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项研究看中国工会的基本特征

第一篇：从一项研究看中国工会的基本特征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07年第4期

从一项“职工承诺”研究看中国工会的基本特征

——再论中国工会是社会功能组织

冯同庆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北京 100037）

[摘要] 理论界对中国工会的研究，大多在于说明其利益代表性的增强。我们以往的研究则表明，社会功能性仍然是中国工会的基本特征。我们通过一个新的视角，从企业职工对公司和对工会承诺的认知和行为继续研究中国工会的基本特征。研究表明，职工对企业和工会具有“双重承诺”，甚至“双重忠诚”。这是中国工会具有社会功能性基本特征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职工承诺；中国工会；双重忠诚；组织特征；社会功能组织 [中图分类号]

从职工的认知和行为看中国工会的基本特征

关于现阶段中国工会的基本特征，我们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研究。2000年，完成了中华全国总工会调查研究课题，其成果是《改革的视角：中国工会的基本特征》。2001年，完成了中国工运学院课题，其成果是《劳动关系的变化：中国工会是有利益代表性的社会功能组织》。上述研究成果的具体内容，参见《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冬季号、第21期所载文章“劳动关系的变化与中国工会的基本特征”，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国工人的命运——改革以来工人的社会行动》第四章“团体社会行动的后果——关注利益更注重功能”。

近几年，理论界对中国工会的研究，大多在于说明其利益代表性的增强。我们2000年、2001年的研究则表明，社会功能性仍然是中国工会的基本特征。

为了深入研究这个课题，我们在2002—2005年设置了一个新的视角，继续检验上述结论（或假设），以便更深入地与持不同观点的论者对话。这个课题的研究视角，是企业职工的认知和行为，从企业职工对公司和对工会承诺的认知和行为看中国工会的基本特征。

职工的认知和行为——对公司的承诺、对工会的承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职工与公司之间是契约关系，公司对职工有承诺，职工对公司也有承诺；企业职工与工会之间是权利、义务关系，工会对职工有承诺，职工对工会也有承诺。我们的课题调查和研究职工对公司的承诺和对工会的承诺，及这两种承诺之间的差异、这两种承诺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了使调查和研究更有针对性，我们特别关注职工在其承诺的认知和行为中反映出的工会与公司之间的相互关系。目的是，从这个新的视角把握现阶段中国工会的基本特征。

就我们的了解，国内还没有人开展这方面的调查和研究。

职工承诺，作为企业职工的认知和行为，其研究最早由Michael E.Gordon等学者开展起来。Gordon把公司员工对工会的承诺区分为对工会的忠诚、对工会的责任、自愿参加工 1 会工作的程度、对工会主义的信仰等。1990年以后，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瑞典、荷兰、英国、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广泛地开展起这方面的研究。不仅研究员工对工会的承诺，而且研究员工对公司的承诺，还研究这两种承诺之间的相互关系。

调查的设计和安排

我们参考了境外学者开展这方面调查的指标体系，特别是香港理工大学学者的具体研究成果。通过职工与企业关系评价、职工与企业领导关系评价、职工与工会关系评价、职工工作（劳动）评价、职工对劳动关系的看法、职工对工会工作的看法、职工参加工会活动的情况等指标，设计了调查问卷。

我们的调查，选择了北京的制造业。这个行业的企业员工人数比较多，能够满足调查的需要。现在，这个行业的管理，已经由市机械局改制为控股公司。在这个控股公司之下，选择了一个国有公司集团、一个中外合资公司。国有公司集团的调查于2002年9月份进行，中外合资公司的调查于2002年的10月份进行。调查对象的抽取，根据公司提供的名单，我们选择了若干行政单位和生产单位，按一定间隔选取被调查者。每个公司均为300人。调查问卷的发放，在职工下班前集中交给被调查者。我们安排被调查者在家中填写问卷。这样，可以避免“干扰”。而且，我们事先向他们说明，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回问卷，交回问卷时不会有他人在场。这样，减少他们的“疑虑”。我们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放置了“投递箱”。被调查者交回问卷时，没有任何人在场。之后，由我们把问卷收回。问卷回收率较高。在我们发放调查问卷时，以及问卷回收后，都接触到一些职工。多数职工情绪比较开朗，对我们的调查没有表现出为难。不过，有个别年轻人，表现出“不屑”的神情。在中外合资公司，感到职工比国有公司集团显得“严肃”，行色更为“匆匆”。

此外，我们在调查之前，分别访问了两个公司，除了安排问卷调查之外，了解了公司的一般情况，而且通过公司网站下载了一些相关资料。

职工对公司和工会具有“双重承诺”，甚至“双重忠诚”

职工承诺，是对组织的承诺（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反映组织中的成员与其组织之间的一种心理合同或联结成员与组织之间的纽带，也可以说是成员对组织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还表现为劳动或工作的态度，包括劳动或工作的满意度、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职务卷入（工作投入）等。劳动或工作的满意度，是职工加入组织后对劳动或工作的情感反映及其程度。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是职工与组织之间相互承诺的依附关系，及其相关的态度表现，反映的是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全部态度。职务卷入（工作投入），是指职工对自己职务的认同程度、相应绩效的评价水平、自我价值感及其实现水平，是职工与职务之间的依附关系。

