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用卡滞纳金被否决第一案大全

第一篇：中国信用卡滞纳金被否决第一案大全

信用卡滞纳金被否决第一案 2016-02-11 19:49 21世纪经济报道

摘要: 法院依据宪法及相关法律条文，对滞纳金予以否定判决。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得的一份判决书显示，法院依据宪法及相关法律条文，对银行信用卡滞纳金予以否定判决。具体事件及法理逻辑，见判决书全文。这份由四川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判决书编号为“（2015）高新民初字第6730号”判决书，多名法律界人士认为，这是他们首次看到法院依据宪法条文，否定银行业关于“滞纳金”的红头文件规定。

判决书显示，此案原告为中国银行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银行诉称，2013年9月4日，被告沙某某向其申请长城环球通白金信用卡，按照该信用卡申请合约第三条第二款约定：“信用卡透支按月计收复利，日利率为万分之五”，另按照第三条第一款约定：“乙方在到期还款日之前未能偿付最低还款额或未能完全还款的，乙方除按照甲方规定支付透支利息外，还需按照最低还款额未偿还部分的5%支付滞纳金。”

截止2015年6月8日，沙某某欠付银行信用卡欠款共计375 079.3元。故银行起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归还原告信用卡欠款 375 079.3元（截至2015年6月8日的本金、利息及滞纳金），及至欠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375 079.3元为本金，信用卡透支按月计收复利，日利率为万分之五）、滞纳金（按照375 079.3元未偿还部分的5%每月支付滞纳金）。

被告沙某某辩称，对于银行诉称的事实予以同意，但请求能够对滞纳金予以减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依据原被告呈堂事实，及相关宪法与法律条文依据，做出判决：沙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支付截止至2015年6月8日的本息375 079.3元及从2015年6月9日起的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339 659.66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

其中，银行要求的滞纳金被否决。该案民事判决书对于否决理由，分五大部分详述近6000字。这五个部分分别为： 贷款利率有法律限制；如何确定银行贷款利率上限；如何正确理解相关职能部门制定的关于信用卡滞纳金和利息的规定；辅助理由：违约金调整对信用卡高利、高息的分析；信用卡业务的特殊性能否支持其高额利率等。

其中在第三部分，判决书表示，银行不同意见会认为，信用卡的利率收取并未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本案中原告提出依照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发卡银行对贷记卡持卡人未偿还最低还款额和超信用额度用卡的行为，应当分别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超过信用额度部分的5%收取滞纳金和超限费。”第二十三条规定：“贷记卡透支按月记收复利，准贷记卡透支按月计收单利，透支利率为日利率万分之五，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此项利率调整而调整。”

“显然，如果机械理解前述规定，原告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确实合情合理而且符合双方合约规定（在合约中，被告已经表示对格式条款已经充分阅读、理解，故该合约虽为格式条款，产生约束力）。但是，法律条文绝不是孤立的存在，而要进行系统的理解和解读。本案中值得反思之处就在于，中国人民银行的该规定是否是没有前提和范围的适用，据此认为原告主张的利息合理。这是商业银行对中国人民银行规则有意或者习惯性地误读。”判决书如此写道。

判决书继续对这一观点进行正反两方面地论证： “从正向角度，我国是统一的法律体系，任何法律并不孤立存在，而是系统性地存在。既然国家法律已经确定利率具有上限，无法想象国家法律执行者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容忍或者放纵商业银行无上限的利率计算方式，当然反对意见可以认为利率高也是高得有章可循的。在判决第一部分，已经表明了原告的利息主张并非呈算术增长，而呈比例数增长，滞纳金每月计算更是增长惊人。面对这样的增长，仍然判断利息存在上限，这种判断显然脱离社会的一般常识和常理。”

而“从反向角度，如果认可信用借款超高额利率将导致为法律及社会民众不可容忍之悖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此处引用宪法并非作为裁判依据而仅用于判决说理论证）平等，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基本内容与内涵。平等意味着对等待遇，除非存在差别对待的理由和依据。一方面，国家以贷款政策限制民间借款形成高利；另一方面，在信用卡借贷领域又形成超越民间借贷限制一倍或者几倍的利息。这显然极可能形成一种“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外在不良观感……”

判决书在第三部分最后小结称：相关职能部门规定了信用卡收取滞纳金及逾期利息，这些规定不能任由商业银行脱离法律体系进行解读。商业银行错误将相关职能部门的规定作为自身高利、高息的依据，这有违于合同法及商业银行法的规定，也有违于社会公众对正义与公平的基本理解。这种解读是违背相关职能部门制定规定的良好出发点和立法宗旨的。

不过，这一判决尚为初审，银行之后是否上诉，截止记者发稿时，尚不得而知。

以下为判决书全文，人名及其它关键信息隐匿：

书（2015）高新民初字第6730号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

负责人：周某某，该行行长。委托代理人：尚靖元，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华德高，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

被告：沙某某，女，198*年*月*日出生，彝族，住四川省**县。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成都高新支行）诉被告沙某某信用卡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12日收到原告起诉状后，因被告沙某某未积极参与，先行调解未果，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本院代理审判员周寓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行成都高新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尚婧元、被告沙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行成都高新支行诉称，2013年9月4日，被告向原告申请长城环球通白金信用卡，按照该信用卡申请合约第三条第二款约定：“信用卡透支按月计收复利，日利率为万分之五”，另按照第三条第一款约定：“乙方在到期还款日之前未能偿付最低还款额或未能完全还款的，乙方除按照甲方规定支付透支利息外，还需按照最低还款额未偿还部分的5%支付滞纳金。”截止2015年6月8日，被告欠付原告信用卡欠款共计375 079.3元。故原告起诉至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归还原告信用卡欠款 375 079.3元（截至2015年6月8日的本金、利息及滞纳金），及至欠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375 079.3元为本金，信用卡透支按月计收复利，日利率为万分之五）、滞纳金（按照375 079.3元未偿还部分的5%每月支付滞纳金）。

