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反垄断法第一案
中国反垄断法第一案
８月１日反垄断法实施的第一天，北京４家防伪企业将国家质检总局诉到法院，成就了反垄断法第一案。为什么不是微软等国际巨头，不是铁路等垄断行业，却是与垄断很有些距离的质检总局？
国家质检总局要求，从７月１日起，食品、家用电器、人造板、电线电缆、农资、燃气用具、劳动防护用品、电热毯、化妆品９大类６９种产品要加贴电子监管码才能生产和销售。４家防伪企业的诉状称，国家质检总局在推广电子监管网过程中，参股组建“中信国检”公司，未经公开招投标程序即委托该公司运营电子监管网业务，并强制企业入网向该公司交纳费用。４家企业认为，质检总局的上述行政行为使“中信国检”形成了独家垄断地位，严重损害了原告的竞争权利。按照原告律师的说法，除反垄断法之外，质检总局还涉嫌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招投标法等法律。
本案原告律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称，4家企业提起诉讼第二天，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副司长严冯敏、中国防伪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培芝以及正、副秘书长即约见4家企业的代表和他，希望4家企业撤诉，提出以其他方式协商解决。
周泽和北京兆信公司副总经理龙刚告诉记者，他们当即回应总局，表示不会撤诉，“除非质检总局终止违法行为，并对我们之前的损失做出补偿。”事后严冯敏表示，将把他们的要求汇报给总局，再进行研究。
恰逢反垄断法生效，这桩官司也许在无意间成为反垄断第一案。但是很显然，这远远超出了此前一些媒体的预料。行政垄断一直被视为反垄断法的软肋，甚至在草案审议的过程中，还出现过被整章删除的波折。官员专家称我国并不存在行政垄断问题，听上去仿佛很惊骇，其实绝非虚构。至于垄断行业，因为本已有“只反垄断行为，不反垄断行业”的说法，加之有法理上具备优先效力的部门法护身，在反垄断第一案的猜想名单中无一入围并不奇怪。把虚拟的第一被告荆棘之冠加于微软、英特尔头上，其实不过是惯常的逻辑分析的结果。
如此说来，质检总局成为反垄断第一案的被告，果然是违背逻辑的偶然结果吗？其实不是。中国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推进反垄断的，因此中国的反垄断必然表现出独特之处。国际通行的反垄断法有所谓“三大支柱”的说法，即禁止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率、经营者集中控制。中国反垄断法除此之外，开创性地加入了“防止利用行政权利排除限制竞争”的内容。这样的立法成果绝非凭空创新，而是考虑到经济社会实情和民众感受，并经过多方博弈的结局。“火车票退票费永不退场”所展示的行业性垄断，“红头文件推销地产酒”所代表的地方性垄断，高昂拖车费所揭露的行政强制交易，是市场之痛也是民众之忧。
有人甚至断言，反垄断的核心就是反行政垄断。对错姑且不论，它所表露的倾向性却值得重视。清华大学教授王保树就认为，“行政垄断的危害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亚于经济垄断，甚至在某些领域比经济垄断更甚。”某门户网站一项调查显示，网民选定的《反垄断法》诉讼第一被告是行政性垄断企业的，占了７０．９７％的比例。可以说，对行政垄断的潜在忧虑不容忽视。质检总局成为反垄断第一案的被告，是中小企业和公众强烈关注行政垄断的必然反映。
但是必须看到，这种关注和选择又充满了疑虑。有学者分析反垄断法时，曾将反行政垄断的内容称为“没有牙齿的老虎”。一个明显的体现在于，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行政垄断并无执法权，它所能做的仅仅是对违法行政机关的上级提出处理建议。在如此这般的弱势情境中，维权者必然瞻前顾后。这大约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是行政垄断，平时广受诟病的强势垄断行业没有成为“第一”，相对远离垄断嫌疑的质检总局反倒显山露水了。比之难以撼动的行业垄断，一例偶发式的行政垄断案件或有胜算的若干几率？原告大概这样看，我们也不妨拭目以待。
进展：法院认为超过诉讼时效，于9月5日裁定不予受理。原告表示要继续上诉。
第二篇：中国文物被盗第一案
1992年9月18日，位于六朝古都的河南开封博物馆，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馆藏69件、总价6亿元的明清时期珍贵文物盗窃案，国外媒体将其称为“惊天巨案”，堪与卢浮宫“蒙娜丽莎的微笑”油画被盗案比肩，国际刑警组织将该案列为世界十大文物案件之首。后来，警方历时4个月，终于将8名案犯抓获，失窃文物全部缴获，4名主犯被判处死刑。24年过去了，开封博物馆即将搬入新馆，曾立下“破不了案，我自动辞职”军令状的时任开封市公安局长武和平，已卸任公安部新闻发言人4年。
“破不了案，我自动辞职！”
1992年9月18日上午8时30分，坐落在开封市包公湖畔的开封博物馆，笼罩在烟雨之中。
开封博物馆工作人员马海娟、崔巧玲像往常一样，打开博物馆明清宫廷用品展厅大门，准备迎接参观者。让她们大惊失色的是：展厅内一片狼藉，8个展柜内的展品不翼而飞。
10分钟后，开封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队长张天增率侦技人员赶到现场。紧接着，开封市公安局长武和平，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胡安太，也赶到博物馆。
1951年生于开封的武和平，历任开封市派出所户籍民警及内勤、分局侦察员、市公安局宣传干事、警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开封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政委、局长兼政委。
1977年，武和平曾多次来到这里，以这批文物为参照，和他人一起创作了长篇小说《血案疑踪》，虚拟了一个传世之宝龙凤首饰盒被盗的经历。小说于1986年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这次，惊天大案真实上演。
警方勘查，69件珍贵文物被盗走，其中瓷器37件，玉器32件，国家一级、二级文物59件。案犯遗留在现场的玻璃刀、红绒布等物分属4个不同产地，销售地有数十个城市，难以确定侦查范围。
一个市级博物馆为什么珍藏有这么多国宝？原来，开封博物馆的前身为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藏品主要来自20世纪初洛阳、三门峡、辉县、新郑、安阳等地的考古发掘，藏品数量丰富，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极高，在海外也享有盛誉。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迁往郑州。同年，在此成立开封博物馆。1987年，开封博物馆迁往包公湖畔现址。
虽然河南博物馆迁走了，但开封毕竟是六朝古都，开封博物馆的家底自然丰厚。开封博物馆属于社会历史与艺术性博物馆，在现收藏的5万件藏品中，包括陶器、瓷器、铜器、书画、雕刻、石刻、货币、玉器、漆器、服饰及杂项等十八类，有“国宝”级文物数件，一级文物数十件，二级文物1000余件，有的是天下仅存，也有的国内唯一，如石刻中的开封府题名记碑、开封犹太碑、嘉?v二体石经和女真进士题名记碑等弥足珍贵。
这次被盗的明代宣德年间青花缠枝莲纹盘、明弘治年间黄釉瓷盘、明德化窑回纹三足炉、清雍正年间青花釉里红折枝果纹扁瓶等4件一级文物，是我国窑烧青花瓷器中的极品。经估算，失窃文物当时价值在6亿元以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最大的文物盗窃案，也是继“蒙娜丽莎”油画盗窃案后的世界第二大文物盗窃大案。
“破不了案，我自动辞职！”武和平立即向河南省公安厅立下军令状。
“桑塔纳轿车可能就是突破口”
惊天大案发生后，被层层上报至河南省公安厅和公安部。
开封市公安局直接在开封博物馆成立了以开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和市公安局党组书记为指挥员的“9?18”案件侦破指挥部，开封市公安局从市区各公安分局直属科室以及交警大队、治安大队等调集了200余名精兵强将，参与侦破。在此后的70多天里，步伐追踪专家、痕迹专家、唇纹皮痕专家、物证化验师等全国顶尖痕检高手，也齐聚开封。
1992年9月20日晚8点左右，正在吃晚饭的开封市民们，被开封电视台一条现场直播的新闻打断了。开封市公安局长武和平在电视上公开介绍，开封博物馆被盗了，并举起一块红色平绒布，希望市民们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这种用电视新闻发动群众的破案方式，在当时实属罕见。5万元悬赏金也是天价。
1993年2月8日，河南法制报一版头题和二版一个整版刊发通讯《中国文物第一案――开封“9?18”馆藏文物被盗案侦破纪实》，详细报道了从案发到侦破的全过程。
据报道，随着调查的深入，各种信息被汇集到指挥部。包公湖渔场工人吴玉柱反映：案发当日凌晨1时50分，他和同事在包公湖南环路加油站北墙外，发现一辆部队牌照的白色桑塔纳轿车停放在此；开封博物馆职工李娟和在此值勤的武警战士提供了一条更有价值的线索：9月初，有两个住在东京大饭店的年轻人曾两次到博物馆一楼北展厅的“明清宫廷用品展”参观，其中一个自称“武汉大学教授”，说来开封参加“黄河中下游研讨会”。
经警方调查，9月初开封没有召开过这样的研讨会。警方在距开封博物馆不远的东京大饭店查到，9月2日，有四个来自武汉的男子来此住宿，9月7日离店。其住宿登记为：李军，男，28岁；唐国强，男，32岁；陈纳德，男，32岁。三人工作单位均为武汉铁路分局。另一人没有登记。经查，武汉铁路分局没有上述三人。
9月29日深夜，在郑州市公安局会议室，郑州市金水公安分局负责人向开封市公安局“9?18”案驻郑工作组反馈：7月29日，三人驾驶一辆挂军牌照“k43―1008”的红色夏利轿车到郑州市金桥宾馆，与开封机电公司驻郑办事处主任傅某洽谈购车事宜。这三个青年的名字分别叫林沙、李军、陈纳德。次日中午，林沙等人要求试车。其中一人驾驶白色桑塔纳在宾馆院内试车时，突然驾车驶出宾馆大门，约40分钟才返回。几天后的8月5日，那辆被试过的白色桑塔纳轿车被盗。
