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法院大数据系列报告之一：股权转让纠纷案件 聚法案例

第一篇：深圳法院大数据系列报告之一：股权转让纠纷案件 聚法案例

深圳法院大数据系列报告之一：股权转让纠纷案件

聚法案

例

图1：股权转让纠纷审理程序分布 图2：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审理程序分布

通过审判程序分布可以看出，73%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以一审形式定纷止争，上诉率远低于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之整体上诉率。相对于其他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实践中股权转让纠纷更多涉及合同法领域中的规则，而较少适用公司法领域的规定，法律关系较为简单，权利义务的确定也较为明确。从中可以看出，在股权转让纠纷中，法律适用较为明确和清晰，更多的是证据的较量。所涉公司类型审理法院主要争议焦点从深圳市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分布来看，迟延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单方解除权的行使等三大类型的争议占比超过79%。在因迟延履行而产生的诉讼中，95%（77个）是因受让方迟延支付股权转让款或故意拖延变更股权登记所致，超过90%（22个）的单方解除要求也是受让方提起，且受让方是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可撤销/未生效的唯一主体。由此可见，在股权转让交易中，受让方违约的风险较大，在各类争议焦点的背后，受让方的主要目的就是：解除股权转让合同，要求转让方返还或不再支付股权转让款。然而，此类现象大量产生的原因不能完全归结于受让方言而无信，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而故意为之，仅能从中得出：股权交易过程中，受让方缺乏深思熟虑，尤其在跨行业进行股权投资时，没有充分认识股权交易中的风险，从而导致轻信交易对方、事后反悔、经营不善、投资失败等局面，使自身陷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而对于股权交易的转让方而言，面对受让方如此高频率的违约情况，应当注意在交易过程中留心掌握受让方的资产情况，有必要时应当要求其提供担保。

三、股权转让纠纷产生的原因股权转让纠纷产生的原因各种各样，但是主要集中于受让方无正当理由拖欠转让款和受让方交易前缺乏尽调而要求撤销或解除两种。因受让方无理由拖欠转让款而引起的股权转让纠纷占比超过三分之一，一部分是因为受让方支付能力有限，而转让方在进行交易时缺乏了解；另一部分更多的是受让方因缺乏相关行业的管理经验、经营不善、盈利模式与逾期不符等而后悔，故而拖延支付。因受让方在股权转让交易前缺乏对目标公司的尽职调查而产生的股权转让纠纷占比超过23%，系引起此类纠纷的第二大原因，也是受让方在进行股权交易时亟需避免的问题。在轻信转让方的描述或者表面资产状况而草率交易后，受让方往往会发现目标公司的资产价值与转让方的口头承诺严重不符、大额债务纠纷或者产品质量纠纷涌现、财务瑕疵等情况，才猛然发现所接手的目标公司的资产状况、运营情况以及盈利能力都与期待的相距甚远。然而，由于股权转让交易中固有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转让方往往会通过合同条款的设置明确约定受让方已知悉目标公司的资产与运营情况却没有具体的资产附表，从而来避免受让方以欺诈、显失公平或者虚构、夸大公司资产等理由来解除合同。而受让方习惯于通过简单的财务分析、审计、实地查看、旁人评价等方式来判断目标企业的优劣，但由于缺乏对于目标公司以及转让方的法律尽职调查，不仅无法在交易前合理规避风险，还错失了保留证据的机会，致使在诉讼或者谈判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四、生效判决的胜诉比例分布在本次研究的裁判文书样本中，由于涉及其它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纠纷的诉讼主体不是转让方与受让方，因而在生效判决的胜诉比例与改判率的统计上已排除3个其它股东以优先购买权为由提起的诉讼，即以189个裁判文书为总体样本数。经统计，有138个裁判文书样本是以一审方式生效，49个裁判文书样本是以二审方式生效，1个裁判文书样本是以再审方式生效。相比与其他类型的合同纠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中受让方（相当于买卖合同中的买方）败诉率远远高于买卖合同纠纷。通过分析文书内容可知，造成股权转让纠纷受让方败诉率奇高的原因主要有：股权转让合同所涉的法律关系较为简单、当事人证据材料不足而无法完成举证责任以及迟延履行情况普遍。这种现象反映了当事人对于股权转让合同的拟定重视程度不足，尤其是受让方在交易过程中缺乏保留证据的必要谨慎，导致在纠纷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的状态。股权转让纠纷的改判率处于较低水平，且裁判文书样本中上诉人大部分为股权转让交易的受让方，受让方提起上诉的原因有二：一是受让方企图通过二审程序来拖延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二是受让方从个人情感的角度认为交易缺乏公平，而将希望寄托于二审程序，然而却苦于缺乏证据证明交易过程中存在法定可撤销或者履行过程中存在可解除的情况，最终导致无法举证责任而承担不利后果。由此可见，在股权转让交易中，受让方对目标公司以及转让方的情况缺乏了解，往往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管理人员与财务人员进驻公司后，才突然发现目标公司名不副实、资产严重贬值或者财务存在瑕疵等多种问题，但却由于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相关事项而无法获得权益保障。而对于故意利用诉讼程序来拖延付款进度的案件，为了保证股权转让款纪实兑现，避免受让方耍赖皮的现象，转让方应当注意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以仲裁作为双方的争议解决方式。

五、风险提示转让方注意在股权交易中，受让方违约的风险较大。故对于股权交易的转让方而言，应当注意在交易过程中留心掌握受让方的资产情况，有必要时应当要求其提供担保，在股权转让合同中还可以为受让方设置较高的违约成本。

受让方注意由于股权转让交易中固有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转让方往往会通过合同条款的设置明确约定受让方已知悉目标公司的资产与运营情况却没有具体的资产附表，从而来避免受让方以欺诈、显失公平或者虚构、夸大公司资产等理由来解除合同。而受让方习惯于通过简单的财务分析、审计、实地查看、旁人评价等方式来判断目标企业的优劣，但由于缺乏对于目标公司以及转让方的法律尽职调查，不仅无法在交易前合理规避风险，还错失了保留证据的机会，致使在诉讼或者谈判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因此，在确定股权收购意向后，聘请专业人员对目标公司以及转让方进行法律尽职调查也是受让方降低自身风险的有效途径。双方注意当双方产生纠纷时，可能存在一方违约后故意利用诉讼程序来拖延股权交易进度的情况，双方可以考虑在签订合同时约定仲裁作为双方的争议解决方式。文｜股董荟律师团队于智亮 李桃

第二篇：股权转让纠纷大数据报告 iCourt

股权转让纠纷大数据报告

iCourt

打通案件管理与大数据从检索时代到智能时代申请体验Alpha，扫描二维码联系诺诺多作者：贾颖单位：iCourt 微信号：jiaying2492编者按数据本身具有天然的说服力，自iCourt法秀大数据专栏开设以来，大数据报告一直是最受读者欢迎的文章类别。

iCourt法秀今日推文，通过对股权转让纠纷案件进行大数据分析，力图为读者提供全面深度的股权转让纠纷解决方案。近年来，私营经济发展活跃，创业热潮澎湃，各类股权投资、股权转让频繁发生。为股权转让活动提供相关法律服务也成为律师业务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律师参与到其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客户不仅需要律师帮助识别法律风险，更需要律师帮助分析判断风险转化为现实的几率及风险实现后会造成的损失，这样才能更好的帮助客户权衡决策，作出平衡风险规避和商业发展的最佳选择。而司法大数据的公开，为我们分析风险转化为现实的几率及风险转化为现实的实际后果提供了客观直接的依据。

笔者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截止2017年1月10日公开的所有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的42,136余份司法文书，进行检索分析，并对2017年2000万元标的以上的200余份裁判文书进行了深入分析，形成本大数据报告。报告中从案件数量的发展态势、区域分布、核心焦点问题等不同角度对民间股权转让纠纷的诉讼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并给出了相关的法律风险预防建议。另外，笔者还就股权转让纠纷诉讼案件中的律师费收取和承担情况进行了统计，供读者了解和参考。司法文书共计42,136份，其中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标的额2000万元以上的司法文书共计263份。

整体情况分析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到，案件数量在2013年开始显著增长，2014年案件数量较上一年增长超过3倍。2014年之后增长速度放缓，截止统计之日2017年案件量较上一年有轻微回落。考虑到统计时间为2018年1月上旬，有部分2017年的司法文书仍在整理上传中，预计2017年的案件量仍有较大可能会超过2016年。

由此计算，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一审上诉率约为50%。从地域分布来看，案件集中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浙江、江苏、广东、四川、上海排名前五，但北京案件量相比之下并不大，排名在前十以外。

