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毛概论文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国民幸福数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俩一起出门,你去买„苹果‟四代,我去买四袋苹果”。这段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灰色幽默,折射出当下我国贫富差距较大的尴尬现实。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不可否认收入差距并没有得到明显的缩小,相反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建国以来中华民族复兴最伟大的一个壮举。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和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的决议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巡视南方时发表了关于市场经济问题的及其重要的谈话。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南方视察和演讲解决了人们心中的疑惑,更加坚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从此改革开放的大幕就浩浩荡荡的展开了,虽然道路曲折,但是前途是光明的。是对是错就像他老人家所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回首这三十年的变化,无人不感慨中国的巨变。但是正如他讲话中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人人都富裕,要减少两级分化。为了这一目的,在收入分配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革。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收入分配关系深刻调整。逐步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效地调整了各种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平稳较快发展。
在逐渐的摸索和探讨中,对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积累了很多经验,具体的提出了下基本原则:第一,“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这就把多种分配方式作为与按劳分配方式长期并存的制度确定了下来,而不仅仅是按劳分配方式的一种补充。第二,个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党的文献中,首次提出了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上应坚持的原则。第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差距。”第四,“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第五,“建立适应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各自特点的工资制度与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国有企业在职工工资总额增长率低于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率,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低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前提下,根据劳动就业供求变化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自主决定工资水平和内部分配方式。”第六,“行政机关实行公务员制度,公务员的工资由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并参照企业平均工资水平确定和调整,形成正常的晋级和工资增长机制。”第七,“事业单位实行不同的工资制度和分配方式,有条件的可以实行企业工资制度。”第八,“国家制订最低工资标准,各类企事业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第九,“ 国家依法保护法人和居民的一切合法收入和财产,鼓励城乡居民储蓄和投资,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第十,“逐步建立个人收入应税申报制度,依法强化征管个人所得税,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要通过分配政策和税收调节,避免由于少数人收入畸高形成两极分化。”第十一,“对侵吞公有财产和采取偷税抗税、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等非法手段牟取收入的,要依法惩处。”
这些总结是党领导中华儿女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通过一步步的时间得开的。但是尽管如此,收入分配方式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在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改善。突出表现在: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趋扩大 收入分配的改革与国民幸福数
1978年年我国城乡输入差距之比为2.57:1,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乡居民的可统计的收入差距经历了缩小、扩大、在缩小、再扩大四个阶段。1997年之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入改革开放之后的第2轮扩张期。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可统计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23:1,2006年为3.28:1,2009年达到3.33:1。2009年,我国年收入低于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人群比例为62%,这部分人群绝大多数在农村。2012只有极个别的省份将收入比例缩小到3以内,但是如果加上城市居民享受到的各种补贴和福利,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要更大。
2.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各地区居民的收入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东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最快,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慢。到2011年底,我国广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达到26897.元;而最低的新疆陈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只有7927元。在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区域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而且落后地区的收入差距要大于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
