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监察法中的留置等人身强制措施如何完善

第一篇：【聚焦】监察法中的留置等人身强制措施如何完善

【聚焦】监察法中的留置等人身强制措施如何完善

完善监察法中职务犯罪调查制度的八项建议

（四）完善人身强制措施规范监察委所办案件在强制措施上的协调衔接，主要涉及留置措施的适用对象和条件，留置措施的决定程序，以及检察机关逮捕措施与留置的衔接。此外还有留置场所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在看守所执行留置，以便于管理，防止违法并防止意外情况发生。长时间单独羁押在国际上属于禁止实施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规定在看守所留置，对保障被留置人基本人权并保障案件质量十分重要。但因教授们已经发表十分一致的意见，此处不赘。

（一）关于留置措施适用对象和条件

根据“草案”第二十四条和第四十一条规定，被调查人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同时具有案情重大、复杂，或可能逃跑、自杀，或可能有妨碍证据或妨碍调查行为情形的，可以经审批采取留置措施。笔者认为，留置措施应当限于刑事立案后，仅对涉嫌职务犯罪的人员及相关涉嫌犯罪人员适用，对仅有违法嫌疑尚无犯罪嫌疑的人员不适用。主要理由是：1.留置具有等同于逮捕的法律效果，其对象和条件应当与逮捕协调衔接。留置时间为三至六个月，留置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可见，其时限与严厉性均不低于逮捕，如果留置在专门场所，其单独关押方式将使严厉性超过逮捕。但如可适用于涉嫌违法而未涉嫌犯罪的人员，则与逮捕措施不协调。2.按照公权力运用的比例原则，长时期羁押仅适用于涉嫌刑事犯罪，并存在羁押必要性的人员，不适用未涉嫌刑事犯罪，仅涉嫌行政违法的人员。这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设置拘留、逮捕措施的法律精神。3.留置措施的严厉性，使其不符合行政强制的使用原则。我国《行政强制法》中人身强制措施，根据相关法律，是指盘问、约束、强制带离现场、短时间留置等临时性人身控制措施，即“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行政强制法》第二条）。按照行政强制法的精神，长时间丧失人身自由的高强度强制措施不应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范畴。因此，对涉嫌行政违法的人员适用留置亦不符合行政强制法规范。4.以“公务人员权利扣减”，不能对尚未涉嫌刑事犯罪的人员实施长时间羁押提供有效法理依据。一是根据宪法对公民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保障规范及法律适用的平等原则，对公务人员例外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将持续受到质疑。二是留置同样适用于占较大比例的非公务人员的行贿犯罪人员以及职务犯罪的共犯等公民。如果未涉嫌犯罪，而对仅涉嫌行政违法的人员适用留置，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长期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发生矛盾，也明显不符合法律适用的平等原则。5.以“留置”替代“双规”是一个进步，但是因适用范围扩大到非党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同时办案单位自行决定、单独关押的执行方式不变，就不能体现法治进步，甚至可能更容易发生侵权问题而为社会所诟病。因此，将其限制于“涉嫌职务犯罪”的人员，是防止适用面扩大发生严重侵权危险的必要措施。6.将留置措施作为调查职务犯罪的专门措施，有利于加强“初核”，注意客观证据，保证办案质量。对职务违法的嫌疑人即实施留置，即降低留置门坎，其积极意义在于更容易突破案件，获得口供。但其思路，还是长期形成的“以拘代侦”办案思路。可能发生的问题，是固化“口供中心”、“由供到证”的办案模式，妨碍办案质量，甚至产生冤错。刑事立案后才能对犯罪嫌疑人留置，可以促使改善调查模式，提高办案质量，同时也体现党和国家对国家工作人员权利的保障，将会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7.将留置措施作为立案后调查涉嫌职务犯罪的措施，有利于解决争议较大的律师介入问题。当事人被羁押后律师应当介入，但根据“草案”的规定，律师介入留置存在规范上的难题：律师刑事辩护只针对刑事犯罪嫌疑人，而监察留置时，可能尚未刑事立案，留置对象也不一定是犯罪嫌疑人，留置对象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律师以刑事案件辩护人的身份介入可能存在法律障碍，除非创设律师可对涉嫌职务违法的人员提供法律帮助的新的规范。但如将留置对象限制于犯罪嫌疑人，而且规定在刑事立案后实施，律师介入提供刑事法律帮助的性质和职责就比较明确，介入留置程序不致发生法律障碍。最后还有一点理由，将留置对象限于职务犯罪的嫌疑人，与“草案”中的规定，并无根本矛盾。“草案”所规定的因职务违法而适用留置的对象，须“涉嫌严重职务违法”，且“案情重大、复杂”，二者结合，可以基本评价为“涉嫌职务犯罪”。

