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PPP的发展历程
中国PPP的发展历程
大岳咨询公司 金永祥
十八大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PPP（即公商合作）模式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财政部楼部长指出：“在当前创新城镇化投融资体制、着力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积极推动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推广使用PPP模式,不仅是一次微观层面的操作方式升级,更是一次宏观层面的体制机制变革。”
当前PPP成为了落实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重要的历史时刻，回顾PPP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将能对吸收PPP适于中国国情的知识积累并推动PPP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引入中国，PPP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现在进入了第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探索阶段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1993年是我国PPP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探索阶段。探索阶段的出现有两个背景：第一，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吸引了很多境外资金进入我国，其中有一部分资金尝试性的进入了基础设施领域。第二，80年代中期中等发达国家出现了债务危机，为了推动经济继续发展，土耳其首先出现了BOT模式，然后被其它发展中国家效仿，香港商人也把这个概念带入了我国。
此阶段，我国没有与BOT直接相关的法规，也没有规范的审批程序，地方往往向中央主要领导汇报并获得首肯后执行。
探索阶段的代表项目有深圳沙角B电厂BOT项目、广州白天鹅饭店和北京国际饭店等。沙角B项目作为BOT受到了国内外广泛认可，并已在15年特许经营期满后于2000年成功移交给当地政府。由于项目时间较早，文件较简单只有几页纸。项目的外商是广东华侨，其在商业因素外还有回报家乡的意思，这也是在合同简单条件下项目能顺利执行的原因。当然，项目也留下了一些教训。比如，投资商是按照特许经营期限进行项目设计的，很多设施在移交给政府后需要重新建设，这个经验在1994年北京做BOT研究时被写进了报告，后期大岳咨询公司做的BOT项目中对移交时项目设施的状态都做出了明确且严格的规定。
探索阶段的项目都是投资人发起、通过谈判和政府达成一致的，没有招标过程。这些项目也是地方政府自发进行的，没有中央政府的关注、总结和大规模推广。
第二阶段—试点阶段
1994年到2002年是我国PPP发展的第二阶段—试点阶段。本人是在这个阶段开始研究和从事PPP工作的，迄今20年。国内学术界较早研究PPP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
试点阶段的工作是国家计委有组织地推动的，这点与探索阶段不同。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以及当年底召开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设施市场化投融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199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后，国家计委开始研究投融资体制改革，包括BOT可行性问题。1993年底国家计委官员下海成立了博拓投资公司，其英文就是BOT。博拓公司成立后开始运作北京的京通快速路BOT项目，由于某种原因未能成功，最后首创公司代表政府投资建设。1994年国家计委选择了五个BOT试点项目—广西来宾B电厂项目、成都第六水厂项目、广东电白高速公路项目、武汉军山长江大桥项目和长沙望城电厂项目。当年底又有一批国家计委官员下海成立了大地桥基础设施投资咨询公司，其英文名Bridge Of Trust的缩写也是BOT。大地桥成立后开始为来宾B电厂项目做准备，1995年5月来宾B获得了国家计委的批准。由此可以确定1994年是BOT试点项目的起点，可以称为中国PPP元年。
1995年8月国家计委、电力部、交通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试办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审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为试点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个通知是试点项目启动之后颁布的，从通知中可以看出，第一，试点的重点是电力和交通项目；第二，以外资为主。后来地方政府推出自己的BOT项目时，无论水务、燃气和区域开发等领域的项目，还是内资参与的项目，也是以这个《通知》为法律依据。在试点期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曾帮助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法制办准备了一份《BOT法》草案，但最终不了了之。
1994年北京市计委立了一个课题研究BOT，本人有幸担任这个课题组的组长。当时经费有限、专家缺乏、资料少，但研究还是取得了较好成果，出版了《BOT项目指南》一书。应该说，当时取得的认识非常重要，对北京市投融资体制改革有启发和参考作用。1996年本人到大地桥公司担任了半年时间的顾问，当时正值来宾B电厂BOT项目的谈判，我全程参与了谈判，在和项目国际顾问及国际投资人的接触中，做课题研究期间的很多谜团逐步解开了。
除了国家的试点项目外，各地政府也推出了一些PPP项目，比较典型的有上海黄浦江大桥BOT项目、北京第十水厂BOT项目、北京西红门经济适用房PPP项目、北京肖家河污水项目等。大岳咨询公司1996年底成立后，作为英国泰晤士水务和日本三井物产联合体的投标顾问参加了成都第六水厂BOT项目的竞标，后来较多参与了地方BOT项目的咨询。严格讲，这期间的地方BOT项目也是试点性质的，BOT没有成为地方常规的投融资方式。1997年大岳咨询联合国家计委投资司副司长戴公兴，结合北京BOT课题研究成果和国家计委BOT试点项目经验编写出版了《BOT项目运作手册》，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郭树言担任名誉主编并题词，这本书成为了后期各地运作BOT项目的指南。
国家和地方的BOT试点项目涉及的行业很多，包括电力、自来水、污水、燃气、大桥、区域开发等。这些试点项目有的成功执行了，有的在运作或执行时失败了。无论成败，都为后来的BOT项目运作积累了重要的知识。我国PPP文件形成的脉络基本是：来宾Ｂ电厂—成都第六水厂—北京第十水厂—肖家河污水处理厂—西红门经济适用房。其中前两个项目侧重的是国际经验的引进，后三个项目的重点是国际经验的消化和本土化，其中第十水厂项目相当于从引进向消化的过渡，这些本土化项目的合同文本直到现在仍被广泛参考，起到了准标准文本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第十水厂ＢＯＴ项目。尽管它后来经历了工业企业外迁、密云水库没水、申奥成功引起引水管道改线、南水北调上马、欧盟成立导致英国企业回防、法律变更等历史事件，但在我国BOT发展史上这是改变历史的支点项目。该项目是汪光焘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时主持的，前期非常规范顺利，招标效果非常好，水价只有预测水价的三分之一，这个结果使汪市长强烈意识到公用事业改革势在必行。在第十水厂草签协议后，汪市长主张对第九水厂进行市场化改革，大岳继续担任项目顾问。在第九水厂项目方案完成但没有实施时，汪市长调任建设部部长并很快启动了市政公用市场化改革工作，我们协助建设部城建司于2002年底完成了《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该文件的发布使BOT从2003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三阶段—推广阶段
2003年到2008年是PPP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推广阶段。
2002年十六大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为PPP的推广提供了理论基础。十六大精神是建设部2002年底出台《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的大背景，汪部长个人因素是这个文件由建设部而不是其它部委出台的原因。随着PPP项目的推进，建设部又陆续出台了一些文件，包括2004年出台的126号文——《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该办法及各地出台的特许经营条例是这一时期开展PPP项目的基本法律依据。
借指导意见的东风，2003年全国各主要城市掀起了PPP的高潮。2003年春天发生了SARS，为了完成当年的经济指标各地又临时推出了一批PPP项目。从大岳咨询公司提供PPP咨询业务的发展情况能够感受到当时市场的火热程度。2003年大岳进入了七八个省会或者副省级城市，同时进行的PPP项目从以前每年3个左右直接超过了10个，项目经理出现短缺，大岳现在的总监有一半是从03年开始担任PPP项目经理并成为中国PPP咨询领域领军人物的。此后大岳的客户范围每年都会增加三四个中心城市，到2008年同时进行的PPP项目在30个左右。推广阶段PPP项目最多的是污水，当时正赶上全国各地建设污水处理厂的高峰，自来水、地铁、新城、开发区、燃气、路桥项目也都有。比较著名的PPP项目有合肥王小郢污水TOT项目、兰州自来水股权转让项目、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北京亦庄燃气BOT项目、北京房山长阳新城项目等。用目前PPP的概念来看，当时PPP项目很多，但第一个官方称PPP的是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
