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反垄断法》的缺陷及完善路径

第一篇：浅谈中国《反垄断法》的缺陷及完善路径

浅谈中国《反垄断法》的缺陷及完善路径

论文关键词：反垄断;完善路径;网络经济;工业经济

论文摘要：《反垄断法》的出台对于保护市场竞争，规范竞争秩序，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有序地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产生于工业经济环境的《反垄断法》还存在一些缺陷，不利于现代市场经济尤其是网络经济的健康发展，在金融危机的压力下，选择科学的完善路径对之进行必要的完善尤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反垄断法》的出台有利于打破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的各式经济垄断及所谓的行政垄断，创造一个竞争有序的环境，但是这部主要基于工业经济环境而制定的法律，能否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尤其是网络经济的运行，实现保护市场竞争，规范竞争秩序的目的，尚需对《反垄断法》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深入考察和分析，并从科学的路径进行不断地完善。

1.《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存在偏差。反垄断法在中国被寄予了不合理的期望。从《反垄断法》首次见诸报端，媒体就将之哄抬为破除行政性垄断的“神兵利器”，一些学者和官员对此也津津乐道。《反垄断法》中也处处可以看到对这种期望的迁就，如对行政性垄断单设一章，明文规定对中小企业的偏向保护等。而《反垄断法》真正的宗旨应当是保护自由竞争，不是有意地保护某个竞争者或打击某个竞争者。行政垄断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破除决不是靠一部法律就能完成的，与市场规律相违背的行政垄断并不会长期存在[1]，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未来可能成为执法重点的仍将是私人垄断，所以私人垄断才应是《反垄断法》的核心，这是法律应具有的前瞻性的要求。《反垄断法》固然承担着一定的历史任务，但并不能因此就应当留下了朝令夕改的隐患。

2.《反垄断法》可操作性不是太强。中国《反垄断法》的起草中，缺乏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和法律实务界的建议，反映在法律条文上，就是规则设计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如豁免的规定不合理、强制兼并前通报、未规定行政执法的具体程序、没有效率抗辩等等。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历史表明，竞争法设计的基础就是垄断经济学，经济学论证了反垄断的必要性和法律赋予政府干预经济权力的必要性。如果脱离经济学的支持，竞争法就成了无本之木，科学性失去了根据，很容易在各种利益的左右下成为政府任意干预经济的工具。而法律实务界提出的建议对中国立法尤其重要。中国以往很多法律，在起草和出台时宣称广泛吸取了各方经验，但一旦付诸实践，就暴露了难以操作的问题，然后只好借助于已被认为有“越权”之嫌的司法解释。有时候法律前脚才出台，法务界后脚已经在催促司法解释跟上了。这说明中国立法技术尚待提高，也反映了中国立法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轨。为了增强法律的操作性，在立法过程中应当听取实务界的意见。

网络经济条件下，垄断市场的形成机理、特征及其绩效与工业经济条件下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些变化甚至是根本性的。这些变化对各国政府的反垄断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于2007年通过、2008年8月1日起施行的《反垄断法》，是产生于工业经济环境的，它能否有效地规范网络信息产品市场上的垄断行为，既是一个必须认真研究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

第一，在政府反垄断目标上，应注重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促进技术创新和维护消费者利益在网络信息产业领域，网络外部性及所产生的正反馈效应和网络信息产品的特征，决定了寡头垄断市场结构是网络经济市场结构的主要形式。一般而言，在市场竞争过程中，某种垄断力量会对竞争对手造成巨大的压力。如果这种市场控制能力没有窒息该领域的竞争，和因此损害消费者利益，或者如果具有优势地位的企业没有滥用其优势地位，透过串谋、胁迫和掠夺定价方式排斥竞争以致损害消费者利益，那么反垄断法就不应对其进行惩罚。如果政府反垄断的目标仅仅立足于一味地打破企业垄断地位，有可能最终损害消费者福利。因此，政府反垄断的目标应从主要限制垄断地位、保护竞争者利益转为维护市场竞争序、促进技术进步、维护消费者利益。从美国近年来的反垄断实践看，其反垄断政策目标已基本实现这一转变。就中国而言，在《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中，也应该在反垄断目标上注意这一问题。

第二，在政府反垄断指向上，应注重规制企业垄断行为，而非垄断市场结构[2].在网络经济条件下，判断企业垄断程度的主要依据是市场行为，而不再是市场结构。工业经济时代以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衡量是否存在垄断，如运用勒纳指数和贝恩指数法衡量单个企业的垄断势力，运用卖方集中度、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等判断各产业垄断势力。而在网络经济时代，判断垄断程度的依据已不再是市场结构，而主要是看其市场行为。一方面网络市场本身就是寡占型的;另一方面垄断企业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是暂时的，今天是第一的，不能保证永远第一;此外网络时代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及企业规模向小型化方向发展，使垄断不一定和大规模相连，垄断产品的价格也不是传统垄断下的高价。因此，判断企业的垄断程度主要不在于企业的市场份额和产品价格，而在于是否滥用市场垄断地位，通过其他方式排斥竞争和侵害消费者利益等市场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反垄断规制应主要针对企业的垄断行为，而不是垄断市场结构。

第三，在政府反垄断问题上，还应高度关注现代企业合作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在网络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的合作策略使反垄断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长期以来，在产业组织研究中人们对策略行为，尤其是合作性的策略行为的消极作用看得过重，往往把合作性策略行为视为损害竞争的合谋或串谋，对其在超强竞争条件下对资源优化配置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在网络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为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之间建立了合作性竞争的新型竞争关系，合作性策略行为的普遍存在就是这种合作性竞争关系的直接表现。对于一个网络企业而言，合作存在着两个层面：一是企业内部的合作，即从市场上获得的生产各要素在企业组织内部进行的合作;二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发生的各种合作。对于企业间合作的行为认定，我们必须摒弃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把企业间的合作视为合谋或串谋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导致所谓的“反竞争性合作”。在企业组织网络化的趋势下，企业的合作性策略行为绝大多数是在技术开发、设计、生产、营销、物流等领域的合作，不是所谓的价格合谋;企业横向的合作性竞争行为并非必然反竞争，也不都是垄断行为。因此，对于企业间的合作，我们必须有客观、全面的认识，既要看到企业合作可避免过度竞争引起的资源浪费，可促进技术开发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又不能忽视一些企业通过隐蔽性合作手段达到垄断和控制市场的目的。当前，中国反垄断规制中，对待企业合作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对于可能导致垄断的合作行为，应当持相对较为灵活的态度，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反垄断政策不断进行调整;二是要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考察企业之间的合作，某些合作从静态看可能限制了竞争，但却增加了动态竞争，限制了一个层次的竞争却增加了另一个层次的竞争。反垄断规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从政策上和制度上规范企业间的合作行为，有效地克服和限制合作所造成的负面效应;三是要正确认识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垄断，正如不能将垄断视为排斥竞争一样，也不能将合作、联盟等同于勾结、合谋。反垄断政策的制订不能因为反对合作性垄断行为而损害了整个社会的合作机制。

第四，在政府反垄断过程中，还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原则。首先，搞清垄断形成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能把垄断一概视为反竞争行为，应根据一定的市场规范对垄断予以划分，然后针对具体问题采取具体措施，否则就会以偏概全。其次，衡量一种竞争行为是否是垄断，关键要看这种竞争行为对消费者的福利有什么影响。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垄断，无论从形成机理、特征表现以及产生的绩效方面，都与工业经济条件下具有很大的不同，《反垄断法》在对信息产业的垄断市场结构与企业垄断行为进行规制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网络经济条件下垄断的具体特征及其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既维护市场的有效竞争，促进经济效率和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又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实现尽可能好的市场绩效。

第二篇：中国乡镇财政体制缺陷及完善措施分析

中国乡镇财政体制缺陷及完善措施分析

【摘 要】本文阐述了中国乡镇财政的主要现状，分析了我国乡镇现行财政制度带有的缺陷，通过笔者的学习经历与感悟，提出了有关想法，力求为全面展现我国乡镇财政的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提高促进我国乡镇财政制度的改革给出有意义的建议，为乡镇各企业制度改革给出关键性的参照。