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特别是Peter A.Bamberger等学者1999年的著名的研究，世界上就某一国家的职工对企业的承诺与对工会的承诺，虽然有不同的前提、条件，但是又有共同的倾向。因为，它们都是在同样的劳动关系下产生的，反映着同样的劳动关系。当然，在不同的国家又是不同的。不同国家的劳动关系，因为历史、文化等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然而，在总体上，职工对企业的承诺与对工会的承诺，虽然是有矛盾的，却基本上是一致的。两种承诺作为职工的认知和行为，多数情况下是彼此联系的，是能够相容的，是可以相互兼顾的，也是相互作用的。

总之，可以称这是一种职工对企业和工会的“双重的承诺”，或者称是“双重的忠诚”。

中国企业调查案例表明职工具有相同的“双重承诺”、“双重忠诚”

我们在中国制造业公司的调查和研究，得出了与Bamberger等学者类似的结论。如果说，Bamberger等学者1999年提出了“工人对工会承诺和参与的模式”的话。那么，我们在中国的调查和研究验证了这个“模式”，或者说这个“模式”在中国有其适用性、普适性。从调查指标体系的结构看，职工与企业关系评价、职工与企业领导关系评价、职工与工会关系评价、职工工作（劳动）评价、职工对劳动关系的看法、职工对工会工作的看法、职工参加工会活动的情况等，中国与其他国家是相似的。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一个是涉及性别，再一个是涉及对劳动关系环境的评价时，其相似性有所减弱。还有，就职工对企业和工会的“双重承诺”、“双重忠诚”而言，职工对组织的评价、职工对工作（劳动）的满意度水平有差异；当然，这没有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基本的相似性。

根据我们的了解，在大量的西方文献中，员工的“双重承诺”、“双重忠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可是保持着基本的相似性，甚至可以说与亚洲、与西方没有不同。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中国案例也不是例外。除了上述涉及职工“双重承诺”、“双重忠诚”的结论外，还有一个涉及工会自身的结论。为了在职工的双重认知和行为之间保持平衡，工会需要关注职工对工会的态度。职工的态度，是一种认识手段，是建立对工会承诺和忠诚的重要条件。工会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的变化，吸引和组织职工，不仅仅在经济上为其要求“面包加黄油”，而且使他们能够适应社会的变化，不断地协调好与公司的关系。这就要建立职工更广泛的对工会的认同。职工对工会的态度与职工对工会的承诺和忠诚，是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职工对工会的认同，不仅仅有助于增强他们对工会的承诺和忠诚，而且有助于他们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协调好与公司的关系。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会对于职工而言，不仅仅是争取“面包加黄油”的代表者，而且是维持和稳定与企业相互关系的“中介”。

职工“双重承诺”、“双重忠诚”是中国工会社会功能性基本特征的基础

我们的上述研究结论，是在系统检索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依据假设设计了调查问卷，实施了比较规范的调查，在对统计结果进行了细致分析后形成的。

我们的研究结论证实，中国企业案例反映的职工的“双重承诺”和“双重忠诚”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调查结论具有相似性。特别是，这种承诺和忠诚的“双重性”，反映出职工作为承诺和忠诚主体涉及的公司与工会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能够反映出工会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作为工会成员的职工既对工会做出承诺和怀有忠诚，又对公司做出承诺和怀有忠诚，这就形成了平衡工会与公司关系的基础。这种职工对工会与公司的“双重承诺”、“双重忠诚”表明，职工需要通过工会实现的权益与需要通过公司实现的权益尽管会有矛盾，却是彼此联系的，在相当程度上和多数情况下是能够相容的，是可以相互兼顾的，也是相互作用的。这样，在工会代表职工通过公司实现他们的权益时，就有了协调和合作的可能，而且可以避免对抗和冲突。换句话说，工会通过自己的功能性发挥作用，不仅可以避免对抗和冲突，而且符合职工会员的需求状况和实际愿望。就一般情况而论，稳健和明智的企业工会，在发挥其作用时会做功能协调的选择，而避免利益冲突的选择。

因此，可以说，中国案例企业的工会不仅有利益代表性的一面，更是职工与公司之间实现合作的联系者、协调者——功能性的中介。

这使我们2000年、2001年的研究结论，又一次得以验证、证实。即调查和研究再一次表明，中国工会是社会功能组织。

这有利于在理论上更准确地把握现阶段中国工会的基本特征，在实践上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会工作新路子。

这项课题研究成果的详细内容，可参见世界劳动关系学会（IRRA）2005年年会论文：Union Commitment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正式发表在Industrial Relations(A Journal of Economy and Society)Volume45 Number3 July2006。

第二篇：从一滴水看廉洁

鲁迅有句名言 ：海纳百川从一滴水开始，一滴水，用显微镜看，也是一个大世界。那么，我们应该要从点点滴滴做起，自觉塑造廉洁人品，从节约一滴水，节约一粒米开始，滴水汇成，粒米攒成筐。