案件量最高的五家法院，除最高院因管辖范围的原因名列第一的情况之外，也集中在前列经济发达地区。2017年大标的案件情况对整体情况有了大概了解之后，让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大家比较关注的2017年标的在2000万元以上的案件情况。这部分案件占2017年案件总量的4.4%。首先，这部分案件的一审程序中的案件占比和总体情况基本一致，约为60%，但二审程序中的案件比例比总体情况提高了约9个百分点，逼近40%。由此可以看出，高标的额的案件相对而言上诉比例更高。

案件集中的区域仍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但较整体大盘来看，江苏成为2017年大标的额的案件产生的热点地区，北京也进入前五，四川则跌出前五。

这部分案件有1/4撤诉结案，相信其中有广大法官努力调解为平息诉讼化解矛盾做出的贡献。

审理中涉及到的诉求及焦点问题出现几率排名靠前的依次为：欠付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要求调整约定过高的违约金/滞纳金/逾期利息、返还购股款、要求违约方承担律师费、要求履行约定义务、要求撤销合同、要求承担公司债务、要求承担回购义务、超诉讼时效、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其中，欠付股权转让款的案件数量远远超过其他案件，占比超过30%。

2017大标的案件诉求/焦点问题下面我们会对排名前十的诉求/焦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一、要求支付欠付的股权转让款

欠付股权转让款的案件比例非常大，法院判决支持率非常高。

建议：转让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应关注对方的支付能力，视情况增加付款保证人。受让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应将对受让股权有重要影响的因素设定为付款先决条件。

二、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在诉讼中涉及股权转让协议效力问题的机率较高，法院对认定协议无效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认定无效的原因仅出现两种：恶意串通、名为投资实为借贷。

建议：认定无效的证据要求较高，主张无效一方应注意做好证据的搜集工作，一旦发现恶意串通的情况，还要及时提出异议并保留证据，发现实情后超出合理时间仍未提出异议，很可能会对“恶意串通”事实认定构成不利影响。

三、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

因一方违约，另一方要求解除的案件大部分支持了解除，少数案件中违约程度较轻，或双方互有违约，没有支持解除的请求。

四、违约金、滞纳金、逾期利息过高

法院仅应当事人的申请对约定的违约金、滞纳金、逾期利息进行审查调整，希望调整一方应主动向法院申请调整。经当事人申请的案件调整机率较大，且已形成相对固定的标准。建议：调整上限标准通常为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或年息24%，在协议起草时可参考此标准约定。

五、违约方承担律师费 支持由违约方承担律师费的机率较大。就律师费承担约定明确并符合约定的均得到支持。

建议：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做明确约定。

六、返还购股款 返还购股款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已经协议解除原协议或是变更了原协议的约定，请求大部分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七、要求履行约定义务

要求履行约定义务的案件得到法院支持的比例为1/2，出现的情况相对复杂多样，需要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处理。

八、撤销合同

撤销合同的诉讼请求均未得到法院支持。由此看来，法院对符合撤销法定条件的事实审查非常严格。

建议：申请撤销一方应注意加强证据的收集，同时也要特别注意申请撤销的除斥期限，超期限无法得到支持。在诉讼策略设计时，最好有第二套方案备选。

九、公司债务承担 就目标公司已产生的债务的承担，判决中微弱多数支持由老股东承担，也有超过4成判决由目标公司或新股东自行承担。主要影响因素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内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转移情况等。

十、要求承担回购义务

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回购义务的，达到回购条件时法院均支持了承担回购义务的请求。

建议：对回购条款和回购条件的设置，协议双方应该慎重和重视。

2017大标的案件律师费承担情况笔者对2017年2000万元以上标的的民间股权转让纠纷诉讼案件中，广大读者较为关注的律师费收取和承担情况做了一个简要的统计和分析。

首先，获得法院判决支持的律师费金额区间为11万元至300万元，金额跨度较大。

其次，获得法院判决支持的律师费与案件标的额的比率区间为0.22%至1.63%，平均值为0.91%。虽然大部分案件的律师费诉求都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但仍然有少部分案件没有得到支持，在得到支持的案件中也有少量案件中的诉请律师费没有得到全额支持。

最后，让我们分析一下这部分情况供读者参考。律师费没有得到支持的分两种情况：协议中没有约定律师费承担；没有提供实际付款证据。

律师费没有得到全额支持的分两种情况：委托方在案件中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律师费没有全额完成付款，这里包括风险代理的情况。

由此可知，协议中的明确约定和律师费的实际支付（以律师费发票为限）是诉请律师费得到支持的必要条件。专栏编辑：常若星

| 排版编辑：陈帅伴

第三篇：上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大数据报告

上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大数据报告

文 / 上海申骏律师事务所大数据团队

团队负责人：许建添（上海申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业务方向为金融诉讼与仲裁，微信号xujiantian）

注：全文约32,000字，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微信索要。

团队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黄怡（北京）、龙迪（北京）、吕雅妮、马玉龙（北京）、陶彩云、张玉洁、周阳、朱澄澈

引言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中国融资租赁业发展报告（2016-2017）》，全国融资租赁企业管理信息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上海融资租赁企业共1606家，居全国

裁判意见等多方面进行归纳，直观介绍上海地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司法审判实务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向融资租赁公司提出建议，谨作参考。

一、本报告分析样本概况

我们于2017年9月1日登录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设定如下检索条件：案由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文书作出地区为“上海”，文书作出时间限定为2014年3月1日至2017年9月1日，文书类型为“判决书”。依此条件，我们共检索出3415份判决书并下载存档。经过筛查，剔除部分非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剩余判决书3389份。

之所以选择在2014年3月1日至2017年9月1日期间作出的判决书，主要原因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简称“《融资租赁解释》”）于2014年3月1日开始实施，我们认为分析《融资租赁解释》实施之后的判决对融资租赁实务更具借鉴意义。而3389份判决书在数量上也为本报告提供了足够的分析样本，可以从中分析归纳出上海地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情况、特点以及法院裁判思路。

二、上海地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情况

（一）各法院案件分布情况

在3389份判决书中，一审判决书共计3283份（包括3份经二审裁定发回重审后作出的一审判决书），二审判决书共106份。

在二审判决中，上海市

徐汇104份、普陀65份，另外一中院、闵行、松江、青浦、闸北、奉贤、宝山等分别有少量判决书。

图一：一审判决书分布情况

由上可见，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分布较为集中。一方面有利于法院形成专业化审判力量，从而更有利于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的审理；另一方面，同一法院作出的大量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判决公开后，有利于融资租赁公司从中研究分析法院的裁判规则，并为后续融资租赁业务的开展及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的处理提供借鉴。从数据上可见，大部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并未进入二审，其可能原因包括：一是许多案件尤其是公告送达的案件，承租人并未应诉，更不会提起上诉；二是大部分案件当事人较为认可一审判决。

（二）审判人员情况

对3389份判决书的审判人员（不包括人民陪审员）名单进行统计后发现，除了案件在法院的分布越来越集中以外，审判人员也有集中的趋势，这也有利于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专业化及裁判规则的统一。

在3283份一审判决书中，共统计到审判人员4367人次，其中担任审判人员次数超过100次的法官有10名（详见图二）；在106份二审判决书中，共统计到审判人员315人次，其中担任审判人员次数超过10次的法官有10名（详见图三）。

图二：一审法官审案数量

图三：二审法官审案数量

（三）案件审理期限及公告情况

在公开的判决书中，大部分判决书均记载了案件受理日期，结合作出判决书的日期，即可计算出案件的审理期限。经统计，记载了案件受理日期的一审判决书共

计2219份，二审判决书共计83份，合计占所有判决书的67.91%。

在一审判决书中，从案件受理至作出判决时间最长的为1400天，原因是该案的审判需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曾经中止审理。其次是802天，最短审理期限是3天，平均审理期限是113天，近4个月。

在二审判决书中，从案件受理至作出判决时间最长的为239天，最短为16天，平均审理期限是67天，即2个多月。

从平均审理期限来看，上述时间尚属合理。但在3389起案件中，法院通过公告向被告进行送达的多达1634起，占比接近50%。可见，公告送达是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主要时间成本，如果案件能够避免公告，则时间成本有望大大降低。

（四）涉诉融资租赁公司概况

在3389份判决书中，涉诉的融资租赁公司共计85家，涉诉案件数量超过50起的融资租赁公司共计12家，具体详见图四。

图四：融资租赁公司涉诉情况

经分析，上述出租人涉诉较多的原因有二：一是公司规模较大、业务量较大，导

致最终涉诉量多；二是公司业务集中于汽车融资租赁，该类业务虽然标的金额不大，但是承租人违约率高。

（五）租赁物情况

由于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属于专属管辖，本报告检索范围不包括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故本报告所涉案件中的租赁物不包括船舶。在3389份判决书中，租赁物包括汽车、机械设备、工程车辆及其他，相关案件数量见图五。

