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级法院民事一审程序运作状况的调查报告

第一篇：关于中级法院民事一审程序运作状况的调查报告

关于中级法院民事一审程序运作状况的调查报告

上传时间:2011-7-15 浏览次数:1497 王亚新 清华大学法学院 教授 , 徐昕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 教授 , 傅郁林 北京大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学法学院 教授 , 范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一、问题意识、研究目的与调查方法

中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制订于1991年，但自那时以来，伴随着法院系统全面展开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最高法院陆续制订的若干诉讼规则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民事诉讼制度的面貌。尤其是通过从今年四月开始正式施行的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框架在受到美国法强烈影响的同时，似乎也显得越来越接近于大陆法系中德国法系统的民事诉讼

[1]。

不过，规范或制度上的改变不一定意味着诉讼审判实务总会与之保持一致。对于理论界来说，实务中的程序运作到底处于怎样的状况并不十分清楚。总的来看，民事诉讼法学领域中大部分研究所据以立足的对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在司法实践中运作状况的认识，可以说大都建立在一般观察或片段性的数据资料之上，较为系统的实证调查还未真正得到开展 [2]。法院内部进行的调研也因强调服从实际工作需要而存在着局限。由此，我们认为，在一定理论框架的支撑下对诉讼程序和司法制度进行系统的实证调查，可以发挥促进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进一步深人的作用

[3]。

[4]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把研究的焦点对准我国中级法院的民事经济一审案件，首批选择了若干有一定代表性的法院作为样本，就其如何处理这类诉讼案件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调查，力图在获得具体的数据资料基础上掌握并描述其运作程序的一般状况。之所以选择中级法院的民事案件一审程序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出于下列的两点考虑。

第一，我国有2000余个基层法院、200余个中级法院和30余个高级法院，都不同程度地承担了审理一审民事案件的任务。确实，大多数民事一审案件都是由基层法院审理的，中级法院的功能则更多地向上诉审倾斜，受理的民事一审案件相对较少。但从中级法院所处理的民事一审案件相对而言与经济活动的联系更紧密、标的都较大、当事人往往是法人组织、且一般有律师代理等性质来看，通过比较法研究及审判方式改革实践所表现出来的、而且似乎正在成为我国民事诉讼发展方向的程序模式可能更适合于中级以上的法院用来处理民事一审案件

[5]

。与基层法院相比，中级法院在通常处于一定地域的中心城市、通讯交通便利、容易向内外获得并交换各种信息等环境条件方面，也更有可能采用不同于我国民事诉讼传统的纠纷处理方式而更集中地发挥诱导规范及市场秩序形成的功能。所以，如果比较系统地了解到中级法院究竟怎样处理一审民事案件的实际状况，就可能为民事诉讼法学界关于审判方式改革方向或民事诉讼模式的讨论提供更为切实的事实基础。

第二，目前法学界已经开始有了关于基层法院如何处理民事案件以及相关问题的实证性研究成果，不过大都是围绕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或农村地域的基层法院，尤其是其派出法庭的制度及其运作等情况而展开的调查研究，针对中级法院民事一审案件程序运作的研究则似乎完全付之阙如。考虑到这样的研究状况，即使作为一项填补空白的工作，在牵涉到所谓国际上通行的民事诉讼结构是否能够在我国社会里找到确实适合的土壤并真正地扎下根来这一重大问题的领域，对中院的民事一审案件程序运作进行某种有理论支撑的系统性、实证性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相信这样的研究将有助于与现有的实证研究成果在理论上进行深人的对话并刺激调查技术及分析方法的改进。

对应于民事诉讼法学上的所谓热点领域及问题，我们想通过本次调查了解中级法院如何受理民事一审案件、在开庭前有什么样的准备活动、开庭采取什么样式、开庭次数的多少、当事人如何举证、法院依职权从事的证据收集还占多大份量、不同种类的证据方法发挥作用的程度、有多少证人出庭作证、调解与判决结案的分布情况、审结案件一般所需的时间，等等。总之，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获得一套系统详实的数据资料来比较完整地把握并描述中级法院审理民事一审案件的全过程。

达成上述研究目的的最理想方法当然是对200多个中级法院近年来处理的所有民事一审案件、或以此作为母集团对严格按照随机抽样方法抽出的足够样本进行全面调查。但遗憾的是受资源及技术等条件的限制，目前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为了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地接近所设定的研究目标，作为代替性手段我们尝试了一种可称为样本“有限却完整”的方法 [6]

。具体说来，我们首先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沿海东部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内陆西部以及中部地区各选择了一个中级法院作为样本，对其在近三年内审结的民事一审案件程序运作状况进行调查。样本既不是在法院系统内作出了特殊成绩或以大胆的改革措施而出名的“模范”或“典型”，也不是所谓“问题成堆”的单位。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在那些处于“中间状态”因而也更有可能属于“不起眼的大多数”的中级法院，其一审民事案件的审理中所从事的日常性程序运作才具有样本的意义。

根据上述考虑，我们在广东，湖北和贵州分别选定了三个中级法院作为第一批调查对象，经过一定的接触联系之后，于今年5月中旬到7月上旬之间进人现场。在这些法院的热情支持与大力协助下，我们顺利地实施并完成了调查，在每个调查点的工作时间分别为大约一周到十余日左右。调查的具体步骤大体如下：

1.文献资料的收集与阅读。在进入现场之前及展开调查的过程中，尽量取得该法院及所属系统内部的有关文件和出版物等文献资料，以便了解包括司法统计具体数字在内的各种信息。另外对于有关调查对象地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情况的书籍、文章、报道等，也注意收集阅读。从三个中级法院，我们都满载而归，获得了相当丰富的文献资料。2.案件卷宗的全面检索。进入现场开展调查的中心方式就是在对象法院的合作及帮助下对其从1999年到2001年这三年间审结的民事一审案件卷宗进行较全面的检索，以期弄清这些案件处理全过程的种种细节，并总结归纳其程序运作的一般状况。在广东和湖北的中级法院，由于受理审结的案件数量较大，我们采取了抽样的办法。第一次抽样为随机抽样，按案件编号或归档号每隔若干号抽取一件。由于严格按号码的随机抽样经常碰到卷宗尚未归档而引起的空号，同时也考虑到需要适当照顾案件类型及承办法官等方面的普遍性，在第二次则有针对性地对部分类型或由特定法官审理的案件进行了补充抽样。在一审民事案件总体数量较少的贵州的中院，我们采取了尽可能把近三年来审结且已经归档的案件全部加以检索的做法。

为了检索案件卷宗的内容，我们事先设计并准备好了将案件及审理情况尽可能量化的表格，调查者一边阅卷一边把卷宗里的有关信息登录到表格上去，并将量化的指标无法反映却又具有重要意义的信息用文字记录下来。作为抽样检索的结果，在三个中院我们一共调查了384个案件卷宗，其中广东（以下称“A中院”）139件，湖北（以下称“B中院”）176件，贵州（以下称“C中院”）69件。这些样本大致各自相当于其母集团的三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左右。不过，因为在第一次抽样后对数量过多而案情一般又非常简单的银行贷款、拖欠货款等类型的案件进行了适当筛选，并在此基础上再作有针对性的第二次抽样，所以样本能够反映母集团一般情况的程度实际上应该比上述的比例要高一些。