被告沙某某辩称，对于原告诉称的事实予以同意，请求能够对滞纳金予以减免。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4日，被告向原告申请办理长城环球通白金信用卡，该卡领用合约第三条第一款规定：“除本合约另有规定，甲方（即信用卡持有人）非现金透支交易从交易记账日至乙方规定的到期还款日（含，遇节假日不顺延，下同）止为免息还款期。信用卡的免息还款期一般为20-50天，具体到期还款日和免息还款期等以甲方申请的信用卡产品为准。甲方在到期还款日前偿还信用卡账户内全部欠款的，无需支付透支利息；在到期还款日前未全数偿还信用卡账户内全部欠款的，甲方应按本合约以及乙方相关规定支付透支利息及相关费用，利息由交易记账日起以实际欠款金额及实际欠付天数正常计息，甲方在到期还款日之前未能偿还当期对账单列明的最低还款额（最低还款额=信用卡额度内消费金额×10%+预借现金交易金额×100%+前期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100%+超过信用额度消费金额×100%+所有费用和利息×100%），甲方除按照规定利率支付透支利息外，还应按最低还款额未还款部分的5%支付滞纳金（滞纳金=（最低还款额-您已还款金额）×5%）。”（前述标点符号应用系原文摘抄）。该条第二款规定：“甲方使用信用卡所发生的各种收付款项由乙方计入甲方信用卡账户。该账户存款不足发生透支时，乙方对透支额适用上一条款关于免息和计收透支利息的规定。信用卡透支利息按月计收复利，日利率为万分之五，如有变动按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执行；起息日以透支交易记账日为准。”该合约还约定了其他事宜。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截止2015年6月8日透支本金为 339 659.66元；同时双方一致确认截止2015年6月8日，被告因信用卡透支本金、利息及滞纳金共计375 079.3元。以上事实有本案证据在卷支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原、被告关于截止2015年6月8日双方之间因涉案信用卡交易产生的权利义务并无争议，故对原告主张的相应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本案中原告主张的从2015年6月9日起的利息。通过庭审可以得知，原告的具体计算方式是将前期本息作为本金，该本金每个月产生5%的滞纳金并且产生每日万分之五的利息；进入下一个月后上个月的滞纳金、利息计入本金，该本金再产生每个月5%的滞纳金并且产生每日万分之五的利息；依此循环往复。在这个过程中且无论滞纳金、利息计入本金，单滞纳金每年已经达到60%，利率也达到18%，两者相加已经达到年利率78%。如果考虑到滞纳金、利息计入本金：以欠款10 000元为例，第一个月（每月以30天计算）被告应还款项为10 650元；第二个月被告应还款项为11 342.25元；第三个月被告应还款项为12 079.5元；第四个月被告应还款项为12 864.67元；第五个月被告应还款项为13 700.87元；第六个月被告应还款项为14 591.43元（不及半年被告应还利息已经达到年利率90%），而且14 591.43元已经成为本金进行计算，银行在沟通中表示满了半年就不再计算滞纳金，但在正式诉讼请求中原告并未放弃欠款6个月后对滞纳金的主张。即使从此起不再计算滞纳金，仅计算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此时继续观察银行的利息（仍以每月30日计算，月利率为1.5%）：第七个月被告应还款项为14 809.87元；第八个月被告应还款项为15 032.02元；第九个月被告应还款项为15 257.5元；第十个月被告应还款项为15 486.36元；第十一个月被告应还款项为15 718.66元；第十二个月被告应还款项为15 954.44元。经过初计算年利率已经达到59%。进入第二年度，因为应还款项呈每月按1.015倍增长，1.015的12次方约为1.195，到第二十四个月被告应还款项约为19 065.56元，平均年利率约为45.32%。如果加上每个月计入本金的5%滞纳金，每月以1.065倍呈等比增长，第十二个月应还款项约为21 237.8元，年利率达到122.37%。当然，我们可以声称如果被告诚实信用、依照合约及时还款可以避免后面利息的比例增长，事实上被告一旦超出免息期还款，哪怕在第一个月还款，其年利率也已经达到78%。这种利率约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值得探讨。第一部分 贷款利率有法律限制。依照通常理解及法律专业理解，尤其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其指出：“刑法规定的‘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信用卡透支在本质上属于信用贷款业务。依照我国法律对贷款法律关系的理解，贷款利率应当受到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贷款利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办理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由此可见，对贷款利率进行限制是我国法律体系的基本要求和精神。第二部分 如何确定银行贷款利率上限？ 银行贷款利率上限如何确定，对此法律没有针对银行贷款利率的直接规定。《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可见，自然人之间的借款上限即是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质言之，法律对于自然人借贷利率的限制并非因为借贷关系发生在非经批准的主体之间，而是将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普遍规定扩展到民间借贷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该司法解释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一系列规定中，能够看到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借贷利率、相关违约处罚受到上限的严格限制。当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是排除在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中的适用的。不过从合同法的体系中可以甄别民间借款利率之所以被限定为年利率24%，是因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并非因为借贷形式为民间借贷其年利率被限制在24%范围之内，而是因为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规定的存在，民间借贷的利率才被限制在24%之内。故而，超出24%年利率的借款（无论自然人抑或金融借款）均违反了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本案中，信用卡合约中设定了每月计利为本的利率计算及滞纳金，从法律上看其中既包含利率也包含违约金及其他费用，不过从前述体系可以看出，这些约定均具有法律效力，但其总额不得超出24%。当进一步解读我国法律设定的利率体系时，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国家一方面宣称对于借款利率上下额度进行限制；另一方面对于商业银行借款利率却从来没有明确规定。事实上，形成这一现象有其社会背景，长期以来，商业银行作为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国家相信这些经营主体会模范地遵守相应规定，不会对其他经营主体或个人形成高利盘剥，会在国民经济和国计民生当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种信任的存在，商业银行自然会模范遵守国家关于利率限制的规定，是否规定贷款利率上限并无实质差异。这种理解不仅可以解释对于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限规定的缺失，也有充分的事实与法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印发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该意见虽然因2015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生效实施而被替代废止，但是其中依照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制定的相关条文的逻辑也是清晰可见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可见，在有权解释机关看来商业银行利率不待特别规制，也不会形成高利、高息问题。从而信心满满地认为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而同时仅对民间借贷利率设定明确上限。第三部分 如何正确理解相关职能部门制定的关于信用卡滞纳金和利息的规定。银行不同意见会认为，信用卡的利率收取并未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本案中原告提出依照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发卡银行对贷记卡持卡人未偿还最低还款额和超信用额度用卡的行为，应当分别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超过信用额度部分的5%收取滞纳金和超限费。”第二十三条规定：“贷记卡透支按月记收复利，准贷记卡透支按月计收单利，透支利率为日利率万分之五，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此项利率调整而调整。”显然，如果机械理解前述规定，原告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确实合情合理而且符合双方合约规定（在合约中，被告已经表示对格式条款已经充分阅读、理解，故该合约虽为格式条款，产生约束力）。但是，法律条文绝不是孤立的存在，而要进行系统的理解和解读。本案中值得反思之处就在于，中国人民银行的该规定是否是没有前提和范围的适用，据此认为原告主张的利息合理。这是商业银行对中国人民银行规则有意或者习惯性地误读。这有正反两方面地论证： 从正向角度，我国是统一的法律体系，任何法律并不孤立存在，而是系统性地存在。既然国家法律已经确定利率具有上限，无法想象国家法律执行者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容忍或者放纵商业银行无上限的利率计算方式，当然反对意见可以认为利率高也是高得有章可循的。在判决第一部分，已经表明了原告的利息主张并非呈算术增长，而呈比例数增长，滞纳金每月计算更是增长惊人。面对这样的增长，仍然判断利息存在上限，这种判断显然脱离社会的一般常识和常理。类似规定的正确解读应当是：规章允许在法律规定的利率限度之内，采取万分之五或者5%滞纳金的方式。法律文本之间的相通性、法制的统一性，我们能够确信，相关职责部门一定是在法律规定的利率限度之内制定、执行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第二款界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维护金融稳定系中国人民银行职责所在，如果允许信用借款事实上不受限制的超高额利息，必将产生不利示范，在增加借款利息的同时，增加金融风险。利益和风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是一对天生的矛盾，相关职能就是通过监督管理使金融系统利益和风险处于合理限度范围之内，从而发挥金融最大经济和社会价值。因而，片面、孤立理解相关规章，将违背规章和规章制定者、执行者的初衷，良好的规定也会走模变形。从反向角度，如果认可信用借款超高额利率将导致为法律及社会民众不可容忍之悖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此处引用宪法并非作为裁判依据而仅用于判决说理论证）平等，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基本内容与内涵。平等意味着对等待遇，除非存在差别对待的理由和依据。一方面，国家以贷款政策限制民间借款形成高利；另一方面，在信用卡借贷领域又形成超越民间借贷限制一倍或者几倍的利息。这显然极可能形成一种“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外在不良观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发生的借贷行为排除在民间借贷范围。可见，民间借贷与金融借贷的法律实质特征区别在于是否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从事贷款。国家对特定实体予以批准从事金融活动，是期待其通过金融活动在扩大投资和促进消费两方面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特有贡献，而并非特许银行可以形成高利、高息，形成特权。对于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他银行监管部门从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社会经济进步良好目的和愿景出发执行的相关规定进行解读与适用，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个实体和行业利益。