图五：租赁物种类及涉案数量、占比

在所涉租赁物中，汽车租赁物数量最多（占比65%），机械设备其次（占比30%），工程车辆更少，仅占4%，其他租赁物则仅占1%。在“其他”类别的租赁物中，包括办公设备、装修材料等。

（六）担保情况

在融资租赁业务中，回购担保与保证金担保较为常见，对此我们将另行研究。在3389份判决书中，除回购担保与保证金担保以外，无任何担保的案件多达2109起，其次是采用保证方式担保的案件1246起，而有抵押或质押担保的屈指可数，既有抵押又有保证担保的26起，仅有抵押担保的5起，既有质押又有保证担保

的2起，仅有质押担保的1起，如图六所示。

图六：担保情况统计

（注：回购担保与保证金担保除外）

在融资租赁业务中，一般出租人对租赁物都享有所有权，在形式上出租人已享有物权保障，承租人较少另行提供物的担保。虽然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所有权，但出租人并不实际控制租赁物，一旦承租人擅自处分租赁物将损害出租人的权益，此时极易在出租人与

案件中，承租人主要抗辩理由为未取得租赁物、租赁物质量有瑕疵、租赁物不符合要求等。而在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人可能更常以租赁物不存在、租赁物所有权未转移、融资租赁关系不成立或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等作为抗辩理由。我们认为，出租人在办理业务时应对上述问题予以重点关注。

（八）利率是否过高

在3389份判决书中，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利率过高（一般年利率超过24%的，法院即可认定为过高）的案件多达2000起，占比高达59%。而在这些约定利率过高的案件中，多达1847起案件的出租人在诉讼中主动降低违约金利率，其余案件则由法院判决调整。

三、融资租赁公司主要诉请类型

承租人违约后，出租人一旦选择以诉讼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其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可能直接决定出租人能否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诉讼请求的设计显得尤为重要。

（一）诉讼请求的主要类型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中，不同出租人主张的诉讼请求不尽相同，但诉讼请求的主要核心内容涉及两方面，一方面是租金问题，另一方面是租赁物问题。围绕这两个核心内容，我们将3389份判决书中出租人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分为以下六个类型：

诉请类型一：合同已经到期，出租人主张承租人返还租赁物； 诉请类型二：合同已经到期，出租人主张承租人支付全部未付租金；

诉请类型三：合同未到期，出租人主张解除合同、承租人返还租赁物并支付到期未付租金；

诉请类型四：合同未到期，出租人主张解除合同、承租人返还租赁物并赔偿损失； 诉请类型五：合同未到期，出租人主张承租人支付全部未付租金，即加速到期； 其他类型：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在实务中的情况比较复杂，因此除了常见类型的诉讼请求，实务中出租人也可能提出其他类型的诉讼请求。各类型诉讼请求的分布情况见图七。

图七：诉讼请求类型分布情况

从前述诉讼请求类型分布可见，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在诉讼时合同已经到期的占少数，占比不到10%。大部分是合同尚未到期的，占比高达85%。其余5%的案件则属于其他诉讼请求类型，与合同是否到期无关。从3389份判决书所呈现的情况来看，出租人因承租人逾期支付租金且已经达到合同解除条件而提起诉讼是实务中最常见的诉讼类型，但此时出租人的诉讼请求并非一定是解除合同，也可能不主张解除合同而要求承租人支付全部未付租金，即剩余租金加速到期。若主张解除合同，也会出现两种诉讼请求类型，即“解除合同+返还租赁物+赔偿损失”与“解除合同+返还租赁物+支付到期未付租金”。

（二）诉请类型一和二：合同已到期，出租人主张承租人返还租赁物或支付全

部租金

《合同法》

承租人已支付大部分租金，但无力支付剩余租金，出租人因此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的，如租赁物价值超过承租人欠付租金以及其他费用的，承租人可以要求部分返还。因此，在诉请类型三中，若合同约定租赁期满租赁物归承租人所有，承租人有权主张租赁物的价值超过剩余租金（包括已经到期未付和尚未到期的租金）并就超出部分要求返还。尽管如此，我们在3389份判决书中未见到此类情况。

（四）诉请类型四：合同未到期，出租人主张解除合同、承租人返还租赁物并赔偿损失

1.诉请类型四符合司法解释规定

实践中，全部未付租金的金额通常高于租赁物的残值，承租人返还租赁物难以弥补出租人的全部租金损失。因此，《融资租赁解释》

在上述五种方式中，（五）诉请类型五：合同未到期，出租人主张承租人支付全部未付租金，包括已到期未付租金和未到期租金

在我们检索的判决书中，属于此类诉讼请求的判决书数量最多，多达2042起，占所有判决书的60%。根据《合同法》

非最佳方案，一方面大部分承租人涉诉后已无力支付全部剩余租金，判决履行情况不容乐观，另一方面即使出租人有权再行起诉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从诉讼成本上考虑并不经济。实践中，两次诉讼的案例也比较少，我们仅查阅到三份判决，即长宁法院（2015）长民二（商）初字 的最佳选择。

（七）其他诉讼请求类型

除了上述诉讼请求类型以外，我们还发现了许多其他类型的诉讼请求，并且有些诉讼请求明显违反法律、司法解释之规定，有些则因为出租人所选择的诉讼请求有问题而导致被法院判决驳回。

1.出租人既请求承租人支付全部未付租金又请求解除合同

《融资租赁解释》

返还车辆，以便生效判决的执行。

3.诉请解除合同，仅要求返还租赁物而不主张租金

在长宁法院作出的（2013）长民二（商）初字

有限公司在徐汇法院诉讼的系列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

身合法权益。

四、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常见争议焦点与裁判意见

（一）融资租赁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及其法律后果

在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中，最常见争议焦点之一即案涉融资租赁法律关系是否成立，比如是否属于“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或“名为融资租赁实为买卖”等。《融资租赁解释》

没有证据表明其以发放贷款为主要业务或主要利润来源，出租人与承租人的案涉企业间借款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维持一审关于案涉主合同不符合借款合同无效情形的认定。但在我们所检索研究的3389份判决书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简称“《民间借贷规定》”）颁布之前所作出的判决书中，大部分认定名为融资租赁实为企业间借贷的合同无效，《民间借贷规定》颁布之后大部分认定为有效。

案例1：恒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江阴市雪渊纺织有限公司、陈雪忠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借贷合同无效）

案号：（2013）黄浦民五（商）初字

一审法院认为，仲利公司与伊诺公司之间的融资租赁业务存在以下问题：

赋予原告，否则即有超出诉请范围而为裁判之不法。本案中原审法院已经就系争《租赁合同》可能被认定为无效向仲利公司进行释明，但仲利公司仍坚持按照合同条款主张权利，并未提出合同无效时其欲主张何种权利，原审法院遂在认定合同无效的前提下，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请，并无不当。

案例3：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云南楚雄锦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楚雄锦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借贷合同有效）案号：（2016）沪0115民初7346号 法院裁判意见：

一、关于本案合同的性质。被告锦华建工公司辩称租赁物并不存在，对此原告确认其并未收到租赁物发票原件，亦未进行现场查验和巡视查验，亦不知晓租赁物现处何处。因原告从未查验过设备，且未能提供进一步证据证明租赁物的实际存在，故本院采信被告意见，本案涉案租赁物并不实际存在。根据法律规定，标的物不存在，合同不成立，故双方之间的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不成立，应当以双方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根据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锦华建工公司提供资金，被告锦华建工公司使用并偿付利息，双方之间实际构成企业间借贷关系，即本案合同的性质是名为融资租赁，实为企业间借贷。

二、关于借款合同的效力。本院认为，借款合同有效，理由如下：1.原告作为融资租赁企业，虽未取得发放贷款的资质，但没有证据证明其以发放贷款为主要业务或主要利润来源。2.尽管被告锦华建工公司的真实意思系从原告处获得借款，但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锦华公司合谋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即该借款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规定。故原告与被告锦华建工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有效，双方仍应当依约履行各自义务。

（二）保证人的担保责任是否成立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中，保证担保是除了保证金、回购保证以外最主要的担保方式，但在许多案件中保证人都会抗辩称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从法院的判决可见，常见抗辩理由包括：保证人签字或盖章不真实、出租人主张权利已经超出保证期间、债务转让未经保证人同意、主合同无效导致保证合同无效。

另外，如果融资租赁合同被认定为企业借贷合同，那么保证合同是否有效？在这个问题的认定上，如果法院认定借贷合同有效，则一般认定保证合同有效，如果认定借贷合同无效，则以主合同无效为由认定从合同无效。

案例4：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与娄底市天宏工贸有限公司、罗建平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

