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程序中如何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

第一篇：执行程序中如何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

执行程序中如何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

公司法确立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股东责任等新准则，为在执行程序中依法确定股东的责任，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执行程序毕竟不同于审判程序，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并确定其责任要受到严格的限制。

一、股东出资瑕疵

股东出资瑕疵问题一直是公司领域比较多发的问题，实践中表现为出资不足、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等常见情形。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对不能履行裁判的公司要进行财产调查，其中包括注册资本的组成、股东依约出资的状况、注册资本的增加与减少、注册资本的运行状况等等，通过财产调查比较容易发现股东出资瑕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八十条规定“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公司中股东的地位与开办单位相同，应当对股东的出资瑕疵行为适用这一规定。执行人员通过调查查明公司股东具有出资瑕疵的情形，应当作出裁定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令其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直接作出裁定的条件是: 公司无财产履行债务或者其财产不足以履行债务;有证据证明股东出资瑕疵的事实;股东承担清偿责任的范围是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余额且不超过其出资瑕疵的数额。

二、公司人格形骸化

执行程序中经常遇到法人人格形骸化的公司，公司即股东，股东即公司，一个公司两个股东，夫妻俩或者与子女等，办公室设在家里。一旦公司不能偿债，百般推托或者百般躲避，即使公司有财产，也早已转移到股东个人甚至于父母、子女等与公司无关人员的名下，公司法人独立人格成了股东对抗执行程序的“挡箭牌”。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当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时，该股东即丧失依法享有的仅以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权利，而应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那么，在执行程序中能否依据公司法的规定，直接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令其与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笔者认为，在公司法人人格形骸化的案件中，公司承担清偿责任、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是确凿无疑的，只要人格形骸化的证据确实充分即可。如果要求债权人另行起诉股东，待判决后再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显然会造成一个案件需要两个判决的局面，不仅是司法资源的浪费，也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根据“执行力扩张理论”，有必要将执行当事人的范围扩大到执行依据所指明的当事人以外的民事主体。在执行程序中，只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公司法人人格形骸化的事实成立，执行机构可以裁定追加控制股东为被执行人，令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应当追加的是“控制股东”而非其他名义股东或者非控制地位的股东。

三、滥用一人公司人格

公司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只要提出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的主张，则股东就要承担证明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的责任，拒绝举证或者举证不能的，就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执行程序中一人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执行机构发现公司股东有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情形或者经申请执行人申请，可以要求股东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审查公司账簿、经营状况、财产去向。实践中，经常出现股东拒绝出示账簿，拒绝提供证明，或者伪造虚假账簿的情形。股东拒绝证明或者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执行机构可以经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令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四、转移、隐匿、侵占公司财产

很多股东具有双重身份，尤其是一些自然人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他们一方面是公司的股东，另一方面又是公司的负责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是公司的实际控制者，这种身份为他们非法占有公司财产提供了便利。有些股东利用控制公司的便利，将公司的财产转移、隐匿或者侵吞，将公司变成空壳，债权人索债无门，法院也无法执行，公司成为股东逃债的工具。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挪用公司资金;(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可见，股东利用职务便利转移、隐匿、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违反法定义务，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是返还原物或者损害赔偿。承担责任的范围是转移、隐匿、侵占公司的财产范围或同等价值。执行程序中可以在查清事实后直接追回公司财产或者追加侵权股东为被执行人，令其在侵权责任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

五、不履行清算义务

公司法规定公司解散后应当进行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但在实践中，很多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置公司于不顾。对此能否直接追加负有清算义务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如果可以追加，股东应当承担何种责任以及责任的范围如何，颇有争议。笔者认为，股东的清算义务是公司法上的义务，其本质是一种行为义务，并不必然引起公司债务清偿责任的承担。因此，即使负有清算义务的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也不能追加其为被执行人，令其承担公司债务清偿责任。但是，如果由于负有清算义务的股东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清算义务而造成公司财产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即损害赔偿责任。依据是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种情形下，可以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负有侵权责任的股东为被执行人，令其在损害范围内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法确立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股东责任等新准则，为在执行程序中依法确定股东的责任，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执行程序毕竟不同于审判程序，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并确定其责任要受到严格的限制。