白色桑塔纳被盗案引起了工作组的重视，河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志斌听了汇报后也推断：“桑塔纳轿车可能就是突破口。”指挥部决定两案合并侦查。
民警夫妇主动带女儿蹲守武汉
开封警察博物馆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详细回顾了“9?18”特大盗窃馆藏文物案侦破始末，让人仿佛回到当年。经过缜密分析，武和平率人抵达武汉。干警侦查后发现，铁路分局对面是一个军事机关，而距此不远则坐落着武汉大学。“陈纳德”等人在郑州金桥宾馆买车时曾自称是“省军区的”，到开封博物馆参观时又称是“武大教授”，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
从小在武汉长大的开封市公安局民警王伟，和同在开封市公安局治安科工作的妻子李静萍主动带着5岁的女儿，以探亲访友的名义，在武汉蹲守。
如今已是开封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王伟，提起那段经历仍激情满怀。他们夫妻俩身着便装，在武汉街头明察暗访。11月30日，王伟夫妻俩在南京路查访时，发现北边驶来一辆牌照为“k43-1008”的白色桑塔纳轿车，王伟急忙让妻子叫的士追赶。
下午3时许，武昌交通大队民警在武昌区小东门发现并扣留了这辆挂军车牌照的白色桑塔纳轿车及司机的驾驶执照，司机和一起乘车的这个女人却溜掉了。根据被扣驾照，了解司机名叫刘进，家住武汉民主路，女的是刘的妻子艾某。通过查对白色桑塔纳轿车的发动机号，确系郑州金桥宾馆内被盗车辆。
12月3日下午6时，汉阳公安分局民警得知，有一称杨长明的人在打听扣车的事，汉阳公安分局将杨长明等人抓获。6日晚，公安机关对杨长明家进行了搜查，搜出了五件文物，其中有万历哥窑青花蝶纹瓶、青花绘纹瓶、黄釉瓷炉等，都是“9?18”开封博物馆被盗的珍品。杨长明交代了伙同刘农军、刘进、文西山、李军四人9月18日盗窃开封博物馆的事实，并说出刘农军、刘进等四人的底细，他们和被盗文物都在广州。
武汉和开封警方又抓获了另外8名涉案人员后，在广州警方的配合下，从一个文物中间商手中成功追回55件文物。
1993年1月9日，警方终于在青岛抓获了准备逃窜至委内瑞拉的刘农军夫妇。7日后，在吉林一家招待所抓获文西山。紧接着，刘进在广州被抓获。1月20日，李军在吉林被抓获。随后，剩余9件文物，也被澳门警方追回。
开封“9?18”馆藏文物盗窃案成功告破后，几乎全国的所有大报都作了大篇幅的报道。不久，开封市公安局在开封博物馆举办了文物被盗侦破过程的图片展，观者络绎不绝。
四名江洋大盗被执行枪决
据刘农军等人供述，刘农军于1991年6月在广州将刘进、李军、文西山纠集在一起，并在广州窃得一辆红色夏利车用于作案。然后通过彭国礼将驻武汉某部“k46-1008”军车牌照改为“k43-1008”，挂在车上。
1992年7月，刘农军一伙先后多次到开封博物馆“踩点”。为了确保作案后能迅速逃离现场，刘农军等人又盗走了开封市机电公司正出卖的白色桑塔纳轿车。9月18日凌晨1时许，他们将车停在包公湖附近的加油站北墙外，刘农军和刘进在车内用对讲机遥控指挥，文西山和李军翻墙入院，实施作案。凌晨5时许，刘进开车至博物馆墙外接应，将盗得文物放置在车后备厢后，立即逃窜。
河南省开封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称：被告人刘农军、刘进、文西山、李军先后结伙于1991年11月至1992年9月，流窜到江西省高安县、德安县、九江市、新余市，江苏省溧水县，河南省郑州市、开封市盗窃文物86件，字画18幅、小轿车2辆，并将盗窃的珍贵文物运到境外，其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和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四被告人组成重大盗窃集团，刘农军是该集团的首要分子，刘进、文西山、李军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汪义祥、彭国礼、彭坚明知是禁止出口的珍贵文物，在刘农军的指使下，为其提供中转场所，致文物偷运到澳门，其行为均已构成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案发后汪义祥投案自首。被告人杨长明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为其提供藏匿场所，其行为已构成窝赃罪。
1993年8月9日，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盗窃罪和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数罪并罚判处刘农军、刘进、文西山、李军四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汪义祥犯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彭坚犯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彭国礼犯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杨长明犯窝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一审宣判后，刘农军、刘进、李军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一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1993年9月15日，河南省高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9月18日，刘农军等4名主犯在开封被执行枪决。同一天，河南省政府召开表彰大会，“9?18”专案组被公安部荣记集体一等功，5位警官荣立个人一等功。同日，纪实性电视连续剧《“9?18”大案纪实》在案发地――开封博物馆院内举行开机仪式。
历史云烟散去，新馆横空出世
“9?18”特大文物盗窃案的成功告破，也让武和平一举成名，“神探武和平”等诸多桂冠戴在了他的头上。1994年2月，武和平当选为开封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长。
1994年播出的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公安部政治部联合录制的8集电视连续剧《“9?18”大案纪实》，获第十五届“飞天奖”二等奖、“五个一工程奖”。该剧用纪实的手法，以1992年9月18日开封博物馆69件价值连城的文物被盗后，全国数省市数万公安干警连续奋战三个月侦破此案的真实故事，讴歌了公安干警无私无畏的敬业精神，开创了公安题材电视剧纪实风格的先河。武和平以真实警察身份在剧中担任主演。
1994年12月，武和平任公安部政治部宣传局副局长，后任陕西省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政治部宣传局局长，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兼新闻发言人。他与时任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并称为新闻发布领域的“三剑客”。2012年卸任公安部新闻发言人，退休在家。
武和平还是一个作家，1983年他出版了将近20万字的侦破小说《血案疑踪》，1992年上半年他在河南省委党校学习写出了10万字左右的业余论著《大治安》，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此后十几年间，武和平出版有长篇小说《掩盖》《预备警官》《污点》。2012年，武和平出版的论述专著《新闻发言人眼中的突发事件》，是一部研究官员如何正确说话的书，围绕近年来发生的90起群体事件、热点事件、敏感事件，提出“打开天窗说亮话”的主题。
2007年6月28日，55岁的开封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队长张天增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张天增2003年被列入公安部刑侦专家人才库，2006年被评定为全省十大侦查破案专家之一。他被战友称为“开封刑警的灵魂”。时任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秦玉海作出批示，要求全省公安民警学习这位“汴梁神探”。
当年因文物盗窃案而为世人所知的开封博物馆，随着历史云烟的渐渐散去，也归于沉寂。
开封博物馆主体楼7000余平方米，系呈“山”字形仿古建筑，单檐歇山顶，黄琉璃瓦覆盖。正面三层，中心大厅四层，共有展厅13个，是河南省最大的地市级博物馆之一。与国内外博物馆联合举办过《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元青花展》《龙文化展》等数百次各类展览。2010年以来，每年接待观众50多万人次。
2014年，开封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开封新区中意湖畔建设一座大型现代化博物馆，此为开封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的一项重大工程，宋文化的重要展示地。现在，占地面积50507平方米的开封博物馆新馆已经建成。从2016年4月21日起，老开封博物馆全面闭馆，新馆将于年底正式开馆。
第三篇：中国反垄断第一案分析
中国反垄断第一案分析
（1）案例基本情况
