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黄奇帆市长在重庆大学报告会上的讲话
黄奇帆市长在重庆大学报告会上的讲话
2010年9月12日上午,黄奇帆市长轻车简从来到重庆大学,为师生们做了一场题为《以改革开放为抓手 推动又好又快发展》的报告,报告赢得了师生经久不息的掌声,在全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现应广大师生的要求,根据黄市长的讲话录音整理如下,供广大师生学习讨论。
当前,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了又好又快轨道,经济增速连续三年保持在15%左右,各项经济指标均衡增长,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发展,社会民生得到进一步改善。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市人民的奋发努力,也得益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改革创新和开放跨越,全面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和城乡统筹一体化“三位一体”战略。一是深入推进改革,建立起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适应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求的制度安排。不能只追求GDP的高速增长,还要让老百姓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骨头要坚强,肌肉也要发达”。为此,我们加大民生投入,民生财政支出占比连续两年超过50%。今年,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决定用改革的办法推动实施十大民生工程,改善百姓生活,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二是深化内陆开放,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加快崛起。实际利用外资,过去三年增长6倍,增速列全国第一,总量居全国前
八、内陆第一;今年有望达到60亿美元,标志着重庆开放度的显著提高。进出口贸易,今后三年将以平均50%的速度增长,到2012年达到300亿美元,到2015年达到1000亿美元,这将成为内陆开放高地的又一重要标志。“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今年国家已批准重庆4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项目,走在全国前列。总体上,重庆正在走出一条从投资拉动转向内需拉动、从基础建设转向民生改善、从内生增长转向全方位开放的发展路子。
下面,我就重庆改革方面的四个案例,和重大的师生们作一交流。
一、关于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是今年全市改革的重头戏,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问题,这步棋走好了满盘皆活。年初以来,熙来书记主持两次市委常委会研究决策,市长办公会三次研究部署。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户籍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已召开10多次工作会。今年6月,市委、市政府还向家宝总理、克强副总理、良玉副总理做了专题汇报,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和支持。最后,在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上,全体市委委员以及各区县、部门、高校负责人进行了深入沟通,形成了共识。总之,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不是心血来潮、头脑发热,而是集思广益、审慎研究作出的重大决策,我们有把握实现既定目标。
(一)为什么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但出现了与世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相悖的三大问题。三大问题皆因二元户籍制度所致。
1、世界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是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过程,因为城市人口用地比农村人口少得多。世界其他国家由于没有户籍门槛,农民进城就能定居,尽管进城后城里会增加100平方米建设用地,但农村可以退出200多平方米宅基地,“一进一出”耕地会有所增加。由于户籍的阻碍,我国农民进城后不能实现定居,农民在城市、农村“两头”占地,耕地不增反降,使我国守住耕地红线成了一大难题。为了保住耕地红线从严控制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又使得地价上涨推高了房价。
2、世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逐步转移,当到达“刘易斯拐点”时,即占总人数10%的农民通过务农的规模效应可实现与城市务工相当的收入,城乡一体化将基本形成。由于存在户籍门槛,我国农民进城后不能实现定居,年老力衰后还会返回农村,“刘易斯拐点”不会正常出现。十年前,全国有八九亿农民,现在依然如此。城市化、工业化并没使农民减少,农业生产也没有实现规模经营,城乡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3、世界各国只有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区别,我国实际上出现了“非城非乡”的第三类人群——农民工。每年,农民工“候鸟”一样在打工地和老家之间迁徙,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由于二元户籍的阻隔,使得长期在城里生活工作的农民工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比如,城市居民子女接受义务阶段教育是免费的,但对收入相对更低的农民工子女却要收取数千甚至上万的择校费,这是不公平的。又如,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因户口不同而不同,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每年少保障1000多元,参加医疗保险每年少保障七八百元。这会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使投资环境更好,但为什么是牺牲农民工而不是城市居民的权利呢?
这“三大悖论”,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违背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与构建和谐社会背道而驰。实践证明,现行户籍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如果不能实现改革突破,国家发展后劲将大大减弱,影响今后30年的长远发展。推进改革户籍制度,消除阻碍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障碍,将产生强大的持续拉动力。具体而言,有五大好处:一是社会公平的回归,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权、平等市民待遇;二是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三是让城市更年轻,增加城市人口红利;四是促进城乡资源一体化配置,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五是扩大内需,持续拉动经济增长。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亦是大局所需。
(二)户籍制度改革的几个认识误区
1、户籍制度改革不是简单地换发户口簿,而是要让农民工转户进城后真正与城市居民同等享受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五大保障”。当前,一些城市人对农民工吃苦、没有好待遇,习以为常,熟视无睹。这不是城市人的“冷漠”,根本上是制度造成的隔膜。不能让农民工永远是社会的“另类”,根本途径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真正享有平等待遇。
2、户籍制度改革绝不是以土地换户籍、换保障。有人认为,重庆是为了要农民手中的土地才推行户籍制度改革。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没有调查的无稽之谈。如果真是为了要农民的土地,完全可以按照过去30年传统的征用办法实现,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农民工以自己的青春和劳动为城市创造了社会财富,理应平等享受城市社保和公共服务。我们规定,农民工在主城固定工作岗位上有五年以上工龄,就可无条件转户,并不以退出农村土地为前提。这是农民工的基本人权,是农民工通过有效就业改善了自己的保障体系。而且,在首批338万转户对象中,约有100万新生代农民工和农村籍大中专学生出生于1984年之后,由于土地承包实行“增人不增地”,他们实际已没有承包地,但同样可以无条件转户。过去农村孩子读大学“鲤鱼跳龙门”才能转户进城,现在中职学生也可转户进城,这对农村孩子今后的学业、就业、成家都很有好处。
3、农民转户进城不仅不会让城里人吃亏,反而会让城市受益。有人认为,由于农民转户进城,城市居民享受的公共资源会被划出一大块而减少。事实恰恰相反。比如社会保障,现在城市原住民平均年龄四五十岁,10—20年之后就会享受养老金待遇,而进城农民工大多二三十岁,他们要30—40年之后才会享受养老金待遇。这是农民工在弥补城市养老金的不足,城里人实际沾了农民工的光。有人认为,大量农民转户进城,城市基础设施就会不够用。果真出现这种情况,那是政府缺乏规划、管理无方的体现。城市化过程是巨大的内需扩大过程。有更多农民工进城创造财富,城市化才拥有更强的动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才会不断提升。有人认为,城市需要的是大学生、投资者这样的白领。其实,城市发展不能寄望于天降精英。试想,一个城市如果没有扫地、务工的蓝领,那将是怎样一个乱象迭出的地方。城市化的过程是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减少农民的过程,绝不是城市人口卡拉OK、自我拔高、自我改善的过程。城市作为一个有合理分工的有机活体,应该有70%左右的人群属于蓝领,他们在不同岗位贡献力量、创造财富。
4、转户对象的设定不分重庆本地还是外地,没有歧视外地农民工。重庆是省的构架,农民工转户不是在户籍地,而是在工作地,因此更多的转户是跨区县的,这同沿海城市与内陆农民的关系是一样的。当前,转户对象主要是重庆籍农民工,但出发点没有区分重庆籍还是非重庆籍。事实上,在重庆务工的农民工90%多都是重庆人。今后,随着重庆经济的发展,就业岗位随之增加,户籍制度又安排得好,不仅在市外务工的400万重庆农民工会有相当部分回流,而且周边省市的农民工也会到重庆。我们的基本理念是,不论外地还是本地农民工,只要城里有需要他的岗位,并且实际工作三年或五年以上,届时就解决他们的户口。
5、城市户口对农民不仅不是无用,反而是“护身符”。有人认为,现在户口已经无用,农民在农村挺好的,没必要转户。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诚然,对于百万、千万富翁,城市社保和公共服务对他并不重要,别说户籍,连国籍都无所谓。但对收入较低的农民工而言,只有拥有城市户籍才可以被城市社保和公共服务所覆盖,才能活得更有尊严。对此,我们要有理性的、富有同情心的认识。
(三)怎样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分两个阶段推进:
1、今明两年“消化存量”338万人。主要包括三类人:一是在重庆务工经商已三年或五年以上的农民工,他们在工作地就近就地转为城市居民。连同农民工家属,这部分群体共有230万左右。二是农村籍大中专学生和新增农村籍退役士兵,共有68万人。三是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已征地未转非人员、大中型水库移民等,共有44万人。计划年内转户100多万人,明年全部解决。目前转户总体有序。有人认为,没有出现农民排长队的场面。这是不是农民转户不积极?其实不然,而是有三个平台分别推进,800多个派出所是基本服务平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是企业组织平台,各区县政府是政府推进平台。不需要他们排轮站队。