小结：相关职能部门规定了信用卡收取滞纳金及逾期利息，这些规定不能任由商业银行脱离法律体系进行解读。商业银行错误将相关职能部门的规定作为自身高利、高息的依据，这有违于合同法及商业银行法的规定，也有违于社会公众对正义与公平的基本理解。这种解读是违背相关职能部门制定规定的良好出发点和立法宗旨的。第四部分辅助理由 违约金调整对信用卡高利、高息的分析。从原告提交的合约来看，合约依照相关职能部门规定在合约中约定滞纳金及利息，这一规定本质上属于违背合约义务的违约责任，《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滞纳金、利息、复利，尤其是滞纳金及复利在法律属性上为违约金性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法庭观察到，近期法学理论界对司法实践对违约金调整降低的普遍性已经提出质疑，理论界呼吁重新认识违约金促使债务实现的担保功能。事实上，如果观察学理发展脉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学术界普遍认同违约金担保债权实现功能，继而学术界反思违约金与担保条款的区别差异和不同，司法实践形成 “以补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的违约金性质”（引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6条）的认识也是理论与实践互动形成之结果。法庭常常怀疑这些理论讨论是否具有实用价值，因为其讨论往往集中于违约金的意思自治过程，然而，违约金调整并非法律对意思自治过程的矫正，而是对意思自治结果（即违约造成的损失与约定违约金的比较）的依法干预。

进行这种干预的一个重要依据在于：如果有极强的惩罚条款，那么，权利方将通过从义务方不履约中获益。权利方就有去扰乱义务方的动力并造成履约困难，这种干扰会（无效率地）浪费资源；而且义务方被迫使用资源去监管权利方以停止这样的干扰行为。这样，惩罚条款将导致当事人双方浪费型使用资源和无效率，从而背离合同目的。信用卡使用者确实比其他消费者更加注意透支、还款计划，因为哪怕很小的疏漏也会形成很高代价的赔付。法庭没有资料可以判断否定了银行对于信用卡透支借款的高利、高息是否会对银行信用卡业务造成影响及多大影响。但如果一个业务的盈利要取决于自身交易对象的违约和不诚信，建立在这种不诚信期待上的交易体系又为什么值得法律保护呢？

信用卡透支贷款，滞纳金、利息、每月的复利，纵使只是具有基本常识也断然不能否定其极强的惩罚性质，违约金约定在约定违约金远远超过实际损失的情况下，可以依当事人申请进行调整，故而由人民法院进行调整、限制高额、高息也为正当。第五部分 信用卡业务的特殊性能否支持其高额利率？

银行反对意见会认为，信用卡业务尤其是透支贷款业务与一般贷款业务存在巨大差别，银行在这个业务中也存在更大和更广泛的风险，所以，通过极具惩罚性的条款约束信用卡持卡人也属正当。

第一，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各种商业风险本是正常，市场主体规制风险的方法和手段不是没有限制的，而应当遵循法律准则； 第二，当中国商业银行开展信用卡的业务之时，商业银行是否评估过其可能遭遇的法律风险。如果这种风险没有被提前评估，那么，商业银行自身理解的信用卡业务的规则可能被法律所否定也是理所当然； 第三，现行社会信用及法律体系已经对信用卡业务风险进行了较高保护。首先，信用卡透支超期不还，银行可直接申请记录借款人征信系统，而一般债权人不通过司法程序根本无法以此督促债务人履行义务；再次，信用卡恶意透支还有刑法专门保护。征信体系已经赋予银行高于一般债权人的债权救济手段；法律也对信用卡现金透支业务进行了刑法上的特别保护。

法庭特别提醒：法庭注意到以往生效的判决从形式逻辑而非体系解读出发进行推导，年利率24%或者四倍同类同期贷款基准利率适用于民间借贷，并无对银行贷款利率的特别规定，从而支持银行主张。法庭认为这些判断在特定历史发展中也是正确的，因为它符合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我国经济从弱到强在体量上快速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对法律进行过于精细的解读，将导致主体认识上的冲突，而社会发展程度又尚不足以承受这些不同造成的张力。这一过程中依照法律外在逻辑理解法律更容易形成共识从而集中力量发展壮大。现在，我国经济总量已经壮大，而且经济结构也在进行创新升级，这时自然需要对法律更为精细化地理解，因为对法律理解这一上层建筑的反思体现的是经济基础的反思，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反思，在一个强调创新的社会中，仍然笼统地理解法律并不利于解放思想，甚至可能会窒息创新。司法对于社会的另一个独特作用就在于，它并不广泛地对社会产生影响，其效力仅仅被局限在争议的个案当中，这就创造了一个条件：过去适宜而正确的做法，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可以在新的案件中被重新审视，如果这种重新审视对于现行社会更为适宜和正确，也并不需要长期准备以便迎接这种变化，因为任何案件的效力都被固定在具体个案当中，改善可以慢慢来、慢慢变。

综上所述，前述论证已经充分表明信用卡透支作为信用贷款业务之一种，贷款需接受利率上限，民间借贷利率因国家贷款政策被限制在年利率24%限度之内，相关职能部门的规定被原告不加前提条件的误读。辅助理由也表明滞纳金、复利作为合约违约金条款，人民法院有权进行调整，而信用卡业务的特殊性也不足以支持其超越年利率24%的利率。故，本院对原告从2015年6月9日之后的诉讼请求，仅在本金339 659.66元、年利率24%的限度内予以支持。故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沙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支付截止至2015年6月8日的本息375 079.3元及从2015年6月9日起的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339 659.66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

二、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用减半收取3 463元，由被告沙某某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于履行前述判决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人民法院已经告知当事人领取裁判文书的期间和地点的，当事人在指定期间内领取裁判文书之日即为送达之日；当事人在指定期间内未领取的，指定领取裁判文书期间届满之日即为送达之日，当事人的上诉期从人民法院指定领取裁判文书期间届满之日的次日起开始计算。”

代理审判员 周某某

二O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陈某某

（编辑：韩瑞芸）

第二篇：虚报材料申请贷款被否决

虚报材料申请贷款被否决

[案例经过] 某塑钢门窗生产小企业向银行申请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采用抵押方式，并向银行提供了全套的财务报表、水电费数据等资料。信贷审查人在审查中发现，该企业财务报表数据与塑钢门窗生产行业整体情况存在较大反差，水电费数据与报表反映的经营情况明显偏离。通过实地走访与调研，审查人发现该企业经营管理不规范，用于生产的固定资产、存货等相对较少，实际产能、产量与企业提供的数据明显不符，且经核实水电费、工资表、生产人数及纳税申报情况所反映实际生产情况与行业特性、报表数据不相匹配，存在较大的瞒报虚报成分。同时，经过深入调查发现该企业在本笔贷款申请前刚对外借款，且存在复杂的外在投资及较大的潜在投资意向，存在依托该企业融资用于对外投资的可能，基于以上几点，审查人果断拒绝了该企业的贷款申请。

[案例分析]

一、恪尽职守，稳健合规。本例中，审查人严格贯彻总行《小企业信贷政策与制度》、《小企业信贷审查指导意见》及银监会《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切实践行严谨审慎的审批工作要求，对企业人品、产品、押品等三品、财务报表、纳税申报表、水电费表等三表的严格细致审查，及时发现借款申请人瞒报、虚报数据骗贷的情况，做到防患于未然，有效规避了风险的发生。

