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简论健全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的思考
简论健全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的思考
一、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内涵及特点
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是相对于其外部监督而言的,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对各内设机构及全院干警、班子成员之间、班子成员对分管部门及其人员、各内设机构对自身、各内设机构之间、纪检监察部门对班子成员及干警和各内设机构、干警对班子成员及纪检监察部门履行职责、纪律作风、廉洁从检等情况所进行的监督。
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监督范围的广泛性。内部监督不仅涉及到执法办案活动,而且还涉及到财物管理、人事安排、车辆管理、检容风纪等方方面面,可以说包罗万象。二是各级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具有相互性。除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具有单向性外,各级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均有相互性。如领导监督干警,也要接受干警监督。三是监督活动具有法定性。监督活动是依法进行的,而不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和随心所欲的。四是监督形式具有多样性。可以通过巡视督察、明察暗访、回访调查、专项检查、检务督察、查处违法违纪举报等等方式进行监督。
二、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工作现状
检察机关虽然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相对比较完整的内部监督体系,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问题,致使其内部监督存在着缺漏,特别是基层检察机关。
(一)个别检察人员对内部监督制约重要性认识不到位
基层检察机关业务部门大多存在“人少案多”的矛盾,个别业务部门的检察干警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面对纪检监察部门的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存在抵触心理,特别是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的时候,认为影响其办案,对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二)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度缺乏系统性
由于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地位、功能、主体、范围、程序以及如何处理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关系等问题,并没有明确界定,因此,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度缺乏系统安排。一是制度的制定往往是针对已经出现的问题,缺乏超前性。二是制定制度的主体大多数是以各部门为主,监督机制运行中存在各自为阵等问题,大局意识和协调配合不够。
(三)机构设置不全、人员配备不齐
检察机关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国家司法机关,其内部监督应当主要按照司法工作的特点安排。但根据调查得知,在许多的基层检察院,都没有设有单独的监察部门,大多数都是纪检监察合二为一,甚至有的检察院还没有设置纪检组,由政工科长兼任纪检组长,纪检工作与政工工作混同,而且由于工作人员不足等因素限制,导致监察工作难以健康发展,从而造成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力量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质量和效果。
(四)重事后监督,轻事前监督
1.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监督。《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践中,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监督主要通过听取工作报告和述职等方式进行。然而无论是下级检察院定期向上级检察院汇报工作,还是检察长定期向上级检察院述职,都是对一段时间工作的概括性介绍,逐渐趋于行政化,演变成一种行政化监督,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法律监督,上级检察院对于案件的具体情况如何,又是怎样操作的知之甚少,内部法律监督功能逐步削弱,监督缺乏效率性。且这种监督属于事后监督,如果下级检察机关工作出现错误,虽经上级检察机关监督纠正,但对法益的侵害已然造成,损害了检察机关的形象。
2.本院监督。(1)一是本院各级领导监督。目前,检察机关采取的是案件承办人——科室负责人——分管检察长——检察长——检委会的工作模式,各科室负责人、分管检察长、检察长、检委会对工作进行层层监督。这是一种主动的常态监督。其设置本意是对检察工作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面监督,但由于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可能使监督流于形式。二是本院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互相监督。检察机关各内设部门在工作职能上存在互相监督,这种监督是一种平行的,事中、事后相结合的常态监督。如侦监部门或公诉部门发现自侦部门应当立案而未立案,应当建议其立案,提出建议后仍未立案的,应当报请检察长决定。但这种监督是各平行机构的互相监督,不存在强制力,多以提出建议的方式行使,且并没有设计相应的司法审查救济途径,如果双方的意见无法统一,即使是一件很小的事,最终也可能要上报检察长、检委会决定。互相监督成了检察长、检委会对案件的集中监督,缺乏权威性、效率性。
(2)纪检监察部门通过对有关涉及干警违法违纪情况的举报以及对干警执法情况的检查、监督,包括履行职责情况、遵守法律法规和办案纪律情况、执行廉政规定情况等。由于是专门进行监督,监督的力度相对比较大,但因为纪检部门作为非业务部门,其通过受理有关的举报事项检查进行的内部监督,受到其职权和职能设计的限制,导致这种监督具有被动型和局限性,而且基本属于事后监督,难以达到保证案件质量的目的。
