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滥用权利第一案

第一篇：股东滥用权利第一案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李正辉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赔偿案

(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08)南民二初第738号民事判决书。二审判决书：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佛中法民二终字第96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赔偿纠纷。

3．诉讼双方

原告(上诉人)：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莱特公司)。法定代表人：柴国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一、二审)：罗文志，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一、二审)：谢会生，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上诉人)；李正辉。

委托代理人（一、二审)：王美龙，广东国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4．审级：二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冯载勋；审判员：石慧；代理审判员：曾婉慧。二审法院：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怀晓红；代理审判员：许义华、李秀红。

6．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2008年8月21日。

二审审结时间：2008年12月9日。

(二)一审情况

1．一审诉辩主张

原告诉称：原告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长期以来均有良好的社会评价。被告曾担任原告公司的董事、副总经理职务。2007年7月，被告以个人 身体原因为由向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提交书面辞职报告，请求辞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原告公司董事会于2007年8月2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经 过决议，董事会同意被告辞去副总经理职务；按照原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到达董事会时生效。被告于2007年 8月28日与原告办理了离职手续，原告并且应被告的要求，为其开具了离职证明。但被告出于其他个人目的，于2007年10月下旬，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提起股东权纠纷民事诉讼，称原告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违法，侵害了他作为董事的权益，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该案引起了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多家媒体 分别以“休假时秘开董事会写„休书”、“副总被炒告董事会”、“雪莱特与原高管对簿公堂”等作了报道，该类报道对原告生产经营以及社会声誉造成了极大负面 影响。上述案件在南海区人民法院的审理过程中，被告于 2008年3月10日申请撤诉，法院作出裁定，准许被告撤回诉讼。被告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赋予的诉权，在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原告提起诉讼，在案件经法院两次开庭并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后，随意撤诉，该行为属于明显的滥诉行为，给原 告造成了包括股价波动、社会负面评价、支付律师费用等在内的各种损失。故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00256元(后变更为130256元)；判令 被告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等媒体向原告公开

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被告辩称：被告诉原告股东权纠纷一案，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所 赋予的法定权利，依照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起诉，是维护自身权益的合法、正当行为。原告的两项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没有因被告的行为而产生其 所称的股份波动、社会负面评价等经济损失；被告的行为与原告所称的经济损失之间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其支付的律师费用亦没有法律依据，当事人是否聘请律师是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并不是直接的经济损失，聘请律师的费用应由当事人自己承担。故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一审事实和证据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被告担任原告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期间，于2007年7月25日向原告提出辞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原告的 人力资源部在当天收取被告的申请。同年8月27日，原告董事会决议通过被告的辞职议案。2007年10月19日，原告的董事长柴国生以被告未遵守在相关文 件中作出的承诺和约定，无故辞去董事及副总经理职务为由，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诉请被告返还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并赔偿损失给原告。该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尚 未审结。2007年10月25日，被告认为原告在未通知其参加董事会的情况下，召开董事会并决议其辞职的议案，侵害了其作为董事的权益，向本院提起撤销上 述董事会决议的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于2008年3月10日向本院撤回起诉，本院裁定准许。因原告系上市公司，原、被告间的纠纷被多家媒体报道。现原告认为被告无故起诉、撤诉，属于滥诉行为，遂诉至本院。

另查明：被告系原告的发起人之一，记载于原告公司章程。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07)南民二初字第2068号民事裁定书。

(2)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粤高法民二初字第30号受理案件通知书、民事答辩状。

(4)南劳仲案字(2007)632号仲裁裁决书、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08)南民一初字第256—2号民事裁定书。

(5)2007年10月31日原告的诉讼事项公告，2008年3月13日原告的诉讼事项进展公告，2008年4月3日原告的诉讼公告。

(6)被告辞职报告。

(7)原告第一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原告第一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表决票、决议和记录。

(8)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柴国生与被告股权案相关法律文件。

(9)多份报纸的报道共12篇。

3．一审判案理由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二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 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 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被告认为原告的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违法，向法院诉请撤销，是法律赋予被告作为原告股东的权利。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系被告是否滥用诉权。滥用诉权是指行为人有民事程序的诉权，但是其追求的诉讼目的是正当诉讼目的以外的非法目的，并造成受害人损害，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行为。原告认为被告的目的是为了打赢原告董事长柴国生诉被告股权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认为，被告为了反驳柴国生诉其未遵守承诺和约定 辞职，请求法院确认董事会召开程序违法，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规定，故被告诉原告撤销董事会决议的诉讼，并无不当。而被告撤回起诉，亦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诉权行使的规定。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为了非法目的无故起诉，滥用股东权利。

4．一审定案结论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原告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90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承担。

(三)二审诉辩主张

上诉人(原审原告)雪莱特公司上诉称：

(1)原审法院曲解法律，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应当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提出，且上述法律中规定的“违反”是“实际违反”，并不是股东“认为违反”。对于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作出的决议，《公司法》 不仅没有规定股东有提起诉讼的权利，并且为防止股东错误行使权利，在股东提起诉讼时，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供相应的担保。此处担保的目的 在于防止股东利用股东身份，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作出的决议起诉要求撤销，干扰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在股东错误起诉的情况下，此担保用于对公司 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但原审法院却将《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引申为“被告认为原告的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违法，向法院申请撤销是法律赋予被告作为原告股东的权利”。原审法院扩张并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对股东通过诉讼行使撤销董事会决议所应具备的限制性条件进行了扩大，并且对股东依据该条提起诉讼所应承担的义务进行割裂，导致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2)原审法院偏离争议焦点，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是“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赔偿纠纷”，争议的焦点是李正辉是否滥用了股东权利。原审法院应当就李正辉利用 股东身份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起诉要求撤销董事会决议是否属于对股东权利的滥用，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进行审查。但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却将本案争议的焦 点归结为“李正辉是否滥用诉权”，进而推论“李正辉诉雪莱特公司撤销董事会决议的诉讼，并无不当，而李正辉撤回起诉，亦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诉权行使的规定”。“诉权”与“股东权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利。行使股东的权利可以通过行使诉权来实现，但诉权本身并不是股东权利。对于滥用诉权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法律；而对于滥用股东权利承担的民事责任，除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外，主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显然，李正辉利用股东身份提起诉讼只是其行使股东权利的表现形式，是否滥用股东权利和是否滥用诉权并无必然联系。但原审法院却将“滥用股东权 利”与“滥用诉权”进行混淆，对李正辉是否滥用股东权利不进行审查，而审查李正辉是否滥用诉权。对应当审查的事实没有审查，对可以不审查的事实却作为“焦 点”审查，从而必然导致判决结果错误。