【关键词】乡镇财政制度；缺陷；资金管理

现今中国乡镇财政制度中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缺陷，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存在行政管理上的漏洞，本文为完善我国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体制、全面展现财政在地方经济进步的影响给出一定的参照，也给我国乡镇政府机构的财政资金管理带来有价值的参考。

一、中国乡镇财政的影响

1.推进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进步的主要动力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占地面积广，农村人口众多，“三农”问题向来是国家的主要问题，综合建立小康社会的关键点与难点还是农村，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这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本质性问题，唯有农村有着较好的发展以后，才可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才可真正地达到共同富裕。要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就要求乡镇财政机构加大力度，提高对农业的投入，平衡乡镇单位的进步，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使改革惠及农民，推动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

2.为底层政府实行行政权利给出财力保证

乡镇财政是中国现行财政制度里最底层的财政机构，是乡镇政府机构执行行政职责的财力保障。中国乡镇政府的职权是为辖区里的公民给出加工与生活所需要的共用产品与服务，实现农村地方的文教卫生业务。在实行这一职责的过程里，乡镇政府所要资金的筹备、分配以及应用状况的监测都要有由乡镇财政机关执行。乡镇财政在维持农村地方稳固，确保乡镇政府的照常运行，确保乡镇政府每项制度按实际执行，还有确保乡镇组织的工资准则体制等各层面有着无法代替的作用，是乡镇政府最有力的财力保证。

二、中国乡镇现行财政制度带有的缺陷

1.财政体系单位太细致化，很难做到事权和财权相平衡

笔者认为，县级是底层财政制度最合适的机构。由于它是地方共有产品的主力支持方，带有和财力相符合的巨大权利，并且在基础教学、公共卫生、城市维持建立等职责上有一个突出特征，即投资准线带有很大的变动空间，所以县级财政也就可以很大程度地达到职权和财力的统一。这些职权可比作自然界的“河流”，对财力的高低有调动影响。反看乡镇财政，因为教育、卫生、制度、策划设计等职权的上收，乡镇职权就很单调，通常只是余下的行政事业资金等硬支出与城乡小区业务等小额支出，变构成财力、职权统一的难度：资金太少，吃饭便成了问题，造成底层政权浮动；资金提升太快与过多，就造成浪费，行政投资膨胀。若一县当中乡镇财力相差太大，就易导致津补贴给予、公职人员酬劳的不合理下降，对公务员的稳固与地方的统筹统一进步很不利。

2.缺少过硬的财务管理者

如今中国乡镇财政组织员工的财务管理水平较差，工作者大多是行政管理出身，缺少专业的财务管理知识，就造成了财政资金管理出现不正规性，其体现有凭证管理错乱，许多财政来源的原始凭证丢失；会计课程调配不当，部分资金的流动仅有简单票子，未严格按照会计准则做账；没有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某些教育、卫生、农业进展专项费用被动用；预算决算不当，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财政进出吻合，在编辑决算时部分领导选择掩盖、降低收入，作假、增加支出的方法在账上调节收支。这一弊端造成了资金使用效率大大降低，资金用途不明确，并成为滋生腐败的摇篮。

3.乡镇财政预算的制约被慢慢撤掉

编辑财政预算的目标就是为了较好地引领与监管财政费用的使用状况，确保财政资金可以原有的作用，避免有关人员滥用职权，使用乡镇财政费用建立“外表工程”、“政绩工程”甚至出现贪污腐败现象。

三、中国乡镇财政制度完善的意见

1.改善转移支付体制

在不变动乡镇财政地位的基础上，县级要严整与改善对乡镇的转移支付体制。可按照人员组织大小、人口和地方面积等元素，预测给出县上的乡镇标准进出，经过挖峰平谷，把辖区乡镇间的支出数目达到平衡。对补助或上报内容，要依照城乡筹备、向农村地方合理倾斜的原则给出配置准则或负担准则，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在县域内达到均衡，为更广地方的基本公共服务平衡化提供条件与基础。

2.使乡镇机构预算达到正规式管理

在保证乡镇财政水平均衡的基础上，乡财县管作为一过渡性、基础性的方法，要从提高对乡镇部门预算设定工作的指引与核查着手。应做到：①县级要清楚给出乡镇机构预算设定的指引性建议，需要乡镇进行预算内外结合、全面详细的组织预算。对乡镇预算内外多余财力应用的走向与程度都需给出准确制度。②乡镇机构预算要和县本级机构预算一同拟定，按同样过程让县级审核、审定。根据县级核查建议更改完成后再交给乡镇人代会定夺。③项目预算的整治、预备费的使用、超额资金的动用，在让乡镇人大监管的同时，需要经县级政府核查批准。

3.对未来乡镇财政的确认

在预算变更改善中，提倡把“一级政府一级预算”的准则用于县级以上政府，清晰解除乡镇财政制度，由县级对执行机构预算与效绩审查。财政收入还由乡镇进行当地管制，用此鼓舞乡镇守土有责，美化投资环境，积极为公共服务，但财政提高主要和个人犒劳有关。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拟定与监管的主要点不在是本级收支总预算而是较详细的乡镇机构预算，尤其是大项目收支的预算和实施状况。

总的概括，要想改善中国乡镇财政制度，推进乡镇财政原有的影响力，还需财政管理者牢记人民财政是人民的责任，主动地在日常实务中服从财政事务的各项规定和纪律，全面推动乡镇财政体制改革对中国农村经济进步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杨墨.我国乡镇财政体制研究―以浦东新区改革为例[D].复旦大学，2010

[2]李森.论我国乡镇财政困境的症结与出路[J].当代财经，2012（12）

第三篇：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实践及完善路径

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实践及完善路径

——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视角

李林

 2013-03-26 17:15:55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12月（上）

【摘要】在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改革和完善行政审批制度，是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存在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行政审批设定管理不严、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源头上规范行政审批权，加强政务中心建设以及电子政务建设。同时，更要强化监督制约，确保廉洁高效审批。

【关键词】行政体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电子政务；监督制约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全面实施宪法和法律成为依法治国关键环节的法治背景下，在我国现行管理体制下，深入实施行政许可法，不断改革和完善行政审批制度，既是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进入21世纪以来，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国务院审批的项目先后组织了五次大规模的清理，在清理审核的基础上共取消216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0.6%;地方各级政府也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依法取消和调整了77629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审批项目总数的一半以上。[1]

十多年来，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为目标，以清理、减少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为重点，以坚持集中、便民、高效和廉洁审批为原则，以创新行政审批体制、建立政务服务中心为平台，以实体集中审批与虚拟网络审批相结合为手段，全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受到群众和社会的广泛好评，得到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

在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海南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创新观念，积极推进行政审批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海南以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海南省政务中心”)为平台，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大力改革行政审批的体制机制，着力推行行政审批的阳光政务，全面提升行政审批的效率和群众满意度，初步形成了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海南模式”。

当然，任何制度改革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和一蹴而就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也不例外。据统计，我国有大量法律、行政法规和部委规章对行政审批做出了规定，内容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国防、外交、公安、环境、资源、卫生、教育以及物价、收费、市政、城管等数十个领域和行业。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对转变政府职能的必然要求来看，从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对执政党和人民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期待新要求来看，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对推进依法行政的内在要求来看，从监督制约权力、建设廉洁政府对行政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层次要求来看，目前我国法律体系框架下的行政审批制度还存在诸多弊端，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还没有到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不该管的事没有完全放开，该管的事没有认真管好，特别是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不足。政府还集中了过多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权力部门化、利益化的问题依然存在，造成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较多，清理不彻底，一些应该取消的审批事项被合并或调整为审核、事前备案等，一些审批事项程序繁琐、时限长、办事效率低下。二是对行政审批设定管理不严，特别是对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管理不规范、随意性大。一些部门和地区利用“红头文件”、规章等，以登记、备案、年检、监制、认定、审定以及准销证、准运证等形式，变相设置审批事项。三是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还不健全，一些部门权力过于集中，同时承担审批、执行、监督、评价职能，权力滥用、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腐败现象屡有发生。[2]四是未从法律上明确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牵头部门和责任主体，致使该项改革因缺乏统筹协调的“主心骨”而难以深入。

