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约与吾民——《社会契约论》读书报告

第一篇：吾约与吾民——《社会契约论》读书报告

吾约与吾民

——《社会契约论》读书报告

摘要：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发展壮大，卢梭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社会契约论》也应运而生，本书为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美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纲领，同样地卢梭并没有超出他自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他的书中有一些空想的和反科学的观点。

本文将在对《社会契约论》要点的初步整理的基础上，重点对第一卷的一些关键字句进行个人解读，并尝试将部分社会契约理论运用于近几年的热点时事分析。文章的最后，笔者也将对书中一些观点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补充。

Abstract: 18th century had seen a great growth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France.Rousseau w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in that period and his social contract theory, a theoretical research based on its social conditions, was regarded as the catalyst to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the cornerstone of modern democracy.However, social contract theory also has some defects as the result of the limitations of its time and class.Based on the summary of main points, this article will mainly focu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me key sentences in the first volume.After that, this article will try to apply some theories in the book into the analysis of concerning issues in our daily life.In the end, some points in the book will be complemented according my own understanding.关键字：要点整理；个人解读；时事分析；观点补充

Key words：Summary of main points;Interpretation;Application;Supplement 正文：《社会契约论》是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于1762年写成的一本书。《社会契约论》中“主权在民”的思想，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深刻地影响了逐步废除欧洲君主绝对权力的运动，和18世纪末北美殖民地摆脱英帝国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的斗争。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及两国的宪法均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民主思想。

如今，二百五十余年已过，《社会契约论》历久弥新，仍被各方专家学者广泛用于热点分析、法规制定、政策评估等等各个方面，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历史基础，是现代思想理论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卢梭基于什么样的思考要创造这个理论？什么样的理论可以如此经久不衰？揭开社会的面纱，我们的世界又将是怎样？带着如此种种的问题，笔者翻开了《社会契约论》。

一、理论整理

（一）作者生平。

让-雅克·卢梭于1712年6月28日生于日内瓦，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及法学家。他从来没有上过学,连一天的学校教育也没接受过。他出生后三年,绝对君主专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逝世,王位由年仅5岁的路易十五继承,在他执政期间,宫中大兴土木,日日行乐。在他的治理下,贵族、教士和官僚的特权不断增多,而人民的赋税负担却一天天的加重。这是一个贪婪腐败的政治制度,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卢梭发现 “所有的一切问题的根子都在政治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不是他们的政府的性质使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就成为什么样的人的。” 1741年卢梭到了巴黎，他和启蒙思想家们结下了友谊。1750年，他以《论科学与艺术》一文获得第戎科学院征文首奖而扬名法国，这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进入学者之列。于是他从1744年就准备写一本《政治制度论》来阐述他在这方面的见解,但这本书最终没有写完,他只把其中可供选择的部分抽出来,加以整理,就成为这本举世闻名的著作《社会契约论》,于1762年4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发行,但这本书从一开始就在欧洲大陆受到了各个政府的查禁。卢梭从此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于1778年7月2日含郁而逝。

（二）《社会契约论》简介。

《社会契约论》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杰作，主要表述的是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然而，他所说的政治权威在我们的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契约。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人类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

卢梭在书中坚持社会契约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强调自由平等，反对压迫；提出“天赋人权”，反对专制、暴政。其思想对当时社会制度进行道德评价或改造，为资产革命等提供理论根据。卢梭的思想理论对法国、美国等国家宪法建立起到重要作用，也对推动我国新民主义革命也产生深远的意义。

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卷分为九章主要探讨的是人类社会赖以建立的合法基础。卢梭在第一章重点指出了:“社会秩序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上的；第二章到第五章卢梭主要驳斥了有关权威的几种错误理论；第六章到第七章他论述了权威的基础；第八章到第九章他论述了公约产生的效果。

第二卷分为十二章主要探讨的是主权的特性和如何为一个国家的人民立法。卢梭在第一章到第五章指出了主权的特性即不可转让、不可分割和具有界限；第六章到第七章主要是论法律和立法者；第八章到第十章他主要论述了各种情况不同的人民；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他主要论述了立法问题。

第三卷分为十八章主要探讨的是政治法,即政府的形式。第一章到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政府的各种不同形式；第三章到第七章论述了几种不同形式的政府:民主制、贵族制、国君制和混合制；第八章到第九章论述了政府和国家;第十章到第十五章论述了政府与主权者之间的对立；第十六章到第十八章论述了政府的创建。

第四卷分为九章主要探讨的是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和公民的宗教信仰。第一章论述了公意是稳固而持久的,是不可摧毁的；第二章到第四章论述了政治制度的运作,选举和投票；第五章到第七章论述了几种特殊的官职:保民官制、独裁制和监察官制；第八章论述了宗教和国家的关系；第九章是《社会契约论》的结论。

卢梭通过写《社会契约论》这本书，想要唤起沉睡的人们，让他们了解到自由平等的思想，反对大私有制及其压迫，让人们联合起来反对专制和暴政，帮助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从封建专制主义下解放出来，实现社会的平等。

二、理论理解

从全书来看，第一卷分为九章主要探讨的是人类社会赖以建立的合法基础，是整本书的基石，是整个立论的基础。由于时间和篇幅有限，笔者将此部分的重心定位于第一卷的解读和理解，将选取第一卷的几个关键的句子，谈谈自己对《社会契约论》的认识。

（一）“人生来是自由的，却无处不戴着枷锁。”

这是卢梭在第一卷里便指出的一句经典名言。这句话是卢梭对自己生活环境的高度概括。18世纪的欧洲，技术的进步和新的生产方式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之前，经历了漫长、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奴隶制延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新的生产方式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人们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思考社会深层次的东西。卢梭就是其中一个。他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形势奴隶制是很荒谬与不可思议的，因为没有一个拥有健全理智的人会去无偿地奉献自己。

然而，为什么有人还愿意戴着枷锁呢？那是一种被迫。为什么有人正努力挣脱枷锁呢？因为每一个公民获取自由是正当的，或者说别人根本无法剥夺他获得自由的权利，自由是基于社会契约之上的。枷锁来源于哪里？枷锁来源于强力，而非代表公民意志的社会契约。

（二）“亚里士多德早在他们之前也曾经说过，人根本不是天然平等的，而是有些人天生是作奴隶的，另一些人天生是来统治的。”

在社会契约论里面，每个人都是自由（该自由是指社会状态下的自由，而非自然状态下的自由）且平等的。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仔细分析这句话，似乎有点本末倒置。应该是存在有些人由于怯懦，不敢反抗，做了奴隶，另一些人后天获得某些强力，试图统治别人，导致了人与人的不平等的，并依靠建立奴隶制度等手段，延续了这种不平等。卢梭认为，只有生在奴隶制下的人才是“生来作奴隶的”，他们在枷锁之下丧失了一切，甚至丧失了摆脱枷锁的愿望”。这并不是一种自然的状态，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前提。