二、洞察秋毫，防范风险。凭借长期审查工作的经验积累，从企业财务报表数据与行业普遍情况不符的情况入手，顺藤摸瓜、深入分析发现疑点，并通过实地走访，对企业生产现状、存货流转、经营周期等情况进行实地核实，进一步确认企业真实经营状况，找出数据失实依据，进一步发现骗贷依据与骗贷动机，并据此拒绝了企业的贷款申请，有效防范风险的发生。

[案例启示]近年来，银行不断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不断出台相关政策推动中小企业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与此同时也锻炼了一批具有较高专业素养、德才兼备的审查人队伍，为银行小企业信贷业务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较好的风险保障，做到了促进业务发展与风险防范的良好平衡。本案中，审查人恪尽职守的职业道德、严谨审慎的工作作风及良好的业务素养，及时发现和化解了风险隐患。

第三篇：中国独立董事第一案

中国：独立董事被罚第一案

——“花瓶董事”被罚有点儿冤

2002年4月1日，前任＇郑百文＇的独立董事陆家豪，一纸诉状将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告上法庭。5月1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此案。

6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院开庭审理此案，并于8月25日做出判决，以“超过法定诉讼期限”为由，驳回起诉。陆家豪不服，提出上诉。

10月24日上午9时，陆家豪一案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现在，此案正在审理中。

此次审判陆家豪没有出庭，他授权刚刚领受了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亚洲之星”殊荣，以“维护投资者权益”而出名的著名律师严义明全权代理，此事成为这个被称为“中国独立董事第一案”的最新看点。

在10月24日的庭审中，作为代理律师，严义明向北京市高院提交了郑百文5位董事的证言，并申请对《行政复议送达书》上陆家豪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

因为，此前一审法院曾认为，陆家豪于2002年3月18日签收并阅读了复议书，虽然又将签收日期划去，但应于4月2日前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诉讼，但陆家豪4月22日才寄出起诉状，因而，超过诉讼期限，予以驳回。

严义明对一审、二审停留在“程序审查”上表示了遗憾。他认为，中国证监会在规范证券市场、治理上市公司运作上不遗余力，如能通过本案庭审，探讨法律意义上的上市公司经营者、董事、独立董事的责任，会对证券市场产生建设性的长远影响，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准。

他表示，不想在＇诉讼期限＇这个程序上耗费太多精力，很想就执行董事、独立董事的责任划分，这个＇案件实体＇进行辩论。

陆家豪一肚子的委屈

事情得从2000年9月24日说起，那天中午，刚从北京风尘扑扑地回来的郑州大学外语系陆家豪副教授的家里，来了两个年青人。他们说，他们都是陆教授的学生，他们恭恭敬敬地请陆教授去参加一个聚会，车就停在楼下。

陆家豪副教授被请去聚会的地方，是个严加保密的特定场合，参加此次聚会的有27个人，有“郑百文”的全全体董事和总经理，为“郑百文”上市出具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以及公司财务的负责人、其它负责人，还有“郑百文”上市的主承销商“君安证券”的负责人。

这道满汉全席一吃就吃了45天。聚会的主题是“郑百文”的造假上市，瞒天过海，骗取上市资格，以及“郑百文”的会计造假，隐瞒巨额亏损，虚构巨额利润，给投资人造成重大损失。情节恶劣、危害严重。

一直到11月7日，公司惟一的一名独立董事陆家豪，才被解除“居住监视”放回家中。一年后，陆家豪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达的《处罚决定书》。

经中国证监会认定：“郑百文”董事会用欺骗的手段虚假上市和虚构利润，欺骗投资人，骗取巨额资金，严重侵害了投资人的利益。实际上己构成“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即《刑法》的第160条和第161条，其主要负责人己构成刑事犯罪，应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002年8月1日，郑州市检察院以“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已将“郑百文”公司原董事长李福乾、总经理卢一德、财务处主任都群福提起公诉。

其中，中国证监会对陆家豪作出除公开遣责外，并处10万元的罚金。

于是，陆家豪成为中国股市历史上第一个受到处罚的独立董事。对此处罚，陆家豪表示不服，于是，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样陆家豪同时还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告中国证监会的独立董事。

陆家豪一肚子的委屈。

陆家豪如是说

陆家豪说，他是稀里糊涂当上董事的。

说来话长，一转眼便是10年。1992年，“郑百文”增资扩股，刚刚退休的陆家豪拿出自己的那点积蓄，买了10000股“郑百文”的股票，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郑百文”的成千上万的小股东中的一个。

1994年河南省两会期间，身为省政协委员和民盟河南省常委的陆家豪，即席发表了些关于股份制改造的意见，深受在座的“郑百文”董事长李福乾的赞赏。

1995年1月，陆家豪忽然接到了“郑百文”的聘书，不管陆家豪同意与否，陆家豪都成为了郑百文的“社会董事”。

那时，中国还没有“独立董事”一词，中国股市也还没有独立董事制度，更不知“独立董事”为何物。所以，严格地说，陆家豪并非“独立董事”，而是不伦不类的“社会董事”。

直到6年后的2001年5月31日，中国证监会才发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国才开始着手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对于“独立董事”是干什么的，“独立董事”有些什么责、权、利，作为外语系副教授的陆家豪，在1995年成为“郑百文”的“社会董事”时，几乎一无所知，我们从他就任时的《约法三章》就能看出。

他的第一点声明是：他不要工资，不从公司拿1分钱。

而“独立董事”按照证监会的规定，是可以从他所任职的股份制公司拿薪俸的，而且薪俸是比较丰厚的。

在此前不久的山东“三联”公司与“郑百文”的重组案后，新的“郑百文”的三名“独立董事”的年薪，高达十三四万元。

他的第二点声明是：他不参予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这句话让他说对了，“独立董事”是非执行董事，按规定是不参予公司的任何具体的经营管理的。

他的第三点声明是：他把自己摆在一个公司可有可无的“顾问”的位置上。顾上了问，顾不上了，就不问。（所以说他是，“花瓶董事”没错儿。）

在这件事上，他又错了。

“独立董事”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独立董事”享有如同联合国常务理事国一样的“否决权”，没有独立董事的同意，董事会几乎不可能作出任何有效的决议。“独立董事”大权在握，他最大的权力是代表全体股东对董事会实施监督权。在新的“郑百文”董事会中，7名董事，“独立董事”就占了3名。将近一半了。

接到证监会的罚单，陆家豪一肚子的委屈。他说，我又没有造假骗钱，我没有因为“郑百文”的造假，得到过1分钱的好处。“郑百文”造假我一无所知，作为小股民，我也是“郑百文”造假案的受害者，我没从“郑百文”那里拿过1分钱，凭什么罚我?

再说，我一个两袖清风的穷教书匠，年过七旬的风林朽木，如今都退休了，一个月的退休金不过1600元，到哪里去找这10万元缴纳罚金?

凭心而论，这位老先生所说都是实情。证监会如是说

对陆家豪所申请的行政复议，中国证监会的答复是法不容情，没有妥协的余地。证监会驳回了陆家豪的复议申请。“郑百文”董事会所撒下的弥天大谎，作为独立董事的陆家豪难辞其咎。

如不严惩陆家豪，何以训诫后来的独立董事们?军纪不肃，何以带好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在2003年6月前，将要形成的将多达6000人的庞大的独立董事军团?

