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

第一篇：城乡一体化

【背景材料】

目前，中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新阶段。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保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选择。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是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一条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城乡发展道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努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是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大举措，是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目标的具体体现。

【题目】

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你认为应该如何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请结合社会实际情况，自选角度，自拟标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1.观点明确，见解独到，认识深刻;2.结构完整，条理清晰，内容充实;3.语言流畅，字数1200左右。

【范文】

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 强健经济发展筋骨

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新形势下推动农村改革发展提出的根本要求，是具有重大创新价值的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紧紧围绕这一发展战略，树立新型的农村变革观念和发展理念，探索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

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将扩大内需、增加政府投资的重点放到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上来，促进城乡良性互动、共同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当前形势下，工作重点要放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要发挥扩大内需政府投资的导向作用，加快城乡规划建设一体化。要重视发挥政府投资的导向作用，科学确定投资方向，把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农村加快发展作为扩大内需投资的重点。要加强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统筹规划，把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一个统一的体系中来进行规划，利用扩大内需的政策，加大财政资金对农村道路、广播电视、互联网、自来水等设施的投入，加快“村村通”工程的实施，并引导企业和社会资金参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有效解决农村基础建设的资金来源问题。在合理布局的基础上，实现城乡交通、通讯、信息、供水供电、排污治污等基础设施的联网对接。

第二，要发挥工业、企业对农业、农村的反哺和支持作用，加快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按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思路，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大力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积极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各种形式的农业产业合作组织，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培育龙头骨干企业，做好企业和农民的对接，以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产业化发展，以农业产业化生产基地支撑龙头企业壮大，从而加快构建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格局，促进农民与企业的双赢。

第三，要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加快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完善城乡一体的公共教育体系、就业服务体系、卫生服务体系、科技服务体系、文体服务体系、精神文明建设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村居民更多地平等享受公共服务。当前要重视整合各类教育资源，深入开展农村社区教育，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素质和就业能力，为改善其市场竞争状况、提高劳动报酬创造条件。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完善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尽快建立覆盖全体农村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农民在民生方面的基本需求，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当前，我国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因此就需要我们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工作力度，积极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城乡统筹发展之路。

【中公点评】

本文以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为总论点，经过总述后，提出了三个对策分论点，在布局上先总后分。然后就如何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着重论明了应取之策，属于策论文。

文章首段首先明确了当前加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并进一步将其上升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高度上来，使文章的立足点足以贯览全局，具有一定高度。在对策的提出上，首先总体而论，从宏观上论述了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搞好统筹和规划等措施，接下来几段分别从加强投入、发挥工业企业对农业农村的反哺和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三个方面具体论述，有针对性地论述了几个方面的具体措施，措施的步骤详尽，考虑全面，可操作性强。文尾亮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中存在的困难、问题，令人深思的同时顺势提出要贯彻十七大精神、以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城乡统筹发展之路的发展目标，严密扣题的同时，使文章收笔圆满。

第二篇：城乡一体化

“十一五”期间城乡教育一体化迈出重要步伐

（一）重点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为缩小义务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多年来，北京市教育系统采取了一系列倾斜政策和有力措施，促进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高水平发展。“十一五”期间，市级财政每年新增教育经费的70%用于农村教育，主要用于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和师资培训。在国家“两免一补”政策的基础上，北京市针对山区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特殊教育学生（含随班就读）、工读学校学生做到“三免两补”：免收杂费、教科书费、寄宿生住宿费，发放学习补助（每人每年300元）和寄宿生伙食补助（每人每年1600元）。这一政策每年惠及40万学生，有效减轻了农民的教育负担。