案号：（2016）沪0101民初11486号 法院裁判意见：

《车辆融资租赁协议》约定了保证人对该协议项下承租人所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但并未约定保证期间，故根据法律规定该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但融资租赁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故对融资租赁公司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案例5：富士施乐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与北京弘耀恒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月光绚彩广告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 案号：（2014）黄浦民五（商）初字

债务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保证人对未经其同意转让的债务，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案外人在得到融资租赁公司许可的情况下将自己在《租赁合同》中的所有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被告弘耀恒跃公司，三方为此签订了《租赁合同转让协议》，但融资租赁公司并无证据证明该转让取得了保证人的书面同意，保证人也当庭否认同意该转让，故保证人不应再对承租人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案例6：恒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江阴市雪渊纺织有限公司、陈雪忠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

案号：（2013）黄浦民五（商）初字

法院裁判意见：

中华公司要求按日万分之八的标准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明显过高。由本院参照最高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予以调整，按年息24%计付。2.法院认为应按照合同约定适用的

案例8：恒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江苏旭日轴承有限公司、宁波旭日西尔沃轴承有限公司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

案号：（2013）黄浦民五（商）初字

4.融资租赁行业系高风险行业，对被告抗辩称30%过高不予采纳

案例10：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马鞍山市中方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金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

案号：（2015）长民二（商）初字

法院裁判意见：

至于合同解除的日期，融资租赁公司主张以本院向承租人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的日期即2015年3月8日作为解除上述《融资回租合同》的日期，本院认为，因本院依原告的申请于2014年10月23日采取了诉前保全措施，将租赁设备进行了扣押并存放于融资租赁公司指定的地点，致使承租人不能再占有、使用租赁设备，故对租赁设备的扣押应视为融资租赁公司以自己的行为解除了合同。（2）以诉状副本送达之日为融资租赁合同解除日

案例12：浩瀚（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安徽大别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铜陵市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 案号：（2016）沪0115民初22113号 法院裁判意见：

原告主张案涉《售后回租合同》于诉状副本送达之日即2016年8月7日解除，虽然起诉前原告未对被告进行催告，但原告的起诉可视为催告，被告收到本案起诉状副本至

日原告虽然已经收回租赁车辆，但未书面通知被告解除合同，故本院支持原告关于合同解除时间为本案诉状副本送达被告之日即2015年9月5日的诉请。（4）以

限是2016年2月4日，但截至该日其未收到任何款项，故从2016年2月5日行使加速到期的权利是合理的，本院认为将该日期认定为加速到期日并无不当，予以确认。

（2）以《合同加速到期通知书》送达时间为加速到期日

案例16：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青岛恒科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唐金杨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

案号：（2016）沪0115民初44217号 法院裁判意见：

本案原告已于起诉前对被告恒科公司进行催告，即于2016年5月26日向被告送达了《合同加速到期通知书》，故本院确认涉案《售后回租赁合同》于2016年5月26日加速到期。

（3）诉状副本送达之日为加速到期日

案例17：上海永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鹿成志、徐军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 案号：（2016）沪0115民初22621号 法院裁判意见：

关于加速到期日，应确定为原告关于合同加速到期的声明实际到达被告之日，现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被告通知过合同加速到期，故应以原告在本案中的诉状副本送达被告之日即2016年5月19日为加速到期日，原告亦主张以该日为加速到期日，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4）以诉状副本送达后合理期限届满作为加速到期日

案例18：富士施乐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与上海巡梦图文制作有限公司、曾维

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

案号：（2014）黄浦民五（商）初字

期间，或者说，与租赁物占用期间无直接关联。但承租人占用租赁物期间，租赁物的折旧价值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扣减的租赁物价值当中，与普通租赁合同中承租人占用使用租赁物的租金并不存在完全的对应关系。（详见李志刚：《融资租赁若干法律实务问题》，微信公众号“法与思”2017年10月16日推送）

我们认为，关于租赁物占用费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案例19：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洛阳永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洛阳佳一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不支持占用费）案号：（2014）长民二（商）初字

中，但最主要的争议仍然是保证金如何抵扣的问题。对于合同有约定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对于合同未约定的，法院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秦国珍、丛昌林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 案号：（2015）长民二（商）初字

等让渡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出租人权利的交易行为。实务中主要有两大争议：一是回购条件是否成就，二是回购价格如何约定。

案例25：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机电石化设备有限公司、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与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2015）沪二中民六（商）终字

已经成就。但由于《承诺函》亦明确了回购价款的支付条件，即回购标的物回收完成，而本案中租赁设备仍由承租人占用、使用，并未回收完毕，故新思维公司履行支付回购价款义务的条件尚未成就。

案例27：河南远航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与上海电气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2016）沪02民终9448号 法院裁判意见：

《回购协议》中对回购价格明确约定为逾期租金、全部未到期租金及其他应付未付款项，具体金额以租赁公司发出的书面通知为准，而租赁公司于2015年6月18日发给远航公司的函中明确回购价款包括全部到期、未到期租金2,681,510元，租赁物残值转让费1,000元，违约金533,000元，迟延履行金截止2015年6月17日计285,473.71元，截止2015年6月17日的处置费用65,591.4元。故远航公司主张回购价款中不应包括迟延履行金和违约金，缺乏事实依据。

（八）出租人主张承租人支付留购价是否一定应予支持

许多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在融资租赁期间租赁物所有权归出租人，融资租赁期限届满后承租人有权选择支付一定名义购买价（或留购价）并获得租赁物所有权。对此我们认为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支付留购价获得租赁物所有权系承租人的选择权，是否行使由承租人决定；另一方面，在承租人未选择购买租赁物时，出租人无权要求承租人支付购买价。实务中，还有一种情况，即出租人在诉请主张返还租赁物的同时，是否有权要求承租人支付留购价，法院对此给予了否定答复。

案例28：三井住友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与上海展德模塑有限公司、王圣意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

案号：（2015）黄浦民五（商）初字

案号：（2016）沪0101民初31658号 法院裁判意见：

本案中承租人并无证据证明承租人选择本案所涉租赁设备系依赖融资租赁公司的技能，也无证据证明融资租赁公司对承租人选择租赁设备进行了干预，故融资租赁公司对租赁设备的质量问题不承担责任，即租赁设备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并不影响承租人对融资租赁公司的租金支付义务。关于租赁设备的质量问题，承租人应通过合法途径与设备供应商另行解决。

案例31：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辉县市中医院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 案号：（2015）浦民六（商）初字

金的义务。

五、给融资租赁公司的建议

（一）完善融资租赁合同条款

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向承租人主张权利的主要依据，完善的合同条款是保障权利的

2.保证金的相关约定

无论是在融资租赁合同中设置保证金条款还是另行签署专门的保证金协议，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是保证金的支付方式，若采取抵扣的方式支付保证金（比如直租中承租人向租赁物的出卖人支付部分款项以抵扣应付给出租人的保证金，或售后回租中直接在租赁物购买款中抵扣保证金），则务必通过书面形式明确约定；

二是保证金的支付时间，尤其是部分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生效条件之一为承租人支付完毕保证金；

三是保证金的保管及其利息，出租人是否可以自由支配、使用保证金，是否产生利息及其计算标准；

四是按照何种顺序或条件抵扣租金、违约金或其他费用，比如实践中有些合同约定当承租人违约的情况下，出租人可以用租赁保证金来冲抵欠付的租金费用或违约金，另外也有些合同约定保证金只有在合同期满或提前解除合同后方能用于抵扣租金、违约金或其他费用，两者具有本质的区别；

五是保证金抵扣租金、违约金或其他费用之后出租人的救济途径，比如要求承租人限期补足、解除合同、加速到期；

六是保证金的没收问题，即承租人违约后，出租人能否没收保证金。3.合同解除后至租赁物实际返还期间的占用费或实际使用费问题

实践中，出租人主张解除合同、返还租赁物获得法院支持后，承租人并不会立即返还租赁物，因此从合同解除后至租赁物实际返还存在一段时间差。如果承租人对这段时间差不承担任何责任，相当于免费使用租赁物，承租人缺乏及时返还租赁物的压力，出租人的损失可能进一步扩大。参考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后承租人不返还房屋应当支付实际使用费的案例，实践中部分融资租赁公司在起诉时向承租

人主张“占有使用费”或“实际使用费”（计算方式是按照租赁合同的租金标准，计算期间为合同解除之日到实际返还之日），有些案例获得了法院支持，有些案例则被法院以无合同依据为由驳回。因此，我们建议出租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由承租人承担合同解除后至租赁物实际返还期间的占用费或实际使用费。4.约定合理的违约金利率