(3)李正辉滥用股东权利造成雪莱特公司损失，应承担民事责任。李正辉是否滥用股东权利不仅取决于李正辉是否有权提起诉讼，还取决于李正辉提起诉讼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李正辉在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所 赋予的权利时，必须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能够“证明”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而不仅 仅是“认为”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如果股东在提起诉讼后不能证明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 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公章，就属于对股东权利的滥用，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李正辉作为原告起诉撤销雪莱特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案件中，原审人民法院已根据雪莱特公司的申请责令李正辉提供了担保，此担保的意义正在于让李正辉在起诉不能证明其诉讼主张 时对应当承担责任的担保，但李正辉在原审法院两次开庭审理、案件经媒体大众广泛关注后，突然撤诉。显然，李正辉的诉讼主张没有得到人民法院的证明，其随意 起诉、撤诉的行为已经构成滥用股东权利。

(4)一审法院是枉法判决。在本案之前双方有股东权纠纷，此案中李，正辉于2008年3月10日向原审法院申请撤诉。在李正辉申请撤诉的当日，原审法 院就允许撤诉，当日发还担保款。原审法院在对待本案的处理过程中超出了当事人能够正常理解的范围。在之后，雪莱特公司起诉李正辉滥用股东权利的过程中，原 审法院错误归纳争议焦点以便于枉法裁判。

据此请求：(1)撤销原判；(2)判令李正辉赔偿雪莱特公司经济损失130256元；(3)判令李正辉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等媒体向雪莱特公司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4)判令李正辉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正辉辩称：

(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雪莱特公司一审诉讼请求及上诉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李正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 规定提起股东权纠纷诉讼是行使法律赋予的股东权利，采取的是法定方式，行为和目的是合法、正当的。雪莱特公司在上诉状中将股东权和诉权进行泾渭分明的划 分，是仅凭其见解进行，在股东权和诉权间，任意混淆和偷换概念，不顾自己一审时的事实与理由。雪莱特公司认为李正辉的诉讼行为造成了公司股价波动、社会负 面评价、支付律师费用等在内的各种损失130256元，没有事实依据，雪莱特公司一直以来都公告称诉讼案件对公司利润没有影响，雪莱特公司也没有提供因李 正辉与雪莱特公司的股东权纠纷案而遭受到的损失和有负面评价的证据，所提供的证据与其证明内容完全无关联。雪莱特公司将多宗案件的律师费及律师消费票据作 为经济损失的唯一依据。当事人是否请律师是当事人自己的选择，也由当事人自己承担责任。本案是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索赔纠纷，雪莱特公司要求李正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上诉请求混杂名誉权纠纷。李正辉的诉讼行为没有造成雪莱特公司的所谓名誉损失。

(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雪莱特公司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与李正辉认为撤诉是法律赋予李正辉的权利，撤诉并不代表雪莱特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也不能否认李正辉提供给法院证明雪莱特公司董事会会议违法事实的证据及相关法律依据。

(3)雪莱特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是一次严重违反《公司法》和《证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违法会议。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对照雪莱特公司的会议公告和会议记录所表述的内容、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就能够判断董事会议严重违法。首先，虚构、捏造董事会于 2007年8月25日收到李正辉提交的辞职报告谎言。其次，召集

程序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交所的规定。再次，表决方式违反《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董事会会议，应有董事本人出席。”公司章程第一百四十条也明确规定：“董事会决议表决方式为：举手或投票表决。”雪莱特公司第十五次会议公告中却称用通讯表决方式，没有公告采用什么通讯方式表决。

(4)雪莱特公司关于原审枉法判决的理由纯粹是虚假猜测和妄自捏造。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恳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驳回雪莱特公司的上诉请求。

(四)二审事实和证据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2007年7月25日李正辉向雪莱特公司提交的辞职报告主要内容为：辞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同年8月27日，雪莱特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并形成决议，决议主要内容为：李正辉辞去董事职务，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李正辉辞去副总经理职务，自本董事会决议通过 后生效。二审期间，上诉人雪莱特公司及被上诉人李正辉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五)二审判案理由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李正辉是否滥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所赋予其身为雪莱特公司股东所特有的诉权?二是如果李正辉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赋予的诉权，应如何确认其应承担的责任?

1．关于李正辉是否滥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之诉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雪莱特公司上诉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中规定的“违反”是“实际违反”，并不是股东“认为违反”，如果股东在提起诉讼后不能证明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就属于对股东权利的滥用。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关 于董事会决议撤销之诉的规定是基于对中小股东的保护，提起诉讼的股东对董事会决议“违反”相关规定的判断必将以其个人的视角为基础、伴随其自身对事件的感 知和判断，至于董事会决议是否违反了相关规定应予以撤销的判断与裁量权在人民法院。若以股东在提起诉讼后能否充分证明其主张以得到法院的支持来判断股东是 否滥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赋予其的诉权，对于股东而言义务过重。故雪莱特公司关于李正辉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赋予的诉权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但本案中，李正辉于2007年7月25日向雪莱特公司提交辞职报告请求辞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同年 8月27日，雪莱特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并形成决议，同意李正辉辞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董事会决议的内容与李正辉的辞职请求一致。但 2007年10月25日，李正辉以雪莱特公司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及作出的决议违法为由，向法院提起撤销董事会决议之诉。李正辉作为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人 员，在董事会决议内容完全尊重其个人请求的情形下却提起撤销董事会决议的撤销之诉。在正常情形下，撤销之诉产生的后果为撤销董事会同意李正辉辞去董事和副 总经理职务的决议，这一后果与李正辉之前向公司提交的辞职报告相悖，由此完全可得出李正辉提起撤销之诉的诉讼目的并不在于实现撤销之诉正当的诉讼目的，故 应认定其滥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的相关诉权。综上，虽然本院不采信雪莱特公司关于李正辉构成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赋予的诉权的理由，但对雪莱特公司关于李正辉滥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赋予的诉权的上诉主张予以支持。

2．关于李正辉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赋予的诉权之责任确定的问题。雪莱特公司称李正辉滥用股东权利造成其经济损失130256元，其中律师费80000元、差旅费 17026元、其他损失33050元，因律师费并非此类诉讼的必需支出，雪莱特公司对其他损失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故本院对律师费及其他损失不予支持。关于 雪莱特公司主张的差旅费，因雪莱特公司提供的差旅费依据皆为飞机票和出租车车票，并非差旅的最经济方式，故本院酌情支持10000元差旅费。关于雪莱特公 司要求李正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请求，因该类案件并不涉及雪莱特公司的名誉或商誉，故对雪莱特公司的这一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六)二审定案结论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

