分的会议纪要，并通过片会的形式三次征求部分法院的意见。会议纪要对近年来民事审判领域中的疑难问题进行了梳理，同时吸收了2011年杭州会议纪要的基本内容，共形成63个具体问题，也提出了我们的处理意见。为了不与会议纪要内容重复，我在这次专题报告中只对各类型案件的审判理念和集中反映的重大疑难问题谈了一些初步意见。由于这次会议时间紧张，会议纪要的具体内容就不在会上进行讨论了。会后，请各高院民一庭在一定范围内组织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于明年1月底前将意见书面反馈我庭。我们将根据大家所提意见认真研究修改，及时形成司法政策下发，以指导推动民事审判工作更好地发展。

第四篇：最高院民一庭最新《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要点

最高院民一庭最新一期《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案例要点

1.房产租赁签约在先但尚未交付的，不得对抗抵押权——在租赁合同订立时间与租赁物交付时间不一致情况下，租赁权设立的准据时点应以租赁物的交付或登记时间为准。

2.人身损害赔偿医疗费中自费与医保部分的分割处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中，已支付医疗费的社保机构应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可直接行使追偿权。

3.无偿代驾车辆所有人与代驾人之间为义务帮工关系——驾驶人为了车辆所有人利益无偿代驾交通肇事的，因所有人对车辆具有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故应承担赔偿责任。

4.股票、黄金、名画、彩票、借款利息，离婚怎么分——婚前个人所有的股票、基金等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增值收益是否属于自然增值是区分夫妻共同财产关键。

5.擅自出卖共有房屋合同有效但不具备继续履行条件——房屋共有人擅自出卖登记在其名下房产，另一共有人不同意的，法院应驳回买受人关于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

6.村民会议决定调整土地承包方案侵害承包权应撤销——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召开村民会议等方式，作出土地承包方案调整的决定，侵害承包人权益的，承包人可诉请撤销。

7.备案合同与补充合同约定不同时的工程款结算依据——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施工合同与备案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以备案合同作为工程款的结算根据。

8.非持股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不能作为人格混同依据——非持股关系的公司之间只有在人格混同情形，才能否定公司法人人格让其他公司对本公司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9.预约合同签订后一方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认定——当事人之间虽只签订预约性质合同，但嗣后一方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应认定双方之间成立事实本约关系。

10.当事人对自认的案件事实反悔的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一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就对方陈述事实认可，属于自认及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嗣后反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11.车主聘用的司机与车辆挂靠单位并无事实劳动关系——个人购买的车辆挂靠其他单位且以挂靠单位名义对外经营，其聘用的司机与挂靠单位不宜认定形成事实劳动关系。

第五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

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

为了统一我区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司法标准，提高民事案件的审判质量，本院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精神，结合我区审判实际并借鉴其他省(区、市)人民法院的有益做法，对我区人民法院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其他有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和明确，供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参考。

一、审理传统民事案件应注意的问题

(一)婚姻家庭案件

1.离婚案件中的损害赔偿。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下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四种情形之一，导致无过错方起诉离婚并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一并处理。如果不属于上述四种情形之一，或请求损害赔偿的一方也有上述四种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

2.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以配偶违反忠实义务或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停止侵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应告之当事人按《婚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请求有关部门处理。

3.离婚案件中财产的处理。在处理家庭财产分割时，涉及到私营企业所有权、经营权、生产资料以及股票、知识产权等无形财产的，应坚持有利于生产经营、方便生活的原则，按照实际情况，合理、妥善处理。

4.离婚案件中夫妻共同债务的承担。在当事人协议离婚或人民法院判决离婚的案件中，夫或妻不能以财产已分割为由对抗其共同债权人，夫妻离婚后仍应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的用于共同生活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5.收受彩礼的处理。对于农牧区普遍存在的女方及其家人借婚姻索要彩礼数额较大，并使给付财产的一方生活水平和财产数量等显著下降，双方结婚后不久(一般自结婚之日起不超过两年)，一方即起诉要求离婚的、人民法院应根据过错大小和实际情况，本着公平原则判决由接受财物的一方予以返还；非双方占有的，可以将收受财物者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6.判决离婚的标准问题。判决离婚的条件是感情破裂、调解无效。处理此类案件，可参照(但不能援引)1989 年 11 月 21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的规定，从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有无和好的可能等方面作出判断，而不能因提出离婚请求的一方当事人有过错就不予支持，不能将不准予离婚作为对离婚案件有过错一方当事人的惩罚措施。

