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04)渝一中行初字第26号

第一篇：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04)渝一中行初字第26号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赔偿判决书

（2004）渝一中行初字第26号

原告周伯遂，男，1952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商业一路409号。

委托代理人王文渊，重庆中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临江路1号。

法定代表人崔坚，主任。

委托代理人廖彬，重庆市公安局法制处干部。

委托代理人李革圣，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法制科干部。原告周伯遂诉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劳教委）劳动教养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03年12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4年3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伯遂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文渊，被告市劳教委的委托代理人廖彬、李革圣到庭参加了诉讼。因等待国家统计局公布上一年度即2003年度的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标准，本院于2004年3月9日裁定中止审理本案。该中止事由消除后，本院即恢复了对本案的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伯遂诉称，被告2001年2月19日对我作出的重劳教 [2001]字第299号劳动教养决定及 2001年6月16日作出的重劳复[2001]字第28号劳动教养改处决定，已分别于2001年5月8日、2002年12月24日被依法撤销。由于被告作出的以上劳教决定，我于2001年2月6日至5月10日、2001年6月12日至2002年9月8日连续两次被关押、劳教长达659天。2003年7月16日，我向被告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被告未对我作出任何答复。故现起诉，要求被告赔偿我被关押劳教659天的赔偿金32607.32元，我的装璜门市部的门面租金、工人工资、水电气等直接经济损失33.628999万元，我母亲死亡赔偿费和丧葬费24.136万元，我妻为我喊冤花去的路费和住宿费3498.5元，家人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共计72.385581万元。

被告市劳教委答辩称，原告周伯遂虽然于2003年7月中旬向我委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但未提交相关证据，因此我委未作赔偿决定。现我委只同意对周伯遂被错误限制人身自由一项，按照规定进行赔偿。被告在庭审中又辩称，原告于2003年7月16日向我委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直到2003年12月29日才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法院不应受理。

原告当庭举示的证据有：

1、市劳教委作出的重劳教（2001）字第299号《劳动教养决定书》，用以证明被告从2001年2月6日起至同年5月10日对原告执行劳动教养；

2、市劳教委重劳教（2001）字第2532号《劳动教养决定书》、重劳复（2001）字第28号《劳动教养改处决定书》及《关于变更周伯遂劳动教养期限的报告》，用以证明被告于2001年6月12日至2002年9月8日对原告执行劳动教养；

3、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复[2001]4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001）渝一中行初字第149号行政判决书，用以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重劳教（2001）字第299号《劳动教养决定书》及重劳复（2001）字第28号劳动教养改处决定已被依法撤销；

4、原告的《国家赔偿申请书》及邮寄该申请书的信封、挂号邮件收据，用以证明原告于2003年7月16日向被告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

5、丰都至重庆的车、船票、住宿费及保险费票据等共176张，金额共3561.10元，用以证明原告被劳动教养后其家人为其申诉等造成的交通费等损失；

6、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及重庆市丰都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证明，用以证明原告系合法的个体工商户，于2000年6月15日登记注册后，未按规定在次年3月30日前验照；

7、房屋出租协议书，用以证明原告被劳动教养期间的门面损失；

8、证人曾淑玉、周伯顺、周万

五、周万烈、刘碧芳的证言，用以证明原告的母亲余先池是因原告被劳动教养而死亡；

9、证人秦中平、胡长远、邓国琪的证言，用以证明因原告被劳动教养造成了工人工资损失；

10、原告向重庆市渝中区法院提交的行政赔偿起诉状，用以证明原告于2003年10月30日即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赔偿诉讼；

11、车、船票9张及保险费票据3张，金额共493元，用以证明原告因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而用去了交通费等493元。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中部分车票上无时间，不能证明这些交通费是因本案引起；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6、7、8、9与本案无关联性。

被告当庭举示的证据有：2003年7月14日至7月18日收发文簿复印件，用以证明其于2003年7月18日收到了周伯遂邮寄的国家赔偿申请书。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当庭提供的收文簿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

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举示的证据1、2能够证明原告分别于2001年2月7日至5月8日、2001年6月13日至2002年9月8日因被告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而被限制人身自由；证据3能够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已被依法撤销；证据4能够证明原告于2002年7月16日向被告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被告未予答复；证据5、11能够证明原告被劳动教养后，其家人为此申诉及原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等用去了交通费等共4054.10元，被告的反驳理由因缺乏相应的证据佐证而不能成立；证据10能够证明原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时间是2003年10月30日。以上证据证明的以上内容与本案有关联性，形式和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6、7、8、9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于2001年7月18日收到了原告邮寄的国家赔偿申请书，与本案有关联性；该证据虽为复印件，但与原告提交的证据4能够相互印证，且原告亦明确表示认可，故本院予以确认。