（三）“人的天性的首要法则就是保护他自己的生存；他首先关心的，是照顾好他自己。”

这应该是建立社会契约最初的出发点。社会契约使每个公民从自身权利中让渡一些给社会，以寻求社会对自己的利益和权利的保护。没有人会考虑建立社会契约以后总体的利益有没有增加，大家都各自考虑自己的个人的利益的增减以及最基本的生存情况。

社会契约中几项人皆认可的条款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首先，既然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奉献出来，所以条件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愿意成为他人的负担，也无法成为一枝独秀的受益者。

其次，这种转让必然是毫无保留的。如果个人还保留某些权利，由于缺乏个人与公众之间的共同的仲裁机构，所以人人都是自己的仲裁者，那么，自然状态就会保留，契约结合体就会名存实亡。

最后，究其最根本原因，每个人既然把自己奉献给所有人，他就等于没有奉献给任何人，而且，不管在哪一个结合者身上，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所让与他人的权利，所以人们的所得和所失是对等的，反而获得了保护自身所有的更大力量。

（四）“人类便被分成一群群的牛羊，每一群都有它自己的首领；首领保护他们就是为了要吃掉他们。”

看到这句话，笔者不禁想起了一句话：“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来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来年无兽。”这是一种“可持续掠夺”的概念。但是，两者初看一致，其实相差很大。其中最大的差别就是，公民和他们选举出来的“首领”是生而平等的，而渔民、猎人和鱼、兽并不平等。这也就导致了鱼、兽只能被迫地接受被猎杀的命运，而公民可以通过选举或者暴力推翻一个政权，从而避免有人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

但是，这句话有并非全错。国家的财政需要源源不断地从国家的人民手中“掠夺”。掠夺不一定是暴力手段，比如纳税。如果有一天国家不再向百姓征税，笔者想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因为没有人想要被掠夺。但是国家就无法保护自己的子民。强制纳税。也许就是所谓的“国家是必要的恶”吧。

（五）“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 强力不能形成服从的义务，那么，人们可能通过协议向国王转让自由而形成合法的服从状态吗？卢梭认为，单个的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可能出卖自己以便让自己活下去，但全体人民根本没必要这样，他们向国王出卖自由，却得不到任何东西作为回报。有人认为专制主可以向臣民提供太平，但由于人民对专制主毫无约束力，这种太平是极不可靠的，而且太平本身并不一定就是好东西：“监狱里的生活也很太平，难道这就足以证明监狱里面也很不错吗？”

这也回答了在本章的第一句话：即使是最强者，如果他不把他的强力转化成权利，把服从转化成义务，他就永远不可能当主人。

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为什么大多数人们会遵循它们？笔者认为，因为在他们心中，这些规则已经成为一种义务，必须遵守的规定。

(六)共同体在接受个人财产时绝不是在剥夺个人的财产，它只是确保个人合法地占有财产，把占有变为一种真正的权利，把使用权变为所有权。

共同体接受个人的财产与个人拥有财产在社会契约论里面并不矛盾。因为无论个人以何种方式取得财产，每个人对于他自己的财产的权利永远从属于共同体对于所有人的权利。这句话也很好地诠释了之前提到的“人的天性的首要法则就是保护他自己的生存；他首先关心的，是照顾好他自己。”当不存在社会契约时，每个人的个人财产并不安全，时时刻刻受到外界强力的威胁。因此，人们倾向于制定了社会契约，把所有社会成员至于共同体的管制之下，把占有变为一种权利，确保每个人合法地占有财产。

（七）基本契约不会摧毁自然的平等，相反，它以一种道德的、合法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身体的不平等，人们在力量和天赋上可以是不平等的，但是通过协议并根据权利，他们都是平等的。

这句话非常浅显易懂，但内容非常深刻。卢梭曾提出一个疑问：“什么是可能好的政府？”笔者想这句话应该就是卢梭心中的答案——一个好的政府就应该抹去公民在力量和天赋上的不平等，从而使每个公民都是自由平等的。但是，这句话也成了很多专家学者攻击卢梭的攻击点。他们认为，卢梭的思想有绝对平均主义色彩，他致力于抹去（或者说不承认）人与人之间在生理上的差异，强调绝对的平等。卢梭的平等思想更偏向于理想主义。

三、理论应用

《社会契约论》中的民主、自由的思想，已深深影响了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我们所处的社会虽有别于西方社会，但社会契约论仍给我们思考一些热点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下面笔者站在社会契约论角度上，对社会热点问题提出的一些自己的观点。

（一）关于死刑存废问题。

笔者个人更加偏向于废除死刑。笔者觉得人的生命是有绝对价值的，它不应该，或者说，不能够被我们法律价值体系所衡量，说什么，如果凶手被判处死刑，有利于公平与正义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有利于保护司法的威严，有利于减少处罚成本，„„，这些观点都是基于一个生命的价值不如这些“有利于”的价值所说的，认为个人生命的价值应该让渡于社会整体价值的增加。既然生命权是天赋的，是自然的，是先于社会形成的，是其他各种权利和义务的基础，它就是有绝对价值的，在任何参考系下都不能剥夺。

有同学的会反驳：罪犯的生命是天赋的，不可侵犯，那么，受害者的生命难道不是吗？他们的生命凭什么被剥夺？

笔者的观点是：如果A杀死了B，并且被处于死刑。虽然，两个人都死了，一命抵一命，但是，他们的死是不一样的。Ｂ的死是因为Ａ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侵犯了他的生命权，而Ａ的死是因为社会或者政府剥夺了他的生命权。

笔者要问：政府是否有权力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指出，当人们缔结成一个社会的时候，他们会出让一小部分权利，但这些权利并不包括生命权，也就是说，社会或者政府没有权力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权，或者说，社会或者政府剥夺个人生命权的行为是违“法”的（这里的“法”当然不是指现实中人为制定的法律法规，而是人的本质与精神意志的）。

Ｂ的死的确是Ａ一手造成的，Ａ的确侵害了Ｂ的生命权，是违法的。但是，Ｂ的生命权受到侵害已经是既定事实了，我们要讨论的是如何给予Ａ合适的惩罚，而不是Ｂ天赋的生命权为何可以被Ａ非法剥夺。至于对Ａ的处罚，首先，因为生命拥有绝对价值，政府与社会都无权剥夺；其次，个人也没有合法剥夺他人生命权的权利（非法剥夺当然存在）；那么，社会只能从个人在缔结成社会时出让的那部分权利中选择部分进行剥夺，比如终生监禁（剥夺自由权）等。