“十一五”期间，我们加快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在县城和重点乡镇建设了一批高标准、规范化的中小学，提高农村地区的中小学办学水平。在京郊山区新建、改建123所寄宿制中小学。在11个郊区县建设了24所名校分校，总投资13.6亿元。主要指标上均达到新颁办学标准，即使在最偏远的乡镇，孩子们也能普遍享受到现代化的教育设施。开展百对城乡中小学手拉手活动，组织了103所城区名校与各远郊区县103所农村中小学结对开展手拉手活动，城乡双方学校互派干部教师，共同开展教研活动、网上资源共享。加强信息化建设，农村中学实现“班班通”，学生平均10人一台计算机，教师每人一台计算机。

（二）全面加强农村地区教师队伍建设

农村教育事业发展，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没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要加强农村教师队伍的建设，首要的问题是要吸引和留住最优秀教师，为此，我们全面落实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的绩效工资，建立和完善了对农村学校和教师的特殊激励机制，让农村和薄弱地区的教师有更高的待遇及发展机会。实施农村教师待遇及生活条件改善工程；制定对农村教师特别是山区教师的配套优惠政策，包括设立岗位补贴、生活及交通补贴等，为教师改善办公、住宿和生活条件，制定使教师优先享受职称评定等奖励政策。

与此同时，北京市教育系统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农村教师队伍的培养和培训，加强专家指导和城镇帮扶力度，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提供财力和智力支持。专门针对京郊农村教师的“绿色耕耘行动计划”，每年培训农村中小学教师2000名左右，目前已有超过10000名教师从中受益。2005年，我市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工作，每年选派1000名城镇优秀教师到农村中小学全职支教一年，同时有2000名左右的骨干教师在农村中小学兼职支教。2007年，为补充农村学校所需的教师，我市在全国率先实施了选派优秀大学毕业生和毕业研究生到农村中小学支教，市委市政府在待遇、落户、考研、保险等十多个方面给予政策支持。目前已选聘1300余名高校毕业生到我市13个区县的农村中小学支教。此外，我们还充分发挥特级教师等骨干教师辐射引领作用，组织特级教师讲学团，赴远郊区县农村中小学讲学并结成师徒关系。一系列重大措施的实施，为京郊农村教师队伍结构的优化、整体素质的提升，为首都教育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高度重视京郊农村人才培养工作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从2006年起，在京郊农村地区开始实施“技能＋基础”农民成人中专学历教育教学模式改革试点工作，组织编写适应农民学习的教材，采取分段分时的教学方法，培训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近几年，重点建设72所市级示范性乡镇成人学校。我们还高度重视北京农学院等农林院校和涉农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办好涉农学科专业，近年来到农村第一线工作就业的毕业生逐年增多。

为促进京郊农村现代农业的发展，市教委先后投资1800万元，分别在大兴、平谷、怀柔等区县兴建了一批农民教育实训基地。为部分乡镇成人学校和农村职业学校配备了农民培训流动课堂车，深入农村、田间地头和农户家中开展培训，“做给农民看，带领农民干，帮助农民赚”，增强农民运用现代农业科技的能力。

为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和覆盖面，我们还先后在郊区县建立了178个农村远程教育接收站点，在10个远郊区县的成人教育中心或农广校建立双向视频交互式农村远程教育信息平台，开设了农民教育培训“大讲堂”，农民通过网络可以和专家面对面地进行学习交流，使教育培训更具直观性。

“十二五”时期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总体思路

在今年颁布实施的《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我们提出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保障农村教育发展需求。探索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有效途径，建立完善区域内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机制，统筹规划管理城乡教育，实现城乡义务教育资源标准化、均衡化配置。统筹发展农村地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不断完善农村地区教育体系。进一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水平，新增教育经费主要向农村学校倾斜。加强区域内城乡学校间对口支援、资源共享和校长、教师交流，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十二五”时期，北京市教育系统将发挥自身优势，助力京郊新农村建设，进一步推进农村地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改进寄宿制学校建设的规划和管理。实施农民教育培训工程，依托农村职业学校、乡镇成人学校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完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促进基础教育优质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一体化配置和合理布局。通过联办、合作办学以及举办分校等形式，支持中心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向城市发展新区、郊区等教育资源不足地区流动，满足人民群众就近接受优质教育的需求。□