3.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主要表现为当前我国有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使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扩大的趋势。.从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来看,据温州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一个最令公众瞩目的焦点是,石油石化、移动电信、金融供电等垄断行业的高福利和高工资,与其它行业形成收入分配鸿沟。不少国有企业自行设立了津贴、补贴及福利,这些工资制度外的收入名目繁多,来源隐密,不易监控。很多垄断性行业中的司机、清洁工的收入,都远远高于机关公务员的工资。因分配不公导致的收入差距拉大,已成为我国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收入分配拉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企业高管的收入没有一个度的限制,超出了人们心理接受能力;机关事业单位基础工资全国都没有多大差距,差距表现在各地津补贴随意上涨,无人管。建议整顿和规范津补贴,希望有关部门找准问题敢于下手规范和整顿
今天一个新的名词被提了出来——国民幸福数,尽管有钱不等于快乐,GDP不等于幸福,但幸福数与百姓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尽管改革30年后人们物质极大地丰富,交通更加便利,精神文明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很多人觉得自己活得并不幸福,中国有句古话叫人比人气死人,也有人表达为不是不幸福而是相比之下不幸福。这里面讲的即是收入分配不均衡甚至差距过大导致的心理不平衡。从而得到的不幸福的结论。当看到别人有房有车,当看到别人有着轻松的工作却领着金领的薪水,当看到别人过着双休日,你却每天加班到深夜,这怎么会让人觉得幸福。收入分配的差距越是拉大也就会产生更多的不幸福的人,邓小平曾说过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富裕起来。”但是我们显然看到那些企业主对劳动力无情的压榨和剥削,靠他们的带动而使贫困的那部分人富裕不知道要等到他们富裕到什么程度呢。政府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工作还远远的不够,一些后续的政策却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一些人希望通过纳税制度的改革来缩小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的差距,虽然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实施方面确实困难重重,所以收入分配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是我想说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如果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势必会导致社会部稳定因素的增多,在美国百分之一的人掌控则社会百分之九十的财
富,金融危机之后,这一矛盾更急的凸显出来,人多人游行给政府施压,表达他们的不满与愤怒。要求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保障他们这些占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的利益。其实中国也是一样少数人拥有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和财富不断向少数群体集中。有研究表明,当前我国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已超过50%以上。我国有1/3的职工工资与最低工资标准相接近,绝大多数省(区)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偏低且远低于当地平均工资。
在短时期内或许政府还不能有效的解决这些难题,正如实现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收入分配的改革牵扯到几乎每个中国人的利益,不仅受到客观的经济因素的限制,还涉及到社会公平与正义。所以对每个人来说靠自己的努力来得到经济上的利益,来寻求精神上的幸福才是最真真切切最切实可行的途径。我们一起期待吧。
第二篇:我看收入差距 毛概论文
我看收入差距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论文
姓名:雷康 学号:01210147
我看收入差距
眼观中国这几年的高速发展,没有人能否认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初作出的改革开放这项决策在其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短短十余年间,先是农村中一批“万元户”脱颖而出,接着几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千万元户,目前亿元以上的大户也开始崭露头角。
然而,一些问题也渐渐显露出来。事实表明这一政策并没有达到完整的落实,虽然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多数人的收入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离实现共同富裕还是有着如鸿沟般不可逾越的距离,从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而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从“平均主义”向“效率优先”转变使得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出现了持续扩大的趋势。伴随而来的消费需求不足,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问题也逐渐显现出其危害,使得国家不得不开始重视并且重新思考这些问题。
我们先深入分析一下现状,我国收入差距的现状是收入差距被持续拉大。
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测量贫富差距程度。在改革以前的1978年,据世界银行测量是0.16,在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施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80年代中期以后,收入差距开始速拉开。据世界银行资料,我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1986年为0.19,1987年为0.20,1990年为0.23,1994年为0.370,如果按家庭户收入计算为0.377。我国农村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据世界银行数据,1982年为0.22,1983年为0.25,1984年为0.27,1985年为0.30,1986年为0.31,1988年为0.34,1994年0.411。我国城市与农村合在一起计算的城乡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1979年为0.31,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34。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贫富差距都有了大幅度的上升,特别是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有加速拉大的趋势。在短短的十几年间,我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这样快的变化是值得忧虑的。
那么导致这些现状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国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中等收入层在人口所占比例比较低,而极富或者极贫层比例相对较高,自然就加剧了贫富之间的分化。再者,我国的税收制度尚有很大欠缺,个人所得税偷漏的现象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一些高收入层常利用体制上的漏洞逃避税收,相反,有的中低收入曾却因囿于传统体制而交纳个人所得税,这样,个人所得税就没有起到调节、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此外,我国由于正处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传统的保障体系已经衰落而新的体系尚未建立起来,没有发达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例如美国所制定的贫困线和对低于贫困线者实施救济的制度。而且我国社会保障与社会救济体系从来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实施,传统的依靠工作单位的保障体制也主要是对城市居民的,占人口74%的农民的保障主要由家庭功能完成。这样,我国的贫困人口就主要集中在农村,特别是在西部,有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东西之间的贫富差异也很大。这些都是造成我国贫富差距、收入差距较大的重要原因。