3.审理的旁听、访谈及问卷。在阅读文献和检索案件卷宗的同时，我们有选择地旁听了一些民事案件的实际审理过程，并分别在小范围内对部分法官和律师进行了多次访谈。在访谈的同时或之后，还向从事民事审判工作的法官发放了有关他们如何操作民事一审程序的问卷，对于审判者在诉讼程序的具体运作及其改革方面的意识也做了一定了解。回收到的问卷一共为53份，其中有在A中院发放的18份，B中院的35份（包括附近基层法院的6份），在C中院因故未能发放并回收问卷。

除对上述三个中院进行调查之外，为了获得能够作为参照的资料，我们还抽出时间分别走访了位于这些中院附近的几个基层法院，实施了旁听开庭审理和与法官座谈等调查活动 [7]。

总的来看，这次调查主要采取的是利用统计学分布原理取得相当数量的样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分析的法社会学常规方法，法人类学式的个案分析只作为辅助性的手段。同时，我们从事的调查还可以理解为一种将文献研究（documentary study）、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访谈（interview）和问卷调查（questionnaires）等多种技法综合运用，以便对获得的信息做相互印证的尝试

二、作为调查时象的中级法院一般情况

为了给下面对民事一审案件程序运作状况的描述提供某种有助于理解的一般背景，[8]

。在这里有必要先就作为调查对象的三个中级法院有关情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A中院位于珠江三角洲东北部，辖区面积246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为650万人。该中院的所在地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区域之一，已经实现了全面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B中院位于江汉平原东部，辖区面积约为8467平方公里，人口756万左右，大部分为城镇居民。B中院所在的城市尽管自1992年以来也实现了连续多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但据称已从改革开放以前的全国城市经济实力排名第4位退后到第十几位。C中院位于云贵高原的南部，辖区面积16480平方公里，人口却只有296万左右，其中90%以上为农村户籍人口。该中院所辖地区的7县1市，除中院所在地的市以外，有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六个省级贫困县。

A中院有干警100余人，负责审理一审及二审案件的经济庭有8名审判人员，民事庭有5名审判人员（2002年内拟撤并经济庭，组建民事一至三庭）。中院受理的民事一审案件标的金额为300万到一亿元，在此以下由基层法院管辖，以上由省高院管辖（但涉外及涉港澳台案件标的在150万元以上即归中院管辖）。1999年到2001三年来一审案件收结案的情况如下：经济收案659件，结案610件；民事收案104件，结案87件。B中院有干警5团人，专门负责一审案件的经济一庭和民事一庭，以及负责涉外及知识产权案件的经济三庭共有审判人员约30余人。中院与基层法院关于民事一审案件划分级别管辖的界线为标的金额150万元。三年总的一审案件收结案的情况如下：经济收案1700件，结案1729件；民事收案868件，结案910件。C中院有干警90余人，既管辖一审又审理二审案件的民事庭原有十余名审判人员，经济庭则有六名。但从今年起已撤销经济庭，分为民事一庭二庭，各有审判人员6名。中院管辖民事一审案件的诉讼标的标准定在30万元。三年来一审收结案有递减的倾向：1999年民事收案43件，结案39件，经济收案96件，结案83件；2000年民事收案19件，结案17件，经济收案59件，结案57件；2001年民事收案10件，结案8件，经济收案44件，结案42件。

在三个中级法院我们都发现，去年审结的案件尽管存在完整的统计，但真正已经归档可供随机抽样的卷宗却没有多少。结果，我们不得不放弃对2001年审结案件的抽样，转而采取对已归档的少数卷宗全部调阅的做法。因此，实际上做到了随机抽样的只是1999年和2000两年的案件。

在A中院我们对这两年审结的经济一审案件共抽取了102个卷宗，大约每4件抽取1件，2001年审结的案件则调阅了16件。最多的案件类型依次为银行贷款纠纷，买卖合同货款纠纷，拖欠建筑工程款纠纷，等等。这些样本标的额最大的为5973万元，最小的为152万元。原告和被告为法人或其他组织（如村民委员会等）大约占样本的90%以上。原告方有律师代理的75件，被告方有律师代理的57件。涉外或涉港澳台案件37件。对这两年审结的民事案件则抽取了15个样本，大约相当于每5件抽1件，2001年的案件调阅了6件。常见的案件类型为房地产纠纷，租赁及借款纠纷等。样本标的额最大的为1700万元，最小的为150万元。民事案件当事人为自然人的情况看来比经济案件稍多一点，但绝大多数案件同样都有律师代理。

在B中院，从1999年和2000两年审结的经济一审案件中共抽取了90个卷宗，大约每10件抽取1件，2001年审结的案件未能调阅。常见的案件类型除银行贷款，拖欠建筑工程款等之外，证券回购及企业间拆借等纠纷也较多。样本标的额最大为2831万元，最小为68000新加坡币。原告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有87件，为自然人的有3件；被告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有89件，为自然人的有2件。原告方有律师代理的55件，被告方有律师代理的51件。涉外或涉港澳台案件3件。在上述两年审结的民事案件中共抽样76件，大约每9件抽1件，2001年调阅10件。案件类型中包括了知识产权，涉外婚姻，还有居民个人以区政府等为被告的房屋拆迁还建等多样的纠纷。标的额最大的1900万元，最小的只在1万多元左右。原告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有76件，为自然人的有13件；被告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有79件，为自然人的有巧件。原告方有律师代理的57件，被告方有律师代理的45件。涉外或港澳台案件8件。

在C中院，本来我们打算尽可能调阅从1999年到2001这三年审结的民事经济一审案件，但因为归档的情况不很理想，最后只调阅了1999和2000年的经济案件44件，民事案件18件，大体上分别相当于两类案件统计上总数的1/3和1/4。200l年审结的案件基本上没有归档，只得从书记员手上直接调取了经济案件的3个卷宗和民事案件4个卷宗。这些样本的案件类型除了常见的银行贷款，拖欠货款或工程款之外，还有土地、侵权、析产等纠纷。标的金额最大的50万元，最小的只有6800元。经济案件中，原告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有34件，为自然人的有14件；被告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有41件，为自然人的有7件。原告方有律师代理的21件，被告方有律师代理的15件。只有1件涉港案件。民事案件原告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有6件，为自然人的有17件；被告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有6件，为自然人的有16件。原告方有律师代理的7件，被告方有律师代理的6件。没有看到涉外或涉港澳台案件。

