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加变更被执行人】最高法院执行裁判：执行程序中不宜直接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精选5篇）

第一篇：【追加变更被执行人】最高法院执行裁判：执行程序中不宜直接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

【追加变更被执行人】最高法院执行裁判：执行程序中不宜

直接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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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遵循法定主义原则，即应当限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追加范围，既不能超出法定情形进行追加，也不能直接引用有关实体裁判规则进行追加。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看，并无可以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或原配偶为共同被执行人的规定，申请执行人根据婚姻法及婚姻法司法解释等实体裁判规则，请求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应当驳回追加请求。但是，申请执行人可以通过其他法定程序进行救济。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申字第111号申诉人（申请执行人）：上海瑞新恒捷投资有限公司。被执行人：保定市满城振兴化工厂。被执行人：王宝军。利害关系人：吴金霞。

上海瑞新恒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瑞新）因不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甘肃高院）（2015）甘执复字第9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执行监督。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原审查明：2006年3月7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兰州中院）对中国石油兰州石油化工公司有机厂（以下简称兰化有机厂）与保定市满城振兴化工厂（以下简称振兴化工厂）货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05）兰法民二初字第182号民事判决，判令振兴化工厂给付兰化有机厂货款3075100.75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30462元。判决生效后，因振兴化工厂未自动履行，申请执行人兰化有机厂于2007年5月25日向兰州中院申请强制执行。之后，兰化有机厂将其债权经四次转让至上海瑞新，上海瑞新于2013年8月19日向兰州中院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兰州中院作出（2013）兰执变字第1号执行裁定，变更上海瑞新为申请执行人。振兴化工厂于1999年11月3日成立，企业类型为私营企业，负责人为王宝军，2008年6月6日注销。

王宝军、吴金霞于1983年4月10日结婚，于2010年6月11日离婚，离婚协议内容为:王辛庄村老宅基上北方五间及房内生活用具归王宝军所有，王宝军个人债务由王宝军负担；保定拜耳凯生化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吴金霞，王宝军自愿放弃分割股权，股权全归吴金霞所有；奥迪轿车冀FYE588归吴金霞所有；吴金霞个人债务由吴金霞个人负担。2013年10月26日，上海瑞新向兰州中院申请追加王宝军、吴金霞为被执行人。兰州中院于2013年12月30日作出（2013）兰法执追字第4号执行裁定：

（一）追加王宝军为本案被执行人；

（二）驳回追加吴金霞为被执行人的申请。

上海瑞新不服兰州中院驳回其追加吴金霞为被执行人的申请，提出执行异议称，振兴化工厂的债务是在王宝军和吴金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系共同债务。请求撤销（2013）兰法执追字第4号执行裁定第（二）项，追加吴金霞为本案被执行人。兰州中院认为，王宝军以其全部财产对振兴化工厂的债务承担责任，该债务形成于吴金霞与王宝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等相关规定，于2015年3月10日作出（2014）兰执异字第19号执行裁定：