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1．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08)南民二初字第738号民事判决；

2．李正辉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 10000元；

3．驳回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七)解说

2008年4月1日生效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新增加了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赔偿纠纷案由，本案被媒体称为该案由规定生效后的第一件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赔偿纠纷案，同时也是上市公司诉股东滥用权利第一案。

禁止滥用权利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该原则最早于1909年《德国民法典》引入商法领域。如何界定权利滥用，学界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学说，主要学 说有：恶意说，即从主观角度出发，认为权利的行使不得抱有恶意，即不得以损害他人为目的；本旨说，即认为权利的本旨在于权利的社会性，权利行使应当遵守诚 实信用原则；界限说，即认为权利的滥用归结为对权利行使正当界限的超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 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 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上述规定从宏观上确立了禁止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原则，但对于依据什么标准认定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法律并没有 明确规定。雪莱特公司认为李正辉构成滥用股东权利的界定标准与界限说相似，即以李正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提起撤销之诉，不正确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赋予的股东权从而构成滥用。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行使要件就是以股东个人视角为基础，而不需要以董事会决议“事实”上违反规定为要件。因此雪莱特公司以李正辉权利行使的方式不当作为主张李正辉滥用权利的基础并无不当，但其所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权利行使要件不正确，导致整个立论丧失基础。

二审法院认定李正辉滥用权利，其根本原因是李正辉的前后行为违反了诚信原则。李正辉的辞职报告明确提出请求辞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其却在董事会决议 的内容完全尊重其个人请求的情形下提起撤销该决议的诉讼，行为前后矛盾，行为效果相悖，可推定其诉讼的目的并不在于实现撤销之诉的正当诉讼目的。考察雪莱 特公司与李正辉之间的连申诉讼： 2007年7月25日，李正辉向雪莱特公司提交辞职报告，拟月末辞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雪莱特公司董事会同意。2007年9月29日，雪莱特公司董事长 柴国生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李正辉未履行协议和承诺为

由，要求返还公司股票5223886股、赔偿经济损失17812080．45元。该纠纷 涉及价值上亿元的股权，被称作国内首例股权激励纠纷案。该案尚未开庭审理期间，李正辉于2007年11月在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起诉雪莱特公司董事会决议 违法，要求撤销决议恢复其股东权益。2007年12月，李正辉不满劳动仲裁，在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要求法院确认雪莱特公司违法解除与 其劳动关系，应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18．6万元、额外经济补偿金9．3万元、董事津贴27万元。2008年1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前述柴国生 诉李正辉的股权激励纠纷案。2008年3月10日，李正辉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申请对两案件撤诉，法院当日裁定准许。如果没有李正辉事前提交辞去董事和 副总经理的申请这个与后面提起诉讼的效果完全相反的行为，即使事后李正辉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 定的权利提起撤销董事会决议诉讼的根本动因是希望形成作为股权激励纠纷案判定的先决条件的既判事实，认定其行为构成股东权利滥用的依据仍然是不充分的。因 为目的是主观范畴的证明对象，没有行为人外化的行为，不能仅凭常理或人之常情对行为人行使权利的目的作出推断，更勿用说对目的的正当性作出评价。

本案在如何界定股东滥用股东权利问题上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认定权利滥用的恶意说、界限说和本旨说都在当事人的主张或法院的判定依据中有所体现。不同 的方法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权利滥用的界定方式，应根据案件特点选择适合的标准。在认定股东是否构成滥用股东权利的纠纷中，既要看权利人有无滥用权利的故意或 过失，更要重点考察其行使权利的背景、客观方式和结果，通过外化的行为推定其目的从而准确界定权利滥用的维度。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方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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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滥用诉讼权利法律规制之构建

司法实践中，一些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使这些诉讼权利背离其本来的目的，超越了法定权利的范围，为法院行使审判权设置人为的阻碍，拖延了诉讼的正常进程，也给对方当事人增添了诉讼负担，增加相对方的诉讼成本，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已成为一种公害。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下，总的来看尚缺乏完善的法律对策制裁滥用诉讼权利者和保护被侵权者的诉讼权益，这在客观上纵容了滥用诉讼权利行为的大量发生。因此，我国应尽快构建滥用诉讼权利的法律规制。

一、构建滥用诉讼权利法律规制的必要性１、维护正常民事诉讼秩序的需要。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必然对正常的民事诉讼秩序造成极大的危害，严重影响到法院正常民事诉讼秩序的进行，增加司法成本。所以，只有对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才能保障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防止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维～院诉讼秩序的正常进行。２、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必然侵害相对人合法或正当的民事权益，给相对人诉讼标的外的实体利益造成损害。不管相对人最后是否胜诉，其物质上的损失是必然存在的，而且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不建立起滥用诉讼权利的法律规制，相对人合法的民事权益就无法得到保障。３、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在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下，缺乏对滥用诉讼权利进行制裁的措施，当事人若无法通过合法手段保护自己被侵害的合法权益，这样就会对法律制度产生怀疑，出现法律和司法的信任危机，可能转而寻求法律以外的方法找回公平，进行报复，这就必然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二、滥用诉讼权利法律规制的具体构造１、建立滥用诉讼权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由于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的构成要件符合民事侵权行为的特征，属于民法上的侵权行为，所以滥用诉讼权利者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应当是实体意义上的民事侵权责任。设立起滥用诉讼权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一方面可以遏制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相对人获得充分、有效的法律救济。２、设立罚金制度。对滥用诉讼权利行为直接予以经济制裁是规制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可以促使当事人合法、合理地行使诉讼权利。３、建立当事人之间责任费用分担制度。我国现行的诉讼费用分担制度，实行的是“败诉方承担全部诉讼费用”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滥用诉讼权利的一方当事人胜诉的，由作为受害方的败诉方来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明显缺乏公平。因此，从规制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的角度来看，我国应尽快建立起当事人之间责任费用分担制度，减免因滥用诉讼权利行为而受损害的一方当事人的全部或部分诉讼费用。４、确立认定滥用诉讼权利行为无效制度。这种制度主要是针对一方当事人滥用起诉权以外的其他诉讼权利而设计的规制方法。比如针对当事人滥用反诉权、滥用申请财产保全权、滥用申请回避权等行为，法官可以直接认定这些诉讼行为属于无效行为，以此规制在法庭上发生的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防止诉讼过程的迟延，保障诉讼的正常进行。

第三篇：腐败的本质是权利的滥用

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滥用

——通过依法行政，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浅谈公务员行为规范的重要性

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公务员行为规范对公务员最基本的行为作出明确规定，既强调引导公务员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严于律己，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又强调依靠法制等多种手段，监督规范的实施。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公务员的行为规范力度，查处了一系列贪污腐败案件，我们不禁想到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腐败的产生？公务员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手中权力？在公务员这个大队伍里，怎样才能真正形成良好的风气，为人民服务的氛围？

