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实践及完善路径

第一篇：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实践及完善路径

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实践及完善路径

——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视角

李林

 2013-03-26 17:15:55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12月（上）

【摘要】在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改革和完善行政审批制度，是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存在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行政审批设定管理不严、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源头上规范行政审批权，加强政务中心建设以及电子政务建设。同时，更要强化监督制约，确保廉洁高效审批。

【关键词】行政体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电子政务；监督制约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全面实施宪法和法律成为依法治国关键环节的法治背景下，在我国现行管理体制下，深入实施行政许可法，不断改革和完善行政审批制度，既是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进入21世纪以来，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国务院审批的项目先后组织了五次大规模的清理，在清理审核的基础上共取消216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0.6%;地方各级政府也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依法取消和调整了77629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审批项目总数的一半以上。[1]

十多年来，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为目标，以清理、减少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为重点，以坚持集中、便民、高效和廉洁审批为原则，以创新行政审批体制、建立政务服务中心为平台，以实体集中审批与虚拟网络审批相结合为手段，全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受到群众和社会的广泛好评，得到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

在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海南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创新观念，积极推进行政审批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海南以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海南省政务中心”)为平台，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大力改革行政审批的体制机制，着力推行行政审批的阳光政务，全面提升行政审批的效率和群众满意度，初步形成了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海南模式”。

当然，任何制度改革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和一蹴而就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也不例外。据统计，我国有大量法律、行政法规和部委规章对行政审批做出了规定，内容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国防、外交、公安、环境、资源、卫生、教育以及物价、收费、市政、城管等数十个领域和行业。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对转变政府职能的必然要求来看，从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对执政党和人民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期待新要求来看，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对推进依法行政的内在要求来看，从监督制约权力、建设廉洁政府对行政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层次要求来看，目前我国法律体系框架下的行政审批制度还存在诸多弊端，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还没有到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不该管的事没有完全放开，该管的事没有认真管好，特别是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不足。政府还集中了过多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权力部门化、利益化的问题依然存在，造成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较多，清理不彻底，一些应该取消的审批事项被合并或调整为审核、事前备案等，一些审批事项程序繁琐、时限长、办事效率低下。二是对行政审批设定管理不严，特别是对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管理不规范、随意性大。一些部门和地区利用“红头文件”、规章等，以登记、备案、年检、监制、认定、审定以及准销证、准运证等形式，变相设置审批事项。三是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还不健全，一些部门权力过于集中，同时承担审批、执行、监督、评价职能，权力滥用、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腐败现象屡有发生。[2]四是未从法律上明确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牵头部门和责任主体，致使该项改革因缺乏统筹协调的“主心骨”而难以深入。

从海南省的情况来看，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入，也面临一些问题与困难。其中有些问题是需要海南省自身研究解决的，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主要在省一级层面，市县区的改革进展参差不齐，有的是“形象工程”，有的是收发室和转运站，形成了省级审批办事方便、市县行政审批办事难的现象;[3]更多的问题则带有全局性、普遍性特点，如政务中心的法律地位不确定、法定职责不清晰、审批项目界定和划分困难、夹带审批难清理等问题，需要在深化全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尽快解决。

继续清减行政审批事项，从源头上规范行政审批权

行政审批是现代政府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行使行政权力的重要方式和基本内容。行政审批的权限设置、种类划分、数量多少、力度大小、程序安排等，都与政府的角色和功能定位直接相关。在“小政府、大社会”以及“弱政府、强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审批职能最低、审批事项最少，所谓“政府最好，管得最少”;在“大政府、小社会”以及“强政府、弱社会”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审批职能最强、审批事项最多，从火柴到钢材、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及。我国今天实行或试图实行的是“大政府、大社会”以及“强政府、强社会”的“第三种”管理模式，政府管理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据统计，我国近年来根据中央政府规范性文件设置的行政审批近850项，根据省级规范性文件设置的行政审批约500～1500项，最多的省份已超过2300项。在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管理总的方向是减少审批事项，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强化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和社会环境。政府管理应遵循的总原则是：坚持市场优先和社会自治原则，凡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行业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政府就不要设定行政审批;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就不要再搞前置审批。[4]然而，由于“大政府”和“强政府”的体制以及政府管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不确定性，加之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到位和行政法治的不完善，对政府部门有权有利的行政审批事项，往往被纳入政府部门“有所为”的范畴而成为清理、减少和调整的难点、“硬骨头”和“钉子户”，而对政府部门不利或小利的行政审批事项，则比较容易清理、减少和调整。换言之，就是行政审批项目清理还不够，清理掉的有许多是涉及面窄，与群众生产生活、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度较低的项目，而涉及面广，与群众生产生活、企业经营活动密切相关而且不符合生产规律要求的一些审批项目依然未得到清理。因此，前几轮全国行政审批事项的清、减、调，尽管产生了可观的数字和比例，某些“难点”项目也被清理掉了，但清、减、调的改革远没有触底，尤其是一些垄断领域、利润高的事项和权力寻租行为，不仅成为改革的盲区或禁区，在有的地方和部门甚至还被巩固和强化。更有甚者，部分审批事项在清理后摇身变为“形式审查”或“备案”，实质上是换个旗号变相审批，与国务院精简审批事项的要求背道而驰。

面对行政审批事项“清理难、减少难和调整难”的“三难”问题，应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解决。

第一，明确行政审批事项清理的重点。按照温总理的要求，下一步行政审批事项清理的重点是投资、社会事业和非行政许可审批等三个领域。对于投资领域，国家应当只批准或核准政府投资项目和关系经济安全、涉及整体布局和影响资源环境的项目;对于社会事业领域，应当放宽社会和私人资本进入的限制，打破垄断，扩大开放，公平准入，鼓励竞争;对于非行政许可审批领域，应当清理一些部门和地方利用“红头文件”、规章等对公民、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提出的限制性规定，对那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按法定程序设定的登记、年检、监制、认定、审定以及准销证、准运证等管理措施，都必须予以取消。应当明确界定非许可审批项目的概念和范畴，研究建立并严格执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设立制度，禁止以非许可审批变相审批的项目。

第二，依法设定和实施审批事项。行政机关设定任何审批事项都要于法有据，严格遵循法定程序，进行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审查论证;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应当通过公布草案、公开听证等方式广泛听取意见。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任何行政机关都不得设定或变相设定行政审批事项，尤其不得以“红头文件”等形式，增加公民、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责任和义务。应当进一步优化政府部门职能配置，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职能重复或相近的机构，应当整合归并;确实需要多个部门管理的，应当明确牵头部门，建立协调配合机制，防止多重审批和推诿扯皮。应当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中央政府重点加强对经济社会事务宏观管理，把更多精力转到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上;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直接面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具体管理服务事项，应当更多地交给地方政府。