一、股东出资瑕疵

股东出资瑕疵问题一直是公司领域比较多发的问题，实践中表现为出资不足、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等常见情形。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对不能履行裁判的公司要进行财产调查，其中包括注册资本的组成、股东依约出资的状况、注册资本的增加与减少、注册资本的运行状况等等，通过财产调查比较容易发现股东出资瑕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八十条规定“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公司中股东的地位与开办单位相同，应当对股东的出资瑕疵行为适用这一规定。执行人员通过调查查明公司股东具有出资瑕疵的情形，应当作出裁定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令其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直接作出裁定的条件是: 公司无财产履行债务或者其财产不足以履行债务;有证据证明股东出资瑕疵的事实;股东承担清偿责任的范围是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余额且不超过其出资瑕疵的数额。

二、公司人格形骸化

执行程序中经常遇到法人人格形骸化的公司，公司即股东，股东即公司，一个公司两个股东，夫妻俩或者与子女等，办公室设在家里。一旦公司不能偿债，百般推托或者百般躲避，即使公司有财产，也早已转移到股东个人甚至于父母、子女等与公司无关人员的名下，公司法人独立人格成了股东对抗执行程序的“挡箭牌”。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当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时，该股东即丧失依法享有的仅以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权利，而应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在执行程序中能否依据公司法的规定，直接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令其与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笔者认为，在公司法人人格形骸化的案件中，公司承担清偿责任、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是确凿无疑的，只要人格形骸化的证据确实充分即可。如果要求债权人另行起诉股东，待判决后再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显然会造成一个案件需要两个判决的局面，不仅是司法资源的浪费，也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根据“执行力扩张理论”，有必要将执行当事人的范围扩大到执行依据所指明的当事人以外的民事主体。在执行程序中，只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公司法人人格形骸化的事实成立，执行机构可以裁定追加控制股东为被执行人，令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应当追加的是“控制股东”而非其他名义股东或者非控制地位的股东。

三、滥用一人公司人格

公司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只要提出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的主张，则股东就要承担证明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的责任，拒绝举证或者举证不能的，就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执行程序中一人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执行机构发现公司股东有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情形或者经申请执行人申请，可以要求股东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审查公司账簿、经营状况、财产去向。实践中，经常出现股东拒绝出示账簿，拒绝提供证明，或者伪造虚假账簿的情形。股东拒绝证明或者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执行机构可以经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令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四、转移、隐匿、侵占公司财产

很多股东具有双重身份，尤其是一些自然人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他们一方面是公司的股东，另一方面又是公司的负责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是公司的实际控制者，这种身份为他们非法占有公司财产提供了便利。有些股东利用控制公司的便利，将公司的财产转移、隐匿或者侵吞，将公司变成空壳，债权人索债无门，法院也无法执行，公司成为股东逃债的工具。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挪用公司资金;(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可见，股东利用职务便利转移、隐匿、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违反法定义务，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是返还原物或者损害赔偿。承担责任的范围是转移、隐匿、侵占公司的财产范围或同等价值。执行程序中可以在查清事实后直接追回公司财产或者追加侵权股东为被执行人，令其在侵权责任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

五、不履行清算义务

公司法规定公司解散后应当进行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但在实践中，很多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置公司于不顾。对此能否直接追加负有清算义务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如果可以追加，股东应当承担何种责任以及责任的范围如何，颇有争议。笔者认为，股东的清算义务是公司法上的义务，其本质是一种行为义务，并不必然引起公司债务清偿责任的承担。因此，即使负有清算义务的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也不能追加其为被执行人，令其承担公司债务清偿责任。但是，如果由于负有清算义务的股东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清算义务而造成公司财产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即损害赔偿责任。依据是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种情形下，可以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负有侵权责任的股东为被执行人，令其在损害范围内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篇：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法律意见书

律师意见书

尊敬的执行法官：

我是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一位专职律师，中途接受石家庄商标印刷厂委托，担任其执行阶段的代理人。经向贵院及当事人了解案情，得知该案已于2002年1月开始执行，但至今仍未执行完毕，原因是被执行人石家庄辅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家庄辅仁公司）已歇业，财产已不知去向。原公司股东又重新注册了一个新公司，即河北辅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辅仁公司）。经仔细查阅卷宗，研究相关法律，本律师认为有必要追加下列当事人为被执行人：