2008年8月1日，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的第一天，北京四家防伪企业，将国家质检总局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四家防伪企业在诉状中称，从2005年4月开始，国家质检总局不断推广电子监管网。截至目前，国家质检总局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机关挂名，发布了近百个文件，督促各地企业将产品赋码加入电子监管网。2007年12月，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实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的通知》，要求从2008年7月1日起，食品、家用电器、人造板、电线电缆、农资、燃气用具、劳动防护用品、电热毯、化妆品9大类69种产品要加贴电子监管码才能生产和销售。即改“推广”为“强制推行”。而且，经营电子监管网业务的是由国家质检总局指定并由其占有30%股份的一家名为“中信国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国检）的企业经营。所有入网企业均需缴纳每年600元的数据维护费；消费者查询需支付查询信息费和电话费。{1}四家原告企业认为：“一方面，国家质检总局强制推行电子监管网业务，严重损害了防伪行业各企业参与市场公平竞争的权利；另一方面，极大地增加了生产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且加印监管码的做法对食品安全几乎起不到作用，根本没涉及生产过程的质量安全控制。”{2}因为政府没有通过法定程序进行招标、选择企业代理，这实际上确立了电子监管网的经营者——中信国检的垄断地位。据此，四家企业认为，国家质检总局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中“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的相关条款，涉嫌行政垄断。他们请求法院判决国家质检总局强制推行电子监管网的行政行为违法，并判令国家质检总局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同时消除其行为给企业造成的影响。
9月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向原告的律师送达书面裁定。法院认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本案起诉人所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因此对四家公司的起诉做出了“本院不予受理”的裁定。目前，针对该案尚无进一步的报道。但因该案发生在《反垄断法》实施的当天，而且被告作为国务院的直属部门，“身份显赫”，从而被多家媒体冠以“中国反垄断法第一案”的称号相继报道。
（2）案例分析
①“行政垄断”这一概念在学术上久已存在，但并非法律术语。
无论刚刚实施的《反垄断法》还是早在1993年颁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都没有明确使用这一概念。但两部法律都对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竞争的行为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其中《反垄断法》设专章（第五章）对“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进行了列举性规定。通说认为，“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市场竞争、损害市场公平的一种违法行为。可以说，反行政性垄断是“转型国家特有的现象”，原因在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都存在着“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惯性”。
但是行政垄断不同于经济性垄断。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违反依法行政原则，为了本部门的利益，或“违法地图利他人”，而利用公权力的威力，人为地割裂市场、干预经济的违法行政行为。它不仅阻碍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形成，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降低企业的效率，还侵害了其他市场主体和消费者的权利，损害政府的威信，造成社会的不公平。因此，行政垄断虽然被我国《反垄断法》所吸纳，但由于其是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其本质仍属于行政法所规制的领域，受行政法的调整。基于此，《反垄断法》第51条第2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处理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种立法安排无疑是有意义的。
②国家质检总局行为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国家质检总局的行为是否构成行政垄断，还需要放在行政法的视野域内考察，依据行政法的实体性原则和程序性原则总体考量。
（一）国家质检总局强制推行电子监管网行为的正当性分析
按照国务院行政机构的职能划分，国家质检总局负责对产品质量的监督与管理工作，拥有检验检疫及执法打假等项职权。国家质检总局推进电子监管网是加强食品监管以及确保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工作措施。通过对产品赋码销售，可以对产品全程追踪，继之明确地追究产品质量责任。这一点无疑具有进
步意义，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而实际上，国家质检总局强制推行电子监管网的行为并没有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所通过的法律的相关规定或相关的授权。因此，无论其单独还是联合发布多少“红头文件”，都只是或抽象或具体的行政行为而已，不具有合法性，违背了依法行政的原则。
（二）关于收费的性质问题
国家质检总局强令食品、家用电器等生产企业加入电子监管网这一系统，每年一般需缴纳600元的密匙费；消费者查询信息，每次需缴纳0.2元的短信费。这些是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还是服务性收费？是否经过法定程序审批？“如果是行政事业性收费，在国家有关文件列举的全国性行政事业性收费中，并未提及该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而在政府的文件和电子监管网中，也均未对其收费是否经过审批有过说明。若是服务性收费，政府通过发文要求企业到指定企业缴费，涉嫌违反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刚刚实施的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本案中，经营电子监管网业务的是中信国检公司，其既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也不是法律、法规授权的承担行政职能的组织，而是典型的企业性质，其收取的入网费用也没有上缴国库，显然此种收费是一种服务性收费。根据《反垄断法》第32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无疑，国家质检总局强令生产企业到其指定的企业缴费，违反了该条规定，构成了行政垄断。
（三）国家质检总局指定一家企业承担电子监管网业务的行为分析
在公法领域，由于可分配的资源的有限性，或基于政府的给付能力所限，并非所有竞争者都能获益，这时，政府需要根据某种条件进行选择。比如对贫困家庭发放特殊补贴的给付行为，或者根据特别技术要求而特许某一企业从事公共物品的经营活动的授权行为等，这在公法领域并无非议。具体到本案，如果是出于对专门技术性问题要求较高，无法从市场竞争当中获取，或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等公共利益方面的考虑，需要政府施行管制，则无疑具有正当性一面。但本案涉及的技术是一种电子防伪技术，四家原告作为本行业的领头企业完全具备此项技术能力。而国家质检总局在没有公开进行招投标的情况下直接指定中信国检公司独家经营此项业务，显然具有行政垄断的嫌疑。
行政行为的做出必须符合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本意有二：一是任何人不应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任何人在受到不利处分之前应为之提供公正的听证或其他听取其意见的机会。就“任何人不应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来说，国家质检总局指定由其自身拥有30%的股份的中信国检公司独家经营此业务，显然违背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而且，国家质检总局也没有公开进行招投标，直接违背了行政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对四家企业的知情权和公平竞争权造成了损害。无疑，国家质检总局是在有法不遵的情况下实施了“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
综上分析，国家质检总局强制要求生产企业在所生产产品的包装上加印监管码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其指定由中信国检公司独家垄断此业务，违背法律程序，属于行政违法行为。我国《反垄断法》第8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第32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无疑，国家质检总局违反了上述条款，构成行政垄断。
③原告可采用的救济途径
由于国家质检总局的行政垄断行为使原告的公平竞争权受到损害，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原告申请救济的法律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提起行政诉讼