2、往后十年“吸纳增量”六七百万。首先,每年转户农村籍大中专学生20万人。今后十年,本地生源可能逐渐萎缩,但只要地方政府大气一点,不分本地、外地,只要就读中职校就给予补贴并转户,会吸引更多外地学生来渝读书,校方也愿意配合并乐见其成。其次,每年新增转户符合条件的农民工40-50万人。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累计转户1000万人,户籍人
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过去,国家以常住人口作为城镇化率的衡量指标,只要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就纳入统计。因此,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2个百分点,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却原地踏步的局面。直辖以来,重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8%提高到51%,提高了23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25%提高到27%,提高了2个百分点。二者的差距扩大到20多个百分点,其实质是被户籍制度挡在城市社保和公共服务之外的农民工。全国亦如此,现在48%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28%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相差20个百分点,涉及2亿多农民工。我们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二者的差距缩小到10个百分点以内。这将成为重庆实现城乡统筹的主要标志。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户籍制度改革,锦涛总书记在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明确提出要逐步解决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落户问题,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要求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市委、市政府在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不回避矛盾、不作表面功夫,下决心攻坚突破,打一场改革硬仗,不辱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探路的历史使命,不负时代的要求、人民的重托。
二、关于住房制度改革
住房是当前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熙来书记精辟地指出:“衣食住行都是民生,住房是最关键的民生”;“现在稳天下,民生问题、衣食问题要从住房入手”。房产兼具保障和商品双重属性,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市场化都存在制度缺陷。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及各企事业单位实行公房分配,导致房源不足,百姓居住拥挤不堪。上世纪80年代后,开始走上市场化轨道,结果出现房价过快上涨,许多大学毕业生、城市新生代等“夹心层”买不起房。尽管国家不断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但房价却一直攀涨。调控失效的重要原因在于把体制性问题当成了政策性问题,只推出应对政策,不做出新的制度安排,治标不治本。为此,我们提出了“235调控体系”,即建立“双轨制”供给体系,实行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遏制的“三端调控”,对房地产市场采取“五管齐下措施”。
(一)建立“双轨制”住房供给体系
所谓“双轨制”住房供给体系,即政府保障与市场供给双轨运行。城市居民大体有60%—70%能够通过购买商品房解决住房问题,但有30%—40%需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保障性住房需求群体中,低保户可租住廉租房,但只占整个群体的3%,还有27%的人群处于“夹心层”,既没有能力购买商品房,又没有资格租住廉租房。为此,市委、市政府本着民生为重的原则,在全国率先大规模建设公租房,以满足“夹心层”的住房需要。
1、公租房重点覆盖三类群体。一是人均住房面积13平方米以下的城市居民,他们住房空间狭窄,可租住公租房。二是进城务工农民,特别是已转为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及家属,可住得较为体面,租金只占其家庭月收入的1/6。三是在重庆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工作初的三五年需要租房,以后有条件再买房。
2、大体量建设公租房。重庆现有六七百万城市居民,按30%测算,约有200万人需公租房,按每人15—20平方米测算,需建3000—4000万平方米。若不从实际出发,只建几十万平方米“摆个样”,会引发新的矛盾,损毁政府的信誉。为此,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决定,三年内建成公租房3000万平方米,每年推进1000万平方米。年初开始,在主城迅速布局了8
个公租房楼盘,每个楼盘100多万平方米,现已全部开工,明年3月可全部竣工。
3、科学规划布局公租房。主城已进入“二环时代”,按规划内外环之间将布局21个人口集聚区,每个集聚区20多万人,累计新增城市居民500万人。总体考虑,在21个集聚区中各建1个可容纳几万人的公租房楼盘,使公租房住户与集聚区居民共享城市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每个集聚区中可能有10多个楼盘,其中有1个公租房楼盘,可称为“大插花、小分开”,不是一栋商品房中夹杂几层公租房,也不是一个楼盘中修建几栋公租房。
4、公租房实现“三位一体”保障功能。一是今后不再专门建设廉租房,廉租户租住公租房。过去,由于廉租房安排方式、地方财政紧张等原因,廉租房质量和档次普遍较差,现在安排廉租户住进公租房,但租金仍按原廉租房标准。这是人性化的举措,既改善了廉租户的住房环境,又让他们保持了享受低租金的待遇。二是今后不再建设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的政策是不合理的,因为五年后可以进入商品房系统交易,赚取翻番的收益。这是利益输送。重庆不再建经济适用房,但公租房可作为经济适用房卖给公租房承租人,但如果承租人将来要再卖,只能由公租房管理局按一定的利息和通胀系数回购,再租给公租房对象。真正的公租房应该姓“公”,不能变成私人产权房;公租房总是起保障作用,不能变成某些人发横财的工具。只要把住“出口”,“进口”宽松点也没关系,因为不会出现利益输送。
(二)实行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遏制的“三端调控”
1、低端有保障。即通过税收、土地出让金、城市建设配套费、开发商利润“四个没有”,保证公租房体量大、租金低。建设公租房,重庆不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三年内建成3000万平方米,大体可解决50多万户。按2000多元/平方米,需投入700亿元左右。其中,政府划拨土地3万多亩,按每亩土地出让金60—70万元算,相当于政府为公租房注入200多亿元;同时,通过每年土地出让金的5%和今后开征的特别房产税,再注入100亿元左右;另外400多亿元资金,通过银行贷款、信托等方式融资获得。相比其他省市,重庆可以大规模地干,不仅因为有丰裕的土地储备,且资金能够实现平衡。总体看,融资400亿元每年利息约20亿元。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约60万套,按每套租金6000元,每年约有36亿元租金的现金流,不仅可对冲掉银行利息,剩余部分还可用于房屋维护等。公租房具有不动产的保值增值功能,建设公租房实际上是把优质资产留与了后人,绝不会留下数百亿、上千亿的财政窟窿。
2、中端有市场。不仅靠市场供给,也给予政策扶持。对老百姓购买第一套普通商品房给予优惠,即按揭贷款返还个人所得税40%地方留成部分。这个办法全世界通行,如美国,凡居民家庭购买第一套房,按揭还贷期间,家庭个人所得税可抵扣用于还贷,也是帮助中产阶层增加财产性收入。目前,只有重庆这样做。
3、高端有遏制。遏制高档商品住房价格过快上涨,单靠收紧信贷,作用并不大。比如别墅,200平方米以上,价格为普通商品房均价的三倍以上,当然应该收房产税。我们拟对高档商品住房开征房产税,其收益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
(三)“五管齐下”调控房地产市场
1、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控制在25%左右。这个比例是用相关数据
模型测算出来的,适用于扩张期间的新兴城市。2002年—2009年,重庆房地产开发投资均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5%左右,预计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6500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比仍将保持在25%左右。这不是巧合,而是调控的结果,全国只有重庆保持这一比重。
2、房地产建设规模按人均30平方米控制。按人均住房面积30平方米,1000万人需建住房3亿平方米。建设总量确定后,如果3年建完,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可能达到50%甚至60%,就会产生房地产泡沫;如果30年建完,房地产开发投资力度又可能太少,城市会发育不足。因此,需要合理控制房地产建设规模。
3、楼面地价不超过房价的1/3。最近,上海拍卖一块地,楼面地价3.5万元/平方米,房价肯定超过10万元/平方米。对重庆而言,绝不会让地价先涨,再逼着房价涨。但房价上涨后,地价应该随之提高,因为地价收益是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为老百姓建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否则就会把利润拱手让给开发商。政府的调控,首先是做好土地储备。当房价达到1万元/平方米时,地价最高不能超过3300元/平方米。如果房价还是太高,再推出几块地平抑市场。这方面我们做得较好,所以,重庆房价总体是健康的。
4、抑制投机“炒房”。温州炒房团或国外炒房团大批量低价买房,然后价高时卖出,大量利润被赚走,这是国民收入和民脂民膏的流失。有人认为,外来人炒高房价,使本地居民财富增长了。其实不然,因为本地居民仍然住原住房,这种增长是虚无的。美国为了防止外来炒房,对不在本国居住和工作的人的购房行为扣以重税。我们也设想对投机性购房征收房产税,待国家批准后推行。哪怕炒房团减少后重庆房价下降一点,也没有关系,这有利于稳定投资环境。重庆作为国家级中心城市,目前房价比贵阳还低,如果不加强调控,两三年后重庆房价就可能翻番。
5、稳定的金融政策。利率的高低决定着房产的增值或贬值,除金融危机等特殊情况外,银行利率政策一般应保持稳定,以保证房产财富的稳定性。这涉及中产阶层的利益。
三、关于内陆开放
重庆工业销售值今年可达1万亿元,但缺少加工贸易。到2015年,全市工业销售值达到2.5万亿元,其中电子信息产业占到40%,成为第一支柱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突破,关键在于通过内陆开放,实现了笔记本电脑加工贸易的跨越发展。
(一)加工贸易为什么很难在内陆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工贸易取得了长足进步,去年加工贸易占全国进出口总量的50%,达到1.1万亿美元。但加工贸易主要布局在沿海,中西部几乎为零。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外需疲软,加之沿海地区劳动力、油电煤运等成本提高,加工贸易有向内陆地区梯度转移的趋势,但由于物流成本高等原因迟迟未能实现。加工贸易总是大进大出,零部件和产品如果在上海和重庆之间来回运输,会增加2000公里物流成本,这足以抵消重庆煤电油运、劳动力的优势。
(二)国际电子信息产业重组带来了契机
2008年,由于遭遇国际金融危机,世界原材料工业、装备工业到一般电子消费品,市场几乎都萎缩了30%—40%,但唯独笔记本电脑产业保持增长。因为技术革新,2008年前后实现无线电脑上网,第七代液晶面板大规模生产、价格大幅下降,台式电脑被笔记本电脑逐步取代。目前,全世界每年销售5—6亿台手机、1.6亿台笔记本电脑,一旦实现笔记本电脑手机化,笔记本电脑销售将达到3—4亿台。对此,重庆市委、市政府敏锐作出判断,如果将苏州、上海的原有1.6亿台笔记本电脑生产转移到重庆并不现实,但全球新增1.6亿台笔记本电脑的市场无疑是天大机遇,于是毅然组团拜访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品牌商——惠普公司。