（二）关于检察机关的“决定逮捕”及关联问题

从试点情况看，监察委决定留置的案件，在移送起诉后，由检察机关自行审查羁押必要性并决定逮捕。此种实施方式，可以说在强制措施上，检察机关对监察委“自行衔接”。根据监察法草案第四十三条

（四）的规定，监察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时，“检察机关依法对被移交人员采取强制措施。”根据以上实践和拟制法条，就逮捕措施上监察委与检察院的协调衔接，有两个问题需解决。一是对已经采取羁押措施（留置）的犯罪嫌疑人，是直接采取逮捕措施，还是需要审查逮捕，包括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由于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逮捕审查机关。对犯罪调查即侦查机关提请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关于逮捕条件的规定，确定是否批准逮捕，这是检察机关基本职责之一。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就已逮捕嫌疑人、被告人继续羁押的必要性，还进一步作出审查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鉴于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责，为了防止对公民的错误逮捕并导致错案和刑事赔偿，且贯彻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并使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协调衔接，当然应确认检察机关对留置转捕案件进行审查的职责与权限。因此，应当将“检察机关依法对被移交人员采取强制措施”，修改为“检察机关依法审查后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从而为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提供依据。二是“自行衔接”引起的强制措施衔接与转换问题。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机关对证据不足的案件退回补充调查，即产生一个程序衔接问题：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决定逮捕的犯罪嫌疑人，退回补充调查时，应当适用何种强制措施，乃至羁押地点是否需要转换，需要研究解决。亦即：留置转为逮捕，已将嫌疑人从留置场所转押至看守所，[1]如果退回补充调查，是在看守所继续羁押，计算逮捕时限，还是退回留置场所，计算留置时间，这是程序衔接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虽然留置与逮捕均具有一段时间内剥夺当事人人身自由的性质，而且留置可能采取高度隔离的关押方式，较之逮捕后的看守所羁押，使当事人感受更为严厉，但从法律程序的角度看，逮捕条件更高、要求更严格，[2]而且逮捕对于留置而言具有程序递进关系，逮捕后不宜再退回留置状态。而且如退回留置，又可能需要改变羁押场所，待补充调查终结后还需重新办理逮捕手续，移送嫌疑人。程序繁琐且缺乏实际意义。因此，退回补充调查的案件，可以维持逮捕决定，参照刑事诉讼法关于补充侦查的相关规定，起算补充调查一个月的羁押时限。监察委调查人员在补充调查期间须到看守所会见并审讯犯罪嫌疑人。不过，如果立法最终确认在看守所执行留置，这一问题就“不成问题”。