从海南省的情况来看，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入，也面临一些问题与困难。其中有些问题是需要海南省自身研究解决的，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主要在省一级层面，市县区的改革进展参差不齐，有的是“形象工程”，有的是收发室和转运站，形成了省级审批办事方便、市县行政审批办事难的现象;[3]更多的问题则带有全局性、普遍性特点，如政务中心的法律地位不确定、法定职责不清晰、审批项目界定和划分困难、夹带审批难清理等问题，需要在深化全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尽快解决。

继续清减行政审批事项，从源头上规范行政审批权

行政审批是现代政府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行使行政权力的重要方式和基本内容。行政审批的权限设置、种类划分、数量多少、力度大小、程序安排等，都与政府的角色和功能定位直接相关。在“小政府、大社会”以及“弱政府、强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审批职能最低、审批事项最少，所谓“政府最好，管得最少”;在“大政府、小社会”以及“强政府、弱社会”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审批职能最强、审批事项最多，从火柴到钢材、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及。我国今天实行或试图实行的是“大政府、大社会”以及“强政府、强社会”的“第三种”管理模式，政府管理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据统计，我国近年来根据中央政府规范性文件设置的行政审批近850项，根据省级规范性文件设置的行政审批约500～1500项，最多的省份已超过2300项。在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管理总的方向是减少审批事项，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强化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和社会环境。政府管理应遵循的总原则是：坚持市场优先和社会自治原则，凡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行业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政府就不要设定行政审批;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就不要再搞前置审批。[4]然而，由于“大政府”和“强政府”的体制以及政府管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不确定性，加之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到位和行政法治的不完善，对政府部门有权有利的行政审批事项，往往被纳入政府部门“有所为”的范畴而成为清理、减少和调整的难点、“硬骨头”和“钉子户”，而对政府部门不利或小利的行政审批事项，则比较容易清理、减少和调整。换言之，就是行政审批项目清理还不够，清理掉的有许多是涉及面窄，与群众生产生活、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度较低的项目，而涉及面广，与群众生产生活、企业经营活动密切相关而且不符合生产规律要求的一些审批项目依然未得到清理。因此，前几轮全国行政审批事项的清、减、调，尽管产生了可观的数字和比例，某些“难点”项目也被清理掉了，但清、减、调的改革远没有触底，尤其是一些垄断领域、利润高的事项和权力寻租行为，不仅成为改革的盲区或禁区，在有的地方和部门甚至还被巩固和强化。更有甚者，部分审批事项在清理后摇身变为“形式审查”或“备案”，实质上是换个旗号变相审批，与国务院精简审批事项的要求背道而驰。

面对行政审批事项“清理难、减少难和调整难”的“三难”问题，应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解决。

第一，明确行政审批事项清理的重点。按照温总理的要求，下一步行政审批事项清理的重点是投资、社会事业和非行政许可审批等三个领域。对于投资领域，国家应当只批准或核准政府投资项目和关系经济安全、涉及整体布局和影响资源环境的项目;对于社会事业领域，应当放宽社会和私人资本进入的限制，打破垄断，扩大开放，公平准入，鼓励竞争;对于非行政许可审批领域，应当清理一些部门和地方利用“红头文件”、规章等对公民、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提出的限制性规定，对那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按法定程序设定的登记、年检、监制、认定、审定以及准销证、准运证等管理措施，都必须予以取消。应当明确界定非许可审批项目的概念和范畴，研究建立并严格执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设立制度，禁止以非许可审批变相审批的项目。

第二，依法设定和实施审批事项。行政机关设定任何审批事项都要于法有据，严格遵循法定程序，进行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审查论证;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应当通过公布草案、公开听证等方式广泛听取意见。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任何行政机关都不得设定或变相设定行政审批事项，尤其不得以“红头文件”等形式，增加公民、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责任和义务。应当进一步优化政府部门职能配置，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职能重复或相近的机构，应当整合归并;确实需要多个部门管理的，应当明确牵头部门，建立协调配合机制，防止多重审批和推诿扯皮。应当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中央政府重点加强对经济社会事务宏观管理，把更多精力转到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上;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直接面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具体管理服务事项，应当更多地交给地方政府。

第三，实施目录管理，制定和公布全国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依法规范行政审批事项，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及其他依法不予公开的审批事项外，应根据一定原则和权限，分别制定行政审批事项的国家部委目录、各省目录和全国总目录。这是一项基础工作，是全国行政审批事项的底数，可为审批事项的动态管理打下基础及提供依据。国家层面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目录管理后，取消、调整、下放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针对性会更强，对公开、清理、调整、统一、规范都有重要意义。国家各部委实施目录管理，应当按照“先条后块、条块结合”的顺序对项目进行清理，摸清“家底”。此外，应当将全国、国家部委和各省的目录向社会公开，使各种行政审批事项和所有审批权力一目了然。

实行目录管理是有效应对行政审批事项清理的关键技术。海南省政务中心依照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有关规定，制定了《海南省行政许可审批目录管理办法》，编制并公布了《海南省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目录》，其根本目的是对全省现有的审批事项进行调查摸底并有效分类清理，不合法的项目不能进目录，不进目录的不能再审批。根据《海南省行政许可审批目录管理办法》，海南省政务中心制定必须集中办理的审批项目标准，对进入目录的项目进行筛选，按照“应进必进”原则，继续推进审批项目的集中办理，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集中改革。按照《海南省行政许可审批目录管理办法》要求，各审批机关对目录中的每个项目编制《行政许可审批指导书》，对审批流程中的每个环节的条件、材料、操作方法、结果、例外处理、后续环节等进行详细规定。同时，把《行政许可审批指导书》相关内容公布在群众办事的相关网站和办事指南中，增加办事透明度;集成到网上审批系统和电子监察系统中，作为审批人员的操作标准和电子监察的依据，减少了自由裁量，加强了监督力度，实现了审批的法制化、标准化、信息化。

第四，进一步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并做好督导工作。应当根据市场经济的需求，坚持能下放就尽量下放的原则，进一步推动行政审批事权向具备相应公共管理能力的基层政府转移，实现行政审批管理体制向扁平化方向发展，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办事效率。海南省于2008年将197项行政审批权限下放，交由市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行使，同时成立了下放工作督察调研组，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及业务指导，保证了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顺利交接。

第五，加强对设立行政审批事项的监管。加强对设立行政审批事项进行监督和备案管理，及时纠正违反行政审批权限和程序、乱设立或者变相设立行政审批项目的行为。同时，应当增强行政审批项目的透明度和公开性，通过报纸网络等媒体向社会公布保留的项目，接受社会监督。

加强政务中心建设，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新平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地方政府就尝试引入政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政务中心”)模式，实行行政审批“一站式”办理。此后，集中行政审批权、实行统一受理办理行政审批事项的做法，得到了行政许可法的确认。近年来，不少地方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构建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和廉洁政府的改革过程中，积极探索政务中心新体制，创新行政审批管理模式，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中办发〔2011〕22号)指出，政务服务中心是实施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重要平台，凡与企业和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行政管理事项，包括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均应纳入服务中心办理，充分发挥服务中心作用，统筹推进政务服务体系建设。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创新行政审批服务方式，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加强政务中心建设，原则上实行一个部门、一级地方政府一个窗口对外。

搭建集中审批平台，成立政务中心，是各地的普遍做法。尤其是行政许可法颁布后，政务中心在服务理念、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领域、服务效能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明星工程，成为方便群众和企业、服务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个重要窗口和平台，对于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深受群众的欢迎和好评。

据统计，截至2011年，全国共建立政务服务中心2800多个。具体来看，各地政务中心大约有五种管理类型：第一种是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如海南省政务中心;第二种是作为政府办公厅(室)代管的二级机构或内设机构;第三种是作为政府议事协调机构的办事机构，如与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第四种是作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和挂靠政府有关部门(如发展改革委、监察局、招商局等)的事业单位;第五种是作为政府的工作部门，如长春市路园区民生工作局、成都市武侯区行政审批局把所有审批集中在一个部门。