另外,我国收入差距的特点显著。
第一,中国在20年间从一个收入差距很小的国家迅速跨入收入极不平等的国家之列,速度之快在世界上少有。第二,中国的收入分化带有明显的群体特征,居民收入在地区、城乡和行业之间的差距之大也是罕见的。中国的最富地区与最穷地区的人均GDP差距为20倍左右,与世界上的最贫国和最富国之间的差距相当。第三,中国经济正处在制度转型时期,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化受到政府政策与发展战略的严重影响。
收入有差距,对国民生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虽然改革至今中国的对外开放倾向于扩大中国的收入差距,但开放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推动力是无庸置疑的。在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渐渐过渡到市场体制的过程中,对外开放促进了要素分配与报酬体制的进一步市场化,从而打破了原有的“平均主义”报酬体制, 所以人们的收入差距随着原有制度束缚的不断瓦解而增大,这是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它,放任它,而不采取有效地措施来改善这一现象。
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增强人们之间的良性竞争。但由于政策漏洞、地区差异等原因造成的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则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攀比,加大个人收入的压力,导致个人收入份额扩大以及“吃利润”、“吃资本”等结果,造成用于积累的公共收入下降,使有利于国家长期发展的资本公共物品减少,会直接影响中国社会政治的稳定,改革深化的进程,阻碍了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地发展。
不过,虽然目前仍然存在着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对未来的发展还是要有信心。
对外开放在目前虽然会促进中国收入差距的加剧, 使得目前的收入差距形势并不十分乐观,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当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足够高时, 对外开放就会有利于降低中国收入差距的程度。所以我们不能否定对外开放, 而是应该更大力推进对外开放以促使经济的市场化转型早日完成,只有这样, 才可以更好地利用并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让中国的广大劳动力资源得以更加充分的利用,从而真正地实现共同富裕。同时, 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必须同时尽快完成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 以维护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平稳进行, 以缓和缩小收入差距。
我相信,在一代代领导人的带领下,中国将会越来越坚定的向着更高的方向迈进,更加自信的向全世界证明着我们虽崎岖虽遍布荆棘却扎扎实实稳稳当当的发展过程是正确的,我们的选择并不是一时脑热,时间会证明一切,而那时,中国将会以一个更加坚毅的形象屹立在众国面前,展露我们中华民族的血热精神。
参考文献
[1]赵莹 《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收入差距》
[2]李强 洪大用 宋时歌 《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分析》
第三篇:毛概论文——浅谈缩小贫富差距
浅谈缩小贫富差距
我国现正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在这一道路上进行着探索,而经济是任何社会都不能放弃,但是贫富差距问题则成为摆在面前的一个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据调查,该问题已列百姓所关心和担心的问题第一位。
据《瞭望》周刊报道,近十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的社会财富“蛋糕”明显做大,但如何“切蛋糕”的问题随之显现。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包括劳动收入比重的下降、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等,社会各阶层收入悬殊的警示逐渐凸显。有数据表明,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75(联合国标准认为0.4以上属于收入差距较大),已经进入了必须调整收入分配比例的阶段。可是,要想实现缩小贫富差距,我们就必须了解到贫富差距是如何形成的,贫富差距的具体表现,以及产生贫富差距的原因。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据此,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今年来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还在攀升。贫富差距在我国的表现如下: 1)2)3)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
除了城乡之间,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
产生贫富差距的原因,我把它归结为一下三点:
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状况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提高。但人们却对贫富差距气愤不平。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这个决定本身没有问题,引进了竞争激励机制,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创业热情。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指导思想就没有成功的改革开放,没有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但是如果因此而导致两极分化,那么改革就是失败的,不能达到最终的共同富裕,反而远离了社会主义的目标。
我认为出现贫富差距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法制的政治体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同步进行,使得经济体制改革的幅度越大,步伐越快,就导致了腐败分子贪腐的机会越多。
非法收入的存在:
一些奸商挟款出逃海外,一些高级干部贪污腐败、徇私枉法,造成国家巨大损失,犯罪金额则是非常巨大;一些执法人员和部门执法犯法,把国家公款转变为个人财产,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一些握有经济权力的官员及其亲属通过非法交易,在一些经济活动中侵吞、转移和挥霍国家资产,我国国有资产每天流失达1亿元之多;一些基层权力部门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向农民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造成农民负担过重和干群关系极度紧张;一些不法商人放肆的偷税、漏税、逃税、骗税,在短时间内非法暴富。目前,我国收入消费总额的一半是由20%的富人占有,但他们对个人所得税的贡献只有10%。
(一)农民收入、企业职工工资不能得到成比例提高:
农民只通过简单的劳动,只能生产出低档消费品,不能获得较多利润,没有技术的支持,没有政府政策的扶持,收入水平只能处于社会最底层,加上天气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如果再得不到政府的补助,更使得本不富裕的收入雪上加霜。近年来,政府着眼于“三农”问题,虽然农民生活有显著提高,但比起高收入人群仍然望尘莫及。
另外,则是被认为是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企业职工,由于在企业里没有权力,经常遭遇克扣工资、被迫下岗等情况,尤其是效益不好的企业。再加上面对越来越高的物价,收入也只能是维持在温饱水平,根本不能匹及高收入人群。
(二)政府用于医疗卫生支出不足:
有调查显示,政府开支中医疗卫生支出和文化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越高,基尼系数越小。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公共支出主要是通过对低收入群体的扶持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现在医院、学校成为了公认的高消费场所,经常占到普通居民收入的大半支出,包括一些不合理收费,尽管政府在这些方面有所补偿,但依旧无法对这一大众群体产生明显影响。
(三)楼市股市拉大贫富差距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顾严博士通过研究表明穷人与富人在股市中的获益状况。结论为,股市上涨,对于穷人所持有的货币资产没有大影响,富人则在股市上涨中获得收益;股市下跌,穷人的货币资产缩水,而富人则能很凡此种种原因,都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并使贫富差距在大众心好的规避风险。
理上进一步放大,从而造成不良影响。
1.政策性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使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政策上实施倾斜,这是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开始,我国实行由东向西的发展战略,投资的重点首先转向经济效益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同时在财政、税收、引进外资、外贸、金融等方面对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经济特区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这种做法在总体上看是正确的,但也不可否认,它确定造成东、中、西部地区贫富差距拉大的事实。根据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关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关系》一文所提供的数据,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0年,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1964元、1260元和1078元,三者之比为1.82:1.17:1。1995年,三大地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6777元、3691元和2945元,三者之比为2.30:1.25:1,相对差距明显扩大。同时为了吸引外商来华投资,政府采取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由于多种优惠政策的享有,加上没有退休人员这个包袱,外资企业普遍利润很高,职工因此受益匪浅。而国有集体企业却没有多少优惠政策,再加上设备老化,负担沉重,普遍效益不佳,职工收入增长速度提高不快。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国有企业职工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速度,远远低于非国有单位。2.体制和制度的原因
价格双轨。80年代后半期,由于实行价格双轨制,形成一个巨大的财富漏斗,仅1987和1988两年差价总额约有上万亿元,其中以“灰色收入”形式落入个人腰包的估计达2000亿元。价格双轨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通过这个漏斗流入私人腰包的财富,十分惊人。
改革和管理措施不配套。在进行产权交易特别是在与外商合资过程中普遍低估国有资产;在实行国有土地租售时土地管理部门和个人层层截流;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混乱,约束机制薄弱,厂长经理乱用职权,谋取私利,经营者收受回扣,收受贿赂,通过不等价交易转移公有财产,甚至贪污巨款潜逃,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根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统计,从1982~1992年11月间,中国平均每年流失的国有资产达到500亿元,日均1.3亿元以上。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企业严重亏损,职工收入下降,某些人利用职权中饱私囊,加剧了贫富差距。
3、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除了合理的税收制度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根据以上的现象与原因,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缩小贫富差距,我认为可以有以下一些手段:第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初次分配差距太大,再分配纠正的成本就会过高。初次分配既要体现效率,又要体现公平,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国应国民收入依法完善企业职工工资决定、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完善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健全工资支付保障金、欠薪应急周转金等制度,努力促进职工尤其是一线职工工资收入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经济效益同步增长。要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规范社会分配秩序,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的监督和管理,强化收入分配税收调节功能。要扭转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就必须要充分发挥再分配的作用,关键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第二,加强财税调节。财政政策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强力工具。在收入方面,应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应充分发挥税收调节作用,利用税收杠杆达到“限高补低”的效果,比如完善个人所得税收取方式、对高档商品住房开征房产税等。在支出方面,应建立起财政增加对民生投入的长效机制,确保财力向基层倾斜、向民生倾斜,比如硬性规定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省(区、市)向区县转移支付的占比等。通过提高执法力度,减少税收漏洞,降低中低等收入所得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开征某些特殊的税种如遗产税、财产税等,缩小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三,大力促进就业创业。充分就业是形成合理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基础。促进就业创业,一靠发展,即通过加快产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比如支持内陆省份发展加工贸易和服务贸易,实现产业发展与劳动力优化配置等;二靠政策,即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扶持更多新生劳动力和困难群众就业,比如推行免费中职教育帮助农民工及新生劳动力提升就业技能,扶持微型企业发展以带动大中专毕业生等群体创业等。“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要逐步确立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加快发展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更多的就业增长点。