另外，对原告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限，原告当庭陈述其于2001年2月6日至5月10日、2001年6月12日至2002年9月8日因被告作出劳动教养决定而被限制人身自由，被告明确表示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五条之规定，本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

根据以上确认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01年2月19日，被告市劳教委以重劳教（2001）字第299号《劳动教养决定书》，以周伯遂煽动闹事为由，决定劳动教养二年。周伯遂对此不服，申请行政复议。重庆市人民政府于2001年5月8日作出渝府复[2001]49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了被告对周伯遂作出的重劳教（2001）字第299号劳动教养决定。因被告作出的该劳动教养决定，周伯遂于2001年2月6日被传讯后即被限制人身自由，执行劳动教养，至同年5月10日被释放，共被限制人身自由93天。

2001年6月16日，被告又作出重劳教（2001）字第2532号劳动教养决定，对周伯遂以聚众扰乱生产秩序送劳动教养三年。周伯遂对该劳动教养申请行政复议后，被告于2001年10月15日作出重劳复（2001）字第28号劳动教养改处决定，将周伯遂劳动教养三年改处为劳动教养一年六个月。周伯遂对该劳动教养改处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后，本院于2002年12月24日作出（2001）渝一中行终字第149号行政判决，撤销了被告作出的重劳复（2001）字第28号劳动教养改处决定。因被告作出的该劳动教养决定，周伯遂于2001年6月12日被限制人身自由，执行劳动教养，至2002年9月8日期满被释放，共被限制人身自由453天。

原告周伯遂被劳动教养后，其与家人因申诉、诉讼等多次往返于重庆—丰都，共用去交通费、住宿费、车船保险费等4054.10元。

2003年7月16日，原告周伯遂以邮寄的方式向被告市劳教委递交了行政赔偿申请书。被告于同月18日收到该申请书后，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也未给原告任何答复。2003年10月30日，原告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被告市劳教委对其错误实行劳动教养造成的损失给予行政赔偿，因级别管辖原因，该案移送我院受理。

本院另查明，国家统计局公布2003年全国在岗职工日平均工资为55.93元。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可以在向赔偿义务机关递交赔偿申请后的2个月届满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原告于2003年7月16日向被告递交赔偿申请后，在同年10月30日提起诉讼，符合该条的规定，被告称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被告市劳教委对原告周伯遂作出的重劳教（2001）字第299号劳动教养决定及重劳复（2001）字第28号劳动教养改处决定，已被依法撤销。被告据此对原告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侵犯了原告的人身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第三条第（一）项规定，原告周伯遂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之规定，被告应按每天55.93的标准，支付原告被限制人身自由546天的赔偿金。原告在被违法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及复议、诉讼过程中用去的交通费、住宿费等4054.10元，系因被告的违法行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被告应当支付给原告。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门面损失、工人工资损失、水电费损失、家人精神损害抚慰金及母亲死亡赔偿费和丧葬费等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主张。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项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支付原告周伯遂被限制人身自由546天的赔偿金，每天55.93元，共计30537.78元。

二、由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支付原告周伯遂交通费、住宿费等共计4054.10元。

以上两项共计人民币34591.88元，限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之内付给原告周伯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曾

平审

判

员

陈

波 审

判

员

邓

莉 二00四 年 六 月 七 日

书

记

员

蒲险峰

第二篇：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4)渝一中刑初字第50号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04）渝一中刑初字第50号

公诉机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被告人刘庆冬，绰号“刘麻四”，男，1970年11月26日出生于重庆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重庆市南岸区黄桷垭村7-12号。1991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996年10月7日刑满释放。1998年10月20日因犯抢劫罪被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2003年2月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03年10月2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5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重庆市南岸区看守所。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重检一分院刑诉[2004]6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庆冬犯贩卖毒品罪，于2003年2月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4年2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温五四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庆冬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2003年10月19日下午3时许，被告人刘庆冬在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宏声广场附近贩卖一小包毒品海洛因给吸毒人员张智强，获毒资100元。2003年11月22日晚7时许，刘庆冬在重庆市沙坪坝区重棉一厂附近贩卖毒品海洛因时被 1

公安人员捉获，当场收缴毒品海洛因105.9克。为证明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公安机关立、破案报告表、证人证言、称重记录及图片、提取笔录、捉获经过、被告人前科材料、刑事技术鉴定书、被告人供述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犯有贩卖毒品罪，且系累犯，应从重处罚。提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刘庆冬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但提出有检举立功行为，认罪态度好，请求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一、2003年10月19日15时许，被告人刘庆冬与吸毒人员张智强电话联络后，在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宏声广场附近以人民币100元价格向张智强贩卖毒品海洛因一小包。