在此阶段，市场经济特征非常明显：第一，外企、民企、国企同台竞争；第二，项目竞标过程公开透明，竞争达到白热化；第三，溢价频出，效率提高的改革效果开始显现；第四，传统企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主动改革的积极性提高。尽管多数项目是成功的，但由于PPP项目数量增加很快，有些地区思想不够开放、项目运作方法不够科学，也出现了一些失败案例。
2007年开始国内出现了一股思潮对改革进行反思，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很大争论。由于PPP领域的失败项目，市政公用行业的个别老同志也开始反思市政公用的市场化改革并提出了质疑，在“铁证”面前主管部门也开始犹豫，市政公用市场化改革开始降温，甚至“市场化”这个词汇变得非常敏感，西安自来水市场化改革终止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受兰州自来水改制成功的影响，2007年西安自来水公司管理层开始积极谋划市场化改革，大岳咨询被聘为顾问。业内个别同志认为应该阻止西安自来水的市场化改革，否则整个自来水行业的国有体制将会受到冲击。他们一方面指责威立雅等国际水务公司，另一方面以供水安全为由影响当地主要领导，最后西安自来水改革终止。尽管没有威立雅等国际公司在中国严重违约的记录，而且兰州、深圳等自来水市场化改革的效果很显著，但西安自来水终止改革以后，市场化在水务行业被认为是行不通的，甚至有一次在国家发改委开会时一位行业人士提出如果威立雅投毒谁负责。
应该说，在PPP推广阶段市场经济取得了胜利，大规模的改革出现几个失败项目是正常的，业内人士反思改革也是可以理解的。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进行比较，市政公用行业这个期间的改革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比任何其它行业的改革都规范。业内的研讨会层出不穷，媒体高度关注，大部分中心城市的PPP项目在运作时都会聘请咨询公司以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竞争公开透明。曾经一度人们对高溢价出现过担忧，回头看在市场启动初期出现一定过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重新定位市场不可缺少的阶段，从结果看王小郢等项目的溢价并没有影响投资人的回报水平，兰州自来水的溢价虽然没有达到投资人的预期回报，但主要原因在于价格改革滞后。只要兰州自来水价调至省会城市中等偏下的水平，投资回报就能满足要求，溢价完全是效率提高的体现。后来国内一直提“转换发展方式”，让我看，市政公用行业转换发展方式就是应该回归到这一阶段的发展方式上来。第四阶段—反复阶段
2009年到2012年是我国PPP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反复阶段。这段时间是我国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几年，鬼城、市政不配套等问题也是在这个阶段暴露出来的。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年底我国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2009年成为PPP受冲击最严重的一年，大岳提供咨询的很多PPP项目都停止了。比如中部一个省会城市的地铁项目完成了PPP方案，本来需要100亿资金，后来国内三家国有银行自担风险给项目贷款100亿元；沿海一个计划单列市的引水项目当时正在准备PPP方案，忽然我们项目组找不到客户了，他们全都到北京来等大馅饼了，资金轻松解决。银行无条件提供贷款，有的为了放贷甚至送礼，像一场洪水淹死了所有农作物一样，社会投资主体彻底失去了讲条件的资本，PPP生态遭到了破坏，有些执行中的PPP项目被政府提前终止了。
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政府再次开始重视民间投资，2010年国务院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新国36条。而2009年以来外资受金融危机影响投资能力减弱，银行担心私人老板跑路等原因导致私人资本也很难得到银行授信，私人资本和外资犹犹豫豫，新36条的效果不明显。
这个时期，国企尤其是央企拿到了银行大量授信，据说有些企业的授信额度超过了1000亿，其中一部分用于向私企放贷。渐渐的地方与央企对接开始流行，央企成为了如火如荼城市化运动的重要角色，央企参与的很多项目都是以PPP方式进行的。央企成为主角改变了PPP的规则，既然是对接，那么地方书记、市长和央企董事长、总经理吃饭时定的调子就是PPP的准则，竞争、透明等市场规则退居二线。以前做项目要进行可行性研究，这个阶段开发一个新城或一个新区写几页纸说明就行了。
当然，这个阶段有些地区还是比较规范的，继续推出了一些竞争性PPP项目，私人资本、外资和国资同台竞争。如大连垃圾处理PPP项目经过充分竞争，垃圾处理费每吨只有50多元。央企的新做法对私人资本和外资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一方面向央企学习寻求规避竞争，另一方面也寻求与国有资本的合作以利用其优势。这个时期的PPP市场没有出现充分竞争、溢价频发的火爆场面。
尽管没有政策禁止私人资本和外资的进入，但由于国企特别是央企在强大政府资源支持下的做法，使私人资本和外资无法参与竞争，社会上出现了玻璃门、弹簧门和国进民退等说法。为了促进民间投资，2012年国务院各部委出台了20多个落实新国36条的细则，客观评价这些细则没有太多新意，PPP市场也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这个阶段PPP项目是很多的，前提是把包括央企在内的国企也视同为社会投资人（Private一方）。我们粗略估计到2013年全国PPP项目有7000到8000个，其中很多项目没有公开招标，不被外界了解。大岳的业务也随着市场进行了调整，这段时间我们和所有参与城市投资建设的央企、很多地方融资平台都有过交集。大岳累计完成的PPP项目超过了400个，进行中的项目超过了100个，服务地域达到120个城市，包括30多个省会和副省级城市。
反复阶段的后期PPP市场出现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不少并购整合的案例，这完全符合市场规律，并购整合在下阶段应该还会有较大的发展。第五阶段—普及阶段
2013年开始我国PPP发展进入了第五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故事正在发生。很多人对这个阶段都有很高的期待，我们暂且把这个阶段叫作普及阶段，希望PPP能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种常态模式。
十八大提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为PPP的普及提供了理论基础。据传，2013年财政工作会议结束后，楼继伟部长做了关于PPP的专题报告，对PPP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建设现代财政体制和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等方面的作用给予了高度期待。进入2014年财政系统组织了多次官方PPP培训，地方财政厅局的PPP培训也接连不断。住建部和财政部结合财政体制改革开始准备有关指导意见，同时地方政府积极上报PPP试点项目。国家发改委启动了特许经营立法工作，学术界、咨询界也热闹起来，各种研讨、沙龙层出不穷，各种文章著作不断问世，最近财政部还专门成立了PPP中心。
实际上，这次推动PPP有着很强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国城市化经过十年高速发展，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出现了大量问题。房价见顶，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债超过20万亿，还在快速增长。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治理需要大量资金。国有体制可以调动大量资源但浪费惊人，投资效率越来越低。参与城市建设的央企负债率快速攀升，融资和抗风险能力快速减弱。中国需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效率、减少浪费、少走弯路一定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内容。PPP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可以带来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带来解决当前问题的有益帮助。
咨询公司处于PPP产业链的上游，可以比较早的感受到行业的发展变化。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大岳咨询的PPP咨询业务量明显增加，从平均每个月签四五个合同增加到差不多八个。本人作为PPP咨询专家，参加的各种研讨会、审查会明显增多。各地政府、各种机构委托大岳咨询起草政策文件、合同范本的情况也在增加。接下来，投资机构、设计建设机构、材料设备供应机构、运营机构都会逐步感受到PPP热潮的影响。我相信，PPP在很多行业会越来越普及。在普及阶段，PPP会出现新特点。第一，并购机会增多。国家要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并购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手段。第二，多个PPP项目同时推进会增加。多个相关项目综合考虑可以减少浪费，提高效益。第三，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做PPP的情况会增加。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必然的，走出去做自己熟悉的，传播中国经验对己对人都有好处。第四，总结经验教训并进行推广会受到新一届领导的重视，只有傻子才会允许同一种错误重复发生。
站在普及阶段的起点上，我们对PPP的大发展有所期待，比如：中国会出现一批世界级的公用事业企业、PPP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使我国不仅没有掉进中等发达陷阱反而还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无法对特许经营立法有过高期待，因为那需要太多时日，做好PPP的当务之急是规范、规范再规范。选择投资主体要公开、竞争，政府在严格监管社会主体的同时自己也要守信，要充分发挥中介的作用少交学费，要千方百计扫除阻碍国36条落实的种种弊端。从PPP近30年来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看，做好PPP工作，前景美好、任重道远，切忌一厢情愿。