从上面有关样本卷宗的情况介绍可看出，作为调查对象的三个中级法院由于所处地域及其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在区分级别管辖的规定上及实际上的诉讼标的金额，受理案件的数量和所处理的案件类型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不过，经济一审案件90%以上的原被告都为法人及其他组织这一点，却是三个中院的共通点。A与B两个中院的民事一审案件中原被告为法人及组织的也将近90%，但C中院的民事案件却呈现出自然人为原被告的比例远远大于法人及组织的状况。在律师代理诉讼这方面，A与B两个中院60%以上的民事经济一审案件至少原告一方都聘有代理律师，而C中院的经济案件当事人聘请律师的比例则在50%以下，民事案件中有律师代理的比例更降低到了30%左右。在此方面三个中院的共通点则表现为，原告方聘请代理律师的比例都略高于被告方。通过样本卷宗的检索、文献阅读及访谈等，我们还了解到，与所处地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紧密相关并直接影响到程序运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审判人员与案件的比例问题。在这方面，三个中院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差异。A中院长期以来处于人少案多的状况，尽管因为有财力而从社会上按合同工待遇招聘了一些书记员和速记员，但审判人员审理案件工作繁重的情况却并未得到缓解，且越来越繁重。这种情况已经导致了合议庭审理向实质上的承办人独任审理倾斜的现实和在遵守法定审理期限等方面的困难。与此相对，B与C两个中院却是人多案少，B中院已决定了数年之内削减四十余人，而C中院更是苦于受理的民事经济案件数量非常有限。由于收案直接影响到法院的财政经济条件，为了对抗基层法院把大标的案件以分解标的额等方式尽量留在手里的做法，C中院有时不得不对达不到级别管辖标的规定标准的案件也“抢着办”。这种状况直到去年中央采取了对贫困地区法院拨付办案专项经费的资助措施才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尽管存在着上面所述的以及其他种种的差异，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就审判方式的改革而言，无论从对待改革的态度或热情还是从作为改革成果的程序运作现状来看，三个中级法院表现出了明显的共通性。阅读三个中院这些年来自行或在上级法院的指导安排下制订的有关推行或呼吁改革的众多文件，我们体会到了他们对待改革的积极态度和热情。在与不同法院的法官多次座谈时以及从他们提供的问卷中，我们都惊异于他们有关诉讼审判程序运作的观念或意识之新颖和高度的一致性。通过案件卷宗的检索和旁听开庭，我们明显地感受到，至少在中级法院的民事经济审判上，过去曾在司法实践中占据着支配地位的那种“调解型”的或“超职权主义”式的程序运作方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是不复旧貌了。

不过，既然原有的审判方式或程序操作过去习惯的做法大部分已不再明显存在，那么这些中级法院一审民事案件现在的程序运作又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之中呢？这种程序运作还有哪些应该改进的地方，还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呢？这些都是我们打算随着下面根据调查所取得的资料对中院民事一审程序进行描述的过程而加以分析讨论并试图做出回答的课题。但是，在进人这个部分之前，还有必要对我们适用于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或理论预设做一点介绍或解释。显然，如果缺乏一定的哪怕是粗略大致的理论框架或若干基本的理论预设，深人现场的调查应关注哪些现象及事实，哪些资料具有什么意义等问题都不可能解决，真正有成效的实证研究也就无从谈起。当然，在进人现场调查之时，研究者所拥有的理论框架或预设应暂时处于“保留”或“搁置”状态，尽量让事实本身充分“表现自己”。在获得了大量具体数据和感性知识之后，再动员可能已经被事实及数据施加了一定修正的理论框架来整理这些材料。以下，就是对我们试图用来整理数据资料的框架或预设尽可能简洁的一个陈述。

首先我们承认，至少在类型及规模等方面与经济活动紧密相关的民事纠纷处理解决上，应该存在着某种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适性的诉讼或审判模式。这种模式以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成熟的公民意识为背景，在其内在的基本结构和一些外部特征上体现出稳定性和普遍性。换言之，这就是这种模式不能够依空间及条件而随时转移变化的侧面。但另一方面，这种模式的许多具体制度设计与现实的程序操作又可以根据具体的环境和种种制约因素，并随时间的推移及不同的政策要求而改变或重新建构。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诉讼审判制度或程序运作方式本身能够照原样成为我们应该仿效的模式，但是在指向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国际社会范围内，却应该存在着一套共通的、最低限度上是不可变的标准作为我国有关制度建设应该追求达到的目标。作为对这种诉讼审判模式的一个描述，报告人提示了一种称之为“对抗·判定”结构的诉讼模型。简单说来，这个模型的关键之点就在于给予当事人充分的程序保障同时，也要求他们必须对自己的诉讼行为负责；在切实保证法官的程序中立或公正和依法审判的提下，又真正地确立判决的终局性

[9]

。在下面对调查取得的资料进行介绍分析的过程中，这一模型将被利用来为评价三个中级法院的民事一审程序运作状况提供标准。

三、三个中级法院民事一审程序的运作状况 1.案件的受理及开庭前准备

如果把从民事案件的受理到开庭审理之前的过程作为一个诉讼阶段，那么此阶段可以说是近年来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动作最大的重点领域之一。在早已提出的“立（案与）审（理）分离”方针的基础上，近年来法院又确立了实现“大立案”格局的改革目标。就民事诉讼程序的流程而言，所谓“大立案”指的是立案庭不仅负责案件的受理，还要承担起送达诉讼文书，指定承办法官及合议庭组成人员，排定开庭日期并通知公告，指导当事人举证和主持庭前证据交换，以及其他的准备工作。而由审判庭人员组成的合议庭原则上只是在接受立案庭移交来的材料之后和开庭审理时才接触到案件。这项改革的基本理念在于，在做好准备使案件进人开庭的实质性审理后能够提高效率的同时，也遮断了审判人员开庭前与当事人接触的渠道，以便确保其裁判的中立性。在我们进行调查的三个中级法院，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实施这项改革，但也遇到了一些类似的问题或困难。不过，由于作为我们检索对象的案件大都是在上述改革尚未铺开的1999和2000这两年审结的，因此以下介绍的主要是此前的案件受理及庭前准备状况，“大立案”改革的状况拟留待今后再考察。

三个法院在展开上述改革之前受理一审民事案件的做法大体相近。即由立案庭窗口人员接收诉状并初步审查后，填写立案审批表交立案庭庭长签字批准是否受理。诉状及已提交的证据材料再送交审判庭庭长，由其指定承办人、书记员和合议庭成员。此后案件即移交给承办法官，由他（她）负责组织送达。关于从接受诉状到正式立案（以立案庭庭长签字批准日期为准）所需的时间，通过案件卷宗的检索我们只获得了A中院的数据。在全部样本中，7天以内立案的为105件，两周以内的为12件，两周以上为6件。另外两个中院则因立案审批表上未表明接受诉状的日期而无从了解受理所需要的时间，但从访谈等获得的印象，并考虑到这两个法院案源相对都较少，估计立案时间可能会更快。