由此联想到，我们是否从节约开始抓廉政呢？

对于腐败，我们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然而对于节约，纵然概念上是清楚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就比较麻木。而我认为，把节约问题上升到廉政的高度来认识，大有必要。因为，我们的社会存在着这样一种突出的现象：花公款、用公物时，节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会大打折扣。如果，公款消费都有从简意识，浪费公款公物在人们心里都是耻辱的，社会上贪腐案件就会大打折扣。

花自己的钱，斤斤计较；花公家的钱，大手大脚。某些带有“富贵病”色彩的病态消费群，往往是公款消费，一掷千金的公款消费行为不断花样翻新，对社会形成极不健康的消费导向，诱发盲目攀比。言必“上档次”，行必“讲排场”，人称“一顿饭一头牛”，“屁股下面一座楼”，这种奢华的大兴土木、铺张浪费的形象工程之所以屡禁不止，原因就在于缺少监管与问责。

浪费就是腐败，甚至是最严重的腐败。

小到一滴水，比如：办公楼区域水龙头坏了在滴水，如果是在家里发生，马上就有人修理，但是就因为是公家的，很多人进进出出看到了，也视若无睹，没当一回事。又例如：超标准购置豪华轿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等。这些奢侈浪费行为，不仅造成国家资财的巨大损失，而且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决策失误，管理不善所致浪费行为表面看来只是金钱、资源和劳动力的损失，而实质上是决策者、管理者官僚主义、主观臆断的结果，遂造成国家资财、社会资源、人民群众血汗钱的巨大损失。这些行为无不是以劳民伤财为代价换取个人的业绩和升迁，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利益，动摇了廉洁政治的基础。一个干部腐化变质，几乎都是从小事不注意、小节不检点开始的，它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都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都类似一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悲剧。为什么守不住小节呢?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看重“小节”，对“小节”缺乏清醒的认识，往往认为喝点小酒、收点小礼、拿点小钱不是什么问题，但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腐蚀剂!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小节失守，大节难保;小洞不补，大洞难堵。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同志对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小节上漫不经心、疏于防范，甚至认为只要不犯大错误，不搞大腐败，犯点小错误，得点小实惠，于自我无伤大雅，于法纪有隙可乘。凡此种种，由于心存侥幸而滋生的“小节无事论”、心存攀比而滋生的“小节无害论”、心存邪念而滋生的“小节无法论”，都是极其危险、极其有害、极其可怕的错误认识。不积小善，不能成大德;不积小恶，不足以亡身。如果在小事小节上“失守”，就很难在大事大节上守得住，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一条规律。小节不小，小节可见精神，小节体现品性，小节关乎成败。党员干部搞一次特殊，就会丢掉一分威信;破一次规矩，就会留下一个污点;谋一次私利，就会失去一片民心。

今天,我们反对铺张浪费,不仅是因为我们的国力还远未达到富裕、我们的发展还在艰难爬坡,更因为勤俭节约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传统,是任何时候都不可丢弃的传家宝。一个浪费盛行的国度,不可能涵养真正的现代文明;一个艰苦奋斗的政党,必须懂得成由俭败由奢的道理。反对铺张浪费,我们党才能在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中,始终保持艰苦奋斗、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厉行勤俭节约,才能有效净化我们的社会风气,培育健康向上的文明风尚。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廉”从“简”开始，我们就应该把节约与廉政同义，从一滴水、一度电、一升油、一张纸抓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反腐倡廉、弘扬正气！（市园林处 邱美云）

第三篇：从一则案例看专利权如何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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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简介

再审申请人泉州日新流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简称“日新公司”）持有“数显靶式流量计”、“内置式数显靶式流量计”两项实用新型专利，第一项专利于1998年10月27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1999年8月28日获得该局授予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证号为346040号，专利号为ZL98241837.X（简称98专利）。第二项专利于2000年1月6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同年10月7日获得该局授予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证号为第406296号，专利号为ZL00201624.9（简称00专利）。

2006年5月9日，日新公司以再审被申请人泉州恒劲机械有限公司（简称“恒劲公司”）、泉州恒劲科博测控技术有限公司（简称“科博公司”）侵犯其实用新型专利为由，向一审法院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证据保全。翌日，一审法院作出（2006）泉民保字第5号民事裁定，裁定对再审被申请人送交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用于申办“智能靶式流量计”生产许可证的相关申请资料、实物样品及图纸等与本案有关的证据予以保全。同年5月11日，一审法院执行上述裁定，到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保全了再审被申请人申办“智能靶式流量计”生产许可证时提供的有关申请资料、图纸等证据。2006年5月23日，日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

应再审被申请人的要求，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日新公司分别就其所享有的两项实用新型专利，先后提供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06年7月18日、8月10日出具的两份实用新型专利检索报告，以证明其所持有的两项实用新型专利均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再审被申请人在答辩期内于2006年6月12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申请宣告上述两项专利无效的请求，该委员会业已受理。但是，本案各方当事人均不要求中止诉讼，同意本案继续予以审理。再审被申请人虽在答辩时要求日新公司赔偿因其误告造成的损失，但又表示将另行起诉。在一审法院主持下，经各方当事人一致认可，对日新公司所生产之专利产品及再审被申请人送检的涉嫌侵权样品进行当庭拆解，并参照日新公司专利权利要求书、说明书的内容，就上述产品的构造、形状及其结合等进行比对。