第二篇：PPP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识局政策】国内已出台PPP指导文件一览
时间:2015-08-05
PPP在我国并非全新的事物，上世纪末就已出现通过PPP项目。截至目前，我国采用PPP模式运作的项目累计超过1000个，涉及交通、通信、能源、水资源等领域，总投资超过9000亿元。我国PPP模式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开创性阶段：20世纪末至2003年
典型案例：我国最早采用引入国内民营资本的BOT方式建设的路桥项目——刺桐大桥。项目结构：泉州市政府和准刺桐大桥开发总公司按60：40的出资比例成立“泉州刺桐大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刺桐大桥经营期限为30年，建设期为3年。项目采用以刺桐大桥经营权质押贷款，固定贷款和流动贷款相结合，并在国内首次采取按揭式还本付息方式偿还银行贷款。
经验及意义：刺桐大桥1997年通车以来，车流量迅速上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刺桐大桥的建设，实现了以较小量国有资金引导较大量民营企业资金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的目的，成为国内首例以内地民营资本为主的BOT投资模式案例。
项目不足：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局限，刺桐大桥项目虽有SPV的构架，却并未形成本应与之相匹配的规范的契约文本，在实际运行当中出现了种种问题。项目前期未考虑排他性条款，当项目收益较好时，政府投资建设了并行的新桥，形成竞争状态，投资方权益未得到充分保障；政府领导层强势施加的“建设增项”，使业主方增加了大量利益让渡负担；过桥收费标准无法形成调整机制等。
以弥补基建投资资金缺口为主要目的，使PPP项目启动伊始就注定会遇到各种困境。由于PPP模式缺乏好的制度性环境，此期间PPP试点项目无论成功与否，都没能真正起到由点及面的示范效应。PPP模式在中国的第一轮发展浪潮逐渐归于平息。
2、现代意义发展阶段:2003年至2013年
2004年，建设部颁布并实施了《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26号），将特许经营的概念正式引入市政公用事业，并在城市供水、污水处理及燃气供应等领域发起大规模的项目实践。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以126号令为模板，先后出台了大量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政策性文件，用于引导和规范特许经营项目开发。中国式PPP进入第二轮发展浪潮。此阶段，PPP项目仍然缺乏顶层设计，一切以地方政府短期实用目的优先，各种问题依然延续。但成功的PPP经验经过复制与改良，促进了PPP理论发展。实践与理论共识初步成型，政策法规框架、项目结构与合同范式在此阶段得到逐步确立。
3、新一轮热潮：2013年以后
近年，我国PPP模式的制度化建设提上议事日程。随着一系列顶层设计的逐步推进，我国有望形成由法律法规、管理机构、操作指引、标准化工具和专业培训构成的相对完整的PPP政策框架。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2014年5月，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工作领导小组正式设立。
特许经营立法工作重新启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已于2015年1月公开征求意见。财政部在2014年12月批准成立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中心，并下发了首批30个PPP合作示范项目名单和操作指南；国家发改委同期下发了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和通用合同指南。
当前各地PPP项目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一是地方PPP投资金额较大。2014年9月以来，福建、重庆、青海、湖南、黑龙江等十个省级行政单位和南昌、昆明两个省会城市已完成了首批项目筛选，开始进行项目推介，合计推介项目计划总投资额1.2万亿元，除重庆、四川公开报道了其中部分项目已经签署合作协议或备忘录外，多数仍处于推介和洽谈期。
二是PPP推荐试点项目的重点领域以交通和以污水处理行业为主。江苏、湖南、福建、黑龙江、河南和安徽等六省计划PPP总投资金额4343亿元，项目总数143个。其中总投资金额最高的为交通领域，计划总投资额3128亿元，金额占比达到72%，而基础设施类项目总数为77个，项目数占比为54%。
三是PPP项目周期长、投资金额大，对大规模低成本长期限资金有大量需求，但此类资金供给并不乐观。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近期中央和各部委也在积极推进各项安排。首先，国务院鼓励创新投融资机制。其次，央行正在就新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公开征求修改意见，未来相关PPP项目利用项目收益权质押融资可能会更加便利。再次，对项目付费支持将通过合同约定，更加规范化。在未来的PPP模式中，政府仍然可以通过政府付费等方式给予支持，但支持仅限于注资、补贴等合同约定的责任，而非直接替项目公司偿还债务。2014年12月发改委发文指出“如政府为合作项目提供投资补助、基金注资、担保补贴、贷款贴息等支持，应明确具体方式及必要条件”。未来PPP项目无论是获得补助、注资，还是担保、贴息等政府支持措施，都可以根据合同进行分析，有利于判断和分析项目运营后期现金流。
当前决策层大力推广PPP，不是把其单纯作为一项融资工具和稳增长工具，而是寄希望于它能撬起一场公共服务变革。各级政府唯有摒弃认识偏误，才能推出真正适销对路的PPP，激发起社会资本的参与热情。
PPP中国模式的几大特征
公私合作模式（PPP）就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根据社会资本参与程度、承担风险，PPP主要分为外包类、特许经营类和私有化类三类：
外包类：私人部门仅承担项目的建设、维护等过程中的一项或几项，政府为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付费，项目投资和经营的风险完全由公共部门承担。
特许经营类：以授予特许经营权为特征，私人部门涉及项目的投资或运营，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需要共担风险。参与项目的公共部门需要协调私人部门的收益性和项目整体的公益性之间的关系，项目资产在特许经营期限之后需要移交公共部门。
私有化类：私人部门负责项目的全部投资，也承担全部的风险，项目所有权永久归私人所有。私人部门在定价和服务质量等方面需要接受政府的监管。
综合最近一两年，有关官员讲话和政策文件，可以大致勾勒出我国PPP模式的结构上的几大特点：
一是合作形式以特许经营类为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推广PPP：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一次体制机制变革》一文中指出，“广义PPP是指政府与私人部门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合作关系，以授予特许经营权为特征，主要包括BOT、BOO、PFI等模式。”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43号文”）指出，“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财政部在113号文中提到的项目运作主要方式是特许经营类，也包含了外包类中的委托运营和管理合同。从目前的政策动向看，在PPP项目经营中，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链比较长，双方共担风险、共享收益，而且项目最终要交还政府。因此，可以预计，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形式主要是特许经营类。外包和私有化类，都不是PPP的主要模式。
二是以特殊目的公司为载体。国务院43号文提出“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出资，按约定规则独自或与政府共同成立特别目的公司建设和运营合作项目”。财政部解答43号文中提到，“对供水供气、垃圾处理等可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的公益性项目，要积极推广PPP模式，其债务由项目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举借和偿还，政府按照事先约定，承担特许经营权给予、财政补贴、合理定价等责任，不承担偿债责任”。
据此推断，国内PPP项目将主要以特殊目的公司（SPV）为载体来实现。SPV是政府与社会资本组成的一个特殊目的机构，共同承担风险，全过程合作，期满后移交给政府。
三是政府部门和社会资本分工明确。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招投标和质量监管、特许经营权授予、价格监督、部分政府付费（含补贴）、融资支持基金（包括股权、债权、担保等形式的支持）。社会资本则需承担包括设计、建设、运营、维护、融资的大部分职能，项目公司可以按商业化原则举借债务，但政府不承担项目公司的偿债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规范文件并没有将合作方定义为私人部门，而是定义为“社会资本”，而我国很多商业化的企业是国有控股的，因此我国的PPP模式并没有排除国有企业这一参与主体。
在传统公私合作模式下，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一般只各自负责项目链的部分板块，而不是全程参与项目设计到运营的完整链条，双方都缺乏对项目全生命周期成本收益和质量的全盘考虑。单一部门“重建设、轻运营”的倾向易导致设施建成后不能发挥应有功效，甚至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目前财政部推广的PPP基本模式强调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和风险适当原则，合作期限更长，并且项目整体生命过程中合作较为密切，有利于保证项目质量。