1、追加石家庄辅仁公司股东梁颂、薛元志、赵淑云为被执行人；

2、追加河北辅仁公司为被执行人；

3、追加执行河北辅仁公司在河北商贸有限公司投资款26万元为被执行对象。事 实 与 理 由

石家庄辅仁公司是由梁颂、薛元志、赵淑云三位股东于1995年投资设立，梁颂为董事长。

2000年7月20日，石家庄商标印刷厂（即本案申请执行人）与石家庄辅仁公司因印刷合同纠纷一案，起诉至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该案经一、二审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令石家庄辅仁公司给付石家庄市商标印刷厂434073元，并支付逾期违约金。”

但当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时，却发现石家庄辅仁公司早已人去楼空，财产不知去向。经多次查询，发现原石家庄辅仁公司股东梁颂、薛元志、赵淑云又重新注册了一个新公司，名称为河北辅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辅仁公司），且该公司又出资26万元组建了河北天洋商贸有限公司。

本律师认为：河北辅仁公司是梁颂等人所设立的继石家庄辅仁公司之后的公司。石家庄辅仁公司在将大量的财物转移后，使其虚设，至今不予注销，实质是逃避债务，最终达到赖帐的目的。因此特建议追加下列单位和个人为被执行人。

一、追加石家庄辅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东梁颂、薛元志、赵淑云为被执行人的理由。梁颂、薛元志、赵淑云为石家庄辅仁公司的股东，按照《公司法》第191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 梁颂、薛元志、赵淑云身为清算组成员，应当在石家庄辅仁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及时进行公司财产清算，清理债务，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不受侵犯。但其却不但不及时清理债务，还将公司的财产非法转移，导致贵院无法执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依照《民法通则》、《公司法》、《企业法》有关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指导与参考》第3卷（庭审精要）中<关于企业歇业、撤销或者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清算主体的法律责任的问题>中指出：“当清算主体在人民法院判决限定的时间内不尽清算责任，或在企业歇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长时间内不清理企业，造成企业财产流失，贬值，甚至私分企业的财产，致使债权人的债权受到实际损失的，清算主体应当承担对债权人的赔偿责任。”

二、追加河北辅仁公司为被执行人的理由。

河北辅仁公司是继石家庄辅仁公司歇业之后，设立的同种性质的公司，都是以文化用品为经营范围，且实际股东仍为梁颂、薛元志、赵淑云三人，梁颂仍为董事长。石家庄辅仁公司歇业后，梁颂等人非法将其财产转移（见长安区法院对梁颂2000年7月27日的调查笔录），留下一空壳公司让法院执行。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这两个公司表面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巳结为一体，梁颂等人之所以后来又设立一个新公司，又担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很明显就是利用公司法人的独立责任制度，一旦发现可能要承担责任时，就将财产转移到新公司，然后以没有财产偿还、其他公司又具有法人资格为由逃避债务，这种两个公司，一个法定代表人，却逃避了法律上的连带债务。这是典型滥用法人制度逃避债务的行为。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有关未按法定程序对企业进行清算而擅自处分企业财产，致使部分债权人的利益未得到保护，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起诉的，由擅自处分破产企业财产或接受该企业财产的单位负责在债权人如果参加破产清偿可以得到的份额内进行清偿”

这种利用公司法人独立承担责任，逃避债务的行为，应当不予保护，因此，请求贵院依法追加河北辅仁公司为被执行人。

三、追加执行河北辅仁公司在河北天洋商贸有限公司投资款26万元为被执行标的。2001年1月3日，河北辅仁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决定利用公司利润26万元对外投资参股与丁民（原石家庄辅仁公司、河北辅仁公司的工作人员，参与石家庄辅仁公司非法转移财产行为人之一）组建成河北天洋商贸有限公司。这可能又是一例利用公司独立法人制度逃避债务的行为。为防止河北辅仁公司再次非法转移资产，因此，请求贵院依法执行河北辅仁公司在河北天洋商贸有限公司投资款26万元为执行标的。

四、请求贵院依职权将案卷移交给司法部门，追究梁颂等人的刑事责任。

2000年6月6日，也就是石家庄商标印刷厂起诉石家庄辅仁公司前一个月，梁颂等人将公司资产3,681,000元非法转移到丁民帐户上，这明显属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因此，应根据《民法通则》第49条