第三篇：城乡一体化

户籍改革的关键是公共服务均等化

刘文海

户籍管理是关系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国家安全稳定的重大问题。当前，社会各方面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很高，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客观上也要求推进这项改革。但也应当看到，在目前城乡二元结构的客观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是重大的利益调整，搞得不好，很可能形成对农民新的伤害和剥夺。对于绝大多数的农民而言，目前的农村户籍不是“绊脚石”，而是“防盗门”。因此，户籍改革不只是“一刀切”取消城乡户籍那么简单，而是要逐步放开户籍迁移限制，让在城市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市民，同时逐步减少农民居民的数量。这里有个关键前提，就是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不同地区、不同身份人群中的均等化，消除城乡户籍背后的巨大权益差别，让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

一、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沿革及利弊得失

中华民族的户口制度历史悠久。氏族部落已统计部族人口，商朝、西周就有人口登记制度，秦朝商鞅变法后逐步定型，以后各朝代都有类似制度。民国时期有《户籍法》和《户口普查法》，移植德国的户籍管理办法，取消了传统户籍制度中对人口迁徙的严格控制，推行国民身份证制度，且建立了各级户政机构。总之，户籍制度历来都是国家实施有效治理的基础性制度。

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户口登记制度。规定城市和农村人口实行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入、迁出、变更更正等七项内容的户口登记制度。二是户口迁移制度。我国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在常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公民常住地发生变化后，应将户口迁移到现住地，即进行户口迁移。三是居民身份证制度。为16周岁以上的公民颁发身份证，16周岁以下的公民可自愿申领身份证。

新中国的户籍制度始建于1953年。当时，为了减少城市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保障城市经济发展，国家开始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1958年1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使户口登记有了全国统一完整的法律依据。《条例》提出“随母落户”原则，并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城市户口登记证明以及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以《条例》为标志，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管理模式形成，公民的迁徙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

改革开放以来，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允许务工、经商、办服装业的农民自带口粮在城镇落户。随后，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提出，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机关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农民由此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1985年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1994年，取消户口按商品粮为标准划分为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做法，而以居住地和职业划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人口，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三种管理形式为基础的登记制度，并逐步实现证件化管理。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以及2001年发布的《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城市户口管理有所放宽，包括随父随母自愿，分居夫妻团聚放宽，退休老人返回原单位或原籍挂靠配偶子女户口，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并居住一定年限者准予落户等。2002年党的16大提出，逐步取消二元户籍制度。2003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总的看，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县城和小城镇户籍已基本放开，部分中等城市和省会城市也大为松动，但距自由迁徙的实质性突破还有待时日。

脱胎于计划经济的现行户籍制度，把人口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民，并将就业、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公民权益同户口挂钩，形成了包括公民迁徙、劳动就业、教育、财产和社会保障在内的诸多方面对农民的不平等；并且，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这种制度在计划经济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对于其在建国初期迅速形成国家工业化体系、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历史贡献，不能全盘否定。即使在将来，绝对自由迁徙也是不可能的，“自由”只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国外的情况也莫不如此。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获得永久居留权大多是以固定住所、稳定收入以及一定居住期限为要件的。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行户籍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的要求。主要弊病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阻碍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从总体上降低了生产效率，影响了经济发展；二是通过对农民经济利益的剥夺，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三是制约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因此，改革势在必行。问题是，现行的户籍制度已经被“异化”了，其上附着了许多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东西，改革的前提是要正本清源，把该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从户籍中剥离出来，让每个公民公平公正地享有，恢复户籍制度作为人口登记管理制度的本来面目。然后，才可以讨论统一城乡户籍和取消迁徙限制的问题。