从全国政务中心的实践运行状况来看，各地差异较大，大致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有的地方纳入政务中心的审批事项较少，大部分审批事项仍在政府各个部门办理。例如，有些行政职能部门以各种理由拖延或者拒绝进入政务中心，导致部分含金量高甚至收费较高的审批项目仍然在政务中心外审批，政务中心基本上流于形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往往成为“形象工程”。

第二种是有的政务中心只管受理申请和发放证照，政府各部门审批职能没有调整归并。例如，尽管有些行政职能部门在政务中心设了窗口，但是进入窗口的授权不到位，或者实质性授权不多，窗口只收申报材料，申报材料仍然要回部门审批，政务中心成为行政审批材料的收发室和转运站，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往往成为“半拉子工程”。

第三种是有的政务中心实现了多数审批部门、审批事项进驻，绝大部分进驻事项均能办理，形成了以政务中心为平台的高效、廉洁、便民的行政审批机制，政务中心成为同级政府的行政审批管理与服务机构，切实承担起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体角色。海南省政务中心作为第三种模式的代表，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样板工程”。

实践证明，建立政务中心相对集中进行行政审批，有利于规范行政审批权，提高行政审批的效率，增加行政审批的透明度，方便群众办事和监督。下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政务中心建设，应当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强化政务中心的集中审批。这里的关键词是“集中”。一般来讲，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有“两集中”和“三集中”两种模式。所谓“两集中”，是指审批人员和审批项目的相对集中。目前大多数地方实行的是“两集中”模式。所谓“三集中”，是指审批事项集中、审批权力集中、审批人员集中。审批事项集中是在不增加编制的情况下，各厅局设立专门的行政审批办公室，将原来分散在各处室办理的审批事项向行政审批办公室集中，其他处室不再具有审批职能;审批权力集中是由行政首长授权，将分散在各分管领导和业务处室的审批权力向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即“首席代表”)相对集中;审批人员集中是指行政审批办公室以及工作人员整建制向中心集中。“三集中”后各审批办拥有受理权和直接审批权，启用“行政许可专用章”，在政务中心的统一领导、组织、协调和监督下进行行政审批。从根本上防止和解决了政务中心窗口“只受不理”、“两头受理”、“多头办理”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海南省政务中心率先提出并实行“三集中”的模式。通过“三集中”，海南省实现了对行政审批事项和审批权的有序管理和科学整合，提高了依法行政水平，提升了行政审批效率。集中审批权，主要是审批权在审批机关内部以及从各审批机关向政务中心的集中。集中审批职能，主要是各部门将本部门所承担的行政审批职能和相关项目收费职能全部移交审批办;择优选配审批办工作人员，把政治素质高、业务熟、能力强、服务优的工作人员，集中到省政务大厅审批办窗口办公。另外，各审批机关行政首长要对作为审批办主任的“首席代表”依法委托授权，统一启用行政审批专用章。例如，海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共有49项审批事项，以前分散在7个内设处室，由3位领导分管，涉及53位审批工作人员，使用7枚专用章进行审批。进入省政务中心大厅后，49项审批事项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审批办11个工作人员办理一个窗口对外，“首席代表”全权审批，使用1枚审批专用章对外行使审批职能。从海南的经验来看，实行“三集中”之前，审批权过分集中于各委厅局一把手或分管领导手中，容易造成办事拖拉或个别人对审批工作的干预，产生腐败和权力滥用;实行“三集中”之后，大多数审批权从各委厅局一把手或分管领导手中移交给了审批办主任(首席代表)，把审批权推向窗口统一行使，接受多层监督实行“谁审批，谁负责”，各委厅局一把手或分管领导对被授权的审批办主任实行监督。“三集中”之前，几乎所有审批项目都会超出法定审批时限，“三集中”之后，在进入政务中心大厅办理的审批项目中，有60.9%规定了短于法定时限的承诺时限，而且绝大多数审批项目都能在比承诺时限更短的时间内完成，除改为即时办理的项目以外，承诺时限比法定时限提速最高达95.6%。以海南省商务厅为例，经过“三集中”改革，审批办件的按时办结率达100%，承诺办件的提前办结率达99.7%，并有83.8%的承诺办件转化为即时办件，大大提高了审批效率。

第二，创新政务中心的审批机制。审批机制是行政审批应当遵循的程序、时限和规则，是提高审批效率、降低审批成本、便民利民的保障。各地政务中心设计和实施的审批流程不尽相同，却大同小异，主要有四种办理审批机制。一是即时办理审批机制。即申请人递交申请后，材料齐全的项目，审批办当场或当天予以办结。目前，海南省政务中心大厅有29个单位采用这种审批机制，共有60项可以即时办理的审批项目，即时办件数占全部办件总量的84%。二是承诺办理审批机制。即对程序、条件相对复杂，或需组织现场勘察、专家评审、听证等不能即时办理的审批项目，根据项目审批条件和法律规定时限承诺办结。承诺审批分为政务中心内部循环审批和委托办理、分办督办两种类型。三是重点项目联合审批会议机制。即对需要多个行政职能部门做出审批意见的项目，设立重点项目联合审批会议协调机构，为申请人提供并联咨询，协调解决审批中的难点、部门间互相配合、前置审批和后置审批的衔接等问题。四是上报审批机制。此类机制适用于在政务大厅窗口受理初审、审核、审批办主任(首席代表)做出初审意见后需要报上级审批的项目。目前海南省共有217项需要上报的项目，其中需上报国家部委审批的192项，需上报省政府审批的25项，占总项目的17%。

在实行以上四种审批机制的基础上，海南省还在完善审批配套机制上有所创新：为解决审批“三集中”改革后审批与批后管理可能出现的“脱节”问题，审批办与各部门相关业务处室建立了协同工作及信息交流机制。审批中涉及监督、年检、事权下放的环节，审批办与业务处室协同办理，并按时、按标准交互审批结果等相关信息，确保审批与批后管理两项工作有效衔接。

第三，强化政务中心的服务功能。提供高效便利廉洁的审批服务是设立政务中心和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初衷。为此，各地根据国务院的原则要求，从本地的实际出发，创新服务方式，强化服务功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以海南省政务中心为例，它们推行政务大厅的“一站式服务”，创建了对外“四个一”(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一个窗口收费)和对内“五到位”(授权到位、机构到位、人员到位、职能到位、监督到位)的行政审批办理模式，[5]全面增强了政务中心的服务功能。在强化审批服务功能的过程中，区分审批事项的不同类型做出处理。首先，对于简单审批事项，实行窗口人员直接受理并办理。对于复杂审批事项，实行“一审一核”或“二审一核”办结制，做到办件不出政务中心大厅。其次，对于受场地、设施和设备限制，需要在大厅之外开展检验、勘察、听证、论证等环节的审批事项，各首席代表行使分办权和督办权，依靠会审会签、会议研究、委托评审、专家论证、检测检验等制度，保证项目按时公开办理，按法定审批时限承诺办结。再次，对于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门办理的审批事项，实行“首办责任制”，由首办窗口或政务中心协调相关部门按时办结。同时科学优化审批流程，推行并联审批。例如，对电子口岸入网许可事项，由海口海关审批办牵头省商务厅等六个相关部门进行并联审批。海口海关通过网上审批系统将申请材料发送给各部门同时进行审批，节约了大量审批时间。无论哪类审批事项，均须由行政审批办公室受理和办理，且受理、初审、告知、发证等行为均须在窗口完成。据统计，当前海南省政务中心内部循环即可办结的审批事项办件量占所有审批事项办件总量的88.7%。