近日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贪腐数亿元一审被判死刑。1995年5月至2009年4月间，许迈永利用担任萧山市副市长、杭州市西湖区代区长、区长、区委书记、杭州市副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受让项目股权、承建工程、结算工程款、解决亲属就业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5亿余元。此外，许迈永在任杭州市西湖区区长、区委书记期间，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违规退还有关公司土地出让金7100万余元，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

本人认为，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滥用，我们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权力过大、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约束。治理腐败首先应该从制度上规范权力的使用。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不是制约权力，而是制约具体行 使权力的个人。个人超越法律来行使权力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两类：

第一，行政机关公务人员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由于不知法，不懂法而滥用权力。但通过目前我国已建立的公务人员选拔，培训，考核制度。特别是国家行政机关把严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大门。以及一大批受过相当程度学历教育的青年进入公务员队伍之后，不懂法的现象将逐渐减少。因而，就这个层面的原因而言，仍需制约，但并非问题的主要方面。

第二，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自身受某种私利的驱使滥用手中的权力。这是一种较多的现象且不易控制。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作为国家官员本应只代表国家利益行使国家权力，为何会受其私利驱动而滥用手中的权力？这与集中于其身上的不同的法律身份有联系。从行政法的角度分析，行政机关公务人员是兼具多种法律身份的人。而各种法律身份所代表的利益又是相互冲突的。国家公务员实际上具有三重法律身份，即普通公民、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代表务。公务员的这第三种身份使他们实际上掌握并运用着行政权力。个人作为行政主体代表的身份行使行政权力，而这种身份拥有的行政权力又可以服务于他的其他法律身份，可以说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多种身份使之既能运用行政权力又能运用权力隐形服务于自己的私利。

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同时兼具的不同身份各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各种法律身份所体现的利益往往会互相冲突。冲突的结果如果是个人或小集体所代表的利益战胜了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时，权力滥用于谋私就有其基础。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大偏好。这就是促使这 些权力实际主体背离法律赋予其权力初衷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曾说过：“人们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公务人员作为普通公民有其利益，包括追求更多的财富，更高的社会地位，作为公务员群体也有其群体利益，部门利益。如充足的经费，更好的办公设施，更多的福利待遇等。为达此目的往往发生争权越权的部门本位主义，为了得到更多的，更好的公务员群体工作待遇和相关福利争经费，滥收费，滥罚款的现象就易于发生。由于公务人员各种法律身份所对应的利益并不一至，这些差别的利益种类又集中于同一个主体——国家行政权力的执法者——公务员，且无论个体的公务员还是群体的公务员都具有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倾向，这就不难理解有时行政权力被他们违法使用的现象了。

为了国家行政管理的正常运转，国家不能不把行政权力交给公务人员使用，而在社会资源相对短缺，国家公务员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情况。权力有可能被他们用于谋私。如何解决这个悖论，以回归法律赋予公务人员行使权力的初衷？对此我们要在在成本和交易机会上形成制约公务员运用权力牟取私利的机制。如果公务员利用代表社会公益的身份为个人或部门群体牟取利益远小于他们所付出的成本，或者能强有力的控制他们利用权力进行交易的机会，则能行成有效地制约。当然这只是从正面约束他们手中的权力不被滥用的方式之一。而这达不到制约的目的，原因是这解决不了贪欲的问题，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是膨胀型的，一旦失控将难以满足。因此有针对性的制约重点是：其一，尽可能设置使他们不敢滥用权力的机制。其二，设置使他们不能（或无法）滥用权力的机制。

公务员的廉政行为是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所以，每一个国家公务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廉政行为规范。自律、自省、自尊、自受、自励，当好人民的公仆。一言以蔽之，无论是从消除政府机构的腐败现象，还是从保证政府机构有效地执行公务，以及从维护国家公务员个人形象等方面来看，都需要完善国家公务员廉政行为规范。制定公务员廉政行为规范，加强廉政建设，是保证建立强有力、高效能政府工作系统，促进国家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稳定迅速发展的重要措施。规范廉政行为，可以不断增强党和政府的活力，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使国家公务员公正无私地执行公务，使其形象更加完美。

第四篇：工商登记影响股东资格还是权利

工商登记：影响股东资格还是股东权利

时间:2007年05月17日01时27分作者: 曾宪文 刘金林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只要没有办理工商登记，即使出资了，也不是股东”。这是当前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一个伪命题。本期门诊专家们的精辟论述，会让你清楚地明白——

取得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条件

核心提示：股东权是股东与公司间的一种总括性法律关系，它源于股东对公司资本的参与。只要投资人取得了对公司资本的一定份额，就取得了股东资格。某项具体股东权利之放弃或不能行使并不影响股东权的存在。

新闻背景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７日，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新天地置业有限公司的几位股东为争夺公司控制权而“同室操戈”。一位陈姓股东和一位周姓股东的哥哥纠集多人威胁另一位股东高银福，强迫其交出公司公章和财务章，直至警方介入才制止事态恶性发展。高银福称，其通过出资和接受其他股东的股权转让已经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并经股东会授权一直在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只是因故没有去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而已，对方的强迫行为是违法的；但对方认为，高银福没有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就不是法定股东，不能享有股东权利，他和其他股东之间只是一种投资关系。（见《中华工商时报》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６日）

李显冬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俊海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黎 宏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 谷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常 杰 天津市检察院驻保税区检察室主任 庞红兵 北京市九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主持人：发生在内蒙古乌海市的这起股东“同室操戈”案，绝非个案，它表明“江湖行为”仍然是公司治理中的一个潜规则。认真剖析本案反映的普遍性问题，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公司内部的股权纠纷，防止其由民事案件演变为恶性刑事案件，清除公司治理中的江湖色彩，具有积极意义。本案的问题是，股东名称的工商登记对股东资格、股东权利究竟有无影响，有何影响。在此，首先请各位专家谈谈取得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途径和条件是什么，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有何区别？

李显冬：股东资格，又称股东地位，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取得途径主要有：（１）投资人参与公司设立，认购公司出资；（２）投资人在公司成立后认购公司新增资本；（３）因转让、继承、公司合并等方式而取得公司股东资格。其中前两种方式被称为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第三种方式被称为股东资格的继受取得。在原始取得的情况下，只要出资人认缴了对公司的出资额，即可以取得股东资格；在股权转让的情况下，原则上说，只要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并将公司的股东名册予以变更，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即发生股权转让的法律效果。