诉讼文书的送达及其他准备都是作为合议庭成员之一的承办人（可能是审判长也可能不是）一人负责，开庭的日期也由他（她）指定。与如何进行庭前的准备以至与程序流程的整体结构相关，在第一次开庭的日期一般指定在什么时候这个问题上，三个法院之间呈现出了相当的差异。从总体倾向上看，B中院的民事经济一审案件从立案到第一次开庭的时间显得最短，A中院次之，C中院则最长。在B中院经过开庭的全部145个样本中，立案后35天以内开庭的案件为81件，约占样本的56%左右；在两个月以内的为41件，约占28%；两个月以后才第一次开庭的样本则只有23件，约占16%左右。与此相对，A中院经过开庭的112个样本中，立案后35天以内开庭的案件为21件，仅占样本的19%左右；在两个月以内开庭最多，达57件，约占51%；两个月之后才第一次开庭的样本为34件，约占30%左右。C中院经过开庭的32个样本中

[10]，立案后35天以内开庭的案件有11件，约占样本的34%左右；在两个月以内的则仅为5件，约占16%；两个月以后才第一次开庭的样本多达16件，约占50%左右。

综合我们获得的多种信息，这里体现出来的区别主要应该用三个法院在开庭前准备方式上的不同倾向来说明。B中院之所以受理案件后35天以内就早期开庭的情况最为普遍，是因为与承办人员往往在送达诉状时就直接指定开庭日期，庭前也较少做准备而倾向于“直接开庭”式的做法密切相关

[11]

。与此不同，A中院则因广东省法院系统从1998年起广泛试行证据交换等充实庭前准备的改革，所以承办法官在认为有必要时往往于正式开庭之前先召集当事人到庭交换证据，在此时或之后再视情况指定开庭日期。从三个法院的卷宗样本来看，比较明显的证据交换程序只存在于A中院的案件中。在其全部样本中，有庭前证据交换明确记录的案件为43个，其中交换两次的有3件，交换3次和5次的各1件。这可以视为A中院自案件受理后两个月内开庭的情况多于早期开庭的主要原因。至于为什么C中院的案件在立案后两个月以上才正式开庭的情况最多，我们从卷宗检索得到的印象是因为许多情况下承办法官及合议庭往往倾向于在庭前做大量把握了解案情的工作。对于这些工作的形式与内容，在下一节正面讨论“究竟什么是开庭”这个问题时我们再来考虑。

关于是“直接开庭”还是在开庭前先从事充分的准备，在不同法官之间以及处理不同案情的案件时也存在着差异。例如，在A中院访谈时有几位法官就明确表示，只要不是特殊复杂的案件，他们只是在开庭前的二、三十分钟内才把案件有关的卷宗材料浏览一下，其他情况都是上庭以后再去听取了解。即使当事人之间进行证据交换，一般也是到法院办公室由书记员负责交接记录，实际上的场面已经有点类似于法院人员在场的双方当事人相互送达书证或其他法律文书。相反，另外一些法官则说，除了确实很简单的案件之外，自己经常会通过深人阅卷和召集当事人双方到庭并亲自主持证据交换等方法来尽力做到开庭前就对案情心里有数。从我们发放并回收的问卷来看，对于“收到诉状等案件材料后，是在什么时候指定开庭日期？”这一问题，有43人回答“送达时指定”，25人选择“等被告答辩后再指定”等答案

[12]

。A中院法官选择后一回答的比例略高于B中院。与此相应，对于“一般在程序的什么阶段觉得能够大体上掌握案情”这一问题，则有41人回答在即将开庭或进人庭审之后，16人回答在庭前的准备活动中。两中院法官选择回答的比例大体一致。这样的状况既反映了“一步到庭”式的程序运作较广泛地存在，同时也说明具体的操作完全可能因人以及因案情而异的现实。

不过，随美国法影响的增大及德日等国调整其审理结构的动向，区分明确的准备阶段与开庭确实正在成为一种较普遍的趋势。从这样的背景来看，最近在法院铺开的“大立案”改革值得继续关注，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磨合这种改革真能在法院的审判实务中广泛地扎下根来，就意味着可能形成一种原理及操作技术上相对统一的程序运作方式

2.开庭审理的样式与把握案情的渠道

强调必须以开庭审理作为诉讼程序的中心环节，一直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基本要求。从反映三个中级法院一审程序运作状况的卷宗样本以及其他调查来看，开庭审理似乎确实已经取得了备受重视或中心的位置。无论哪个法院，只要是以判决结案或大部分以调解终结的案件，在卷宗里都至少有一份显得相当规范的庭审笔录。而且，在不同法院旁听的若干个案件开庭审理中，我们还真切地感受到了当事人双方唇枪舌战的实质性对抗过程。但是，在阅卷及访谈时，我们也发生了这样的疑问：如果主要仅仅靠的是正式的开庭审理，法官能够获得正确解决案件所需的充分信息吗？他们还可能通过哪些渠道来了解把握案情？与这类疑问紧密相关，同时也作为我们必须解决如何计算每个案件有多少次开庭的技术性先决条件，一个中心的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才算是“开庭审理”呢？

如果就法定程序及我们在调查中所观察到的形式而言，这个问题显得并不难回答。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开庭审理”看来在外观上应该达到以下的条件。即：①依法定程序进行了事先的送达和为了实现公开审判原则的提前公告；②合议庭成员全体到庭主持审理；③由书记员做正规的庭审笔录；④在法院内的审判庭上进行审理；⑤审理原则上按法定的顺序进行；⑥法官身着制服或法袍就座。在大部分卷宗样本中我们看到，记录表明至少有一次开庭在上述主要或实质性的条件上都能得到满足，这些条件也就成为我们计算每个案件是否有过正式的开庭审理以及究竟有过几次的标准。不过我们也注意到，除了上述意义上正式的“开庭审理”之外，许多案件还存在着承办法官以相当简便的方式召集当事人双方来交流信息或谋求纠纷解决的情形。除了庭前的证据交换这一已经获得了明确定位的方式外，这类场合显得非常的多种多样：一般都不是合议庭而是由承办法官一人出面，通常他当然也不会着正规的服装；有的时候召集当事人本人，而有的时候叫来的只是双方律师；传唤往往采取打电话等简便的办法；场所不一定在法庭而可以是法官办公室、会议室、甚或法院外的某个地方；尽管一般都有书记员做记录，但形式相当简便且名称可以是“询问笔录”，“讯问笔录”，“调查笔录”，“质证笔录”，“谈话笔录”，“问话笔录”，“对账笔录”，“调解笔录”，等等。如这些名称所示，其功能也极其多种多样：既可能是双方主张或看法的相互交换及对程序如何进行的协商安排，也可能是证据的提出、质证和核实，还可能是当事人的辩论和法官的调解，甚至可能是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调查，以及所有上述作用的混合。在这里，让我们暂且把类似的这些场面或情境都统称为“非正式的开庭”好了。