三、完善内部监督机制的对策
(一)提高干警对检察机关内部监督重要性的认识
根据检察机关机构职能的设定和督察工作的要求,设立了检务督察委员会。检务督察委员会对院党组和检察长负责。检务督察委员会的设立为检务督察制度的推行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同时,采取检务督察委员会牵头,纪检、政工、办公室等部门参与,形成多轮驱动的有效模式,构建领导重视、各部门积极参与的格局。将检务督察的情况作为评价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重要内容,作为职务职称晋升、评优和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对不严格依法办案,工作不负责任,造成工作失误和负面影响的,对不认真执行上级检察院的工作部署、决定、批示的单位部门和个人,除取消当年评先资格、扣发年度目标将外,责令其主要负责人纠正,限期改进,必要时通报批评或责令写出检讨;对拒不执行上级检察院的工作部署、决定、批示的单位或部门,除取消当年评优资格、不发年度目标奖外,要严肃追究其主要负责人或相关领导的纪律责任,必要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商请党委作组织处理。检务督察制度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相结合的考核机制,提高检务督察工作的实效性和权威性,使督察工作真正落实到实处,确保检务督察工作常态化顺利开展。
(二)加强基层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机构建设和人员配备
检察机关要提高内部监督水平,加大检务督察力度,就需要较好地解决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的问题。有条件的基层检察院可以设立单独的督察部门,没有条件的部门要注重整合人力资源,可以考虑在各内设机构设立监察联络员,监察联络员在院党组领导和纪检监察部门的统一指挥下开展工作。还可以聘请人大代表作为监察联络员,让干警在规范执法上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让检察权在阳光下运行。
(三)创新检务督察方式,加强检察机关内部制约
检察机关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丰富督察形式,一是针对自侦部门初查未立案件,检务督察委员会定期督查,要求自侦部门定期向检务督察委员会汇报,若有经初查未立案的情况,要求说明未立案理由,督察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调取相关材料审阅,核实理由是否成立,同时定期督查自侦部门对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的职务犯罪案件情况,并要求说明变更理由,以便及时纠正。二是针对法警执行看守任务情况,可以严格落实看守分离、双人看守等制度;针对公诉、侦监、监所等业务部门,可以开展执法办案现场督察,可以通过庭审督察、案件搜查、扣押现场等方式,对在执法过程中出现不规范行为,及时向所在部门反馈情况,督促加以改进。
(四)构筑“八小时以外”监督管理防范机制
通过构筑“八小时以外”的监督管理模式,对全院干警进行切实的监督,一是实行检查考核制度。值班领导、监察部门和政工部门随机对全院干警“八小时以外情况”作电话抽查,被抽查对象应能立即解释出自己当时的情况及个人有关无影响单位形象的言行;二是实行谈心制度。检察长、副检察长、党组成员、科室负责人要经常与干警谈话谈心,及时掌握每个同志的思想、学习、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三是充分发挥监察联络员的作用。对发现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及时告知监察部门,监察部门及时谈话提醒、警示,防患于未然;四是实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对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及受到执法机关查处或涉嫌犯罪情况,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的情况,本人、配偶、共同生活中子女的房产、婚丧、生日庆典的情况等重大事项及时报告院监察部门,主动接受监督;五是实行家庭协助监督制度。引导本单位工作人员的亲属积极参与监督管理,教育亲属自觉抵制家庭中出现的不廉洁、不健康的言行。单位要向干警家属及时通报检察工作的重大活动,以便家属更好地监督干警,营造有效的“第二道防线”。还可以实行举报制度、专题报告会制度、实行责任追究制度等,完善检察机关内部监督。
第二篇: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制的几点思考
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制的几点思考
华亭县检察院徐立科刘丽
根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检察机关依法对侦查、审判、执行等各诉讼环节进行法律监督。但目前,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却存在很多值得研究和解决的突出问题,只有通过建立和完善法律监督机制,优化监督运作方式,不断提高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才能更好的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一、当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执行机制存在的主要不足
(一)立案监督疲软、监督难以到位。《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和“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的职权,但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往往以虚假理由、不充分理由加以唐塞、拖延,或立而不侦、破而不诉。检察机关在法律程序又没有相应的纠正措施,造成监督立案多,进入刑事程序少,使立案监督形同虚设。
(二)监督批捕执行疲软、影响宪法权威。批捕监督是宪法原则。在工作中一是对公安机关随意变更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没有监督措施。《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公安机关在对批捕的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时,应当通知原批捕的人民检察院。但在实践中,经常发出变更强制措施后向人民检察院送达备案,检察院发现变更措施错误时犯罪嫌疑人已释放。二是对公安机提请批捕时以在逃等理由对某些同案犯不提请批捕,检察机关通过监督批捕,决定逮捕的往往得不到执行。致使监督批捕执行落实不到位。