（三）、（四）款，公司法第214条，及《刑法》271条，追究其职务侵占罪之刑事责任。石家庄辅仁公司注册时，提交的工商银行石正办支行资信证明日期为1995年10月12日，而三股东于95年10月17日才进帐50万注册资金到该支行。按照公司法规定，应该先进帐50万资金到银行，银行才出具资信证明，这明显是提交虚假证明文件的行为。因此，应根据《公司法》第206条，《刑法》第158条规定，依法追究其虚报注册资本罪之刑事责任。

综上，梁颂等人行为，已触犯我国刑法，为此，敬请贵院依职权将案卷移交给司法部门，追究梁颂等人的刑事责任。

以上是本律师意见，敬请执行庭查明事实，依法予以采纳，尽快追加被执行人的相关责任，以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 律 师：张 庆 月 二○○五年十二月六日

第三篇：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虚假出资股东为被执行人的法律依据

在执行阶段追加虚假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的依据

1、《公司法》

第20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公司法司法解释二》

第二十二条 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

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3、《公司法司法解释三》

第十三条

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

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

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变更和追加执行当事人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 第十条(投资人的变更和追加)

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其设立时投资人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者抽逃注册资金的，可以裁定追加其投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者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被执行人有多个投资人的，个别投资人的责任以其认缴的出资额的缺额为限，但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除外。

被执行人的投资人已经在注册资金不实或者在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向其他债权人承担了全部责任的，执行法院不得裁定该投资人重复承担责任。第十二条(变更或者追加被执行人的程序)

申请执行人请求变更或者追加执行依据指明的债务人以外的人为被执行人的，应当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据。

在申请变更或者追加的同时，可以请求执行法院对被申请变更或者追加的被执行人财产采取控制性执行措施。

执行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理由成立的，应当作出变更或者被执行人的裁定；申请理由不成立的，应当作出驳回申请的裁定。

第十三条(变更或追加执行主体的办理机构)

变更或者追加执行当事人，在执行立案阶段提出的，由执行立案机构办理；在执行程序开始后提出的，由执行机构办理。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80．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法官阐释民商事裁判疑难问题之民事指导卷 第七章第60条认为“开办单位是指公司的投资人（股东）”

83．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1条至第274条及本规定裁定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主体的，由执行法院的执行机构办理。

第四篇：民事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裁判观点汇总

民事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裁判观点汇总

民事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是解决原被执行人实际履行能力不足的重要措施之一。同时由于追加被执行人是将没有进入审判程序的当事人直接作为被执行人来处理，剥夺了当事人应当享有的诉讼救济权利。从法理上讲对于实体事实的争议本应由审判程序来解决，纳入执行程序之中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必将在以后的修法中不断减少。现笔者将司法实践中对于追加被执行人的裁判规则进行梳理，以帮助大家予以准确适用：

一、法律及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第77条：“被执行人为个人合伙组织或合伙型联营企业，无能力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追加该合伙组织的合伙人或参加该联营企业的法人为被执行人。”（注：适用于不能独立承担责任的合伙组织体）

第80条：“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注：现经常适用的条款，需要注意适用的情形与出资相关，同时有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的前提，但在执行中追加合理性值得怀疑）

另，下面几条原则上应是变更被执行人的规定，但实践中也可能用于追加被执行人：

第76条：被执行人为无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无能力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该独资企业业主的其他财产。

第78条：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不能清偿债务时，可以裁定企业法人为被执行人。企业法人直接经营管理的财产仍不能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该企业法人其他分支机构的财产。

若必须执行已被承包或租赁的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的财产时，对承包人或承租人投入及应得的收益应依法保护。

第79条：被执行人按法定程序分立为两个或多个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分立后存续的企业按照分立协议确定的比例承担债务；不符合法定程序分立的，裁定由分立后存续的企业按照其从被执行企业分得的资产占原企业总资产的比例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第80条：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第81条：被执行人被撤销、注销或歇业后，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无偿接受被执行人的财产，致使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清偿债务或遗留财产不足清偿的，可以裁定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在所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

（二）《民事诉讼法》中存在的实质上是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

第二百三十一条：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

（三）《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存在的可能需要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