常 杰：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股东资格应当具备六个要素：１．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并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表明自己受公司章程的约束；２．向公司实际履行出资义务；３．在公司成立后取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４．被载入公司股东名册；５．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的公司文件中列名为股东；６．在公司中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相应地，公司之外的他人要想通过股权转让取得完整的股东权利，需要完成四项工作：１．出让方与受让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２．经股东会讨论通过，因为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３．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规定的出资义务；４．办理相关的工商登记事项，变更登记应由出让方、受让方和公司三方共同完成。

张 谷：股东资格的认定，应从实质上分析。通常所说的股权，就是股东权。一个人有股东权，就是股东，没有股东权，就不是股东。何谓股东权？股东权是一种成员权或者成员地位，是作为公司成员的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一种总括性的相对法律关系，它源于股东对公司资本的参与。所以，出资额（犹如股份公司的股份）和股东权是一体二面。只要投资人对公司资本有参与，取得了一定的出资额，就取得了股东资格（当然，股东资格之取得必须以公司之存在为前提）。需要注意，股东权不同于具体的股东权利，前者是基于对公司资本的参与而获得的一种资格，是母权利，是源泉性权利，而后者，即各项具体的股东权利，如盈余分配请求权、表决权等等，是由股东权派生出来的子权利，某项具体的股东权利之放弃或不能行使并不影响股东权的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股东资格原始取得的情况下，只要出资人认缴了对公司的出资（并非出资的实际缴纳），公司便取得了对出资人的一种请求权，构成公司的债权性资产，出资人就取得了股东权，成为公司的股东；而公司在成立后可以自己名义要求该出资人履行出资义务，或要求其他股东承担资本填补义务。在通过股权转让而继受取得的情况下，股权转让其实就是双方行为，由原股东将自己的股权转让给他人。虽然股东权移转之后，势必涉及诸如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法律文件的变更，但这些都与股权转让契约的生效、股权权属的移转无关。在德国，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债权让与的规定准用于其他权利的转让。在我国，无论股权的内部转让还是外部转让，权属到底何时移转，公司法缺乏明确规定。因此，如果转让人和受让人没有特别约定的，只要股权转让契约一经生效，受让人即取得股东资格。这与是否进行了股东名册变更和工商登记无关。

刘俊海：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之间的关系要视不同语境而定。有时，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被统称为“股东权”，既包括抽象、概括的股东资格，也包括具体、微观的权利内容。当二者并列时，股东资格可以理解为权利主体作为公司股东的法律地位。其中的权利内容作为一个权利束的整体可称为“股东权”，权利束中的诸多具体权利（如自益权与共益权）可称为股东权利。就股权转让而言，转让合同究竟自成立时生效，抑或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完毕之时生效，公司法未作明确规定。依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在市场经济社会，绝大多数商事合同遵循成立生效主义，故股权转让合同应以成立生效主义为原则，批准生效主义或者登记生效主义为例外。当然，成立生效主义原则并不排除双方当事人以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方式限制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

工商登记是取得股权的生效要件还是对抗要件

核心提示：股东名称的工商登记属于宣示性登记，即登记本身并不能创设股东资格，其只是对已经存在的股东资格予以确认。未经登记的，行为并非无效，只是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主持人：刚才张谷老师提出了一个很新颖的观点说，要成为股东就必须取得股东权，而股东权与股东的权利（股东享有的各项具体权利）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母权利，后者是子权利。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上述区别即是股东资格与股东权利的区别。那么，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包括接受股权转让）后未办理工商登记时，受影响的到底是股东资格，还是某些具体的股东权利？工商登记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法律效果？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实务中很容易产生误解。

李显冬：工商登记就目的和功能而言，可以分为设权性登记和宣示性登记。设权性登记具有创设权利主体或法律关系的效果，而宣示性登记只具有宣示权利的效果，其登记与否由当事人自由选择，未经登记的，并不会导致行为无效，只是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司有义务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在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必须办理变更登记。凡是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显然，在我国，股东名称的工商登记属于宣示性登记，即登记本身并不能创设股东资格，其只是对已经存在的股东资格予以确认。

常 杰：法律对股东资格的保护并不是把工商登记作为唯一的、绝对的条件。法律赋予工商登记的效力是“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就股权转让而言，工商登记的效力应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从转让人、受让人、公司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其属于公司内部关系。如果受让人已经接受了转让人的股权转让，事实上也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使了股东的权利并承担了相应义务，只是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的，那么就应该尊重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认定受让人具有股东资格，并责令公司将受让人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另一方面，从公司、股东与公司之外的第三人的关系看，其属于公司外部关系。依商法上的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原则，工商登记是社会公众获得公司信息的法定形式，第三人有权信赖工商登记的内容是真实的，即使登记有误，第三人仍可信以为真，并要求所登记的股东按登记的内容对外承担责任。由此可见，如果受让人接受股权转让后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无权对第三人主张股东权利。在完成变更登记之前，原股东仍以股东身份对外承担相应责任。

庞红兵：股权转让之所以如此复杂，是因为我国公司法在这个问题上采用了公司内部登记生效主义与外部登记对抗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依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内部登记生效主义）；同时，还得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外部登记对抗主

义）。其实，股权关系是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只要公司将股权受让人载入股东名册或者自公司签发股东出资证明书就可以作为股权变动的依据，至于公司登记机关是否办理股东名称登记，原则上不影响股权变动的效力。

李显冬：应该说，只有股东名册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首要依据，是否进行工商登记，只影响已经取得的股东资格能否对抗公司、股东之外的第三人。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股权转让应当以股东名册为准，即经载入股东名册后，出资人或受让人才能够成为公司股东，才能够行使股东的各项权利。工商登记只是股东资格的对抗要件，其本身并不影响股东权利的转让。当然，需要注意股东名册作为一个股东资格认定的形式标准，其本身也是可以被推翻的。公司章程、出资证明书、股东权利的实际行使以及对公司的实际出资等事实都可以在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作为对股东名册的对抗依据。

刘俊海：目前主张股东资格的证据五花八门，既有实际出资证明，也有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和工商登记等。其实，这些证据的作用并非一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源泉证据、效力证据与对抗证据。源泉证据也称基础证据，是指证明股东取得股权的基础法律关系的法律文件。源泉证据一分为二：（１）股东原始取得股权的出资证明书；（２）继受取得股权的证据，包括股权转让合同、赠与合同、遗嘱、夫妻财产分割协议、共有财产分割协议等。一旦取得了合法有效的源泉证据，权利人就可以要求公司变更股东名册，确认自己的股东资格，进而要求公司协助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效力证据对非上市公司而言是公司备置的股东名册。股东名册对股东资格的确认具有推定的证明力，即在册股东可据此直接向公司主张股权。当然，在有相反的源泉证据时，股东名册可以被推翻。对抗证据主要指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在案的章程等登记文件。作为对抗证据的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文件，虽不是股东资格的效力证据，但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当然，此处的“第三人”不包括善意第三人，只包括主观上存在恶意或者重大过失的第三人。