（一）撤销(2013)兰法执追字第4号执行裁定第二项；

（二）追加吴金霞为本案被执行人。

王宝军、吴金霞均不服上述异议裁定，向甘肃高院申请复议。王宝军申请复议的主要事由为:（2005）兰法民二初字第182号民事判决存在程序违法情形；上海瑞新是否是适格债权人有待确定；振兴化工厂未与兰化有机厂发生过买卖合同关系；振兴化工厂自注销登记至上海瑞新申请执行已超过5年除斥期间。综上，请求撤销兰州中院（2013）兰法执追字第4号执行裁定。吴金霞申请复议的主要事由为:本案债务为个人独资企业经营欠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该企业没有利润，收入也未用于共同生活；吴金霞与王宝军离婚前，二人经济早已独立；吴金霞离婚时不知道存在本案纠纷；该债权已过诉讼时效；离婚时明确约定婚姻存续期间个人债务由个人承担；分割共同财产没有规避债务的恶意；在执行程序中将吴金霞直接追加为被执行人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撤销（2014）兰执异字第19号执行裁定。甘肃高院认为：（2014）兰执异字第19号执行裁定追加吴金霞为被执行人，与王宝军无关。王宝军不服该裁定，应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而不能直接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王宝军复议申请不属于审查范围，不予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均未规定执行程序中可以根据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而直接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被执行人，兰州中院依据婚姻法司法解释的实体性裁判规则追加吴金霞为本案被执行人不当，应告知当事人另诉解决。综上，甘肃高院于2015年7月24日作出（2015）甘执复字第9号执行裁定：撤销兰州中院（2014）兰执异字第19号执行裁定。上海瑞新不服甘肃高院上述复议裁定，向本院申请执行监督，主要理由为：振兴化工厂债务应当由王宝军承担，该债务属王宝军与吴金霞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应当追加吴金霞为本案被执行人。综上，请求撤销甘肃高院（2015）甘执复字第9号执行裁定。本院认为，本案焦点问题为：执行程序中能否以王宝军所负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追加吴金霞为被执行人。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意味着直接通过执行程序确定由生效法律文书列明的被执行人以外的人承担实体责任，对各方当事人的实体和程序权利将产生极大影响。因此，追加被执行人必须遵循法定主义原则，即应当限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追加范围，既不能超出法定情形进行追加，也不能直接引用有关实体裁判规则进行追加。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看，并无关于在执行程序中可以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或原配偶为共同被执行人的规定，申请执行人上海瑞新根据婚姻法及婚姻法司法解释等实体裁判规则，以王宝军前妻吴金霞应当承担其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之共同债务为由，请求追加吴金霞为被执行人，甘肃高院因现行法律或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而裁定不予追加，并无不当，上海瑞新的申诉请求应予驳回。但是，本院驳回上海瑞新的追加请求，并非对王宝军所负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或者吴金霞是否应承担该项债务进行认定，上海瑞新仍可以通过其他法定程序进行救济。综上，上海瑞新的申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海瑞新恒捷投资有限公司的申诉请求。

审判长

刘雅玲

代理审判员

张

元

代理审判员

薛贵忠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陈晓宇

第二篇：民事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裁判观点汇总

民事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裁判观点汇总

民事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是解决原被执行人实际履行能力不足的重要措施之一。同时由于追加被执行人是将没有进入审判程序的当事人直接作为被执行人来处理，剥夺了当事人应当享有的诉讼救济权利。从法理上讲对于实体事实的争议本应由审判程序来解决，纳入执行程序之中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必将在以后的修法中不断减少。现笔者将司法实践中对于追加被执行人的裁判规则进行梳理，以帮助大家予以准确适用：

一、法律及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第77条：“被执行人为个人合伙组织或合伙型联营企业，无能力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追加该合伙组织的合伙人或参加该联营企业的法人为被执行人。”（注：适用于不能独立承担责任的合伙组织体）

第80条：“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注：现经常适用的条款，需要注意适用的情形与出资相关，同时有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的前提，但在执行中追加合理性值得怀疑）

另，下面几条原则上应是变更被执行人的规定，但实践中也可能用于追加被执行人：

第76条：被执行人为无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无能力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该独资企业业主的其他财产。

第78条：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不能清偿债务时，可以裁定企业法人为被执行人。企业法人直接经营管理的财产仍不能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该企业法人其他分支机构的财产。

若必须执行已被承包或租赁的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的财产时，对承包人或承租人投入及应得的收益应依法保护。

第79条：被执行人按法定程序分立为两个或多个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分立后存续的企业按照分立协议确定的比例承担债务；不符合法定程序分立的，裁定由分立后存续的企业按照其从被执行企业分得的资产占原企业总资产的比例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第80条：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第81条：被执行人被撤销、注销或歇业后，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无偿接受被执行人的财产，致使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清偿债务或遗留财产不足清偿的，可以裁定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在所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

（二）《民事诉讼法》中存在的实质上是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

第二百三十一条：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

（三）《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存在的可能需要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