第三，实施目录管理，制定和公布全国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依法规范行政审批事项，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及其他依法不予公开的审批事项外，应根据一定原则和权限，分别制定行政审批事项的国家部委目录、各省目录和全国总目录。这是一项基础工作，是全国行政审批事项的底数，可为审批事项的动态管理打下基础及提供依据。国家层面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目录管理后，取消、调整、下放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针对性会更强，对公开、清理、调整、统一、规范都有重要意义。国家各部委实施目录管理，应当按照“先条后块、条块结合”的顺序对项目进行清理，摸清“家底”。此外，应当将全国、国家部委和各省的目录向社会公开，使各种行政审批事项和所有审批权力一目了然。

实行目录管理是有效应对行政审批事项清理的关键技术。海南省政务中心依照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有关规定，制定了《海南省行政许可审批目录管理办法》，编制并公布了《海南省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目录》，其根本目的是对全省现有的审批事项进行调查摸底并有效分类清理，不合法的项目不能进目录，不进目录的不能再审批。根据《海南省行政许可审批目录管理办法》，海南省政务中心制定必须集中办理的审批项目标准，对进入目录的项目进行筛选，按照“应进必进”原则，继续推进审批项目的集中办理，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集中改革。按照《海南省行政许可审批目录管理办法》要求，各审批机关对目录中的每个项目编制《行政许可审批指导书》，对审批流程中的每个环节的条件、材料、操作方法、结果、例外处理、后续环节等进行详细规定。同时，把《行政许可审批指导书》相关内容公布在群众办事的相关网站和办事指南中，增加办事透明度;集成到网上审批系统和电子监察系统中，作为审批人员的操作标准和电子监察的依据，减少了自由裁量，加强了监督力度，实现了审批的法制化、标准化、信息化。

第四，进一步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并做好督导工作。应当根据市场经济的需求，坚持能下放就尽量下放的原则，进一步推动行政审批事权向具备相应公共管理能力的基层政府转移，实现行政审批管理体制向扁平化方向发展，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办事效率。海南省于2008年将197项行政审批权限下放，交由市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行使，同时成立了下放工作督察调研组，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及业务指导，保证了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顺利交接。

第五，加强对设立行政审批事项的监管。加强对设立行政审批事项进行监督和备案管理，及时纠正违反行政审批权限和程序、乱设立或者变相设立行政审批项目的行为。同时，应当增强行政审批项目的透明度和公开性，通过报纸网络等媒体向社会公布保留的项目，接受社会监督。

加强政务中心建设，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新平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地方政府就尝试引入政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政务中心”)模式，实行行政审批“一站式”办理。此后，集中行政审批权、实行统一受理办理行政审批事项的做法，得到了行政许可法的确认。近年来，不少地方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构建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和廉洁政府的改革过程中，积极探索政务中心新体制，创新行政审批管理模式，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中办发〔2011〕22号)指出，政务服务中心是实施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重要平台，凡与企业和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行政管理事项，包括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均应纳入服务中心办理，充分发挥服务中心作用，统筹推进政务服务体系建设。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创新行政审批服务方式，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加强政务中心建设，原则上实行一个部门、一级地方政府一个窗口对外。

搭建集中审批平台，成立政务中心，是各地的普遍做法。尤其是行政许可法颁布后，政务中心在服务理念、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领域、服务效能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明星工程，成为方便群众和企业、服务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个重要窗口和平台，对于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深受群众的欢迎和好评。

据统计，截至2011年，全国共建立政务服务中心2800多个。具体来看，各地政务中心大约有五种管理类型：第一种是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如海南省政务中心;第二种是作为政府办公厅(室)代管的二级机构或内设机构;第三种是作为政府议事协调机构的办事机构，如与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第四种是作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和挂靠政府有关部门(如发展改革委、监察局、招商局等)的事业单位;第五种是作为政府的工作部门，如长春市路园区民生工作局、成都市武侯区行政审批局把所有审批集中在一个部门。

从全国政务中心的实践运行状况来看，各地差异较大，大致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有的地方纳入政务中心的审批事项较少，大部分审批事项仍在政府各个部门办理。例如，有些行政职能部门以各种理由拖延或者拒绝进入政务中心，导致部分含金量高甚至收费较高的审批项目仍然在政务中心外审批，政务中心基本上流于形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往往成为“形象工程”。

第二种是有的政务中心只管受理申请和发放证照，政府各部门审批职能没有调整归并。例如，尽管有些行政职能部门在政务中心设了窗口，但是进入窗口的授权不到位，或者实质性授权不多，窗口只收申报材料，申报材料仍然要回部门审批，政务中心成为行政审批材料的收发室和转运站，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往往成为“半拉子工程”。

第三种是有的政务中心实现了多数审批部门、审批事项进驻，绝大部分进驻事项均能办理，形成了以政务中心为平台的高效、廉洁、便民的行政审批机制，政务中心成为同级政府的行政审批管理与服务机构，切实承担起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体角色。海南省政务中心作为第三种模式的代表，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样板工程”。