(三)刑事审判监督弱化、抗诉工作难以收效。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审判活动中违反诉讼程序,有权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并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有提起抗诉的权力。由于刑法分则中规定的量刑幅度过大,侵财犯罪普遍适用罚金刑,附代民事关乎群众利益,法院往往先调赔偿后开庭,先谈罚金再量刑,给群众造成以钱赎罪的误区。刑法条文中3年以上,3年以下规定较多,法定刑3年以上的案件,只要赔偿好,罚金高,就可判3年,3年就可以适用缓刑,罪刑不相适应,但检察机关无法抗诉纠正。
(四)民事行政审判监督没有保障,举步维艰。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均规定,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判决、裁定,有权提起抗诉,但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审判监督中应该享有哪些具体权力,依何种程序行使监督权,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之间在调卷、再审出庭、审理期限、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争议,在一定程度上使民、行监督权取决于法院的认可程度,致使民事检察工作举步维艰、难以开展。
(五)纠正违法缺乏强制力,监督效果不佳。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与行政、审判机关相比,既没有实体处分权,也没有纪律处分权,只有提检察建议,发《纠正违法通知书》等行使法律监督权,但现有法律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即没有设监督追究责任的条款,也没有强制保障措施,虽然检察机关通过发出《纠正违法通知》等方式进行了大量的监督活动,但真正监督效果不佳。
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弱化的原因
(一)立法过于原则空泛。如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分别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监督范围只限于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并限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对于民事审判过程中发生的“暗箱操作”却无法进行监督、制约。监督范围及程序仍有诸多疏漏和缺陷。如立案监督,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在立案中发生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如果公安机关不予采纳、拒不纠正,检察机关如何处理,法律没有依据;对通知立案而公安机关拒不立案,法律也没有授予检察机关如何解决的措施。
(二)缺乏机制措施。由于未形成完整的法律监督保障措施体系,检察机关提出的《通知立案决定书》、《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书》等监督建议、不被公安、法院采纳或无故拖延,造成检察机关束手无策,形成了“你发你的建议,我搞我的决定”,有时使检察监督权形
同虚设,严重影响了法律监督的权威和实效。
(三)检察理论与政治理论结合研究滞后。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背景下,去年以来,高检、高法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目前的法律监督理论研究多致力于检察实践经验的总结,许多设想和原则流于理想层次,缺乏基本的理论构架和引导,成为注释法律条文和具体实践的工具,还未形成完整有效的法律监督理论体系。致使法律监督法理不足,政论馈乏,二者结合研究欠缺。
三、加强和改进法律监督机制的思考
(一)完善立法,制定统一、完备的司法解释,为法律监督提供法律保障
一是补充完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尚未完善和健全的有关内容及应有的保障性规定。如立案监督,通过增设刑事诉讼法条款和司法解释明确立案监督不仅包括“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还包括不应立案而立案,对公安是否立案、不立案的知情和整个立案活动的全面监督;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通知立案决定书》、《纠正违法通知书》、《纠正违法建议书》的法律效力,同时赋予检察机关对拒不接受监督单位和个人建议处分权。在侦查监督上,要确立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知悉权、侦查参与权、建议权、监督处分权和提前介入的法律地位,在审判监督上,通过司法解释赋予规范庭外调查权,建议休庭权;在判决裁定监督上,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审判监督程序抗诉案件的审理期限,防止久拖不决;在民事行政监督上,通过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检察院参与诉讼权,明确同级人民检察院有抗诉权等。
二是细化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监督相配套的有关关工作细则。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立案、侦查、审判、判决裁定、执行各诉讼环节的监督细则、规则,提交全国人大审核发布,避免公、检、法三机关各定章程,各行其事,使检察监督制度化、规范化。由全国人大统一司法解释权,通过统一解释,以减少不必要的摩擦,确保执法统一和正确实施。
(二)构建检察一体化,增强法律监督能力
一是按照中央《意见》改革检察机关的人事体制。在坚持党的领导原则下,强化上级检察机关领导下级检察机关的力度,保证法律监督的独立公正。同时赋予检察机关人事决定权,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检察长应由上一级检察机关检察长提名,同级人大任命;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一般不从地方党政机关调任。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检察官有惩戒处分权和人事调动权。