张 谷：不仅工商登记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股东名册也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取得股东资格的关键是对公司资本的参与。可以说，像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都只是证明股东资格的证据，不能取代股东资格本身。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依照本法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由这条规定反推即可知道，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股东名册都不是股权转让的生效要件，而是股权转让后的法律后果。从逻辑上讲，也只能是受让人已经是股东了，然后才能去办理新的出资证明书，变更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以及通过公司去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至于股东名册，主要是为了保护公司，公司依照股东名册认识公司的股东，而无需适时确切地查知股权变动情况，因为这不可能也不必要。公司依照股东名册发布会议通知，分派红利，即使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公司只要是善意的，即可免责。而工商登记，则纯粹是为了保护与公司、股东进行交易的第三人，因为第三人无从知道公司内部的股权变动，其只能依据工商登记的内容进行判断。

未经登记的股东可否请求工商部门给予登记

核心提示：当股权转让发生争议时，事实上的股东要取得形式上和实体上完整的股东权利，应当提起确权之诉，由法院或仲裁机构作出判决或仲裁裁决，再依生效的法律文书申请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主持人：各位专家的讨论表明，股东名称的工商登记本身仅具有公示效力，也就是说，股东出资后，是否进行工商登记并不影响股东资格的取得，只是未经工商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那么，为了保障股东权利的完整，未经登记的股东有何手段弥补这一法律瑕疵，是否可以直接请求公司或者工商部门给予登记？

李显冬：在股权转让情况下，受让股东只能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要求公司办理股东名册、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因为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申请办理包括股东变更在内的工商登记手续的主体是公司，而不是公司的股东，而且所需提交的材料也必须是由公司出具，而不能由股东个人提供。除非股东持有法院要求公司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的有效判决，否则，仅凭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者股权转让协议，股东无权单方要求工商部门办理登记。

常 杰：在正常情况下，完成股东变更登记应由转让方、受让方和公司三方共同完成，工商部门对股东变更的申请主要是形式审查，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工商部门不具有对股权纠纷作实体性确权的职责和权能，一旦因任何一方不配合导致申请变更的有关资料内容不符合登记要求时，工商部门可以拒绝办理变更登记。因此，当股权转让发生争议时，事实上的股东要取得形式上和实体上完整的股东权利，应当提起确权之诉，即通过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作出判决或仲裁裁决，再依生效的法律文书申请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以维护自身权益。

庞红兵：目前公司法没有授予股东直接到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名称登记的权利，公司因此也常常以种种理由拖延甚至拒绝为股东办理登记，造成股东迟迟不能行使应有权利，引发了很多的股权纠纷。在公司怠于办理股东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如果股东或者受让人只能通过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解决，势必造成解决纠纷的成本过高，不利于维护股东权益。在这种情况下，立法应该考虑另外的救济途径，比如将来可以规定，股东或受让人有证据证明公司怠于办理股东登记的，股东或受让人可以直接到工商部门申请办理股东登记手续，工商部门应当协助办理。从理论上讲，股东的这种权利，完全可以通过扩充股东权这一母权利而获得。

张 谷：股东名称的工商变更登记，仅有宣告效力，并无设权效力。此种登记行为是有私法上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唯公司具有申请权。但是，这种权利涉及到新老股东的利益，公司法虽然规定其也是公司的一项法定义务，在不履行时将承担被处罚之后果，但尚为不足，还应赋予利害关系人一些相应的权利。所以，在公司不去或者不及时办理股东名称登记的情况下，为保护股东的利益，可以考虑采取两种救济措施：一是比照股东代表诉讼的构成要件，规定在公司无故拒绝办理工商登记时，股东只以此事项为限，可以代表公司，以公司的名义向工商部门申请办理股东登记。二是活用债权人代位制度，在公司不依照规定办理工商登记时，由股东代替公司直接向工商部门申请办理股东登记。

判断股权纠纷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的界线

核心提示：因民商事纠纷而引发的暴力事件，只要达到了刑法所规定的成立犯罪的程度，就构成犯罪，决不能因为引起该结果的原因是由于当事人之间存在民商事纠纷而否定犯罪。

主持人：当前，股东之间为争夺公司控制权而引发暴力事件，如进行人身威胁、抢夺公司账簿、公章时，公安机关常以股权纠纷属于民事纠纷为由拒绝立案受理，建议受害人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而法院则告知受害人应该去公安机关报案，理由是这类暴力事件属于刑事案件。请问，如何正确处理这类因股权纠纷而引发的暴力事件？

李显冬：认定股权纠纷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最基本的方法便是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如果股东实施的暴力行为符合刑法上某一犯罪构成，那么便是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反之，则只需要视情况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或者判令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常 杰：处理这类股权纠纷，必须把握一个方向，那就是任何权利救济都必须通过合法途径进行。采取暴力手段解决民事纠纷本身就违法。因暴力造成了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不论出于什么动机，是争夺他人股权还是维护自己的股权，只要情节严重，就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公司财产的损毁，即使是股东实施的也是违法的，因为在法律上公司财产不是股东的个人财产。

黎 宏：股东之间为争夺公司控制权而实施的暴力冲突，属于因民商事纠纷而引发的刑事案件的一种类型，在这种案件的处理上，应当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对因民商事纠纷而引发的暴力事件，是不是构成犯罪，原则上按照一般的刑事犯罪的认定原则考虑。即看该暴力行为是不是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主观上是不是有罪过。如果行为人故意或者过失造成了他人身体上的伤害，或者财产上的损失，达到了刑法所规定的成立犯罪的程度，那么，该行为就构成犯罪。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因为引起该结果的原因是由于当事人之间存在民商事纠纷而认定该行为不构成犯罪。因为，刑法本质上是社会秩序维持法，在国家独占刑罚权之后，除了法定情形之外，任何私人之间的以暴力解决纠纷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这是大的原则和前提。第二，在处理上，和普通刑事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因为，这种因民商事纠纷而引发的暴力事件和一般的街头暴力犯罪，在起因和发展过程以及对社会一般人的安全感的影响上，还是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其社会危害性的认定上，应当将民商事纠纷的程度、起因、解决难度等和行为人之间的暴力冲突程度加以权衡，斟酌考虑。