PPP模式的本质
公私合作具有很长的历史，近年来中东欧及中南美洲国家在PPP方面的巨大成功，使人们意识到其重要意义。概言之，PPP模式实现了公共项目两个方面的革命。
1、从传统融资进入项目融资模式
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PPP项目融资不再是传统的信用融资，而是以项目前景为基础的项目融资。项目未来收益是主要保障，借款人接受收益监管和项目资产抵押、质押，融资方具有更全面的尽职调查义务和项目参与权。通过成立SPV，实现了项目和投融资主体之间的风险隔离。同时，PPP模式以完整的契约体系和完备的法律架构维系并协调项目各方利益，未来还款主要依靠项目预期收益，是严格意义上的项目融资。财政只提供有限担保、政府信用有限介入或不介入融资安排，是PPP模式的关键特征。
因此，PPP模式有效控制了中央政府信用、地方政府信用与项目之间的关系，控制了隐性债务风险。
2、实现了私人资本对公共财政领域的合理参与
PPP模式以政府与私人部门间的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公共部门通过特许权安排掌握项目主动权，并有效借助私人部门的专业能力，同时实现向私人资本的风险分散；私人部门对项目评估、决策、投融资、建设和运营全程参与，其获益途径可以来自于项目运营和特许权，也可以是其它附带收益，如税收优惠、沿线优先开发权、其他业务牌照等等。
因此，PPP模式有效解决了财政直接投资效率方面先天劣势，同时在公、私两部门间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系，规避私人部门道德风险。
PPP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之策
目前，PPP模式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现象。各级政府对PPP热情高涨，但社会资本则显得相对冷静，据悉截至目前各级政府推出的项目中，与社会资本达成初步意愿的仅占十分之一左右。
1、政府与市场的职能界限不清。目前社会对PPP模式的认知存在明显的误区，不论是社会资本、专家学者，还是一部分政府部门等，都把PPP单纯地诠释为一种新的城乡基建融资模式。特别是在4月份宏观数据显示经济持续回落势头未有效扭转时，PPP模式更被误导为了一种投资刺激工具和政策安排。鉴于当前正在经历前期刺激消化和阵痛期，加之上一轮刺激计划中许多投资项目缺乏严格的可行性研究而仓促上马，这加重了社会资本对PPP项目的可行性与有效性的疑虑。
把PPP模式理解为一种新的融资安排是典型的认知扭曲，尽管PPP模式客观上带有向社会融资的效应，但PPP的本质是更高效地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诉求，更有效地利用好政府财政资源，以及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型。
当前推广PPP模式，本质上是推动一场新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变革。过去，看似政府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上投入许多资源，但许多公共资源实际变成了钢筋水泥组成的形象工程，未有效形成公共服务和产品，更谈不上最大化政府公共财政效用。通过PPP模式，公共产品和服务就可走出政府自产自供的格局。这一方式的转变不仅极大地避免公共财政资源沉淀，而且提高了公共财政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这个角度上讲，PPP模式可视作一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革命。
当然，这要求对公共性和公益性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义。除了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自然垄断领域，那些可以市场化的领域，应该通过市场定价来解决，避免集运动员与裁判员于一身的角色错位。如果政府拥有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角色，一旦政府失信违约，给项目带来直接损害的同时，也不利于后期项目开展。尽管PPP项目合作双方有合同约束，但在具体项目运作及投资过程中政府依然处于强势和优势地位，政府失信违约对投资人的融资成本、项目收益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并且不利于其他项目的开展。
2、为PPP模式提供稳定的法律环境，避免基于政策推动的不稳定性。当前PPP项目的投资周期大多跨越一任官员任期，这意味着用全国人大立法的方式规范PPP市场秩序，要比单纯基于政策更有利于消除社会对政策“朝令夕改”的担忧。
在立法机关立法制定PPP市场秩序时，应明确规定PPP模式的基本理念是政府搭台、市场唱戏，政府与社会资本基于权责对称行驶各自职责，尽可能避免在规则制定上把政府放置在不容挑战的主导地位，如若政府在发起的各种特定PPP项目公司（SPC）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资本更多为项目配资，那么PPP将被社会资本误解为单纯的政府融资工具，进而削弱社会资本的参与热情，不利于PPP的健康发展。
过度强调政府主导，甚至即便在设立有助于破产隔离的SPV中，依然置入政府主导项目的条款，将很容易混淆参与各方的权责，使SPV无法有效隔离风险，导致政府等事实上承担了隐性或无限的风险连带责任，并给政府等带来不必要的声誉风险。
3、创新PPP产品的实现形式和交易模式，提高PPP项目的市场深度。当前的PPP项目投资规模都较大，投资周期也较长，且多是非标准化和非证券化项目，这导致PPP资产转让市场很难活跃，投资者风险不易转移。
为此，一方面可在PPP产品设计上按照《合伙企业法》确定普通合伙人（GP）和有限合伙人（LP）的合伙人机制，抑或借鉴众筹模式中的领投人与跟投人机制，并根据项目的特殊性制定特定损益分配条款，确定政府及相关实体参与特定PPP项目的身份和角色，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各自的权责。另一方面，PPP产品设计可以实行分级证券化基金模式，把参与PPP项目的各方权责与损益分配机制，内嵌到PPP产品设计中，使PPP具有硬约束。同时，不论是合伙人制、领投／跟投的众筹模式，还是分级基金模式等，都旨在对PPP产品的证券化、标准化处理，使其能在股权和金融交易所交易，为PPP创造动态优化投资者结构和动态优化运营机制的环境。总之，当前中央决策层大力推广PPP，并不是把其单纯作为一项政府融资工具和稳增长的工具，而是寄希望于它能撬起一场公共服务变革。因此，各级政府唯有摒弃认识偏误，立足改革创新政府行政理念，那么据此推出的PPP才能真正适销对路，激发起社会资本的参与热情。
（作者苏亮瑜为广州越秀金控副总经理，罗剑为越秀金控集团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第三篇：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程
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程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证券行业从零开始，经历了一段漫长而又曲折的发展历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证券交易所停业。旧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证券市场从此结束。新中国从此开始考虑建立自己的证券交易所。
1949年6月，天津证券交易所重新设立，这是新中国设立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标志着中国当代证券市场的正式启动。
1950年2月，新中国在北京设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
1952年7月和10月，政府相继关闭了天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1958年以后，受当时中国国内外政治局势影响，中国证券市场更是长期受到摒弃。
1953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1953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决定从1954年起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筹集经济建设资金。1954～1958年，政府连续5年发行了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总额35.54亿元，但到了1955年，中国取消商业信用，同时限制国家信用。1958年又完全否定了国家信用。1968～1978年中国进入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无债时期。
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后，中国当代证券市场才得以逐步恢复。
1981年财政部首次发行国库券，揭开了新时期中国证券市场新发展的序幕。1984年11月，中国第一股——上海飞乐音响股份公司成立。
1985年1月，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成立，并全部以股票形式向社会筹资，成为第一家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1986年9月26日，新中国第一家代理和转让股票的证券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宣告营业，从此恢复了我国中断了30多年的证券交易业务。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纽约证交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并向 其赠送了中国第一股——飞乐音响股股票。