二是改革检察机关经费保障体制。将地方财政负担各级检察机关经费改为中央政府负担,建立全国检察经费统筹制度,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统一作出预算,报中央财政核定后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实行计划单列,逐级下拨、分级管理。
三是完善检察机关内部工作制度。将上级领导下级工作的体制具体化,明确规定请示、报告制度;指令纠正、备案报批制度和内部检察长负责制,形成下级院对上级院负责,逐步实现上级对下级的绝对领导。
(三)探索“侦检一体化”模式,增强检察机关对侦查程序的监控力度
一是建立侦、检一体化刑事司法模式,增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侦查机关侦查取证行为的引导、监督权,实行刑事警察与治安警察分离制度,使其直接受检察机关监督,检察机关要完善监督机制,改进监督方式,使监督作用直接化、具体化,确保刑事司法体制持续高效运作。
二是完善各诉讼监督的责任管理制度、考核奖惩制度及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使其更加符合具有检察特色的管理方式,保证各诉讼环节上的监督工作有效开展,防止监督不力、流于形式。
(四)改善用人机制,加强队伍管理、培训力度,提高队伍素质
一是进人、用人要坚持“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严格执行《检察官法》,把真正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录用到检察机关。
二是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分级管理责任到人、事,不断提高干警的政治素质、职业道德水平和业务能力。
三是强化激励机制,激发干警的工作热情和创新意识,提高法律监督的质量、效率和水平。
第三篇: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思考
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思考
随着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检察机关执行检察官员额制以后,检察官按照权力清单履行职责。检察官的办案独立性和权力大大增强。以刑事检察办案为例,案件的批捕、起诉均由检察官独立完成。如何防止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权的滥用,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增强检察权运行的公开透明和促进检察权规范运行,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笔者对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现状、存在的不足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对完善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有所裨益。
一、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现状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不断加强队伍管理,强化内部监督,各项检察工作积极稳定向前发展,群众满意度大大提高。司法体制改革后,内部监督制约也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改变,力度进一步加大。当前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上级检察机关的监督与指导。
依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是双重领导体制关系,上级检察院与下级检察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有指挥监督权和决定权,下级检察院具有相应的服从和报告义务。上级检察院日常的检务督察工作或者下级检察院的工作汇报就是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一种监督方式。二是检察官联席会议制度的监督。
检察官联席会议制度是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重要配套制度之一。这项制度为检察官办理疑难复杂案件提供了决策辅助,对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办案权进行适度监督制约。三是检察委员会的业务监督。
检察委员会是人民检察院在检察长主持下的业务决策机构,是检察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的司法组织形式,在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四是案件管理办公室的管理与监督。
根据工作职能,案件管理办公室负责对办理的案件实行统一受理,开展流程监控、案件评查等,是对办案期限、办案程序、办案质量等进行管理、监督和预警的有效方式。五是检察机关内设政治监察的监督。
各级人民检察院内部都设立有政治部,对检察人员进行管理与监督,是队伍管理的职能部门。工作职责之一就是对检察人员的工作进行业绩评价,落实奖惩制度,建立检察官司法档案,实行终身负责制。六是检察院内设各部门之间监督。
在检察机关内部,各部门都有独立的工作职能。部门之间的工作具有一定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比如,对司法工作人员的立案侦查权、批捕起诉权分属不同的部门行使,这本身是一种制衡机制。七是办案纪律的监督制约。
司法责任制下,检察官的权力清单明确了检察官职权范围,规定了检察官做什么、如何做的问题。检察官必须在权力清单规定范围内行使职权,同时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办案纪律和规定,确保依法、规范履行职务。二、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存在的不足
(一)突出检察官的权力,行政监督弱化,难免发生案件质量问题
司法责任制改革前,基本上每办一个案,都要由承办人提出意见,部门负责人审批,分管检察长、检察长审批或检委会讨论决定。这样的办案模式突出了行政管理权,对于办案质量而言,有一定的把关作用,最大限度地杜绝错案的发生。实行入额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后,这种行政化管理监督模式已不存在,案件的决定和把关全部由承办案件的检察官一人完成。而检察官的素质有高有低,如果没有审批权的监督,难免发生个别案件出现无罪、撤回起诉、捕后不诉等质量问题。