(三)加工贸易模式创新使重庆赢得了机会
沿海加工贸易模式是零部件和销售“两头在外”、加工制造“一头在内”的水平分工,物流成本极高,违背经济规律。合乎逻辑的应是整机加零部件一体化,实现80%零部件本地造,进项物流成本归零。我们向惠普公司提出,将通过加工贸易模式创新解决物流问题。只要惠普公司给重庆4000万台订单,零部件厂商就会蜂拥而来,保证在2—3年内实现80%零部件本地化。这一模式创新引起了惠普公司极大兴趣,也赢得了台湾代工企业的纷纷响应,形成了一个品牌商、三大代工厂、一百个零部件制造厂,即“1+3+100”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原计划80%的零部件本地化按“三三四”的比例三年完成,但今年已达到48%,明年可全部实现。今年惠普项目正大规模修建厂房,明年产能将达2000多万台,后年达到4000万台。由此,我们悟出一个道理:与企业谈判,不要把对方作为对手,而要成为战略混合体,大家共同谋划,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利益共享,这是招商引资的最高境界。以自残方式压价,拼血本,就算赢了,最多也只能算第二层次。
(四)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具有多重意义
当前,我国仍处于加工贸易低端,不少专家学者提出批评,甚至提出远离世界加工贸易体系。殊不知,1.1万亿美元加工贸易解决了中国2亿人的就业问题。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引入加工贸易的高端,否则中国制造业是没有出路的。重庆不仅不会扬弃加工贸易,反而会把发展加工贸易作为动力,通过创新加工贸易方式,争取坐到“微笑曲线”的高端,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1、实现零部件制造的转移。由此带来四大好处:一是降低内陆加工贸易物流成本,这是实现内陆加工贸易的前提。二是零部件不再长距离运输,无形中降低了能耗,更加环保、低碳。三是延伸加工贸易产业链条,带动力增强。过去“零部件在外”,比如1000亿美元出口,其实是购买800亿美元零部件组装后再卖出去,净创汇很低。零部件大量在本地生产,增加了出口创汇量。四是随着越来越多零部件厂商的集聚,增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2、实现研发基地的转移。电子产品的核心技术,不在总装厂、代工厂,而在零部件企业。建出口额1000亿美元的笔记本电脑总装厂,只需投资50亿美元,但建立为其配套的零部件厂及其研发中心,至少需要投资500亿美元。做电脑芯片、集成电路、电脑电板的工厂,一般需要投资几十亿美元。重庆与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电池——新普科技公司已正式签约,准备下月开工,总投资几亿美元,产品占全球的50%。零部件研发基地迁入,也会提升重庆的科技实力。
3、实现加工贸易结算的转移。一般的结算是采购原材料、销售产成品、中间物流加工、劳动力的结算,企业在哪里上税,结算就在哪里。但加工贸易不同,其结算有五个层次,品牌商将电脑卖给商店,代工厂造出电脑交给品牌商,零部件厂把零部件交给组件厂,物流企业对产品进行运输,这些环节都会产生结算。这种结算,不是发生在每个点,而是由它的全球结算中心统一进行。惠普在中国的1000亿美元加工贸易原来在新加坡结算,整个中国1.1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结算也基本都在境外。我们看到了其中的不合理性,于是说服惠普将结算中心转移到了重庆,现已开始运行。这会带来三大好处:一是结税,每年产生税收100多亿元;二是结利,流动资金都在银行,每年产生几十亿美元的服务费;三是结人,形成成千上万的会计等白领在重庆聚集。
(五)为推动加工贸易发展搭建好开放大平台
推进加工贸易发展过程中,国家给予了很大帮助,支持重庆建立了内陆首个保税港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全国面积最大的保税区——西永综合保税区。保税区是关境、边境叠加在一起,货物在沿海一进入保税区就一次报批、一次审检、一次过关。货物在上海港登陆,运往重庆保税区,如果上海已经查过,重庆再查就多此一举;同理,重庆保税港货物运到深圳后,深圳海关再查也多此一举。内陆要建保税区,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突破两次检查的制度障碍。目前,重庆的两个保税区已经成功实现这方面的突破,不管出口还是进口,都只需在重庆保税区检查一次。这为内陆加工贸易大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六)创新社会管理,为加工贸易发展创造更优环境
加工贸易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围绕产业工人的社会管理具有较大难度,容易出现员工“跳楼”等类似事件。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既管经营,又管工人生活,结果是管不好。现在如果让企业继续管理工人的生活配套等,不仅管不好,而且影响投资环境。为此,我们努力创新机制,只要求企业依法经营,主要做好企业内部事务,产业工人的宿舍、城市户口、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等配套设施或服务,主要由政府协调管理,使职工一出厂就进入社区,能够充分融入社会。
(七)加工贸易模式创新可以复制到其他方面
加工贸易模式创新的关键,是把加工贸易的“两头在外、三头在外、四头在外”变成“一头在内、两头在内、三头在内”,然后只留销售在外。按照这种模式,除了引入惠普4000万台笔记本电脑项目外,还在推进几千万台打印机、数码相机、3G手机和几百万台路由器、服务器、通讯设备等项目。3G、无线上网技术提高后,笔记本电脑、平板手机、3G手机将实现“三合一”。如果能够和拥有3G手机操作系统的企业实现战略合作,不仅可以得到订单,而且还能形成战略配置,推动重庆成为全球通讯系统、3G手机或者未来电脑的制造高地和软件开发高地。这方面我们正在谋划,并与世界最强的通信、电脑、电讯厂商共同推进,两年后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总之,一个在亚洲甚至全球都具有影响力的电子产品加工贸易基地正在重庆悄然崛起。
四、关于金融中心建设
深处内陆的重庆要建设金融中心,绝不能按照常规套路操作,而只能另辟蹊径,走特色之路。
(一)建设什么样的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大致分为四类:一是行政总部集中的金融中心,如北京,国际、国内银行总部聚集。二是要素市场集聚的金融中心,如上海,国家级股票市场、外汇市场、石油市场、期货市场等聚集。三是结算类的金融中心,如新加坡,每年有1万多亿美元的结算额。四是混合型的金融中心,如美国纽约和香港,集聚大量的金融总部、要素市场、结算中心,香港是亚洲级中心,纽约是世界级中心。在世界金融中心格局中,重庆集聚金融行政总部不现实,国家级要素市场又是国家赋予的,只有结算类金融中心具有市场竞争性,只要条件具备,努力争取,就可能获得成功。
(二)如何建成结算金融中心
1、推动银行、证券、保险业发展。今年重庆GDP将达7000多亿元,贷款余额1.1万亿元左右,两者比例大体1:1.5,五年前这一比例仅为1:1,到2013年或2014年可能达到1:2。目前,北京这一比例为1:3,上海为1:2,重庆位居全国第三。由于资本回报率高、银行不良资产率低,贷款迅速增加和集聚,表明重庆金融生态环境较好,与市外地区形成良好的资金互动,具有较强的资金集聚辐射功能。一般地,上市公司市值与GDP的比例保持在1:1较为合理,预计今年重庆上市公司市值达到3500多亿元,占全市经济总量的40%,到2012年提高70%—80%,到2013年或2014年达到1:1。重庆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进入保险业“黄金发展期”。银行、证券、保险的快速发展,有助于结算金融中心的建设。
2、推动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百业兴则金融兴,金融业与工商业是联系紧密的互动关系。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为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者服务,包括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担保公司、租赁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以及各类财务公司、商品融通公司。政府帮助中小企业融通资金,不仅需要大银行,还需要中间桥梁。当前正在推进的大项目:(1)国家开发银行与市政府共同出资,确保三峡担保公司30亿资本金全部到位,成为中国最大的担保公司。(2)与沿海某知名保险公司联合组建金融租赁集团,总部设在重庆,在全国布局几百家租赁担保公司,既为重庆每年增加几十亿元税收,又增强重庆的金融辐射作用。(3)今年5月已成立资本金60亿元的昆仑租赁公司,其中中石油出资54亿元,重庆出资6亿元,总部设在重庆,并覆盖全国。(4)准备与德国一家银行合作,专门为老百姓购房提供按揭贷款服务。
3、推动区域性要素市场发展。包括建立农村土地交易所、产权交易所、OTC柜台交易中心、航运交易所、药品交易所、畜产品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等,有利于活跃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对区域发展起到很好的平衡和补充作用。
4、推动加工贸易结算中心发展。目前,全国只有重庆在做1000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离岸金融结算,重庆本土还会产生几百亿美元的结算业务。今后两年争取再吸引两三家企业增加结算业务1000多亿美元,这样重庆将形成约3000亿美元的结算额。全国有1万亿美元加工贸易,重庆结算量就占到1/3,将真正成为我国内陆的国际结算中心。结算中心不一定在沿海,只要具备现代数据通信服务、良好的办公和生活环境以及高素质的会计人员,在内陆同样可以建立。加工贸易结算中心布点,“发点球”不在国家外管局、商务部,而是跨国公司的自愿。
关键看我们怎么做工作。
5、推动电子商务贸易结算中心发展。目前,世界贸易结算已进入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实物贸易进出口结算,是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常规结算,中国有1.1万亿美元。第二阶段是加工贸易结算,呈网络状,中国1万亿美元结算在海外。第三阶段是电子商务贸易结算,如淘宝网之类的结算公司,主要涉及外汇结算问题。中国与外国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互购商品,如果像实物贸易一样,先向外管局申请外汇,再到海关查核验收,手续变得琐碎,交易成本增加。电子商务一般是购买几十元的小商品,每次都进行外汇兑换手续是不必要的。由于我国管理方法不适应,目前这类结算主要靠国外的结算公司、境外人民币交易市场或地下钱庄进行,并不规范,待结算规模达到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美元时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为此,重庆与世界最大的电子商务结算公司合作,成立了中国电子商务国际结算中心,预计明年结算额达到100亿美元,后年达到150亿美元,第三年达到500亿美元,第五年达到1000亿美元。十年后,中国电子商务结算将达到1万多亿美元,与加工贸易的1万多亿美元、实体贸易进出口的1万多亿美元,形成“三分天下”之势。在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情况下,重庆能推动国家外汇管理体制创新,率先建立起电子商务结算中心,就可占得先机,提早集聚并形成规模效益。
当今的中国,正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加快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当前的重庆,正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提速落实“314”总体部署和国发3号文件。在此当口,全社会都应牢记小平同志的谆谆告诫,高扬改革开放大旗。改革是对体制机制、制度政策的调整,解决基本的问题;开放能够让我们融入国际市场,在世界格局中确定自己的地位。市场经济有条规律,“先行者通吃”,重庆人要有点战略眼光,就要有通吃的豪气和魄力。
以上四个案例,MBA教程上可能没有,但以后会进入教科书,希望重大的师生们对此作深入研究。一个优秀的MBA学员,毕业三年后应当把课程中的全部案例忘掉,自身培养起创新素质,根据现实条件、国家政策、世界规则和资源配置制定出一个最佳的方案,这才是真正的学以致用。
同学们,你们是民族的希望,只要你们拥有雄心壮志,以过硬的学术底气、坚韧的工作劲头投入到经济社会建设中,就一定能把我们的祖国和家乡建设得更加兴旺发达!