以上事实有控方举示，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刑事案件立、破案登记表证实，2003年10月19日本案的发案、侦破情况。

2、证人张智强证实：2003年10月19日下午3点多钟，他给刘庆冬打手机，说要买100元一包的毒品。刘庆冬要他到南坪宏声广场露天茶楼找他。两人见面后，他将一张100元面额的钱交给刘庆冬，刘从西服上衣口袋内掏出一包毒品给他。交易完成以后他就走了。

3、被告人刘庆冬供述，2003年10月19日下午3点多钟，张智强给他打电话，说要买100元的毒品。他让张智强到南坪宏声广场找他。见面后，张智强递给他100元钱，他将一小包大约0.4克毒品

交给了张智强。然后，张智强就走了。

合议庭评议认为公诉机关举示的上述证据，收集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证人证言与被告人供述在作案时间、地点、数量、价格以及其具体细节等方面完全一致，能够证明本院认定的事实，当庭予以确认。

二、2003年11月22日19时许，刘庆冬在重庆市沙坪坝区重棉一厂附近贩卖毒品海洛因时被公安人员捉获，当场收缴毒品海洛因105.9克。

上述事实有控方举示，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破案报告表，2003年10月22日本案发案及被侦破情况。

2、证人张智强证实，2003年10月22日15时许，他给刘庆冬打电话说有一个合川的朋友想买100克毒品。刘表示同意，并讲好价格是160元一克，张智强从中每克赚10元。大约16点20分左右，他又用公共电话给刘庆冬打电话，问如何交货，刘让他先到南坪农机门口再给他打电话。他在响水路遇到刘庆冬后，一起坐出租车到南坪骑龙山庄，下车后，刘庆冬带他来到一个小饭馆，让他给“合川的朋友”通电话，通知他们到骑龙山庄来汇合。然后，刘庆冬拿出一小包毒品让他到侧所里面去验货。过了几分钟，“合川的朋友”来了，刘庆冬提出让他们先交6000元，取货后再交10000元，“合川的朋友”不同意。刘庆冬又让他们一起坐长安车往沙坪坝走，走到重棉一厂门前时，刘庆冬下了车，大约过了七、八分钟，又回到

车上，从随身的黑包里面取出一包用白色塑料纸包装的毒品海洛因与“合川的朋友”进行交易。交易完成后，他协助公安人员当场将刘庆冬捉获。

2、被告人刘庆冬供述证实，2003年10月22日下午3点钟左右，接到张智强的电话，说他有一个合川的朋友要100克毒品，他表示同意。双方讲定160元一克，张智强从中每克赚10元。大约下午4点钟左右，张智强又用公共电话给他打电话，问如何交货，他让张先到南坪农机门口再给他打电话。双方在响水路遇到后，一起坐出租车到南坪骑龙山庄，下车后，他带张智强来到一个小饭馆，让他给合川的买家通电话，通知他们到骑龙山庄来汇合。然后，他拿出一小包毒品让张智强到厕所里面去验货。过了几分钟，合川的买家来了，他提出让他们先交6000元，取货后再交10000元，合川的买家不同意，他们要现货交易。于是他们又一起坐长安车往沙坪坝走，走到重棉一厂门前时，他下了车去上家那里取货，大约过了七、八分钟，又回到车上，从随身带的黑包里面取出一包用白色塑料纸包装的毒品海洛因递姓李的合川人，他拿到毒品后，将16000元钱交给他。交易完成后，他被姓李的合川人及姓陈的驾驶员捉获。

3、捉获被告人经过证实的内容与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相吻合。

4、扣押物品清单证实：2003年10月22日下午，公安人员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捉获犯罪嫌疑人刘庆冬时，当场缴获海洛因105.9克、手机一部、黑色提包一个、现金16000元等物的情况。

5、称重记录载明：重庆市南岸区禁毒支队民警当着犯罪嫌疑人

刘庆冬的面，对其贩卖的毒品海洛因进行称量，重量为105.9克。

6、公安机关刑事技术鉴定书证实：公安机关对2003年10月22日下午抓获贩毒嫌疑人刘庆冬时，当场所缴获的疑似毒品物品100克、5.9克分别进行检验，从中均检出毒品海洛因成分。

7、提取笔录：2003年10月22日19时17分，公安机关在捉获贩毒嫌疑人刘庆冬后，当场从处李某某提取毒品海洛因一大包。从犯罪嫌疑人刘庆冬身上提取到毒品海洛因16小包，在其随身携带黑色手提包内提取到现金人民币16000元（壹万陆仟元）。

8、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1998）沙刑初公字第380号刑事判决书确认，被告人刘庆冬于1991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于1998年10月20日因犯抢劫罪被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二千元。另外，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确认，被告人刘庆冬在2000年6月2日、2001年12月13日两次经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减刑共一年十一个月。刘庆冬于2003年2月刑满。