就卷宗样本中的体现出来的开庭情况来看，三个法院在这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区别。一般而言，A中院的卷宗样本中尽管远不是没有“非正式”的开庭，但相对而言这种情形显得较少。在B中院与C中院的卷宗样本中这类场景却大体上以同等的频度更多地出现，不过前者的这些“非正式的开庭”往往在正式开庭之后才进行，而后者的同样情况则大多出现在正式开庭之前。看来，这里的区别也许能以下列的观察来加以说明。首先，A中院的程序运作中这类场面之所以出现得少，可能应归因于庭前证据交换较为普遍的存在。在表现形式与实际功能上，相信证据交换与上述“非正式开庭”的不少场面实质上并无根本区别，只不过前者显得“有名有份”而后者往往“无以名之”而已。此外，A中院的案件样本中两次以上正式开庭的比例也比另两个中院稍大一点

[1]，这大概也是其非正式开庭的情形相对少些的理由之一。其次，B中院的“非正式开庭”往往出现于正式开庭之后，看来与其“一步到庭”式的程序运作倾向有关。在早期开庭之后，既然一般形式上已经满足了法定的程序要求，以下进一步把握案情以处理纠纷的工作就可能在不拘形式而较为节约资源的场面中来进行了。最后，对于C中院的许多样本都表现出先通过“非正式开庭”式的场景来了解把握案件信息，再来举行正式的开庭等现象，则可能用其保留了较多过去审判中习惯的做法来作出说明。

上述这些所谓“非正式开庭”的做法，尽管法无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确有其必要性。符合上面列举的所有那些条件的正式开庭审理，确实是一种旨在给予当事人最充分的程序保障的“重装备”式程序

[2]

。不过，仅仅有一两次这样的场面有时并不足以使当事人和法官获得妥善处理纠纷所需的充分信息，另一方面多次反复使用这种程序无疑既影响诉讼效率又带来沉重的成本负担。这种情况下，在给予当事人提供最低限度的程度保障的同时，又大幅度地简化程序来设定双方当事人与法官围绕纠纷的解决进行信息交流和对话的场面，就超越不同的诉讼制度而成为一种普遍的必要。德国、日本等国民事诉讼中的“程序协议期日”，“准备期日”及“和解期日”，美国的“庭前会议”（pretrial conference）及“听审”（hearing）等场面，都可以理解为因这种需要应运而生的程序。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国中级法院一审民事程序中的类似现象，只要满足了来自程序保障要求的一定条件，无论出现在正式开庭前还是在开庭之后，无论其有着如何多样的形式或名称，都有可能得到正当化，并可以考虑纳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视野和正式的制度设计之中。

不过，这里的问题是：应当适用于这类场境的程序保障最低限度要求的边界在哪里呢？而与这种基准相对照，样本中“非正式开庭”的场境又表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呢？显然，虽是“非正式”却称为“开庭”，这些场境应该在相当程度上满足“公开，对席，口头，直接”诸原则的要求。一般而言，当事人双方都到场，大体上就可以做到对当事人的公开和对席的口头辩论，而作为合议庭成员之一的承办法官出面主持，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出实体裁判的法官必须听取当事人辩论的直接原则。从这样的标准来看，样本中大多数“非正式开庭”的场面尽管没有一般公开，而且在事前通知的方法、记录形式以及场所和服装等方面做了大幅度的简化，但只要实质性的信息交流由双方当事人在法官面前进行，都可以认为达到了上述的最低要求。不过，出现在三个中院不少样本中正式开庭以外的场面，仍有相当一部分还达不到这样的要求。这类情况有时确实显得情有可原，如通知双方当事人来法院却只有一方到场，结果做了“调查笔录”；还有当事人一方因事找到法院要求反映情况，在卷宗里留下“谈话笔录”等等情境，如果此后切实做到使这些材料与不在场的当事人见面，确保他们有对其内容发表意见的机会，则程序保障方面的“瑕疵”就能够得到“治愈”。问题是样本中还表现出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即承办法官一开始就仅仅通知一方当事人到场，留下的却是“询问笔录”，“调查笔录”乃至“质证笔录”

[3]

。甚至有的法官对一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通过电话让另一方当事人质证，从而形成“电话质证笔录”。这种场面在任何意义上显然都已经不能被称为“开庭”，法官在类似的情境中失去了形式上的中立，另一方当事人也被剥夺了起码的程序保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法官和律师的访谈中我们还感觉到，似乎从专家到当事人都较少有人真正认识到这类场面的存在成问题。

总体上看，在诉讼审判应该主要通过开庭这一形式或场面来了解把握案情并解决纠纷的意义上，以开庭审理为中心的观念已经成为支配我国实务界的共识。而且我们调查的样本也表明至少有一次正式的开庭审理已成为大多数案件程序进行的重要环节之一。这些都是审判方式改革带来的重要成果。然而，作为进一步了解案情推进程序并解决案件的重要渠道，在能够满足程序保障最低限度要求的所谓“非正式开庭”场境与不能为当事人提供起码程序保障的做法之间，我国实务界还未能划出一条明确的规范性界线，甚至也还没有形成有关的普遍意识。考虑到在实际办案过程中还可能存在从案件卷宗里不能反映出来，但法官却仍可接触案情的其他更成问题的渠道，不能不说围绕程序保障的最低基准还缺乏上述界线及有关意识的现状值得我们认真对待。3.证据的收集提出及运用的状况

审判方式的改革自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减少法院的调查取证始，今年最高法院有关诉讼证据的规则出台，意味着证据制度仍然是程序方面改革的重点和进展最大的领域之一。自然，中院在最高法院上述规则于今年四月正式实施之前在证据领域的实务状况究竟如何，也就成为我们此次调查一个重要的关注点。以下，首先介绍一下我们所看到的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与当事人举证的关系。

从与法官和律师的座谈中，我们体会到了这些年来中级法院民事诉讼实务的最大变化，正在于当事人举证已经成为法院获得纠纷信息的主流，而依职权调查取证仅仅居于一种辅助性的地位。不少法官和律师都表示，据他们在诉讼实务中的感觉，恐怕每办二十个案件才会有一件出现法院依职权的调查取证。关于法院大致在什么时候实现的从依职权取证为主到当事人举证为主这一转换，三个中院似乎有所不同。B中院可能最早，大约在90年代初期就开始实现了这个转换。A中院次之，是在卯年代前半期实现的转换，不过其转换大概最为彻底。而C中院则较晚，据说到卯年代的后半期才真正转换过来。从检索的案件卷宗来看，A中院的样本中表明有依职权调查的案件为16个，占总样本大约不到12%的比例，同一案件有两次以上职权调查的样本也只是2个

[4]

；B中院有依职权调查的样本为23个，占总样本的13%，其中有两次以上职权调查的案件则为7个；C中院有依职权调查的样本16个，占总样本的20%，两次以上职权调查的案件为6个。并且，因C中院的样本总体上还包含有若干属于“找案办”而记录明显不全的案件，所以上列比例实际上可能还会更高一些。