7.探望权问题。当事人请求行使探望权的，应根据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有利于子女学习生活的原则，对行使探望权的时间、地点、方式、交接等内容作出判决。当事人请求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行使探望权的，可以在征求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后作出判决。

8.夫妻共同财产的再次分割问题。夫妻离婚后，其中一方根据《婚姻法》第四十七条的规走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从当事人发现之次日起计算，否则，人民法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

(二)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9.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审理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既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又要慎重稳妥。一是要严格把握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目前，可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下称《民法通则》)规定的自然人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

权和荣誉权扩展到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隐私及其他人格利益、监护权等方面。人民法院在审理精神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时，要坚持以造成受害人精神痛苦为原则，要从受害人肢体、器官是否健全、生理功能是否完备、生命是否受到侵害、是否造成受害人精神失常、社会评价降低、受到社会歧视等方面进行判断;二是要严格掌握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对于侵权情节轻徽、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根据具体情况，依法判令加害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对赔偿精神抚慰金的请求一般不予支持。加害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比较严重的，可根据加害人的过错程度、侵权情节、损害后果等具体情况，依法判令其承担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民事责任；三是要合理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确定应体现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功能和作用。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作用在于从经济上给予受害人一定的安慰和帮助、对侵权人给予一定的惩罚。基于此，赔偿数额标准不宜确定过高，否则即违背了立法的宗旨。数额的确定要切合实际、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我区地域辽阔，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具体赔倍数额可限制在受理案件人民法院所在地上一年人均收入的3-10倍范围内。

10.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和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时，应严格按照相应的司法解释及规章所确定的伤残标准和赔偿标准进行处理。在审理其他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时，伤残等级标准及赔失标准的确定均可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

11.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审理。在审理机动车致非机动车一方人员伤亡的案件时，应当贯彻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的原则，即使受害人有重大过失，除非是自杀等例外情况，也应当按照过失相抵原则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而不能免除赔偿责任。

12.正确理解和把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慎重处理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纠纷案件。一是要正确理解医疗事故与医疗过错之间的关系。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对于鉴定机构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经审理能够认定医疗机构确实存在过错、符合民事侵权构或要件的，人民法庭应当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之规定确定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事责任，以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二是要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医疗机构在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纠纷案件中的举证责任的负担只是部分进行了倒置，即医疗机构应当对医方是否有医疗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束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而患者与医疗机构之间是否在在医患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损害事实、是否存在损失及损失大小等举证责任均在患者。只有在患者对其负有举证责任的事实提供了充足的证据的情况下，对医疗机构进行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才有意义。如果患者不能证明医疗关系或医疗损害结果存在，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患者的起诉或者诉讼请求；三是对于不构成医疗事故或尚未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而当事人起诉的案件，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医疗事故争议案件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回函》规定的原则处理，当事人要求认定医疗机构行为均成医疗事故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应当告知当事人到有关部门处理。当事人要求医疗机构赔偿损失的，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立案处理，对于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确实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并且医疗机构有过错的，应依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判令医疗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劳动争议案件

13.严格掌握群体性劳动纠纷案件的受理条件。对于因国家产业政策调整或企业改制、破产等原因引起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整体拖欠职工工资而引发的群体性纠纷、如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招收的大量家属工因年老体衰要求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以及兵团企业、团场的职工因企业效益差或承包土地亏损而长期脱离工作岗位，被企业除名但未依法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随着年龄增长和就业能力的减弱，要求返回团场或企业并恢复劳动关系、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而引发的纠纷应由政府有关部门按有关政策、规定统筹解决，人民法院不予受