（二）义务教育免费的社会契约论解释。

“义务教育”思想是由日本传入我国。在我国义务教育思想在清末发轫的时期，有志之士在论及义务教育莫不是从免费说起的。罗振玉在《教育世界》中向国人介绍日本的学校是描述道：“学生入学，必具束修等费，唯寻常小学为国家义务教育，不受束修。”1902年，张之洞也提出湖北各官立中小学堂永不收费。由上可见，义务教育这一特殊的教育形态，一经产生便在民众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隐形的社会契约。这一契约不是由法律来规范，而是由国家举办义务教育的初衷所形成的社会力量来保护。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到过：“尽管这些条款也许从来就不曾正式被人宣告过，然而它们在普天之下都是同样的，在普天之下都是为人所默认或者公认的。”在这种无形的力量的约束和推动下，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成为国家与民众的一个基本理想，人民将不遗余力地义务教育完全免费。

（三）关于广州茂名PX事件。

笔者认为，类似于广州茂名PX事件，和其他很多群体性事件一样，大部分参与者（尤其在互联网上）与该事件并无太大关联，他们只是借机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说过：“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干本原因再与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这句话中个人利益维护机制的建立、个人与政府机构协商机制的建立无疑都体现了契约社会的根本要求。因此，群体事件的消解有赖于个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而相互信任的前提是协商与约定。因此，要消除群体事件隐患或者化解群体事件，社会契约理念必不可少。

1、政府要增强“权由法授”理念。“权由法授”是社会契约论的一个基本理念，公共权力存在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利益。

公共权力仅来源于人民的授予，人民的授予表现为法律的授予。政府官员在他的每一个政府行为中都受到法律的限制，除了法律允许的事情之外，他不能做任何其他事情。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对于个人，法无禁止即可行；对于政府，法无规定及禁止。

然而，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却是行政机关的权力过大过强，权由法授的理念比较淡薄，政府做着一些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即应强调以德治国，以德治官，也要加强官德教育，更应强调以法制权，通过法制建设，以明确而有效的法律来制约权力，从而从根本上杜绝基层干部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

立足中国国情，我们应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机构中的核心地位得以落实，是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机构。政府要严格做到依法行政，它只是执行机关，执行来自于人民代表大会的决策。重大决策都要经过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批，只有这样才符合法定程序，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实现，从而从源头上根治群体事件。

2、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以架起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沟通桥梁。政府是政策和制度制定的主体，但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它不可能也无法预计并满足社会不同群体千差万别的利益需要，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的利益需要。因为弱势群体由于自身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话语表达的能力相对弱小。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配置和利用，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受损而另一部分社会成员得益，从而留下群体事件的隐患。为了减少乃至避免政府的失灵，为了增强政府政策、制度飞公平与正义，就需要另外一种力量通过政治参与、民族监督等方式来加以保障，而这一力量的最重要来源就是公民社会。

在社会契约论中，公民社会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契约社会与公民社会有着密切的关联。正是通过公民社会，契约论的“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愿望才得以走向现实，一个成熟的契约社会也肯定是一个公民社会得以充分发展的社会。公民社会通过参与政治生活已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建议，自下而上地影响、制衡政府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公民社会还可以综合所代表成员的利益并向政府反映，为公民向政府进行利益表达提供了一种缓冲机制，起着充当公民与政府之间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这利于关照社会各阶层、个群体的利益，今儿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从而消除群体事件的隐患。公民社会的更大作用体现在群体事件的化解中，其桥梁作用能有效抑制事件的升级，促进对立双方的和解；其对自身成员的影响力也可约束其成员在事件中遵循一定的法规和秩序。

3、政府决策应尽可能吸纳民意使之成为公众愿景。社会契约论认为，个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才组成了社会，个人把自己的一部分自然权利已契约的形式让渡给国家，授权政府去管理，那是以国家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利益为前提的。契约与民主是相通的，在政治不民主的情况下，共同的意志就无法表达和实现；管理者难以获知各个个体的意思表达或利益要求，个体也无法对管理者实施监督；公共权力就容易脱离个体而成为独立的力量，成为一种对于人民来说是异己的力量，侵害个体的利益，从而留下群体事件的隐患。

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在法律基础上建立起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要“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要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把这些作为法律和制度订立下来，使其得以确实的施行而不是指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只有这样我国才能更多地朝政治民主方向迈进，才能保证公权始终用来为民谋福利，从而使群体事件更多地得以消解，社会更多地走向和谐。

4、加强公众法制教育使之心有“法意”，行有规范。在社会契约论看来，法律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约定”，一经生效，彼此都应严格遵守。即使原“约定”不公平，在以合法的途径修改它之前，人们都要诚实守信而不能违背它，更不能诉诸于暴力。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普法教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广大农村地区的人民的法制观念仍相当淡薄，在群众中间还远未形成学法、知法、懂法、用法的浓厚氛围。在实际生活中，不少农民在觉得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并没有想到用法律的武器来寻求保护，而是甘愿冒着法律严惩的危险，用非法的、暴力的手段来进行或扰乱破坏。这是群体事件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要消解群体事件就必须加强公众法制教育，不断提高公众尤其是农村地区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

四、理论补充

1、作者在构建社会契约论的时候，假设处在一个“社会契约前的社会”，在那个时期，每个人都是自然人，每个人都淳朴的、幸福的、自由的、独立的和和平的，生活于一种完全孤立的、没有任何社会联系的状态。换句话说，那时候，每个人都独立地活着，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

笔者不太赞同作者将人类与人类社会割裂的做法。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形成是同一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社会契约。但人类还不能称为“人”的时候，人类的祖先便开始群居，在这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行为规范，虽然这些行为规范是“潜规范”。随着群居的发展，或者说随着劳动的发展，人类和人类社会最终得以形成，在这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契约也在斗争和妥协中不断发展，并且，一部分“潜规范”逐步变成“显规范”，即国家法律。与此同时，社会契约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人类社会最终也由小群落走向了国家。

2、卢梭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卢梭的时代虽然有共和国，而且卢梭当时也是日内瓦共和国之公民。但当时国家形态的主要模式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故卢梭有此观点问世。笔者个人认为，若不提出这样的观点，而是明确提出政府是公民的代理机构，国王或总统是公民的代理人的观点可能更容易解释他的逻辑。在政府是公民代理人这理观点之下，国王或总统的权力必然必须得到人民或公民的认可。当然，他们失职也应当受到人民的弹劾。

3、卢梭认为，如果主权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社会契约就遭到破坏;人民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力，用暴力的手段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其实，笔者觉得这里包含了两种含义。其一是以和平的方式，即定期选举的方式更换自己的统治者，实为代理人。其二是当代理人实际上变人民的统治者，人民就有权力起来反抗，直接更换这些僭权者。

五、读书报告小结

写到这里，本文已经从理论整理、理论理解、理论运用、理论补充四个方面对《社会契约论》谈了自己的理解。由于读书报告写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报告各部分独立性比较强，有必要做一个小结。