（三）关于职务犯罪强制措施制度的完善

前面所述两点，是根据试点方案和监察法草案，立足现实所做分析。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留置措施由查案机关自行决定并实施，还是逮捕决定由审查起诉机关自行做出，均背离了长时间羁押措施应当接受独立、中立、权威的外部审查即司法审查的要求，不利于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不利于体现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的双重价值。因为，程序公正有一项最基本的原理：“任何人不能当自己案件的法官”。涉及公民重大权利限制或剥夺事项，如果由办案机关自行决定，没有形成申请与确认的双边关系，以及控、辨、审的三面关系，即如侦查（调查）或控诉机关同时充当审判机关，不能体现程序公正，也无法保障实体公正。尤其是留置措施，由办案机关自行决定，而且可能被单独羁押于看守所以外的场所，虽然有利于推进调查，但也容易侵犯人权，而且可能导致证据虚假，损害司法公正。已有教训应当正视和认真吸取。在当下腐败已经受到有力遏制，制度建设亦随之加强的背景下，更应注意“法治反腐”。其基本要求，就是任何较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必须接受外部审查。即要求羁押审查，必须形成提请与审查的外部相对关系，以形成有效制约，防止自行其是，维系程序公正，保障司法人权。考虑我国实际情况，较长时间的羁押，无论以何种名义，在一定时期内，应由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审查批准。在具备相应条件时，进一步的改革，应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审查，即由更为中立、独立的法院，审批审前羁押措施。这既是现代实行法治的国家的通行做法，是刑事司法国际标准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刑事程序改革的必行之举。此外，今后的改革，还应考虑监察委实施的职务犯罪调查，完全纳入刑事诉讼法确立的程序轨道，包括适用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强制措施体系：即可以即时传唤、拘传，又可以采取较为缓和的强制措施，如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还可以采取高强度的人身强制措施——或短或长的完全限制人身自由。短期羁押，可用拘留；长期羁押，即报逮捕。多样化强制措施的灵活运用，应当更能适应职务犯罪侦查取证对强制措施的多元需求，[3]既有利于实现司法人权保障，也有利于查处、打击职务犯罪。

第二篇：监察法(草案)：关于监察对象和留置对象的困惑及完善建议

监察法（草案）：关于监察对象和留置对象的困惑及完善建

议

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践行最难？ 答：学思践悟后体会：《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第四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难以落实，基层纪委监督执纪实践中，某些基层纪检干部为别人打探案情、基层纪检干部对打听案情、说情的，尚未见公开报道。学思践悟后体会：“一案双查”，既追究纪检干部的直接责任，还严肃追究有关领导人员责任，在基层，难以做到，纪检干部监督执纪必须多请示多汇报，执行领导命令，不能过多彰显和强调个性，追究纪检干部意义不大，由本级纪委追究本级纪委的领导责任，难以操作，制度设计上应明确由上级纪委开展“一案双查”。

附有关规定： 第四十六条 对纪检干部打听案情、过问案件、说情干预的，受请托人应当向审查组组长、执纪审查部门主要负责人报告并登记备案。发现审查组成员未经批准接触被审查人、涉案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或者存在交往情形的，应当及时向审查组组长、执纪审查部门主要负责人直至纪检机关主要负责人报告并登记备案。第五十四条 开展“一案双查”，对审查结束后发现立案依据不充分或者失实，案件处置出现重大失误，纪检干部严重违纪的，既追究直接责任，还应当严肃追究有关领导人员责任。

问：《监察法》（草案）关于监察对象，有哪些困惑？答：《监察法》（草案）第十二条 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下列公职人员进行监察：

（一）中国共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的公务员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困惑之处：人民团体、新闻媒体（比如央视记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在行使公权力，是否可以考虑纳入监察对象。

（二）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困惑之处：地方政府规章授权从事公务的人员，似乎也应成为监察对象。受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比如同级党委组织部门任命、政法委、统战部委派等）、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困惑之处：管理含义，非常广泛，有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国有企业有大有小，差别巨大，央企的一个部门负责人，与地方国有企业一个生产车间负责人，权力悬殊。后者，是否属于监察对象，需要明确。

（四）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五）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集体事务管理的人员；困惑之处：集体企业中的管理人员，能否纳入国家监察对象？

（六）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第二十四条 被调查人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监察机关已经掌握其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及证据，仍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监察机关依法审批，可以将其留置在特定场所：

（一）涉及案情重大、复杂的；

（二）可能逃跑、自杀的；

（三）可能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的；

（四）可能有其他妨碍调查行为的。对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监察机关可以依照前款规定采取留置措施。困惑之处：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对与党员领导干部搞权色交易、谋取巨额利益等严重违反廉洁纪律的关联人，无疑，党员领导干部构成严重违纪，但如果有证实党员领导干部，需要关联人配合，如果不配合，怎么办？关联人的行为既不构成犯罪，也不构成违纪。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已经过追诉时效的涉案人员（比如涉嫌10年前受贿50万元），可否留置？留置场所：纪委现有的“两规”点，估计会继续使用，但社会上怀疑监察机关会侵犯留置对象的人权，制度设计上有中立的第三方看管留置对象。附浙江、山西、北京三地做法报道汇总（不够具体、请读者对比研究）浙江