一审法院判决再审申请人日新公司败诉，日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期间98专利被全部宣告无效，日新公司虽放弃对98专利的侵权追究，二审法院仍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日新公司不服二审判决，于2008年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最高院经审理裁定：指令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二、案件焦点

本案从一审、二审到再审，可谓跌宕起伏，其中涉及诸多专利法问题，笔者认为其中两个问题应当着重关注：

一、再审申请人的00专利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将靶杆固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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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的筒体外”中的“固定”是否属上位概念，从而涵括被控侵权产品技术特征“将靶杆嵌入传感器的金属应变筒体的下孔腔内”的“嵌入固定”？

二、再审被申请人（原审被告）的抗辩思路是否合理？

三、焦点剖析

1、再审申请人的00专利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中的“固定”应当涵括被控侵权产品技术特征中的“嵌入固定”，再审被申请人成立等同侵权。

笔者认为，就本案而言，专利产品技术特征中的“固定”是否属于上位概念，而涵括被控侵权产品技术特征中的“嵌入固定”？不是简单的物理上关于“固定”概念的界定问题。因为从物理学角度考量，固定包括多种方式，“嵌入固定”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一种，如简单以此界定专利法侵权问题，会将诸多原属于“新颖的东西”认定为现有技术，明显过于保守，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再者，我们也不能像本案一二审法院一样，仅从形式上考量认定：因原被告在对应技术特征上形成了前者靶杆在“外”后者靶杆在“内”的区别，故被告不成立侵权。因为这种认定方式没有深入剖析产品技术特征的本质，仅以外观的差异推导实质的差异，将原属于“不新颖的东西”认定为先进技术，显然过于激进，不利于专利权人的权益保护。

那在“固定”认定的问题上，如何才能做到既不激进，又不保守呢？笔者认为，我们还需从专利法本身的立法价值取向出发寻求答案。众所周知，专利法虽为一个小部门法，但因其涉及发明创造，所涵括的产品不计其数，而每类产品各有特点，故专利法本身无法就各类产品作出具体可操作性的法律规制。但这并不排除专利法就专利侵权问题进行类型化处理。正如此案，我们在认定“固定”问题时，应当从专利法侵权理论寻求突破口，即以“是否构成侵权”来考量“固定”这个概念。

毋容置疑，本案不成立相同侵权，但能否成立等同侵权呢？笔者认为，如果本案成立等同侵权，则可反推专利产品技术特征中的“固定”属于上位概念，从而涵括被控侵权产品技术特征中的“嵌入固定”；否则，上位概念不成立。而判断是否成立等同侵权，是专利法理论可以解决的问题，即被控侵权产品对比专利产品，是否满足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

结合本案，笔者认为：上述焦点针对的对象靶杆不管以何种方式固定，在整个装置中的主要功能仅为采样，而采样难以对流体流量的计量产生实质影响。故被控侵权产品虽然采取不同于专利产品的螺纹方式固定靶杆，但对比专利产品，其在整体上仍满足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即采用固定的方式）、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即实现流体采样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即通过流体采样，为流体流量的计量奠定基础）而成立等同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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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审被告的两点侵权抗辩思路值得学习。一是通过在先使用权主张免责；二是通过申请宣告原审原告的专利权无效主张无责。

先谈主张在先使用权。《专利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

（二）在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并且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该条规定给予被控侵权方一个合法的抗辩事由。因为在先使用权的行使必然会导致在先使用权人与专利权人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如果过多地限制在先使用权，那么在先使用权人未能得到其应当享受的合法权利，这对在先使用权人来说显失公平；反之，如果在先使用权人的权利过大或不受限制，势必影响专利权人的权利保护，同时也会严重破坏专利制度，甚至导致专利制度形同虚设。因此法律需要对两者权利予以平衡，确定在先使用权人行使在先使用权的合理尺度。司法实践中，在先使用权的成立必须符合一定条件，且被控侵权方需要充分举证，否则无法实现侵权豁免。

正如本案，被告虽试图采用在先使用权抗辩，但原告拥有的00专利申请日为2000年1月6日，而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其在2007年2月才与案外人签订《专利使用许可协议》，故被告以在先使用专利权制造产品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无法免责。

进一步思考，假设被告的确在原告00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或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是否就一定可以实现侵权豁免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司法实践中，被告主张免责需要提供足够的证据作支撑，而一些企业防范意识薄弱，往往在实际经营活动中忽视“证据保全”问题，最终在真正涉诉时，因举证不能而导致企业受损。当然，企业如何积极进行拥有“在先使用权”的证据保全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且实践中难题不断，需要进一步研究。

再谈主张原告专利权无效。专利侵权实务中，作为被告一方为证明不构成侵权，常用的“前置程序”是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申请所涉专利无效。其逻辑出发点在于推翻原告作为专利权人的主体地位。因为原告在诉讼中主张被告构成侵权的前提是自己享有合法有效的专利权，如果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原告的侵权请求便失去前提。

正如本案，两被告在法院审理中提出专利无效申请，且最终原告拥有的98专利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全部宣告无效。这直接导致原告放弃对98专利侵权的主张。本案被告通过专利无效程序有效应诉，不仅节约了时间成本，也控制了经济成本。