第二篇:黄奇帆市长在全市商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黄奇帆市长在全市商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今年商务领域的重点工作
今年,全市商务工作的主要目标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力争16%以上;利用外资保持100亿美元规模;外贸进出口增长25%,努力争取700亿美元;服务贸易力争突破100亿美元。
这些指标对加快重庆经济发展具有五大意义。一是推动经济中心的要素集聚和辐射。二是带动交通建设和物流产业发展。三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商贸业都是第三产业,无污染、能耗低、附加值高,可直接改变产业结构。四是增加就业。重庆每年新增大中专毕业生近40万人,其中高校和中专毕业生大致各占一半。发展服务业可以创造更多的“白领”岗位,吸纳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五是服务和改善民生。商务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商务发展。商务发展也会影响和改变百姓消费结构,促进消费升级。
抓好今年外贸、内贸各有五项重点。
外经贸方面:对外开放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内陆开放比沿海至少晚十几年,要尽快补上这一课,不能因为国家启动内需就忽视开放。总书记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当务之急是稳住出口,要继续实施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推进贸易便利化,稳定和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要鼓励对外投资带动出口,增强服务业出口能力,加快形成出口竞争新优势。要发挥出口对结构调整的支持作用,积极引进国内短缺的先进技术装备,扩大国内紧缺的原材料进口。要稳定利用外资规模,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引导外资为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服务。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通过建立海外合作发展基金、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并购先进技术企业等形式,扩大对外投资,提高投资效益。”重庆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要重点抓好五件事:
一是进一步改善利用外资结构,促进利用外资与海外投资“双轨联动”。外资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带来先进技术、管理理念、人才队伍和国际市场。实践证明,我们利用外资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九字方针”,行之有效,今后要继续坚持。从结构上看,最近两年都是“433”结构,今后要力争转变为工业50%、房地产30%、金融等服务业20%的“532”结构。“走出去”海外投资要继续坚持“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原则,对每个投资项目实行“1+3”团队运作,规避投资风险。
二是推进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全面发展。重庆加工贸易研发、制造、结算等微笑曲线高端环节都在本地,符合国家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方向,要坚定信心,继续扎实推进。今年加工贸易的重点是实现笔电零部件本地化。最近三年,我们提出打造“5+6+700”笔电产业集群的顶层设计,现在品牌商和代工商都到位了,零部件企业也签约700多家,但目前产能还未完全释放,今年要争取达到60%,明年达80%。这项工作做好了,今年电脑、打印机、服务器等终端产品就可能超过1.2亿台(件),带动加工贸易至少增长50%,实现进出口增长25%以上。三是充分发挥保税区保税贸易、离岸贸易的功能。保税区的本质是自由贸易区,除加工贸易外,更重要的是保税贸易、离岸贸易等功能。拓展这些功能,是今年的重中之重。要学习上海的成功经验,大力发展保税贸易和离岸贸易,造一批写字楼,吸引上千家外贸公司入驻,就能吸引大量外来税收。要用发展加工贸易的劲头来干好这项工作,力争三年有大突破。今后要把保税贸易和离岸贸易纳入对保税区的考核。
四是统筹推进各类开放平台建设。两江新区基础设施开发、招商引资等工作要继续抓好、加快发展。6个国家级开发区和36个工业园区要同步推进,大力培育产业集群,优化资源配置。力争五年后,全市工业产值的85%、增量的90%由开发区产生。对此,全市城镇化、工业化大会已作了详细安排,要狠抓落实。
五是建设内陆口岸高地。“渝新欧”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把这件事做好,也是为国家作贡献。去年每周开行3班,今年要力争实现每天一班。同时,组织好回程货源,实现进出平衡,使重庆真正成为口岸。要推动水、陆、空口岸齐头并进,扩大机场口岸,果园、寸滩港要全面投入使用。大力发展转口贸易,过去三年重庆港转口货运量占比已由10%提高到40%,今年要提高到45%。去年,重钢上千万吨铁矿石、重粮120万吨大豆,都在上海、江苏等地报关,笔电加工贸易企业进口的关键零部件,大多也是以内销形式从沿海保税区转运到重庆。相关部门要认真研究,改进工作方法,如实地把本地企业的进出口,体现到重庆口岸来。内贸方面:去年重庆商贸发展得不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1/50,很不容易。今年,要重点做好五件事:
一是推进商务集聚区建设。随着主城“二环时代”的到来,除了老“五大商圈”,将新增朝天门、弹子石、化龙桥、九龙半岛、龙洲湾、悦来会展中心等十个商圈。今后几年,十个商务集聚区总投资达5000多亿元,是全市最重大的商业开发片区。此外,各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区县也有商圈。要成为商务集聚区,必须实现人流、住房、交通、市政配套和商贸五个集聚。相关部门和区县一定要按照有利于“五个集聚”的要求,高水平规划、建设好。
二是发展便民利民商贸服务。除了大商圈,还要注重发展民生商贸。把社区、住宅区周边的小商圈、商业网点搞好。特别是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设施,如蔬菜市场、食品市场。要科学规划布局,让农民通过市场赚钱,市民通过市场省钱。此外,还要大力发展贸易批发市场,扶持像重庆商社集团这样的国家级商贸龙头企业发展,形成各类商业设施和市场主体优化布局、良性发展的局面。
三是大力发展电子商务。要抓住两个重点:其一,物流配送。无论是何种商业模式,最终都需要物流配送。搞好配送体系,既能服务于有形市场,又能服务于无形市场。其二,结算。一些地方辛辛苦苦修建贸易市场和招商引资,但入驻商户把结算放在其他地方,就造成税收旁落,白费力气。一定要抓住物流配送和结算这两个环节,这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关键。四是建设好要素交易市场。交易所有五大功能:即价格发现、资源优化配置、规范市场秩序、降低交易成本和金融结算。重庆已有国家认可和重点扶持的七大交易所,要继续做好。最近农业部批准畜交所为全国生猪交易试点,要争取一年交易3000万头生猪,远期达1亿头。药交所去年交易额达100亿元,占全国的1%,今后要努力使交易量扩大到1000亿元,掌握定价权。土交所、产权交易所、OTC市场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市场,要千方百计做大做强。
五是有效控制好商贸发展中的三种“泡沫”。其一,商业设施规模过大的泡沫。最近,国家严厉调控商品住房市场,但没有限制写字楼、综合体等商业设施,开发商就一窝蜂地往里挤。如不加控制,三年后肯定是泡沫一堆。一般来讲,每平方米商贸设施年销售额至少达1万元,每平方米写字楼产生的GDP也至少达1万元,按销售业绩倒推,就会发现是否过剩。商业设施规划和招商引资,都要注意防范。其二,专业市场数量过多的泡沫。以钢材为例,重庆每年约2000万吨钢材的市场规模,分布在两三个市场就比较合理,如果到处建就可能会过剩,形成泡沫。朝天门市场搬迁,增加点规模也必要,发展到两三百亿元是合理的,但想变成千亿级市场,就很不现实。绝不能每个区县都建个百亿级市场,专业市场遍地开花,也会成为泡沫。务必引起高度重视。其三,金融杠杆比过高的泡沫。杠杆比过高会产生金融坏账。最近,一些地方贸易批发、商业零售市场产生几百亿元的三角债,形成坏账烂账,多数是抵质押把关不严造成的。抵质押一次是金融创新,但如果弄虚作假,抵押两三次,规模就会扩大两三倍,银行等金融机构就会倒霉,还会进一步传导到实体经济上。要及早排查,决不允许这类事情在重庆上演。什么叫科学发展。不头脑发热,实事求是,就是科学发展的应有之义。
第三篇:黄奇帆金融讲话
编者按:近年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度发展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金融风险不断累积,除了屡禁不绝的非法集资,小贷、担保等非银行机构频频发生资金链断裂而倒闭,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也屡屡爆出“失联”、“跑路”事件。对此,人们似乎越来越质疑金融业的发展了。金融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金融风险究竟有哪些?重庆怎样建设金融中心?在2月11日举行的重庆市金融工作会上,市长黄奇帆为金融机构及区县负责人上了一堂深入浅出的金融学ABC课,提醒他们只有牢记金融原教旨,才能准确把握金融发展的方向,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以下为讲话实录稿。
在全市金融工作会上的讲话 黄奇帆
刚刚过去的2014年,重庆经济有六七个主要指标都处在全国前列。比如GDP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工业利润增长率,进出口增长率,商业零售增长率;还包括一些专业领域的指标,比如机场旅客吞吐量的增长率,汽车生产量的增长率,笔记本电脑的增长率,等等。这些重要指标,支撑了重庆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向好的发展,符合国家提出的追求效益、追求质量、调优结构的要求。