在竞争关系中，因为政府的行为（对行政相对人或受益、或侵益）会使得处于竞争状态的竞争者间的地位发生变化，导致某个（或某些）竞争者利益受到损失，从而希望得到法律救济。本案中，原告基于自己的公平竞争权受损而提起行政诉讼，在学理上称为“竞争者诉讼”。由此可见，我国《行政诉讼法》对原告资格的界定是非常宽泛的，有利于充分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本案中，四家企业对国家质检总局提起的行政诉讼，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并没有受理，理由是原告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这使得“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了“关键问题”，因此，关于起诉期
限的问题有必要在此深入探讨。
起诉期限的设定是基于法秩序安定性原则，为保障因法秩序早日安定所得之利益（包括公益、相关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以及促使利害关系人早日主张救济）而设定的制度。
（二）申请行政复议
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十一项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根据该法第14条规定，对国务院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做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申请行政复议。针对本案，原告可以向国家质检总局申请行政复议。
（三）向反垄断执法机构请求救济
我国《反垄断法》第38条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法对涉嫌垄断行为进行调查。对涉嫌垄断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为举报人保密。采用书面形式并提供相关事实和证据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进行必要的调查。”根据该条规定，原告可以向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书面举报，并提供相关事实和证据。
第四篇：中国独立董事第一案
中国：独立董事被罚第一案
——“花瓶董事”被罚有点儿冤
2002年4月1日，前任＇郑百文＇的独立董事陆家豪，一纸诉状将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告上法庭。5月1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此案。
6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院开庭审理此案，并于8月25日做出判决，以“超过法定诉讼期限”为由，驳回起诉。陆家豪不服，提出上诉。
10月24日上午9时，陆家豪一案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现在，此案正在审理中。
此次审判陆家豪没有出庭，他授权刚刚领受了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亚洲之星”殊荣，以“维护投资者权益”而出名的著名律师严义明全权代理，此事成为这个被称为“中国独立董事第一案”的最新看点。
在10月24日的庭审中，作为代理律师，严义明向北京市高院提交了郑百文5位董事的证言，并申请对《行政复议送达书》上陆家豪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
因为，此前一审法院曾认为，陆家豪于2002年3月18日签收并阅读了复议书，虽然又将签收日期划去，但应于4月2日前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诉讼，但陆家豪4月22日才寄出起诉状，因而，超过诉讼期限，予以驳回。
严义明对一审、二审停留在“程序审查”上表示了遗憾。他认为，中国证监会在规范证券市场、治理上市公司运作上不遗余力，如能通过本案庭审，探讨法律意义上的上市公司经营者、董事、独立董事的责任，会对证券市场产生建设性的长远影响，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准。
他表示，不想在＇诉讼期限＇这个程序上耗费太多精力，很想就执行董事、独立董事的责任划分，这个＇案件实体＇进行辩论。
陆家豪一肚子的委屈
事情得从2000年9月24日说起，那天中午，刚从北京风尘扑扑地回来的郑州大学外语系陆家豪副教授的家里，来了两个年青人。他们说，他们都是陆教授的学生，他们恭恭敬敬地请陆教授去参加一个聚会，车就停在楼下。
陆家豪副教授被请去聚会的地方，是个严加保密的特定场合，参加此次聚会的有27个人，有“郑百文”的全全体董事和总经理，为“郑百文”上市出具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以及公司财务的负责人、其它负责人，还有“郑百文”上市的主承销商“君安证券”的负责人。
这道满汉全席一吃就吃了45天。聚会的主题是“郑百文”的造假上市，瞒天过海，骗取上市资格，以及“郑百文”的会计造假，隐瞒巨额亏损，虚构巨额利润，给投资人造成重大损失。情节恶劣、危害严重。
一直到11月7日，公司惟一的一名独立董事陆家豪，才被解除“居住监视”放回家中。一年后，陆家豪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达的《处罚决定书》。
经中国证监会认定：“郑百文”董事会用欺骗的手段虚假上市和虚构利润，欺骗投资人，骗取巨额资金，严重侵害了投资人的利益。实际上己构成“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即《刑法》的第160条和第161条，其主要负责人己构成刑事犯罪，应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002年8月1日，郑州市检察院以“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已将“郑百文”公司原董事长李福乾、总经理卢一德、财务处主任都群福提起公诉。
其中，中国证监会对陆家豪作出除公开遣责外，并处10万元的罚金。
于是，陆家豪成为中国股市历史上第一个受到处罚的独立董事。对此处罚，陆家豪表示不服，于是，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样陆家豪同时还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告中国证监会的独立董事。
陆家豪一肚子的委屈。
陆家豪如是说
陆家豪说，他是稀里糊涂当上董事的。
说来话长，一转眼便是10年。1992年，“郑百文”增资扩股，刚刚退休的陆家豪拿出自己的那点积蓄，买了10000股“郑百文”的股票，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郑百文”的成千上万的小股东中的一个。
1994年河南省两会期间，身为省政协委员和民盟河南省常委的陆家豪，即席发表了些关于股份制改造的意见，深受在座的“郑百文”董事长李福乾的赞赏。
1995年1月，陆家豪忽然接到了“郑百文”的聘书，不管陆家豪同意与否，陆家豪都成为了郑百文的“社会董事”。
那时，中国还没有“独立董事”一词，中国股市也还没有独立董事制度，更不知“独立董事”为何物。所以，严格地说，陆家豪并非“独立董事”，而是不伦不类的“社会董事”。
直到6年后的2001年5月31日，中国证监会才发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国才开始着手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对于“独立董事”是干什么的，“独立董事”有些什么责、权、利，作为外语系副教授的陆家豪，在1995年成为“郑百文”的“社会董事”时，几乎一无所知，我们从他就任时的《约法三章》就能看出。
他的第一点声明是：他不要工资，不从公司拿1分钱。
而“独立董事”按照证监会的规定，是可以从他所任职的股份制公司拿薪俸的，而且薪俸是比较丰厚的。
在此前不久的山东“三联”公司与“郑百文”的重组案后，新的“郑百文”的三名“独立董事”的年薪，高达十三四万元。
他的第二点声明是：他不参予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这句话让他说对了，“独立董事”是非执行董事，按规定是不参予公司的任何具体的经营管理的。
他的第三点声明是：他把自己摆在一个公司可有可无的“顾问”的位置上。顾上了问，顾不上了，就不问。（所以说他是，“花瓶董事”没错儿。）
在这件事上，他又错了。
“独立董事”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独立董事”享有如同联合国常务理事国一样的“否决权”，没有独立董事的同意，董事会几乎不可能作出任何有效的决议。“独立董事”大权在握，他最大的权力是代表全体股东对董事会实施监督权。在新的“郑百文”董事会中，7名董事，“独立董事”就占了3名。将近一半了。
接到证监会的罚单，陆家豪一肚子的委屈。他说，我又没有造假骗钱，我没有因为“郑百文”的造假，得到过1分钱的好处。“郑百文”造假我一无所知，作为小股民，我也是“郑百文”造假案的受害者，我没从“郑百文”那里拿过1分钱，凭什么罚我?
再说，我一个两袖清风的穷教书匠，年过七旬的风林朽木，如今都退休了，一个月的退休金不过1600元，到哪里去找这10万元缴纳罚金?
凭心而论，这位老先生所说都是实情。证监会如是说
对陆家豪所申请的行政复议，中国证监会的答复是法不容情，没有妥协的余地。证监会驳回了陆家豪的复议申请。“郑百文”董事会所撒下的弥天大谎，作为独立董事的陆家豪难辞其咎。
如不严惩陆家豪，何以训诫后来的独立董事们?军纪不肃，何以带好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在2003年6月前，将要形成的将多达6000人的庞大的独立董事军团?