当然，实践中最难的是如何做好宣告专利无效工作。笔者认为，此项工作最好由专利代理人与专利律师合作完成。因为它不仅涉及专利相关技术领域的专业问题，还涉及专利无效程序中的代理技巧问题。比如专利检索最好由具备相关技术背景的专利代理人参加；而进入代理阶段，如有律师参加，则在程序问题以及相关的举证问题上可相得益彰。与此同时，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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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代理人与专利律师之间可相互协调，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确保企业利益的最大化。总之，专利无效申请，是侵权抗辩的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当与否与诉讼方案的制定、服务团队的选择密切相关，是企业在维权过程中需要着重关注的问题。

四、案例思考

通过以上案件的焦点剖析，笔者引发如下两点思考：

一方面，就本案而言，原审原告的专利文件撰写质量影响其维权。

原告作为专利权人，从一审、二审到再审，虽最终历经艰辛获得最高院的再审支持，但实际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而回顾其00专利的专利权利要求书以及说明书，不难发现其专利文献对本案焦点中的“固定”的撰写存在一些问题，最终阻碍了维权之路。这使我们联想到一对矛盾,那就是如何权衡“为成功申请而缩小专利保护范围”与“为有效维权而扩大专利保护范围”之间的矛盾？前者是专利代理人更关注的焦点，而后者是律师应当考量的重点。但基于行业之间的定位不一，一份专利文件的撰写难以达到完美。同时，企业为了尽早获得专利，也会放松对专利文件撰写质量的控制。即便如此，笔者认为，专利文件是企业维权的根基，如果事先的防范工作不到位，真正进入诉讼阶段，会遇到很多瓶颈，严重影响企业专利权的保护。当然，如何做到既尽早获得专利授权，又能保证专利权利益保护最大化，这是专利代理人和专利律师需要研究的课题。

另一方面，就专利维权而言，企业任重道远，未雨绸缪是关键。

因为全球科技迅猛发展，专利纠纷层出不穷，且专利案件日益复杂，因此，依靠专利生存的企业在面对国内外的激烈竞争时会遇到诸多问题。如何有效应对以上问题，确保企业正常经营并获取最高额经济利润呢？笔者提供如下建议：首先，企业应当具备全球性的战略眼光，敢于投入成本，充分做好知识产权管理与风险防范工作；其次，企业应加强外部交流与协作，有效运用专利战略，为企业的发展和维权发挥最大效力；最后，在面对专利相关纠纷时，应结合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专业团队以及切合实际的措施有效应对，为企业的知识产权保驾护航。总之，二十一世纪充满机遇和挑战，企业要想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竞争中拔得头筹，未雨绸缪是关键。（作者：周超）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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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从一个案例看企业文化实质

作为一名从事多年企业管理与咨询的人士，笔者一直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企业文化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或者说，企业文化如何真正为企业的发展服务？

在此，笔者想从一个著名的企业文化案例——科龙集团“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谈起，通过这一个案例来解答企业文化的实质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

一、科龙：文化塑造活动案例获金奖后的巨亏

1、案例简介

科龙集团是位于广东顺德的大型企业集团，中国最大的家电企业之一。自1984年创业后的十多年里，科龙集团以务实、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取得极大成功，从一家乡镇企业发展成为大型家电企业集团。科龙集团是国内第一家同时在香港、深圳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邓小平、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曾亲临视察，由此可见其当年的辉煌。

随着市场形势的不断发展，科龙集团所在的家电行业逐渐呈现严重供过于求的竞争态势，竞争日趋激烈，企业遭遇极大的经营压力。

在此背景下，1998年，科龙聘请以CI策划而闻名的台湾某策划专家及某大学教授为顾问，实施一项命名为“万龙耕心”的企业文化塑造工程，希望借助这一“耕心”工程能够进一步凝聚人心，提高士气，以适应家电市场日益惨烈的竞争。

下面是“万龙耕心”工程及相关的重要事件回放：

1998年8月18日，项目启动；

实施了样本数为5000人的内部文化问卷调查；

召开了3000人的新闻发布会；

12000名员工在10面“万龙耕心”旗帜上亲笔签名；

举办一场集团高层参加的，为时三天两夜的文化研讨营；

形成了文辞精美的“科龙文化纲领”；

“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获得第四届中国最佳公关案例大赛金奖；

2000年，科龙公告亏损7亿元；

2001年，科龙再次公告亏损15.7亿元；

2001年底，科龙被民营企业格林柯尔收购，成为民营企业；

2002年，科龙集团在顾雏军的领导下，通过严格的成本控制实现扭亏为盈；

2003年，顾雏军通过成本+资本的运作，占据了冰箱市场的半壁江山，重塑冰箱格局。

2、问题思考

通过对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重大事件的回顾，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科龙这一文化活动的过程。当年科龙的“万龙耕心”文化工程声势浩大，外部反响热烈。从文字结果来看，其企业理念、奋斗目标非常具有振奋性，没有理由说不好，要不怎么会得到一个“金奖”呢？