实践证明，建立政务中心相对集中进行行政审批，有利于规范行政审批权，提高行政审批的效率，增加行政审批的透明度，方便群众办事和监督。下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政务中心建设，应当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强化政务中心的集中审批。这里的关键词是“集中”。一般来讲，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有“两集中”和“三集中”两种模式。所谓“两集中”，是指审批人员和审批项目的相对集中。目前大多数地方实行的是“两集中”模式。所谓“三集中”，是指审批事项集中、审批权力集中、审批人员集中。审批事项集中是在不增加编制的情况下，各厅局设立专门的行政审批办公室，将原来分散在各处室办理的审批事项向行政审批办公室集中，其他处室不再具有审批职能;审批权力集中是由行政首长授权，将分散在各分管领导和业务处室的审批权力向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即“首席代表”)相对集中;审批人员集中是指行政审批办公室以及工作人员整建制向中心集中。“三集中”后各审批办拥有受理权和直接审批权，启用“行政许可专用章”，在政务中心的统一领导、组织、协调和监督下进行行政审批。从根本上防止和解决了政务中心窗口“只受不理”、“两头受理”、“多头办理”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海南省政务中心率先提出并实行“三集中”的模式。通过“三集中”，海南省实现了对行政审批事项和审批权的有序管理和科学整合，提高了依法行政水平，提升了行政审批效率。集中审批权，主要是审批权在审批机关内部以及从各审批机关向政务中心的集中。集中审批职能，主要是各部门将本部门所承担的行政审批职能和相关项目收费职能全部移交审批办;择优选配审批办工作人员，把政治素质高、业务熟、能力强、服务优的工作人员，集中到省政务大厅审批办窗口办公。另外，各审批机关行政首长要对作为审批办主任的“首席代表”依法委托授权，统一启用行政审批专用章。例如，海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共有49项审批事项，以前分散在7个内设处室，由3位领导分管，涉及53位审批工作人员，使用7枚专用章进行审批。进入省政务中心大厅后，49项审批事项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审批办11个工作人员办理一个窗口对外，“首席代表”全权审批，使用1枚审批专用章对外行使审批职能。从海南的经验来看，实行“三集中”之前，审批权过分集中于各委厅局一把手或分管领导手中，容易造成办事拖拉或个别人对审批工作的干预，产生腐败和权力滥用;实行“三集中”之后，大多数审批权从各委厅局一把手或分管领导手中移交给了审批办主任(首席代表)，把审批权推向窗口统一行使，接受多层监督实行“谁审批，谁负责”，各委厅局一把手或分管领导对被授权的审批办主任实行监督。“三集中”之前，几乎所有审批项目都会超出法定审批时限，“三集中”之后，在进入政务中心大厅办理的审批项目中，有60.9%规定了短于法定时限的承诺时限，而且绝大多数审批项目都能在比承诺时限更短的时间内完成，除改为即时办理的项目以外，承诺时限比法定时限提速最高达95.6%。以海南省商务厅为例，经过“三集中”改革，审批办件的按时办结率达100%，承诺办件的提前办结率达99.7%，并有83.8%的承诺办件转化为即时办件，大大提高了审批效率。

第二，创新政务中心的审批机制。审批机制是行政审批应当遵循的程序、时限和规则，是提高审批效率、降低审批成本、便民利民的保障。各地政务中心设计和实施的审批流程不尽相同，却大同小异，主要有四种办理审批机制。一是即时办理审批机制。即申请人递交申请后，材料齐全的项目，审批办当场或当天予以办结。目前，海南省政务中心大厅有29个单位采用这种审批机制，共有60项可以即时办理的审批项目，即时办件数占全部办件总量的84%。二是承诺办理审批机制。即对程序、条件相对复杂，或需组织现场勘察、专家评审、听证等不能即时办理的审批项目，根据项目审批条件和法律规定时限承诺办结。承诺审批分为政务中心内部循环审批和委托办理、分办督办两种类型。三是重点项目联合审批会议机制。即对需要多个行政职能部门做出审批意见的项目，设立重点项目联合审批会议协调机构，为申请人提供并联咨询，协调解决审批中的难点、部门间互相配合、前置审批和后置审批的衔接等问题。四是上报审批机制。此类机制适用于在政务大厅窗口受理初审、审核、审批办主任(首席代表)做出初审意见后需要报上级审批的项目。目前海南省共有217项需要上报的项目，其中需上报国家部委审批的192项，需上报省政府审批的25项，占总项目的17%。

在实行以上四种审批机制的基础上，海南省还在完善审批配套机制上有所创新：为解决审批“三集中”改革后审批与批后管理可能出现的“脱节”问题，审批办与各部门相关业务处室建立了协同工作及信息交流机制。审批中涉及监督、年检、事权下放的环节，审批办与业务处室协同办理，并按时、按标准交互审批结果等相关信息，确保审批与批后管理两项工作有效衔接。

第三，强化政务中心的服务功能。提供高效便利廉洁的审批服务是设立政务中心和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初衷。为此，各地根据国务院的原则要求，从本地的实际出发，创新服务方式，强化服务功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以海南省政务中心为例，它们推行政务大厅的“一站式服务”，创建了对外“四个一”(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一个窗口收费)和对内“五到位”(授权到位、机构到位、人员到位、职能到位、监督到位)的行政审批办理模式，[5]全面增强了政务中心的服务功能。在强化审批服务功能的过程中，区分审批事项的不同类型做出处理。首先，对于简单审批事项，实行窗口人员直接受理并办理。对于复杂审批事项，实行“一审一核”或“二审一核”办结制，做到办件不出政务中心大厅。其次，对于受场地、设施和设备限制，需要在大厅之外开展检验、勘察、听证、论证等环节的审批事项，各首席代表行使分办权和督办权，依靠会审会签、会议研究、委托评审、专家论证、检测检验等制度，保证项目按时公开办理，按法定审批时限承诺办结。再次，对于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门办理的审批事项，实行“首办责任制”，由首办窗口或政务中心协调相关部门按时办结。同时科学优化审批流程，推行并联审批。例如，对电子口岸入网许可事项，由海口海关审批办牵头省商务厅等六个相关部门进行并联审批。海口海关通过网上审批系统将申请材料发送给各部门同时进行审批，节约了大量审批时间。无论哪类审批事项，均须由行政审批办公室受理和办理，且受理、初审、告知、发证等行为均须在窗口完成。据统计，当前海南省政务中心内部循环即可办结的审批事项办件量占所有审批事项办件总量的88.7%。

第四，加强政务中心建设亟待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着力改善政务中心的法律环境。在现行法律体系和行政运行管理模式不变的情况下，对于政务中心的法律地位、行政主体和执法主体资格，政务中心与各行政职能部门的法律关系，政务中心与政务大厅的关系，政务中心的法律责任等问题，需要从法理、法律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解决。二是加强中央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务中心建设的领导。国家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顶层设计和领导实施的职能交给监察部，而不是国务院，没有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也没有设立国务院的政务中心，使这项改革在中央和地方层面都缺乏应有的力度，地方政务中心履行职能面临“小马拉大车”的困局，对于这些体制性问题，国家应当尽快研究解决。

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全面推行网上行政审批

网上审批是对政务中心大厅审批的延伸和拓展，是政务中心加强电子政务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务院要求，应当大力推行和规范网上审批，推进行政审批公开，把审批事项、审批程序、申报条件、办事方法、办结时限、服务承诺等在网上公布，实行网上公开申报、受理、咨询和办复。