(二)内设部门的监督职能虚化
检察机关内设部门的监督大多是对案件结果的监督。政治部的业绩考评及案件管理办公室的案件评查、流程监控等大多是对结果的监督,是发生后的“亡羊补牢”,缺乏对执法办案全过程的监督。
(三)检察官联席会议制度的监督实效有待提高
当前的办案模式下,参加联席会议的检察官提出的意见只是起到“参考作用”,导致参会人员思想上不够重视、会前准备不足、发表意见“随意性”。监督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发挥检察委员会监督职能的作用有限
检察委员会讨论案件和事项范围有一定的规定,讨论案件的重点范围主要是疑难复杂案件。检察委员会的监督方式主要属于事后监督,重点是业务监督和指导,对检察官办案过程的监督有限,无法保证监督的经常性和时效性。
(五)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监督制约力不足
目前,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监督面临以下突出问题:一方面,上级检察院如何对下级检察院进行监督,监督不当需要承担何种相应的法律责任,立法上没有规定;另一方面,上级检察院的领导与监督往往只限于业务上的指导,是个案的监督与指导,对于没有向上汇报的案件无法监督,对检察官的办案过程及检察官是否廉洁也无法监督到位。
三、完善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的对策建议
检察权运行内部监督所表现出的不足,要求我们强化对检察官监督制约,进一步完善方式,合理解决检察权独立性与接受监督的矛盾,建立科学的监督制约机制。
(一)加强廉政教育,增强检察人员接受监督的意识
司法体制改革,特别是司法责任制、员额制改革,突出了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检察官是基本办案组织的组织者、协调者和案件办理的决定者。没有监督的权力势必导致腐败。因此,必须加强对检察官办案的监督和教育,增强检察干警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防止检察权的滥用。
(二)发挥好检察官联席会议的作用
检察官联席会议制度应从四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制定相关规则,完善联席会议制度顶层设计。二是规范会议程序。建议参照检委会子系统运行模式,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中增设检察官联席会议子系统,使检察官联席会议的启动、发言、记录、统计分析等环节全程留痕。三是确立联席会议考核评价标准。将检察官参会及发表意见情况纳入考核范围。四是拓宽职能定位。检察官联席会议的功能应相当于检委会的职能,应具有“决策辅助”和“类案指导”功能。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联席会议应有的作用。
(三)强化办案组织内部监督制约
检察机关各办案部门负责人负责本部门的司法办案管理工作,监督、检查、协调检察官及检察辅助人员的司法办案工作,通过案件评查、业绩考评、办案管理、案件回访等,加强对办案组工作的日常监督,全面掌握检察官行使职权和廉洁自律的情况。对检察官进行考核时,应当认真听取检察辅助人员的意见;对检察辅助人员进行考核时,应当把检察官的意见作为重要参考依据。
(四)深化检委会的监督职能
检委会是检察机关业务决策领导机构,具有较强的司法属性和专业性。加强检委会建设对于实现对检察权运行的内部监督和制约,确保检察权依法、独立、公正、廉洁、高效行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明确检委会议案启动和终结程序,提交讨论案件的范围和标准,增强委员对重大疑难要案和新型案件的专业指导性,实现将工作重心从案件讨论到业务指导转移。通过强化检委会对检察官事前和事中监督,有效防范检察官在利益驱动下滥用检察权。
(五)强化案件管理和流程监控
案件管理部门是检察机关对办案活动进行统一管理的部门。流程监控对于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有针对性地防范和纠正司法办案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保障检察权规范、公正、高效运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必须进一步强化流程监控的作用和监督功能,促进检察人员公正、规范、文明执法。
(六)充分落实司法责任制
司法责任制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才能更好地提高办案质量。办案检察官应当对其履行职责的行为承担司法责任,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七)完善考评考核
建立和完善业绩考评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对检察官履职行为进行监督,重点加强对检察官负责办理的案件实体处理、程序审查和廉洁自律监督。加强对检察官的年终综合评议、实绩考核,通过强化考评考核,增强执法办案责任意识,惩戒检察官办案不负责、把关不严格、程序不规范等行为。
第四篇:如何健全司法权监督机制
如何健全司法权监督机制
目前,人民群众监督司法机关的方式日趋多元和普遍,作为司法机关本身必须要不断完善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机制。首先要健全对法院内部的监督制约,因为起作用的是内因。审判执行工作某些环节的暗箱操作,个别法官把司法权滥用、合议制度、回避制度执行不力、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必要的限制、人情关系的大肆干扰等等,都可能导致审判管理中的廉政风险,进而影响了公平正义。
(一)增加公开透明度,杜绝暗箱操作。“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透明是司法公正最有力的保证,要进一步拓宽审判公开的范围和渠道。除法律规定不能公开外,一切可以公开的,均要以不同形式公开。让当事人享有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这样可以消除人们对司法公正的合理怀疑。比如诉讼收费办法、五条禁令、立案审判执行鉴定的流程图等,要张贴上墙,及时敢于公开,接受监督。可以采取不同的公开形式,完善庭审公开制度,努力提高公开审理案件的当庭判决率。公开庭审时,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案件;在执行过程中,邀请执法执纪监督员进行现场监督,也可以请进来的方式,主动公开。对量刑规范化改革、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农民工讨薪案件、劳动争议等案件,邀请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记者现场报道。建立庭审程序之外的公开听证制度,对监外执行案件、当事人申诉再审案件、疑难信访、执行异议案件及社会关注的案件,均可采取公开听证的形式;实行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接受社会监督。逐步实现执法依据、程序、流程、进度的全面公开。对当地人民群众特别关注的案件,采取新闻发言人的形式,适时对外发布信息,以正视听。针对一些群体性案件,可以选取一些有威信懂法律的当事人代表,参与执行分配等案件;针对一些特殊案件,尽量地使用人民陪审员参与庭审和案件处理,以彰显民主监督的作用。