笔者认为，社会契约的实质就是解决国家权力来源合法性基础的。在现代民主政治国家，政府及其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的直接或间接授权。人民与政府的授权和被授权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关系。虽然这种契约关系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承认，而且在短期之内也不可能被中国政府引入，但其作为西方政治民主制度的基石，作为世界政治法律学说史上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在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公共政策与法律制定过程中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但是，任何理论学说都有各自生存的土壤，都有自身的局限性，盲目搬抄不可取。《社会契约论》也并非尽善尽美，其立论基础饱受质疑，其绝对平均主义色彩饱受指责，一些名词概念也有待商榷。这些都是我们在引用社会契约理论是应该注意的问题，也是我们可以将社会契约探讨至一个新高度的视角。任何理论都是在否定中发展的，这是历史的使命，也是我们的使命。

最后，卢梭在学术上的原创精神以及他为了人民，为了真理敢于直言，敢于献身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现在社会功利化之风盛行，一些学者也难免深受其害，过分关注自身的利益和前途，只会歌功颂德，不敢揭露社会本质的问题，只会东拼西凑，没有自己的思想成果。这将是学术的悲哀，也是民族的悲哀。一群敢于为真理献身的人，才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参考书目

1：[法]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杨国政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

2：［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3：李平沤，《主权在民VS朕即国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第二篇：《社会契约论》读书报告

与经典为友，以圣贤为师——读卢梭《社会契约论》

与经典为友，以圣贤为师 ——读卢梭《社会契约论》

从前听人说：“读书就是与圣贤进行跨越时空的交流”，总觉得有几分矫情。但翻阅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时，笔者终于能明白这种愉快的、探索的、却又似朝圣般的阅读体验：时而与作者产生强烈的共鸣，时而与作者的观点相左而恨不得与其理论一番，却始终贯穿着对作者智慧的深深敬仰。

一、本书的内容概要

说起卢梭和他的《社会契约论》，总绕不开“天赋人权”和“人生而自由平等”等字句，这是契约论的起点和基础。卢梭尤其强调人的自由权利：“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放弃自己的义务„„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1可见，在卢梭看来，自由是人的本质。

由此，卢梭阐述了自己的国家理论：设想人类曾经处于自然状态，即人人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遇到了“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这种障碍“在阻力上已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我所能运用的力量”。2人们不得不“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3于是，普天之下就默认了一份公约，内容是“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益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

4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卢梭看来，人们通过这份契约，用“以个人的力量为其界限的自然的自由”换取“被公意所约束着的社会的自由”，5而契约“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6他认为这才是合理的国家起源，而不是家庭起源理论或者暴力起源理论。

公意是契约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卢梭通过公意和众意的比较来表述公意的含 12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页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页 3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页 4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页 5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页 6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页 与经典为友，以圣贤为师——读卢梭《社会契约论》

义：“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额仍然7是公意。”笔者认为，公意的含义接近于符合大多数人意志的意志。在卢梭看来，当国家之内不存在派系，并且每个公民都只表达自己的意见时，人民就不会被欺骗，公意就不会犯错误。

卢梭认为，主权是公意的运用，因此是不可转让的，同时也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他认为单一政府——在这个政府中行政权力充分依附于立法权力——本身是最好的，但是单一政府会出现“强力的极限”和“软弱的极限”，混合政府则会产生适中的力量。而事实上，从来没有单一的政府。那么究竟存不存在最好的政府形式呢？在卢梭看来，“每种政府形式总有某一点是与另一种形式相重叠的”8。言下之意，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导致政府的形式各不相同，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因此“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9。但一般来说，“民主政府就适宜于小国，贵族政府就适宜于中等国家，而君王政府则适宜于大国”10。至于判断政府好坏的标准，就是该政府治下公民的人数繁殖和增长多少。卢梭指出，正如个别意志总是反对公意，政府总是努力反对主权，因此政府不可避免会有这样的倾向——民主制蜕化为群氓制，贵族制蜕化为寡头制，王政蜕化为暴君制，而国家随之解体。为了防止这种倾向，政府的创制就绝不能是一项契约，而应当是一项法律：行政权力的受任者不是人民的主人，人民有权委任或撤换他们。

卢梭还认为，主权是不能代表的，主权者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主权者来代表自己，意志不能够像权力那样转移。正因为如此，卢梭并不认同现代国家普遍使用的代议制。相反，他鄙夷议员或代表的存在，认为“人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以后，他们就是奴隶”11。他道：“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里，一切都是公民亲手来做，没有任何事情是要花钱的12（指花钱接受议员或代表的服务）”，因此他最赞同罗马人民的公民大会式的直接民主，以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以维持主权权威。

卢梭指出，社会公约赋予政治体以生存和生命，而立法赋予政治体行动和意 78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页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页 9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9页 10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3页 11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1页 12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9页 与经典为友，以圣贤为师——读卢梭《社会契约论》

志。在卢梭的字典里，法律的定义是：“当全体公民对全体公民作出规定时„„人们所规定的事情是公共的„„正是这种行为，我就称之为法律。”13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具有意志的普遍性和对象的普遍性。而立法者，需要绝对的理性、完全为全体人民的幸福着想、同时考虑到长远利益，作者不禁感叹“要为人类制定法律，简直是需要神明”。14而事实上，只有全体人民才能表达公意，唯有公意才能约束个人，因此编订法律的人没有立法权，立法权只掌握在人民手中。与此同时，卢梭还指出宗教作为政治工具的原因：因为一些专业性的深奥术语是无法用通俗语言代替的，智者们难以使俗人们清楚地明白并接受法律。为使民族爱好健全的政治准则并遵循国家利益的根本规律，立法者只有借助宗教，使人民遵守国家法像遵守自然法一样。显然，卢梭赞美的是法治，而批判这种政治手段：“只会搞这一套的人，甚至于也偶尔能纠集一群愚民；但是他绝不会建立起一个帝国，而他那种荒唐的把戏很快地也就会随他本人一起破灭的。”15

总之，卢梭的契约论主要观点就是：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人们通过签订契约，放弃了自然的自由，获得了社会的自由；国家的主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政府是人民自由意志的产物”16，最好的政体是民主共和国。

二、笔者的个人见解

卢梭作为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最卓越的思想家之一，其光辉的民主思想总是让人心向往之，其隽永的语句又时常令人迷惑不已。笔者水平有限，恐怕未能参透先贤智慧的十分之一。若要笔者谈谈对本书的理解，就得从书中几句深刻的语句说起。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7

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可以用“天赋人权”来概括。值得注意的是，“天赋人权”的翻译容易引起歧义。中国人所说的“天”是指自然，而不是基督教徒眼中的上帝。在自然状态下，人拥有自然的自由权，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他是一个人。换 1314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6页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0页 15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4页 16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修订第三版前言 17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页 与经典为友，以圣贤为师——读卢梭《社会契约论》