在3389份判决书中，虽然出租人的主要诉求大多得到了法院支持，但大部分出租人主张的违约金都过高，如果出租人在诉讼中又不主动下调利率，那么一般得不到法院的全部支持。因此，在设计违约金条款时要符合法律规定。参照《民间借贷规定》，实践中对于折合年利率超过24%的违约金，对超过部分一般不予支持。

5.除租金、违约金以外，还应明确哪些其他费用应由承租人承担

大部分融资租赁合同均会约定，因承租人违约导致出租人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差旅费等损失由承租人负担，但财产保全担保费在实践中往往被出租人所忽略。除金融租赁公司外，普通的融资租赁公司申请财产保全必须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现金担保、担保公司担保或购买诉讼财产保全责任险，因此可能会产生担保费用。如果合同约定该费用应由承租人承担，则出租人可在诉讼时要求承租人赔偿，否则法院可能不予支持。我们建议合同切勿写成“诉讼保全服务费”“保全费用”等名称，建议明确约定“出租人为申请财产保全提供担保而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向担保公司支付的担保费、购买诉讼财产保全责任险所支付的费用及其他合理费用）均由承租人负担。” 6.明确约定司法文书送达地址

在我们整理的判决书中，公告送达的近50%。因此，如果案件可以不需要公告，将极大降低诉讼时间成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

人民法院可以将该地址作为送达诉讼文书的确认地址。因此，我们建议出租人务必在融资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司法文书送达地址。

（二）回购合同或回购条款的完善

出租人为担保租金债权的实现，可能在融资租赁合同中设定回购条款，或单独与回购义务人签订回购合同，约定承租人违约时，由回购人承担购回租赁物或债权的义务。融资租赁业务项下的回购合同纠纷中，关于合同或条款性质、当事人诉讼地位、是否需要合并诉讼等往往存在争议，通过完善合同条款，可以最大化维护出租人的权利。

实务中的回购合同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出租人、承租人与回购人共同签署的三方回购协议，另一种是仅有出租人和回购人签署的两方回购协议。这两种情形均应重视以下条款的约定，包括：回购义务人、回购对象（租金债权还是租赁物）、回购条件（什么情况下回购条件成就）、回购价格（包括回购价格的计算、确定）。

（三）严格把控《保证合同》或《担保函》签署环节

在不少案件中，保证人的签名经司法鉴定被认定为不真实，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出租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因此，出租人应当严格审查保证人的签字或盖章，签字时必须核实身份并当面签署。

另外在少部分案件中，虽然保证人的配偶在《保证合同》或《担保函》的“配偶”栏签名，但无法据此判断签字人具有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出租人要求签字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无法获得支持〔如浦东法院所作出的（2014）浦民六（商）初字

缺一不可。在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中，至少存在买卖和租赁两层法律关系，即出租人按照承租人的意愿购买租赁物，出租人向承租人出租租赁物，租赁物的存在贯穿于整个交易过程。在承租人违约时，出租人可行使取回权，因此租赁物还起到融资租赁交易的担保作用。

1.不动产融资租赁业务中，出租人需为不动产登记产权人

以不动产为租赁物的交易中，由于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本质要求，出租人必须为租赁物的登记所有权人。若不动产因违反行政规章等无法将所有权由出卖人变更登记为出租人，那么出租人实际未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无法将租赁物出租予承租人。在这样的融资租赁交易中，由于出租人无法取回租赁物，租赁物无法满足为交易提供担保的要求。一旦交易发生争议诉至法院，法院很可能认定仅有“融资”，没有“融物”，进而否定融资租赁法律关系。

此外，现行的《内资融资租赁企业管理办法》《外商投资租赁业管理办法》等规定关于融资租赁物的范围并不是非常明确，实践中对于不动产能否作为融资租赁的租赁物还存在一定争议。因此，叙作不动产融资租赁业务还需谨慎。但不可否认，目前基础设施的融资租赁业务借助PPP项目的发展已初具规模，该类项目的承租人多为信誉较好的大型国有企业，具有稳定的回款能力及提供地方隐性背书的可能。针对此类基础设施类融资租赁项目，建议融资租赁公司应当加强租赁物的尽职调查，并适当引入

于转让标的物的规定，出租人根本无法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无法达到融资租赁既“融资”又“融物”的要求，从而认定融资租赁关系不能成立。

出租环节，出租人向承租人交付租赁物以后，租赁物需一直保持独立物的属性。例如，若租赁物系“装修材料”等，在交付且装修完毕后即附合于不动产，从而成为不动产的成分，丧失其独立作为物的资格。简言之，这些“物”将因附合而灭失，不再具有返还之可能性，因此无法作为租赁的标的物。3.特殊动产融资租赁业务中，租赁物所有权需对外公示

与不动产所有权以登记为准不同，特殊动产（比如汽车）虽然需要到相关部门办理登记，但其所有权以交付作为所有权转移的生效要件，登记仅为对抗要件。根据《融资租赁解释》

租赁物对出租人权利保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出租人在融资租赁业务中应全程把控租赁物的状况。特别是在售后回租业务中，租赁物的权属状况往往直接决定融资租赁法律关系是否成立，甚至直接决定出租人的诉讼请求能否获得法院支持，因此出租人应深入调查租赁物的现状及权属状况。

首先，出租人必须实地调查租赁物状况，确认拟购买的承租人所有的租赁物是否存在，其使用、运行状况如何，租赁物上是否存在其他权利人的权利标识。特别是要仔细查看租赁物有无铭牌改装、涂改痕迹，或者机身有无其他涂改痕迹，预防承租人将

所有权登记机关的机械设备及其他无所有权登记机关的动产而言，占有是所有权的主要公示方式，在承租人处分租赁物时，受让人可以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但对出租人而言，其租金债权的物权保障存在一定风险。我们建议出租人同时采取以下多种方式加强对租赁物的监控： 1.在租赁物的明显位置进行标识

为防止承租人擅自处置租赁物，出租人可以在机器设备等租赁物的关键位置进行标识，例如喷漆、张贴标签等。如果具备相应条件，出租人还可以在租赁物显著位置焊接铭牌用于标识对租赁物的所有权，防止承租人恶意涂改或撕毁标识。同时，出租人还应定期回访，留取租赁物现场状况的照片或视频。一旦租赁物所有权发生争议，现场回访的照片和视频可以作为证明租赁物所有权的辅助证据。2.办理租赁物抵押权登记

《融资租赁解释》

为租赁公司提供租赁登记服务；另一个是商务部开发的融资租赁业务登记系统，商务部要求其监管的内资试点租赁公司及备案外资租赁公司必须在其系统上对租赁业务及租赁物进行登记。4.其他比较有效的监控措施

对于直租模式中，出租人向供应商购买租赁物，留取租赁物购买发票自不必说。对于售后回租模式中，承租人自厂商处购买租赁物，并持有发票，出租人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可以要求承租人交付发票原件，并在发票上加盖印章或标识（比如加盖“所有权已转移至XX融资租赁公司”），以明确租赁物所有权的转移，若承租人不愿交付发票原件的，出租人可以在发票原件上作出标识，以明确租赁物的所有权。

如果租赁物属于固定的机械设备的，出租人可以在现场安装监控设备，远程实时监控租赁物的状况。远程监控在技术上并不存在障碍，在经济上成本也不高，但是在效果上可以实时监控租赁物情况，值得出租人推广使用。

对于汽车等特殊动产的融资租赁业务，出租人可以在租赁物隐蔽处安装GPS等定位装置，实时监测租赁物的位置，以实现对租赁物的有效监控。出租人除了依照《融资租赁解释》办理抵押登记以外，还可以要求承租人交付行政机关出具的所有权登记证明文件，以确保可以对抗善意

法院认定为“仅有融资没有融物”，融资租赁公司应拒绝承租人的融资租赁申请，避免发生无租赁物所有权担保的情况。

同样，对于合格的租赁物，在交易过程中也应当严格审查租赁物的存放地、数量、质量等详细信息，并制作租赁物清单等，完善业务尽职调查工作，避免虚假租赁物带来的法律风险。2.重视交接清单的重要性

无论是直租还是售后回租业务，在租赁物的交付环节应当将交接清单作为交易的必要性文件。尤其应当注意，交接清单不仅承载租赁物交付的功能，还应当起到双方依此验收租赁物的数量、质量的功能，避免后期承租人就租赁物的数量、质量再提出异议。

3.融资租赁交易模式要清晰

在交易模式上，出租人应当选择与实际相符的交易模式。在直租模式中，应当由出租人从供应商处购买租赁物，然后出租予承租人，并可约定登记在承租人名下，避免出现在融资租赁交易前租赁物已经登记于承租人名下的情况的出现，否则虽然合同约定为直租模式，但事实上却是售后回租，可能影响法院对融资租赁合同效力的认定。