第四百七十三条：其他组织在执行中不能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对该其他组织依法承担义务的法人或者公民个人的财产。（注：也可能是变更。）

二、追加被执行人的程序性规定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3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1条至第274条及本规定裁定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主体的，由执行法院的执行机构办理。（注：责任主体）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下列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执行异议案件予以立案：……

（四）申请执行人申请追加、变更被执行人的；……”（注：需要特别注意追加本身就是执行异议案件，所以对追加被执行人不服只能是复议案件，这也是第十条规定的前提）

第十条规定：“下列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执行复议案件予以立案：

（二）除因夫妻共同债务、出资人未依法出资、股权转让引起的追加和对一人公司股东的追加外，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不服人民法院针对本意见第九条第（四）项作出的裁定，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的；”（注：该条的除外规定的配套规定尚未出台，根据资深执行法官的介绍现除外规定暂不适用。出台后实体问题将不再在执行程序中解决，纳入执行异议之诉）

三、追加被执行人承担责任的限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2条：被执行人的开办单位已经在注册资金范围内或接受财产的范围内向其他债权人承担了全部责任的，人民法院不得裁定开办单位重复承担责任。

四、案例中对追加被执行人的司法态度

笔者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为范围，进行搜索、筛选、梳理,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高阶层的司法案例体现了司法机关的司法倾向性——即严格限制适用追加被执行人，只适用于有明确规定的情形：

（一）正常减资的被执行企业，不易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企业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执复字第56号执行裁定

[核心裁判观点]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本案中……注册资金的变动应为天津橡胶公司的减资情形，不属于抽逃注册资金。至于天津橡胶公司核减注册资金是否履行了相关法定程序，非属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的审查范围。沈阳建美公司提出的该项追加渤海化工集团为被执行人的事由，亦不符合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

该裁定还明确：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应当严格遵循事由法定的原则

（注：北京一中院在驳回追加裁定时也写道：强制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是特定情形下对执行依据义务履行主体的扩张，应当严格遵照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追加被执行主体的相关规定。）

（二）恶意转移财产并不必然导致追加被执行人 最高人民法院（2012）执复字第30号执行裁定

[核心裁判观点]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主体，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1条至27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76条至第82条规定的情形。《制裁规避意见》第20条是指被执行人恶意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执行法院可以依法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并未增设执行程序中直接裁定变更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本案中，阜承公司收受繁荣公司的财产，并受让“二轻大厦”49%的权益，均不符合执行机构直接裁定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条件，福建高院在（2012）闽执异字第2号执行裁定中援引《制裁规避意见》第20条，追加阜承公司为被执行人，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程序不当。（注：《制裁规避意见》不应做为追加被执行人的直接依据条款）

（三）侵点被执行人财产的问题不属于执行程序解决 最高人民法院执复字第14号

[核心裁判观点]至于好世界公司提出的晋能公司利用托管人的身份侵占东铝公司资产的问题，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同时该问题不属于通过执行程序裁定追加被执行人解决的范围，如好世界公司仍坚持该主张，可通过另行诉讼程序解决。

（四）法人人格混同不能作为追加被执行人的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复字第22号执行裁定书

[核心裁判观点]振兴投资公司依法登记设立，该公司90%的股权被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另一公司振兴集团持有，其应为振兴集团的子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人系振兴集团，不应由作为子公司的振兴投资公司承担清偿责任。执行程序中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人有严格的法定条件限制，法人人格混同的情形不在此列。因此，以法人人格混同为由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人缺乏法律依据，不应支持。

（五）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财产是适用任一理由追加被执行人的先决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复字第22号执行裁定书

[核心裁判观点]本案中，振兴投资公司并非振兴集团的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且执行法院已查询到振兴集团在其他公司所持有的股权并予以冻结，表明被执行人振兴集团尚有其他财产可供清偿债务。因此，申请复议人提出振兴投资公司名下的海升大厦为无偿接受振兴集团的财产，进而主张追加该公司为被执行人，目前尚不符合前述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条件。对查控的被执行人振兴集团所有的财产，如将来变现后仍不能满足申请执行人的受偿请求，且又符合其他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条件的，申请执行人可另行向执行法院提出追加被执行人的申请。

（六）执行程序中追加配偶一方的，被追加方可适用执行异议之诉予以解决，而不易在执行程序中形成最终结果（当然法院有告知义务）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监字第106号