以上证据均为控方举示，并经法庭质证，证据的收集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形锁链，能够证明本院认定的事实，合议庭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庆冬贩卖毒品海洛因105.9余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应依法惩处；且系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成立。被告人刘庆冬提出有检举立功行为，认罪态度好，请求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刘庆冬在被捉获后，虽向公安机关检举了其上家的贩毒行为，但因被检举人未被抓获，无法查证其毒品犯罪行为，故亦无法认定被告人有立功行为；被告人刘庆冬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对其认罪态度较好的辩护意见可予采纳。根据本案具体情节，可酌情对被告人刘庆冬从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刘庆冬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万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甄 渝 江

代理审判员赵 永 华人民陪审员向 锡 铭

二00四 年二 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宋 韵 韵

第三篇：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渝一中民终字第1787号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4）渝一中民终字第17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渝北区天堡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渝北区玉峰山镇青林村。

法定代表人秦荣坤，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雷文彩，四川绵阳平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隆清，男，1963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沙坪镇街道。

委托代理人廖勇，重庆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重庆市渝北区天堡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堡公司）因债务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04）渝北法石民初字第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2001年底至2002年初，付隆清为天堡公司运送矸砖，天堡公司支付了部分运费，2003年3月初，双方进行了结算，天堡公司尚欠付隆清运费17581.70元。同日，天堡公司出具委托书给付隆清，委托其向重庆悦来建筑公司收取此款。之后，付隆清向重庆悦来建筑公司收款未成，遂诉至法院，要求天堡公司支付运 1

费及逾期利息。

另查明：天堡公司在向付隆清出具委托书时，未通知重庆悦来建筑公司。审理中，天堡公司也没有提供其与重庆悦来公司有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据。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为被告运送矸砖其运费经双方结算后被告未立即支付，原、被告间已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被告出具委托书委托原告到重庆悦来建筑公司收取已结算的运费17581.70元，原告持有该委托书说明原告同意到重庆悦来建筑公司收取此款。因该委托只是原、被告之间的行为，未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转移，因此，对被告该债务的消灭只能是被告支付或者重庆悦来建筑公司代为被告支付，现原告向被告主张该债权，证明重庆悦来建筑公司未履行代支付，故原告主张的该债权理应由被告履行。因原告行使的是债权，故未超过2年诉讼时效。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运费17581.70元，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被告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对于逾期付款利息，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只能以原告于2004年2月16日主张权利之次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清止。遂判决：“

一、由被告重庆市渝北区天堡建材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原告付隆清运费17581.70元；

二、由被告重庆市渝北区天堡建材有限公司以17581.70元为本金，从2004年2月1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给原告付隆清至本清止”。宣判后，天堡公司不服，以付隆清只是要求变更收款方式而不是要求主张债权为由，上诉来院。

本院认为：付隆清为天堡公司运送矸砖后，天堡公司尚欠付隆清17581.70元运费未付，此事实双方当事人均予以认可，其债权债务关系应予确认。付隆清接受天堡公司的委托前往重庆悦来建筑公司收款，付隆清行使的是委托代理行为，付隆清随时可以辞去委托，只要通知到达天堡公司即开始生效，不需经天堡公司同意，其辞去委托的行为也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如果重庆悦来建筑公司代为天堡公司偿还了该笔债务，该债务才归于消灭，否则付隆清与天堡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就没有消灭，现付隆清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要求天堡公司履行债务，是向天堡公司主张债权，不是要求撤销委托，天堡公司的债务没有转移，也没有因付隆清接受委托而消灭，故天堡公司应依法履行偿还债务的义务。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天堡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0元、其他诉讼费300元，合计1000元由重庆市渝北区天堡建材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审判长胡蓉 审判员谢长福 代理审判员方芳 四 年 六 月 十八 书记员张雪方（此页无正文）0 0日

第四篇：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一中民五初字第107号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0）一中民五初字第107号

原告美林娜（天津）自行车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齐亚莉。

委托代理人李靖。

被告天津爱玛自行车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张孜雄。

委托代理人王智勇。

原告美林娜（天津）自行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林娜公司）诉被告天津爱玛自行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玛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美林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齐亚莉、李靖，被告爱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金爱军及委托代理人张孜雄、王智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美林娜公司诉称，一、被告行为构成对原告的不正当竞争。