杀一儆百，从陆家豪始。法律会怎么说？

首先，评心而论，陆家豪的行政复议可以成立。

从法律上说，陆家豪并不是“独立董事”，而是“社会董事”。“郑百文”给他的聘书上写的是“社会董事”。他是以“社会董事”的身份进入董事会的，可中国压根儿就没有“社会董事”制度，所以陆家豪可说什么都不是，既然如此，又凭什么对陆家豪进行处罚?简直让人贻笑大方了。

第二，陆家豪未从“郑百文”公司领取过1分钱的报酬，这的确是个“免责”可以成立的理由。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对陆家豪的经济处罚与法无据，对陆家豪公开谴责是可以的，经济处罚是错误的。

第三，陆家豪是在1995年成为郑百文的社会董事的，而中国股市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决定是2001年才出台的，并且那还只是个“征求意见稿”，并非正式的行政法规。任何一部法律都无权追究在它出台前许多年以前触犯该法律的行为，这应该是个常识。

第四，陆家豪是在“郑百文”公司上市后才成为该公司的社会董事的，“郑百文”造假上市与陆家豪何干?

第五，从郑州市检察院对“郑百文”造假案的起诉书上看，的确看不出郑百文董事会所犯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一案中，陆家豪与此案有什么瓜葛。

所以，拿一个并非独立董事的独立董事开刀，能为独立董事军团整肃军纪吗?

【案例4】郑百文：独立董事在做什么？

郑百文的前身是一个国有百货文化用品批发站。1996年4月，经中国证监会批准，郑百文成为郑州市的第一家上市企业和河南省首家商业股票上市公司。郑百文称：1986-1996年的10年间，其销售收入增长45倍，利润增长36倍；1996年实现销售收入41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470万元，这些数字当时均名列全国同行业前茅。按照郑百文公布的数字，1997年其主营规模和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在深沪上市的所有商业公司中均排序第一，进入了国内上市企业100强。

然而，衰败似乎就发生在一夜之间。在被推举为改革典型的第二年，郑百文即在中国股市创下每股净亏2.54元的最高纪录，而上一年它还宣称每股盈利0.448元。1999年，郑百文一年亏掉9.8亿元，再创沪深股市亏损最。郑百文变亏为“赢”的常用招数是，让厂家以欠商品返利的形式向郑百文打欠条，然后以应收款的名目做成赢利入账。为防止法律纠纷，外加一个补充说明——所打欠条只供郑百文做帐，不作还款依据。1998年，企业已举步维艰。年终出财务报表时，公司领导聚首深圳商讨对策，决策者的意见仍然是“要赢利”。但窟窿已经包不住了，一番争论之后，郑百文首次公布了重大亏损的实情。

郑百文利用上市后经营自主权扩大带来的方便，使其更多、更严重的违背经济规律甚至违法乱纪行为大行其道。据了解，郑百文上市募集的资金数以亿计地被公司领导以投资、合作为名拆借、挪用出去，总计10多家公司拆借的近2亿元资金不仅至今有去无归，还使郑百文陷入了一桩又一桩追款讨债的官司中。

由于郑百文的账目极为混乱，真实性和完整性不能保证，1998和1999，郑州华为会计师事务所和北京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连续两年拒绝为其年报出具审计意见。

导致郑百文迅速膨胀的直接因素是郑百文家电公司曾与四川长虹和原中国建设银行郑州分行之间建立的一种三角信用关系，即曾被各方广为赞扬、被誉为“郑百文经验精华”的“工、贸、银”资金运营模式，其基本内容是：郑百文购进长虹产品，不须支付现金，而是由原建行郑州分行对四川长虹开具6个月的承兑汇票，将郑百文所欠货款直接付给长虹，郑百文在售出长虹产品后再还款给建行。

在有关各方的一片喝彩声中，这种模式1996年起步后业务量一路攀升，1997年，建行为郑百文开具承兑总额突破50亿元，郑百文一举买断长虹两条生产线的经营权。这种模式后被推广到郑百文与其他厂家的业务中。三角关系建立后，家电公司立即成为郑百文下属各专业分公司中的“大哥大”和业务量增长的主体。迄今为止，郑百文拖欠银行债务的90%以上仍然在家电公司。

1998年下半年起，郑百文设在全国各地的几十家分公司在弹尽粮绝之后相继关门歇业。数以亿计的货款要么直接装进了个人的腰包，要么成为无法回收的呆坏帐，郑百文至今还有4亿多元的账款没有收回。但与企业严重资不抵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郑百文养肥了一批腰缠百万甚至千万元的富翁。任职几年，郑百文某分公司的一名经理便拥有了价值上百万元的宝马轿车和北京罗马花园300多万元的豪宅。

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郑百文的独立董事在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据《大河报》报道，郑百文弄虚作假事件披露后，2001年9月27日，证监会作出决定：对郑百文董事长李福乾、副董事长卢一德分别处以30万元和20万元罚款；对陆家豪等10名董事处以10万元罚款。然而，作为独立董事的陆家豪却大呼“冤枉”。

陆家豪1956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大半辈子执教于郑州大学。他与原郑百文董事长李福乾相识于1994年。1995年1月，郑百文董事会换届时，陆家豪成了郑百文的“社会董事”。陆家豪说，他当初曾与李福乾约定自己不参与公司的经营与管理，不在郑百文领取任何报酬。“我独立于公司的管理层，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于一个顾问性质的荣誉性角色。这与现在的条例和法规对独立董事的界定是完全不同的。”

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陆家豪向中国证监会提出了行政复议，要求免除罚款。今年4月8日，中国证监会作出答复，坚持认为，陆家豪作为董事，应当对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有关上市申报材料、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不能以担任独立董事、不在公司任职、不参加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不领取工资报酬或津贴等理由主张减免处罚。

无奈，陆家豪只好把中国证监会推向法庭。据《新快报》6月7日报道，71岁的郑百文原独立董事陆家豪，因不服中国证监会对其作出的处以1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一纸诉状把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推上了被告席。据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于5月13日正式立案。2002年11月，随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一纸裁定书，历时半年多的“陆家豪诉中国证监会”一案最终以陆家豪的败诉而划上了句号。北京市高院终审裁定：驳回陆家豪的上诉，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陆家豪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

半年多来，因不服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郑百文原董事陆家豪对证监会提起行政诉讼一案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陆家豪自1995年1月至2001年担任郑百文第三、四届董事会董事 2001年9月27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处罚决定，认定包括陆家豪在内的公司数名董事对郑百文虚假陈述等违规事实负有直接责任，分别对他们处以罚款，陆家豪被罚10万元。陆家豪对此不服，曾提出行政复议，2002年3月4日证监会作出维持原处罚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于是，4月22日陆家豪一纸诉状将证监会告上法庭，诉讼请求撤消证监会对其处以10万元的处罚决定。5月13日，北京市一中院级正式受理此案，并于6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后在8月12日作出一审裁定，法院认为，陆家豪于2002年3月18日签收并阅读了复议决定书，应视为他已收到复议决定书。虽然他又将签收日期划去且没有拿走复议决定书，但不影响法院对陆家豪当日收到复议决定书这一事实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认定陆家豪应于2002年4月2日前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诉讼。但陆家豪实际上是在2002年4月22日向北京市一中院寄出起诉状，因此，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法院依法裁定驳回陆家豪的起诉。一审裁决后，陆家豪不服，遂又于2002年10月向北京市高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院于10月23日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11月15日作出终审裁定，认为陆家豪于3月18日已收到复议决定，直至4月22日才提起的行政诉讼，超过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陆家豪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