推行网上审批的必要性。在政务中心实体大厅审批的基础上推行网上审批，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扩展政务中心办事大厅的实体空间(场地)，以便使更多的行政职能部门和行政审批事项“应进全进”到政务中心;二是有利于提高政务中心大厅行政审批的效能，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明显提高政务中心大厅行政审批的效率;三是有利于群众咨询、申报和办理审批事项，监督审批过程，更好实现便民审批和为民审批;四是有利于深化政务中心的机制改革，强化对行政审批的内部监督、过程监督和外部监督，有效防止审批腐败，实现廉洁审批。

在推行网上审批的过程中，有人认为只需要建实体大厅审批就能解决问题，不用搞网上审批;有人认为只需要实行网上审批就够了，不用建政务中心的实体大厅;还有人认为应当先建政务中心的实体大厅，再建网上审批的虚拟大厅，从而实现有形大厅与无形大厅相结合。事实表明，只建虚拟大厅而无实体大厅，不仅使网上审批缺乏基本的运行载体，而且无法有效解决办事群众“跑多门”的问题，无法达成审批事项集中办理的规模效应;只建实体大厅而无虚拟大厅，审批工作就缺乏丰富的科技手段延伸，无法实现政务服务的全天候覆盖。“两个大厅”缺少任何一个，都不利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海南省政务中心的实践证明，把政务中心的实体大厅与网上审批的虚拟大厅结合起来，无缝对接，相互补充，彼此配合，相得益彰，可以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层面的申办需求，能够更好地发挥“一班审批人马”、“两个政务中心”的作用，从而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

建立网上审批的电子政务平台。以电子政务平台为依托的网上审批虚拟大厅，保证了群众在网上办事如同在实体大厅办事一样，享受同样便捷、高效和人性化的服务，同时又突破时间、空间和人情因素的制约，成为“全天候”的服务型政府。上海市推行网上审批，建立面向企业与市民的网上公开、网上申报、网上预审的网上办事大厅;实现数据共享，通过网上信息交换，建立诚信体系。

根据海南省政务中心的经验，加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电子政务建设，应当着力建设“五位一体”的电子政务平台：一是建设项目管理平台，将审批事项的集中管理、清理下放、集中审批等规范化、常态化;二是建设网上审批平台，将行政审批流程各环节的具体要求整合到审批平台中，实现按照审批实际情况定制审批流程;三是建设网上电子监察平台，实现对审批过程网上全程监督;四是建设网上办事平台，方便群众办事，使群众足不出户即可申请行政审批，咨询审批业务，查询办理结果或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五是建设政务公开平台，将群众关心的通知公告、政策法规、审批条件、程序时限等全部予以公开。海南省政务中心推行的是“五位一体”的电子政务平台，自2011年1月开展网上审批试点以来，迄今已办理网上审批办件74600件，占全部审批办件量的48%，[6]明显提升了行政服务的效率和水平。

完善网上审批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随着下放审批事项的增加，国家应当建立部、省、市、县的四级行政审批联网，通过审批网络系统实现远程申报和信息共享，开展网络审批，层层把关，全程监督，以减少各个层级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减少审批备案环节，提高审批效率。第二，不断提高网上审批的电子化、技术化、数字化水平，减少人情和权钱干扰影响因素，制定统一的审批项目、审批标准和审批程序，开发统一的审批平台软件，并配备相应硬件设施，促进行政审批系统标准化、规范化和便捷化，形成统一高效的多级网上联动审批系统。第三，对行政审批工作人员和申请审批的群众进行培训，提高他们对网上审批的认识，适应网上审批的要求，掌握网上审批的操作技能，通过网络实现对行政审批的管理、服务、申报和监督。第四，研究制定网上审批的法规及标准，将网上审批纳入行政许可法律框架，从法律上对网上审批效力予以确认，明确网上审批过程中申请人及审批人员的权力和责任，完善电子签名、电子档案法规等网上审批相关法律配套。

强化监督制约，确保廉洁高效审批

行政审批是最容易设租寻租的行为，在分散行使审批权的管理体制下，行政审批容易成为腐败高发易发的主要环节。个别部门、少数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审批权，以权谋私、滥用权力、权钱交换、吃拿卡要，违背了法治政府的原则和政府管理的宗旨，损害了国家和公众的利益，损害了行政管理机关的形象。在政务中心集中行使审批权的新平台上，减少审批项目，规范审批行为，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强化对审批行为的监督，有利于从源头上减少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有利于保证行政审批权的廉洁行使。

集中审批权需要加强监督制约。从理论上讲，权力集中容易产生腐败，绝对集中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但是，我国以政务中心建设为平台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权力集中与分权制衡、监督制约相结合的改革，是行政审批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意义上权力集中的改革，是追求高效廉洁便民利民的改革。这种“集中”与“分权”统筹安排的改革机理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各审批职能部门内部，将审批权中的“所有权”保留于原权力主体(行政职能部门)，行政审批所有权的性质和归属不变，只是将审批权中的“经营权”从行政职能部门及其负责人手中分离出来，相对集中于政务中心大厅运行，实现审批经营权的集中行使和科学配置。这一改革，形式上是相对集中审批权，实质上是改变了过去审批权集中于个别领导的局面，通过审批权的科学配置，形成对审批权行使过程的有效监督机制。由于审批权被从原来各行政职能部门的处室剥离出来向审批办集中，进而向政务中心大厅集中，原处室的职能由过去侧重行政审批转变为主要制定规划、调查研究、拟定政策措施、加强监督检查，从而形成了决策、执行、监督适度分离而又相互制约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二是在政务中心大厅内部，强调对审批权进行适度分权制衡，强化对行政审批权的监督制约，消除因审批权集中运行而可能滋生腐败的体制机制因素。实行集中审批后，所有审批业务由审批办一个窗口对外，对办理条件、所需材料等实行一次性告知，审批办主任、各行政职能部门及其处室不接触申请人，对审批业务人员与申请人实行物理和制度双重隔绝，有效监督制约了行政审批权的行使。同时监察部门在政务中心设置行政效能监察室，对审批程序、办理时限、服务质量等实施全程“嵌入式”监控。

三是将集中于政务中心的审批权进行分解和分工，形成审批过程各个环节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解决审批权在业务处室乃至审批办内部的权力制衡问题。部分项目由于受场地、设施、技术等条件的限制，需要在大厅之外采取委托办理、分办督办模式的，审批办将其授权给相关业务处室办理，审批办则牵头并利用网络对各业务处室进行督办。例如，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审批办推行“项目集中、过程委托、网上审批、统一监管”的审批模式。审批办负责对每个审批件和每个审批环节进行跟踪监督，向承办处室进行电话督办和发送《审批项目督办通知书》进行书面督办（图略）。