取得这样的成绩,金融战线功不可没,实属难能可贵,值得倍加珍惜。去年,重庆金融工作成效显著,新增了5600多亿的社会融资,占到全国15万亿新增融资额的1/30。作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40、人口也占全国1/40的重庆,金融资金的供应能力达到1/30,对重庆经济强劲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与此同时,重庆的不良资产率大体上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3,不管是银行业、信托业、小贷担保业、网络金融业,各种门类的金融机构,重庆都是全国不良资产率最低的地方之一。这说明重庆金融是健康的,良性的。
今天,我从三个角度谈一些看法:一是关于金融的定位。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为结构调整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国家的战略方针服务。二是关于金融防风险。金融的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金融服务的对象,也就是产业发展要防风险,金融自身也要防风险,还要防范非金融的各种社会活动冲击金融业的风险。三是重庆未来几年金融行业的发展目标,要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建设内陆的国际化金融中心。
一、关于金融的定位
首先,说说金融的本质。就是三句话:一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二是信用、信用、信用,杠杆、杠杆、杠杆,风险、风险、风险,实际上就三个词“信用”、“杠杆”、“风险”;三是金融不是单纯的卡拉OK、自拉自唱的行业,它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没有灵魂,就是毫无意义的泡沫。在这个意义上,金融业就是服务业。
具体来讲,第一个特点,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银行是干什么的?一方面,老百姓有钱存在银行里;另一方面,企业需要钱,银行就是在之间起着桥梁,起到中介和服务作用。保险是干什么的?保险实际上是人在健康、安全的时候,有余钱买了保险,发生生病、死亡等意外突发事件的时候拿来救急,这个过程是人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平衡,当这笔钱放在保险公司,又可以为企业融资提供资金来源。证券市场更是如此,老百姓冒一定的风险投资买股票,取得回报,不管是赚的企业利润分配,还是股价差价,总之是为有钱人理财的一个桥梁。租赁也一样,一个企业没钱一次性投资10亿,就要借债,如果通过租赁,把一次性的巨额投资转化为日常的租赁费用,那么投资资本和资金就转化为租赁公司的资金,而企业不出这笔钱,摊入运行成本,运行成本增加以后,少交一点所得税,或者产生各种各样的效益。这也一样起到为需要钱的人融资的作用。在座的都是金融业专家、领导,都明白这个金融的定位。我们有十几个金融品种,不管是直接金融系统的资本市场发债券、发股票,还是间接的金融系统商业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系统,都是各种理财方式、中介方式,本质上就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
金融的第二个本质,是信用、杠杆、风险。首先是信用。没有信用就没有金融,信用是金融的立身之本,是金融的生命线。金融的生命线,一种体现在是金融企业本身的生命线,金融企业本身要有信用;一种体现在与金融机构借钱的企业也要有信用;还有一种体现在老百姓在你这儿存款、投资的过程中,各种中介服务类的企业当然也要有信用。信用从哪儿来呢?对非金融企业来说,你跟金融单位融资,没有信用就无法融资,任何在这个问题上投机取巧的人,最终一定会受到惩罚。说我不要信用也能融资都是胡扯,离开金融本源的任何理论都是不成立的,这个本源就是两个字——“信用”,是金融安身立命之本。企业的信用在哪儿呢?第一,企业要有现金流,你向银行借1亿,银行就要审核这个企业每天、每月、每季度、每年现金流怎么样,现金流比利润还重要,哪怕利润很高,如果某一个月资金链断了,把你弄得崩盘了,后边哪怕有暴利,你已经死了,也没有用。所以,资本市场上考核企业的第一个信用就是分析财务报表里的现金流。第二,要讲企业的利润,我们说一年有1亿利润,10倍市盈率,股票市场价格可以值10亿,增长很高,市盈率30倍、50倍还有人愿意买,是买它的未来,因为利润增长很快,买了以后,过三年、五年,高增长率会把这个市盈率从30倍又降到10倍,我买的股票就赚钱了,总之和回报率有关。第三,和抵押物有关,如果回报率、现金流不大讲得清,但这个企业很重要,担保公司愿意为他担保,或者某个第三方企业帮他担保,担保物是充实的,银行当然可以照贷无误,如果万一企业不行,担保公司、第三方企业赔,只要这个事铁板钉钉,也是可以的,也是一种信用。第四,就是企业的高管人员,企业的经理是一个世界有名、中国有名、区域有名的非常实诚的优秀企业家,如果遇上金融危机,遇上特殊困难,暂时遇到困难,凭他个人信用的含金量,大家可以帮忙。另外企业的品牌等一些无形资产也是有价值的。
这些都是一些金融学的常识,但人们往往不按常识做事。我们有时候说现在大数据分析,不管怎么分析,如果看不到企业的现金流,看不到企业的资本回报率,看不到企业的第三方担保,看不到企业非常实际的一些信用物,大数据分析就能把几百万、几千万借出去?我觉得这也会很荒唐的。我的意思说什么呢?如果直接了解企业这些相关数据当然最好,如果用大数据,网络的方法间接地、确切地了解企业的这些数据,也是一样的效果。但是,如果说大数据分析的结果是不需要有资本回报,不需要有现金流概念,不需要有担保物,也不需要有其他的信用物,那大数据就是赌博。所以,金融的本源其实并不复杂,如果一套说法说得把金融ABC给丢了,它哪怕再复杂再高端,也别信。金融的衍生工具也一样,有许多许多的衍生工具,但是不管什么衍生工具,总是能看到信用几个基本特征的痕迹,如果全部抛弃了,还原不了,根本搞不清了,那就是泡沫。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这样,次贷产品本来是房地产商卖房子,不需要抵押物,零首付,不受制约,房价就会涨,涨了大家都赚钱。一旦这样的房子坏账,没有抵押物,全是银行背账,银行风险就大了,但银行不是想办法把次贷变成正常贷款,从抵押物上做文章,而是把这个次贷卖到股票市场,变成了CDS债券,这个CDS债券杠杆比到了1:40,雷曼兄弟公司40亿美元购买了1600亿美元的CDS。如果这个债券涨10%,他就赚400%,40亿美元变成160亿美元,如果跌10%,就立马崩盘了。总之,考核数据分析或者品种转换的根由,就是信用物。没有信用的一切金融都是假金融、伪金融,在重庆决不让它发展,这是常识。
第二个就是杠杆。金融的特点就是杠杆,没有杠杆就没有金融。为什么要信用?因为信用是杠杆的基础,你有信用,我才杠杆,如果什么事都是1:1的,我拿100块给你,你就我给100块的货物,大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不需要信用了。一旦有信用,就有透支,透支就是杠杆。银行的存贷比,就是一种杠杆比例。有10亿注册资本,可以搞100亿贷款,资本充足率1:10,也是个杠杆比。租赁公司如果有50亿资本,可以搞500亿租赁,也是1:10的杠杆。搞期货一般是1:20的杠杆,5块钱的资金可以做100块钱的投资,如果做远期交易,1:5的杠杆,100块钱的交易付20%,半年以后货物到了再付剩余的,这中间也有个透支,是1:5。最近,股票市场搞融资融券,也是个杠杆比,你有100万的股票,跟证券公司可以融资也罢,融券也罢,借给你一定比例的透支,总之没有比例就没有金融。虽然这也是金融课堂的ABC,但是一切的金融风险都是背离了这些基本原理而所致的,所以这些基本原理要当真经来念,不管是行长还是科员,这个真经要天天念、月月念、年年念。所有的金融风险都是杠杆比过高造成的,没有杠杆比就没有金融,但杠杆比过高就产生风险。刚才我用了信用、信用、信用,杠杆、杠杆、杠杆,风险、风险、风险三个叠加词,就是用最土的方法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一切金融的创新都是想方法把杠杆放大,一级杠杆1:3,二级杠杆再来一个1:3,整体系统叠加就变1:9,如果有三级、四级就更上去了,每一级都在策划杠杆比,一切金融危机的本质就是杠杆比放大,真正的智慧就是设计一个风险比较小的、有一定信用基础的、可靠的、不容易坏账的杠杆比,那才是智慧,是金融的精髓。
我们说过分的杠杆比是一切坏账、一切风险、一切金融危机的来源,坏账是讲具体的一个企业,风险是这个系统体系发生的事,危机就是延伸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事。所有的这些,都和杠杆比、和风险没控制好有关系。解决金融危机的全部办法也就是三个字:“去杠杆”,不管是国家级的去杠杆,还是某个行业的去杠杆,还是某个企业的去杠杆,实质就这么简单。
这是金融的第二个本质,风险、杠杆和信用。这三件事是互动的,信用高的风险当然就低,杠杆比一般也不会太高;杠杆比高的信用就会降低,风险也就比较高。金融专家、企业的创新都是围绕这三件事在运转,最关键的是要把握好一个度。
第三个本质,金融的要义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记得邓小平老人家当年视察浦东,也就是1991年1月14号,大年初四,他说了一句话:“金融很重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的金融要在世界上有地位,首先要从上海搞起。”这段话讲了三层意思:一是金融和各个行业的关系,一招棋活全盘皆活,是个中心。二是上海过去是货币自由兑换,以后也要这么搞,当时金融是管制的,贸易项下也不能自由兑换,老人家已经想到以后贸易项下自由兑换,今后要这么干。三是,当时人们认为北京是金融中心,上海不值一谈。老人家说中国的金融要从上海搞起,上海才真正敢把金融中心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个核心是怎么形成的?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个中心就变成以自我为中心,就会异化为一个卡拉OK、自拉自唱、虚无缥渺的东西。金融只有在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过程中,围绕着实体经济运转的过程中,才能成为中心。对此,王岐山同志在当国务院副总理时曾说过,“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这两句话应该是金融界的戒律。我讲这段话,是让大家理解金融的本源,金融的三个要义。你哪怕成了大银行的老总,这段话也应该温故而知新,每当我们发生任何金融风险,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一个企业破产倒闭,或者一个P2P跑路的时候,你都可以从这三个特征值里找到问题的本源。