二、寄希望于取消城乡户籍来助推城市化，可能带来严重不良后果

现代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促进社会流动、促进公平竞争、形成合理的社会结构、维护社会公正正义。现在，各方面对推进户籍改革的动机和出发点是好的，“实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户口制度，保障公民享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权利”这个改革方向，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没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没有真正实现国民化这个根本前提，而是简单的把农民转为城市户口，就一定会造成很多的“三无”居民，即“无土地、无房屋、无职业”，这就是社会的大问题了。

第一，现阶段让农民放弃农村户籍去进城，将会是一种“马太效应”，农民很可能是利益受损者。现在，城乡差别最要害的方面，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均衡，表现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文化、公共设施等方面重城轻乡，尤其是农民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这也可以说是政府职能履行不到位。但是，农民生产生活还是有基本保障的，最根本的保障就是耕地、宅基地和其他农村土地，还有近些年来中央出台的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取消农村户籍，可能意味着失去这些根本保障，农民进城后在各方面一般都缺乏竞争力，社保一时半会儿又完善不起来，就业、居住和生活前景肯定不乐观。还有，城市的高房价，也会形成对进城农民新一轮的盘剥。因此，绝大多数农民即使拿到一纸城市户口，实际上也无法安居乐业。上世纪90年代，一些城市推行户籍改革，有的农村人买了城市户口，进城后才发现难以生存，纷纷想办法回迁。现在，一些地方人们想法设法的不是“农转非”，而是“非转农”。特别是在城市周边和近郊地区，农村户口的“含金量”实际上是高于城市户口的。改革是利益调整，但改革不能让本来就处于不利地位的广大农民群体的利益再次受损。也许有人会说，可以保留进城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啊。一代人或许还勉强可以，但下代人呢，户口和人都不在农村，怎么可能仍保留这些权益？除非是土地私有化。但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

第二，鼓励农民大规模进城，可能会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现行农村集体所有制是与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紧密联系的，取消了户籍制度，集体经济可能向公司化、股份化转变，经营风险将会增加；同时，农业人口弃农务工，也会出现放弃承包耕地的情况。这两种趋势将导致土地的集中，是否会演变成大规模土地兼并需要高度关注。在我国现阶段，农村土地大规模集中可能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因为这样会加剧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局面，加剧社会就业压力，加剧人口的不合理流动性，也可能影响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同时，鼓励农村人口特别是人才向城市流动，会使农村人口结构和人力资源状况进一步劣化；资金流也是逆向的，大量农村人口携带资金进入城市购房、投资及日常消费，会使农村的资金更加匮乏。这些，都会进一步加剧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而国家实现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离不开农村的发展。

第三，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会对城市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就业带来很大压力。解决“三农”问题，绝非鼓励大量农民进城那么简单。巴西、墨西哥、阿根廷、菲律宾、印度等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没有实行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但是这些国家同样存在“三农”问题。他们的农民问题不太突出，是因为农民人数少了，但另一方面城市问题却大了，所谓“按下葫芦浮起瓢”。在这些国家，城市拥挤了大量的失业和半就业状态的贫民，这些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问题更加突出，“城市病”、“贫民窟”等现象就是真实写照。而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农民虽然没有城乡户籍制度差别，但在产业发展机会上受到特殊保护，很多农业产业包括农业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流通储藏、生产资料供应、技术服务、农产品超市等，限制非“农民身份”经营和参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就基本不存在“三农”问题。在我国，近些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对推进户籍改革一直是积极的、主动的，但主要阻力却来自地方城市政府。由于公共服务提供能力的限制，只有那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才乐意和有条件在户籍改革方面迈出较大步伐。2003年郑州市政府解除农民进城落户限制时，市内人口一年内暴增了15万，城市一时无法应对新增的学校、医疗和社会服务等负担，最后迫使政府“关掉了这扇门”。可见，户籍改革是有条件的，不能脱离城市化发展实际，而城市化本身又是一个自然的、逐步的过程。