第四,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要充分发挥教育作为社会公平孵化器的作用,让更多的人享受平等教育的机会,不让处于弱势的社会成员输在“起跑线”上。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关键是加大财政投入,补齐农村教育在“软件”、“硬件”两方面的“短板”,比如始终保持教育财政性投入占G D P的4%及其以上、加快推进农村中小学校舍标准化、教育照顾好农村留守儿童、完善困难家庭学生资助体系等。
第五,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缩小贫富差距的思路中,不能不考虑社会保障制度问题。从实际出发,既要逐步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又要合理确定保障水平,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要进一步扩大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覆盖面,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政府要正视当前社会保障体制面临的风险 提高政府的财政支出,切实解决困难地区的社会保障问题。在失业保障金的管理上,严厉打击某些贪赃枉法者将“救命钱”挪作他用的行为。建立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帮助网络,通过各种措施解决他们的难处。
第六,消除政策性因素,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最大的难点也是在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应推进城市化,使农民向城市转移,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1)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2)加快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就业障碍。(3)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产权障碍。(4)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框架。
第七,加强法制建设,整治非法收入。要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增加执行公务的透明度,制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要严惩贪污腐败、整治非法收入。要通过立法规定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完善税法,加强征管,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契机,加快政府改革,减少审批项目,不断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降低因“寻租”和“共谋”等滥用权力的行为而使“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获得不当利益而引发的贫富差距。
第八,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当前,政府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调节,只限于个人所得税,这既不会取消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也不会对职工的高收入发生较大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对政府垄断的范围和垄断价格等等加以限制。按照国际惯例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该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第九,加快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步伐,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外地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通过各种形式增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以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长,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加强制度建设,杜绝腐败和非法收入的渠道;加强收入管理,提高税收的再分配作用;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切实保证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
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因此促进经济发展,增加人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对实现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以上的分析只是言语上的,只有所有的人都行动起来,大家共同努力,才能真正缩小中国的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第四篇: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究竟是扩大还是缩小论文
摘要:
基于产出的资本所得由城镇人口所有的假设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构建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表明: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会逐渐缩小;经济中资本所得份额越大,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就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将减少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随着劳动力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无论是理论模型及其推论还是实证检验结果都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并非扩大而是逐步缩小。
关键词:
城乡收入差距,资本所得,劳动力流动,城市化,剩余劳动力转移,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一、引言
收入不平等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其中,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格外引人注目。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还会扩大到什么程度?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存在持续扩大的趋势,中国已从收入比较平等的国家,迅速成为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胡鞍钢,2004;陆铭等,2004;吴光炳,2006;郭剑雄等,2006)。经济观察家们认为,在中国的城镇和农村,已同时出现“穷人”阶层,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有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