1987年5月，深圳市发展银行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成为深圳第一股。1990年12月19日，数百名中外贵宾参加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的庆典。黄浦江畔一声锣响，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正式诞生了。上市交易的有被称为“沪市老八股”的8只股票，“老八股”都是一些集体企业或国有小企业，带有很强的试水性质，试点不成功，也无关乎国民经济发展大局。
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改革开放的特区隆重地举行了开业典礼。
这两个特殊的日子，已经作为辉煌的起点，载入了史册。沪深两家交易所的正式开业，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后的证券市场正式诞生了，也象征着中国百年证券的历史长河，千折百回，历经险阻，终于汇流成涛天的大潮，即将朝着无垠的大海奔去。二十年的历史表明，证券市场的诞生顺应了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但为市场经济的运作提供了样板，为深化企业改革提供了动力，而且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金融意识，有力地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1991年8月28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在京成立。开始实行全国范围的证券发行规模控制与实质审查制度。从那之后直至2000年之前，股票发行依靠的是行政审批，投行经历的是“额度制”阶段。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不仅给“股票市场到底姓社姓资”的争论画上了 一个句号，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也许至今仍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说得清，如果没有邓小平在这年年初的南巡谈话，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股
市后来会不会夭折；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明白，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南巡谈话，中国证券市场不会达到今天这样一种规模。
1992年，是值得回味的一年。
1992年上半年，“股票认购证”向市民公开发售，进行1992股票认购证首次摇号仪式。全面放开股价，实行自由竞价交易。电真空B 股和深南玻B 股先后上市，掀开了新中国利用股票在国际市场上直接融资的历史一页。鄂武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拉开了深沪证券市场由地方性市场走向全国性市场的序幕。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标志着证券市场的监管已进入规范化阶段。证券市场从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期。
1992年7月7日，深圳原野股票停牌。深圳原野股票停牌事件给管理层第一次提出了如何把好上市公司质量关的问题，也给投资者提出了怎样回避上市公司带来的风险问题
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售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出现百万人争购抽签表的场面，并发生震惊全国的“8.10**”，让我们首次意识到了了到底应当如何发展证券市场的问题。
1992年8月11日，上海股市第一次狂泻，三天之内，上证指数暴跌400 余点。深沪证券市场的投资者也第一次品尝到了股市暴涨暴跌是一种什么滋味。大暑之后有大寒的股市评论文章，则给新闻媒体提出了舆论怎样介入证券市场的崭新课题。中国股市遇到了其诞生以来的第一个挑战。
1993年股票发行首次实行额度制，股票发行与上市规模迅速扩大，为支持经济发展筹集了大量资金，其他证券交易的品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证券市场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5月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分类股价指数首日公布。上证分类指数分为工业、商业、地产业、公用事业及综合共五大类。8月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所有上市A 股均采用集合竞价。
1993年至1995年，国家实行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证券市场受宏观经济形势特别是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十分明显，股市在曲折中艰难发展。这段期间实行的是“额度管理”，即由地方政府或者行业主管部门对企业进行实质性审查，他们想尽量将有限的股票发行规模分配给更多的企业，结果造成了上市公司规模小，公司质量差的情况。
1993年沪市有5次反弹向上突破千点大关，但随后又相继跌破1000点。大盘的大起与大落，股民的欢乐与痛苦，给股市谱写了一曲希望与低迷并存的主调。尽管宏观大环境不容乐观，但在一些有利因素的推动下，1993年的证券市场亦取得了较大的发展。93年股票发行首次实行额度制，股票发行与上市规模迅速扩大，为支持经济发展筹集了大量资金，其他证券交易的品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证券市场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4年，全国通货膨胀率高达21.7%，为了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坚决实行全面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受此影响，股市不断下滑。面对低迷的股票市场，中国证监会的领导分别于3月和7月份提出了“四大救市政策”和“三大救市政策”，由此引发了股市8、9月份的牛市行情。沪市两度突破了1000点大关，但终因宏观形势并未根本改变，股市在维持了两个月的牛市行情后再次滑落。
同时，管理层在证券市场中提出了以债市为主的方针，国债的发行规模迅速扩大，国债期货市场交易异常火爆，出现债市压迫股市的现象。
1995年各路游资云集国债期货市场大肆炒作，2月23日，上海国债市场出现异常的剧烈震荡，史称“327**”。这类恶性事件频发，是过度投机造成的恶劣影响。
1995年5月10日，八届人大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这两部金融大法分别于1995年7月1日和1996年1月1日起实施。
1995年5月17日，中国证监会发出《关于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规定各国债期货交易场所一律不准会员开新仓，由交易场所组织会员协议平仓。
1995年5月18日，受暂停国债期货交易的消息刺激，沪深股市齐放异彩。引发“5.18”行情。
1995年7月11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加入证监会国际组织。
1995年8月23日，《中国证券报》首家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刊登了长虹转配红股上市事件，引起了中国证监会的重视。上交所于当日发布公告，长虹股票停牌。
9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和股票市场融资”等政策，则意味着经在5年的探索实践之后，年轻的证券市场已从试验阶段走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经过前三年的治理整顿，宏观政策已由紧转松，货币政策由“双紧”转变为“适度从紧”。
1996年到2000年进入“指标管理”阶段，实行“总量控制，限报家数”。拟上市企业必须与政府搞好关系，政府手里掌握着有限的发行指标，而拟上市企业又众多，企业不得不花费巨额成本与政府拉关系，以致出现严重的“政府市场”。
由于上市公司规模较小，质量较差，人为捆绑上市等原因，有一部分出现了经营不善的状况，而股市在中国改革中既要向前冲，也要兼顾企业员工的利益和投资人的利益，不能简单地说“退市”就“退市”，最终造出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壳资源”。
1996年3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为我国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提出目标：积极 稳妥地发展债券和股票融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证券市场；对企业债券和股票继续实行总量的规模管理；建立统一的、有透明度的货币市场，规范各类金融机构的同业拆借业务，基
本放开同业拆借利率；开办中央银行国债公开市场业务；进一步深化利率改革，初步建立以市场利率为基础的可调控的利率体系，2000年前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
1996年6月7日，上交所拟选择市场最具代表性的30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编制“上证30指数”，并在7月1日正式推出。
1996年7月17日，合并后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沪正式创立揭牌，我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由此宣告诞生。
1996年，被称为中国股市的“准黄金时代”。但火爆行情带来了股市的过度投机。一些不负责任的大户狂炒“概念”，违规行为呈现出速增趋势。管理层连续颁发了“十二道金牌”调控股市，但都未抑制住股市的过度投机。面对这种极度过热的情形，《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文章口气严厉、措辞强硬，表明了管理层加大干预力度的决心。同时，管理层采取恢复沪深两市涨停板制度等一系列调控政策，沪深两市狂泻不止，出现
大盘跌停板的现象。一个持续了将近一年的大牛市，终于在回调过程中走到了年底。