刘俊海：对于同时涉及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的情况，法院应当根据“刑民并进”的新思维，分别审理相关的案件。对于案件事实清楚的民事案件，即使案件中有关当事人已经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法院也应立案，及时审理，不能机械地固守“先刑后民”的思维。当然，民事案件中的事实确需等待刑事案件审理结果才能确定的，法院可以例外采取“先刑后民”的态度。但即便如此，法院也应予以立案，而不能拒绝立案。

第五篇：黄金交易第一案

案例材料：“中国黄金交易第一案”

——炒金10天狂赚2100多万元是否不当得利？

两男子使用原始资金27000元，电话委托进行黄金买卖，离奇交易竟然10天之内获得天价利润2100多万。但是，好景不长，资金很快被开户银行以“不当得利”为由划走，要求撤销二人在此期间的“非正常”黄金买卖交易，并且一度将二人扣留。由于涉案金额巨大，波及全球排名前三位的上市银行之一——中国工商银行，而且挑战法律空白，此案被业内律师称为“中国黄金第一案”。

 背景材料：买卖黄金创造财富神话

两男子抄黄金，反常规低价下单竟然成交。2006年5月30日，樊文达携款2.7万元从江西南昌到山东济南出差，顺便看望大学同学——28岁的宋荣贵。有一天，樊文达从报纸上看到中国工商银行山东省济南分行宣传黄金买卖业务的消息，他决定试一试。然而，当樊文达到中国工商银行山东省济南分行泺源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泺源支行”)开户时，才发现自己的身份证已经过期。于是，樊文达用宋荣贵的身份证，在银行申请开立了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并办理了灵通卡，开通了电话银行业务。2006年6月底，樊文达要回江西的公司述职，因为炒黄金只能在济南操作，他在走之前就进行了电话委托挂单。当时市场黄金价格为每克160元左右，樊文达输入了参考价格145元，并进行了5天的委托期。几天后，樊文达从江西述职归来，他通过电话查询，黄金市场价格依然是每克160元左右，而自己的委托竟然在当天就成交了。

买卖126次成千万富翁。自2006年6月29日起，樊文达发现：从那天起，自己的每笔交易都会赚钱。凭着炒股票的经验，樊文达感觉这是庄家在“砸盘”，想控制黄金交易价格。于是，樊文达开始输入远低于即时正常黄金价格的买入价格，并逐渐探底。当时即时黄金价为每克160元，而樊文达最低探到每克142元也能成交。此后，樊文达开始通过电话委托进行全盘的即买即卖反复操作。截至7月8日，共操作买入交易65笔，卖出交易61笔，获利21930382.24元。短短10天时间，樊文达就把2.7万元变成了2193万余元，变成了千万富翁。被称为“创造了黄金市场上的一段财富神话”。

银行坚持黄金交易无效，称两人恶意操作扣回两人所得。2006年7月12日，正在济南某公司上班的宋荣贵突然接到工行泺源支行的电话，请他到银行核对账户。当宋荣贵如约来到工行泺源支行时，几位银行工作人员以其侵占国家资产、涉嫌洗钱、扰乱国际黄金市场的名义，让他签订一份银行事先准备好的协议，还要他将所有资金转入银行账户，此要求遭到了宋荣贵的拒绝。随即宋荣贵被银行扣留。无奈之下，当银行一位工作人员提出来要他将自己的灵通卡挂失时，他依其要求签了储蓄挂失申请书。宋荣贵当时是这样考虑的，灵通卡在樊文达手中，如果自己办理挂失，灵通卡账户中的资金理所当然地就会被冻结。这样一来，无论是自己，还是银行都取不出钱来，所以至少卡里的钱是安全的。然而，让宋荣贵没有想到的是，银行对他的灵通卡挂失申请处理结果为：2006年7月13日，解挂，换卡。也就是说，宋荣贵申请挂失，银行当天就为他换了新卡，而他却被蒙在鼓里。这期间，樊文达意外地发现那张灵通卡失效了。同年7月27日，工行泺源支行认定宋荣贵二人的交易具有明显的恶意操作性质，根据《中国工商银行个人账户黄金买卖章程》（以下简称“《黄金买卖章程》”）的相关规定予以取消，并且将其账户上的资金划归工行。8月3日，宋荣贵收到银行《关于取消个人账户黄金买卖委托交易的通知》，当其赶到工行泺源支行时才发现，银行已于7月27日单方面将宋和樊共有的账户资金21951513.51元以“违反中国工商银行个人账户黄金买卖章程”为由强行划走。宋荣贵随后立即与银行交涉，当他质问银行工作人员时得到的回答却是：“这是银行的决定！”更让宋荣贵气愤的是，工行泺源支行已经为他换了新的灵通卡，却不告诉他，而且声称：“事情还没有处理结果，灵通卡不能给你！”在和银行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宋荣贵和樊文达一起向中国工商银行总行投诉。然而，工行泺源支行依旧认为这2193万余元系不当得利，是通过非法交易手段得来的，不同意将钱回拨给他们。不久后，工行泺源支行、中国工商银行济南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向济南市公安局经侦队报了案。公安部门有关人士翻阅了诸多法律条文，最后也没有找到宋荣贵违规的法律条款，因而没有立案。

双方对簿公堂。由于多次和银行交涉无果，2007年4月17日，宋荣贵一纸诉状将工行泺源支行告上了法庭。接到宋荣贵的起诉状之后，工行泺源支行也对宋荣贵提起了反诉，认定宋荣贵炒黄金所得2193万余元是非法获利，其非法获得的利润属于不当得利，不应得到法律保护，要求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撤消宋荣贵在2006年6月29日至7月8日期间的非正常黄金买卖交易；并承担相应的诉讼费。但之后，却一直没有济南市历下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的消息传出。据悉，这起案件在后来两年迟迟未开庭审理，直到2008年4月11日上午9时，“中国黄金第一案”一审才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但最终审判结果如何，并不为公众所知。

 原告无法自圆其说

2008年4月11日上午9时，“中国黄金第一案”一审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庭审中，记者看到，工行泺源支行提供的12条证据中，很多关键的证据都没有提供原始记录，而只是提供了经过整理编辑后打印的记录。对于这些“证据”，宋荣贵的代理律师认为不是原始记录，不能作为法庭证据使用。对于法官当庭提出的问题，工行泺源支行或者不能拿出足够的证据，或者难以自圆其说，其中以下几点让记者印象颇深。

一、工行开办网上黄金业务有无法律依据。工行代理律师拿出了一份中国人民银行在2001年发出的“219号批复”，批复第一条带有“同意你行开办黄金业务”的字样；其中第一条第八项规定：“对居民个人开办黄金投资产品零售业务。开办黄金义务所需实金原则上应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购买”，并没有明确说明工行可以开展纸黄金业务