理。

14.严把劳动争议案件的立案关。当事人已签收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劳动争议所作出的仲裁调解书后，又在收到仲裁调解书之日起 15日内以劳动仲裁调解违背自愿原则或者有其他严重违法情形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当事人为减少劳动争议的处理环节，将具有给付内容的劳动争议案件改变案由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的(如劳动报酬纠纷改成债务纠纷、工伤事故纠纷改成损害赔偿纠纷)，人民法院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不予受理，并告知事人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对双方的劳动争议达成了明确的赔偿或补偿协议，为因款项的支付发生纠纷的，劳动者以债务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15.职工工伤赔偿案件的处理，劳动者因工致伤时，应适用《职工工伤条例》及《工伤认定办法》。《职工工伤条例》的适用前提是经过劳动仲裁机关的仲裁及工伤事故鉴定。劳动者因工伤而获得的补偿，可适用《职工工伤条例》及其实施办法所确定的标准，受雇人因履行雇佣合同遭受伤害的，不属于工伤事故，但雇主应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16.建设工程的承包人、分包人、转包人对劳动者的工伤赔偿责任。建设工程的分包人挂靠承包人，并以承包人名义承接工程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分包人和承包人共同承担对劳动者的工伤赔偿责任。承包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对建设工程进行转包致伤害的，对劳动者的工伤赔偿责任可由转包人、分包人和承包人共同承担。

17.工伤赔偿费用的处理。在工伤赔偿中，实际发生的费用、更换假肢的费用和劳动者急需的其他费用全部由用人单位支付的 , 用人单位应一次性支付;一次性支付确有困难的，可判决分期支付并可责令用人单位提供相应的担保。

18.维护合法的劳动合同关系。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不适用《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三条、第二十条关于开除的程序规定。用人单位以劳动者涉嫌违法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而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被撤销指控或被宣告无罪后，要求恢复劳动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劳动合同中有关限制或免除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工伤应承担法律责任的约定应认定为无效。

19.买断工龄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因用人单位采取买断工龄等一次性安置职工的措施而产生的纠纷，当事人以劳动争议纠纷起诉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0.用人单位被宣告破产后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劳动者起诉时用人单位已经被宣告破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应告知当事人作为权利人参加破产案件的审理。用人单位在诉讼期间被宣告破产的,将劳动争议案件移送破产案件管辖人民法院一并审理。

(四)房地产和建筑工程合同案件

21.土地使用权问题。审理此类案件时要充分认识土地资源不可再生的特点，坚持地上权决定地上其他权利的原则，房屋所有权必须以土地使用权为依据。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者，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进入市场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出让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时虽不具备转让条件、划拔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时虽未经人民政府审批，但在起诉前或一审辩论终结前已具备转让条件或者经过批准的，可以认定转让合同有效。在处理合作建房合同时，只要其中一方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资格且一方对合作建房的土地使用权是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就应视为合法。合作建房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的，在建或已建的房屋所有权可确认归出地方所有，但出地方应返还出资方的资金，其房屋价值与实际投入开发的资金存在差值的，出地方应给予出资方相应比例的经济赔偿，或由双方按过错程度分别承担相应的损失。在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案件中，应严格依照 2003年6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千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 ]7号)的规定执行。

22.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处理。一是诉讼主体问题。业主委员会虽经合法程序由业主大会选举成立，并经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但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体资格，能作为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发生纠纷时，诉讼主体应当是住宅小区的全体业主，业主委员会可作为诉讼代表人参与诉讼。而物业管理企业不管是否具条法人资格或是否领有资质证书，只要其领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均可作为适格的诉讼主体。二是无效合同的处理。因物业管理合同是一方交纳物业管理费、另一方提供服务的合同，合同被确认无效后，物业管理公司终止服务、退出管理，业主已缴纳的物业管理费的返还与损失赔偿应根据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双方过错程度予以适当返还或分担。

23.建设工程合同效力的认定。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第三人，或者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以及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的，应依法认定无效;对全部或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或国家融资的项目不进行招投标而签订的合同，也要依法认定无效;对于无资质承包工程的，要依法认定合同无效。

24.建设工程合同价款的确定。建设工程合同当事人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约定低于承包人企业类别、资质等级的取费标准。国家颁布的工程定额取费标准为任意性规范，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应以当事人约定的工程结算价款作为人民法院判决的依据。只有在合同明确约定以审价结论作为结算依据或者合同约定不明确、合同约定无效的情况下，才能将审价结论作为判决的依据。

25.建设工程价优先受偿权问题.如果建设工程于1999年10月 l 日之前已竣工或停工，1999 年 10月 1 日以后人民法院对这类案件还没有审结的，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如果建设工程施工于1999 年 10 月1日以后，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应正确理解和把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 16号)精神。《合同法》颁布实施前，建设工程已办理抵押登记或已出售、预售的, 承包人依《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