句话说，没有自由，人就不成为人。“天赋人权”的“权”，指的是自然的权利，包括追求利益、寻求安全和进行侵犯18。

从天赋人权的理论出发，霍布斯推导出了社会契约论：正是由于人生而自由，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幸福快乐做任何想做的事，当然也包括以破坏别人幸福为代价的事。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任何人都不安全。为了寻求安全，理性使人们趋向合作，并通过契约的签订产生国家。由于霍布斯认为，“作为一个自然的生物，人的自然本性首先在于求自保、生存，从而是自私自利、恐惧、贪婪、残暴无情，人对人互相防范、敌对、争战不已，像狼和狼一样处于可怕的自然状态”19，因此他的理论之出发点和结论虽然与卢梭相近，但推导过程却与卢梭不完全相同。卢梭是性善论者，因此他认为契约的产生并不是源于人们内部的冲突，而是如前文所说，源于外部的挑战。

无论契约的产生是出于什么原因，其结果却是一样的：人们将自己及其全部的自然权利交给国家，由国家来保护人们的社会自由权利。由于这份契约的签订是出于公意，因此人们没有理由不遵从，后果是人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受到契约的约束，这就是“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但是，契约把人们置于枷锁之中，并非意味着人们因此变得不自由了，反而保证了人们的更大自由。首先，契约的签订以及法律的制定都是由人民自己决定的，他们服从的是他们自己。难道还有比这更能体现自由含义的状态了吗？其次，契约使人们的心中产生道德，从此人开始真正区别于动物，人的自由已经不再局限于肉体而上升到精神层面。这不仅是卢梭的观点，康德也这样认为：人因受理性自身创立的法则支配而具有绝对的价值和之上的尊严，人的最高本质是自由20。可以说，契约的产生丰富了人的自由的内涵。

其实，如果我们辩证地看，“自由”与“枷锁”相伴相生，在一定条件下能相互转化。一个人的绝对自由会导致其他人的不自由，而每个人放弃一部分自有又能带来整体的自由。这实在是一个属于哲学范畴的问题。无论如何，“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话本身并不存在矛盾。

1819 李步云：《人权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出版说明 20 陈金华：《伦理学与现实生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与经典为友，以圣贤为师——读卢梭《社会契约论》

公民是同意了一切法律的，即使是那些违反他们的意愿而通过的法律，即使是那些他们若胆敢违犯其中任何一条都要受到惩罚的法律。21

除去这一原始的契约而外，投票的大多数是永远可以约束其他一切人的。这就是“多数人的暴政”。这其实是个从多数决制存在以来就困扰人们的一个难题。时至今日，不同国家都为议会席位的组成与分配问题动足脑筋。好在这一问题可以与政府的构成问题形成互补，从而通过各种政治制度的合理组合来缓和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少数人的利益依然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然而，卢梭却认为这样的疑问是错误的、没有意义的。卢梭是这样解释的：当人们在人民大会上提议制定一项法律时，他们向人民所提问的，精确地说，并不是人民究竟是赞成这个提议还是反对这个提议，而是它是不是符合公意；而这个公意就也是他们自己的意志。因此，投票的结果如果与某个人的意见相左，只能证明他所估计的公意并不是公意。22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是把每个人这个词都当成他自己，并且再为全体投票时所想到的只是自己本人的话，公意又何以能总是公正的，而所有的人又何以能总是希望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幸福呢？”23卢梭过于强调公意，而不重视个人意见。然而，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如果没有每个人为自己考虑的个人意见，那么公意又从何而来呢？

笔者认为，无论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人总是愿意追求自我的幸福的。除非在一定社会中，有着某种具有强烈号召力的意识形态存在或者社会精神发展到一定高度，否则很难要求一个个体永远做到先人后己，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是考虑公意。更何况，就算每个个体为全体人民考虑，根据自己了解的信息去推测公意，但是一个个体又怎么能知道公意是怎样的呢？谁又能保证这样投票产生的所谓公意就符合真正的公意呢？按照作者本人的说法，“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额仍然是公意。”24可见，公意应该是众意相互抵消的结果。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从众意中去寻求公意的答案，而不是通过每个人的主观臆断去判断公意。因此，笔者认为，卢梭对“多数人的暴政”这一问题的回答并不十分科学；并且，卢梭理想中每个个体都要估计公意也是不 2122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6页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6页 23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6页 24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页 与经典为友，以圣贤为师——读卢梭《社会契约论》

可行的。

只要有人谈到国家大事时说，这和我有什么相干？我们可以料定国家就算完了。25

当看到上面这句话的时候，笔者感到心口被重重砸了一下。与之不同的是，每当“愤青们”批判我国民主进程之缓慢、政治体制不完善时，笔者常常一看了之。他们总是从制度本身或是结合一件社会上的热点事件来评述，评述得固然高妙，却并不贴近普通群众的现实生活，难以引起百姓的共鸣。但是，卢梭的这句话描述的却是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现状，说得似乎云淡风轻，却一针见血。

卢梭指出，国家的体制愈良好，则在公民的精神里，公共的事情也就愈重于私人的事情。26根据这个结论，我国的体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由于这句话出自于《社会契约论》第三卷《论议员或代表》，因此笔者自然联想到我国的人大代表。近年来，人大代表不再只是一个空头衔，人大代表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在表达民意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不过，这无法掩盖我国人大制度的缺陷。

卢梭认为，只有人民可以代表人民，人民没有必要花钱接受代表或议员的服务。从我国的现状看，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坚持党的领导，就要确保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成为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必须遵守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准则，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很显然，我国党政不分，使人大尚未成为具有独立性的有实际权威的代议制机关。甚至在基层选举的时候，党的干部就被内定为人大代表了。这种体制下当选的代表，即便没有私心，也只会“跟党走”，难以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愿。但是卢梭的理想只适合于小国寡民的情况，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同样也不符合世界上许多大国的国情。洛克为这个困难找到了出口：“当法律制定后，他们（立法者）重新分散，自己也受他们所制定的法律的支配，这是对他们的一种新的和切身的约束„„需要一个经常存在的权力，负责执行被制定和继续有效的法 2526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0页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0页 与经典为友，以圣贤为师——读卢梭《社会契约论》

律；所以立法权和执行权往往是分立的。”27也就是说，必须保持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独立性。遗憾的是，我国政府已公然宣称“不搞三权分立”，那么怎样完善人大制度就是一个疑问了。

在这样一种现状下，人民对人大代表选举仅仅抱着戏虐的态度，认为人大代表只是花瓶。这种民众的态度又会反过来影响人大代表，使人大代表缺乏认同感，便更不会热衷于代表工作。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受质疑、政府公信力受质疑等等问题，造成民众对国家大事的漠视，因为民众早已不相信公意能压倒政府。为了防止政府的滥用职权和蜕化倾向，是我们该改变现状的时候了。