(二)加强对案件审限的科学管理。进一步建立健全分案、庭审、合议、签发等审判关键节点的监控机制,完善审限跟踪机制、审限警示机制,加强审限的实时监督管理,强化审限内结案。完善超期羁押、超审限案件的催办督办制度,确保及时结案。完善结案信息录入检查制度,完善案件档案归档制度,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检查,确保对审限的监督真正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延期审理敏感的信访案件的管理。一些审判人员不能严格执行审限规定,简易程序转变为普通程序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一些案件审限内不能结案的,简单以“案情复杂”为由进行延期。延期审理、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的案件,必须由分管院长审核签发。
错误认定当事人因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参加诉讼的事由,以当事人下落不明、批捕在逃、羁押服刑等事由中止诉讼的情况较多。有些案件在立案时,原、被告通讯地址登记不明,造成相关诉讼文书无法送达。对中止事由消失或错误的,要立即恢复审理;鉴定评估过长的,对鉴定、评估等程序性问题,必须经合议庭评议决定。对中止诉讼、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的案件,必须由分管院长审核签发;立案庭要严把立案关,对不属于法院受理的案件,坚决不予立案。各分管院长在签发法律文书时,严把程序的审批权限。
(三)全面推行分段集约执行工作机制,改变一名执行法官“一包到底”的传统执行模式,将执行过程划分为执行启动、财产查找查封、财产变现、综合结案等不同阶段,由不同的执行组和执行法官分工完成。一方面加强了内部监督制约,规范了执行行为;另一方面,减少了重复劳动,提高了执行效率。
(四)定期进行质量评查,不定期进行通报。对发改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先由当事人自查,写出自查报告,交分管院长把关,看是否真查,是否避重就轻。然后交由审监庭人员根据上级法院的内部函,从实体到程序来查找问题,分析原因。对于存在的共性问题,统一进行纠正;对个别问题,单独纠正。召开该类案件分析会,制定整改措施。对此进行通报批评。该通报与岗位目标责任制中量化考核、年终的评先选优相挂钩。对所有已审结的案件开展质量大评查。采取常规评查与定期抽查相结合,全面评查与重点评查向结合。制定科学而详细的质量评查标准,对卷宗中存在的实体、程序及法律文书问题、收费问题进行全面评查,对查出的问题,如果是小问题,交由承包人立即补正,无法补缺补差的,向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后,及时启动再审程序予以纠错。要求承办人离岗后,加强业务学习,或者停止办案资格,或者调离该岗位。对存在重大瑕疵的,而且无法补正的,追究承办法官的责任。
(五)加强审判管理,抑制司法权的滥用。在审判庭层面,对立案审查环节、案件移送审判庭环节、案件审理环节的工作,分别制定出具体时间要求和管理措施。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明确典型案例对同类案件处理的指导意义,防止同案不同判、同案不同罚的现象发生。为防止“关系案”、“人情案”的发生,对于具办法官的受理案件,采取随机抽取的方法进行分配;合议庭要定期交流或者随机确定,确保每一名合议庭成员都能平等、独立地发表自已的意见,平等独立地履行相互监督的权利义务。特别是由人民陪审员参加的案件,不能歧视和排斥,不能自已擅自做主,然后让陪审员签个姓名。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或者合议庭有分歧的案件,要交由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特别是刑事案件,牵涉到社会治安维稳、牵涉到对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剥夺,绝大多数都要经过审判委员会进行把关研究决定。经常开展庭审观摩。以考验法官的驾驭庭审能力,监督庭审过程中法官着装、使用法言法语情况、对当事人的态度,检验其庭审程序是否规范。院领导对庭审是否规范给予现场点评。
第五篇:健全人大监督机制的思考人大政协
健全人大监督机制的思考在我国的国家监督体制中,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是最高层次、最具权威的监督,其功能在于保证由它产生的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忠实于宪法、法律,忠实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严格依法办事,并防止和纠正它们滥用权力的行为,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但由于体制和机构等因素的限制,人大监督在国家监督体制中的核心地位尚未真正确立起来,还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一方面,随着行政监督机制的日益完备,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对人大监督的“隔离层”。如,行政审计和监察制度是现代国家从财政和人事方面监督行政机关的重要制度,是制约行政权力的有效手段,但在我国现行的国家监督体系中,审计、监察部门列入行政序列,属行政权力内部监督,这种制约往往难以取得实效。而对财政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行政机关实施监督的重要内容,行使好这个权力,必须对整个财政状况和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情况有较全面的了解,同时对违法行为要有系统而有效的制止和纠正手段。