（一）原告对爱玛文字在先使用。

原告于1994年3月2日成立，经营范围包括生产、销售自行车、儿童车、电动行车、电动三轮车驾叉及零部件等，自成立之初原告就一直使用爱玛商标。

爱玛并非常用词汇，作为臆造词乃原告所原创，并将爱玛商标在商品销售和广告宣传等商业活动中进行使用。2006年3月21日，原告经中国国家商标局核准，在第12类商品类别上注册了爱玛MARINA商标，爱玛文字是该商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商标注册号3804083，核定使用的商品为：自行车、三轮车。

（二）原告的爱玛注册商标已广为相关公众所熟知，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爱玛作为原告的注册商标和商业标志使用始于2003年，经过数年的发展原告已经成为了同行业最大规模的制造商之一。原告及其商标所具有的良好商誉、强大的品牌宣传以及多年来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使原告的爱玛商标在相关公众中具有极高的知名度。

（三）被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上传者知盟网 http://

1、被告未经原告同意，登记和使用爱玛企业名称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被告天津爱玛自行车有限公司在2008年1月登记并使用的企业字号为爱玛文字，与原告爱玛商标文字完全相同。原告购买的被告生产的自行车及电动自行车各一辆，该购买行为经天津和平公证处公证，被告在其生产的产品上多出标注天津爱玛自行车有限公司字样，并在前处车筐处使用了与原告完全相同的粉色飘带设计，车后挡泥板处突出原告经常使用的心形设计，容易让消费者或同行业认为是原告的关联产品。被告在网站上以天津爱玛自行车有限公司名义经营并进行宣传，销售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等商品。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并造成了不良影响。被告的行为属于利用其他方法，对商品的生产者和产地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综上，被告登记企业字号中爱玛文字与原告爱玛商标构成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

2、被告具有主观恶意。被告成立的时间为2008年，远远晚于原告企业成立的时间1994年，晚于原告在第12类爱玛商标注册的时间2006年。因此，原告对爱玛商标的使用均早于被告对其企业名称的使用。同时，被告实际生产销售的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与原告爱玛系列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相同，属于同行业竞争者。爱玛在天津乃至全国相关消费者中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相关消费者只要看到爱玛文字标志的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产品，就会认为这是原告的产品或者与原告有某种关联。基于公平的竞争秩序及商业道德，生产同类商品的厂商不应将同行业中其他经营者的注册商标作为字号予以登记并使用。鉴于原告爱玛商标的知名度，结合本案中的实际情况，被告属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企业，应当知晓在同行业已有较高知名度的原告企业及其爱玛商标的产品，而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在天津登记含有与原告注册商标爱玛文字的企业名称，且该公司经营产品与原告经营产品及原告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相同，这些行为足以使相关公众对被告与原告的关系产生误认，被告具有借爱玛品牌知名度提高自身影响获得竞争优势谋取商业利益的故意，主观恶意明显。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五条第三项、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商标专用权。

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其生产的产品上及其销售过程中突出使用与原告AIMA注册商标近似的AEIMA，构成对原告商标专用权的侵犯。

1、被告使用的AEIMA与原告注册商标AIMA构成近似。

依据《商标注册审查标准》中关于商标近似性判断的标准：外文商标仅有个别字母不同，无含义或含义区别不大，易使消费者产生误认的，判为近似商标。显然，在本案中被告使用的AEIMA与原告注册商标，均包含A、I、M、A四个字母，并且排列顺序完全相同，单独字母E虽然是与原告商标的唯一区别，但排列在整个商标的非显著位置，且并未艺术化设计，相关公众极易上述两商标向混淆，并最终造成对产品来源的误认，从而丧失商标区别于不同生产者的功能。

2、被告将AEIMA使用在了原告注册商标的核定范围内。

原告第6525034号12类AIMA商标核定使用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车架；自行车轮圈；儿童自行车；车辆轮胎；送货三轮；自行车、三轮车或摩托车鞍座等商品上。经原告调查取证，被告将该商标使用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产品上，显然与原告上述商品构成相同。

综上，被告未经原告允许，在其生产、销售的自行车及电动车上突出使用与原告注册商标近似的AEIMA标志，构成了对原告商标专用权的侵权，已经严重的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该为法律所禁止。

三、被告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原告企业及其商标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被告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应当知晓原告企业及其商标，却仍然在与原告相同区域的天津登记爱玛企业字号，自2008年使用至今，给原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被告实施了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法应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请求法院依法判令：

1、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停止在经营活动中使用含有“爱玛”字样的企业名称；

2、被告限期变更企业名称，变更后的企业名称中不得含有与“爱玛”相同或近似的字样；

3、被告停止对“AIMA”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

4、被告赔偿原告因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因调查、制止被告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合计人民币120000元整；