一是用足用好监察手段特别是留置措施。按照能试尽试原则，全面行使12项调查措施和技术调查、限制出境等措施。截至今年9月30日，省监委已开具各类措施文书910份。重点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在场所上，实行“两条腿”走路，将省、市纪委原“两规点”和公安机关看守所辟出的留置专区均作为留置场所。在监管上，采取监察机关决定留置，公安机关具体负责管理和留置安全的模式，做到互相协调、互相制约。截至今年11月6日，我省共对126名被调查人采取留置措施，其中监察调查对象75名、行贿人37名、共同犯罪嫌疑人14名，被留置的监察对象100%移送起诉。移送起诉的案件平均留置42.5天，比前三年纪委“两规”和检察机关侦查阶段的平均用时缩短64.4%。此外，未采取留置措施，直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案件92件。山西1—10月，共处置问题线索36374件，立案12827件，结案11879件，处分12087人，其中政务处分2843人。期间，监委12项调查措施全部得到规范使用，其中留置48人；公安机关配合调查712次；检察机关提前熟悉案情并对相关证据和程序审查把关127件，受理移送案件187件248人，依法提起公诉119件156人，退回监委补充调查7件10人；法院依法审结35件42人。各级纪委监委加强日常监督，改进谈话函询方式方法，探索建立与派驻机构、巡视巡察机构联动监督机制，努力做到了监察全覆盖、常态化、严要求。北京：改革试点方案确定的12项调查措施全部试用。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全市监察对象99.7万人，较改革前增加78.7万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8686人次问题线索，同比增长51.8%；追回在逃人员31名，是2016年的2倍，取得重大突破；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留置53人，已移送检察机关40人，法院已完成宣判8人，案均时间64.3天，同比缩短14.4天。市区两级党委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党委书记批准反映问题线索处置及纪律处分件次明显增长，问责数量大幅提升，特别是经报请中央批准对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委会党委实施改组，释放出执纪必严的强烈信号，改革成效正在进一步显现。问：能否举个形象的比喻形容纪委与检察院（反贪局、反渎职侵权、预防职务犯罪部门）原先是何种关系？转隶后，他们是何种关系？

答：转隶改革前，纪委、检察院相互借用对方措施，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偷偷摸摸地情人关系；转隶后，纪委与检察院（反贪局、反渎职侵权、预防职务犯罪部门），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婚了，成为名正言顺的一家人。此比喻较为形象，飞哥认同。

第三篇：《中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心得体会

《中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心得体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心得体会

监察法的颁布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标志着我国监察工作进入新时代，监察法为更好地开展监察各项工作提供了法律准绳。对于如何学好、用好监察法，必须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讲法治、撸起袖子讲成效。

旗帜鲜明讲政治。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学好、用好监察法，必须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学习贯彻监察法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深刻领会制定监察法的目的和任务，通过自学、专题培训等形式开展学习活动，切实学懂弄通监察法，做实各项监察工作，做到以学促用，学用相长。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多请示多汇报，严格按照上级决策部署做好监察工作。

毫不动摇讲法治。监察法是反腐败国家立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同属基本法律，是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引向深入的重大举措，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表现，有利于实现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要学好、用好监察法，除了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还必须毫不动摇讲法治，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严格按照监察法规定的职责、范围、权限、程序、手段进行监察，将监察工作牢牢限定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要在法治精神引领下，不断加强纪法融通、法法衔接，保证监督执纪问责与监督调查处置无缝衔接，促进监察工作与公安、检察、审判工作顺畅对接。

撸起袖子讲成效。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监督、调查、处置三大职责，谈话、询问、讯问、冻结、留置等12项调查措施，我们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坚持边学边用，撸起袖子加油干，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坚持一查到底、严惩到底，绝不姑息。积极探索赋予派驻纪检组、街镇相应监察职能，延伸监察触角，真正实现监察“全覆盖”“无死角”，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成治理效能，向人民交上满意的反腐答卷。同时，通过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内部监督等方式不断加强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要求自己，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第四篇：【聚焦】马怀德：解读监察监督与被监督,国家监察法下步还需进行四个方面的完善

【聚焦】马怀德：解读监察监督与被监督，国家监察法下步

还需进行四个方面的完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如何理解报告中关于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监督体系的部署和要求？近日，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