第二,一个地方政府为企业服务,推动金融发展,最重要的该抓什么?我们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小微企业服务,为“三农”服务,为结构调整服务,为国家的战略重点服务。在这样的服务过程中,抓手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按“一行三会”的金融政策,努力做好“三管齐下”的工作。“第一管”就是间接金融中的商业银行贷款融通的体系,“第二管”就是要发展直接金融中资本市场的融资体系,“第三管”就是发展小贷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等各种各样的非银行金融体系。
这三个体系如果完全靠布朗运动,自我发展,没有地方调控,就会没有方向。以前计划经济时期没有资本市场,也没有非银行金融体系,只有银行,金融体系90%以上靠银行贷款,这个经济不会活跃,也不会快速发展,也不会分类调控产生结构的改进,大家都一刀切。现在国家一年15万亿的社会新增融资,银行占10万亿左右,如果那5万亿不存在,就靠这10万亿,支撑不了当下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所以,要依靠银行,但不能一棵树吊死。非银行金融机构是“一行三会”在2006、2007年全面启动的,而且放权给地方政府干,“一行三会”给予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一定的政策框架,地方政府按照“一行三会”的政策框架审批这些机构。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全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法人数量、融资总量,都有惊人的增长。虽然它的融资利息一般比商业银行高一倍,但它还是受国家管制的一个相对规范的非银行机构。我们把它叫普惠银行,有点褒义和鼓励的意思,也可以把它叫做影子银行,是银行的一个对比,也没有贬义。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好处就是,凡是它发达的地方,社会民间的高利贷、乱集资就会大大减少,大体上减少一大半,因为既然有充分的15%、18%的中利贷可以借,我为什么要借30%、40%、50%的高利贷呢?重庆的典当行、高利贷公司,在十年前可以说非常多,近几年我们批了两三百个小贷公司,形成了几百亿、上千亿信贷余额,他们大大压缩了高利贷、地下钱庄的生存空间。现在重庆的高利贷、地下钱庄,我不能说没有,但是大大减少了,这是好的一面。但是它也有缺点的一面,利息总而言之比银行高,这个比例如果过高,对整个融资系统也是不健康的。
怎么解决这件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力推进直接金融系统,也就是资本市场、债券市场。最近几年,在“一行三会”的支持下,重庆融资结构的比例有了明显变化。十年前我们90%以上的新增融资是银行,后来非银行系统5%、10%、20%、30%,逐渐逐渐地提高,当提高到40%多以后,又变得不合理了。改变这种局面,不能把银行的贷款占比又去提得很高。一方面是受制于银行额度制约,另一方面政府真正有作为的是抓直接融资。去年,我们在这方面又取得新成效,去年5600多亿新增融资,银行贷款占45%左右,直接融资系统提高到24%左右,然后小贷公司、信托公司等差不多占30%。
资本市场融资其实有五六个渠道,很宽的。第一个是IPO上市,不管深圳、上海A股市场,还是香港、美国上市。由于我国上市是管制审批,上市的很有限,最近我们几个大机构都是跑到香港上市,因为香港属于注册制,上市快。第二块就是发债券,企业债券,由国家发改委、证监会审批,最后在A股市场上市,因为是审批制,规模也放不开。我们最支持的就是让重庆有信用的企业到人民银行的银行间市场去发行企业债,去年有120个重庆的工商企业发了900亿银行间的市场债券。所以,哪个市场对地方政府、地方企业有效,我们就走哪个市场。发银行间中票或者资本市场的债券又是一种,定向增发也是一种直接金融行为,让私募基金作为投资股东投进来也是一种股权融资。
去年,我们有一件事做得很成功,就是京东方定向增发。京东方作为中国最优秀的液晶面板类公司之一,在世界生产能力排名第五,生产的产品供不应求。中国一年要进口液晶面板1800亿美元,看准这个方向,就要有勇气投资,效益一定会好的,所以我们请他来投资。京东方想投资,愿意占据这个市场,也有这个技术,但是缺钱,拿不出330亿。我们当然不能说你拿不出,我帮你拿,但可以买你的股票,你定向增发100亿股,按市场价2.1块一股卖给我,你得到210亿,再向银行融资120亿,就有330亿,投在重庆,一年多时间把这个厂造好,今年三四月份就能投产,投产以后一年可以形成五六百亿的产值。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融资项目,解决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巨大投资资金来源,真正起到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的作用。这单业务是西南证券做的,是一个好项目。本来我们起初是想把这个融资需求交给重庆的民营企业,他们如果有钱没有地方用,投到这个项目,肯定比放100亿小贷好,不容易坏账,但后来民营企业没有实质跟进。倒是重庆的一些国有企业,还有上海、北京的一些外地企业很睿智,都争着来投资。所以一个月210亿的股权融资,120亿的银行融资到位。现在,京东方的股价是3块多一股,每股赚1块钱,210亿投资现在价值300多亿。我讲这段话的意思,直接融资里边有许多工具、很多方式,在座的银行、企业,都该深度了解,了解以后,把这一块努力拓宽,我们的金融体系就活了。
我为什么这么讲?大家要明白,直接融资系统会带来整体的融资成本下降。所有的债券、中票,它的利息低于银行利率1个百分点左右,是低利贷系统。1000亿、2000亿的融资量,利息下降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整个重庆的金融系统的利率往下降,重庆企业的融资成本就降低了,这是政府该作为的地方。宏观上金融为地方经济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实际上要把金融系统的融资结构“三管齐下”,三个比例要适当。你也不能说把影子银行都废掉,你也不能说银行占比越小越好。当我们一些信用比较好的企业通过直接金融系统融资了2000亿的时候,肯定就会向银行少借2000亿,银行这些钱借给谁?政府引导他们更多借给“三农”、小微、高新技术、结构调整等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多了这笔钱以后,信托、租赁、小贷公司的钱自然就会少用。总之,金融系统市场细分,各有定位,但这个比例十分重要。这种比例来源是国家“一行三会”的金融货币政策,我们是把国家政策和重庆实际结合起来,力争做得更好。
当下,金融要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服务。具体到重庆,首先要考虑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领头羊城市,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支点和节点城市,也是国家超大城市之一。讲节点支点,就是长江经济带,我们是上游枢纽;丝绸之路经济带,我们是中国方面的一个起点,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起点重庆、终点德国杜伊斯堡,是当下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通道,这两年的货物价值量占到全国经过新疆阿拉山口到欧洲货运量的80%。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直接金融系统还是间接金融系统还是非银行金融系统,都该围绕这些战略去落实工作。这里边有许多大项目,比如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到十大基础设施,包括高铁项目、货运铁路项目、隧道桥梁项目,以及地铁、高速公路、水利工程、通信工程、能源工程等,有1万多亿投资。另外和大都市发展有关的城市开发,也会有几千亿,都是和国家战略有关系,金融当然应该支持。第二,要为改革开放服务。有时候改革的过程也是需要投资的。比如我们把基础设施投资变成PPP投资,以前是政府跟你们借钱,你们很容易就可以借;现在企业如果用PPP方式来干这个活,政府不负担信用风险,但是有资源配置给企业,这个企业要跟你们融资,你们是不是能够采用各种办法,或者股权融资的方式,或者银行贷款的方式,或者各种租赁资金融通的方式,跟这些项目合作?这一块其实就是改革,需要金融提供服务。改革包括各个方面,其中有不少和融资有关,而且往往都是资本效益提升的,金融参与其中也是有很大效益的。去年我们搞了1300亿PPP,国有资本按五种路径的混合所有制搞了1000亿,本来这2000多亿是需要重庆政府自己用资源或土地抵押了去融资,然后来搞这些项目;现在我们卸掉了包袱,吸引民营、国有、外地、外国的企业进来了,他们当然也需要融资,金融系统这时候支持他,给他融资,也就是支持了重庆政府的改革,这是一个互动的。去年因为我们搞了这些改革,重庆政府的债务从6000多亿降到5000多亿,降了1000亿,但是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了18%,没有出现说要减债了、该搞的项目不搞了。改革会有资本红利,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会使得各种所有制结构更加协调。这个时候,中间起融通作用的当然是在座的,各得其所。
开放的过程也会花钱,我们每年引100亿美元外资,这是注册资本金,会贷出1千多亿贷款,最终外资一年在重庆的投资量是2000亿,占1万多亿固定资产投资的近20%,比例是不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座的企业为外资企业服务,就是服务于开放。重庆的开放有几个特征:一是利用外资多,连续几年每年100亿美元以上的外资到位数,在中西部排在前列,全国排在第七位。二是进出口量大,去年955亿美元进出口,出口排全国第八、进口排第十,这个进出口贸易当然有短期流动资金、长期流动资金以及出口信贷等在里边起到周转作用。三是实现了大交通枢纽、大口岸、大保税进出的平台。去年机场吞吐量达到2970万人次,在国家主要机场增长率排名第一,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也过了百万标箱。总之,凡这些开放特征方面需要资金,各方面应该特别倾斜一些,就是支持改革开放。
第三,要支持实体经济、工商企业特别是“三农”、小微企业发展。去年国务院专门发了支持小微企业、支持“三农”、支持实体经济的文件,国务院督查组还专门来重庆进行了督查。总体看,督查组认为重庆按照国务院要求做得比较到位。
第四,要为调结构服务。“6+1”支柱产业要升级换代。电子信息产业几年时间做到了2亿台件的终端产品,生产量已经是全国之最。汽车去年生产了262万辆,也实现了全国排名第一。这些支柱产业升级换代的资金融通当然应该支持。重庆的支柱产业发展,我们是按照三种集群的理念来推进:第一种是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关联企业,整机厂、零部件厂、原材料厂一体化形成集群;第二种是同类型产品、同类型企业扎堆运作;第三种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形成集群互动。这三种集群背后体现的支柱产业,融通要给予支持。