工行认为，按惯例黄金投资产品零售业务包括黄金实金和纸黄金业务，但在庭上没有拿出相关的法律条文。对于工行从事非黄金实物业务是否超出人民银行和国家工商局核定的经营范围，法庭认为还有待继续调查。

宋荣贵代理律师认为，零售业务只能是实金销售业务，只能是卖，不能买。批复中“开办黄金业务所需实金原则上应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购买”，这也证明了其代理人的身份，而事实上，工行在宋荣贵的多笔交易中共收取了40多万元的手续费。

二、《黄金买卖章程》是否合法。工行曾反复提到过宋荣贵的行为违反了《黄金买卖章程》的有关规定，而这个《黄金买卖章程》是否由单方制定？庭审中，工行方说得很含糊、笼统，只表示该章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至于哪项法律没有说明。

同时，《黄金买卖章程》有新旧之分，宋荣贵看到的只是旧章程。新章程的实施日期是2006年4月26日，与旧章程相比增加了四点内容。工行没能提供新章程在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的记录，因而无法确定其具体实施的时间和告知投资者的时间。

三、“优于”和“劣于”的解释。在电话银行止损委托中，工行系统会提示一句话：“现在您将建立止损委托，如果您输入的汇率优于即时汇率，委托订立将不成功。”在电话银行获利委托中，工行系统也会提示一句话：“如果您输入的汇率劣于即时汇率，委托订立将不成功。”

工行对此的解释是：在止损委托买入时，“优于”就是“低于”，在卖出时，“优于”就是“高于”。“劣于”的解释则正好相反。根据工行规定：在进行黄金交易时，黄金的银行买入价是投资者的卖出价，银行卖出价就是投资者的买入价。工行认为，宋荣贵是在理解“优于”和“劣于”的含义后，采取了反向操作的方式获取了收益。

对于“优于”和“劣于”的解释，此前记者曾调查过10个人，10人的理解都是“优于”就是“高于”，“劣于”就是“低于”。而宋荣贵也是按照这样的理解去操作，而且当时操作都是成功的。至于反向操作是否违法，《黄金买卖章程》中找不出明确的规定。

《黄金买卖章程》第二十四条规定：个人账户黄金买卖交易面临各种风险，受国际上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及各种突发事件的影响，价格可能发生剧烈波动。工行也多次提示通过系统所查询的黄金价格仅供参考，实际交易时，以交易时的价格为准。宋荣贵代理律师认为，宋荣贵正是认识到了黄金价格剧烈波动的风险，进行了判断，才输入了远远低于查询价格的买入价格。工行认为宋荣贵的交易行为显然有失公平，没有任何道理。

四、正常交易和异常交易的界定。在此次庭审中，工行提供了一份经过编辑整理的正常交易和异常交易的记录。在正常交易的6笔中，显示宋荣贵赔了470．20元；异常交易的126笔中，则是赚了21930382．25元。工行未能提供在这一时期所有人交易的原始记录，而且这个正常交易和异常交易的界定很难让人信服。宋荣贵的代理律师认为：宋荣贵是严格按照工行电话委托系统，根据系统语音提示一步步操作的，其设定的买入价格符合了工行所设定的条件才会成交。为什么当时141元/克也能成交，而低于141元/克就不能成交？工行本身是不是有一个最低的止损价格底线？

五、系统故障还是系统漏洞问题。在《黄金买卖章程》第十四条规定：委托交易是指由客户指定成交判断条件，一旦工行即时黄金价格满足客户的成交判断条件，即按照客户委托价格成交。工行认定的126笔异常交易理应不成交，但为什么系统会接受呢？工行给出的解释是由于系统故障。法庭当即询问，究竟是系统故障还是系统漏洞？是针对宋荣贵一个人的，还是针对所有人的？工行表示只是在宋荣贵那里出现了，但对于“故障”出现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故障”，是在交易系统出现的“故障”还是在结算系统出现的“故障”，如何解决的，工行没有给出明确答复，只是说回去落实。工行

还特意补充：“故障”在正常交易中是不显示的，只有在非正常交易中才会显示。

工行还在法庭上出示了一份黄金价格走势图表，意在说明宋荣贵黄金交易的买入价均低于工行报价系统的报价。工行解释，这个黄金价格走势图表是路透社报价系统的报价，工行根据黄金和盎司的价格换算成黄金/克和人民币，取中间价，加减40个点，折算出工行黄金价格理论上存在的最高和最低价，形成工行报价系统的报价。

对于这个根据路透社的报价系统整理出来的黄金价格走势图，宋荣贵代理律师认为毫无公信力可言，而且工行已经取了中间价，还要加40个点，这是有意欺诈投资者。工行在网上公开表示“中国工商银行是您值得信赖的黄金代理人”，那么，作为代理人，为什么不把真实的价格告诉投资者呢？

由于工行没能当庭出示更多交易的原始证据，一审后，法院宣布将择期再次开庭。

 背景知识链接

离奇交易是如何达成的？ 当事人进行的是纸黄金交易，纸黄金在电话委托下单的时候有两个价格，一个买入价，一个卖出价。按照国际惯例和挂单的基本原理，只有委托的买入价格比当前国际价格高的时候，委托买入的单子才可以成交。银行系统的漏洞就在于，当事人以142元每克——低于当时黄金现价160元每克的价格——委托买入的时候，银行的交易系统竟然成交了这笔单子，而142元每克相当于580美元每盎司，当时在国际市场上是不可能有这个价格的。

什么是纸黄金？ 所谓“纸黄金”，其实就是指黄金的纸上交易。投资者的买卖交易记录只在个人预先开设的“黄金存折账户”上体现，而不必进行实物金的提取，这样就省去了黄金的运输、保管、检验、鉴定等步骤，其买入价与卖出价之间的差额要小于实金买卖的差价。

什么是作市商制度？（1）做市商和做市商制度。做市商制度，也称庄家制度或造市商制度，是国际成熟市场中较为流行和普遍认同的一种市场交易制度。通俗地说，所谓做市商制度，是指在一定监管体系下，券商持有某些股票或债券的存货，并以此承诺维持这些股票和债券的双向买卖交易，这些维持双向买卖交易的券商就是做市商。（2）做市商的义务和权利。作市商要有准确的报价能力，要熟悉自己经营的证券并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做为做市商，其首要的任务是维护市场的稳定和繁荣，所以做市商必须履行“做市”的义务，即在尽可能避免市场价格大起大落的条件下，随时承担所做证券的双向报价任务，只要有买卖盘，就要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