杀一儆百，从陆家豪始。法律会怎么说？
首先，评心而论，陆家豪的行政复议可以成立。
从法律上说，陆家豪并不是“独立董事”，而是“社会董事”。“郑百文”给他的聘书上写的是“社会董事”。他是以“社会董事”的身份进入董事会的，可中国压根儿就没有“社会董事”制度，所以陆家豪可说什么都不是，既然如此，又凭什么对陆家豪进行处罚?简直让人贻笑大方了。
第二，陆家豪未从“郑百文”公司领取过1分钱的报酬，这的确是个“免责”可以成立的理由。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对陆家豪的经济处罚与法无据，对陆家豪公开谴责是可以的，经济处罚是错误的。
第三，陆家豪是在1995年成为郑百文的社会董事的，而中国股市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决定是2001年才出台的，并且那还只是个“征求意见稿”，并非正式的行政法规。任何一部法律都无权追究在它出台前许多年以前触犯该法律的行为，这应该是个常识。
第四，陆家豪是在“郑百文”公司上市后才成为该公司的社会董事的，“郑百文”造假上市与陆家豪何干?
第五，从郑州市检察院对“郑百文”造假案的起诉书上看，的确看不出郑百文董事会所犯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一案中，陆家豪与此案有什么瓜葛。
所以，拿一个并非独立董事的独立董事开刀，能为独立董事军团整肃军纪吗?
【案例4】郑百文：独立董事在做什么？
郑百文的前身是一个国有百货文化用品批发站。1996年4月，经中国证监会批准，郑百文成为郑州市的第一家上市企业和河南省首家商业股票上市公司。郑百文称：1986-1996年的10年间，其销售收入增长45倍，利润增长36倍；1996年实现销售收入41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470万元，这些数字当时均名列全国同行业前茅。按照郑百文公布的数字，1997年其主营规模和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在深沪上市的所有商业公司中均排序第一，进入了国内上市企业100强。
然而，衰败似乎就发生在一夜之间。在被推举为改革典型的第二年，郑百文即在中国股市创下每股净亏2.54元的最高纪录，而上一年它还宣称每股盈利0.448元。1999年，郑百文一年亏掉9.8亿元，再创沪深股市亏损最。郑百文变亏为“赢”的常用招数是，让厂家以欠商品返利的形式向郑百文打欠条，然后以应收款的名目做成赢利入账。为防止法律纠纷，外加一个补充说明——所打欠条只供郑百文做帐，不作还款依据。1998年，企业已举步维艰。年终出财务报表时，公司领导聚首深圳商讨对策，决策者的意见仍然是“要赢利”。但窟窿已经包不住了，一番争论之后，郑百文首次公布了重大亏损的实情。
郑百文利用上市后经营自主权扩大带来的方便，使其更多、更严重的违背经济规律甚至违法乱纪行为大行其道。据了解，郑百文上市募集的资金数以亿计地被公司领导以投资、合作为名拆借、挪用出去，总计10多家公司拆借的近2亿元资金不仅至今有去无归，还使郑百文陷入了一桩又一桩追款讨债的官司中。
由于郑百文的账目极为混乱，真实性和完整性不能保证，1998和1999，郑州华为会计师事务所和北京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连续两年拒绝为其年报出具审计意见。
导致郑百文迅速膨胀的直接因素是郑百文家电公司曾与四川长虹和原中国建设银行郑州分行之间建立的一种三角信用关系，即曾被各方广为赞扬、被誉为“郑百文经验精华”的“工、贸、银”资金运营模式，其基本内容是：郑百文购进长虹产品，不须支付现金，而是由原建行郑州分行对四川长虹开具6个月的承兑汇票，将郑百文所欠货款直接付给长虹，郑百文在售出长虹产品后再还款给建行。
在有关各方的一片喝彩声中，这种模式1996年起步后业务量一路攀升，1997年，建行为郑百文开具承兑总额突破50亿元，郑百文一举买断长虹两条生产线的经营权。这种模式后被推广到郑百文与其他厂家的业务中。三角关系建立后，家电公司立即成为郑百文下属各专业分公司中的“大哥大”和业务量增长的主体。迄今为止，郑百文拖欠银行债务的90%以上仍然在家电公司。
1998年下半年起，郑百文设在全国各地的几十家分公司在弹尽粮绝之后相继关门歇业。数以亿计的货款要么直接装进了个人的腰包，要么成为无法回收的呆坏帐，郑百文至今还有4亿多元的账款没有收回。但与企业严重资不抵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郑百文养肥了一批腰缠百万甚至千万元的富翁。任职几年，郑百文某分公司的一名经理便拥有了价值上百万元的宝马轿车和北京罗马花园300多万元的豪宅。
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郑百文的独立董事在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据《大河报》报道，郑百文弄虚作假事件披露后，2001年9月27日，证监会作出决定：对郑百文董事长李福乾、副董事长卢一德分别处以30万元和20万元罚款；对陆家豪等10名董事处以10万元罚款。然而，作为独立董事的陆家豪却大呼“冤枉”。
陆家豪1956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大半辈子执教于郑州大学。他与原郑百文董事长李福乾相识于1994年。1995年1月，郑百文董事会换届时，陆家豪成了郑百文的“社会董事”。陆家豪说，他当初曾与李福乾约定自己不参与公司的经营与管理，不在郑百文领取任何报酬。“我独立于公司的管理层，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于一个顾问性质的荣誉性角色。这与现在的条例和法规对独立董事的界定是完全不同的。”
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陆家豪向中国证监会提出了行政复议，要求免除罚款。今年4月8日，中国证监会作出答复，坚持认为，陆家豪作为董事，应当对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有关上市申报材料、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不能以担任独立董事、不在公司任职、不参加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不领取工资报酬或津贴等理由主张减免处罚。
无奈，陆家豪只好把中国证监会推向法庭。据《新快报》6月7日报道，71岁的郑百文原独立董事陆家豪，因不服中国证监会对其作出的处以1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一纸诉状把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推上了被告席。据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于5月13日正式立案。2002年11月，随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一纸裁定书，历时半年多的“陆家豪诉中国证监会”一案最终以陆家豪的败诉而划上了句号。北京市高院终审裁定：驳回陆家豪的上诉，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陆家豪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