权力越是集中，越是需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在对行政审批权进行监督制约方面，应当进一步健全行政审批的监督体系，不仅充分发挥专有机构的监督作用，而且积极发挥公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使各方面的监督形成合力;进一步完善对行政审批的制衡机制，通过事前和事中监督，建立重大责任审批、合法审核等会议制度，加强监督的针对性，防止决策失误、权力失控和行为失范，杜绝行政审批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进一步完善行政审批的监察制度，建立具有适时监控、预警纠错、信息服务、投诉处理等多种功能的行政审批监察系统，增强监督的实效;进一步加强事后监督，严格执行行政审批责任制，追究违法审批者的法律责任。

强化行政审批的政务公开。公开透明是防止公权力腐败的有效手段，是监督制约行政审批权的重要原则。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应当根据“应公开全公开”的原则，全面推进行政审批的政务公开，将审批事项、主体、依据、条件、时限、程序、收费依据、收费标准等全方位向社会公开，阳光操作，增强群众对审批事项办理的预期性，便于社会监督;应当根据行政审批的服务质量承诺书，加强服务审批标准化，明确服务标准及时限，优化审批流程，向社会公开。

海南省的改革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行政审批政务公开、阳光操作的有益经验。为了全面实现行政审批政务公开，海南省政务中心建立政务公开平台，组织34个审批办对每个审批项目编制办事指南，制定示范文本、申请表格，提供数十台自助查询电脑，通过中心和政府各部门网站、新闻媒体、办事卡片、电话、邮件等多种方式，对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名称、法律依据、申请条件、申报材料、办理程序、审批进度、承诺时限、收费依据等进行“八公开”，项目办理结果都通过中心网站、手机短信、现场LED屏幕、触摸查询机等进行公布，极大方便了群众办事。

强化网络电子监察。据统计，全国31个省(区、市)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电子监察工作，海南、浙江、上海、湖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实现了省、市、县三级联网监察。海南省政务中心行政审批系统与34个进驻单位实现远程联网，进驻单位领导与相关处室可远程登录审批系统查询审批情况、监督审批工作。政务中心还对27个进驻单位进行视频联网，公开审批办工作人员工作作风、服务态度、在岗情况和办事效率，委厅局领导可对进驻中心大厅的审批办工作人员进行实时监督。同时，各界群众、新闻媒体、各级人大及政协代表可借助海南省政务中心网站，对审批工作进行在线监督投诉，建言建议等，使监督主体更加丰富，监督方式更加立体。

从地方的实践来看，目前一些地方的网络电子监察，主要还是局限于对限时办结情况和投诉受理的监督，还应当强化对行政审批合法性、规范性的监督。下一步应当集中人员、资金和技术等资源，努力攻克技术难题，打造先进完善的网上审批平台和电子监察平台，将审批项目的各项内容、各个环节、各种程序固化在网上，推行标准化审批和监督，减少审批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实现用技术促服务、用技术促监督。

李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研究方向：法理学、立法学、比较立法学、法治理论、宪政民主理论等。主要著作：《立法机关比较研究》、《法制的理念与行为》、《立法理论与制度》、《法治与宪政的变迁》、《走向宪政的立法》等。

【注释】

[1][2][4]参见温家宝总理2011年11月14日《在全国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3]李林主编：《中国法治蓝皮书(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81页。

[5]参见海南省《关于34个单位776项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事项集中在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的决定》(琼府〔2007〕69号)。

[6]据海南省政务中心审批系统统计。

第二篇：建设法治中国 建立法治政府

建设法治中国 建立法治政府

要建设法治社会，一定要从建立法治政府开始。法治是建立现代化服务型，阳光型政府的先要。正所谓“法无授权不可为”，对政府来说，不可以逾越法治政府的行为边界，不可以触碰法治高压线。但当下仍然存在政府执法行为失范、执法牟利、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以及不作为等现象，这些与建设法治中国理念格格不入。所以现代政府只有敬畏法律，时时刻刻以法律为准绳，才能真正实现用法治理念来建立现代政府，建设法治中国。

坚持执政为民是建立法治政府的动力。习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民心，为的是人民过上好日子。所以作为公职类人员，我们要时时刻刻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把人民的冷暖安危放在心里最高点，坚持执政为民，法治为民。真正用暖心之举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办群众满意的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提升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真正将行政机关打造成为民服务的重要窗口。

提升法治意识是建立法治政府的基石。正确的意识决定前进的方向，提升法制意识才能更好的坚持建设法治中国的信念。“无规矩不成方圆”，所以作为各级行政机关的广大公务员理一定要遵守“规矩”，做好法制政府建立的表率。要领会习总书记及党中央重要的法治中国精神和指示，时刻与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也要引导公务员们从思想入手，提升自主学习法律知识的意识，主动掌握法律法规精髓，自觉树立起依法行政的思想意识。

推进依法行政是建立法治政府的保障。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是水，行政机关是船。党和国家的发展和前进离不开人民的维护和支持，所以自当服务于民，不辜负人民群众对于党和中央的信任。敬畏民意，要从依法行政开始，一针一毫不差民之情，不违民之义。不能让执政为民之事，成为“危”民之事，行政机关不执政为民，就会动摇百姓的拥护党之心，破坏干群关系和血肉联系，也会让广大群众因此模糊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更会对政府失去信任和依赖。行政机关只有做到依法行政，才能用实实在在的服务让广大群众看到政府的“法治名片”，才能保证法治政府，法治中国的建设。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民生无小事，民事是大事。要让心系百姓，执政为民，提升法律意识，依法执政成为政府发展的底色，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成色。官心连民心、政意通民意抓好法制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强国建设添砖加瓦。

第三篇：建设法治政府 完善法治经济 推进依法治国

建设法治政府 完善法治经济 推进依法治国

——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叶小文 《光明日报》（2014年10月25日01 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头绪很多，当前要特别着力的是建设法治政府、完善法治经济。

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现实生活中，以下现象和行为皆有之：不懂法、不尊法，以身试法、知法犯法；搞变通、打折扣，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随大溜、存侥幸，视法律为儿戏，藐视、践踏法律。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么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惟行而不返”。

对执法领域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权压法、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突出问题，老百姓深恶痛绝，政府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例如，有的同志提出，要防止权力过多干预市场、边界不清——改革限权，确保权力界限清晰分明；防止权力取得无据、行使无序——依法确权，确保权力授予依法合规；防止权力过度集中——科学配权，确保权力架构相互制衡；防止“暗箱操作”——阳光示权，确保权力运行公开透明；防止权力滥用——全程控权，确保权力监督及时有效。必须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健全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衔接机制。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惩处各类违法行为，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在这个系统工程中，要完善法治经济、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条条都很重要，必须全面部署，落到实处，以利于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全面深化改革总框架内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深化改革。