国内外有关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更多的来自对中国国家统计数据的简单计算后而得出的直观结论,很少考虑到劳动力流动对中国乡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事实上,城乡收入差距与劳动力的流动密不可分。Braun(1993)构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表明,区域间劳动力流动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收敛。Taylor等(1997)的局部均衡模型发现,劳动力转移是1870—1913年间OECD国家间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收敛的最重要因素。而Shioji(2002)的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会对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确降低了劳动力流动导致的收敛性,但它的程度却很小,远远不能解释关于劳动力流动及地区收敛性在理论和经验研究上的差距。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规模日渐扩大,许多学者对中国的劳动力迁移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姚枝仲等(2003)利用Taylor等(1997)的方法,认为区域间劳动力流动除了能使地区间要素收入相等以外,还能削平地区间要素票赋差异,最终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等。王德等(2003)估计了1985—2000年中国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认为人口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王小鲁等(2004)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可以缩小地区差距,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中西部低收入地区的劳动力外流,会缓和这些地区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就业压力,由于劳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这些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会随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而提高,从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二是劳动力流动还为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汇款。刘传江等(2005)对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将各省1978—2003年经济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对各种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其中采用同时期各省份人口净迁人数量的年均增长率作为劳动力流动的指标,得出人口迁入与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关系,并进一步分析认为人口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
林毅夫等(2004)对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的关系做了一个经验研究,通过估计流动者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反映弹性,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有效途径,但目前的流动规模仍然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蔡昉(2005)讨论了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几个因素,认为由于中国存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倾向导致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不强,加上农业和农村发展不足以及仍然存在许多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和限制等导致的流动规模不足是使劳动力流动不能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
关于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国内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樊纲(1995)、崔传义等(1999)、庾德昌等(1999)、邓祖善(1999)、蔡昉等(2001,2002)、姚仲枝等(2003)、李国平等(2003)、王德等(2003)、王小鲁等(2004)、林毅夫等(2004)、蔡防(2005)、刘传江等(2005)认为,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地区差距。刘强(2001)认为,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在区域内部转移使区域经济出现收敛,但90年代后出现的劳动力跨区域转移却扩大了地区间的经济差距。钟笑寒(2005)认为,地区工资差距在1992年以后仍然是显著扩大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增长持续高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人的主要行业,如建筑业和制造业,工资的地区差距同样是扩大而非收敛的。谷书堂等(1994)认为,导致空间上两极分化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是人口、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过度集中。范剑勇(2004)将这种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加剧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聚集,加速了工业化进程,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
不少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陆铭等(2004)从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角度分析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刘文忻等(2006)着眼于要素积累与政府政策分析;郭剑雄等(2006)考察了内生增长要素;而张凌云(2006)则从制度性成因进行了讨论。
我们认为,这些研究中有关劳动力流动数量直接引用统计数据,而统计汇报的劳动力流动数据基本上仅为规模企业所雇佣来自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其规模仅为实际规模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在城镇的唯一影响产出的要素只有劳动力,而劳动力所占整个产出的比例在我国是非常低的,基本上不到30%,这就意味着即使达到要素价格均等的状态,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至少会维持在3倍甚至更多。