三、政策建议

城市化和工业化需要农民进城，“三农”问题的全面解决也需要统筹城乡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希望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来“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户口本背后的各种社会不公平，显然是不现实的。过去不少地方放开户籍制度的改革成效甚微，基本上可以说并不成功，教训深刻。户籍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户籍制度背后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单靠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不可能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现实。因此，我们既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那些在城市稳定居住、就业的流动人口创造条件，从制度上保证他们真正融入城市；又要从大处着眼，加快统筹城乡发展和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到那时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差异、实行国民化的户籍制度才是水到渠成。目前我国城市化率约46%，但只有28%左右的人有城市户口，也就是说城市中18%的人还没有变成城市居民。国家要创造条件让这些人首先成为真正的市民，稳步推进城市化进程。

第一，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城乡经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统一筹划，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又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一步优化生产力和人口空间布局，推动城乡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发展新格局，努力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地区差别，实现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重点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不断加大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投入。深化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明确界定政府土地征用权和征用范围，进一步完善征用程序，研究制订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二，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国民化。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是，每个公民都应当同等地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特别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而不因公民性别、种族、身份、地域或其他先赋性条件不同而有区别+。提供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最基本和最核心职能。要在全国范围内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国民在任何地方都能享受符合基本标准的公共服务。只有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国民化，城乡户口的差异才能真正消除，户籍制度也才能回归本位。公民因为要享受公共服务，就会主动地进行人口登记。

第三，充分尊重各地区、各城市实际，推进有条件的城乡迁徙自由。我国幅员辽阔，人口总量大且地区分布不均衡，加之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明显，发展很不平衡，各个城市的现有经济社会资源也是参差不齐。因此，在户口迁移政策以及其他相关政策的调整方面，必须从各地的不同情况出发，特别是要充分考虑城市的综合承受能力，给地方比较充分的自主权。可以考虑，对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深圳等人口压力较大的特大城市，应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户口迁移政策，有计划、分步骤地满足部分长期在城市就业居住的农村人口进城落户的愿望，防止城市人口过快、过度膨胀。对于大中城市，应在坚持稳定就业、固定住所（包括已购房和享受政府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和生活居住一定年限这三个基本条件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放开城市户籍准入限制。对于中小城市和县城、乡镇等，目前的户籍迁移政策已经基本放开，关键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相同的城市户籍具有相同的“含金量”。

第四篇：城乡一体化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589

城镇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过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阶段，城镇化速度与城镇化质量则存在着明显差异。我国的快速城镇化道路，使我国有效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正在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摆脱贫困。

现在，我国提出新型城镇化，不是否定城镇化道路，而应该是为了提高城镇化质量。这样，我们在充分肯定快速城镇化成效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城镇化出现的问题。快速城镇化，使得大量农村人口在城镇就业，但是这些人口仍然游离于农村和城镇，并未成为城镇中真正的市民。也使得农村中大都是三留人口，而且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和农村比较陌生，难于真正融入城镇。城镇建设占用土地过多，引进工业项目多，而对于公共绿地建设严重不足，城镇生态系统缺陷大、环境差。城镇化体系极不合理，大城市过分扩张，小城镇城镇功能不健全。

新型城镇化理应最大限制地避免城市病和农村病的蔓延和恶化，绝不让贫民窟成为我国城市的社会问题，也绝不让农村凋敝，便不会出现全社会只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我国新型城镇化，必须有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有助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助于更好地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

我们坚信，在党和国家的深化改革下，新型城镇化一定能走出一条让人民幸福、环境优美、社会和谐的科学发展道路。

第五篇：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推进，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弥合城乡差距已经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命题。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采取一系列大政方针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的演进呈现出历史性的转变。但2010年基本实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要求并没有完成，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发展现代化农业”。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是我国妥善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农村面对城市化挑战的必然选择，更是城市化自身发展的必然归宿。因此，要以推进农村城镇化转型为龙头导向，已实施村落社区化建设为现实要求，以落实土地市场化流转、金融组合化支撑、农民市民化转变为关键环节，以统筹制度化运作为根本保证，加快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体制机制。