在经济建设中用法治规范权力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粗放发展阶段转向科学发展阶段，必须通过法治克服短期化、功利化倾向；改革进入“深水区”，必须通过法治形成更加规范

有序推进改革的方式；社会进入“转型期”，必须通过法治化解决当下社会问题复杂性与应对方式简单化之间的矛盾。无论是从改革方向、问题导向来看，还是从突出问题、人民期待来看，尤其从立法要切实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来看，这个着力点应该是完善法治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我们搞市场经济，不是要搞“市场社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使市场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决定性作用。法治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基本保证，也是经济、社会良性互动的规范和引导。可以说，在大力推进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法治社会，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完善法治经济。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都需要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必须以明晰产权、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必须以法治为依托，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还要及时规范审判活动，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在立法中，还要探索、创新适应公有制多种形式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国有、集体资产所有权、经营权和各类企业法人财产权的保护。国家依法保护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企业有权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法律依据的要求。还要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完善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要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制定和完善发展规划、土地管理、矿产资源和能源、农业、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依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促进合理竞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法制好，好人可以充分干好事。法制不好，劣币驱逐良币，就谈不上公平竞争。完善的法治经济，必将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促进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完善法治经济，要在经济建设中用法治制衡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难免腐败，绝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可能绝对腐败。法治经济建设决不允许只拥有权力而不承担责任，决不允许只行使权力而不接受监督。否则，每一个执法者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法律破坏者，而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成为这种破坏行为的受害者。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当权力调控市场，当权力与资本相遇，不受制约的权力，难免导致普遍性、塌方型腐败。资本不断扩张的冲动和权力不断膨胀的欲望结合，会使道德的界限丧失，法律的界限模糊，甚至成为马克思主义所严厉批判的垄断资本主义，彻底走向党和人民的反面。习总书记强调，必须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当然就应该把权力关在法治的笼子里，才能最大限度减少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最大限度地防范市场利益的诱惑，并由此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毛泽东早就说过，“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今天，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全国人民以空前的规模从事经济建设，深化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该如何“预防这种情况”？必须下大力气完善法治经济，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实施更严格的党内法规制度，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第四篇：建设法治政府文档

建设法治政府

严格执法应是文明执法的基础，离开了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就无从谈起，同时文明执法反过来也能促进严格执法的实行，两者相辅相成，也缺一不可。首先文明执法离不开严格执法。所谓严格执法就是要严格按法律规定的内容，精神和程序执行，不偏离，不妥协。执法人员必须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执法，全面收集与当事人违法行为有关的证据，然后依法作出处罚,做到轻过轻罚，重过重罚，一个行政执法行为，依法无效或者依法应予撤销，则说明执法过程或执法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是违法的，那还谈得上什么严格执法。如果因为执法人员在程序等方面本身就出现错误，因而无效或应撤销的执法行为，那么无论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如何文明，也不可能实现正意义上的文明执法。正如筑建高楼大厦一样，如果基础不牢固，任凭上面的建筑如何牢固,奢华，也只能是一座危房。所以，在执法过程中要实现文明执法，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只有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内容，程序执行法律，努力提高执法水平，实现高效率，高质量执法，杜绝无效或引起复议败诉案件的产生.其次，严格执法的实现也有赖于文明执法的落实。如果执法人员语言不文明，说话粗野，业务素质低下，以恐吓训斥的语言攻击对方，就会引起被执法对象和周围群众的强烈不满，就会很容易激化矛盾，发生争执，这样的后果就是直接影响执法活动的正常进行，这样一来严格执法也就难以落实。如果能够正确的理解管理与被管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运政执法人员和广大经营业户、车主之间能化矛盾为统一，相互尊重，执法人员态度和蔼，耐心说服教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仅可以化解两者之间的对立情绪，使广大经营业户、车主充分认识自己的违法行为可能造成道路运输安全的社会危害性，来减少冲突，使行政执法工作顺利进行，这样严格执法也就自然容易实现了。

所谓依法执政，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党严格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保证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善于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不断推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转变政府职能的核心问题。依法行政，首要的问题是行政权力的法定化。必须明确，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只能在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活动，依法决策，依法处理问题，自觉地把行政行为纳入法制化轨道。这就是江总书记讲的“实现国家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在政府行政领域的主要方面，包括政府职责的划分、行使的范围、运行的程序等都要法定化，都要有法可依。

凡是超过法律规定的权力都是非法和无效的。

依法行政是建立法制社会的首要之举。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官”，依法治权。依法行政可以有效防止“人治”和政府职能的随意化，防止滥用职权和以权谋私，防止滋生腐败。

依法行政，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要始终牢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属于人民的，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行使，是要我们用它来保护人民，为人民谋利益。依法行政，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满腔热情为人民办事，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这反映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本质，也是宪法体现的根本原则。

中国要建设全面的小康，就必须依法行政，同时依法行政也是当今社会解决基层建设问题特别是农村各类问题的关键。依法行政的目的是保护干部本身，更重要的是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必要性：

1、依法行政是约束政府工作人员避免出现违法行政，以免对社会、人民造成严重后果，同时也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情况下保护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一辽宁省全省农业依法行政工作会议

面，各级政府机关以法律为依据管理各种事务，要求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享受权力、履行义务，对那些不能够正当行使权力和不能够很好履行义务的人们追究法律责任。另一方面，政府工作人员也必须依法管理各项事务，在行使权力时，必须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必须用法律这把尺子衡量是非对错，而不是施权者的主观意识所决定。干部的权力，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用，绝对不能够越权或者违法施政。法律约束被管理的公民，同时也约束施政的国家公务员，这是统一的。管理者依法办事是前提和基础，他们根据法律规定的内容进行管理，最终目的是使被管理者必须依法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有了各个职能部门的依法行政，才会有公民遵守法律，社会才能走上法治之路，公民的生产，生活才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转，公民才能有安全意识和创造意识，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2、依法行政是行政管理为人民服务的切实保障。中国是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只有依法行政才能体现“人民权力人民用”，“赋予权力为人民”的宗旨观念。人民需要行政机关，以实现自己的利益保障，人民授权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最终目的是通过管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依法行政相关书籍，依法行政才能保证国家行政管理人员在管理各类事务时不至于偏离“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这一航道。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自由、财产和安全。