目前对财政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行政监督过程实际上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客观上影响了人大监督的直接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这两方面情况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仅限于听取报告和调查活动,了解渠道少、面窄、程度不深,对许多重大问题,由于缺乏第一手材料,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督;另一方面,搞好监督离不开一系列实体规定及具体的实施办法,这些都必须有法律依据。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人大监督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还不健全。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虽然确认了人大的监督权,而对人大监督的原则、范围、程序及法律后果则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如,保证宪法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那么何为违宪?对违宪者如何处理?都缺少法律依据;还有对“两院”的司法活动如何监督?对案件监督采取何种法律手段?也都没有明确规定。
人大监督的法律不健全和规定过于原则,既是监督标准不完善的表现,也是人大及其常委会难于充分行使其监督职权的症结之一;再一方面,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党中央反复强调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但是,有的地方由于没有很好地处理党的政治领导与管理国家具体事务的关系,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需由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决定的重大事项,政府没有提请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决定,而是政府作出决定后,往往以党委和政府联合发文的形式下发。实施过程中如果出了差错,人大就很难实施监督,从而影响了人大监督权的全面行使。
修补人大监督的缺陷,加强人大监督,健全人大监督机制,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权力腐败和权力专横。但是,要充分发挥人大监督的优势,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一、真正确立人大监督的地位要真正确立人大在国家监督体制中的地位,必须遵循两个原则:首先,要按照法律从属性原则进行重构。要克服现行监督机制的不足,一要强化监督机构的地位;二要加强对监督人员行使监督职权的法律保障。加强监督制度建设的基本目标是:监督机关应有很高的权威性,监督机关地位必须独立,对监督人员实行有效保障。因此,应改革现行监督体系,转换制约主体。如,可将审计、监察部门从政府序列中独立出来,成为直接向人大负责的机构,由人大选举产生,对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这样可以拓宽人大对财政、人事情况的了解渠道,形成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合力,以充分发挥国家审计部门和监察部门的功能。其次,要按照党政职能分开原则进行重构。要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国家监督职能,理顺人大监督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以保证国家监督形式充分地、有效地发挥作用。把党的政治领导与管理国家具体事务严格区分开来,有利于加强人大的监督,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党通过人大的监督渠道,来实现对国家行政、司法机关的领导。因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明确党的政治领导与管理国家具体事务的关系,是确立人大监督是国家最高层次监督的前提条件。
二、健全人大监督的机构从目前各级人大常委会组织机构的状况看,既未设专门的监督机构,也缺少监督的专门手段和力量,这已不能适应权力机关承担的日趋繁重的监督工作的要求,更不能适应宪政建设发展和完善的要求。特别是县级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少,办事机构又没有监督权,未能对“一府两院”的工作实施强有力的监督。因此,有必要在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设立法律监督机构,明确其应有的职能。考虑到在目前各级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少和编制较紧的情况下,某一工作机构很难拥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可由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配备专门力量,共同组成监督委员会。这样,有利于拓宽监督视野,加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效果。这种监督机构应有如下职能:一是依照宪法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决定等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二是派人参加行政、司法机关的会议,调阅行政、司法机关的会议记录和文件;三是协助权力机关受理控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宪违法案件,对案件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四是有权提出罢免案和质询案;五是有权在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上公开揭露违法失职人员。为保证监督机构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在实施监督过程中,能客观、公正地作出结论,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它的组成人员应由人大选举产生,要依法独立行使各项监督权力,如视察权、调查权、建议权、批评权、受理控告权、公开权、质询权等。只有通过法律来保证专门监督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上述权力,才能体现监督权的权威性和独立性。