本文将在产出中资本所得由城镇居民拥有的假设和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下构建了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影响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扩大缩小的主要因素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动态变化,并与统计机构公布的城乡人均收入的相关指标进行对比,以期能更准确地刻画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动态变化。
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模型
本节在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模型,讨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以及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
1.基本假设
假设一:整个经济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乡村为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在城镇。
假设二:农业部门的产出全部分配给乡村人口。有两种意见值得考虑:一是有文献表明,中国农村消费相当一部分(40%或以上)为农民自己生产而非由市场配置(王宏伟,2000;夏英,2002,许世卫,2002;李实,2003;李实等,2007)。二是农村产出在通过城镇消费而实现的价值增值的绝大部分并非由农村人口所得而是流入城镇居民。按粮食、蔬菜、水果、肉类等产品的收购价格来计算农村人口收入存在统计数据的缺失和实际操作上的困难,考虑到两种因素可以互相抵消以及计算上的简便,在下面的两部门模型中,我们假设农业部门的产出全部归农村人口所有。
假设三:非农业部门产出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进行分配,资本所得全部分配给城镇人口,劳动力所得按劳动人口的比例分配给农村和城镇。事实上,我国农村人口从城镇获取收入的唯一途经是向城镇提供非农业劳动力,虽然微薄的农村居民存款可以获得利息收入,但这种收入甚至难以抵消由于通货膨胀而带来的实际损失。资本所得全部归城镇居民的主要表现形式有:(1)城镇基础公共设施,如交通、能源、市政、公园、休闲场所和住房保障,其中很多面向市民低价甚至是免费提供;(2)城镇医疗、养老、工伤、失业等保险;(3)教育,无论是教学硬件设施或者人员投入,农村无法和城镇相比,农民工子女进入城镇开办的公立学
校更是难上加难。在考察城乡收入差距的时候,还没有文献把资本所得视为全部归城镇居民所有,本文尚属首次。这些面向城镇居民的专业化服务和保障体系,大大节约了城镇居民的时间成本,从而使城镇居民拥有比农村居民更多的闲暇或工作时间,其工作质量和效率远高于农村。不可否认,城镇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来自农村,但这部分人取得成功后非常容易获得城镇户口。
2.收入差距倍数模型Ⅰ:两部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模型
在本模型中,假设农业产出份额全部归乡村所有。设农业产出占整个经济产出的比例为δ,经济总产出为Y。非农业产出为C-D生产函数,生产要素为资本K和劳动力L。产出中资本所得的比例为α。乡村还提供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城镇产出全部为非农业产出,其生产函数为:
Fcity=AF(K,L)=AKαL1-α=(1-δ)Y(1)
第五篇: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分析(毛概论文)
毛
概
论
文
姓名:王mm 班级:商本0902 学校:轻纺美院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现状
摘要:我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年均9%以上高速经济增长,我国经济总量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但随着CPI系数的增长,我国居民的实际收入却呈现出负增长的趋势。出现了社会成员间、城乡居民间、不同行业间、不同地区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现象,使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陷入了一个困难的局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成为一个凸显的社会矛盾。
关键字:收入差距 分配现状 应对策路
一、我国收入分配现状
(一)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国际上,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越不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我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目前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2004年,占城市总人口10%的高收入者占有45%的城市财富。专家计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5,2002年的0.46,2006年的0.50,到了2008年基尼系数又上新高,已达到了0.65,显著超过通常所说的警戒水准(0.4),并且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中也处于很高水平。
(二)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1,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1,我国是其中之一。国家统计局2001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当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为2366元,这其中包括40%的实物收入,实际的现金收入在1800元左右。在这1800元当中,还有20%的现金要备来年生产资料之需,这么下来,农民手中真正用来购买消费的现金只有1500元左右。而当年城市居民人均
收入是6860元,是农民可支配现金收入的5倍。如果再考虑到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城乡之间真实的差距大约在6﹕1之间。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经济下滑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城镇居民,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7年的3.33﹕1扩大为3.36﹕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
(三)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相当一部分表现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间差距上。1978年改革以来,尽管各地区人均GDP均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它们之间的差距却在持续扩大。1980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比是1.8﹕1.18﹕1,1990年扩大为1.9﹕1.17﹕1,2002年进一步扩大为2.63﹕1.26﹕1。这说明1990年的东部与中部、西部的地区差距比1980年分别扩大了5.9%和5.6%,2002年比1990年又分别扩大了28.4%和38.4%。而2008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比是2﹕1﹕0.86。地区间人均GDP差距的扩大,说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水平也在日渐增大。