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如何理解党的自我监督的根本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监督取得了哪些进展？ 马怀德：党的执政和领导地位决定了在党和国家各项监督制度中，党内监督是第一位的。如果党内监督缺失，其他监督必然失效。只有党的自我监督有力，党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其他监督方式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断创新党内监督方式，加强自上而下的党委监督和纪委监督；巡视实现一届任期全覆盖，利剑作用彰显；对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纪检组，消除了监督空白；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逐步完善党内监督制度，不断拓展监督渠道，促进党内监督不留空白、没有死角。

记者：如何理解群众监督的重要作用？您认为未来加强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应向哪些方面发力？

马怀德：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党组织和党员身处群众之中，群众对他们的情况最清楚、最有发言权。让人民群众更多地参与、监督管党治党和党的建设工作，有利于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权力正确行使，防止和纠正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确保党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内监督是自律，群众监督是他律。推动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有效衔接，能促进自律和他律相结合，构建起科学严密的监督体系。

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应紧紧围绕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坚持主体互动、内容贯通、形式对接、机制协调，切实增强监督的操作性、实效性，确保实现预期目标任务。不久前，党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就是一项将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有力举措，应坚持党务公开与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相协调，让人民群众更加有效地监督。

记者：报告提出，深化政治巡视，坚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不动摇，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巡视巡察联动在发挥监督作用上有何特殊意义？

马怀德：中央和省一级有巡视，市县有巡察，巡视巡察上下联动，巡视的成果可以指导巡察，巡察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会被及时反映到巡视这一层级，也可以让巡视更有针对性。因此，巡视巡察上下联动，起到了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作用，织就了一张全覆盖的监督之网。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记者：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

马怀德：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总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形成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制。北京、山西、浙江三地开展的试点，为在全国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党的十九大作出新的重大部署，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能够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有效解决行政监察范围过窄、反腐败力量分散等问题；同时，监察委员会可以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记者：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向全国推开，重点和难点有哪些？

马怀德：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和操作性都很强的工作。试点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转隶后的融合，这既有人员和思想融合问题，也有机制和工作融合问题。应当集中抓好转隶工作，完成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的机构、职能和人员的整体划转；同时，稳步推进全面融合，围绕机构与职能相协调、规范调查权限手段、增强工作人员纪检监察意识和纪检监察能力，有效提升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这就要求各级各地党委担负起主体责任，一把手负总责，把认识统一到中央的要求上来，联系本地区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监察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的与时俱进。

记者：制定国家监察法有何现实意义，应注意哪些问题？ 马怀德：推进国家监察立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是为了保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这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能够具备合法性、正当性，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在优化权力配置、构建和完善监督模式的同时，实现了国家监察权的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国家监察立法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一是对监察全覆盖的范围进行细化，对监察对象人员的具体界定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是进一步明确留置措施适用条件与程序。在多种调查措施中，留置对基本权利的干预和影响最大，因此，国家监察立法应当对适用留置措施的程序和实体规则进行规范，明确权力行使的边界。

三是解决好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监察机关开展工作过程中，有大量工作需要涉及各个机关之间的配合协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在全国推开后，这一问题可能会更突出。处理好监察委员会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国家监察立法应当从制度设计上保证各个机关之间有协调配合、相互制约的机制。

四是明晰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制约机制。从坚持“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理念出发，国家监察立法应当明确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机制，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对监察委员会进行约束，规范权力的行使。

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完善监督体系取得了哪些成效？

马怀德：5年来，党中央创新监督方式，着力构建党内监督与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相互衔接的体系。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巡视制度中，把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和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结合起来，把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进行有效衔接，形成了强大的监督合力。此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还着力构建党内监督与国家机关监督、党的纪律检查与国家监察有机统一的监督体制。

记者：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体系有何现实意义？

马怀德：所谓监督体系，就意味着各种监督方式相互联系、有机运转。过去，党内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监督方式发挥着自身的作用，但这些监督方式多为“单打独斗”，缺少贯通、衔接与有效结合，监督力量较为分散。试想，如果监督分散，容易出现监督盲点；各种监督方式没有成体系，缺乏贯通，监督力量也不够强。俗话说，攥紧的拳头力量大。若能构建起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体系，全党动手，将各种监督相互衔接贯通，打出监督“组合拳”，形成监督强大合力，必将构筑起全方位、无死角的监督屏障，监督效果会更好。记者：未来监督体系的构建应往哪些方面着力？