半年多来，因不服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郑百文原董事陆家豪对证监会提起行政诉讼一案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陆家豪自1995年1月至2001年担任郑百文第三、四届董事会董事 2001年9月27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处罚决定，认定包括陆家豪在内的公司数名董事对郑百文虚假陈述等违规事实负有直接责任，分别对他们处以罚款，陆家豪被罚10万元。陆家豪对此不服，曾提出行政复议，2002年3月4日证监会作出维持原处罚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于是，4月22日陆家豪一纸诉状将证监会告上法庭，诉讼请求撤消证监会对其处以10万元的处罚决定。5月13日，北京市一中院级正式受理此案，并于6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后在8月12日作出一审裁定，法院认为，陆家豪于2002年3月18日签收并阅读了复议决定书，应视为他已收到复议决定书。虽然他又将签收日期划去且没有拿走复议决定书，但不影响法院对陆家豪当日收到复议决定书这一事实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认定陆家豪应于2002年4月2日前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诉讼。但陆家豪实际上是在2002年4月22日向北京市一中院寄出起诉状，因此，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法院依法裁定驳回陆家豪的起诉。一审裁决后，陆家豪不服，遂又于2002年10月向北京市高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院于10月23日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11月15日作出终审裁定，认为陆家豪于3月18日已收到复议决定，直至4月22日才提起的行政诉讼，超过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陆家豪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
“花瓶”该不该负责？李福乾邀请陆家豪担任董事，看重的是陆家豪高级知识分子身份给公司形象带来的好处。但这种仅限于把独立董事们当作“花瓶”的做法，不可避免会造成独立董事的莫大悲哀。
独立董事的悲哀还来源于制度和法规的滞后。当时，我国的《公司法》或其他的法律法规对独立董事仍没有具体的要求和规定，企业有权自行选择独立董事的结果，就难免会产生“人情董事”、“花瓶董事”。然而，当问题出来了，责任到底谁来负？“知情董事”们应当受到的处罚，“花瓶董事”们该不该同样承受？业内专家认为，这一我国首例涉及上市公司董事对公司违规行为应承担何种责任的行政诉讼案留给人们太多的思考，同时也再一次给上市公司的董事敲响了警钟。
此案带给上市公司董事的警示至少有二：一是依照《公司法》及相关证券法律法规，公司董事，无论是执行董事还是非执行董事，无论内部董事还是外部董事，都应当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作为上市公司董事，身在其位，勤勉尽责、忠实履行职务是履行其诚信义务的最起码要求，任何董事都不能例外；二是中国证监会作为证券监管部门，其依法作出的行政法律文书是严肃的，在送达过程中，被送达人理应严肃对待，如不能，将可能导致超过诉讼有效期限，被送达人丧失诉权的严重后果。
二、独立董事应当在公司内部扮演怎样的角色
中国沪深股市独立董事制度素有“两只猫抓一只老鼠”的起源悖论。就历史沿革来说，1988年，H股率先按香港联交所要求设立独立董事。1997年，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专列了设立独立董事的条文。1999年3月，中国证监会要求H股公司至少设立2名以上独立董事。此后，A股、B股上市公司开始尝试这种做法，郑百文就是最早设立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之一。上市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设立有两种，一种是大陆法系国家实行的双层委员会制，即除股东大会为公司权力机关，行使执行职能（经营管理职能）外，设立监事会行使监督职能；另一种是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单层委员会制，即只设立股东大会为公司权力机关，董事会同时行使执行职能和监督职能，不另设监事会。在董事会中的董事通常按其职能分工分为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这两种公司治理结构在制度安排上名称和设置不同，但均有实质性的制衡力量来监督董事及高级管理层的业绩，决定他们的报酬，审核公司的财务。我国在企业制度改革初期引进的是大陆法系的公司治理模式，即在股东大会外设立监事会。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实践，逐渐暴露出监事会远未能起到监督职能。虽然在我国《公司法》中赋予了监事会与董事会对等的地位，但综观我国的上市公司，很多监事长由纪委书记或工会主席担任，监事也往往是公司基层部门的管理人员，即他们与董事长或总经理是一种从属关系。因为都涉及到自身利益，而且本身不具备基本的财务或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监事会形同虚设，使我国股份公司从本质上沦为无监督制衡力量的单层委员会制。目前引进独立董事制度，实则反映出上市公司希望在其内部治理结构中有真正行使监督的职能机构。既然监事会这只“猫”不管用，那么就另设独立董事制度这另一只。“猫”，以图发挥独立监督功能。由这两只“猫”一同来抓控制公司的内部人这只“鼠”，是我国上市公司在治理结构方面的独创。
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我国合格的独立董事微乎其微，目前我国虽然涌现了“名流董事”热潮，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董事至今尚未面世。独立董事在英美等国非常受推崇，1999年美国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为62%，英国为34%，法国为29%。在财富500强企业中，董事会平均人数为11人，其中独立董事占9人，内部董事仅占2人。在标准普尔指数中的1165家企业中，11674名董事里有62.2%是独立董事。目前在欧美公司中，独立董事的比例每年仍以1%的速度递增。在西方，关于独立董事角色的定位有三种观点：(1)监督角色：独立董事通常有资格选择、监督、考核，奖励和惩罚企业的经理层，通过减少经理人和股东之间的冲突来提高企业效益，解决现代企业所面临的代理问题；(2)战略角色：独立董事运用他们丰富的商业经验，掌握的技术和市场方面的知识来帮助经理人解决经营层上的问题，帮助构造商业战略；(3)政治角色：当政策法律因素影响较大时，企业就需要具备政府背景的独立董事，如企业由于环境污染和垄断问题而与政府发生摩擦时，就需要有律师背景的独立董事以获得法律支持，据以分析预测政府行为。独立董事的角色定位决定了适合担任独立董事的人才通常是其他上市公司的总裁、退休的公司总裁、财务主管或财务管理咨询专家、大学校长、退休的政府公务员、成功的个体商人等。欧美独立董事制度中强调的是监督角色，其次是战略角色，最后才是政治角色。从我国上市公司目前已聘请的独立董事的情况看，政治角色的比重占了上风，上市公司大多聘用知名的政府官员以疏通渠道获取利益，提升本企业的知名度，这些都大大背离了引进独立董事制度的初衷。
从下表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出美国上市公司与我国上市公司聘请独立董事条件与标准的区别：
任职能力要求
美国上市公司
我国上市公司 受教育背景
强调管理教育背景
强调参加监事会培训
财务专家、曾经担任公司首 知名政府官员、高校名流
经验资历
席执行官或财务主管、财务 学
第五篇：铁警破获中国“贩毒”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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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警破获中国“贩毒”第一案
铁警破获中国“贩毒”第一案
●近百吨药用咖啡因流入毒市，毒品能装两火车，毒资数千万
●贩毒集团批购、储运、制销一条龙，七十余名毒贩密织毒网
●违禁药品“毒门”洞开，露出现行药业管理漏洞
2002年6月10日13时40分，从四川成都飞来的601次航班抵达哈尔滨机场，一名戴手铐的“旅客”被民警押下了舷梯。以此为标志，这起公安部直接督办、6个贩毒集团在全国10个省市三十余个地区交叉贩卖咖啡因毒品93.85吨的惊天大案，经过哈铁公安局、齐铁公安处两级公安机关近两个月的昼夜奋战，大获全胜。共抓获42名疑犯，缴获咖啡因6.5吨。据公安部禁毒局介绍，本案是迄今为止全国最大的贩卖咖啡因毒品案。
铁警缉毒锁定“添加剂”
北国重镇齐齐哈尔，这里因有扎龙丹顶鹤保护区而获“鹤乡”美誉。
2002年4月中旬，齐铁公安处获得线索：有人通过铁路快件往外地贩运毒品咖啡因，伪报品名为“添加剂”。咖啡因，又称咖啡碱，呈白色粉末状，是国家规定管制的一类精神药品，已被公安部划为毒品系列。
齐铁公安处处长安玉贵、副处长王淳毅立即组织警力成立专案组，对齐站两年以来上万张的发货记录进行全面检索，发现向包头、漯河两地以“添加剂”为品名发运的货物多达二十余吨。根据判断，这些货物均可能是毒品咖啡因。可见毒贩胆大妄为，其背后一定隐藏着较大的贩毒集团，专案组深感案情重大。哈尔滨铁路公安局局长高涌泉当即批示：准备力量，设计方案，做好前期工作，要做“打大仗”的准备。