看来，虽说三个中院在当事人举证已成为诉讼实务主流这一点上大致是共通的，但在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的力度上还存在微妙的差异。这种差异还作为法官之间个性及倾向的不同，也反映在问卷调查的结果上。对于“如何处理依职权收集证据”这一提问，在A中院回收的18份问卷中，回答“基本上没有主动”或只是因“当事人申请”而进行职权调查的为8人，选择“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有9人，选择“只要认为有必要就会主动收集证据”的仅有1人；而在B中院的35份问卷中，选择不主动实施职权调查的有11人，选择视具体情况而定的6人，选择最后一个回答的则有巧人。估计C中院法官的意识分布很有可能与B中院的上述情况相似。对于这种认识或倾向上的微妙差异，除了可能以实务操作习惯的区别、案件类型乃至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等来加以说明之外，一个我们相信是极为重要的技术性因素就在于，A中院长期处于人少案多的压力之下，法官在访谈中屡次描述了即便想主动去调查取证也缺乏时间精力的状况。与此相对，B中院和C中院在这方面却还存在着较大的回旋余地。

关于证据，我们在调研中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各种不同的证据方法在中院的民事一审诉讼实务中都起到何种程度的作用呢？作为结论，我们发现书证具有压倒的重要性，而证人证言所起的作用既非常有限，而且在其提出和审查的方式上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从卷宗样本来看，在三个中院的所有案件中都提交有书证，这种证据得到了最为普遍的运用。甚至不妨说，在大多数样本中书证看上去几乎就是惟一的证据方法，而且许多案件确实主要是依靠书证才得以解决的。其他证据方法连在样本中表现出来的概率都不高。具体而言，除无所不在的书证以外，A中院的样本中出现证人证言的有16个，而我们只发现有1个样本存在证人出庭作证的明确记录

[5]

；B中院的样本中有证人证言的比例降低，绝对数量却同样是16个，其中两个案件有证人出庭作证；C中院的样本中证人证言出现的频度最高，达18个，且有证人出庭的也是两个。三个法院全部样本中其他种类证据方法出现的频度如下：有鉴定的28件，有物证（主要是照片）的7件，有勘验笔录和视听资料的各1件。

书证作用的普遍性和关键性以及证人证言的局限在访谈中也得到了法官们的一致承认，不少人指出，中院的民事经济审判几乎全都建立在书证之上，而证人证言数量既少，也很难依靠。一般而言，与经济活动紧密相关的纠纷在发生之前和之后的过程中都会制作大量的书面材料，而且只要涉及的财产或标的足够大，当事人往往都比较慎重并注意留下保存相关文书。另一方面，证人因经常与纠纷本身或当事人有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而倾向于不说或不完全说真话，对其提供的证言很难采信。从问卷来看，对于“是否有过采信证人证言的情况”这一提问，在A中院（18份问卷）回答“有过，但不多”的法官为17人，有1人回答“极少有过”，没有人选择“很多”这一回答；在B中院（35份问卷）选择“有过，但不多”的为27人，还有2人回答“极少有过”，不过选择“很多”的也有6人（其中2人为基层法院法官）。

证人证言很难得到采信的状况看来既与其提交的状况有关，也影响到了法官取得及审查这种证据的方式。一方当事人或其代理律师常常不是申请及努力动员证人出庭（这样做也许难度更大且所需的成本也更高），而是要他们出具书面证言，或找到证人交谈后再以记录的方式提出证言。这样的提出方法当然会使法官在决定是否采信证言时更为慎重。另一方面，为了提高证人证言的可信度，法官也有可能通过职权调查去直接获取这种证据。现实中这两种情形实际上已替代了证人出庭作证，而体现于其中的证人证言实际作用低下及其审查提交的书面方式甚至可能影响到开庭审理的样式以至整个诉讼结构 [6]。看来，民事诉讼法学界的有关研究还不能仅仅停留在大声疾呼证人应当出庭的规范性要求和证人出庭后应怎样进行询问等层面上，还有必要进一步思考促使他们出庭的机制或条件，包括探索在实务中对这一规范性要求如何才能真正形成共识的途径。

4.结案方式

我们在调查中还感受到，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给中级法院一审程序运作带来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恐怕就发生在结案方式上了。原来那种围绕调解这个中心而运转的审判方式，以及以调解结案率高低来衡量法官工作成绩等等做法，至少从中院的民事程序来看似乎早已不复存在。就我们检索的案件样本所显示的结案状况而言，A中院的判决结案率占总样本的61%（其中包括11个缺席判决），调解结案率为16%，撤诉率为16%，还有9%左右的裁定驳回起诉；B中院的判决结案率占总样本的76%（包括8个缺席判决），调解结案率为16%，撤诉率为10%，裁定驳回起诉较少，只有3件，其他则为移送管辖，诉讼终结等。这个比例与我们从两个中院获得的统计资料相对照，结果大体上是相近的 [7]。C中院的判决结案率相对较低而调解结案率稍高，除去“找案办”的案件（因不符合级别管辖规定，只能采取调解方法）以外，判决结案率占总样本的54%（包括7个缺席判决），调解结案率为34%，撤诉率则为9%。在C中院我们未能取得显示结案方式比率的统计数据。

在这方面，问卷调查的结果反映出来的法官意识状况则比较复杂或微妙，对于“怎样看待和运用调解方法”这一提问，在A中院的18份问卷中，选择“认为很重要也有效，经常运用”的有3人，选择“认为对于诉讼不是很重要，运用得不多”的有4人，有10人则选择“不能一概而论，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在B中院的35份问卷中，选择第一个回答的有8人（其中2人是基层法院法官），选择第二个回答的有5人（其中1人为基层法院法官），选择第三个回答的为21人。对于“在您审结的案件中各种结案方式大约各占多大比例”这一问题，A中院选择判决80%以上；调解20%以下的最多，为13人；B中院选择同一比例的也有12人，但更多的选择集中在判决50-70%；调解30-40%，在这一比例上，还有4人选择的是调解结案率大于判决结案率。

总体上看来，判决结案远远多于调解结案，程序运作中更加重视达到判决的过程已经成为三个中院一般的倾向。这意味着原来支配着我国民事诉讼实务的那种“调解型”审判方式至少在我们所调查的中院一审民事案件程序这个层次上差不多已经基本消失。然而，更多的判决结案率却也意味着如何切实保障判决本身的正当性成为关键问题。牵涉到判决正当性内容的重构或重新认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民事诉讼法学界这些年来一直在鼓吹的“将绝对客观真实转换为法律真实”这一命题究竟为法官们如何看待，在诉讼实务中又是否真的得到了运用呢？