“花瓶”该不该负责？李福乾邀请陆家豪担任董事，看重的是陆家豪高级知识分子身份给公司形象带来的好处。但这种仅限于把独立董事们当作“花瓶”的做法，不可避免会造成独立董事的莫大悲哀。

独立董事的悲哀还来源于制度和法规的滞后。当时，我国的《公司法》或其他的法律法规对独立董事仍没有具体的要求和规定，企业有权自行选择独立董事的结果，就难免会产生“人情董事”、“花瓶董事”。然而，当问题出来了，责任到底谁来负？“知情董事”们应当受到的处罚，“花瓶董事”们该不该同样承受？业内专家认为，这一我国首例涉及上市公司董事对公司违规行为应承担何种责任的行政诉讼案留给人们太多的思考，同时也再一次给上市公司的董事敲响了警钟。

此案带给上市公司董事的警示至少有二：一是依照《公司法》及相关证券法律法规，公司董事，无论是执行董事还是非执行董事，无论内部董事还是外部董事，都应当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作为上市公司董事，身在其位，勤勉尽责、忠实履行职务是履行其诚信义务的最起码要求，任何董事都不能例外；二是中国证监会作为证券监管部门，其依法作出的行政法律文书是严肃的，在送达过程中，被送达人理应严肃对待，如不能，将可能导致超过诉讼有效期限，被送达人丧失诉权的严重后果。

二、独立董事应当在公司内部扮演怎样的角色

中国沪深股市独立董事制度素有“两只猫抓一只老鼠”的起源悖论。就历史沿革来说，1988年，H股率先按香港联交所要求设立独立董事。1997年，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专列了设立独立董事的条文。1999年3月，中国证监会要求H股公司至少设立2名以上独立董事。此后，A股、B股上市公司开始尝试这种做法，郑百文就是最早设立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之一。上市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设立有两种，一种是大陆法系国家实行的双层委员会制，即除股东大会为公司权力机关，行使执行职能（经营管理职能）外，设立监事会行使监督职能；另一种是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单层委员会制，即只设立股东大会为公司权力机关，董事会同时行使执行职能和监督职能，不另设监事会。在董事会中的董事通常按其职能分工分为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这两种公司治理结构在制度安排上名称和设置不同，但均有实质性的制衡力量来监督董事及高级管理层的业绩，决定他们的报酬，审核公司的财务。我国在企业制度改革初期引进的是大陆法系的公司治理模式，即在股东大会外设立监事会。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实践，逐渐暴露出监事会远未能起到监督职能。虽然在我国《公司法》中赋予了监事会与董事会对等的地位，但综观我国的上市公司，很多监事长由纪委书记或工会主席担任，监事也往往是公司基层部门的管理人员，即他们与董事长或总经理是一种从属关系。因为都涉及到自身利益，而且本身不具备基本的财务或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监事会形同虚设，使我国股份公司从本质上沦为无监督制衡力量的单层委员会制。目前引进独立董事制度，实则反映出上市公司希望在其内部治理结构中有真正行使监督的职能机构。既然监事会这只“猫”不管用，那么就另设独立董事制度这另一只。“猫”，以图发挥独立监督功能。由这两只“猫”一同来抓控制公司的内部人这只“鼠”，是我国上市公司在治理结构方面的独创。

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我国合格的独立董事微乎其微，目前我国虽然涌现了“名流董事”热潮，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董事至今尚未面世。独立董事在英美等国非常受推崇，1999年美国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为62%，英国为34%，法国为29%。在财富500强企业中，董事会平均人数为11人，其中独立董事占9人，内部董事仅占2人。在标准普尔指数中的1165家企业中，11674名董事里有62.2%是独立董事。目前在欧美公司中，独立董事的比例每年仍以1%的速度递增。在西方，关于独立董事角色的定位有三种观点：(1)监督角色：独立董事通常有资格选择、监督、考核，奖励和惩罚企业的经理层，通过减少经理人和股东之间的冲突来提高企业效益，解决现代企业所面临的代理问题；(2)战略角色：独立董事运用他们丰富的商业经验，掌握的技术和市场方面的知识来帮助经理人解决经营层上的问题，帮助构造商业战略；(3)政治角色：当政策法律因素影响较大时，企业就需要具备政府背景的独立董事，如企业由于环境污染和垄断问题而与政府发生摩擦时，就需要有律师背景的独立董事以获得法律支持，据以分析预测政府行为。独立董事的角色定位决定了适合担任独立董事的人才通常是其他上市公司的总裁、退休的公司总裁、财务主管或财务管理咨询专家、大学校长、退休的政府公务员、成功的个体商人等。欧美独立董事制度中强调的是监督角色，其次是战略角色，最后才是政治角色。从我国上市公司目前已聘请的独立董事的情况看，政治角色的比重占了上风，上市公司大多聘用知名的政府官员以疏通渠道获取利益，提升本企业的知名度，这些都大大背离了引进独立董事制度的初衷。

从下表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出美国上市公司与我国上市公司聘请独立董事条件与标准的区别：

任职能力要求

美国上市公司

我国上市公司 受教育背景

强调管理教育背景

强调参加监事会培训

财务专家、曾经担任公司首 知名政府官员、高校名流

经验资历

席执行官或财务主管、财务 学

第四篇：中国文物被盗第一案

1992年9月18日，位于六朝古都的河南开封博物馆，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馆藏69件、总价6亿元的明清时期珍贵文物盗窃案，国外媒体将其称为“惊天巨案”，堪与卢浮宫“蒙娜丽莎的微笑”油画被盗案比肩，国际刑警组织将该案列为世界十大文物案件之首。后来，警方历时4个月，终于将8名案犯抓获，失窃文物全部缴获，4名主犯被判处死刑。24年过去了，开封博物馆即将搬入新馆，曾立下“破不了案，我自动辞职”军令状的时任开封市公安局长武和平，已卸任公安部新闻发言人4年。

“破不了案，我自动辞职！”

1992年9月18日上午8时30分，坐落在开封市包公湖畔的开封博物馆，笼罩在烟雨之中。

开封博物馆工作人员马海娟、崔巧玲像往常一样，打开博物馆明清宫廷用品展厅大门，准备迎接参观者。让她们大惊失色的是：展厅内一片狼藉，8个展柜内的展品不翼而飞。

10分钟后，开封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队长张天增率侦技人员赶到现场。紧接着，开封市公安局长武和平，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胡安太，也赶到博物馆。

1951年生于开封的武和平，历任开封市派出所户籍民警及内勤、分局侦察员、市公安局宣传干事、警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开封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政委、局长兼政委。

1977年，武和平曾多次来到这里，以这批文物为参照，和他人一起创作了长篇小说《血案疑踪》，虚拟了一个传世之宝龙凤首饰盒被盗的经历。小说于1986年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这次，惊天大案真实上演。

警方勘查，69件珍贵文物被盗走，其中瓷器37件，玉器32件，国家一级、二级文物59件。案犯遗留在现场的玻璃刀、红绒布等物分属4个不同产地，销售地有数十个城市，难以确定侦查范围。

一个市级博物馆为什么珍藏有这么多国宝？原来，开封博物馆的前身为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藏品主要来自20世纪初洛阳、三门峡、辉县、新郑、安阳等地的考古发掘，藏品数量丰富，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极高，在海外也享有盛誉。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迁往郑州。同年，在此成立开封博物馆。1987年，开封博物馆迁往包公湖畔现址。