安伯托·埃柯说：“一切阅读都是误读。”笔者的理解仅仅是个人的见解，未必符合卢梭的本意，见解本身也未必正确。清人谭献在《复堂词录序》中有言：“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这说明了文本为个性化阅读提供了可能性和自由度。因此，本文若有读者诸君不能认同的观点，还望不吝赐教！

洛克：《政府论 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1页

第三篇：《社会契约论》读书报告

《社会契约论》读书报告

作为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启蒙思想家，以及启蒙运动的卓越代表人物，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阐述了坚持社会契约，建立强调自由平等、反对压迫、反对专制与暴政的理性的资产阶级“王国”的先进主张。《社会契约论》中主权在民、强调公众意志的思想为现代的民主制度铺下了基石，对后来欧洲各国彻底废除君主绝对权力的运动和18世纪末北美殖民地摆脱英帝国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的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及思想指导作用。

《社会契约论》分为四卷分别阐述了社会结构与社会契约、主权及其权力、政府及其运作方式、还有对几种社会组织的讨论。

第一卷描述了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状态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契约存在的必要性（“社会制度是一种神圣的权利，是所有其他权利的基础。这并非自然的权利，必须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 社会契约的本质即是公共的意志。“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由卢梭的主张，解决上面提到的问题的方法就是形成一个约定，每一个成员都把自身以及其他所有的权利交给整个社会，每一个成员不再强调他个人的权利，而强调所谓的主权体的权利，在个人彼此将自己奉献给其他人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获得了有别于自然状态下的更大的力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卢梭由“缔结的盟约”形成联合整体的理论方式抽象地阐述了“城邦”“共和国”“国家”“主权体”以及“人民”“公民”等概念，从理论逻辑的角度否定了奴役制度存在的不合理性，分析论述“第一占有者的权利”（“第一占有者对任何一块土地的权利的符合条件：

一、土地尚无人居住；

二、所占土地不超过生存所需；

三、占有土地需要实实在在的劳作与耕耘”）相比“强者的权利”强调的尊重别人的非属于自己的东西，以及“第一占有者权利”与息息相关的生活、土地、劳动之间紧密的关系。另外，他还提到，“社会契约不会摧毁自然的平等关系，相反，它还会以道德及法律规定的平等取代上天可能给人类造成的任何生理的不平等。”“有了社会契约，人们失去的是其自然的自由，以及他们愿意拿什么就拿什么的绝对的权利；通过社会契约，他们得到的是文明的自由以及对自己所拥有的财务的法定权。” 卢梭所追求的自由并不是自然的自由，他认为道德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在论奴役的章节中，卢梭由家庭到民族、国家的层次阐明了他尊重人的自由之身、反对奴役的观点，“一个人放弃了自由，就等于放弃了人格，放弃了作为人的权利，也同样放弃了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就不可能再有补救之药了。这种放弃是违背人的天性的；若是丧失了意志的自由，一个人的行为就完全没有道德意义了。”他通过契约论确立自由与平等的价值原理，他认为平等的自由主义应被看成是政治运作的法则而不是道德乌托邦。这种自由平等的思想在启蒙运动中以及后来的法国大革命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卷论述了主权体被放弃与分割的荒谬性，卢梭引用了日本江湖术士的街头魔术作为比喻抨击主权体被分割肢解后又被拼集起来的荒谬滑稽来讽刺那些为君主剥削人民权利，分割主权体的行为；另一方面他也提到了主权权力的局限性，主权的行为是合法的约定、以社会契约为基础，对众人都是平等的，目的是为了有公共的力量和最高权力作为保障。（“权利的平等性以及它带来的公义概念，全都源自于每个人对自身的关爱，也源自于人的本性。公众意志要做到有名有实，其宗旨和实质都必须是为了公众，必须做到来自公众又为公众服务。”）同时，虽然公共意志总是对的，但是它并非总能作出明智的判断，因此也并非总能找到共同利益之所在，于是推理出立法者的存在是必要的。同时卢梭还在此处强调立法者作为指导者其权力应该被架空以分权来保证公众意志不会被少数人转化为个人意志。（“立法是一种特殊的、崇高的职责，与统治人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治人者不该立法，立法者不该治人。”）这种分权的理念与后来被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广泛运用的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如出一辙，分权的目的在于避免独裁者的产生。以前，西方的君主及东方的皇帝以至地方官员都集合了立法、执法（行政）、司法三大权于一身，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而现代的立法、运用税款的权力通常掌握在代表人民意愿的议会中，司法权的独立则在于防止执法机构滥权，这种基本的政治制度正是来源于卢梭以及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分权的民主政治思想。在论立法体系中卢梭归纳道，每一法律体系努力的目标不外乎两个重点——自由和平等。强调自由，是因为个体受到限制就意味着国家实力的大大削弱；强调平等，则是由于没有平等，亦无自由可言。他认为权力不能演变为暴力，必须通过权威机构和法律形式权力。同时他也提出各个民族需根据其各自的情况制定只适合于自己的法律，“使自然关系和法律在方方面面都达到和谐统一，使法律看上去仅仅是在保障、辅助和改善自然关系，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才能真正牢固和持久。”

第三卷阐述的是政府及其运作方式。卢梭在第三章中概括，世上主要存在着三种政府形式：民主制，即由全体或大部分人民治理；贵族制，由少数人所治理；国君制，由一人治理。卢梭理解下的民主制需要公民具备勇气和忠诚，他还引用一位总督在波兰会议中说过的话“我宁要动荡的自由，也不要平静的奴役。”“如果有一种神明的人民，他们便可以用民主制来治理。但那样一种十全十美的政府是不适于人类的。”而贵族制具有将主权体与政府分开以及选举行政官的长处。由智者统治民众，并确保他们的统治是为了公益而非私立，那这就是最合理最自然的方式了。当然贵族制包含着某种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应该让功德成为比财富更重要的资格。在对君主制的叙述中，卢梭对其弊端进行了一系列地讽刺，自人类发展史看来，君主制是迟早会随着社会发展被唾弃与淘汰的，此处就不多加引用与评论。在实际中，单一形式的政府是不存在的，政府的形式是混合的，通过这种混合的形式在其中寻求制度的平衡点。

第四卷讨论了几种不同的社会组织的选举方式以及各种选举方式对后世的价值所在。卢梭并没有单一阐述政治制度而是综合性地考虑了在当时具有很大权威性的宗教势力，在前面论立法者的论述中他也提到，“各国的缔造者无不求助于神力，将自己的智慧归结为神谕。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就会觉得应该遵守国家的法律，就像遵守自然法则一样。”