第四，加强政务中心建设亟待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着力改善政务中心的法律环境。在现行法律体系和行政运行管理模式不变的情况下，对于政务中心的法律地位、行政主体和执法主体资格，政务中心与各行政职能部门的法律关系，政务中心与政务大厅的关系，政务中心的法律责任等问题，需要从法理、法律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解决。二是加强中央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务中心建设的领导。国家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顶层设计和领导实施的职能交给监察部，而不是国务院，没有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也没有设立国务院的政务中心，使这项改革在中央和地方层面都缺乏应有的力度，地方政务中心履行职能面临“小马拉大车”的困局，对于这些体制性问题，国家应当尽快研究解决。

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全面推行网上行政审批

网上审批是对政务中心大厅审批的延伸和拓展，是政务中心加强电子政务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务院要求，应当大力推行和规范网上审批，推进行政审批公开，把审批事项、审批程序、申报条件、办事方法、办结时限、服务承诺等在网上公布，实行网上公开申报、受理、咨询和办复。

推行网上审批的必要性。在政务中心实体大厅审批的基础上推行网上审批，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扩展政务中心办事大厅的实体空间(场地)，以便使更多的行政职能部门和行政审批事项“应进全进”到政务中心;二是有利于提高政务中心大厅行政审批的效能，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明显提高政务中心大厅行政审批的效率;三是有利于群众咨询、申报和办理审批事项，监督审批过程，更好实现便民审批和为民审批;四是有利于深化政务中心的机制改革，强化对行政审批的内部监督、过程监督和外部监督，有效防止审批腐败，实现廉洁审批。

在推行网上审批的过程中，有人认为只需要建实体大厅审批就能解决问题，不用搞网上审批;有人认为只需要实行网上审批就够了，不用建政务中心的实体大厅;还有人认为应当先建政务中心的实体大厅，再建网上审批的虚拟大厅，从而实现有形大厅与无形大厅相结合。事实表明，只建虚拟大厅而无实体大厅，不仅使网上审批缺乏基本的运行载体，而且无法有效解决办事群众“跑多门”的问题，无法达成审批事项集中办理的规模效应;只建实体大厅而无虚拟大厅，审批工作就缺乏丰富的科技手段延伸，无法实现政务服务的全天候覆盖。“两个大厅”缺少任何一个，都不利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海南省政务中心的实践证明，把政务中心的实体大厅与网上审批的虚拟大厅结合起来，无缝对接，相互补充，彼此配合，相得益彰，可以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层面的申办需求，能够更好地发挥“一班审批人马”、“两个政务中心”的作用，从而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

建立网上审批的电子政务平台。以电子政务平台为依托的网上审批虚拟大厅，保证了群众在网上办事如同在实体大厅办事一样，享受同样便捷、高效和人性化的服务，同时又突破时间、空间和人情因素的制约，成为“全天候”的服务型政府。上海市推行网上审批，建立面向企业与市民的网上公开、网上申报、网上预审的网上办事大厅;实现数据共享，通过网上信息交换，建立诚信体系。

根据海南省政务中心的经验，加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电子政务建设，应当着力建设“五位一体”的电子政务平台：一是建设项目管理平台，将审批事项的集中管理、清理下放、集中审批等规范化、常态化;二是建设网上审批平台，将行政审批流程各环节的具体要求整合到审批平台中，实现按照审批实际情况定制审批流程;三是建设网上电子监察平台，实现对审批过程网上全程监督;四是建设网上办事平台，方便群众办事，使群众足不出户即可申请行政审批，咨询审批业务，查询办理结果或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五是建设政务公开平台，将群众关心的通知公告、政策法规、审批条件、程序时限等全部予以公开。海南省政务中心推行的是“五位一体”的电子政务平台，自2011年1月开展网上审批试点以来，迄今已办理网上审批办件74600件，占全部审批办件量的48%，[6]明显提升了行政服务的效率和水平。

完善网上审批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随着下放审批事项的增加，国家应当建立部、省、市、县的四级行政审批联网，通过审批网络系统实现远程申报和信息共享，开展网络审批，层层把关，全程监督，以减少各个层级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减少审批备案环节，提高审批效率。第二，不断提高网上审批的电子化、技术化、数字化水平，减少人情和权钱干扰影响因素，制定统一的审批项目、审批标准和审批程序，开发统一的审批平台软件，并配备相应硬件设施，促进行政审批系统标准化、规范化和便捷化，形成统一高效的多级网上联动审批系统。第三，对行政审批工作人员和申请审批的群众进行培训，提高他们对网上审批的认识，适应网上审批的要求，掌握网上审批的操作技能，通过网络实现对行政审批的管理、服务、申报和监督。第四，研究制定网上审批的法规及标准，将网上审批纳入行政许可法律框架，从法律上对网上审批效力予以确认，明确网上审批过程中申请人及审批人员的权力和责任，完善电子签名、电子档案法规等网上审批相关法律配套。

强化监督制约，确保廉洁高效审批

行政审批是最容易设租寻租的行为，在分散行使审批权的管理体制下，行政审批容易成为腐败高发易发的主要环节。个别部门、少数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审批权，以权谋私、滥用权力、权钱交换、吃拿卡要，违背了法治政府的原则和政府管理的宗旨，损害了国家和公众的利益，损害了行政管理机关的形象。在政务中心集中行使审批权的新平台上，减少审批项目，规范审批行为，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强化对审批行为的监督，有利于从源头上减少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有利于保证行政审批权的廉洁行使。

集中审批权需要加强监督制约。从理论上讲，权力集中容易产生腐败，绝对集中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但是，我国以政务中心建设为平台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权力集中与分权制衡、监督制约相结合的改革，是行政审批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意义上权力集中的改革，是追求高效廉洁便民利民的改革。这种“集中”与“分权”统筹安排的改革机理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各审批职能部门内部，将审批权中的“所有权”保留于原权力主体(行政职能部门)，行政审批所有权的性质和归属不变，只是将审批权中的“经营权”从行政职能部门及其负责人手中分离出来，相对集中于政务中心大厅运行，实现审批经营权的集中行使和科学配置。这一改革，形式上是相对集中审批权，实质上是改变了过去审批权集中于个别领导的局面，通过审批权的科学配置，形成对审批权行使过程的有效监督机制。由于审批权被从原来各行政职能部门的处室剥离出来向审批办集中，进而向政务中心大厅集中，原处室的职能由过去侧重行政审批转变为主要制定规划、调查研究、拟定政策措施、加强监督检查，从而形成了决策、执行、监督适度分离而又相互制约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二是在政务中心大厅内部，强调对审批权进行适度分权制衡，强化对行政审批权的监督制约，消除因审批权集中运行而可能滋生腐败的体制机制因素。实行集中审批后，所有审批业务由审批办一个窗口对外，对办理条件、所需材料等实行一次性告知，审批办主任、各行政职能部门及其处室不接触申请人，对审批业务人员与申请人实行物理和制度双重隔绝，有效监督制约了行政审批权的行使。同时监察部门在政务中心设置行政效能监察室，对审批程序、办理时限、服务质量等实施全程“嵌入式”监控。

三是将集中于政务中心的审批权进行分解和分工，形成审批过程各个环节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解决审批权在业务处室乃至审批办内部的权力制衡问题。部分项目由于受场地、设施、技术等条件的限制，需要在大厅之外采取委托办理、分办督办模式的，审批办将其授权给相关业务处室办理，审批办则牵头并利用网络对各业务处室进行督办。例如，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审批办推行“项目集中、过程委托、网上审批、统一监管”的审批模式。审批办负责对每个审批件和每个审批环节进行跟踪监督，向承办处室进行电话督办和发送《审批项目督办通知书》进行书面督办（图略）。

权力越是集中，越是需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在对行政审批权进行监督制约方面，应当进一步健全行政审批的监督体系，不仅充分发挥专有机构的监督作用，而且积极发挥公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使各方面的监督形成合力;进一步完善对行政审批的制衡机制，通过事前和事中监督，建立重大责任审批、合法审核等会议制度，加强监督的针对性，防止决策失误、权力失控和行为失范，杜绝行政审批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进一步完善行政审批的监察制度，建立具有适时监控、预警纠错、信息服务、投诉处理等多种功能的行政审批监察系统，增强监督的实效;进一步加强事后监督，严格执行行政审批责任制，追究违法审批者的法律责任。