马怀德：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意味着这个体系有几个特点：一是由党统一指挥；二是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部门、行业系统都覆盖到，没有盲区和死角；三是监督效率高，且有权威，发现问题随时解决，立行立改。这样的监督体系，应该做到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种监督方式之间相互贯通，这其中包括信息畅通、各类监督方式体制机制有效衔接。比如，在体制机制衔接上，应将党内监督、国家机关监督、司法监督之间的制度进行有效梳理，做好衔接，防止各类制度之间出现冲突。再比如，实现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相互贯通，需要搭建多渠道的举报平台。此前，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过设置举报专区等形式，极大地方便了监督举报，实现了党内监督和其他监督之间的有机衔接。未来，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可建立健全网络舆情收集、研判、处置机制，对群众和媒体反映的重要信息和线索及时跟进。此外，可借鉴一些地方、部门在群众身边设立微信公众平台、开通“随手拍”一键举报等做法，让监督更加方便快捷，让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无处藏身。（记者 江 琳）

第五篇：2018广东军转干公共基础知识：监察法中知识锦集

2019国考申论热点：高校增设“新工科专业”要办出特色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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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高招填报志愿的环节，不少高校都推出了招生新政，其中备受关注的“新工科专业”成为今年招生的主要发力点。比如华南理工大学在广州国际校区布局的“新工科”专业，既包含了大数据、物联网应用、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新技术，又包含了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空天海洋、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工科。而河南省多所高校新增了169个本科专业，其中最受关注的还是“新工科”专业。据了解，河南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许昌学院、郑州轻工学院等21所本科院校都新增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公考角度中公解读

【表明观点】

高校兴办“新工科”专业，这和国家大力培养新工科专业人才，以及社会存在较大的人才缺口有关。高校设置“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机器人工程”“信息安全”等“新工科”专业是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也必须防止一哄而上开设“新工科”专业。高校要结合自身的办学条件、办学定位，对开设“新工科”专业，进行充分的论证，要保证新开办的“新工科”专业办出特色和品质。

【综合分析】

近年来，教育部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不断落实和扩大高校专业设置自主权。像“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与“机器人工程”均属于本科专业目录中的特设专业，是高校自主根据本校办学定位、办学条件，结合社会需求自主开设，只需向教育主管部门备案，教育主管部门不进行审批。

简单来说，由于学校有设置“新工科”专业的自主权，如果学校不能很好地用好自主权，就可能出现在社会舆论炒作很热，政府政策又加以鼓励的情况之下，加快开设，由此产生低水平、重复开设的问题，很快就导致相关专业“产能”过剩，培养的专业人才供大于求，结构、质量和社会需求脱节。

落实学校专业设置自主权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因为由主管部门审批设置，一是缺乏根据社会需要调整专业设置的灵活性，二是会导致学校专业设置缺乏个性、特色，还会有学校为通过审批，对新专业进行“包装”的问题。但由学校自主设置专业，不能由学校行政说了算，即学校领导、行政部门想设置什么专业就设置什么专业，而应该由学校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结合社会需求、本校办学条件，论证是否要新增专业、新增哪些专业、怎样保证新增专业的质量等。

【参考对策】

落实高校包括专业设置自主权在内的办学自主权，需要政府部门加强宏观引导，同时推进高校建立现代治理结构。政府部门对高校培养某类专业人才的鼓励、扶持政策，主要是宏观引导，同时需要及时向高校提供新专业的供需情况，以便让高校科学决定本校是否要开设这一专业。高校决定是否开办某一些专业时，要从学校自身的定位和条件出发。需要高校建立和发挥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的作用，从教学、学术角度，论证开设专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大学的办学不在于追求时髦，扩大规模和体量，而是办出特色和高水平。

开设“新工科”，当前有天时和地利，但要把“新工科”办好，还需要有人和，这里的人和，就是要实现大学的教育家办学，要建立现代治理结构，对新增专业按教育和学术标准进行充分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