统筹城乡发展，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是党的十八大针对新农村建设提出来的发展目标。这个决策跳出了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传统思维方式，拓宽了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视野和思路。因此，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是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和提高，是涵盖农村和整体城市发展更高层次的目标。

新世纪以来既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我国城镇化进展最快的时期。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36.22%提高到2011年的51.27%，11年间提高了15.05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37个百分点。这11年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2.3亿人以上（从2000年的45906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69079万人），增加了50.48%，同期乡村人口减少了1.5亿人以上（从2000年的80837万人减少到2011年的65656万人）减少了18.78%，我国乡村人口在1995年达到峰值，为85947万人，16年来，共减少了20291万人，其中新世纪以来减少的为15181万人，占16年来减少总数的74.8%。综合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农业农村的发展与城镇化进程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为农村人口的大规模转移提供了就业、居住等方面的必要条件。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相比，我国城镇化仍然明显滞后，我国城镇化水平（尤其是真实城镇化的水平）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因此，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中切实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理念来科学推进城镇化，就一定可以使城镇化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中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城镇化进程中需要特别注重解决好“三农”问题，城镇化进程中解决好“三农”问题，既是世界各国都需要把握的一般规律，更是我们这个农村人口众多的人口大国必须更加注重的重大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是城镇化进程中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供求问题（粮）；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问题（地）；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转市民问题（人）。

（一）城镇化进程中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供求问题，城镇化一方面会不同程度地减少耕地，从而影响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产出；另一方面，又会引起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转移。这既会增加社会对商品性农产品的需求，又因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后在生活方式和饮食质量方面的改善而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除人均粮食消费高于城镇居民外，人均消费的鲜菜比城镇居民低22%，食用植物油低19.4%，猪牛羊肉低33.7%，家禽低57.5%，鲜蛋低46.5%，水产品消费仅及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必须随时关注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求状况，否则就难以保持城镇化进程的可持续性。党的十六大以来的这些年，是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最好的阶段，粮食产量实现了“八连增”，年总产量已连续5年超过1万亿斤，去年又超过了1.1万亿斤，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产量也不断创造新高。但是，由于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当前已经出现了农业发展的速度赶不上社会对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需求增长的速度，直接的表现就是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进口的数量在快速增加。1.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进口的快速增长，2012年上半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837.2亿美元，其中出口295.5亿美元，同比增长4.7%，进口54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8%，上半年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逆差246.2亿美元。2012年上半年，我国进口食糖144.5万吨，同比增长1.8倍。进口乳制品66.8万吨，同比增长20.3%，其中进口奶粉35.7万吨，同比增长8%，我国国产奶粉占有的国内市场份额已不足30%。此外还进口猪肉30多万吨。2011年我国生产棉花660万吨，进口棉花331万吨。其他非耕地农产品如木材、纸浆、天然橡胶、羊毛等的进口量及其占国内需求的比例也都相当可观。有关专家测算，如按我国现有的农业生产水平计算，我国2010年净进口农产品的数量已相当于在境外利用了6.3亿亩农作物播种面积，相当于我国

同年农产品播种总面积241012万亩的26.14%。2.必须立足国内努力增加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生产，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加强以农田水利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完善农产品流通方式、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关键在于健全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包括健全对低收入人口的食品供给保障机制，为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创造条件。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成本在快速上升，包括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土地租金和农业用工的费用都有明显上升。3.我国人口、耕地及粮食产量在全球的比重，我国2011年人口134735万人，约占全球约71亿人的18.98%。我国18.2亿亩耕地，约占全球210亿亩耕地的8.67%。我国2011年粮食总产量57121万吨，约占全球粮食总产量25.73亿吨的22.2%；其中我国谷物产量51939万吨，约占全球谷物总产量23.23亿吨的22.38%。从长期看，必须认真研究农业如何“走出去”，如何在农业上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问题。