齐铁公安处立即抽调经侦、刑侦部门和齐站客运派出所30名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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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化装成铁路职工对行李房进行严密布控。经过一个多月冗长而又沉闷的等待，案情终于出现。5月18日，两辆三轮车拉来了20袋绿色编织袋包装的货物，发货人在货签上填写：（到站）包头，（品名）添加剂。化装成行李员的侦查员暗中取出样品，用毒品试剂快速化验，当即确认是高纯度的毒品咖啡因，共计半吨。经侦支队郑国义、赵伟强等人迅速封锁货场，将发货人及两名车夫抓获。
经突审，发货人赵文倩受雇于一个叫孙伟民的人，多次为孙储存咖啡因、换包装和发货，孙在幕后指挥，轻易不露面。另知在其冷库中尚有二吨半的咖啡因正准备发往外地。由于案情紧急，齐铁警方立即兵分两路，一路抓捕孙伟民；另一路将毒品全部缴回。
经工作得知，孙伟民是牡丹江市人，52岁，现正与内蒙来的两个买主在齐市进行交易谈判。警方经过巧妙侦查，在齐市佳音旅店发现了三个人的踪影。刑警赵伟强、吴洪涛等人化装成空调安装工人进入房间，出其不意地将三人按在地上。
孙伟民供认，他从1983年开始贩卖咖啡因，共计贩毒十多吨，其中从齐市第四制药厂供销科长刘庆华手中买过8吨，先后卖给包头的郝来喜、李毛女、李虎3吨，卖给河南漯河、焦作、山西高平的樊德生、张世军、刘文平等人5吨。进价每吨6.8万，出手每吨在12万元以上，共牟取暴利近百万元。一个批、购、储、运、销、制一条龙、跨地区、分工明确、长期合作的特大贩毒集团在东北惊现，打破了南毒北运的惯例。
星夜缉毒三军浩荡出征
信息报到哈铁公安局，局长高涌泉不禁震怒：绝不能让贩毒集团逍遥法外，更不能让铁路成为毒品的通道，哈铁警方要不惜代价倾力摧毁贩毒集团。黑龙江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立即赶到齐市指导侦破工作。
星期日，高涌泉局长办公室电话呼叫声不断，一条条指令发向各处,同时要求参战民警要注意安全、加强保密，做到战果最大化。铁道警英星夜出征，以少有的强大阵容从北疆平原远征内蒙及中原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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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拉开了纵横万里的缉毒战线。
齐市地区的工作组当夜即开展基础调查和抓捕工作。根据孙伟民的供述，毒源来自齐齐哈尔第四制药厂刘庆华处，但经进一步侦查得知，刘庆华购买咖啡因所用的审批手续多是本人私刻公章伪造的，贩毒数量惊人，疑点急剧上升。
阎文弘等8名侦查员紧急前往克东县抓捕刘庆华，并对该厂咖啡因销售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扑进刘庆华的办公室，只见抽屉凌乱没有锁，人已不知去向。追捕组利用先进的侦查手段步步紧追，刘在逃跑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畏罪自杀，自缢在呼兰至哈尔滨公路旁的树林里。
刘庆华突然客死他乡，切断了很多重要的侦查线索，为案件下一步工作带来不小的困难。警方迅速将侦查重心向外围扩展，于18日夜至19日凌晨，抓获了涉嫌向孙伟民提供毒品的第四制药厂退休职工董连军。之后原齐市化学制药厂厂长李新鹏、销售科长杜军，齐市嘉旭经贸公司经理申丽娟也先后到案。
5月20日夜，开赴到包头的第二抓捕组捷声先传：在呼铁警方的配合下，二十余名警察闯入李虎家中突袭搜查，当场将正在加工“白丸”的李虎及其妻子王桂珍抓获，缴获咖啡因溶成水剂65公斤、苯甲酸钠50公斤及压缩机、封口机、台秤等制毒工具。二嫌犯初步供述了用咖啡因加工“白丸”，或用咖啡因与苯钾酸钠混合加工安钠咖毒品，卖给固阳县等地的犯罪事实。根据突审线索抓捕组又连夜出击，将另两名毒贩王秀梅、王用喜抓获，在王秀梅家中缴获咖啡因1.5吨。
第三抓捕组昼夜兼程急赴河南，取得了郑州铁路公安处的支持。5月21日，在河南新乡市铁宿将张世军抓获，5月22日在焦作市博爱县月山镇将化名潜藏异地的刘文平抓获，两人供认在1995年前后，先后两次从孙伟民手中购买2吨毒品，转卖到山西高平。齐铁公安处刑警大队王威带队开赴山西高平，很快将另外两名下线邵云明和郭运海抓获。
神智铁警诱捕中原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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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审讯过程中，专案组发现在郑州、武汉一带咖啡因毒品的交易量远远超出北方供应的毒源量，认定另有稳定的供毒渠道，黄河长江两岸一定有“大鱼”，敌情严重，情况紧要。
在郑州铁路警方的配合下，侦查的视角不断扩大，焦点越来越集中，一个叫史丙忠的男子慢慢纳入了警方视线。史曾因贩毒早年被当地公安机关处罚过，近年又暗中操持毒业，交易量在当地最大，隐秘性很强，平时开一辆富康轿车。
5月26日，从一公路收费站传来信息：车号为“豫×××××”的富康轿车刚刚进入武汉路段。警方立即在武汉市高中档酒店、洗浴娱乐场所附近广布警力搜寻富康车。功夫不负民警心，在一酒店门前，民警惊喜地发现了这辆富康车。可是，酒店里并没有发现史的踪迹。警方分析，史很可能将车放在这里，而住在别处进行贩毒活动。果然，当夜23时，一男子打开了汽车车门刚一落座，天降神兵不出声息地就将其控制住。从其车上搜出毒资10万元及用打火机伪装的少量咖啡因贩毒样品。
当日夜，侦查员对这位中原大毒枭展开了凌厉的审讯攻势。精神崩溃的史丙忠断断续续地供述了他混迹中原毒市的历史。
41岁的史丙忠从1988年就开始贩卖咖啡因，1992年被地方公安机关处罚重金，险入牢笼。1996年又入毒道，后与武汉“同济”制药厂供销部经理李禄荷挂上铁钩，找到稳定的货源后，便开始大干而一发不可收拾，已累计贩毒26吨，大部分毒品卖给了河南焦作市的樊德生，其余的卖给堰城县的无业人员赵炳坤、漯河豫台工贸公司副经理蒋国强等多人，获取暴利150万元。至今“同济”药业还欠他毒资70万元。
樊德生不但是史丙忠最大的下线，也是孙伟民贩毒集团的重要成员，南北方两个特大犯罪贩毒集团在这里交织，以樊德生为交叉点形成了覆盖了大半个中国的贩毒网络。
专案组经研究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利用史丙忠能够接近樊德生等三人的条件，让史配合警方进行抓捕。史表示愿戴罪立功。
在史丙忠的配合下，专案组带着史赶到漯河，用史的驾驶证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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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开了一间房，拨通樊德生的电话，约他来酒店见面。电话那边传来了樊急切而又诡秘的声音：“听说东北出事儿了，你就别住那了！”史说：“东北不能这么快找到这儿。我太累了，想睡一觉，你能不能现在过来一趟？” 十分钟后，樊德生进入酒店大厅走向电梯口。侦查员慢慢地靠拢过去，樊转身发现身边有多位东北大汉，觉得不太对头，急忙 转身向外走，被侦查员拖进了电梯间。
在事实面前，樊德生供认了他贩毒15吨的犯罪事实，另供认还有1.75吨咖啡因存货放在龙城镇商桥村其内弟张祥生家里。5月29日，赵伟强等人迅速找到张祥生，张矢口否认，但实际毒品已被其转移。在警方告知“所查物品是毒品，如果继续窝藏已经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张仍拒绝合作，警方最终缴回全部毒品，随即以涉嫌包庇将张祥生捕获。张供认，他转移毒品意在减轻对樊的处罚。
十佳青年竟是幕后毒枭
5月30日，专案组押解史丙忠转战汉口，在汉口铁路刑警大队的支持下，全力缉捕史的上线李禄荷。
史介绍，李禄荷平时出入诡秘，有司机开一辆墨绿色丰田车，戒备心很强，从未告诉过他的住址单位，手里只有李的手机号码，平时单线联系，他现在不会知道警察在抓他。
警方用史的身份证在一酒店开了房间，在对面房间和其他地点设伏，只等李禄荷入瓮。史拨通了李的手机。李说他出差在外，很快就回来，准备给史再备1吨货，让史等等他，民警立即进入临战状态。31日中午时分，一中年人带着一青年男子走进酒店进了电梯间。守候在大厅内的侦查员孟庆林、马剑辉见符合疑犯特征，立即紧跟到六楼走廊，警觉的中年男子见身后有人，停止了脚步“打起了手机”。这时，孟庆林见走在前边的青年男子正在敲630的房门，确认中年男子就是李禄荷，当即与马剑辉将其捕获，青年司机也被李永江和赵鲲泳等人按在床上。