进入1997年，经过了充分回调的股市又开始得到复苏，深沪股市最终形成了沿着45°角一直向上运行的大牛市行情。由于过度投机的现象又一次抬头，管理层加强了对股市的调控，不仅追加了新股发行上市额度，而且将股票交易印花税由3‰提高到5‰，同时禁止国有企业与上市公司炒作股票，股市过度投机的现象终于得到有效制止。
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日趋严重。由于我们采取的措施得当，抵御住了境外危机的影响，股市也因为提前进行了调控，没有出现类似东南亚各国股市大幅暴跌的现象。
1998年，国际上东南亚金融危机蔓延，国内长江、松花江洪水泛滥，内忧外患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与股市的发展。面对日益严重的通货紧缩状况，人大、政协
两会期间制定出全面松动的金融政策，给股市提供了强有力的基本面支持。沪市指数数次探至千点大关附近，都凭借政策力量最终化险为夷。
这一时期，中国证券市场在制度建设和基础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为了增加证券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引导小户合理投资，稳定股市，证券投资基金金泰、开元于4月正式挂牌，成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可转换债券历经多时酝酿也正式登台，这是增加证券投资工具，丰富证券品种的重要举措。此后，有关部门还制定了一系列措施，给中国股市的融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更多的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敞开了大门，为证券市场在新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为重要的是，12月《证券法》的颁布，使中国证券市场从此走向了依法“治市”不断规范的新时期。作为新中国第一部证券法典，为证券市场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中国证券市场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1999年上半年，按照《证券法》的精神，信托与证券脱钩的工作开始进行，证券公司也出现大重组、大合并的趋势，受此影响股市出现下滑的走势。但从5月19日开始，股指在科技网络股的拉动下不断上扬。6月《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到6月30日，沪市创下了1756.18点的历史最高点。
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是中国证券市场不断发展和逐步规范的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的证券市场经过风雨，走过坎坷，但发展壮大是其主旋律。新世纪的证券市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发展和规范仍是证券市场的两大主题。当二十一世纪的帷幕徐徐升起，中国的证券市场正迎着新世纪的曙光，不断走向辉煌。
在经济全面向好和利好政策推动下，2000龙年首日，深沪股市放量大涨，深综指与上证指数分别上涨9.36%、9.05%，成交金额近500亿元。随后几日，又创出日成交900亿元的天量，亿安科技、清华紫光股价突破百元大关。7月19日沪市实现了两千年两千点，11月下旬，沪市创出2125点的历史最高点。
2001年是深幅调整的一年，2001年是稳定发展的一年。
2001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决定境内居民可投资B 股市场。2001年3开始正式实行“通道制”。通道制下的股票发行额度不直接受总量控制，而是通过发行通道的限制间接受控，企业上市不确定因素增大；通道数额被分配到主承销商，而不再分配给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证券监管部门仍实行实质审核，券商投行开始获得一部分推荐股票发行的权力，同时也承担起股票发行 的风险和确保上市公司质量不出问题的责任。
2001年6月，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10月22日，中国证监会经报告国务院，决定在具体操作办法出台前，停止执行这一办法。
2002年12月，中国证监会颁布并施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这标志着我国QFII 制度正式启动。
2003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证券投资基金法》，大力倡导价值投资理念，市场走出了一波反弹行情。这一法律于2004年6月1日起施行。
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九条”的颁布，不仅确立了证券市场的重要地位，而且为证券市场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使得今后市场规模稳步扩大。2月保荐制开始实施，5月，深交所中小板正式开板。
2005年5月至2006年上半年，全国范围内的股权分置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2006年下半年，中断近一年多的新股发行恢复，投行业务真正进入了“核准制”下的“保荐制”时代。保荐制的特点是，企业发行上市既要有投行(保荐机构 保荐，还要有两个投行从业人员(保荐代表人 具体签字负责保荐工作。保荐工作分为“尽职推荐”阶段(上市前 和“持续督导”阶段(上市后，其核心内容是强化和细化了保荐机构的责任，尤其是保荐代表人的个人责任。这阶段我国的经济走势与世界经济
运行出现共振，在政策的积极配合下，股票市场走上了一轮空前的大牛市行情，并延续到了2007年。
在这些年里，我国初步形成了全面系统的证券期货法律体系，为市场规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市场质量和结构的日益改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场机制和中介机构在市场的筛选、定价、调节供求中越来越重要，为发挥市场的功能和推进创新发展创造了条件。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世界，我国不可避免的也受到巨大冲击。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证券市场遭到巨大打击，上证指数从2007年10月创出历史高度6124点跌到1598点，连续的暴跌，股价下挫了80%。随后而来的欧债危机又使得中国证券行业难以从低谷中走出。我国证券业进入了空前的调整之中，同时凸显出的是证券市场避险功能的缺失。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政府对证券业进行了诸多调整。
2009年3月，创业板正式开板。第一轮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拉开序幕，股票发行定价完全市场化，要求市场各参与主体归位尽责，买者风险与责任自负。6月，第一轮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拉开序幕，股票发行定价完全市场化，要求市场各参与主体归位尽责，买者风险与责任自负。
2010年股指期货的推出和融资融券的试点，表明了管理层完善市场功能、提升市场质量的勇气和决心。这些年，我国初步形成了全面系统的证券期货法律体系，为市场规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市场质量和结构的日益改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场机制和中介机构在市场的筛选、定价、调节供求中越来越重要，为发挥市场的功能和推进创新发展创造了条件。10月，第二轮新股发行制度改革顺势推出，机构报价将更理性化，主承销商配售权的预演也在进行中。
这一阶段，市场的目光更多地为那些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经营者所吸引，有
相当一批优质的、具备一定创新能力的民营企业进入到资本市场，有效地引导了 社会闲置资金流向产业，新股发行的市场化运作模式越来越清晰，效用也越来越 明显，市场的财富观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投行的核心竞争力更多地体现在 挖掘企业的潜在投资价值、理解新兴行业的特点与趋势、分析判断企业的战略发 展方向等方面。同时，由于保荐责任的加大与严格问责机制的建立，平安投行紧 跟资本市场改革方向并踏准了改革的每一步节奏，获得长足发展。虽然在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中国股市依旧未能走出低谷，但政府 对证券市场做出的一系列调整还是完善了我国证券行业的整体结构，修补了我国 证券业的许多漏洞，使其在进一步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提高了其抗打击的能力。虽然中国证券市场仍然不如美国、英国、日本等老牌经济强那般完善，但正在逐 步调整，改革制度，自我完善，向最适合中国的世界级证券市场发展。相信只要 经济周期从目前的衰退期向扩张期发展，中国证券市场也会逐步抬头，走向一段 新的辉煌。纵观全局，我国证券市场二十年的辉煌历程充满了荆棘，伴随着证券市场的 发展，我们逐步走进一个全新的时代，辉煌的时代。证券市场带给人们的不只是 资金与金钱，还带来了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新规则。但无论发展到什么程 度，我们都要正确把握证券市场的功能和作用，防止偏离正确的轨道。证券市场 今后的改革与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只有逐步解决阻碍市场发展的基本问题，才 能使得我国的证券市场与国际接轨、跨向世界，实现国际化的大发展！1004040112 刘英 1004040113 李畅
第四篇：中国民乐发展历程
音乐美是极为丰富多彩的，其外部动态，主要表现为音乐作品的体裁与形式;而其内在的本质，则更多的表现为音乐的内在性格与情感态度。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中国民乐的发展历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欢迎阅读!