[核心裁判观点]夫妻一方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执行依据未明确债务为夫妻双方共同债务还是一方个人债务的，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可以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审查认定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进而对执行依据确定的债务人的配偶财产予以执行。实践中，对于属于共同债务的事实比较清楚，证据比较确凿，配偶另一方争议不大的，为及时有效保护债权人权益，避免程序过于复杂，有在执行程序中直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执行夫妻共同财产、配偶的个人财产的做法。但对于事实比较复杂，配偶另一方争议较大，难以对债务性质作出简单推定的，应通过审判程序审查确定。这类案件中执行法院对配偶所提异议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的，鉴于仅通过执行异议、复议程序进行审查，对异议人的程序权利保障不够充分，故以不通过复议程序对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作出最终判断为宜，而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由配偶另一方提起诉讼进行救济。

（注；下一步出台的司法解释将予以明确）

（七）第三人为被执行人提供担保，应当向法院提出，否则不能成为追加被执行人的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监字第89号

[核心裁判观点]执行程序中，第三人为被执行人提供担保，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并经人民法院审查认可。申诉人李发强申请追加被执行人时所提交的还款协议，系当事人私下达成，并非在人民法院主持下签订，亦未经过人民法院审查认可，因而不产生执行担保效力。

（八）追加子公司（逆向否认）一般不会得到法院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复字第1号 [核心裁判观点]略

（九）在执行程序中追加清算义务人为被执行人不应得到支持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执复字第3号

[核心裁判观点]执行过程中追加被执行人应当符合执行程序方面的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的追加事由。刘金龙根据《公司法解释

（二）》第十八条的规定，以技术交流中心、人才交流协会、飞天公司为泛华公司的清算义务人为由，要求追加上述清算义务人为被执行人，不属于执行过程中追加被执行人的事由，本院不予支持。

（十）抽逃注册资金与抽逃财产不是同一概念；涉及实体与程序权利不应在执行程序中解决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鲁执复议字第95号

[核心裁判观点]

1、《执行规定》第80条适用于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时，开办单位（投资人）在企业开办时有抽逃注册资金的情形。本案中，申请执行人认为资产公司和恒大公司有抽逃被执行人明珠公司的财产的行为，但是，抽逃注册资金和抽逃财产（资金）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抽逃财产（资金）不是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

2、本案要查明开办单位（投资人）是否有无偿接收被执行人财产的行为，就必须对资产公司、恒大公司与被执行人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资产公司、恒大公司是否对明珠公司和明珠公司的其他债权人有侵权行为问题进行审查。而对涉及到恒安公司与其他公司的债权债务问题，执行机构无权审查，申请执行人应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

（十一）在刑事案件中于检察机关的供述，可以做为追加被执行人的证据材料 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复字第12号执行裁定书

[核心裁判观点]第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1条的规定：“被执行人被撤销、注销或歇业后，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无偿接受被执行人的财产，致使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清偿债务或遗留财产不足清偿的，可以裁定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在所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财富公司长期歇业，而李继春在看守所向检察院的供述表明，财富公司向兰州商行贷款的3000万元，被其用于个人炒股，前述事实可以认定李继春无偿接受了被执行人财富公司的财产，致使该公司无法清偿案涉债务。执行法院依据上述事实裁定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在无偿接受3000万元贷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李继春向甘肃高院承诺，愿以其个人财产偿还财富公司的债务，该承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视为李继春对其民事权利的自主处分，表明其自愿接受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执行法院据此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并无不妥。李继春称未向甘肃高院作出前述承诺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其称该承诺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却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十二）追加程序中不必然听取被追加人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复字第12号执行裁定书

[核心裁判观点]首先，执行法院依申请执行人申请或依职权追加被执行人的，可在查清事实后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直接裁定追加，虽然执行法院向被追加人先行送达追加申请更为妥当，但是否送达追加申请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程序，被追加人不服的，可以依法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未送达追加申请并不影响被追加人异议权的行使。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案外人异议、不予执行的申请以及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等重大执行事项，一般应当公开听证进行审查；案情简单，事实清楚，没有必要听证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审查。审查结果应当依法制作裁定书送达各方当事人。”因本案事实清楚，执行法院可以选择不适用听证程序，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也未造成对各方当事人不公的后果，并无不当。