强化行政审批的政务公开。公开透明是防止公权力腐败的有效手段，是监督制约行政审批权的重要原则。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应当根据“应公开全公开”的原则，全面推进行政审批的政务公开，将审批事项、主体、依据、条件、时限、程序、收费依据、收费标准等全方位向社会公开，阳光操作，增强群众对审批事项办理的预期性，便于社会监督;应当根据行政审批的服务质量承诺书，加强服务审批标准化，明确服务标准及时限，优化审批流程，向社会公开。

海南省的改革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行政审批政务公开、阳光操作的有益经验。为了全面实现行政审批政务公开，海南省政务中心建立政务公开平台，组织34个审批办对每个审批项目编制办事指南，制定示范文本、申请表格，提供数十台自助查询电脑，通过中心和政府各部门网站、新闻媒体、办事卡片、电话、邮件等多种方式，对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名称、法律依据、申请条件、申报材料、办理程序、审批进度、承诺时限、收费依据等进行“八公开”，项目办理结果都通过中心网站、手机短信、现场LED屏幕、触摸查询机等进行公布，极大方便了群众办事。

强化网络电子监察。据统计，全国31个省(区、市)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电子监察工作，海南、浙江、上海、湖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实现了省、市、县三级联网监察。海南省政务中心行政审批系统与34个进驻单位实现远程联网，进驻单位领导与相关处室可远程登录审批系统查询审批情况、监督审批工作。政务中心还对27个进驻单位进行视频联网，公开审批办工作人员工作作风、服务态度、在岗情况和办事效率，委厅局领导可对进驻中心大厅的审批办工作人员进行实时监督。同时，各界群众、新闻媒体、各级人大及政协代表可借助海南省政务中心网站，对审批工作进行在线监督投诉，建言建议等，使监督主体更加丰富，监督方式更加立体。

从地方的实践来看，目前一些地方的网络电子监察，主要还是局限于对限时办结情况和投诉受理的监督，还应当强化对行政审批合法性、规范性的监督。下一步应当集中人员、资金和技术等资源，努力攻克技术难题，打造先进完善的网上审批平台和电子监察平台，将审批项目的各项内容、各个环节、各种程序固化在网上，推行标准化审批和监督，减少审批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实现用技术促服务、用技术促监督。

李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研究方向：法理学、立法学、比较立法学、法治理论、宪政民主理论等。主要著作：《立法机关比较研究》、《法制的理念与行为》、《立法理论与制度》、《法治与宪政的变迁》、《走向宪政的立法》等。

【注释】

[1][2][4]参见温家宝总理2011年11月14日《在全国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3]李林主编：《中国法治蓝皮书(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81页。

[5]参见海南省《关于34个单位776项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事项集中在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的决定》(琼府〔2007〕69号)。

[6]据海南省政务中心审批系统统计。

第四篇：反不正当竞争法缺陷完善

反不正当竞争法缺陷完善

（一）应增加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进一步拓宽执法的范围

法律的稳定性相对于法律所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动性、灵活性而言是滞后的。法律一旦制定就具有稳定性，而社会经济关系则是在不断变化的。在国外，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其广泛且不确定而著称。我国经济体制正处于转轨变型时期，旧的体制正在消失，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形成。这种新旧体制交替在竞争秩序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导致许多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出现。我国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根据当时经济领域不正当竞争的情形，只规定了十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每种行为都有明确的适用界定，致使许多新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无法纳入到现行法律的调整范围。十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也限制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商标、专利、版权法的后盾法的作用的发挥。人们曾形象地把传统知识产权的三项主要法律(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比作三座浮在海面上的冰山，而把反不正当竞争法比作在下面托着这三座山的海水，商标、专利、版权法管不到的违法行为，由《反不正当竞争法》来管。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虽然为专利法保护不到的发明创造提供了更宽保护，但仍比较弱。而如何在版权法之外提供更宽的保护,还没有相应的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本应保护到商标法所管不到的违背诚实信用的商业行为，仅以假冒他人注册商标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为例，既不是《商标法》的调整对象，也不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范围，影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效力的发挥。

为了弥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不足，一些地方性法规细化、拓展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范围。但是，按照《行政处罚法》第11条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因此，建议在修订和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时，第一，对不正当竞争行为采取概括加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一般条款，并为一般条款设置相应的罚则，以适应纷繁复杂的现代经济生活，同时也避免以行政立法、地方立法、部门立法修改基本法律之嫌。第二，设定兜底条款，及时规范经济生活中新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为了防止行政执法的随意性影响统一的市场体系的确立，可以采取提高认定机关等级的办法予以限制，以此增强对各种新出现的或者将会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控制力，促进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扩大执法权限，强化查处力度，保障反不正当竞争行为主管机关有效实施行政职权 目前，作为反不正当竞争行为主管机关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案件时，往往显出执法职权和执法手段力度不够，缺乏扣留、查封、强行划拨等强制手段，因此，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尤其是查处假冒、仿冒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往往避开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而最大限度地适用具有强制措施的《投机倒把行政行为处罚暂行条例》。严格地讲，这是违背适用法律优先于行政法规原则的。以致有人把《反不正当竞争法》比喻为“给枪不给子弹”的法律。执法手段太弱严重影响了行政执法的效果。为解决执法手段的不足，有的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与公、检、法部门联合执法，借用他们的执法手段进行执法。这些做法既不符合法治原则，也大大增加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执法成本。另外，国家立法机关在赋予行政执法机关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保全措施方面，采取了高门槛的授权原则。如《商业银行法》第30条规定，对单位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个人冻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行政处罚法》第51条规定，根据法律规定工商管理机关有权将查封、扣押的财务拍卖或者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这样一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据地方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规定的查封、扣押、划拨等行政强制措施进行办案，将又会陷入困难的境地。

因此，解决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手段“软”的问题，最终要在修订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时，赋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拥有对涉嫌反不正当竞争行为人、相关人询问和要求提供有关证明材料的权利；对其有关的协议、帐薄、凭证和其他资料有查询、复制权，对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人的财物，有查封、扣押权。在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过程中享有调查权、证据保全权，并明确规定阻碍执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样就消除了长期以来有些单位和个人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能否扣押、查封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人财物的疑问、指责和行政应诉中的困惑。另外，还应赋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查询不正当竞争行为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必要时，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冻结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使工商部门在执行《反法》过程中，能够发挥拳头作用，更好的打击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

（三）加重法律责任，增强追究法律责任的可操作性，增加查处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的深度

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显然都属于侵权的民事责任，采用的也是一般民事责任，仅是让行为人无利可图，当前已明显不足以震慑不正当竞争行为人。应考虑对恶性严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从法律上规定其承担“加重民事责任”或“惩罚性民事责任”，并明确加重或惩罚赔偿的幅度，以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护其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斗争的积极性。

1、要弥补追究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空白点。《反不正当竞争法》将低于成本销售、搭售以及商业诋毁行为等列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但未规定相应罚则，使追究这些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出现“真空”状态。

2、要健全对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种类。《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有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只规定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最高罚款10万或20万的处罚，没有规定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产生了有些经营者为了获取高额利润，愿意接受罚款的现象。

3、对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人的罚款数额依据，由规定的按违法所得单一标准改为按违法经营额和违法所得双重标准计算，提高追究违法行为人法律责任的可操作性。实践中，违法行为人由于种种原因，如为逃避打击故意低价销售或确实因经营不善，未有盈利，甚至亏损，有的案件在调查时，违法行为人不提供物品购销发票及成本核算、销售价格等计算违法所得的证据，因此，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其违法所得无法核实、难以计算。增加了以违法经营额计算罚款依据，不仅可以加重追究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而且比较简便、易操作。

4、在法律制裁体系中，刑事处罚是其他法律制裁包括行政处罚的保障。正如法国著名启蒙学家卢梭所言：“刑法在根本上与其说是一种特别法，还不如说是其他一切法律的制裁力量。”为及时准确地惩罚犯罪，实现刑法的社会防卫功能，应进一步明确界定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罪与非罪的标准。根据当前市场竞争的立法现状和发展前景，将情节严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罪名并规定法定刑罚，以加大打击不正当竞争犯罪行为的力度。