5、被告在《中国工商报》、《营商电动车》上登报刊登声明，为原告消除影响；

6、被告承担本案的受理费用。

被告爱玛公司答辩称，被告并未侵犯原告的商标权，没有构成不正当竞争，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原告的陈述与事实严重不符，自相矛盾。原告的注册商标“爱玛”是2010年2月21日核准，晚于被告企业名称合法注册的时间2008年1月，被告是合法注册，在其产品上合法使用自己的企业名称，也是规范使用，被告在其网站上使用企业合法注册的名称也是合法的。本案的事实证明原告的广泛宣传应该是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的，晚于被告核准注册企业名

称的时间，被告不存在主观的恶意，也没有搭便车的故意。被告的商标AEMIA是图形加上英文字母，与原告的AIMA商标不构成相近似，被告从中国商标网查询到与原告同行业的企业商标HIMA与原告的注册商标仅差一个字母，商标局对这个两个商标均予以注册，也就是说，其中四分之三的字母相同的时候不能构成相近似。综上，被告没有侵犯原告的商标专用权，也没有构成不正当竞争，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原告系1994年3月2日成立的生产经营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企业。原告于2006年3月21日注册了“爱玛MARINA”商标，注册号为3804083核定使用商品为第12类。于2010年2月21日注册了“爱玛”商标，注册号为6300468，核定使用商品为第12类。于2010年3月28日注册了“AIMA”商标，注册号为6525034，核定使用商品为第12类。依法享有

“爱玛MARINA”、“爱玛”和“AIMA”商标专有权。原告为促进其产品及品牌的推广，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形式多样的宣传，“爱玛”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产品在相关公众中已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被告系2008年1月22日成立的生产经营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企业。被告在其产品及宣传中均标注了“天津爱玛自行车有限公司”字样，被告在其产品及网站上突出使用“AERMA”、“AEIMA”字样。

2010年11月24日、2010年12月3日，天津市和平区公证处对购买被告产品及进入被告网站的过程进行了公证，并制作了（2010）津和平证经字第674号、675号、698号公证书。上述事实有商标注册证、公证书、广告合同等证据均经质证，连同开庭笔录入卷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他相关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守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在处理注册商标与注册使用企业名称冲突的纠纷中，应当遵循诚实信用、保护在先合法权益的原则。原告于1994年注册成立并于2006年、2010年取得了“爱玛MARINA”、“爱玛”和“AIMA”注册商标，通过长期经营和较为广泛的宣传，原告及其“爱玛”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产品在相关公众中已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被告于2008年注册成立，与原告同为生产经营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企业，其对原告的“爱玛”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产品及商誉等情况理应有一定的了解，但其仍然登记使用含有“爱玛”字号的企业名称，主观上有利用原告商誉的故意，足以使消费者对产品来源以及与原告具有关联关系产生误认和混淆，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不正当竞争，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

另，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作为商品名称或者商品装潢使用，误导公众的，亦属于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有权的行为。被告的产品与原告的产品为同类商品，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其产品上突出使用与原告注册的“爱玛”商标相同的“爱玛”标志和与原告注册的“AIMA”商标相近似的“AERMA”标志，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有权，亦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

综上，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有权，构成不正当竞争。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应予支持。关于赔偿数额问题，本院将综合考虑被告侵权的方式、范围、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酌情确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二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被告天津爱玛自行车有限公司停止侵犯原告美林娜（天津）自行车有限公司“爱玛”和“AIMA”注册商标的行为，并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企业名称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的企业名称中不得含有“爱玛”字样；

二、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天津爱玛自行车有限公司赔偿原告美林娜（天津）自行车有

限公司经济损失50000元；

三、驳回原告美林娜（天津）自行车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被告天津爱玛自行车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杜金明

代理审判员 王晓燕

代理审判员 赵永华

二０一一年六月二日

书 记 员 张荔颖

第五篇：不服治安行政处罚纠纷案 （2012）秀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书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09）秀行初字第19号

原告蔡保生，男，XX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农民，不服治安行政处罚纠纷案（2012）秀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书。委托代理人卢木明，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

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单位性质：机关法人。

法定代表人陈忠，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芳，法制科科员，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张泽，东吴边防派出所干事，一般代理。

第三人肖顺和，男，XX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3503211959042XXXXX.原告蔡保生不服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治安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于2009年8月3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9年9月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肖顺和与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蔡保生及委托代理人卢木明、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李芳、张泽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于2009年7月9日对原告蔡保生作出莆秀（治）决字第5012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原告因鲍鱼排纠纷伙同蔡林强、林志贤等人将乐屿海域肖顺和用来固定鲍鱼排的浮球缆绳砍断9条。上述事实有蔡保生的陈述、林志贤、林国春、肖顺和、肖国华、林金文的询问笔录以及作案工具菜刀、竹勾等证据证实。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的规定，决定对原告蔡保生予以行政拘留十一日并处罚款一千元的治安处罚。拘留已执行完毕，罚款已交纳。