审讯直接进入主题。
李禄荷供述，武汉同济药业有限公司的前身是武汉市第六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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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现正进行改制阶段，已经处于半停产状态，现任总经理周小明正准备私人买断。2000年春，周小明从其公司保安口中得知，漯河的王振平想买咖啡因，价钱很高。周授意李禄荷可以试试，李便从厂里提出了50公斤咖啡因，卖给王振平5000元，合10万元一吨，过了几天又卖给王100公斤。周小明见确实能牟取暴利，便让李“往外成批卖一些，并再三嘱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李便告诉王准备100万元，可提供给他10吨的咖啡因。平时总愁买不到货的王振平不禁惊喜万分，但苦于没有这么多毒资，便与许荣国、史丙忠三人合筹了40万元，李禄荷与公司副总经理艾国海、司机郭某专程开车到漯河取回，交给了公司财务主管、周小明之妹周劲松。之后，李禄荷用药厂的咖啡因购买证从四川乐山中西医制药厂以每吨5万元的价格购进4吨货，运到汉口放在临时在厂外租的仓库内，通知王振平开车来汉口，自己换掉带有“咖啡因”字样的包装，将货运回漯河。此后，李禄荷见史丙忠毒资充足，便只与史单独联系。先后4次从天津市河北第一制药厂供销部进货，卖给史毒品7吨。
此间，李禄荷又欺骗史丙忠说，公安机关发现了他们私卖咖啡因的事儿，公安机关要罚款，急需26万元现金，想向史借钱。史连夜送来了24万，李将款全部交给了周劲松。此后，李使尽欺瞒手段，总计从史手中借出资金166万元，与史说好用咖啡因抵偿借款。到被抓时李禄荷已经为史从四川乐山中西医药厂和天津河北第一制药厂购进十多吨的咖啡因。
李禄荷一口咬定，是公司总经理周小明指使他贩毒，毒资全部交到周劲松手中，他一分钱的好处也没得到。同时被抓的司机郭某也曾与李同去漯河，曾经手过毒资，他的供述证实了李禄荷所述基本属实。幕后大毒枭周小明浮出水面。
年仅39岁的周小明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曾荣获武汉市十佳青年，是全国青联委员。头顶炫目光环的周小明竟然是毒市“老大”，让人感到有些意外。为稳妥起见，次日一大早，李永江专程到省公安厅进行汇报，公安厅立即表示支持态度，通知武汉市公安局协助，市局责成制药厂所在的黄陂区缉毒大队进行配合。上午9时许，专案组接到黄陂缉毒大队的通知说，他们以检查咖啡因使用情况的名义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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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厂内，但经理周小明不在厂内。10时，专案组将涉案的药厂副总艾国海秘密抓获。这时，侦查员在办案中遇到了困难，导致周小明逃遁，失去了抓捕的最佳战机。
千里押解毒贩终于归案
根据案情变化，专案组三十多人分成了5个工作组。参战民警十多天里辗转奔波、昼夜奋战，已经疲惫不堪。由于地形不熟，加上语言上的障碍，缉毒之战打得异常艰难，侦察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尽管如此，参战民警的斗志丝毫不减，马不停蹄地转战漯河、驻马店、南京和吉林等地，全力缉捕逃犯。吉林舒兰药厂毒贩赵吉富，牡丹江毒贩刘福文、郝美英和贺明安，齐齐哈尔毒贩陈波相继落网。在高局长的台账上，还差最后一个重要嫌疑人许荣国没有到位。许荣国诡计多端，多次声东击西，排放烟雾迷惑警方。5月30日，刑警支队长张志杰从河南驻马店传来喜讯，在新蔡县警方的配合下，终于将许荣国在某洗浴中心抓获。至此，铁警缉毒大军已抓获犯罪嫌疑人38人，缴获咖啡因6.465吨，毒资40万元。绝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已经到案，犯罪事实已经能够相互验证，证据形成了链条。缉毒大案已获得决定性的胜利，5月31日，高局长命令各路人马会集郑州，押解疑犯班师回营。
羁押在湖北、河南的15名嫌犯均是涉毒要犯，案中1至6号“重量级”疑犯全在其中，若从武汉、郑州押回东北行程将长达数千公里。为保证万无一失，高局长派出哈铁直属公安处10名民警专程赶到郑州充实警力，并取得行车部门的支持，在汉口至哈尔滨的旅客列车中拨出一节硬座车厢，专用于封闭式押解。专案组用黑布现做了15个带有编号的头套，备足了械具，制定了周密的押解计划。5月31日19时，在郑州铁路警方的配合下，15名嫌犯被3辆警车直接送到郑州火车站站台，押进车厢。同行押解的李永江和民警一起轮流值班看守，并要求执行押解的民警2个小时检查一次械具，不许拉开车窗帘，不许离开车厢，确保押解的绝对安全。因案情错综复杂，涉及地区、人员过多，为加强审讯力量，公安局长亲自点兵，从公安局和哈尔滨、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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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佳木斯、海拉尔等铁路公安处抽调了8名具有丰富审讯经验的高手，与齐铁公安处的十多名侦查员组成审讯大兵团，吃住在看守所内，开展紧张的审理工作，扩大侦查范围，深挖余罪。
在缉毒的第二战场，战果不断扩大。在史丙忠的通讯录中，警方发现了齐齐哈尔嘉旭经贸公司申丽娟的电话号码，很快就查明，史丙忠除在南方贩毒25吨外，还曾在齐齐哈尔申丽娟、杜军等人手中买过10吨咖啡因，其中一次就多达6吨，史丙忠的交易量激加到40吨。李禄荷、孙伟民、樊德生、赵炳坤等主要疑犯的大宗交易量不断攀升，累计93.85吨。
发稿前，继续工作在外围的工作组战果又有扩展：齐齐哈尔化学制药厂的陈波、吉林舒兰制药厂的责任人落网。另赴四川乐山中西医制药厂的同志查明，近期内该厂在没有合法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卖给武汉“同济药业”咖啡因多达38吨之多。6月10日，该厂销售部部长任光华被哈铁警方费尽周折从千里之外的成都押回。
经过对错综复杂的案情进行梳理，警方从70名疑犯中认定了6个相对独立、具有稳定关系、分工明确的贩毒集团。
毒案惊暴药业管理黑洞
此案的发生，内因固然是犯罪分子在利益的驱动下铤而走险，但从社会背景和大环境上看，医用精神药品原料市场的混乱无序，是滋生惊天毒案的温床。
按国家咖啡因管理规定，咖啡因销售单位必须对购买单位进行审核。接近于停产状态的“同济”药业每年生产所需咖啡因仅几百公斤，但该厂却办出了每季度购买15吨咖啡因的购买证明，不仅如此，“同济”药业用武汉地区的购买证明却在四川乐山中西医制药厂17次买回毒品咖啡因38.5吨之巨。齐齐哈尔第四制药厂每年生产所用咖啡因不到半吨，却批出了6.1吨的购买证，而销售科长刘庆华仅上半年就从省医药工业公司额外批购咖啡因13吨；按规定，咖啡因只能持购买证明原件正本购买，有的销售单位仅凭购买证明的复印件或传真来的购买证明就大批的销售。甚至有的销售单位只要购买单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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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咖啡因购买证明，买多少都行；按规定，咖啡因不允许个人用现金交易，而仅犯罪嫌疑人孙伟民、史丙忠二人就曾直接在牡丹江化学制药厂、吉林舒兰市合成制药厂、齐齐哈尔嘉旭经济贸易公司多次用现金大量购买咖啡因。咖啡因生产销售单位经营销售量数量惊人，齐齐哈尔嘉旭经贸公司卖咖啡因搞兼营，仅一年就向国内转卖咖啡因数十吨。可见生产销售咖啡因的单位不能严格按照计划经营，管理部门根本无法控制购销总量。
贩毒集团的一般作案手段是：用虚报生产用量等欺瞒手段骗取购买证明，用购买证明或复印件或伪造购买证明分别与销售人员勾结，超量购买，违法销售，转手贩卖。从上述种种现象不难看出，涉案各地都不同程度显现出精神药品在审批、生产、销售诸多环节上缺少有效的管理监督机制。全国其他地区是否也存在类似问题则很难说清。警方希望通过此案能够引起医药管理部门的重视，从根本上改变精神药品管理混乱无序的状态，堵住贩毒犯罪的根源。
责任编辑：黎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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