虽然河南博物馆迁走了，但开封毕竟是六朝古都，开封博物馆的家底自然丰厚。开封博物馆属于社会历史与艺术性博物馆，在现收藏的5万件藏品中，包括陶器、瓷器、铜器、书画、雕刻、石刻、货币、玉器、漆器、服饰及杂项等十八类，有“国宝”级文物数件，一级文物数十件，二级文物1000余件，有的是天下仅存，也有的国内唯一，如石刻中的开封府题名记碑、开封犹太碑、嘉?v二体石经和女真进士题名记碑等弥足珍贵。

这次被盗的明代宣德年间青花缠枝莲纹盘、明弘治年间黄釉瓷盘、明德化窑回纹三足炉、清雍正年间青花釉里红折枝果纹扁瓶等4件一级文物，是我国窑烧青花瓷器中的极品。经估算，失窃文物当时价值在6亿元以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最大的文物盗窃案，也是继“蒙娜丽莎”油画盗窃案后的世界第二大文物盗窃大案。

“破不了案，我自动辞职！”武和平立即向河南省公安厅立下军令状。

“桑塔纳轿车可能就是突破口”

惊天大案发生后，被层层上报至河南省公安厅和公安部。

开封市公安局直接在开封博物馆成立了以开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和市公安局党组书记为指挥员的“9?18”案件侦破指挥部，开封市公安局从市区各公安分局直属科室以及交警大队、治安大队等调集了200余名精兵强将，参与侦破。在此后的70多天里，步伐追踪专家、痕迹专家、唇纹皮痕专家、物证化验师等全国顶尖痕检高手，也齐聚开封。

1992年9月20日晚8点左右，正在吃晚饭的开封市民们，被开封电视台一条现场直播的新闻打断了。开封市公安局长武和平在电视上公开介绍，开封博物馆被盗了，并举起一块红色平绒布，希望市民们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这种用电视新闻发动群众的破案方式，在当时实属罕见。5万元悬赏金也是天价。

1993年2月8日，河南法制报一版头题和二版一个整版刊发通讯《中国文物第一案――开封“9?18”馆藏文物被盗案侦破纪实》，详细报道了从案发到侦破的全过程。

据报道，随着调查的深入，各种信息被汇集到指挥部。包公湖渔场工人吴玉柱反映：案发当日凌晨1时50分，他和同事在包公湖南环路加油站北墙外，发现一辆部队牌照的白色桑塔纳轿车停放在此；开封博物馆职工李娟和在此值勤的武警战士提供了一条更有价值的线索：9月初，有两个住在东京大饭店的年轻人曾两次到博物馆一楼北展厅的“明清宫廷用品展”参观，其中一个自称“武汉大学教授”，说来开封参加“黄河中下游研讨会”。

经警方调查，9月初开封没有召开过这样的研讨会。警方在距开封博物馆不远的东京大饭店查到，9月2日，有四个来自武汉的男子来此住宿，9月7日离店。其住宿登记为：李军，男，28岁；唐国强，男，32岁；陈纳德，男，32岁。三人工作单位均为武汉铁路分局。另一人没有登记。经查，武汉铁路分局没有上述三人。

9月29日深夜，在郑州市公安局会议室，郑州市金水公安分局负责人向开封市公安局“9?18”案驻郑工作组反馈：7月29日，三人驾驶一辆挂军牌照“k43―1008”的红色夏利轿车到郑州市金桥宾馆，与开封机电公司驻郑办事处主任傅某洽谈购车事宜。这三个青年的名字分别叫林沙、李军、陈纳德。次日中午，林沙等人要求试车。其中一人驾驶白色桑塔纳在宾馆院内试车时，突然驾车驶出宾馆大门，约40分钟才返回。几天后的8月5日，那辆被试过的白色桑塔纳轿车被盗。

白色桑塔纳被盗案引起了工作组的重视，河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志斌听了汇报后也推断：“桑塔纳轿车可能就是突破口。”指挥部决定两案合并侦查。

民警夫妇主动带女儿蹲守武汉

开封警察博物馆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详细回顾了“9?18”特大盗窃馆藏文物案侦破始末，让人仿佛回到当年。经过缜密分析，武和平率人抵达武汉。干警侦查后发现，铁路分局对面是一个军事机关，而距此不远则坐落着武汉大学。“陈纳德”等人在郑州金桥宾馆买车时曾自称是“省军区的”，到开封博物馆参观时又称是“武大教授”，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

从小在武汉长大的开封市公安局民警王伟，和同在开封市公安局治安科工作的妻子李静萍主动带着5岁的女儿，以探亲访友的名义，在武汉蹲守。

如今已是开封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王伟，提起那段经历仍激情满怀。他们夫妻俩身着便装，在武汉街头明察暗访。11月30日，王伟夫妻俩在南京路查访时，发现北边驶来一辆牌照为“k43-1008”的白色桑塔纳轿车，王伟急忙让妻子叫的士追赶。

下午3时许，武昌交通大队民警在武昌区小东门发现并扣留了这辆挂军车牌照的白色桑塔纳轿车及司机的驾驶执照，司机和一起乘车的这个女人却溜掉了。根据被扣驾照，了解司机名叫刘进，家住武汉民主路，女的是刘的妻子艾某。通过查对白色桑塔纳轿车的发动机号，确系郑州金桥宾馆内被盗车辆。

12月3日下午6时，汉阳公安分局民警得知，有一称杨长明的人在打听扣车的事，汉阳公安分局将杨长明等人抓获。6日晚，公安机关对杨长明家进行了搜查，搜出了五件文物，其中有万历哥窑青花蝶纹瓶、青花绘纹瓶、黄釉瓷炉等，都是“9?18”开封博物馆被盗的珍品。杨长明交代了伙同刘农军、刘进、文西山、李军四人9月18日盗窃开封博物馆的事实，并说出刘农军、刘进等四人的底细，他们和被盗文物都在广州。

武汉和开封警方又抓获了另外8名涉案人员后，在广州警方的配合下，从一个文物中间商手中成功追回55件文物。

1993年1月9日，警方终于在青岛抓获了准备逃窜至委内瑞拉的刘农军夫妇。7日后，在吉林一家招待所抓获文西山。紧接着，刘进在广州被抓获。1月20日，李军在吉林被抓获。随后，剩余9件文物，也被澳门警方追回。

开封“9?18”馆藏文物盗窃案成功告破后，几乎全国的所有大报都作了大篇幅的报道。不久，开封市公安局在开封博物馆举办了文物被盗侦破过程的图片展，观者络绎不绝。

四名江洋大盗被执行枪决

据刘农军等人供述，刘农军于1991年6月在广州将刘进、李军、文西山纠集在一起，并在广州窃得一辆红色夏利车用于作案。然后通过彭国礼将驻武汉某部“k46-1008”军车牌照改为“k43-1008”，挂在车上。

1992年7月，刘农军一伙先后多次到开封博物馆“踩点”。为了确保作案后能迅速逃离现场，刘农军等人又盗走了开封市机电公司正出卖的白色桑塔纳轿车。9月18日凌晨1时许，他们将车停在包公湖附近的加油站北墙外，刘农军和刘进在车内用对讲机遥控指挥，文西山和李军翻墙入院，实施作案。凌晨5时许，刘进开车至博物馆墙外接应，将盗得文物放置在车后备厢后，立即逃窜。