第四篇:黄奇帆市长在都市功能核心区和都市功能拓展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黄奇帆市长在都市功能核心区和 都市功能拓展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今天的会议有两个主题:一是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五大功能区战略,围绕都市功能核心区和都市功能拓展区功能定位,理清思路,统一认识,形成勇挑重担、奋力发展的良好氛围;二是分析形势,提神鼓劲,努力打好第四季度稳增长攻坚战。主城六区和有关部门作了汇报,杰明、和平同志结合分管工作进行了部署。我讲三点意见:
一、进一步厘清对科学发展的认识
今年以来,主城各区发展速度明显下滑,有几个区甚至远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固然有宏观因素的影响,但大家认识不够到位、工作抓得不力,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我们一定要牢记,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市委、市政府实施五大功能区战略,目的是通过分类指导和错位发展,促进资源配臵最优化和功能作用最大化,是为了更好更优地发展。大家一定要深化认识,统一思想。在此,强调三个观点。
第一,抓发展不能唯GDP,但决不是不要GDP。大家一定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既不能GDP至上,盲目发展,也不能有丝毫懈怠,放慢发展步伐。单纯追求GDP,无视资源禀赋,一味蛮干,搞大量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产业,结果产能过剩、破坏生态,自然得不偿失。反之,立足功能定位,在确保产业结构合理、生态环保达标、投入产出比优化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加快发展,不仅不违背功能分区的要求,还符合中央缩小东西部差距的战略意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第二,部分指标不考核不等于不重要。这次市委、市政府结合五大功能区战略的实施,对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作了有针对性的调整,取消了一些过于繁琐的指标。区县委书记、区县长们对此要正确认识,自我加压,不能因为不考核就放任不管。经济指标是衡量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参数。GDP、工业增加值、外资总量、进出口总值、社零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存贷比、不良贷款率等指标,或反映经济总量情况,或反映结构性问题,各有用处,是研判经济走势、制定发展举措的重要依据。尽管一些指标不再考核或权重下降,但区县主要负责人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准确把握发展动态,促进本地区健康发展。
第三,坚持底线思维,增强经济发展的上下限意识。克强总理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有一个合理的区间,7.5%是下限,7%是底线,这样才能确保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经济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具体到重庆,实现市第四次党代会提出的五年翻一番的发展目标,需要保持12%—13%的经济增速。这是我们的底线,必须守住。主城各区是全市经济发展大马力的发动机,条件也最优越,理应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最起码不能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低于其他三个功能区,拖全市的后腿。
都市功能核心区和都市功能拓展区是重庆建成“三中心两集群一高地”的集中体现。两大区域发展得如何,直接关系到五大功能区战略的成败。主城各区一定要明确功能定位,自加压力,开拓进取,在抓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同时,扛起引领全市发展的大旗,带动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都市区发展面临五大机遇
当前,我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一些工业企业经营较困难,服务业发展也受到内需不足等制约,但总体上,机遇还是大于挑战。具体到都市功能核心区和都市功能拓展区,有五大发展机遇:
一是城市化加快发展的机遇。我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得益于三大红利,即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改革红利。重庆主城区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未来十年,建成区面积将从目前的650多平方公里扩大到近1200平方公里,城镇人口也将从现在的近700万增加到1200万左右。城市快速拓展将极大释放人口红利,推动土地不断增值。尤其是主城十大片区开发带动的房地产建设,将为筹集发展资金、平衡政府债务,创造有利条件。
二是重大基础设施提速建设的机遇。我市今后几年重点推进的十大基础设施项目,轨道交通、城市道路、机场、港口、隧道桥梁等项目,基本都在主城区。基础设施提速建设,在保持投资拉动的同时,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为经济发展夯实基础。
三是十大新兴服务业加快培育的机遇。今年初,我们向国家申请了“1+10”的开放政策。随着这些政策的逐步到位,保税贸易、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云计算、软件开发和数据通信、离岸金融结算、金融、旅游等产业发展将进一步提速。主城区条件得天独厚,是政策的主要承接地,哪个区先行一步,就能占得先机。
四是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崛起的机遇。市委、市政府谋划的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液晶面板、芯片、硬盘、3D打印等,多数属于电子信息产业。这些产业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是未来工业发展的方向。可以预计,到2020年,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占全市工业的比重将超过1/3。主城工业正在腾笼换鸟、转型升级,各区抓住机遇,围绕其中一两个产业接续施力,做出成效,工业就会快马扬鞭,加速发展。
五是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机遇。近年来,重庆推动两江新区开发,设立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完善铁路、机场、港口等口岸功能,开放要素不断完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西部开放有望获得更大支持,利用外资、对外贸易都将有新突破,重庆也会由此获得更多资金、技术和市场。主城区是全市开放要素的集聚地,领风气之先,更有条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三、当前要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
一是集中精力抓好发展。重中之重是要抓好招商引资。重庆目前仍处于“双欠”阶段,经济体量比较小,综合效益还不高。做大做强经济,仅靠体内循环,靠有限的家底完成原始积累,难有大的作为,必须通过招商引资,借助外力,以增量优化促存量调整。今年1—9月,全市工业利润增长42.2%,其中汽车产业翻了一番,电子信息产业上涨14倍。这些都得益于近年来的持续招商,培育了“5+6+800”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和“1+10+1000”的汽车产业集群。各区一定要高度重视,结合功能区规划,做好招商引资,加快园区开发建设,推动“七通一平”、标准厂房建设等基础性工作,配齐要件,滚动开发。同时,继续搞好开发区发展环境,完善对落户企业的服务,实现安商稳商。
二是搞好城市规划和项目布局。落实五大功能区战略,各区主要领导要重视规划,学习规划,做城市规划的行家里手。要一张蓝图画到底,提高规划的严肃性和连续性,与时俱进加以完善。市规划局、发改委、经信委等市级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协调,统筹考虑各功能区项目布局,避免恶性竞争。这里明确一条,凡已落户在市域内的企业,只要已享受过优惠政策,今后搬迁一律不得再优惠。
三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改革是最大红利,能够通过资源优化配臵,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前些年,我市推动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扶持微型企业发展,建设公租房,鼓励农村“三权”融资,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下一步,除了继续深入推进已开展的各项改革外,要重点在促进资本循环上下功夫。资本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哪个区县资本循环做得好,发展速度就更快,质量和效益就更高。主城各区要进一步改善政策环境,加大招商力度,除用好内外资外,还要积极引入保险资金、养老基金、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社会资本,不断做大“资本池”。同时,加快探索建立政府财政补助资金市场化运作机制和国有企业股权交易机制,努力提升资本使用效率。