4.融资租赁期间变更产权登记应谨慎

在二中院审理的（2016）沪02民终6579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出租人在融资租赁合同履行期间将原本登记在出租人名下的车辆，过户登记至承租人名下，且双方未对租赁物的所有权、融资租赁合同的履行签署任何文件进行约定。法院认为，车辆过户登记导致所有权发生变更，融资租赁关系已经不成立，并且不符合售后回租形式。故，在出租人坚持其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法院驳回了其诉讼请求。

我们建议，出租人在融资租赁合同履行期间，一定要确保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稳定。如果租赁物登记的权利人发生变更，一方面出租人应与承租人就租赁物的所有权进行明确约定，另一方面在起诉时应选择合适的诉讼方案。5.若需办理抵押登记，合同应明确该抵押登记系保护性登记

售后回租方式的融资租赁交易中，登记的抵押权与约定的所有权之间存在表面上的矛盾，有的法院会认定融资租赁公司登记公示为抵押权人，绝无可能系租赁物的所有权人，因此否定融资租赁关系。为防止司法实践中对于该问题产生分歧，建议出租人在抵押合同中明确约定：租赁物所有权归属于出租人，但为防止

2.尽早启动催收措施

我们认为，无论是通过诉讼、仲裁还是通过其他方法催收，均宜早不宜迟。一方面，如果不及时启动催收措施，债务人的财务状况可能急剧恶化，即使出租人启动诉讼程序，最后履行情况亦不会太理想；另一方面，若租赁物被其他债权人先行主张所有权或抵押权并获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那么出租人起诉要求返还租赁物将难以获得法院支持。

比如，一中院作出的（2014）沪一中民六（商）终字

产，那么出租人不宜取回设备。

第四篇：继承纠纷 2016北京法院大数据报告

继承纠纷

2016北京法院大数据报告

北京市近三年继承案件概况北京市与全国继承纠纷案件对比情况从北京市继承纠纷一审案件占全国继承纠纷一审案件的比例来看，2014年为11%；2015年为9.6%；2016年为7.4%，比例上有相对减少的趋势，但从案件数量上看，趋于平稳。统计说明：样本中代位继承与转继承均在法定继承、遗嘱继承类案件中统一处理，故本报告未统计。统计结果显示，各种案由占比大小依次为：法定继承占54%，遗嘱继承占31%，析产继承占6%，被继承人债务清偿占5%，遗赠占3%，遗赠扶养协议占1%。85%的纠纷为法定继承纠纷和遗嘱继承纠纷，这说明在实践中，大部分继承纠纷都源于没有遗嘱或者因遗嘱效力问题产生争议。另外，析产继承的纠纷数量在样本中多达34 起，占比6%，但继承纠纷案由中未列明此项，按照目前的民事案由规定，析产争议仅存在于家庭婚姻中的同居关系纠纷案由中。实际上，许多家庭中也存在析产问题，如，在被继承人去世前、后家庭成员的部分财产处于共有状态，长时间未进行析产分割，导致继承开始后被继承人遗产范围不清，法院在分割遗产前必须先行析产。但因长时间的财产共有，相关证据缺乏或已灭失，给查明案件事实带来很大的困难。因此，不论是否出现继承事由，在家庭成员财产共有的情况下及时分割共有财产或拟定析产协议是必要的，明确权利、财产的归属，以防止由于财产共有时间过长而导致个人遗产范围难于认定，同时，在拟定析产协议时要注意其效力问题，以免出现新的争议。统计结果显示，79%的继承纠纷诉讼中，当事人委托了诉讼代理人，其中单方委托的占37%，双方委托的占42%，而且诉讼代理人最多的是专业律师，比例为85%，这应当与继承纠纷案件的当事人人数众多且关系复杂、标的额大以及案件事实复杂、诉讼程序专业化等因素有很大关系。根据继承法的规定，不论是法定继承还是遗嘱继承，确定的继承人均在法定继承人范围内，即第一顺序的配偶、子女、父母与第二顺序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统计的结果显示，作为案件争议的原被告，身份最主要集中在被继承人的子女、配偶和代位继承或转继承的孙子孙女（8%，18%）；其次为父母、儿媳女婿，而身为第二顺位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在原被告中分别占比3%和2.5%。统计结果显示，54%的继承案件为一位被继承人，46%的案件中出现了两位被继承人。两位被继承人的案件中，两位被继承人一般为夫妻关系，一方去世后未进行遗产分割，至另一方去世时发生纠纷诉至法院。统计说明：判决书无法准确显示案件立案时间，故该项只统计继承开始后至法院作出一审裁判所经历的时间。统计显示：继承开始后到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时间为两年以内的案件占32%，两年到五年的占24%，五年以上的占44%。样本中有42%的被继承人留有遗嘱，且留有遗嘱的样本中，一份遗嘱的占82%，两份以上遗嘱的的占18%。由于忌讳谈“死”的中国文化传统，相当一部分人不习惯对他们的财产f等后事提前通过遗嘱方式做出安排。另外，遗嘱份数的比例说明大部分人并没有及时对遗嘱进行更新。实际上，我国继承法已确立了遗嘱执行人的身份，但在实践中尚未充分重视，而在立遗嘱的同时指定遗嘱执行人对遗嘱进行管理可以充分保证遗嘱的完备性和可执行性，比如，能够在财产发生重大变化时及时更新遗嘱内容，在继承发生后，能严格按照遗嘱执行继承事宜，减少纠纷。遗嘱形式都用什么方式立遗嘱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所占比重最大，合计达到69%；另外，为保证遗嘱效力，越来越多的人也会选择公证遗嘱方式，其占比为25%；而录音遗嘱和口头遗嘱占比最少，分别为2%和4%。这表明，由于自书或代书遗嘱的低成本优势，人们更加愿意选择自书或代书遗嘱的方式。公证遗嘱占四分之一的比例表明，很多人已经开始意识到遗嘱效力的重要性问题而选择更加专业的公证机关办理遗嘱事宜。30%的遗嘱因有瑕疵或重大缺陷而部分无效乃至全部无效，其中部分无效的占14%，全部无效的占16%。遗嘱无效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被继承人遗嘱能力、遗嘱内容、遗嘱形式。如被继承人被认定为无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占17%；无权处分其他人（主要是被继承人配偶）的财产而导致遗嘱部分无效的就占39%；遗嘱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占18%；遗嘱意思不明的占18%；见证人存在利害关系法占3%。在无效的遗嘱中，人们习惯采用的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分别占39%和41%，口头遗嘱占11%，被法院认定为无效的遗嘱中公证遗嘱占8%。在统计的样本中，律师进行见证乃至代书遗嘱的比例为11%，律师见证下，遗嘱的有效率为96%。但仍然有4%的比例为无效。当事人在选择代书遗嘱的方式时尽量委托律师进行见证或代书，一方面能保证见证人的中立性，另一方面可通过律师的专业知识保证遗嘱的有效性。另外，最好能委托在相关领域较为专业的律师进行见证。本案统计的案件中，有三分之一的案件当事人提供了证人证言，从证人证言的采纳率来看有88%，我们通过阅读大量案例发现，大部分证人证言被采纳是因为有证据能相互佐证，单独被采纳的概率极低。在继承纠纷中，证人证言的出现率以及单独采纳率均很低，故在诉讼中应尽量搜集其他类型的证据，如物证、书证和鉴定意见等，辅之以证人证言，这样会取得更好的效果。证据继承纠纷中通常会出现哪些取证问题？

根据样本统计，有18%的继承案件中涉及取证问题，其中，申请房产评估的有59件，占保全种类的57%；调查取证的有29件，占27%，笔迹鉴定的有16件，占16%。这与继承案件的特征有关，因为继承案件中房产的价值以及遗嘱署名的真实性一般是主要争议焦点，故诉讼中需要进行房产评估和笔迹鉴定的情况较多。但笔迹鉴定和房产鉴定一般需要由原被告自己承担，很多案件的当事人会放弃申请鉴定。建议：在庭审中是否需要进行其他取证行为，当事人应该根据自己需要结合律师意见进行选择。继承案件中涉及比较多价值相对较大的遗产是房产，有关房产的分割方式也一直是法院裁判的主要内容。根据统计的结果，53%的案件涉及房产，其中，法院判决按份共有的占54%，判决折价补偿的占46%。对比发现，继承案件中，采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比例高于其它类型民事案件。原因应为大部分继承案件当事人人数众多，送达法律文书所需时间长、案情复杂，以及涉及到房产评估、遗嘱笔迹鉴定、调查取证和亲子鉴定等情况，直接影响到案件审理的时间。诉讼费用是当事人的必要诉讼成本，法院会根据具体情况判决原被告各自承担的比例，从统计的结果可以看出，67%的案件诉讼费用在一万以内，18%在一万到两万之间，7%在两万到三万之间，8%在三万以上。这应当与继承纠纷案件涉及较大的遗产价值，如房产、车辆等有关，除此之外，很多继承案件中申请笔迹鉴定和房产评估等鉴定的费用亦相当大。本研究报告立足于现实案例的数据基础，所作的分析结论亦为一家之言，囿于部分数据的缺失和精力有限，本报告只统计了上述指标，并以此进行分析，如有错误疏漏，欢迎大家指正。