河南省开封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称：被告人刘农军、刘进、文西山、李军先后结伙于1991年11月至1992年9月，流窜到江西省高安县、德安县、九江市、新余市，江苏省溧水县，河南省郑州市、开封市盗窃文物86件，字画18幅、小轿车2辆，并将盗窃的珍贵文物运到境外，其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和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四被告人组成重大盗窃集团，刘农军是该集团的首要分子，刘进、文西山、李军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汪义祥、彭国礼、彭坚明知是禁止出口的珍贵文物，在刘农军的指使下，为其提供中转场所，致文物偷运到澳门，其行为均已构成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案发后汪义祥投案自首。被告人杨长明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为其提供藏匿场所，其行为已构成窝赃罪。

1993年8月9日，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盗窃罪和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数罪并罚判处刘农军、刘进、文西山、李军四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汪义祥犯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彭坚犯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彭国礼犯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杨长明犯窝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一审宣判后，刘农军、刘进、李军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一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1993年9月15日，河南省高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9月18日，刘农军等4名主犯在开封被执行枪决。同一天，河南省政府召开表彰大会，“9?18”专案组被公安部荣记集体一等功，5位警官荣立个人一等功。同日，纪实性电视连续剧《“9?18”大案纪实》在案发地――开封博物馆院内举行开机仪式。

历史云烟散去，新馆横空出世

“9?18”特大文物盗窃案的成功告破，也让武和平一举成名，“神探武和平”等诸多桂冠戴在了他的头上。1994年2月，武和平当选为开封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长。

1994年播出的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公安部政治部联合录制的8集电视连续剧《“9?18”大案纪实》，获第十五届“飞天奖”二等奖、“五个一工程奖”。该剧用纪实的手法，以1992年9月18日开封博物馆69件价值连城的文物被盗后，全国数省市数万公安干警连续奋战三个月侦破此案的真实故事，讴歌了公安干警无私无畏的敬业精神，开创了公安题材电视剧纪实风格的先河。武和平以真实警察身份在剧中担任主演。

1994年12月，武和平任公安部政治部宣传局副局长，后任陕西省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政治部宣传局局长，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兼新闻发言人。他与时任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并称为新闻发布领域的“三剑客”。2012年卸任公安部新闻发言人，退休在家。

武和平还是一个作家，1983年他出版了将近20万字的侦破小说《血案疑踪》，1992年上半年他在河南省委党校学习写出了10万字左右的业余论著《大治安》，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此后十几年间，武和平出版有长篇小说《掩盖》《预备警官》《污点》。2012年，武和平出版的论述专著《新闻发言人眼中的突发事件》，是一部研究官员如何正确说话的书，围绕近年来发生的90起群体事件、热点事件、敏感事件，提出“打开天窗说亮话”的主题。

2007年6月28日，55岁的开封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队长张天增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张天增2003年被列入公安部刑侦专家人才库，2006年被评定为全省十大侦查破案专家之一。他被战友称为“开封刑警的灵魂”。时任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秦玉海作出批示，要求全省公安民警学习这位“汴梁神探”。

当年因文物盗窃案而为世人所知的开封博物馆，随着历史云烟的渐渐散去，也归于沉寂。

开封博物馆主体楼7000余平方米，系呈“山”字形仿古建筑，单檐歇山顶，黄琉璃瓦覆盖。正面三层，中心大厅四层，共有展厅13个，是河南省最大的地市级博物馆之一。与国内外博物馆联合举办过《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元青花展》《龙文化展》等数百次各类展览。2010年以来，每年接待观众50多万人次。

2014年，开封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开封新区中意湖畔建设一座大型现代化博物馆，此为开封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的一项重大工程，宋文化的重要展示地。现在，占地面积50507平方米的开封博物馆新馆已经建成。从2016年4月21日起，老开封博物馆全面闭馆，新馆将于年底正式开馆。

第五篇：中国反垄断法第一案

中国反垄断法第一案

８月１日反垄断法实施的第一天，北京４家防伪企业将国家质检总局诉到法院，成就了反垄断法第一案。为什么不是微软等国际巨头，不是铁路等垄断行业，却是与垄断很有些距离的质检总局？

国家质检总局要求，从７月１日起，食品、家用电器、人造板、电线电缆、农资、燃气用具、劳动防护用品、电热毯、化妆品９大类６９种产品要加贴电子监管码才能生产和销售。４家防伪企业的诉状称，国家质检总局在推广电子监管网过程中，参股组建“中信国检”公司，未经公开招投标程序即委托该公司运营电子监管网业务，并强制企业入网向该公司交纳费用。４家企业认为，质检总局的上述行政行为使“中信国检”形成了独家垄断地位，严重损害了原告的竞争权利。按照原告律师的说法，除反垄断法之外，质检总局还涉嫌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招投标法等法律。

本案原告律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称，4家企业提起诉讼第二天，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副司长严冯敏、中国防伪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培芝以及正、副秘书长即约见4家企业的代表和他，希望4家企业撤诉，提出以其他方式协商解决。

周泽和北京兆信公司副总经理龙刚告诉记者，他们当即回应总局，表示不会撤诉，“除非质检总局终止违法行为，并对我们之前的损失做出补偿。”事后严冯敏表示，将把他们的要求汇报给总局，再进行研究。

恰逢反垄断法生效，这桩官司也许在无意间成为反垄断第一案。但是很显然，这远远超出了此前一些媒体的预料。行政垄断一直被视为反垄断法的软肋，甚至在草案审议的过程中，还出现过被整章删除的波折。官员专家称我国并不存在行政垄断问题，听上去仿佛很惊骇，其实绝非虚构。至于垄断行业，因为本已有“只反垄断行为，不反垄断行业”的说法，加之有法理上具备优先效力的部门法护身，在反垄断第一案的猜想名单中无一入围并不奇怪。把虚拟的第一被告荆棘之冠加于微软、英特尔头上，其实不过是惯常的逻辑分析的结果。

如此说来，质检总局成为反垄断第一案的被告，果然是违背逻辑的偶然结果吗？其实不是。中国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推进反垄断的，因此中国的反垄断必然表现出独特之处。国际通行的反垄断法有所谓“三大支柱”的说法，即禁止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率、经营者集中控制。中国反垄断法除此之外，开创性地加入了“防止利用行政权利排除限制竞争”的内容。这样的立法成果绝非凭空创新，而是考虑到经济社会实情和民众感受，并经过多方博弈的结局。“火车票退票费永不退场”所展示的行业性垄断，“红头文件推销地产酒”所代表的地方性垄断，高昂拖车费所揭露的行政强制交易，是市场之痛也是民众之忧。

有人甚至断言，反垄断的核心就是反行政垄断。对错姑且不论，它所表露的倾向性却值得重视。清华大学教授王保树就认为，“行政垄断的危害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亚于经济垄断，甚至在某些领域比经济垄断更甚。”某门户网站一项调查显示，网民选定的《反垄断法》诉讼第一被告是行政性垄断企业的，占了７０．９７％的比例。可以说，对行政垄断的潜在忧虑不容忽视。质检总局成为反垄断第一案的被告，是中小企业和公众强烈关注行政垄断的必然反映。

但是必须看到，这种关注和选择又充满了疑虑。有学者分析反垄断法时，曾将反行政垄断的内容称为“没有牙齿的老虎”。一个明显的体现在于，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行政垄断并无执法权，它所能做的仅仅是对违法行政机关的上级提出处理建议。在如此这般的弱势情境中，维权者必然瞻前顾后。这大约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是行政垄断，平时广受诟病的强势垄断行业没有成为“第一”，相对远离垄断嫌疑的质检总局反倒显山露水了。比之难以撼动的行业垄断，一例偶发式的行政垄断案件或有胜算的若干几率？原告大概这样看，我们也不妨拭目以待。

进展：法院认为超过诉讼时效，于9月5日裁定不予受理。原告表示要继续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