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于2009年9月14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1、受案登记表；

2、行政处罚审批表；

3、延长办理期限审批表；

4、告知笔录。证据1-4，证明程序合法。

5、处罚决定书，证明对违法行为人蔡保生的处罚内容；

6、行政拘留执行回执；

7、行政拘留执行通知书；

8、罚款收据；

9、传唤审批表；

10、传唤证；

11、传唤通知书；

12、违法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6-12证明程序合法。

13、违法行为人林志贤的陈述；

14、违法行为人蔡林强的陈述，证明蔡保生等人事实损毁财物行为的原因；

15、违法行为人蔡保生的陈述，证明程序合法；

16、受害者林国春的陈述；

17、受害者肖顺和的陈述；

18、证人肖国华的证言；

19、证人肖燕尖的证言；20、证人林金文的证言；

21、勘验笔录及现场照片；证据16-21证明蔡保生等人存在故意损毁财物行为。

22、扣押物品清单；

23、收缴审批表；

24、收缴物品清单；证据22-24，证明程序合法。

25、辨认照片，证明蔡保生等人存在故意损毁财物行为；

26、民事权利告知书；

27、送达回执；

28、案件说明；

29、户籍证明。证据26-29，证明程序合法。

原告诉称：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作出的莆秀（治）决字第50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严重违背事实和法律，且显失公平，依法应予撤销。

一、被告程序违法。

1、未给原告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2、未通知原告家属拟拘留原告的事实。

二、适用法律错误和显失公平。

1、讼争绳子市场价值二、三百元，即使被毁亦构不成情节严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第二款规定“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情节严重，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2、肖顺和违法在先，被告在处理本案时不但未对肖顺和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而且拒不考虑本案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决定显失公平。肖顺和已多次违规在原告渔排周围投掷石砣，缆绳勾住原告渔排缆绳，原告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采取的自救措施，并不违法。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莆秀（治）决字第5012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向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

2、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处罚），证明市公安局作出维持处罚决定，原告起诉合法的事实。

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辩称：

一、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09年5月24日17时许，在东埔镇乐屿海域，原告蔡保生因鲍鱼排固定问题，伙同蔡林强、林志贤等人将肖顺和固定渔排的浮球缆绳砍断9条，后蔡林强又将林国春用来固定鱼排缆绳砍断2条。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蔡保生、蔡林强、林志贤的陈述，受害者林国春、肖顺和的陈述，证人肖国华、林金文、肖燕尖的证言以及勘验笔录，作案工具菜刀、竹勾等证据证实。

二、本案处理程序合法。本案依法经过受案、延长办案期限、处罚审批、告知、开具处罚决定书等程序，故程序合法。

三、本案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请求依法维持被告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第三人肖顺和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也没有提供证据及书面答辩意见。

原告蔡保生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对象有异议。认为：第一、该受案不合法，且可以看出林国春的报案时间是2009年5月25日上午8点半；第二、损失4500元没有事实依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没有履行法定的程序要求，且审批表存在事后添加问题；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蔡林强不是本案诉争当事人，该材料与其无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与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第一、告知主体错误，东吴边防派出所无权作为告知主体，第二、告知时间错误，本证据与被告提供的证据2处罚审批表明显自相矛盾，告知笔录显示的时间是6月16日15点50分，而证据2作出审批时间是15点35分，程序存在严重瑕疵。对证据5，认为处罚决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对证据6的质证意见同证据5的质证意见。对证据7认为林志贤与蔡保生无权确认公安已通知其家属，亦不能免除公安机关具有法定通知的义务。对证据8的罚款收据，该罚款是错误的。对证据9、10、11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根据其内容，可以表明原告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事实，范文《不服治安行政处罚纠纷案（2012）秀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书》。对证据12合法性与证明对象有异议，该告知书没有让原告阅读，也没有告诉蔡保生。林志贤是在被告违法行政的情况下被逼所签的。对证据13的证明对象有异议，传唤及笔录制作时间均在法定上班时间以外，且通过该笔录还可看出蔡保生没有切割林国春绳子，蔡保生的地位较轻，林志贤已表明切割缆绳的原因，但公安机关未进行调查。对证据14蔡林强的陈述没有任何当事人的签字，不具有合法性。且在违法嫌疑人没有签名时也没有叫见证人，行为违法。且如果真得如蔡林强所说的那样，蔡林强也强调了切割缆绳的原因，公安机关未进行调查取证，显失公平。对证据16林国春的陈述，认为：