（十三）追加被执行人应当严格限制于法律、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情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执复字第17号

[核心裁判观点]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应当符合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条件和情形。本案中，董健提出的李舰通过转移资产逃避债务、张鸥名下的房产系夫妻共同财产申请追加张鸥、李少一为被执行人的复议理由，不属于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董健的复议理由缺少法律依据，对其复议请求应予驳回。

（必要的说明：确有不同法院对同一问题呈现不同做法，其根本原因是没有把握准法治的理念）

第五篇：最高院丨执行程序中不得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

最高院丨执行程序中不得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

执行程序中，能否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这是一个颇为让人纠结的问题。执行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有的法院进行追加，有的法院不予追加，甚至同一法院不同法官处理结果也大相径庭，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这不独损害了司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也让不少执行法官无所适从，不知如何处理为是？

司法实践中，不少债权人在起诉时，只起诉了夫或妻的一方，法院也仅仅判决了夫或妻的一方承担还款责任，而对于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以及是否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审判阶段没有认定也没有作出判决。但是，债权人在执行时，常常要求执行法官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那么，能否追加未被判决的配偶为被执行人呢？对此，最高法院最新的意见是明确的，不允许在执行程序中认定债务是否为共同债务，不得在执行程序中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第一，最高法院最新判例认定不得追加 最高法院于2016年4月6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2015）执申字第111号执行裁定书，明确表明了申请执行人不得以被执行人所负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请求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被执行人的立场。（裁定书全文附后）本案焦点问题为：执行程序中能否以王宝军所负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追加吴金霞为被执行人。最高法院认为，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意味着直接通过执行程序确定由生效法律文书列明的被执行人以外的人承担实体责任，对各方当事人的实体和程序权利将产生极大影响。因此，追加被执行人必须遵循法定主义原则，即应当限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追加范围，既不能超出法定情形进行追加，也不能直接引用有关实体裁判规则进行追加。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看，并无关于在执行程序中可以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或原配偶为共同被执行人的规定，申请执行人根据婚姻法及婚姻法司法解释等实体裁判规则，以王宝军前妻吴金霞应当承担其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之共同债务为由，请求追加吴金霞为被执行人，甘肃高院因现行法律或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而裁定不予追加，并无不当，申请执行人的申诉请求应予驳回。但是，本院驳回申请执行人的追加请求，并非对王宝军所负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或者吴金霞是否应承担该项债务进行认定，申请执行人仍可以通过其他法定程序进行救济。第二，最高院明确表明的最新立场不得追加 2016年3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杜万华大法官接受记者采访，明确了表达了不得在执行阶段认定夫妻共同债务，也不得在执行程序中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的立场。具体如下： 杜万华：为什么社会对婚姻法解释

（二）第24条反响这么大？一个原因是，在执行阶段直接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实践中确实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债权人拿到法院判决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有的基层法院直接引用婚姻法解释