为此我们的问卷设定了“如何看待和运用按照举证责任的分配来决定诉讼胜败”这一问题。在A中院的18份问卷中，选择“如果当事人不能继续举证，即使案件关键事实不清也应做出判决让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败诉”有13人，有4人选择“依举证责任的分配来决定胜负的方法应尽量避免”，其中有1位法官还就“避免的方法”列举了依职权主动调查，多做调解，动员撤诉等等措施，但无人选择第三项回答，即“不应按照举证责任来决定当事人两方谁胜谁负”。对于同一设问，在B中院的35份问卷中，选择上述第一项回答的有24人，选择第二项的有5人，其中的3人列举了同样的避免方法，有2人选择第三项回答，还有2人在“其他”栏写明“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8]。关于在诉讼实践中按照举证责任的分配来决定胜负的方法是否得到了运用，通过访谈等我们获得的印象是，这样的情况尽管不是很多，但确实是存在的。有几位接受访谈的法官就明确表示自己用这样的方法结过案，而且这只是近些年来才有的事情。从法官们关于举证责任的意识及在实务中的运用来看，诉讼原则上是当事人自己解决问题的过程且他们必须自行对诉讼结果负责的观念和相关的程序运作似乎已经得到确立。但是，在内在逻辑上与这样的观念及运作并非毫无冲突矛盾的制度同时却也存在于诉讼实务之中。就案件的终结而言，这就是有关审限的规范及实践中制度性的做法。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使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民事一审案件应在6个月内审结，特殊情况报本院院长批准后可延长6个月，需要再延长的必须报上级法院批准。这一规范在我们所调查的法院都得到了高度重视，一般还经常以加强检查和把超审限审结案件的比例与法官的奖惩挂钩等做法来尽力保证这条规定切实得到遵守。确实，从提高诉讼效率消除诉讼迟延减少积案这一角度来看，这条规定以及在实务中的相应做法都是很有必要的。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规范和做法在逻辑上意味着要求法官对诉讼程序的展开及其结果负责，与当事人主体性及自我责任的原理是可能发生冲突的。这也是确立了上述原理的诉讼制度很少发现有审限规定的原因所在。反过来看，也许必须说在我们的诉讼制度和审判实务中，当事人主体性及自我责任的原理还未全面地得到确立。

四、初步的结论

根据对三个中院进行的调查结果，关于我国中级法院民事一审案件程序运作的现状，我们得出的初步结论是：

1.建立较完整的庭前准备程序，做好准备后，一次性开庭即审结案件的两阶段诉讼结构，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实务界都已成为得到广泛支持的程序改革方向，但我们的资料及观察显示这样的结构尚未在审判实践中真正成形并稳定下来。不过，随着“大立案”改革的全面铺开和今年4月以后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则得到普遍适用，这种状况可能会在将来有所改变。对这方面程序运作状况的可能变化进行跟踪观察是我们下一步调查的任务之一。

2.在证据的收集与提出这一层面，已经基本确立了当事人发挥其主体性并自行负责的机制，但在案件的实体形成上法官却仍然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同时，尽管在审理与结案方式上都已实现了从以调解到以判决为中心的转换，但是判决缺乏终局性的状况并无改变。相信这是基本上仍由法官决定审理对象的前提下使判决得到正当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反过来看，如果从制度上通过改变审判监督程序来强化判决的终局性，则法官在案件实体形成层面上的主导权很可能动摇。因此，目前这种权与责在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分配状况可以理解为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均衡。

3.调查表明，不同地域、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在适用同样诉讼规则的情境下显示出千差万别的特色，但又在一般层面及特定法院内存在着共通的大致倾向。许多法官的做法在相当程度上都具有连贯性，保持着他们的特色和个性。这些特色并不以规则的改变、甚至表层观念的改变为转移。因此，普适性的诉讼规则，是否应考虑、以及如何考虑民事诉讼实践中的地方性知识，是我们下一步重点关注的问题。

第二篇：一审民事审判书

第一审民事判决书格式

来源： 作者： 日期：09-11-27

××××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民初字第×号

原告……(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写明姓名和职务)

法定代理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委托代理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被告……(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写明姓名和职务)

法定代理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委托代理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第三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写明姓名和职务)

法定代理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委托代理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写明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和案由)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或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公开(或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写明本案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概述原告提出的具体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

被告×××辩称……(概述被告答辩的主要内容)

第三人×××述称……(概述第三人的主要意见)

经审理查明……(写明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本院认为……(写明判决的理由)依照……(写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项)的规定，判决

如下：

……(写明判决结果)

……(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人民法院。

审判长 ×××

审判员 ×××

审判员 ×××

××××年××月××日

第三篇：代理词（民事一审用）

审判长、审判员：依照法律规定，受原告（或被告）的委托和хх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我担任原告（或被告）хх的诉讼代理人，参与本案诉讼活动。开庭前，我听取了被代理人的陈述，查阅了本案案卷材料，进行了必要的调查。现发表如下代理意见：……（阐明案件事实、诉讼请求的依据和理由，或阐明反驳原告起诉的事实、诉讼请求的依据和理由）……（提出建议）。хх律师事务所律师ххх年х月х日

第四篇：委托代理合同(民事一审)

XXXX律师事务所民事一审诉讼委托代理合同

委托代理合同

【2012】民初字第号

委 托 方：（以下简称甲方）

电话：住址：受 托 方：XXXX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乙方）

地址：

电话：传真：

甲方因与民事纠纷一案，委托乙方提供律师代理服务，订立如下合同，双方共同遵照履行：

1、积极、负责地为甲方解答法律咨询，努力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

2、按本合同第五条所约定的服务范围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

第五条乙方提供法律服务内容（以括号中画“√”选中为准）：

1、案件开庭之前的调查取证；【】

2、参加法庭审理；【】

3、参加法庭审理之外的调解；【】

4、代为签收法律文书；【】

5、代为起草上诉状；【】

第六条 代理费用及支付方式：

根据《XX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暂行）》[2006]258号之规定，并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同意按如下第项方式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及其他办案费用，以保证乙方的代理工作正常进行：

1、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甲方一次性支付代理费元；

2、自本合同签订时，甲方先期支付代理费元，待一审法律文书（含当事人自行达成的调解协议）制作完毕后三日内，甲方另按起诉状中所列争议标的额的％向乙方支付代理费，甲方先期支付的代理费可以从中扣除；

3、自本合同签订时，甲方先期支付代理费元，待一审法律文书（含当事人自行达成的调解协议）制作完毕后三日内，甲方另按起诉状中所列争议标的额的％向乙方支付代理费，甲方先期支付的代理费不予从中扣除；

第七条甲方因律师过错提出终止委托关系的，乙方应当退还预收的全部律师代理费。非因律师过错而终止委托关系的，乙方所收取的律师服务费不予退还。

乙方因甲方过错或所提要求超出合理范围而终止委托关系的，乙方应当退还根据承办该法律事务的实际支出进行相应扣减，余额部分退还甲方。

第八条 乙方律师到本市（XX市区）以外地区办案所需差旅费、食宿费等实际支出由 甲方承担。

乙方律师应向甲方提供费用概算，经甲方签字确认后由甲方预先支付。乙方应提供差旅费用清单及有效凭证，否则甲方有权要求返还预付的差旅费

第九条 本合同有效期应自甲乙双方签订之日起至本案终结（包括判决、庭内调解、案 外和解、撤诉）之日止。

第十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一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通过协商再行约定，并可订立补充合同。