中国民乐的发展历程
1.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成期(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3世纪)
这时期包括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奏汉。在音乐体裁方面，经历了由原始乐舞到宫廷乐舞的进化。在旋律音调、音阶形式方面，经历了由原始间乐重视小三度音程的音调，到春秋战国强调宫、商、徵、羽的上下方大3度的(甫页)、曾体系，以“三分损益法”相生五音、七声、十二律，初步确立了中国传统音乐旋法的五声性特点。在音乐美学思想方面，先秦诸子百家的论争，奠定了此后各自学说的理论端点。这一时期中，最具代表性意义的音乐艺术形式是钟鼓乐队。
2.中国传统音乐的新生期(约公元4世纪至10世纪)
这一时期包括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北方人民南迁、少数民族的内移，构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冲击：一是玄学对儒学的冲击，引起音乐思想的变化;二是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的传入，引进乐器、乐律、乐曲和音乐理论方面的新因素。其冲击的结果，是使中国的传统音乐为之一变，开创了音乐国际化的一代新乐风。一方面是世界音乐的中国化，包括外来乐曲的中国化，外来乐器的运用，外来乐调的传入，外来乐队的民族化，以及外来乐人为发展中国音乐所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是中国音乐的世界化，即：中国音乐以其辉煌的成就给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周边各国，如朝鲜、日本等)以重要的影响。
3.中国传统音乐整理期(约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
包括辽、宋、金、明、清。其政治上的特点是：从纷乱和分裂到相对的统一，又从南北对立到多民族国家统一政权的建立，及其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相对稳定。音乐文化方面则具有世俗性和社会性的特点。所谓世俗性，就是与普通的平民阶层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此时期的传统音乐，无论在演出人员和观众、听众对象方面，都已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在音乐理论方面，表现出对前一时期的继承和清理的倾向。音乐形态特点已逐渐趋于凝固定型化。其代表性音乐艺术形式是戏曲艺术及其音乐。这一艺术形式，上承前代，下接后世，并广泛吸收当代音乐新成果，成为集古今音乐大成的音乐宝库。
音乐基础乐理有哪些
1：音(Tone)
是一种物理现象。物体振动时产生音波，通过空气传到耳膜，经过大脑的反射被感知为声音。人所能听到的声音在每秒振动数为16-2000次左右，而使用到音乐中的音(不含音)，一般只限于每秒振动27-4100次的范围内。音的高低、强弱、长短、音色取决于物体的振动。
2：音色(Tone-color)
指音的感觉特性。发音体的振动是由多种谐音组成的，包括基音和泛音，音色是由泛音的多少及泛音之间的相对强度决定的。人们区分音色的能力是天生的，音乐的颜色分为人声音色和器乐音色。人声音色分高、中、低音，并有男女之分;器乐音色中主要分弦乐器和管乐器，各种打击乐器的音色是不同的。
3：共鸣(Resonance)
共鸣指的是一种振动。当一个发音体振动时，引起了其它物体的振动，并发出了声音，产生了共鸣。
4：基音(Fundamental tone)
物体振动时所发出的频率最低的音是基音，其余的为泛音。基音决定音高。
5：泛音(Harmonic overtone)
除了发音体整体振动产生的最低的音是基音，以基音为标准，其余1/2、1/3、1/4等各部分也是同时振动，是泛音。泛音的组合决定了特定的音色，并能使人明确地感到基音的响度。乐器和自然界里所有的音都有泛音。
6：音高(Pitch)
音高是用一秒钟的振动的次数来表示的。频率多则音高，频率少则音低。目前国际通用的标准音“a”，是每秒振动440次的声音。
7：音名(Pitch name)
音名指西洋乐制中代表固定音高的名称。这些名称没有统一，在各个国家是不同的。被广泛采用的是：C D E F G A B。
8：唱名(Syllable names)
唱名是指音阶上各音的名称。通常使用1do、2re、3mi、4fa、5sol、6la、7si。大调的主音用1do，小调的主音用6la。
9：音域(Compass)
人声或乐器所能达到的最低音和最高音之间的范围就叫音域。音域可分为总的音域和个别音域、人声和乐器音域。
10：调性(Tonality)
调性指调式类别与主音高度。在乐曲中，主音是旋律和声的核心，其它音与之发生从属关系最后中止在主音上。这样的乐曲就是有调性的乐曲。
11：音阶(Scale)
指调式中的各音，从以某个音高为起点即从主音开始，按照音高次序将音符由低至高来排列，这样的音列称为音阶。音阶由低到高叫做上行，由高到低叫做下行。我们今天所说的音阶，就是以最普遍的大音阶(大调)与小音阶(小调)为主。
12：五声音阶(Pentatonic scale)
由五个音构成的音阶。多用于民族音乐的调式。如：do、re、mi、sol、la、(do)。
13：大调(Major mode)
调式的一种。七声音阶，其相邻二音的间距分全音与半音两种。其音阶除第三、四两音间与第七、八两音间为半音外，其余均为全音。大调的色彩较为明朗。
14：小调(Minor mode)
调式的一种，七声音阶有“自然小调”、“和声小调”、“旋律小调”、“现代小音阶”四形式。小调的色彩一般较大调黯淡，常用来表达悲哀、忧郁的情绪。自然小调(小音阶)的二三 两音间与五六两音间为半音。
15：纯律(Just intonation)
与十二平均律不同。音阶中各音与主音的关系均为纯音程。由于这样形成的半音无法分平均，所以不能随便转调，现已被历史所淘汰。
16：主音(Key-note)
调式音阶里的第一音。十二平均律(Temperament)音律的一种。把一个八度音均分为十二个半音，半音的音程都是相等的。钢琴、竖琴等乐器均按此律定弦。
17：半音、全音(Semi tone、Whole tone)
将一个八度音分成十二等份，每一份为半音，两个半音相当于全音。半音相当于小二度，全音相当于大二度。
18：协和音程与不协和音程(Consonant,Dissonance)
根据协和的程度可分为完全协和音程(纯1、4、5、8度)和不完全协和音程(大、小3、6度)。除此之外都是不协和音程。
19：音程(Interval)
指两音之间的距离。计算音程的单位称“度”，两个音之间包括几个音节就称几度。度数相同的音程又因为其所含半音和全音的数目不同而有纯、大、小、增、减等区别。
20：十二音体系(tweleve-tone system, tweleve-note system)
现代派作曲手法之一。由奥地利作曲家勋博格于1921年创立。作曲家放弃传统的调式、调性与和声体制，将半音音阶中的十二个音任意排成一年音列，然后以倒置、逆行等技法加以处理，除非所有的音都出现过，否则任何一个音不得重复。
音乐有几种美
一、优美
优美是音乐美学中最带普遍性的基本范畴，其特点温柔、平和、纯净、细腻;旋律舒展流畅，节奏平稳有序;速度和力度适中均衡的结构等构成优美的基本表现特征。值得一提的是诗意的美是优美的音乐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如：贺绿汀的钢琴曲《牧童短笛》是一首杰出的优美之作。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等等都属优美的范畴。
二、壮美
与优美相对应的音乐美是壮美，或者称为雄壮美。一般美学中并没把壮美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但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壮美是不可忽视的、普通的范畴。中国传统美学中所讲的阴柔美与阳刚美，就和现在所讲的优美与壮美有类似之处。优美以温柔、平和、纯净、细腻为特征，而壮美则以刚劲、果敢、勇猛、粗犷为特征。如：进行曲与军歌都是壮美的典型表现;著名的《马赛曲》和《义勇军进行曲》等等都属于壮美范畴。
三、崇高美
音乐是最适于表现崇高美的艺术形态之一。音乐的崇高美总是和赞美、歌颂、崇拜、敬仰、爱慕等精神内涵密切相关，并且和祖国、英雄、正义、信念等不平凡的对象相联系。表现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格调高昂的颂歌如：贝多芬的《欢乐颂》刘炽的《祖国颂》等等。都出色地表现出音乐的崇高美。