然而，文化工程金奖与业绩巨亏这两幅图像似乎组合成了一道令人啼笑皆非的“风景线”，科龙2000、2001年的经营业绩表现及后来被收购的结局又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下面两个最基本的问题：

第一，科龙的“万龙耕心”文化工程是否真正成功？

第二，如果说“万龙耕心”工程是成功的，那科龙为什么会巨亏？

3、案例分析

众所周知，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的经营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对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工程，大家毫不怀疑是按照这一思维逻辑去预想的，也就是说，通过这一工程，大家的心理预期是：科龙应该会更上一个台阶。因为科龙是国内非常著名的大型企业，知名度非常高，其产品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拥有极高的地位，在过去十多年里科龙集团也一直是先进管理的典型。在这样的光环下，加之科龙集团在“万龙耕心”文化工程活动本身的宣传造势比较到位，使得这一案例影响巨大。

当外界还不知道科龙巨亏的时候，其影响是正面的，甚至可以说，科龙通过这一活动推进了中国企业文化的建设。但后来的事实无情地将人们的愿望打破。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在金奖与巨亏之间，使很多人对企业文化产生了极大的疑惑。但必须认清的是，企业文化本身并没有错，而是当时的科龙做错了。

让我们继续对科龙这一文化案例进行分析。

早在1981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特伦斯•迪尔和麦肯锡顾问阿伦•肯尼迪在其著名的《企业文化》一书就提出，企业环境是塑造企业文化最重要的因素，企业文化的塑造必须以外部环境的变化为基本的考虑依据。进入21世纪，中国家电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已经成为市场竞争程度最高的行业。技术成熟、产品同质化严重、市场供过于求成为家电产业的明显特征。在这样的产业状况下，品牌与价格已经成为竞争的最关键手段。

价格的后面是成本，成本的高低成为企业竞争胜利、能够获利的根本性问题。而科龙的致命问题是，缺乏对这一竞争形势的根本性判断，并据此进行真正的文化变革，建立以成本管理为核心要求的企业文化。这才是科龙最后失败的本质性。因此，科龙最终的结局，要么继续亏损直至被淘汰；要么被收购兼并，让新主人来完成适应新形势的文化变革。

当然，现在来说，科龙是幸运的，因为它被格林柯尔顾雏军收购了。顾雏军入主科龙，彻底改变了科龙的旧文化，把成本降低作为其最根本、最核心的工作，从根本上适应家电竞争环境的要求。而科龙也在被收购后的2002年实现了扭亏为盈，经营业绩得到完全改观。过去的2003年，顾雏军通过资本+成本的运作，成功地占领了中国冰箱市场的半壁江山。

二、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什么

科龙的“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案例被不断地被一些文化专家们拿来作典型案例，请注意，不是失败典型而是成功典型，这是有点可笑的。这说明，在中国，企业文化已经被一些所谓的专家们给空洞化、片面化、表面化了。对事实已经证明失败了的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大肆引用为成功经典就是一例。这当然让很多企业管理才特别是从事企业文化建设的人士感到困惑。因此当谈到此话题时，笔者不得不要先从企业的本质说起，以便为企业文化正本清源。

1、认清企业文化建设的本源

企业是一个经济实体，它生来就是为实现利润这一目标而存在的，实现经济利益是企业的根本目标，它只有一个恒等的公式，即：

企业利润=企业销售收入—成本费用

更进一步地，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让公式左边的利润最大化，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又需要努力促进销售收入的最大化和成本费用最小化。因此扩大销售收入和降低成本费用就成为企业经营的根本性目标任务。企业的一切活动为此而来，为此而去。企业文化及其活动莫不如此。当然，我们谈企业经营目的的时候，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符合社会道德、法规的前提之下的。

思考企业文化问题，只有基于上述思维，才不至于被一些所谓的“专家”们拖入“庸俗”的、只做表面化文章的危险之地。就如当年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已经被后来的巨亏无情地宣告彻底失败后，还有所谓的文化专家将该案例列入优秀企业文化建设案例一样，这对企业文化来说是多么的悲哀。如何增加企业的利润、销售，降低企业的成本费用是企业文化的本源问题，企业文化的建设必须围绕这一本源才具有现实的意义。

2、企业文化的实质

根据一般的解释，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所坚持的价值观、理念及其具体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规范等，包含了精神、制度、物质三个层面的内容。但是，这样的解释似乎过于中性，很难让人懂得企业文化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实现优秀文化的塑造，或者进行文化上的变革。科龙集团 “万龙耕心”文化工程及后来的变化，让我们对企业文化建设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企业必须能够有效地整合资源，以达到对外部的适应性，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进而实现持续发展。打造持续、有效的内部资源整合能力，以达到持续的外部适应性，这才是企业文化的要义所在。经过长期的思考与研究之后，笔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寻求最适合自己的生存、发展道路上所逐渐形成的生存方式。例如，惠普是世界公认的优秀企业，它的“惠普之道”其实就是惠普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所形成的生存方式。而“惠普之道”其实也就是惠普的核心企业文化表现。