（二）第24条，把未参加诉讼的配偶另一方直接追加为被执行人，这显然不合适。我们当时制定这个司法解释本身就是司法审判的裁判标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只能在审判阶段不能在执行阶段。在2015年12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我们专门强调，夫妻共同债务应当通过审判程序来认定，不能由执行程序认定。因为如果夫妻共同债务可以通过执行程序认定，那没有参加诉讼的配偶一方就失去了利用一审、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机会，这是不公平的。我们认为，在执行过程中，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夫妻一方认为不能执行自己的财产，有权依法提出执行异议——参见2016年3月3日记者对杜万华大法官的采访，《人民法院报》2016年3月3日第01版以“最高院法官杜万华：夫妻一方名义负债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解答”为题进行全文刊发，采访原文附在文末。本文解读：此异议为执行行为异议。也就是说，配偶认为执行法官追加自己为被执行人的行为违法，可以提出追加行为违法性异议。对异议裁定不服，还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执行法院或上一级法院对此违法追加的行为，可以裁定撤销或改正。这是民诉法第225条赋予利害关系人的救济权，以便对执行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并监督撤销，防止权力滥用和违法执行。因此，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配偶，可据此提出追加行为违法性异议、并可以复议以救济自身权利，要求法院审查监督撤销执行法官违法追加的行为。上述可知，无论是最高法院的最新判例，还是从最高法院明确表明的最新立场，都不得在执行程序中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这一立场可资赞同，主要理由为： 第一、追加违反“审执分离”原则。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是否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这属于实体问题，应在审判程序中通过审理确定。基于“审执分离”原则，执行程序中对此不予审查认定。而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实质上要将案涉债务认定为为夫妻共同债务，且要认定应当由夫妻双方偿还，这违反了审执分离原则。因此，执行程序中，不应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第二、追加奉行“法定主义”原则。能否追加判决之外的其他人员为被执行人，这涉及他人的人身、财产权益。一旦被追加为被执行人，不独其财产面临着被执行的现实危险，还面临着罚款、拘留甚至构成拒执罪的风险，对其权利损害过巨，基于法无明文不可为的法治原则，必须限于法律或司法解释之明文规定的情形，方能追加他人为被执行人。由于现行法律或司法解释没有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的明确规定，因此，基于法定主义原则，不能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第三、追加导致懒惰行为。债权人本可以在诉讼阶段主张诉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将被执行人的配偶一并作为被告，法院可对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是否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债务一并予以审查，配偶一方也可提出诉争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的证据，以便法官综合双方证据作出准确的判断，配偶也可以利用一审、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而且，一旦债权人提出了上述主张，则需要提供更为充分的证据进行证明，否则，会面临败诉的风险。债权人为了减轻举证责任，避免败诉的风险，往往没有提出此类请求。既然债权人在审理程序中没有主张诉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也没有将配偶作为被告，而却在在执行阶段主张追加配偶承担还款责任，如果执行程序中，依照债权人的请求，任意将配偶追加为被执行人，无异于鼓励债权人的“偷懒”行为。第四、追加导致“被连坐”执行。我国目前没有被执行人异议之诉制度，一旦在执行程序中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将剥夺配偶一方利用诉讼程序保护自身权利的机会。由于对被追加配偶的诉讼权利保护不足，一旦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极易导致夫妻一方与案外人恶意串通伪造债务损害配偶合法权益。有些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为达到离婚后非法占有夫妻共同财产的目的，与人串通伪造债务，或者把自己赌博、吸毒、高利贷、非法集资等欠债伪装成合法的家庭支出。为了顺利达到目的，串通的双方往往撇开配偶提起诉讼，在配偶不知情也没有参与诉讼程序的情况下，双方经过串通配合，较为容易获得生效裁判文书。如果在执行阶段未经判决将这些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直接将配偶追加为为被执行人，显然对配偶一方的实体和程序权利都将产生极大影响，有古代封建社会“连坐”的嫌疑，甚至一张结婚证被“诛连”终生，为人所诟病，也为一方利用此手段与他人恶意串通，转移夫妻财产提供了动力和机会。第五，追加违反预见性规则。债权人在审理阶段没有将配偶作为债务承当承担人，应视为其没有期待配偶承当相应的还款责任，而仅仅期待被执行人一方承担还款责任，基于可预见性原则和合理期待规则，不应在期待范围之外要求配偶承担还款责任。有人认为，部分债权人法律知识不足，没有在审判阶段请求被执行人的配偶还款，以及实践中有法院以“合同相对性”为由，对于将被执行人的配偶作为被告不予立案，所以，应当允许在执行程序中追加配偶。本文认为，这些理由不能成立。社会知识、交易知识、法律知识不足，导致在社会交往和交易中吃亏上当，属于应交的“智商税”或“知识税”，完全可以通过律师的帮助避免。而且这个社会本来就一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残酷竞争的社会，任何人都应当在激烈的竞争中提升自我，而不能以经验欠缺、知识匮乏、法律不足而自我免责、自我安慰，否则就要承担交易的风险，付出一定的代价，从而让自己得到成长提高。至于说有些法院不予立案，这本身不符合立案登记制的精神，是一种违法现象，更不足以成为正当理由。审判奉行诉审一致原则，诉什么则审什么，至于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需要审判法官在审理后，根据事实、证据、法律作出判断，因此，符合立案条件的无论诉请能否得到支持，都应当予以立案，不可对当事人的正当立案要求以及诉讼请求置之不理、不予审理。因此，上述两种理由都不能成立，不能成为在执行阶段追加配偶的正当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