(四)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主要表现为有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使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扩大趋势。资料显示:1987年我国收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比是1.38﹕1,1991年行业平均收入最高与最低水平相差1.55倍,到2002年这一差距扩大到2.99倍。而到了2008年,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行业相差已超过10倍。这说明我国行业间收入差距已经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从1978年起至今,电力、煤气、金融保险、房地产、烟草等行业成为国有经济中收入水平增长最快的行业。这类行业的收入要比其它行业的收入高出2~3倍。且在工资增长速度方面,高收入行业要比建筑业、农林牧渔业等行业高出很多。
二、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增大的原因
(一)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
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方式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平等、公平的竞争原则,使得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市场中的不完全竞争、产品的行业性垄断使得石油、电信、电力能源等行业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润,这是导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体制改革不到位
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也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一大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体制改革不但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而且也为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
开辟了广阔空间。“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既带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也造成了人们生活富裕程度的差别。当前,城乡收入差距明显、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三)区域间收入差距拉大
自然环境是制约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同的环境常常会导致区域间的收入差距,这也会致使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明显的差异。东南沿海一带具有发展对外贸易的先天优势,每年都可为当地创造大量的税收,因此地方经济相对发达。另外由于东部地区实行改革开放的时间较早,因此经济结构相对较为合理,这也是造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传统的城乡经济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壁垒,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交流,并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方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农产品市场难以扩张,农业生产难以持续增长,农民收入的增加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农村消费市场的与城市消费品市场的等级在不断拉大,农村需求结构得不到提升,必然影响与需求有关的供给结构。总之,由于旧体制依然存在,因此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有了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三、解决我国当前分配差距的方案
(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我国应该将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放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上来,以保证整体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可以利用规范收入分配行为、加大再分配等措施积极构建“中部大、两头小”新分配格局。并且,还有必要针对国有企业实施限薪措施,防止垄断行业职工收入过高。
(二)建立工资管理机制
最低工资制度是劳动和资本间分配关系优化的重要前提,能够维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而,在制定科学合理工资指导线的过程中,应该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调整,建立起政府主导、工会推动、劳资互助的协商处理模式。
(三)积极调整再分配机制
首先,增强再分配支出力度。对于城镇居民基本的福利、补贴应采取货币化措施,针对农民的养老、医疗保险等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尽最大努力提升新型农业技术含量、提升规模农业的竞争力和农民的实际收入。其次,改革税收分配制度。国家需要制
定一套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分配制度,保证个人收入规范化、合理化的实现。在法治层面,立法机关应该积极推动税收方面的法律制定工作。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必须坚持公平原则,将重点目标定位在高收入人群。尤其是对于高收入行业的从业人员,全面做好征税规划,严厉处罚逃税、漏税等非法行为。在税率方面,应根据经济发展的实情及时做出调整,以保证我国税收工作的顺利开展。再次,建立完善的第三次分配体系。为鼓励富裕阶层积极投身于公益、慈善事业,要适当减免捐款的所得税,以此缓解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
(四)加大教育、医疗、养老体制方面的改革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国比较重视经济发展,但对包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社会体制建设和发展重视不够。近年来,国家提出了扩大内需的发展政策,但并未取得十分理想的效果。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惠及全民的教育、医疗、养老保障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老百姓不敢轻易地将历年来的积蓄花出。
(五)加大农村改革力度
1、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这样可以增加农村就业机会,减少农村存在的“隐性失业”问题。
2、加大农业支持,增加农民收入。继续完善当前的各种惠农政策,各级政府应当定期组织农民参加农业知识培训,引导农民进行规模经营。
3、户籍制度改革。要建立积极的公共政策,主动接纳农民进城,构建新型的现代城市户籍制度。
看来综上,防止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已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一项重大任务。首先是激发人们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需要;其次是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及时协调各种社会利益矛盾的需要;最后是加快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市场结构的需要。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基点来解决改革攻坚阶段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就必须采取实际措施防止利益差别超过应有的界限、促进利益关系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