3、依法行政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证。只有依法办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才能保护该保护人群的利益，对那些不履行义务、违法乱纪的人严厉打击，保证安定团结的大局。

4、依法行政是提高政府形象，提高工作效率，取信于民的重要保证。

5、依法行政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要保证。首先它是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要求的具体体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目的，成功的经济需要市场的驱动，市场驱动除了需要建立经济类型的机制外，还需要建立负责和透明的政府系统，完善的法治标准，这样才能有效地保证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因此，市

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越迅速发展，对法治化要求就越高。这样，一方面需要市场主体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有效地利用法律、法规调整社会利益分配，另一方面，作为市场管理者，各级政府行为必须更加规范有序，在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没有健全的法律，就没有良好的经济秩序，不能够依法行政，就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法制化，就不可能改善投资环境，也就不可能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

其次，依法行政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具体表现。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人民的意志，保障人民合法权益，规范和约束人们的活动，制裁和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纪律是保证社会工作正常运行的必要观念，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增强人民的民主观念，法治观念和纪律观念，而这三种观念恰恰构成了社会主义的法制文化，依法行政要实践“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法制文化，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观念，保证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实施行政行为。

6、依法行政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本保证。社会主义法制归根到底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据利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法律一旦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不是立法意义上的法律。行政主体在行使权力时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宗旨，把维护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原则，依法行政是将着眼点放在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基本保证。

为贯彻实施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05年，国家财政部印发了《财政部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财政行政执法行为应规范、程序正当、内容适当”的要求，这是财政部门进一步推进三个文明建设、推进依法理财、科学理财、民主理财的纲领性文件。因此，通过深入研究财政行政执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来提高财政依法行政的水平，是我们财政法制工作者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本文结合实际工作，分析财政行政执法的现状，列举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探求解决问题的对策。

在新形势下，如何提高行政执法能力，做到文明执法和严格执法的有机结合，正确认识、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在新阶段做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有的同志认为严格执法与文明执法是一个矛盾，是相对立的，互不兼容，要做到文明执法，严格执法就无法实现，反之，要想做到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就无从谈起。其实，这是对严格执法与文明执法的误解，因为有将严格执法与严厉处罚等同起来，以罚代管，将罚款作为唯一的行政处罚手段，而忽视了其他行政处罚手段，在某些人看来，责令改正违法行为，警告等不属于严格执法的范围，不罚款就意味着不是严格执法，因此将严格执法与文明执法对立起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当前财政行政执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行政机关能否依法正确实施行政执法，对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财政部门作为履行国家财政分配和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行政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切

实履行法律所赋予的职责、坚持依法实施财政行政执法的重要性。近年来，随着普法宣传教育的深化和财政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有效推行，财政法制建设不断发展，财政工作的法治化水平和依法理财的能力日益提高。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财政改革和发展对财政法制建设和财政部门执法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财政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

1．部分执法主体不合法，执法队伍素质有待提高。执法主体是执法活动的基础，主体不合法则所有活动皆不合法。各级财政机关是法定执法主体，临时机构、财政机关内设机构和委托行使执法权的部门都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财政行政执法活动,而在实践中以“某领导小组办公室”（临时机构）、“某局某处”（内设机构）或“某局某稽查队”（委托机构）名义执法，或者制发规范性文件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财政部门执法队伍素质也有待提高：个别领导对依法行政工作重视不够，财政干部的法律素质及执法水平参差不齐；面临财政职能转变，任务不断增加，部分财政干部跟不上工作形势发展的需要；依法行政的要求不能体现在具体的工作实际中,老观念、老框框、***惯仍严重影响着依法行政工作的开展等。

2．执法依据滞后，财政立法水平不高。从我国现行的财政行政执法依据来看，财政法律数量偏少，仅有《预算法》、《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政府采购法》等有限的几部，而财政行政法规和地方性财政法规、规章偏多，且较杂乱，不统一，甚至有些互相矛盾，变动又比较频繁，一些急需法律调节的重要领域也仍有空白，不仅影响财政管理的质量，而且也影响到财政部门严格执法的效果。

3．有些执法行为还达不到合法、合理、高效的要求。财政行政执法行为包括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强制执行等。由于行政执法行为种类较多，故在具体执法活动中反映出的问题也较复杂。主要有：一是执法冲突时有发生。财政部门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不论在纵向间，还是在横向间都应当为实现财政管理的目标而共同努力、相互配合与支持。而在现实中执法不协调和冲突已成为一个严重影响行政效能和政府形象的突出问题。主要反映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问题，中央政府随意以规范性文件调整分权体制，不利于财政民主性和法定性的体现，地方财政缺乏与其职权相适应的财政执法权，使部分财政执法陷入窘境；另一方面是部门间的执法协调问题，即“多头执法”问题。这一问题在我国行政执法中长期存在，在财政行政执法中也时有发生，如财政监督检查和审计监督检查，财政国库管理与人民银行金库管理，财政税政管理与税务税政管理等执法领域，各部门间往往存在职能职责划分不清，权力交叉、模糊，缺乏协调配合。二是执法权责难以统一。财政行政执法是一项严肃的工作，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也是财政部门依法行政水平的一个重要窗口。而在实际工作中权责脱节的现象时有发生，使执法行为偏离法律的轨道，侵害国家、社会和群众的利益。三是执法方式滞后。一些财政机关缺少创新意识，对传统的执法方式依赖性大，执法方式落后单一，执法效能低，进而造成管理难度大、成本高、不到位等问题。四是执法程序达不到合法、合理的要求。近年来，财政部门在程序建设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还时有发生，如执法不按照法定流程走，随意增减步骤；不保留反映执法过程的档案，或档案不全；不履行告知程序，行政处罚告知书和决定书同时下达，剥夺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执法时不出示证件等等。这些问题影响了财政行政执法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4．执法监督体制不够科学，有些监督过程还不够合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外部执法监督体制不合理。对于财政行政执法而言，实行外部监督的包括：党内监督、权力机关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等，主体众多，但不少监督部门缺乏

应有的独立性，权力不足，一些监督部门职能重复、交叉过多，同时各监督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不够，难以形成监督合力。二是内部执法监督制度不完善。当前最重要的内部执法监督制度是行政执法责任制，它承担着监督执法过程，保障依法理财的重要功能。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的内容、标准和方式方法存在着不科学、缺乏可操作性，考核评议缺乏经常性；执法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造成在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中，往往是过错纠正了，但在处理责任人问题上却迟迟没有结果。三是执法监督过程不科学。执法监督责任制与执法实际脱节，没有自觉地把执法责任落实到日常执法工作的监督当中；一些配套制度没有很好地得到落实，使行政执法责任制处在低水平上，执法状况未得到明显改善；有些部门只注重纠正、惩治执法过程出现的问题，忽视执法监督的防范功能，等等。