四、欢乐美
欢乐美是音乐美学最重要的美学范畴之一。欢乐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情感形态，它是人类乐观主义精神的正格表现。音乐的欢乐美是通过欢乐流畅的旋律、活泼跌宕的节奏、明亮的调性轻盈的和声、速度等等手法来加以表现。它大体可以划分为喜悦和欢乐。如冼星海的《二月里来》施光南的《祝酒歌》。还有传统的民间器乐、管弦乐曲等等。欢乐美的音乐还往往与舞蹈相结合，使舞曲成为表现欢乐美的重要体裁。
五、悲剧美
悲剧美是美学的主要范畴之一。它是在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和悲剧性的艺术表现中对美的肯定。并以深刻的艺术感染力，给人激励和启示引发人们深层次的审美。音乐的悲剧美在音乐中是整个艺术悲剧美的重要、极具光彩的组合，把现实生活中的悲剧从情感体验的角度加以集中、浓缩，以音乐所特有的表情效果，使人们在苍凉悲愤或慷慨激昂的感受中，获得音乐美的体验。悲剧美在音乐中的体现是多种多样的。综合性的音乐体裁，如戏曲、歌剧、舞剧、歌曲等等。如：歌剧〈奥赛罗〉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等。
六、喜剧美
喜剧美是音乐美中一个独具特色的范畴。在综合性的音乐体裁，特别是喜歌剧的讽刺歌曲中有与一般美学范畴中的喜剧美相类似的特点。如：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对贵族的鞭挞，穆索尔斯基的《跳蚤之歌》对皇帝与权贵的讽刺。都显示了音乐的喜剧美的力量。
第五篇：中国网球发展历程
世界网球
古代网球： 网球起源于法国宫廷，起初叫“掌球戏”。其方法是相对的两人用手打过场地中间的一条绳。球用布包裹的草，树叶，头发制成。古代网球场地中间是用一条细绳而后改为绳帘。古代只有室内网球。
近代网球： 开始于1873年，一位英国人将室内网球改在夏天的草坪上进行，因此有了“草坪网球”的说法，这一时期网球场地的中间阻挡物由绳帘该进成了小方格网子，室内网球也发展到了室外的网球运动，出版了《草地网球》的书籍并得到宣传和推广。近代的网球不在是用手打而是用将拍面的面积放大拍柄加长的羊皮纸板打
现代网球：现代网球由原来的布球发展到胶皮球，橡皮球。球拍也也改了富有弹性且轻巧方便的穿细网拍，现代网球在球网及球场的规定和积分方式也有了权威的规定。现代网球正发展成一项世界普遍的体育项目
中国网球
很少有一项体育运动像网球这样，记录着中国发展变迁的轨迹：清末侵华英军将其带入中国，传教士将其推广，很长一段时间是“洋人”在遥远的东方排遣寂寞的游戏；此后又成为达官贵人的消遣；后来网球运动逐渐在教会学校中开展起来，1898年，上海圣约翰书院举办了斯坦豪斯被网球赛，这是中国最早的网球比赛；新中国成立后，网球是运动员的专利；改革开放后，网球成为高收入者的新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网球已褪下“贵族运动”的外衣，走入寻常百姓家……
跟不少运动项目相比，网球在中国开展的时间相当长，但由于新中国建立前，网球只局限在少数人的圈子里，运动水平一直得不到提高。新中国成立后，网球运动得到迅速推广：１９５３年，天津举办了首次全国网球表演赛，中国网球协会同年成立；１９５５年初，在北京东四块玉训练基地成立了网球临时国家队；１９５６年起，网球被列为每年一度的全国比赛项目，规模一年比一年大，同年，中国选手开始参加国际比赛；１９６４年，全国网球训练工作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反对了保守思想、研究了今后网球运动的发展方向：要求在快速进攻、积极上网、力争主动、狠巧结合、准确的思想指导下努力提高训练质量和技术水平……
1885年前后，网球运动传入中国。先是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之间出现网球活动，后一些教会学校也开展起这项运动，1898年，上海圣约翰书院举行斯坦豪斯杯赛，这是中国网球史上最早的校内比赛。1906年，北京汇文学校、协和书院、清华学校之间，上海圣约翰大学、南洋公学、沪江大学、以及南京、广州、香港的一些学校开始举行校际网球赛，促进了网球运动在中国的传播。
在二、三十年代那时的网球运动只有少数人中间流行。从1924～1946年虽6次派对参加戴维斯杯比赛，多是在第一、二轮被淘汰，技术、战术水平较低。
中国成立后，网球运动在起点低、基础差、交往少的情况下逐渐发展，1953年在天津首次举办了包括网球在内的四项球类运动会（篮、排、网、羽），1956年举办全国网球锦标赛，后来全国网球等级联赛定期举行，并实行升降级制度，还定期举办全国网球单项比赛、全国硬地网球冠军赛、全国青少年网球比赛，近年来又搞起了巡回赛，另外，老年网球赛、高校网球赛、少年网球赛。这些竞赛对促进网球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网球运动水平提高幅度较快。1986年第10届汉城亚洲运动会网球比赛，我国李心意获女子单打冠军。1990年第11届北京亚洲运动会网球比赛，我国运动员获得三块金牌、三块银牌和一块铜牌（男子团体冠军、潘兵获男子单打冠军、夏嘉平和孟强华获男子双打冠军）。女子队参加1991年联合会杯网球团体赛，在58个参赛队参赛队中进入16强，李芳从国际网球排名200号位跃升到155位，夏嘉平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网球比赛获得男子单打冠军，……这些成绩说明我国网球运动有了长足的进步，令人鼓舞。然而从世界角度看，我国网球水平存在的差距是相当大的，仅从国际网联世界排名看，1991我国男子排名最前的是300位，女子排名最前的是155位。
1992年巴塞罗那第25届奥运会网球赛，中国选手有5名参赛。女单李芳、陈莉，女双李芳/唐敏，男双孟强华/夏嘉平，除女双进入第二轮外，其他均在第一轮被淘汰。在1994年年终国际网联世界排名中我国夏嘉平为313位，潘兵为215位，李芳（女）为66位，陈莉233位，唐敏237位。2004年，中国的双打选手李婷与搭档孙甜甜站在了迈阿密大师赛的女双半决赛赛场上，能够进入迈阿密女双四强，这对中国姑娘已经创造了中国网球史上新的纪录：在总奖金高达650万美元的WTA一级赛事的半决赛上留下了中国人的足迹。
2004年雅典奥运会，李婷/孙甜甜夺得女子双打冠军。
网球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 1 网球是一项很好的终身体育项目
1．1 网球项目具有很好的健身作用 1．2 网球项目具有很强的娱乐性 网球是世界上是最具影响力的运动项目之一 3 网球是一项高雅的运动 4 网球是一个很有效的社交媒介 5 网球运动符合中国人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
我国网球现状
1、网球人口少大众基础薄弱
2、网球竞技水平不高
3、网球经济举步维艰
4、中国网球“阴盛阳衰”
影响因素
1、社会参与度低
2、网球设施不足
3、培育运动员体制不合理
4、缺乏健康的游戏观念
5、缺乏网球运动的意识
对我国网球发展建议
1、更新思想观念，加强网球消费意识的引导
2、继续深化体制改革
3、继续健全和完善职业网球俱乐部体制
4、尽快提高网球竞技水平
5、加强网球市场的理论研究
6、群众性的网球运动的开发
我国网球与世界的比较
虽然近年来中国网球运动的发展很快，但是和欧美发达国 家相比，我们在场地数量、网球人口、竞技水平及网球文化底蕴 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我国现有的网球软硬件条件，还远不 能满足日益增加的网球人口的需求。欧美的网球运动已有上 百年的历史，而在我国，真正的发展也只有短短的二十多年。对策
所以，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并掌握网球运动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使之与人们对体育运动的需求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并以此 为基础确立网球运动发展的目标和指导思想，借鉴国外经验，努力与国际接轨。为此，我们应注意吸取以往搞体育的经验和 教训，切忌只盯奥运金牌而忽视网球的普及，要积极推动网球 运动市场化，重视对少年儿童的培养，大力推行学校网球，加强 网球文化的宣传和建设，注重各类网球人才的培养和队伍建设 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中国网球运动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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