第五篇：保理案例大数据报告 iCourt

保理案例大数据报告

iCourt

保理案例大数据报告作者：林思明 杨超 付迪单位：盈科保理律师团队微信公众号：factoringlaw 最近的几年，保理合同纠纷频发，但是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没有关于保理的直接立法，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因此各地法院在审理保理合同纠纷过程中对于保理的理解不尽相同，盈科保理律师团队收集整理了近1000个保理的合同纠纷，从中挑选了238个较为典型的案例进行分析研究，针对不同的争议焦点进行总结，分析各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审判要点，进而倒推保理商在具体业务操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从而形成了盈科保理律师团队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为客户进行风险管理的法律服务实践中。小贴士：点击图片即可放大观看 一保理案件数据分析

（一）保理案件数量增长趋势

我国第一起保理纠纷产生于1996年，是云南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诉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保理合同纠纷案（案号：（1996）昆法经初字第75号）。从2012年开始，保理纠纷数量不断增长，并且有继续增长的趋势。

（二）保理案件地域分布

从表中可看出，保理纠纷的主要发生地集中在浙江、江苏、上海、广东这四个省份，其中浙江省发生的保理纠纷数量以77例为最。

（三）保理案件程序特征1.一审原告情况在238个案例中，一审案件198个，二审案件39个，再审案件1个。全部保理案件中，87.4％的一审诉讼程序系银行启动，占绝大部分。而保理商作为一审原告的案件中，国有四大银行占了银行保理纠纷的68.2%。2.一审被告情况 3.一审裁判结果

（四）保理案件的纠纷产生原因

在对案件的纠纷产生原因进行分析时，占据56%的情形为买方不付款或卖方不回购。而其他的纠纷产生原因共计108个，因较为分散而且每个案件的纠纷产生原因不止一个，所以单独列出。在其他的纠纷产生原因中占具较大比例的为管辖权争议、买卖双方虚假交易和伪造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

（五）卖方行业分析在统计研究的238个案例中，保理商的主要客户群遍布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能源业等领域，其中，从事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卖方数量最多，比例达到37.4%和23.1%。

（六）保理案件中的设立担保分析在统计研究的238个案例中，未设定任何担保的案件有43个，占18%，而在有担保案件中大部分采用了连带保证和抵押的担保形式，并且大部分案件同时设立了几种担保方式。二保理案件重点问题分析

（一）案由的确定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并没有涉及保理合同纠纷，通过对近几年几百个涉保理纠纷的案件进行研究发现，不同的法院对案由的确定有不同的观点。而法院对保理合同性质的界定，因大部分案件发生时相关规定并未出台，不能在法律层面上得到支持，所以不同法院也会有不同的意见，当然这也与有些案件中当事人所签署保理合同并不具有典型的保理业务条款及未完全依照保理业务流程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通知》中指出：案由的表述方式原则上确定为“法律关系性质”加“纠纷”，一般不再包含争议焦点、标的物、侵权方式等要素。另外，考虑到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具有复杂性，为了更准确地体现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和便于司法统计，《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在坚持以法律关系性质作为案由的确定标准的同时，对少部分案由也依据请求权、形成权或者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的标准进行确定。保理合同在我国并没有直接案由的规定，法院对于案由的确定，基本有以下几种思路。其中法院主流观点是把保理合同案件的案由界定为金融合同借款纠纷。1.案由确定为金融合同借款纠纷案例（2012）杭西商初字第751号中，银行与应收账款债权人签订了保理合同，并由担保方提供最高额保证。应收账款到期后，债务人未付款，债权人不进行回购。银行向法院提起诉讼。担保方答辩时认为银行起诉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不是基于金融借款合同关系，本案中不存在金融借款合同，而是保理业务合同，法律上很难界定合同性质。现银行就金融借款关系和债权转让关系一并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认为：保理业务是一项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债权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是指销货方（债权人）将其因向购货方（债务人）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或其他原因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银行，由银行为销货方提供应收账款融资及相关的综合性金融服务，若购货方在约定期限内不能足额偿付应收账款，银行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向销货方追索未偿融资款。从以上有关保理业务的定义及性质可知，保理业务系金融业务的一种，因此本案案由确定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并无不妥，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的规定。2.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案例（2014）赣民二终字第32号中，上诉人提起上诉时称：原审法院没有按照《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准确确定案由，未能理清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法院认为《合同法》并未专门规定保理合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亦未规定保理合同纠纷的案由，因此，保理合同属于无名合同。《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了资金融通以及应收账款的转让等内容，在法律性质上兼具了借款合同与债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的主要特征，借款关系或者债权转让仅是保理合同的一个方面，均不足以概括保理合同的全部内容。确定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妥。案例（2015）豫法民管字第00041号中，法院也持有相同意见，认为因保理合同产生的纠纷系一类新出现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中没有保理合同纠纷这一案由，故本案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3.案由确定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例（2015）浙杭商终字第502号中，银行与卖方签订保理合同，应收账款到期后买方拒绝付款，卖方也未进行回购，银行只起诉了买方。一审时法院认为，买方已经在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上确认盖章，视为对应收账款转让知情，需承担付款义务。二审时，买方作为上诉人称：银行与卖方之间的融资业务的性质，债权债务转移的保理业务只是形式，其实质是短期贷款业务。所以卖方与银行行之间的民事争议应该适用《合同法》第65条——约定由第三人履行，而不是第79条——债权债务转移。法院认为，合同债权转让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须有有效的合同债权存在，合同债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应达成转让协议，债权的转让应当通知债务人，转让的合同债权必须依法可以转让”等。本案卖方与银行在保理协议中约定，将卖方因销售货物对买方公司所享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光大银行，买方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中确认欠款金额，且案涉债权转让并不属于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三种不得转让之情形。本案债权转让符合债权转让的构成要件，债权转让行为有效，本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4.借款合同纠纷和追偿权纠纷有的法院把保理合同纠纷的案由确定为借款合同纠纷和追偿权纠纷，但在裁判意见中没有具体指明确定的理由，所以此处就不在进行详细阐述。