CSA与城乡一体化

作为某种文明形态，城市是一个历史范畴，其自身也是发展变化的。但是，随着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进程，城市所具有的聚集带动和导向引领这两个基本功能，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所谓聚集带动那个主要是指在财富的生产和增值、消费方式以及人口分布等方面向城市集中的某种空间形态；而导向引领则是指农村与城市的关系，即文化意义上的农村城市化，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农业工业化和农村人口大幅减少的变化，而且城市还成为农村的发展动力和观念参照。CSA，可以作为一个城市和农村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良好纽带与创新平台，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是建立起本地的食品经济体系并创造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下，农民和消费者一起工作来实现食品保障和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从某种意义上讲，CSA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现在面临的城乡一体化问题：城市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载体，其发展形态也必然会有自己的一般规律，但是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存在两点特殊因素很难再短时期内符合城镇化发展的规律，一是农村人口比例太大，而且绝对数量太多；二是现代化起步较晚。由此衍生出两个矛盾：第一，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加快了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但城市却不可能提供太多农

村人口的空间转移；第二，现代化必然带来资本和财富向城市集中，但后期现代化没有条件，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更不允许农民的破产。因此，中国城市的发展就不可能是一般意义上城市功能的自然实施，而只能是对于城乡整体发展的协调统筹，并由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形态。CSA的出现，很好的满足了协调统筹发展的要求，它打破了传统的城乡界限，将城市资源引入农村，将农村资源带向城市，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协同化发展，更是促进了城市农村的文化交流，推动生态文明和和谐社会建设。

CSA模式下的新型城乡经济发展形态

在CSA模式的推动下，城乡分割被打破，城乡经济迅速融合，实现了城市与农村通盘考虑，统筹谋划，在加快城市建设的同时，以工业积累反哺农业，以工业理念经营农业，在强势推进CSA模式的同时，将现代化组织方式与生态化运行机制导进农业生产。在这种模式的指导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被破解

现代农业的大力发展，城乡一体化下各地政府着力推进“稳定制度、强化责任、保护资源、补贴农民、投入农业、奖补大县，理顺价格、提升科技、健全法制”政策的实施，为CSA模式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CSA模式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着手把发展生态农产品和“有机菜篮子”产品生产作为贯彻落实可续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构建完善合理的粮食安全责任分担机制。有效地保护了耕地资源。大力推进了农村农业节能减排，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有效的支持和稳定了粮食，畜牧业，渔业发展，同时加快推进了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农民素质不高是制约产业发展壮大，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通过CSA模式，围绕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加大对农民实用技术的培训，介绍引进先进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态生产意识。

CSA模式下，城市为农村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同时满足了城市对生态农产品于是食品安全的日益剧增的需要，城市是实现一体化的动力，发挥了城市实现现代化，生态化之后，对农村的带动作用。通过CSA模式反哺了农业，实现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农业生产得到了资金支持，并为农产品提供了有保证的市场。

CSA模式下新型城乡文化发展形态

CSA模式城乡一体化文化建设是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具体化，CSA模式城乡文化协同发展是遏制城乡文化发展差距拉大趋势、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有效出路，是解决“三农”文化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经济的一体化，必然促进文化上的一体化发展。一方面，城乡居民你的生活方式想接近。在农村，CSA推动包括住宅水平、医疗条件、劳动保护、社会保险以及商业网点等等趋向接近城市的水平。在城市，过去只有农民才能享有的新鲜空气、优美环境以及新鲜生态农副产品，随着CSA模式的推广而逐步为城市居民所享受。公共设施的相似、生活方式的相近，使城乡居民在生活观念上也趋于同化。另一方面，农村居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城市化，也趋于接近城市水平。农村实现由劳动密集向知识密集的转化。CSA通过促进经济上的均衡发展促进文化上的均衡发展，而文化上的均衡发展更有利于经济上的协调统一。

CSA模式下新型城乡生态发展形态（CSA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