1、合法性与真实性均有异议，2、此材料表明制作的时间为2009年5月25日8时30分至9时40分，3、可以表明林国春对自己损失的金额处于不确定的状态，4、可以表明绳子可以连结，仍具有使用功能，5、蔡林强与林国春及肖顺和之间存在海域权纠纷的事实，林国春的渔排也没有任何损失。对证据17的合法性与证明对象有异议，笔录表明报案时间是5月26日14时50分到15时40分，肖顺和在关于缆绳能否连结及是否具有继续使用功效问题上作了虚假陈述，肖顺和报案的内容仅是绳子损失，与石头无关。对证据18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与证明内容有异议，该笔录可以看出林国春的绳子与林志贤无关。对证据19的合法性与证明对象有异议，这份笔录可以证明肖燕尖使用这片海域上存在违法。对证据20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该笔录直接表明林国春的绳子并非林志贤所砍。对证所据21勘验及现场照片，勘验没有请相对人到场，程序违法，见证人身份不合法，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勘验照片上的签字主体与笔录上的签名主体不一致，勘验时间与被告提供的证据也自相矛盾。照片66页与67页存在明显的字迹涂改。肖顺和的照片无法体现被告的证明内容。对证据22-25的合法性与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26认为被告从没有组织双方调解。对证据27的合法性与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28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9证明对象有异议。通过这份材料可以看出被告有行政不合法之处且有偏袒另一方当事人。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本案的证据认定如下：

被告提供的证据1-

4、证据6-

12、证据22-

24、证据26、27、29为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性文书，原告虽对其中的部份证据有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证据1中记载报案时间在纠纷发生的第二天，法律并没有要求当事人必须在纠纷当天报案，简要案情为当事人报案的案情并非被告查明的事实，故原告的异议不能成立。证据4原告认为被告告知的主体和时间均不合法。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是规定治安管理的处罚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决定，本证据是处罚前的告知，办案单位东吴边防派出所民警的行为属履行职务行为，并无不当，其告知单位虽是填写东吴边防派出所，也只能是一般的程序瑕疵，并没有遗漏告知程序。被告对原告拟作出处罚的告知时间为2009年6月16日15：50，系在承办单位东吴边防派出所形成意见之后，即在2009年6月16日15：35之后，符合法律规定。相反若按原告所说的告知时间必须在局领导审批意见之后，则处罚已经确定，就不存在告知被处罚人拟作出处罚的必要。故原告的异议不能成立。对被告执行拘留通知及制作笔录的时间问题，原告有异议。本院认为，公安机关为特殊的业务部门，有着24小时的值班备勤制度，其在正常工作时间外对当事人制作笔录并未违法，其用市公安局统一印制的拘留通知家属文书的形式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并得到当事人的确认，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主张被告没有邀请见证人在场及勘验程序不合法。本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的有关规定，受送达人拒签时，是“可以”邀请见证人，而并非“应当”，故原告提出应当邀请见证人在场的异议不能成立。勘验笔录、调查笔录及勘验照片确实在时间上存在办案民警同时签名，但原告并没有否认有现场勘察的事实。故被告该行为为一般的程序瑕疵，并没有达到严重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09年5月24日下午17时许，在东埔镇东屿海域，原告蔡保生因鲍鱼排固定问题，伙同蔡林阳、蔡林强等人带着菜刀和竹钩一起开船到第三人肖顺和的鲍鱼排处，原告用菜刀将肖顺和用来固定渔排的浮球缆绳砍了3条，与其他合伙人共计砍断9条。案经被告的莆田市公安局东吴边防派出所处理并委托莆田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原告等人所毁坏的财物进行评估鉴定，但直到诉讼期间，莆田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作出鉴定结论。鉴定所毁坏的财物全部价值为3540.8元。2009年6月16日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对原告作出莆秀公（治）决字第5012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蔡保生予以行政拘留11日并处罚款1000元。原告不服向莆田市公安局申请复议。莆田市公安局于2009年8月5日作出了维持决定。现行政拘留已执行完毕，罚款原告已交纳。因原告不服而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依职权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进行处罚，主体适格。本案经被告受案、调查、处罚审批、告知并依法送达处罚决定书等，符合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根据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及物证，认定原告故意损毁公私财物，情节较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对原告蔡保生予以行政拘留11日并处罚款1000元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原告主张被告未经任何鉴定，就以“情节严重”为由，径行对原告进行处罚没有法律依据。本院认为，由于原告自认其所损毁的缆绳每条约500元，与第三人肖顺和的陈述能相互吻合，明显已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被告未待鉴定结论出来后就先行作出行政处罚，其行为确实存在瑕疵，但其不影响案件在公安机关的公正处理，不足以产生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据此。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于2009年6月16日对原告蔡保生作出的莆秀公（治）决字［2009］第5012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五十元，由原告蔡保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方金华

审 判 员 巩建忠

审　判　员 李振汉

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陈徐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