三、完善人大监督的程序从监督的实践看,目前监督效果不佳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监督形式没有得到全面和科学的运用是一个主要原因。如,权力监督仅限于听取工作汇报、提意见,而对法定的质询、组织特定问题调查等集体行使监督权的有效形式却极少运用。这里有认识上的原因,也与这些监督手段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有关。如,法律规定地方各级权力机关有权撤销同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命令,却没有这些决定、命令向权力机关备案的配套规定。又如,监督抽象行政行为应当遵循哪些程序,与行政单位内部监督如何衔接等问题,也缺少程序性的可操作的法律规定。因此,完善监督程序是保证监督职能实现的重要环节。监督程序的完善,是指每项监督手段一般应包括三个过程,一是监督如何提出,监督权适用的范围和条件;二是监督的具体组织,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权利义务;三是监督的法律后果,监督采取什么样的法律强制手段等。
首先,各种监督手段的标准应科学化。要定性定量,明确人大监督的合法性标准和合理性标准,以便在每个具体监督行动中评判监督对象的行动,以决定是否实施监督。如,关于撤销不适当的决议、决定和命令,就要明确不适当的决议、决定和命令包括的范围。又如,关于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就要明确哪些问题属于特定问题。其次,也是最主要的,就是要尽快制定出台人大监督法。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怎样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行使监督权,查处违宪、违法案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程序和方式,作出的决议、决定具有什么样的效力,现行法律都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因此,尽快制定出台人大监督法,明确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权利义务,对人大监督的原则、内容、程序和方式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势在必行。
四、强化人大监督的效力人大监督的效力应当体现在明确的法律后果上,只有被监督者接受和服从监督,才能收到预期的监督效果。因此,需要明确保证监督收到预期效果的强制性规定,强化法律责任。对拒不提出工作报告的,拒不到会答复质询、询问的,拒不向执法检查组或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提供材料的,故意干扰代表、委员在监督工作中执行职务的,应当明确作出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规定。规定中应包括:一是责成有关机关和人员纠正违法行为,写出检查报告;二是责成有关部门对有关人员给予行政处分;三是按照权力机关任免权限,撤销或提请人民代表大会罢免有关人员的职务;四是撤销下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不适当决议,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五是对违宪违法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督促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当前,按照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尤其有必要健全罢免机制,让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代表在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罢免权。还应对罢免案的对象、范围、提出、审查决定、答复和申辩等程序及后果作出明确的规定。
五、拓宽人大监督的渠道拓宽监督渠道,是加强人大监督,健全人大监督机制,强化人大监督效果的重要保证,也可以说是推进宪政建设的一个“助推器”。首先,要健全人大监督信息的处理程序和制度。一是加强人大与“一府两院”的信息沟通,建立健全工作汇报制度、政务信息通报制度、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和建议承办制度;二是拓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社会的联系渠道,完善代表建议办理和信访处理等制度,使人大监督建立在广泛的民意基础上;三是使人大常委会会议前的视察、调查、检查等各项活动的程序具体化,使人大常委会有关组成人员列席“一府两院”会议,调阅文件,责成有关机关或部门汇报工作的程序规范化;四是做到“议事议程”和“议事结果”两公开,接受代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其次,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监督中的作用。一是要通过代表这个主渠道了解情况,获得监督材料;二是发挥代表的直接监督作用,进一步开展代表评议政府及司法机关的工作和述职评议工作。再次,要建立国家权力机关联系人民群众实行监督的制度。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要有具体的程序制度来保证实现,有必要从制度上、程序上把人民群众的监督与人大监督联系起来,使人民群众的监督能够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得到反映和实现。按照这样的要求,现有的信访制度是不能适应的。信访机构一般都不直接处理案件,同时也没有法律对信访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所以,有必要在人大常委会,特别是县级人大常委会设立专门接收、受理人民群众控告、申诉案件的职能部门,即工作委员会,明确其受理的内容和范围,规定办理的程序和方法,建立接收、登记、转办、结案、归档等制度。此外,要重视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通过舆论对违宪违法现象进行公开揭露和谴责。社会舆论监督具有时效快、影响面广、威慑力强等特点,但缺乏国家制裁的刚性,没有强制约束力。因此,社会舆论监督只有与其他形式的监督,特别是法律形式的监督结合起来,与人大监督、行政监察、党纪检查和检察监督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其制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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