（二）管辖权的确定我国对保理合同纠纷的管辖还没有全国性质的统一规范，在统计的案例中，法院对于保理纠纷所引起的诉讼管辖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做法：（1）保理商单独起诉买方时，采用买卖方之间的基础合同确定管辖权。（2）保理商同时起诉卖方与买方时，采用保理合同中协议管辖条款。（3）保理商附带起诉保证方的，保证合同的管辖权采用保理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1.保理商单独起诉买方管辖权确定：依据“基础合同”中约定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权（2014）赣立终字第44号，银行与应收账款债权人签订保理合同，应收账款到期后，银行未收到保理预付款，就起诉应收账款债务人。应收账款债务人作为上诉人，提起上诉时称：本案是因债权转让而引起的“买卖合同”纠纷，应根据买卖方签署的买卖合同管辖条款约定，由上诉人所在地法院管辖。上诉法院认为，银行的诉讼请求涉及债权转让引起的买卖合同关系、保理合同关系及以保理合同为主合同的保证合同关系。因在债权转让关系中，新债权人未与债务人重新达成管辖约定且原合同管辖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原合同管辖约定仍然有效，本案原合同即买卖方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约定了管辖法院为买方（江铜公司）所在地法院，故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债权转让引起的买卖合同关系纠纷没有管辖权。2.保理商起诉卖方和买方管辖权确定：依据“保理合同”中约定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权（1）（2014）粤高法立民终字第54号中，法院认为保理合同中协议管辖的地点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协议管辖有效。（2014）浙杭辖终字第908号，法院认为保理合同为主要法律关系，应该由主要法律关系来确定管辖权，因此保理合同中协议管辖有效。案例（2014）闽民终字第1327号，买方作为上诉人提起上诉时称：如果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应由上诉人所在地法院管辖，保理合同以及保证合同中的管辖权约定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如果被上诉人起诉行使的是追偿权，那么可以按其和卖方之间的约定确定管辖法院，但不应当列上诉人为被告。法院认为：银行作为保理商，主张其所受让于对于买方的应收账款和《保理协议书》项下的融资款已界清偿期，一并向卖方和买方提起诉讼，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起诉，行使的是追索权，不应当列其为被告为由，主张管辖权异议，理由不能成立。《融资额度协议》、《保理协议书》均约定了协议管辖条款，选定银行住所地人民法院为管辖法院。虽然银行针对买方的起诉涉及不同的法律关系，但系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所主张的给付请求指向同一诉讼标的，应当合并审理。在银行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并起诉，且买方并未主张已就双方之间的本案争议向其他人民法院起诉的情形下，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受诉法院一并对银行诉应收账款债务人的纠纷行使管辖权并无不当。（2）案例（2014）粤高法立民终字第54号，银行同时起诉卖方与买方，一审中，法院认为涉案《买卖合同》为《保理合同》建立的前提条件，确定本案管辖应以涉案《买卖合同》为依据。《买卖合同》第七条约定合法有效的协议管辖条款，即合同任何一方可向广州市所辖法院提起诉讼。现银行受让涉案债权后取代原债权人成为新的债权人，上述协议管辖条款亦自然转让，继续有效，故原审法院据此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买方提起上诉，称：原审裁定中“《煤炭购销合同》是《保理合同》》建立的前提条件”的表述，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错误的。银行与上诉人之间的纠纷是应收账款转让而产生的一般债权债务纠纷，应遵循一般管辖原则，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二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因履行涉案《保理合同》过程中产生纠纷引起的。涉案《保理合同》、《银团保理保证合同》均约定内容明确的协议管辖条款，即由保理商住所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上述查明的情况显示，本案合同履行地是在广东省广州市；银行的住所地也位于广东省广州市；且卖方的住所地亦在广东省广州市。因此，广东省广州市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涉案协议管辖条款应确认有效，原审法院依法对本案拥有管辖权。（3）案例（2014）浙杭辖终字第908号，买方作为上诉人认为：保理合同中管辖权的约定，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对买方不应产生约束力。银行向买方提起诉讼，应当依据买卖方之间确立债权债务关系的合同中关于管辖权的约定作为依据，或根据法律规定来确定管辖法院，而不应当依据保理合同中的管辖约定。上诉法院认为：保理合同所确定的法律关系为本案的主要法律关系，因此，应当依此主要法律关系来确定本案管辖。依据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的约定，因该合同所引起的一切争议、纠纷，“在甲方所在地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该项约定意思表示明确，符合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据此，确定本案应当由甲方所在地法院管辖，则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买方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亦应遵从本案的管辖原则。3.担保合同管辖权的确定：根据主合同“保理合同”的管辖权确定（2013）二中民终字第16350号，银行起诉卖方与担保方，一审过程中担保方辩称：《保证合同》与《保理合同》虽然共同约定了管辖法院，但保证合同真实性有异议，不能适用。一审法院认为银行依据其与卖方对协议管辖的约定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无不妥，保证合同中签名的真实性需经法院实体审理后另行判定，担保方的主张并不影响法院依据现有证据确定案件管辖权。担保方作为上诉人提起上诉时称：一审裁定依据主合同约定确定管辖权虽无不妥，但直接依据不具备真实性的《自然人保证合同》直接将担保人列为被告，并纳入管辖没有法律依据。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本案中，《信用保险国内保理合同》约定双方当事人发生纠纷可以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原审原告的住所地为北京市丰台区，故该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应属有效，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三）保理合同的性质认定关于法院对保理业务的认定有不同意见，大部分法院认可保理合同关系。少数法院则将保理合同认定为借款合同、票据质押贷款合同或者金融借贷合同。1.直接认可保理合同的合法性案例(2012)杭滨商初字第352号，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诉杭州市重特钢铁材料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各被告主张银行开展的保理业务没有法律依据，超出银行业务经营范围，故保理合同无效。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国建设银行的建总发（2008）48号文件的规定，中国建设银行在分支机构范围内开展国内的保理业务，故本院认定当事人订立的《保理合同》具有合法性。2.把保理合同认定为借款合同案例(2013)南商初字第663号中，银行作为保理商起诉卖方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判意见：保理业务是一项以债权人转让其对债务人以应收账款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而本案中因应收账款转让实际未通知到应收账款债务人，导致该转让对应收账款债务人没有约束力，保理合同约定的融资期限届满后，按照保理合同中回购条款的约定银行（保理商）向应收账款债权人主张实现追索权，主债权债务关系最终还是固定在银行与应收账款债权人之间，该保理合同所产生的实际法律后果与借款合同并无区别，且银行同时也出具借款借据，故本案所涉保理合同实际应为借款合同。案例(2010)徐商初字第0070号中，法院查明本案当事人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销货方以与购货方之间形成的应收账款，向工商银行邳州支行办理有追索权的国内保理业务，即销货方将应收账款转让给工商银行邳州支行，工商银行邳州支行为销货方提供金融融资服务。裁判意见中认为虽然名义上为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但实质上系销货方向工商银行邳州支行贷款融资，应属借款合同纠纷范畴。3.保理合同认定为债权质押为担保的借款合同案例（2013）苏中商终字第0574号，担保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要求免除自己的责任。法院的裁判意见：建行太仓分行与科立特公司（基础合同卖方）签订的保理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保理合同签订后，建行太仓分行按约向卖方提供了相应金额的保理预付款。因为本案中的保理合同赋予了建行太仓分行在符合相应条件下的追索权，即使卖方已向建行太仓分行出具转让买方应收账款的通知，在建行太仓分行未获清偿的情况下，卖方仍是买方的债权人，所以建行太仓分行与卖方之间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实质是以债权质押为担保的借款合同。4.保理合同关系认定为以金融借贷为主，债权让与担保为从的法律关系

案例(2014)榕民初字第376号中，银行作为保理商起诉买方和卖方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其实是由金融借贷和债权转让关系组成，其一，有追索权保理的主法律关系为金融借贷。有追索权保理的融资方向保理银行获取融资款，并转让其对买方应收账款，当应收账款无法收回时，卖方负有回购义务并应向保理银行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卖方对于保理融资款仍负有最终的还款责任，故保理融资本质上是卖方与商业银行之间的资金借贷。其二，有追索权保理的从法律关系为债权让与担保。有追索权保理的保理银行虽受让了卖方对买方的应收账款债权，但保理银行受让应收账款后仅代为管理并收取应收账款，其与卖方内部之间形成信托关系。此外，保理银行收取款项若超过保理融资款及相应利息，余款亦应当退还卖方。当保理银行因应收账款无法收回而要求卖方承担还款责任，在卖方未偿清保理融资款前，保理银行仍有权向买方收取应收账款用以偿还主债权。综上，应收账款转让的目的在于清偿主债务或担保主债务得到清偿，故有追索权保理的从法律关系为债权让与担保关系。5.保理合同是票据质押贷款合同案例(2012)普民二(商)初字第802号中，银行作为保理商起诉卖方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认为：银行保理业务是一项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其最主要的特征为银行通过受让债权取得对基础合同债务人的直接请求权。由于本案中银行采用的是隐蔽型保理，并未将应收账款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因此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事实上，原告（保理商）没有在保理账户内扣划到《应收账款转让清单》中所涉及的款项，在获知基础合同的债务人向被告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后，原告也没有提出异议。从整个保理业务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也无法看出银行提供了应收账款催收、应收账款管理、坏账担保中的任何一项服务。故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仅有保理业务之形，而无保理业务之实，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实质是票据质押贷款。保理业务按照保理商的不同可分为银行保理和商业保理，对银行保理业务的界定可见于2014年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其第六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保理业务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对商业保理业务的界定可见于2014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制定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业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2013年重庆市商委、市外经贸委、两江新区管委会共同制定的《重庆两江新区商业保理（试点）管理办法》和2013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天津市商业保理业试点管理办法》。以上规定均将商业保理界定为销售商（债权人）将其与买方（债务人）订立的货物销售（服务）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商业保理公司，由商业保理公司为其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管理与催收等综合性商贸服务。近几年发生的保理纠纷中，法院在对保理合同性质进行界定时，因大部分案件发生时相关规定并未出台，不能在法律层面上得到支持，所以不同法院也会有不同的意见。有一些银行保理商举着保理合同的旗子以应收账款为质押从事放贷业务，而《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以应收账款为质押的贷款，不属于保理业务范围”，很多法院就以不属于保理业务范围，不具有保理业务实质为由认定此类保理合同为借款合同。随着商业保理试验区的地方性法律文件的出台，其在立法层面上对商业保理的业务范围做了界定，法院在以后审理涉保理纠纷的案件时可以依据这些文件认定保理合同的效力。但我们应该看到关于商业保理的三个规范文件在适用上均只具有地方性效力，而国家层面上仅有商务部发布了《商业保理企业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对商业保理做了类似的界定，但此文件仅仅是征求意见稿，还不具有法律效力，迫切需要国家层面的立法对保理合同进行统一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