委托方：（签章）受托方：XXXX律师事务所（签章）

委托代理人：代理律师：

签约时间：年日

签约地点：

第五篇：民事庭审程序

民事案件庭审程序提纲

来源：泊头市人民法院网 作者：泊头市人民法院

（一）书记员：

？：清点当事人及诉讼参加人情况；

？：请原、被告把开庭传票呈交法庭；

？:宣布法庭纪律；

？:当事人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或审判员）入庭；

？：（面向审判人员）报告审判长（或审判员）各方当事人及诉讼参加人均已到庭（或×告已到庭，×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请审判长（或审判员）开庭。

（二）审判人员：

1、法庭准备阶段：

？：请坐下；

？：敲击法槌，现在开庭；

？：泊头市人民法院××审判庭（或×××人民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或第二款）的规定，公开（或不公开）审理×××与×××、××纠纷一案；

？：核对当事人及诉讼参加人的基本情况；

？：（当事人是自然人的）原告、被告、第三人讲一下姓名、出生时间、民族、职业及住址；

？：（当事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讲一下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名称、住所地、单位性质，（涉及经济纠纷的问清开户银行及帐号）； ？：讲一下法定代表人的姓名和职务（宣读法定代表人证明）；

？：原告（被告、第三人）××代理人（不是律师的）讲一下姓名、与原告（或被告、第三人）的关系，出生时间，民族，职业，住址及代理权限；（是律师的）×告委托代理人讲一下姓名、单位职务及代理权限（宣读授权委托书）；

？：各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身份及主体资格有无异议；

？：各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的身份主体资格无异议，可以参加本案诉讼（如有异议应当根据审查情况及时作出决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一款（或第二款）的规定，审理本案由审判员×××、×××、×××（或由审判员×××、助理审判员×××、陪审员×××）组成合议庭（重、再审案件可讲，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简易程序可讲：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审判员×××担任审判长，书记员×××担任法庭记录；

？：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本案缺席审判；（原告不出庭按第一百二十九条当庭裁决按撤诉处理）

？：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本院已在立案和送达起诉状时书面告知各方当事人，本庭不再复述；

？：各方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按原告、被告、第三的顺序询问）；

2、法庭调查阶段：

？：进行法庭调查；

？：各方当事人是否有证人出庭作证；

？：传各方证人到庭（集中交待权利、义务；如只有一个证人的，可在传唤出庭作证时交待权利、义务）；

？：证人讲一下姓名、出生时间、民族、职业及住址；

？：证人讲一下与各方当事人的关系；

？：证人出庭作证应如实陈述所知道的与本案有关的事实，做伪证要负法律责任，听清了；

？：请证人在出庭作证保证书上签字；

？：请证人暂时退庭，听候传唤；

？：由原告宣读起诉状；

？：原告对起诉状内容还有补充的吗；

？：原告就你增加的诉讼请求，应立即交纳（或限×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元，听清了吗；（立即交纳时，宣布休庭，敲击法槌）。？：被告就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是否需要答辩期限；

？：（请求答辩期限的），根据被告的请求本案定于×月×日再开庭审理（并当庭送达开庭传票），当事人核对笔录，休庭（敲击法槌）； ？：（被告不需要答辩期限的），被告宣读答辩状；

？：被告除答辩状内容外，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被告无书面答辩的）被告口头答辩；

？：（被告提起反诉的）根据被告的反诉请求，你应立即（或限×日

内）交纳反诉费×××元，（立即交纳的应宣布休庭、敲击法槌）； ？：反诉被告对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是否需要答辩期；

？：（请求答辩期限的）根据反诉被告要求答辩期的请求，本案定于×月×日再开庭审理（并当庭送达开庭传票），当事人核对笔录，休庭（敲击法槌）；

？：（不请求答辩期限的）反诉被告对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进行口头答辩：

？：第三人进行陈述；

？：（不属争执焦点而又必须查明的问题），请原告（或被告）回答××问题……；

？：本案经庭前证据交换、调解及根据原、被告的起诉和答辩，对××事实、××证据，予以确认；

？：（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争执的），因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所诉事实无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不再继续法庭调查和举证、质证、直接进行法庭调解；

？：原告是否同意调解；

？：被告是否同意调解；

？：（原、被告对案件事实证据有争议的）本案归纳如下争执焦点……； ？：各方当事人对本庭归纳的争执焦点是否有异议；

？：原告就第一个争执焦点（而后就是第二个……）陈述举证； ？：被告质证；

？：被告对××焦点举证；

？：原告质证；

？：传原告方（或被告方、第三人方）证人×××出庭作证； ？：证人×××就你知道的与本案有关的事实如实作证； ？：各方当事人、代理人对证人有发问的吗；

？：请证人核对笔录并签名；

？：请证人退庭；

？：本案对原告（或被告、第三人）在×个争执焦点中提供的所有证据及证人出庭做证情况给予分析并确认或不予采信（不能当庭确认的合议后再确认，或暂不确认。同时讲明确认或不采信的理由）； ？：各方当事人就法庭调查还有补充的吗；

？：（如认为需要或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的）原告（或被告）应在×月×日前把证据提交本庭，于×月×日再开庭审理，休庭，核对笔录（敲击法槌）；

3、法庭辩论阶段：

？：法庭调查结束，进行法庭辩论；

？：原、被告是否需要法庭辩论；

？：先由原告及其××代理人发言；

？：被告及其××代理人发言；

？：第一轮辩论结束，进行自由辩论，双方还有需要辩论的吗； ？：法庭辩论结束，各方当事人还有什么最后陈述的；

4、法庭调解阶段:

？：现在进行法庭调解，原告是否同意调解；

？：被告是否同意调解；

？：（双方同意调解时）由原告陈述调解意见；

？：被告是否同意原告的意见；

？：（被告不同意时）被告说一下你的调解意见。

？：原告是否同意被告意见；

？：（双方分岐较大时）双方不能达成和解协议，本庭不再调解；（或本庭定于×月×日再行调解）；

？：法庭调解结束；

5、法庭宣判阶段：

？：（如定期宣判）各方当事人于×月×日到本庭听候宣判，领取判决书，休庭后核对笔录，休庭，（敲击法槌）；

？：（如当庭宣判）休庭××分钟后继续开庭，休庭（敲击法槌）； ？：（敲击法槌）继续开庭；

（宣判）……根据《××法》×条××款判决如下：

（书记员喊：当事人起立）……

？：原告（或被告、第三人）听清了吗，是否上诉；

（判决离婚的案件）本判决生效前，原、被告不得再婚；

？：各方当事人于×月×日到本院××庭领取判决书，闭庭后核对笔录，闭庭（敲击法槌）；

？：书记员：当事人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