二、规范和改进财政行政执法的建议

当前财政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集中反映了先进的法治理念、制度与落后的行政执法观念、体制的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大力培育依法理财理念，加快财政体制改革，特别是要将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监督力度作为建设法治财政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好。

1．认真开展普法宣传教育，积极培育财政执法人员的法治理念。财政执法人员是财政执法活动的最终实施者。因此，在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进程中，必须十分重视通过各种途径大力提高财政执法人员的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和综合素质，坚持不懈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努力实现“两个转变，两个提高”。一是大力加强教育培训。通过经常的、制度化的教育培训使各级执法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觉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二是建立依法行政的激励机制。在用人、政绩考核等方面，把考核重点转到严格实施法律、履行法定职责、维护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方面，以推动财政行政执法工作。

2．进一步加快财政体制改革。财政部印发的《财政部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实施意见》明确了今后十年财政部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目标和具体措施，其中主体部分强调的就是“深化财政改革”。为此，我们认为，财政部门要深化改革，创新财政体制，一是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断完善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办法，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和绩效考核。二是要完善和规范省以下财政体制，加大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基层财政实力，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社会公共领域的支出。三是转变财政职能，建设公共财政，合理安排财政支出，逐步减少一般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资，增加社会公共领域的支出。四是要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在继续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的同时，积极探索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加强监督检查。五是要积极稳妥地继续稳步推进税制改革，完善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在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的同时，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继续完善消费税、改进个人所得税等。

3．加强财政立法，完善财政行政执法法律依据体系。一是财政立法要与财政改革的进程相适应。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既定目标，转变立法观念，做到财政立法服务于财政改革。二是妥善处理立法的现实可行性与适度超前性的关系。财政立法既要体现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又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制定出台的法律法规既要符合客观实际，又要有适度的超前性，避免财政立法在制定颁布后很快就落后于形势发展的情况。三是坚持局部利益服务整体利益的原则，保证财政立法的统一。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坚持以大局为重、以长

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为重，局部服从整体，避免财政法律法规互相冲突，互相矛盾。

4．大力推进和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强化行政执法监督。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若干意见”的通知，标志着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进入了崭新的阶段。财政部门推行和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是依法理财的要求。因此，强化行政执法监督，除了要着力解决好立法和体制、观念和认识、地位和作用等方面问题外，还应切实进一步推进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

第五篇：建设法治政府

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就《意见》的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怎样理解《意见》的总体思路？

答：一是以加大《纲要》的贯彻力度为主线，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依法行政的重点任务。根据《纲要》确定的推进依法行政各项任务的落实情况，针对当前依法行政和行政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意见》规定了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加强和改进制度建设、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强化行政监督和问责、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等7个方面的任务。

二是围绕上述7个方面任务的落实规定具体措施，增强各项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是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关键是要提高对建设法治政府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特别是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意见》强调了新形势下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提出了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要求，还分别就健全推进依法行政的领导体制和机制、强化行政首长作为推进依法行政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加强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

问：当前，一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包括有的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还不够强，法治观念比较淡薄，“权大于法”的观念仍然比较严重。《意见》在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方面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答：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往往决定着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依法行政的整体水平。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意见》规定：①要建立法律知识学习培训长效机制，推行依法行政情况考察和法律知识测试制度，使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自觉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问题和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②同时，重视提拔使用依法行政意识强，善于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优秀干部。问：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政府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还存在立法的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够强，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不够规范等问题。《意见》在加强和改进制度建设方面有哪些新规定？

答：制度建设是依法行政的基础。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意见》规定：①政府立法要突出重点，确保质量，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充分反映人民意愿，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普遍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②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外，行政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都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反馈意见采纳情况。③加强对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坚持立“新法”与改“旧法”并重。④健全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把公开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必经程序。

问：当前，一些行政机关违法决策、随意决策、拍脑袋决策问题仍然存在。《意见》在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方面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答：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是政府工作的基本准则。为了提高行政决策的质量、减少决策风险，《意见》规定：①要规范行政决策程序，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②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把风险评估结果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③严格决策责任追究，对违反决策规定、出现重大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追究责任。

问：在行政执法活动中，乱执法、粗暴执法、执法谋利等问题时有发生。《意见》在规范行政执法方面有哪些新规定？

答：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最经常、与人民群众权益最直接相关的管理活动。针对行政执法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意见》规定：行政机关要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严厉查处危害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违法案件，维护公共利益和经济社会秩序。完善行政执法体制和机制，加强程序制度建设，严格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改进和创新行政执法方式，确保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强执法评议考核，要把评议考核结果作为执法人员奖励惩处、晋职晋级的重要依据。问：公开透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现代政府的重要特征。《意见》在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方面有哪些新要求？

答：推进政务公开，是规范权力运行、方便群众监督、有效防治腐败、提供高效便民服务的有效措施。为此，《意见》规定：①要认真贯彻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凡是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都要向社会公开。②加大主动公开力度，对人民群众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要依法在规定时限内予以答复；③深入推进办事公开，创新政务公开方式。

问：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还不到位。《意见》在强化行政监督和问责方面有哪些新规定？

答：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促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政，防止权力滥用，预防和制止腐败的关键。为此，《意见》规定：①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和人民法院依法实施的监督，拓宽群众监督渠道，高度重视舆论监督。②上级行政机关要切实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及时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③保障和支持审计、监察等部门依法独立行使监督权。④严格行政问责，坚持有错必纠、有责必问。

问：实践中，有的地方政府和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漠不关心，群众的合理诉求得不到及时妥善处理，导致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意见》在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方面有哪些新规定？

答：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性工作，行政机关负有重要责任。为此，《意见》规定：要建立由地方各级政府负总责、政府法制机构牵头、各职能部门为主体的行政调解工作体制，完善行政调解制度，推动建立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大调解联动机制。加强行政复议工作，畅通复议申请渠道。积极配合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活动，对重大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要主动出庭应诉。

问：《意见》在加强对依法行政的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方面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答：《意见》规定：①要建立由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牵头的依法行政领导协调机制，强化行政首长作为推进依法行政第一责任人的责任，②加强对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督促指导、监督检查和舆论宣传。③加强依法行政工作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对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④加强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使其规格、编制与承担的职责和任务相适应，充分发挥其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