（四）进一步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在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但执法实践中，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压力也往往来自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应明确赋予工商部门独立的执法权限，当工商机关在遇到来自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权力、干扰执法时，应及时将案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和上级政府备案，并以上一级工商机关的名义共同办案；必要时，也可以采取上级督办、交叉办案、联合办案等方式进行。同时，《反不正当竞争法》还应明确上级政府制止地方保护主义的职责，规定具体的责任追究权限和下级政府不作为的惩处条款，使那些惯于搞地方保护的单位和直接责任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与其他部门法相比，《反不正当竞争法》具有更为灵活、开放的体系结构，在其他部门法对我国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还不能及时应对、规范和整顿时，通过不断的完善该法，可以更全面的保护广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通过该法对进一步鼓励和保护公平交易，特别是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障我国入世后市场经济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五）相关法律竞合、冲突现象普遍，造成《反法》的适用困难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而在具体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实践中，执法人员却发现与该法相竞合的法律诸多，单项立法肢解《反法》的问题严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比如：《建筑法》规定建筑工程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价格法》规定低价倾销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由政府物价部门监督检查；《招标投标法》规定招标投标的业务主管部门和项目审批部门对招标投标行为监督管理等等。这些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相竞合的法律法规在具体禁止某几类不正当竞争行为上，又有其针对性的制约处罚条款，而这些法律法规的执法主体又非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因此在实践办案中，针对不正当竞争的定性处罚问题，容易造成执法主体混乱不清，职责不明的现象。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雷世均代表曾经指出：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赋予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唯一执法主体，造成执法主体多元，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出现有法难依的问题。由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违反了市场经济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违背了公认的商业道德，虽然市场经济的其它法律法规对其违法行为有所规范，但行政执法权应集中于一个执法主体，执法主体的多元化，常常导致多头执法。单项立法蚕食、肢解了《反法》的内容，动摇了其作为经济宪法、竞争秩序基本法的地位，形成了新的行业和行政壁垒，不利于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监管和发展。

（六）行政干预大，有法难依

一是地方保护主义制约和阻滞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正常执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各自的利益，采取市场封闭管理的做法，限制了商品的正常流通。二是公用企业普遍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工商部门依法查处

难。三是执法水平低，监管手段不适应。目前工商部门监管市场的方式、方法、手段比较陈旧，人员素质有待提高；办案经费严重不足，交通、通讯设备匮乏，且在公平交易执法中存在的调查难、取证男、定性难等问题，一时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导致执法效率低下，执法效果有限。四是部门协作办案不够。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有的部门因利益驱使，该配合不配合，该移交的案件不移交，甚至有的一罚了之。

第五篇：浅析《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缺陷及其完善

浅析《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缺陷及其完善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06-07-24 10:21:00 ]作者：刘晓丽编辑：凌月仙仙 论文摘要

作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开始建立标志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出台6年多了。行政执法的实践表明，《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鼓励公平竞争，反对不正当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其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缺乏总则条款，法律规范过于原则、抽象，内容涵盖不完整，操作性差；对市场中出现的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难以规制，缺乏调控力；行政强制措施及调查取证手段不适应有效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需要；法律责任制度不完善，无法有效遏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相关法律竞合、冲突现象普遍，造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困难；行政干预大，有法难依等。应采取如增加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进一步拓宽执法范围；扩大执法权限，强化查处力度，保障反不正当竞争行为主管机关有效实施行政职权；加重法律责任，增强追究法律责任的可操作性，增加查处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的深度；进一步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等措施加以完善。关键词：反不正当竞争法 问题对策

1993年9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下称《反不正当竞争法》），并于1993年12月1日开始施行。十年来，该法对于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层出不穷的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法表现出的问题日益突出，如缺乏可操作性，对经济领域中出现的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缺乏周密规范，对不正当竞争行为查处力度不够等，最终给具体的行政执法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同时也无法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促进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就使得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迫在眉睫。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总则条款，法律规范过于原则、抽象，内容涵盖不完整，操作性差

这部法律明确将11种行为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而那些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的行为就不能被视为不正当竞争。然而，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特别是人们不可能预见到未来出现的所有不正当竞争行为，为了能够及时阻止这样的行为，法律上就应当有一个一般性的规定，或者称为总则性的条款。即便法律对某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明确做出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法院仍然可以使用总则性条款来处理案件。这即是说，总则性条款既可起到“兜底”的功能，弥补其他条款的不足之处；又具有和其他条款“竞合”的功能，即它们和具体行为的条款不是相互排斥的。

1、该法对不正当竞争行为概括不完整

该法忽视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本质特征，对实际执法工作约束较大，对实践中出现许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具有不正当竞争性，但不属于其所列的11种行为无法规制。比如传销活动就应被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传销是指行为人在商业交易中，由本人或通过其他人从事的以许诺给予好处的方式促使非商人购买商品或者服务的行为。传销的特点是，参加人得付出一定的代价，以取得推销商品或者服务或者介绍他人参加传销活动的权利，并由此获得佣金或者其他经济利益。这种靠“套人头”，及依靠那种“你不花一分钱，却能享受高额回报”的蛊惑人心的宣传的经营方式当然违背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是不正当竞争行为。

2、该法对行为主体的概括不完整

该法设定的行为主体是“经营者”，不能囊括现实中参与竞争和对竞争秩序有影响的主体。

3、对禁止性行为的规定过于原则，概念含糊，不易掌握

如对“低于成本”、“质次价高”等概念的内涵外延不明晰，实践中难以操作。再如，对“商品的质量”以外的企业信誉、能力、交易条件等作虚假宣传的，以及对商品有关的信息应告知而不告知等引人误解的宣传行为不能涵盖。而在实践中，企业信誉等无形资产的误导、虚假宣传，其后果更为严重，影响更为恶劣。

（二）对市场中出现的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难以规制，缺乏调控力

《反法》对诸如恶意利用专利，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装潢，以专利权对抗包装、装潢的在先使用权；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外观结构形状；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标志、图形、文字代号，造成对商品来源产生误认；利用有奖活动从事不正当竞争；以对比广告影射、诋毁竞争对手；利用网络技术在互联网、电子商务中从事不正当竞争；利用不正当手段阻碍他人之间的交易，抢占客户等行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商标与互联网域名的冲突问题；以及强买强卖行为、交易条件、交易行为的欺诈行为等等缺乏调控力。

（三）行政强制措施及调查取证手段不适应有效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需要

法定行政措施缺乏法律保障手段，实施起来软弱无力。《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监督检查部门在调查取证中的询问、查询、复制、检查等权力，但未明确授予查封、扣押财产等强制措施权。这种行政处罚权与行政强制执行权相分离，使工商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后，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工商机关执法的严肃性、权威性，无形之中放纵和助长了不正当竞争行为。

（四）法律责任制度不完善，无法有效遏制不正当竞争行为

《反不正当竞争法》虽对低价倾销行为、搭售行为、商业诋毁行为作了禁止性规定，却无行政制裁手段，没有设定相应的罚则。对行为人、利害关系人及证明人拒绝提供资料没有设定其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同时，部分条款罚款金额难以计算，计罚标准不科学，处罚幅度不合理，且一些罚则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处罚下限过高，罚额幅度大给准确执罚带来难度。

（五）相关法律竞合、冲突现象普遍，造成《反法》的适用困难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而在具体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实践中，执法人员却发现与该法相竞合的法律诸多，单项立法肢解《反法》的问题严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比如：《建筑法》规定建筑工程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价格法》规定低价倾销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由政府物价部门监督检查；《招标投标法》规定招标投标的业务主管部门和项目审批部门对招标投标行为监督管理等等。这些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相竞合的法律法规在具体禁止某几类不正当竞争行为上，又有其针对性的制约处罚条款，而这些法律法规的执法主体又非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因此在实践办案中，针对不正当竞争的定性处罚问题，容易造成执法主体混乱不清，职责不明的现象。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雷世均代表曾经指出：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赋予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唯一执法主体，造成执法主体多元，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出现有法难依的问题。由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违反了市场经济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违背了公认的商业道德，虽然市场经济的其它法律法规对其违法行为有所规范，但行政执法权应集中于一个执法主体，执法主体的多元化，常常导致多头执法。