因此，作者对企业文化给出这样的解释：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中，为保证企业获得持续发展而选择或努力去营造的适应外部竞争的生存方式。这才是企业文化的实质所在。由此，企业文化建设的出发点是，让企业适应竞争。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企业文化的时候，也就给企业文化建设即企业开展文化管理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建立能够对外部竞争环境具有高度适应性，并能根据环境变化作出迅速反应的行为方式的能力，这种能力其实也就是企业所拥有的根据外部竞争环境需要而对内部资源进行整合运用的能力。企业文化建设应促进这一能力系统的形成并维持好这一能力系统。

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所著的《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一书中，将企业文化的建设归纳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企业的价值观，二是企业的行为方式。根据科特的观点，企业文化的实质应是指适应外部竞争环境的企业价值观及其价值观指导下的行为方式。企业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包括愿景、理念等，将决定你可能走多远，爬多高；企业所建立的行为方式将最终决定你能走多远，能爬到什么样的高度。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力量！

第五篇：我从一个交通事故案例看[推荐]

我从一个交通事故案例看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

指导老师

2008年7月15日至8月30日,在人民法院我参加了社会实践活动,在这期间我参与了一个交通事故现场清理引起的诉讼案件,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对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执法与处理谈一谈自己的见解:

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勘查现场,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这一规定赋予了交通管理机关处理交通事故现场的职权,也明确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清理事故现场的原则是抢救伤者和财产,尽快恢复交通.下面就交通执法工作中这一原则的适用和把握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一、案情主要内容如下：2008年4月的一天,甘肃省天水市秦城区广源贸易货栈(以下简称广源货栈)雇佣司机尹某驾驶载有文具、小百货、小电器等货物的东风牌大货车由南向北行驶至我县省道（泾川-甘谷）线庄浪段南河大桥上时,由于该车右后轮螺丝断裂发生侧翻,占用了两条机动车道(该路有三条机动车道)和紧急停车带.庄浪交通大队接报案后派事故科民警赶赴事故地点,清理现场,疏导交通.为保证道路畅通,需要迅速清理货物.现场民警紧急调来吊车和拖板车,试将事故车辆连同货物整体吊装到拖板车上,但试了几次均不成功,加之货车翻在桥上,从桥上整体吊装,货物一旦散落到桥下非常危险.只能先卸下货物,车,货分别吊装清运.尹某及随车装卸工将捆绑货物的绳子锯断卸下货物.由于现场系省道（泾川-甘谷）线主路,车流量大,并且以大型货车居多,故民警拒绝了尹某提出的人工清运方式.先后调集,拦截了1辆铲车,5辆自卸车,耗时6个多小时,清运7车次,至清晨8时30分将现场清理完毕,恢复交通.事故车及所载货物运至密云县事故停车场,由尹某及随车人员保管.在清运过程中,该车部分货物发生损坏,后由于尹某等人保管不善和天气下雨,存放在停车场的货物也有部分丢失,受损.3天以后,广源货栈在庄浪县公证处见证下,与平凉货主共同对存放在停车场的货物进行清点,后将所有货物拉回天水市.2008年4月,广源货栈向庄浪交通大队申请国家赔偿。庄浪交通大队于当月作出事故科行为不违法确认书.2008年4月,广源货栈向庄浪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事故科的清理行为违法,赔偿损失75000余元.二、争议焦点:事故科民警在依法履行清理事故现场职责中有无滥用职权行为,是否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原告提出,被告清理现场时,调来铲车和翻斗车象铲砂石一样将货物铲装到翻斗车上,翻卸到密云事故停车场,致使货物绝大部分损坏,部分丢失,给原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75000余元,被告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属违法行为,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的行为违法.交通大队事故科答辩认为,原告单位的车辆在南河桥上发生故障,造成省道（泾川-甘谷）线主路南河桥由南向北一带主路严重堵塞;交通民警及时赶到现场,为保证勤务和交通畅通,采取措施清理了现场,履行了公 1

安机关的法定职责,不构成违法行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诉讼经过：

庄浪县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不仅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明文规定,亦应符合法律原则.《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勘查现场,收集证据,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这一规定赋予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处理事故现场的职权,也明确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清理事故现场的原则是抢救伤者和财产,尽快恢复交通.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正当履行上述职权.交通民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警察,在处理现场时,应当考虑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车辆的型号,损坏程度,货物的种类,数量等相关因素,采取适当措施以抢救伤者和财产,尽快恢复交通,在这一过程中应当避免因行使职权造成财产损失.由于被告没有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只是采取了严重不当的清理方式清理事故现场,使相对人的合法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坏,违反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在清理交通事故现场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法律原则,已构成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被告因为违法清理事故现场,致使货物严重受损,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2008年6月作出(2008)庄行初字第74号行政判决,确认交通大队事故科2008年4月在省道（泾川-甘谷）线南河桥段清理事故现场的行为方式违法;同时作出(2008)庄行初字第53号行政赔偿判决,判决交通大队事故科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3000余元,诉讼费649.50元亦由交通大队事故科承担.交通大队事故科和原告分别上诉.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8月分别作出(2008)中行终字第177,180号终审判决,维持原判.四、调查分析

分析此案,我认为:

(一)交通大队事故科交通民警清理现场的行为的合法性

该东风大货车在省道（泾川-甘谷）304线主路发生的交通事故,经查是由于该车右后轮两条螺丝陈旧性断裂致使车辆失控导致侧翻,车上货物随车厢一同翻倒并损坏,事故原因完全是大货车司机行车前对车况疏于检查,没有及时发现车辆存在隐患造成的.事故发生后,尹某等人无能力自行搬运货物,只能由交通民警组织清运.当时正值深夜,现场无法组织人工清运,交通堵塞也不允许事故车辆在此地长时间停留.现场民警紧急调来吊车和拖板车,试将事故车辆连同货物整体吊装到拖板车上,为的是保证车载货物少受损失.但试了几次均不成功,加之货车翻在桥上,从桥上整体吊装,货物一旦散落到桥下对辅路的车辆,行人会带来极大危险.只能先卸下货物,车,货分别吊装清运.尹某及随车装卸工将捆绑货物的绳子锯断卸下货物,车上装载的7600只箱子随即散落在道路上.当时现场的紧急情况不允许,也没有条件组织人工搬运.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赶赴现场的交通民警在查明事故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抢救财产”和“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的法定职责对他们来说就同等重要.尤其在此案中,现场是省道（泾川-甘谷）线,这条路是连接天水、平凉两市的重要通道.经我局指挥调度中心测算,当时机动车日平均流量三千辆,平均每小时的车流量123辆,每天七至八时的高峰时段,每小时的车流量二三百两.当日又赶周末,如果该事故车辆造成长时间的交通堵塞,会给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带来更大的损失.在当时情况下,“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比“抢救财产”更为重要.交通大队事故科在时间紧急,车,货整体吊装又失败的不得已情况下,紧急征用车辆,用了四个多小时,运了七车次,才恢复交通,兼顾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因此,这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是合法的.(二)交通大队事故科交通民警在特定情形下所采取的清理现场的行为方式也并无不当

交通民警清理事故现场的行为是行政事实行为,是依行政职权作出的,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因此这种行为的具体方式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均没有规定.实施这种行为的行政机关应当根据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危急情况,受事故直接影响的道路状况和车辆通行情况及所具备的人力物力条件,来决定所应采取的必要方式.由于整个清理过程是在动态变化之中,其间也常常会发生事先不能预料的情况,从而使这种方式也会随之变化,以适应客观需要.对这种行为方式的客观评价,不能仅仅以结果定论,而更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其选用的方式,所要追求的目的与其依法应当履行的职责是否相一致.在此案中,负责清理事故现场的交通民警在车货整体吊装不能的情况下,紧急征用,调用铲车和自卸车,用了四个多小时,运了七车次,才完成了清理工作.其采用的方式在当时的特定时间,地点和情况下是唯一的,而不是事后人们坐在房间里可以设想若干个最佳方案可以实现的.经验和教训是事后总结的,指挥和决策是现场最需要的.现实的交通执法活动中,交通民警在现场处理交通事故,经常是为了抢救伤者,不得已而采取二次损坏事故车辆的方式来实现;也常常为了清理因违章超高被卡在桥下阻断交通的大货车,经常采取切割车辆的方式以实现恢复交通的目的.如果都以行为的结果来评价行为方式的正确与否,那么将会出现交通民警履行了清理现场的法定职责后,其所属的交通管理机关确因其所采取的行为方式给当事人造成损失而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从当事人角度看是维护了其合法权益,但对行政机关依法正确行使行政管理权造成一定的误导,也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因此,法院司法审判对行政机关执法的行为方式应当有统一,客观的评判标准,这种标准应当是法治层面的,即衡量它是否做到了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行事,正当地履行了法定职责,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免受损害.(三)对清理现场过程中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重大财物损失,根据公平,合理原则,国家可以给予适当行政补偿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中无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就不应当承担国家赔偿义务.行政侵权通常起源于行政机关或公务员的违法或不当行为,行政机关适用法律行为不产生行政侵权.在此种情况下,国家给予受损失的公民或法人的补偿属于行政职责或义务范畴,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行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出于正当目的和理由的行为属于合法行为,不应当确认为滥用职权.“滥用职权只限于那些出于不正当目的和理由的行为”.交通民警处置交通事故现场,为了抢救伤者有时会造成事故车辆的二次损坏;有时为了道路畅通,不得不采取解体事故车辆的等方法,这当中都不可避免会给当事人的财产带来损失.对这种损失,交通管理机关不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据了解,我国即将出台的行政强制措施法,将这种由于当事人的过错造成公共利益受损,行政机关依法进行清理的,有过错的当事人还要承担清理费用.如果当事人无过错,行政机关对其遭受的损失,可以给予适当行政补偿.此案中,原告由于自身过错致使车辆发生故障造成侧翻,使其车载财物遭受损失,清理的过程中再次造

成损坏,如前所述是不可避免的;清理后的货物存放在停车场,由于原告方的保管不善和下雨,又使货物发生部分丢失和雨淋,因此,原告所遭受的损失是多因一果.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交通管理机关可以承担适当行政补偿.在当今依法行政,国家强调最大限度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法治大环境下,如何在处理交通事故中调动最快捷,最科学的人力,物力资源清理事故现场,减少事故当事人的损失,更合理地兼顾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利益,追求最大社会效益,是交通管理机关不断思考和总结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