卢梭作为启蒙运动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在《社会契约论》中用其独到而富有逻辑性与说服力的言论阐述了其社会契约理论并从法律、立法、公民、政治制度与体制、社会组织形式等多个方面详尽而富有预示性地描述他对社会政治发展看法与见解。《社会契约论》是第一个提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思想的，另外卢梭先进的思想树立了雅各宾派的旗帜，而法国国家格言“自由、平等、博爱”便来自《社会契约论》。他的思想为后世象征性、革命性地资产阶级斗争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理论基础，为人类社会阶段性重大思想及政治改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第四篇：浅谈自由主义与社会契约论

浅谈自由主义与社会契约论

自由主义，是西方社会最重要的政治价值观念。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发展经历了传统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两个历史时期。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最早出现在英国，确切地讲是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在这一时期，伴随着一批思想家，如霍布斯和洛克等关于天赋人权、契约论、自然法学说的提出，个人自由在历史上第一次被作为社会等价物优先于社会价值来讨论，并把对个人自由的维护作为出发点，寻求国家的起源，政治治理的基本原则以及相应的制度的安排，从而形成近代完整的自由主义体系内容。第一次对自由主义做出系统哲学表述的是托马斯·霍布斯。他的学说对近代自由主义的最大贡献在于其个人主义内涵，标志着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以及中世纪神学的决裂。在他看来,国家并非先验存在的,更不是道德实体,它只不过是每个人为保证各自的权利不被侵犯而组成的人造物,同时也是人们实现各自利益的工具，个人的权利是第一位的，而国家和社会次之。

但是,只要以人类社会整体存在的方式发展，就不得不以一种更高的权威来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这就是国家主权。然而,国家是由契约产生的,缔结契约的同时人们表达了服从的意愿。这种服从并不是一时冲动产生的,是通过权衡利弊之后才做出的决定。虽然这时的霍布斯还没能够提出自由的结论,个人的自由没有保留到社会状态中去,但为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由主义的核心要素被提炼为一整套知识传统,并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运动表达出来,是在英国内战期间以及光荣革命之后的执政时期。其最重要的代表是约翰·洛克，洛克对自由主义的贡献主要在于他的学说奠定了自由主义理论的两大基石:其一是个人自然权利的理论，其二是政府必须基于被统治者同意的理论。在英国政治传统中，洛克一直被认为是为光荣革命辩护的重要思想家,其理论对美国革命与立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洛克政治理论的出发点与霍布斯相似，即从自然状态出发构建合理的政治秩序，自然状态是一种无政府状态。洛克笔下的自然状态一方面可以被理解为历史上或现实中实际存在的状态。洛克曾举美国的印第安人作为这种状态的例证。但更为重要的是，自然状态是一种哲学家的理论构想。哲学家希望探讨政府的目的、形式等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便提出一个理论预设:假如没有政府人们会处于何种状态，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当代著名保守主义哲学家诺齐克在构建政治理论时，也是从讨论无政府状态下个人的权利以及个人生活的不便开始，从而进一步推导出最小政府的结论。

洛克的理论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在英国政治传统中，洛克一直被认为是为光荣革命辩护的重要思想家。近年来，这一说法受到一些挑战。但至少有一点是不容质疑的，洛克的理论是对光荣革命后确立的立宪政体的最好阐释之一。洛克的理论对美国革命与立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几乎是学术界一致公认的。

十八世纪,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在法国,当时的法国是欧洲思想最活跃、创造力最丰富的地方。这一时期在历史上又被称为启蒙时期,代表人物主要有:孟德斯鸠、卢梭、贡斯当和托克维尔。这些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涉及到今天自由主义讨论的核心问题。

孟德斯鸠对自由主义的贡献主要在于阐述了自由与权力的关系。他关于自由的论述集中表现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他强调：在社会生活中，个人的自由只能由法律来保障。法律既约束被统治者，也约束统治者，没有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孟德斯鸠反对专制制度。同时，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制是最好的政权组织形式,也是保障自由最好的制度形式。孟德斯鸠的这一分权思想在美国独立战争后建立的联邦政体中得到了证实。当时的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是卢梭,他的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自由。卢梭的一句名言就是“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在卢梭那里，自由被理解为自主。在这种自由观的基础上,卢梭提出了人民主权思想。这一思想遭到了后来很多人的批判,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是本雅明·贡斯当。贡斯当认为，卢梭学说中最致命的弱点,就是把自由原则与人民主权思想相联系,会导致像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群众暴政。为此，贡斯当区分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古代人所谓的自由主要指公民的参与权，用现代术语来表述,即民主权;而现代人的自由是一种在法律保障下的生存空间,是个人不受社会与政治控制的权利。托克维尔是第一个对自由和民主有可能发生冲突进行理论论述的思想家,他把从贡斯当开始的关于自由主义对大众民主的恐惧发展成一套系统的理论。民主在托克维尔那里首先意味着多数的保证,这是他在观察了法国大革命之后得出的经验性结论。自由与民主两种概念的分歧乃至冲突是二十世纪自由主义者议论最多的议题。托克维尔的贡献也正在于此。

十八世纪，自由主义的另一个大本营是苏格兰，也就是史学界所说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主要有：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亚当·佛格森。休谟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其《人性论》中，休谟哲学可以说是一种基于经验主义之上的温和的怀疑主义。在这种哲学的基础上，休谟提出了一套关于正义的理念。他所说的正义是一种人为的美德而不是一种自然的美德。正义的概念奠定了休谟关于政治行为的准则。与休谟相比，斯密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国民财富问题，其中心在于探讨一种最能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制度框架。他理论的出发点是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也就是说他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探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渊源。就国民财富增长的制度框架而言,斯密更强调应由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而国家充当的是守夜人的角色。“看不见的手”被后代学者称为斯密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这一时期的另一位思想家佛格森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是近代以来第一个研究市民社会理论的思想家，他的思想集中于他的著作《论市民社会的历史》。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大本营重新回到英国，这一时期,功利主义的观念占居统治地位。这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英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所带来人们观念上的变化分不开。主要代表人物是杰米尔·边沁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主要著作有边沁的《政府片论》，密尔的《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边沁关于自由主义的论述是围绕其功利主义原则展开的。功利主义时期自由主义最耀眼的明星是约翰·密尔。他对功利主义的贡献在于，他把功利主义原则与自由主义原则成功地融为一体。可以说,密尔的学说标志着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终结。自由主义几乎所有的基本原则在密尔那里都得到阐述,他是近代自由主义发展史上最后一个全面阐述自由主义原则的思想家。

第五篇：《社会契约论》读书报告升级版【西方政治思想史】

《社会契约论》读书报告

肖卫 1000016927 摘要：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社会契约论》于1762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这本书是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从他未能完稿的《政治制度论》中采择的一部分整理而成的。他在本书中阐述了社会契约、主权及其权利和政府等内容。

关键词：社会契约 权利 自由平等 利益

人是生而自由和平等的，国家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即“社会契约”的产物，如果自由被剥夺，则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可以使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国家的主权在于人民，最好的政体是民主共和国。本书出版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夕，指导了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对于推动历史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一卷：社会结构和社会契约