四是合理控制政府性债务。对政府性债务,大家要有正确的理解,既不能盲目举债,也不能有点债务就心虚。有五句话需要记住:政府搞重大基础设施,都是三五年建设几十年使用,需要举债来筹集资金,通过几十年的财税收入是能够平衡的;地方政府自身绝不能作为法人进行举债,通过组建融资平台市场化融资有一定合理性,重在进行规范;土地是各级政府重要的财源,必须结合城镇化的推进,用足管好,通过合理的增值收益,平衡基础设施投入;土地要超前储备,一步到位,细水长流,逐年供应,储备地使用要兼顾公益和商业开发;政府要努力降低债务成本,不借高利贷,不搞BT、信托、租赁融资,也不搞固定回报的BOT。理解和遵循这五句话,才能弄清政府性债务产生的原理,做到心中有底。底特律因债务过重而政府破产,以美国的体制,清偿这些债务要花三四十年。我们依靠上述五条,完全可以有效控制政府性债务,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要增强“三个自信”。处理政府性债务,关键是把握好“度”。原则上,区县政府性债务不得超过本级财政当期支付能力,不得超过GDP的30%,必须守住这条“红线”。债务较重的几个区要切实抓好清偿工作,将政府债务降到合理范围内。
五是抓好事关群众利益的民生实事。办好22件民生实事是我们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体现。这些项目多数今年已经启动,两三年内要陆续到位。具体到主城各区,涉及老旧电梯改造、公交线网优化、污染治理、危旧房改造、公厕布局等方面,一定要切实抓在手上,争取早见成效,让人民群众充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六是做好劳动力调度保障。保证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事关我市经济发展全局,也是改善投资环境的体现。随着发展不断加快,各地间的劳动力竞争越来越激烈。深圳招工就很有效率,在全国很多地方专设有机构,配以远程视频系统,将招工信息覆盖许多乡镇。这件事,市里面非常重视,但各区的工作还很不到位,导致一些企业订单流失。希望大家一定要肩负起劳动力调度的责任,加强与“两翼”区县的合作,加紧构建城乡一体的招工平台,健全企业用工保障机制,为企业用工服好务。这也是主城各区贯彻五大功能区战略,促进“两翼”人口向大都市区合理、有序转移的应尽之责。
第五篇:黄奇帆在宏观经济形势务虚会上的讲话
黄奇帆在宏观经济形势务虚会上指出
研判宏观形势 把握地方策略 更好推动发展
8月15日,市长黄奇帆主持召开宏观经济形势务虚会,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分析国内经济走向,探讨重庆经济发展应对之策。黄奇帆指出,要通过深入研判宏观经济形势,准确把握重庆自身发展策略,更好地推动重庆经济社会发展。
会上,来自社会各界的16位专家学者围绕主题,畅所欲言,谈观点、提建议,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对重庆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要采取什么样的应对举措,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听取大家的发言后,黄奇帆说,当前美国国债危机引发全球资本市场剧烈动荡,从表象上看是美国国债上限问题,其实真正的是美国经济存在和国债上限有关的政府财政性债务透支过大、失业率居高不下、房价持续下跌、金融衍生工具产生的巨额债务有扩大趋势、量化宽松政策对实业经济提振作用非常有限等问题。
与美国一样,欧共体和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遇到债务危机,同时还潜伏着其他的危机,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提前做好相关防范。
在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还要加强财政的宏观调
控,让金融和财政两种调控手段来共同承担宏观调控的重任相对来说,最近20年中国之所以国泰民安,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有效应对了这其间的每一次世界性危机或者区域性危机,并将它转化为使自己超常规发展的机遇。1990年的时候,美国和俄罗斯出现危机,90年代我国取得大发展;1997年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我国迎来了进入WTO和超常规发展的10年;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又使我国许多金融机构成为世界级金融机构;这一次的金融危机是货币危机,对我们同样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关键看我们如何应对。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有六个比较优势:一是中国政府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二是中国财政负债较低,目前债务余额10万亿元,与年财政收入之比1:1还不到,只占GDP比重的20%左右,是3A级最高信誉;三是中国银行质量好,现在中国银行不良资产率只有1%左右,是世界上最好的,可以说目前世界最棒的金融就在中国;四是中国有巨大内需产生的发展潜力;五是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这个比较优势至少还会持续10年;六是中国政府宏观调控坚强有力。
黄奇帆说,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们的宏观调控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加大汇率调整力度,逐步放开外汇,加大货币自由兑换力度,把藏汇于国逐渐转为藏汇于民。在放开人民币上可以分三步走,首先让人民币加快成为区域的结算货币,其次让人民币
逐渐成为自由兑换结算货币,第三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民币信用好了成为相关国家的储备货币。二是在实施货币政策时注意防止层层叠加,并且出台的货币政策要有超前性。三是制定货币政策时要充分考虑世界对我们的冲击量,要用开放的眼光、用世界市场的角度来考量政策的制定。
此外,在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还要加强财政的宏观调控,让金融和财政两种调控手段来共同承担宏观调控的重任。过去一段时间,货币政策承担宏观调控的任务较重,财政调控和税务杠杆的作用相对不够到位,其实这里可以做很多事。比如,对增加就业的中小企业减免税收;企业给职工提高工资,也可以给企业减免税收;又比如控制热钱,任何外资到中国国内,不管什么渠道,只要进入中国关口就征收3%的税,如果在国内呆了一年以上,不算热钱,出境的时候这3%还你;但如果呆半年就走,对不起这3%就不还了,有了这个杠杆,这个热钱就不敢乱炒。
下半年,重庆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往外走”,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继续抓好调控
黄奇帆说,当前,重庆经济形势比较好,不仅GDP保持高速增长,像工业产值、利用外资、进出口贸易、海外投资等单项指标都全面向好。下半年,重庆还要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一是抓住美元债务危机这个机遇,坚定不移地继续“往外走”。大力引进外资,今年要到100亿美元;进出口要比去年翻番,达到250亿美元甚至
更多;口岸高地建设上要有所作为,吸引周边地区的货物甚至沿海地区的一部分货物到重庆转口;大力发展离岸金融,不断扩大规模,争取今后几年达到3000亿美元。继续下大力气推进海外投资,市国资委要挑大梁,市外经贸委在业务管理上要起主导作用。重庆海外投资主要面向5个方面:一是投资海外的地下资源,包括煤炭、铁矿石、铝矾土等各种资源,只要是中国短缺的就找机会去投资;二是投资海外的农业;三是收购海外的加工企业,像林业加工企业;四是投资海外工业,建开发区。五是收购具有技术含量的装备类企业。“十二五”期间,重庆海外投资要达到300亿美元。
二是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努力将笔电产业和汽车产业打造为中国第一的产业。目前,重庆的笔电产业,实现了三个“一体化”: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研究开发加制造加销售结算一体化,加工贸易所需的三大要素进项物流、出项物流、保税物流一体化。有了这三个“一体化”,重庆笔电产业就非常有竞争力。在发展汽车产业方面,重庆要像发展笔电产业集群那样来发展汽车产业,吸引一汽、二汽、上汽、北汽等中国汽车业的几大巨头都到重庆发展,形成汽车工业的集群。同时,全面发展微车、轿车、卡车、重型车、轻型车、商用车等各类汽车,形成汽车产业链集群。加上重庆传统形成的汽车零部件集群,三个集群共同推动,做大做强重庆汽车业。
当然,在发展这两大产业的同时,其他产业也要大力发展。
三是加强调控。“识时务者为俊杰”,通过分析形势,加强调控,才能更好促进经济发展。今年以来,重庆在资金、电力、物价、土地、外资等方面加强调控和调度,取得明显效果,今后还要针对经济运行中的一些苗头性困难和问题,继续加强调控,未雨绸缪。比如在资金的调控上。目前全市有1万多亿工业销售值、1万多亿商贸、地产营业额,我们作了一个判断,8000多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加上铺底的流动资金,全年大约需要4000亿元的社会融资增量。3月份开始,我们从四个方面进行调度:一是银行贷款力争全年新增2200亿元左右。上半年新增贷款近1500亿元,增长24%,比全国高出近10个百分点。二是力争全年实际利用外资100亿美元,这相当于新增650亿元人民币投资。三是非银行渠道融资,包括小贷、租赁、私募、风投以及各类财务公司,股票上市、发行债券,争取达到750亿元左右。四是争取社保基金、烟草公司、保险公司的资金进行信托融资,专项注入公租房建设,筹集到400亿元。正是有了这些调控,把资金融资到位,保证了重庆经济发展的良好形势。
又比如在电力的调控上。上半年,出现全国性“电荒”,各地都在拉闸限电,重庆也不例外。5月初,市政府及时召开电力调度会,出台了12条措施。市财政拿出12亿元买电买煤,电力紧张形势得到极大缓解,5月中旬以来,没有出现拉闸限电。
黄奇帆说,实际上,一个社会的调控是有尺度的,有5个“1:
1”需要我们很好加以掌握。一是政府债务余额不要超过GDP的20%、30%,不超过60%是“铁率”,超过60%变100%肯定鸡飞蛋打。二是银行贷款余额和GDP之比应是1:1;三是股票市场市值和GDP之比应是1:1;四是各种各样的房产市值,与GDP之比应是1:1;五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开支与GDP之比也应是1:1。重庆在进行宏观调控时,要按照上述调控原则,努力做到这五个方面的平衡。
副市长童小平参加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