单项立法蚕食、肢解了《反法》的内容，动摇了其作为经济宪法、竞争秩序基本法的地位，形成了新的行业和行政壁垒，不利于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监管和发展。

（六）行政干预大，有法难依

一是地方保护主义制约和阻滞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正常执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各自的利益，采取市场封闭管理的做法，限制了商品的正常流通。二是公用企业普遍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工商部门依法查处难。三是执法水平低，监管手段不适应。目前工商部门监管市场的方式、方法、手段比较陈旧，人员素质有待提高；办案经费严重不足，交通、通讯设备匮乏，且在公平交易执法中存在的调查难、取证男、定性难等问题，一时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导致执法效率低下，执法效果有限。四是部门协作办案不够。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有的部门因利益驱使，该配合不配合，该移交的案件不移交，甚至有的一罚了之。

二、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对策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机制逐步与国际接轨，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已成为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绊脚石”。为此，通过立法手段制止可能产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已经成为建立规范、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的首要任务。加快《反法》的修订进度。要从明确执法主体、统一执法职能、改变多头执法的状况入手，解决法律依据的欠缺问题；要对现行涉及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相关的法规进行全面清理，废除《反法》中的除外规定，解决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前后矛盾、相互竞合等问题，以此建立科学统一、独立执法的反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体系。同时，要进一步加快司法和行政解释出台的进度，从被动答复到主动制订，及时完善《反法》现有的配套规章和出台对应的实施细则，以此细化《反法》的实用操作条款。

（一）应增加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进一步拓宽执法的范围

法律的稳定性相对于法律所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动性、灵活性而言是滞后的。法律一旦制定就具有稳定性，而社会经济关系则是在不断变化的。在国外，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其广泛且不确定而著称。我国经济体制正处于转轨变型时期，旧的体制正在消失，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形成。这种新旧体制交替在竞争秩序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导致许多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出现。我国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根据当时经济领域不正当竞争的情形，只规定了十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每种行为都有明确的适用界定，致使许多新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无法纳入到现行法律的调整范围。十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也限制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商标、专利、版权法的后盾法的作用的发挥。人们曾形象地把传统知识产权的三项主要法律(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比作三座浮在海面上的冰山，而把反不正当竞争法比作在下面托着这三座山的海水，商标、专利、版权法管不到的违法行为，由《反不正当竞争法》来管。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虽然为专利法保护不到的发明创造提供了更宽保护，但仍比较弱。而如何在版权法之外提供更宽的保护,还没有相应的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本应保护到商标法所管不到的违背诚实信用的商业行为，仅以假冒他人注册商标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为例，既不是《商标法》的调整对象，也不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范围，影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效力的发挥。

为了弥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不足，一些地方性法规细化、拓展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范围。但是，按照《行政处罚法》第11条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因此，建议在修订和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时，第一，对不正当竞争行为采取概括加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一般条款，并为一般条款设置相应的罚则，以适应纷繁复杂的现代经济生活，同时也避免以行政立法、地方立法、部门立法

修改基本法律之嫌。第二，设定兜底条款，及时规范经济生活中新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为了防止行政执法的随意性影响统一的市场体系的确立，可以采取提高认定机关等级的办法予以限制，以此增强对各种新出现的或者将会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控制力，促进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扩大执法权限，强化查处力度，保障反不正当竞争行为主管机关有效实施行政职权 目前，作为反不正当竞争行为主管机关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案件时，往往显出执法职权和执法手段力度不够，缺乏扣留、查封、强行划拨等强制手段，因此，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尤其是查处假冒、仿冒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往往避开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而最大限度地适用具有强制措施的《投机倒把行政行为处罚暂行条例》。严格地讲，这是违背适用法律优先于行政法规原则的。以致有人把《反不正当竞争法》比喻为“给枪不给子弹”的法律。执法手段太弱严重影响了行政执法的效果。为解决执法手段的不足，有的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与公、检、法部门联合执法，借用他们的执法手段进行执法。这些做法既不符合法治原则，也大大增加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执法成本。另外，国家立法机关在赋予行政执法机关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保全措施方面，采取了高门槛的授权原则。如《商业银行法》第30条规定，对单位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个人冻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行政处罚法》第51条规定，根据法律规定工商管理机关有权将查封、扣押的财务拍卖或者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这样一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据地方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规定的查封、扣押、划拨等行政强制措施进行办案，将又会陷入困难的境地。

因此，解决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手段“软”的问题，最终要在修订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时，赋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拥有对涉嫌反不正当竞争行为人、相关人询问和要求提供有关证明材料的权利；对其有关的协议、帐薄、凭证和其他资料有查询、复制权，对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人的财物，有查封、扣押权。在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过程中享有调查权、证据保全权，并明确规定阻碍执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样就消除了长期以来有些单位和个人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能否扣押、查封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人财物的疑问、指责和行政应诉中的困惑。另外，还应赋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查询不正当竞争行为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必要时，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冻结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使工商部门在执行《反法》过程中，能够发挥拳头作用，更好的打击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

（三）加重法律责任，增强追究法律责任的可操作性，增加查处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的深度

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显然都属于侵权的民事责任，采用的也是一般民事责任，仅是让行为人无利可图，当前已明显不足以震慑不正当竞争行为人。应考虑对恶性严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从法律上规定其承担“加重民事责任”或“惩罚性民事责任”，并明确加重或惩罚赔偿的幅度，以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护其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斗争的积极性。

1、要弥补追究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空白点。《反不正当竞争法》将低于成本销售、搭售以及商业诋毁行为等列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但未规定相应罚则，使追究这些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出现“真空”状态。

2、要健全对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种类。《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有些不正当竞

争行为，只规定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最高罚款10万或20万的处罚，没有规定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产生了有些经营者为了获取高额利润，愿意接受罚款的现象。

3、对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人的罚款数额依据，由规定的按违法所得单一标准改为按违法经营额和违法所得双重标准计算，提高追究违法行为人法律责任的可操作性。实践中，违法行为人由于种种原因，如为逃避打击故意低价销售或确实因经营不善，未有盈利，甚至亏损，有的案件在调查时，违法行为人不提供物品购销发票及成本核算、销售价格等计算违法所得的证据，因此，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其违法所得无法核实、难以计算。增加了以违法经营额计算罚款依据，不仅可以加重追究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而且比较简便、易操作。

4、在法律制裁体系中，刑事处罚是其他法律制裁包括行政处罚的保障。正如法国著名启蒙学家卢梭所言：“刑法在根本上与其说是一种特别法，还不如说是其他一切法律的制裁力量。”为及时准确地惩罚犯罪，实现刑法的社会防卫功能，应进一步明确界定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罪与非罪的标准。根据当前市场竞争的立法现状和发展前景，将情节严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罪名并规定法定刑罚，以加大打击不正当竞争犯罪行为的力度。

（四）进一步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在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但执法实践中，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压力也往往来自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应明确赋予工商部门独立的执法权限，当工商机关在遇到来自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权力、干扰执法时，应及时将案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和上级政府备案，并以上一级工商机关的名义共同办案；必要时，也可以采取上级督办、交叉办案、联合办案等方式进行。同时，《反不正当竞争法》还应明确上级政府制止地方保护主义的职责，规定具体的责任追究权限和下级政府不作为的惩处条款，使那些惯于搞地方保护的单位和直接责任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与其他部门法相比，《反不正当竞争法》具有更为灵活、开放的体系结构，在其他部门法对我国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还不能及时应对、规范和整顿时，通过不断的完善该法，可以更全面的保护广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通过该法对进一步鼓励和保护公平交易，特别是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障我国入世后市场经济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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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学政．完善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的思考，（J）工商行政管理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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