卢梭认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卢梭认为我们未尝不可以将家庭当作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将父子关系比作原始社会中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不过重要的是，“人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的”。卢梭批判了格老秀斯和霍布斯的观点，格老秀斯和霍布斯都主张君主专制，认为人类一切权利都应该服务于统治者。亚里士多德所认为“人根本不是天然平等的，而是有些人天生是奴隶，另一些人天生是统治者”。卢梭反对这种理论，认为这些只是一种君主的理论。第二卷：主权及其权利

主权是公意的运用，不可以转让，不可分割。主权由共同利益所决定和约束，借着法律而行动。法律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意的行为。虽然公意总是对的，但是它并非总是能做出明智的判断，因此也并非总能找到共同利益之所在，于是立法者的存在就是必要的。然而立法者本身并没有权力，他们只是指导者，只有主权者才有权立法。

公意在卢梭的政治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社会契约论、主权理论和法律理论等都与之密切相关。为了突出公意，卢梭还进一步严格地区分了公意和众意：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卢梭认为社会契约是基于公意产生的。他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集合体才能体现人民最高的共同意志。第三卷：政府及其运作形式

卢梭认为人们为了自存才不得不让度自己的权利从而组成国家的，所以国家的产生是基于公意的。所以国家的立法权属于也只能属于人民，主权在民。卢梭还认为政府的产生，并不是契约的内容或契约本身的目的而只是手段。政府和主权者往往被人混淆，其实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政府就是在臣民与主权者之间所建立的中间体，它的职能就是使二者相互适应，它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护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自由。第四卷：几种社会制度

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选举模式，如人民大会、保民官、独裁、监察官等，历史上的共和国古罗马、古希腊，特别是斯巴达，教导了我们这些形式的价值。卢梭重点阐述了宗教对于政治社会的作用。宗教是国家的基础，在任何时候都在公民的生活中占主要地位。每个公民都应该有一个宗教，宗教可以使他们热爱自己的责任，这件事却是对国家很有重要关系的。卢梭认为，公民宗教的教条应该简单，条款很少，词句精确，无需解说和注释。我们应该宽容一切能够宽容其他宗教的宗教，只要他们的教条一点都不违反公民的义务。

启发与思考

《社会契约论》一书的思想和观念是多重的，有时呈现极为矛盾的形式。就其逻辑方式而言，卢梭原本提倡注重实际中的现实政治事实，注重人类合法性之历史，但他事实上依据观念进行抽象的逻辑推论，依靠假设来弥补事实的不足，借以融贯整体，使论证的逻辑过程“严谨缜密”。社会契约论、公意、主权等概念都是理想性的范畴，有幻想的性质和成分。卢梭的总体性运思是哲理性的，是政治哲学、道德哲学，而非实证的政治学。本书的理论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这也是书中一些观点出现谬误的根源。

一、卢梭认为公民将权利转让给国家，由法律确定公民的权利，这是不符合“法不禁则归民”的权利归属原则的。

二、卢梭主张小国，认为大国无法实现民主制度。而且幅员辽阔使行政的杠杆过长，体制就会不堪重负。卢梭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考虑地域距离对于体制的影响时没有充分考虑科技的进步可以使杠杆缩短。

三、在探讨制度的因地制宜问题上，卢梭的观点绝对化，借用很多臆想的逻辑，甚至引用阿冉松的认为贸易不能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的观点，可见其对于经济学知识的缺乏。

四、卢梭对于宗教与政治社会的关系的论证陷入了唯心主义。过分强调了宗教的作用，甚至认为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有一种宗教，这不仅忽视了唯物主义者的存在，事实上也是在干涉公民不信仰宗教的自由，这与他全书都在论证的“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是悖逆的。

五、卢梭在书中过分强调公共利益，而忽视了个人之权益。卢梭深深地意识到当时社会各种弊端和压迫正是由于私有制造成的，为了消灭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制度，卢梭过分地强调了公益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完全把自己纳入到共同体中去，并且消灭自己的个性，这样这个社会才是完美的。因此，他同时也抹杀了个性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对我国宪政建设的启示

社会契约的实质就是解决国家权力来源合法性基础。在现代民主政治国家，政府及其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的直接或间接授权，人民与政府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政府享有并行使职权的前提是缔约一方当事人即公民的同意，而不能由政府单方面决定。政府行使其职权的范围不得超出缔约双方的约定，即国家宪法、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同时，政府必须承担不履行法定义务、滥用权力等违约行为的法律责任。因此，法律是人民与政府达成的契约文本。政府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就是履行其与人民的契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地方政府也正面临日益严重的信用危机，存在不同程度的信用缺失，侵蚀着党和政府的合法性。为此，我们要在社会契约的理论基础上，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

第一、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社会契约思想的实践，由于该制度在我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逐步完善它，加强其救济和监督制度，确保其实施。建立服务性的透明政府，改变传统意义上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从真正意义上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第二、充分发挥听证制度的作用。让有关利害关系人直接参与到与他们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的讨论，而不是使听证制度成为政府决策合法化自编自导的戏剧。让人民得到尊重，并能平衡他们的利益诉求，使他们愿意在实践中配合政府的决策、司法机关的裁决，遵守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在体现人民主权的基础上，保证政府决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第三、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表达的是公意而不是众意。我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非常不完善的。制度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并没有得到贯彻。只有落实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实现县乡两级代表的直接选举，保证选举的公正和透明，才能保证政权体现的是公意而不是众意，也就是个人利益。

第四、重新解释我国政府与公民的契约。按照社会契约论，国家或者法律的产生，乃是基于人民的合意。到了21世纪，和政府建立这个契约的群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在的公民群体并没有参与社会契约的制订过程。我们应该从新的角度解释社会契约，也就是论证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政府仅仅依靠权力掌控国家经济，以经济的发展弥补对自身合法性缺乏信心的方式不是长久之策。政府需要落实公民权力，与公民建立新的契约以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否则，目前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都是未经其同意而由政府擅自加于公民的。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所主张的人民主权和社会契约观念成为很多革命的理论基础和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来源。国家是自由的人们以平等的资格订立契约而产生的，人们只是把自然权利转让给整个社会而不是奉献给任何人，因此人民在国家中是自由的，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主权者拥有立法权，行政权服从于立法权，这使得国家政权的基础必须建立在人民的同意基础上。《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权力制约、公民意识、法治国家等观念成为民主发展的理论基础。卢梭所提倡的理论和观念，即使放在今天也仍然光彩夺目。

参考文献： 卢梭：《社会契约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林蓉：《卢梭<社会契约论>札记》，载《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9年6月 王辉：《卢梭政府理论的合法性论证》，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王宁:《卢梭<社会契约论>之根本的矛盾》，载《文学界·文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