第四百七十三条：其他组织在执行中不能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对该其他组织依法承担义务的法人或者公民个人的财产。（注：也可能是变更。）

二、追加被执行人的程序性规定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3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1条至第274条及本规定裁定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主体的，由执行法院的执行机构办理。（注：责任主体）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下列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执行异议案件予以立案：……

（四）申请执行人申请追加、变更被执行人的；……”（注：需要特别注意追加本身就是执行异议案件，所以对追加被执行人不服只能是复议案件，这也是第十条规定的前提）

第十条规定：“下列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执行复议案件予以立案：

（二）除因夫妻共同债务、出资人未依法出资、股权转让引起的追加和对一人公司股东的追加外，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不服人民法院针对本意见第九条第（四）项作出的裁定，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的；”（注：该条的除外规定的配套规定尚未出台，根据资深执行法官的介绍现除外规定暂不适用。出台后实体问题将不再在执行程序中解决，纳入执行异议之诉）

三、追加被执行人承担责任的限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2条：被执行人的开办单位已经在注册资金范围内或接受财产的范围内向其他债权人承担了全部责任的，人民法院不得裁定开办单位重复承担责任。

四、案例中对追加被执行人的司法态度

笔者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为范围，进行搜索、筛选、梳理,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高阶层的司法案例体现了司法机关的司法倾向性——即严格限制适用追加被执行人，只适用于有明确规定的情形：

（一）正常减资的被执行企业，不易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企业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执复字第56号执行裁定

[核心裁判观点]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本案中……注册资金的变动应为天津橡胶公司的减资情形，不属于抽逃注册资金。至于天津橡胶公司核减注册资金是否履行了相关法定程序，非属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的审查范围。沈阳建美公司提出的该项追加渤海化工集团为被执行人的事由，亦不符合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

该裁定还明确：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应当严格遵循事由法定的原则

（注：北京一中院在驳回追加裁定时也写道：强制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是特定情形下对执行依据义务履行主体的扩张，应当严格遵照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追加被执行主体的相关规定。）

（二）恶意转移财产并不必然导致追加被执行人 最高人民法院（2012）执复字第30号执行裁定

[核心裁判观点]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主体，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1条至27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76条至第82条规定的情形。《制裁规避意见》第20条是指被执行人恶意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执行法院可以依法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并未增设执行程序中直接裁定变更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本案中，阜承公司收受繁荣公司的财产，并受让“二轻大厦”49%的权益，均不符合执行机构直接裁定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条件，福建高院在（2012）闽执异字第2号执行裁定中援引《制裁规避意见》第20条，追加阜承公司为被执行人，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程序不当。（注：《制裁规避意见》不应做为追加被执行人的直接依据条款）

（三）侵点被执行人财产的问题不属于执行程序解决 最高人民法院执复字第14号

[核心裁判观点]至于好世界公司提出的晋能公司利用托管人的身份侵占东铝公司资产的问题，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同时该问题不属于通过执行程序裁定追加被执行人解决的范围，如好世界公司仍坚持该主张，可通过另行诉讼程序解决。

（四）法人人格混同不能作为追加被执行人的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复字第22号执行裁定书

[核心裁判观点]振兴投资公司依法登记设立，该公司90%的股权被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另一公司振兴集团持有，其应为振兴集团的子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人系振兴集团，不应由作为子公司的振兴投资公司承担清偿责任。执行程序中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人有严格的法定条件限制，法人人格混同的情形不在此列。因此，以法人人格混同为由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人缺乏法律依据，不应支持。

（五）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财产是适用任一理由追加被执行人的先决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复字第22号执行裁定书

[核心裁判观点]本案中，振兴投资公司并非振兴集团的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且执行法院已查询到振兴集团在其他公司所持有的股权并予以冻结，表明被执行人振兴集团尚有其他财产可供清偿债务。因此，申请复议人提出振兴投资公司名下的海升大厦为无偿接受振兴集团的财产，进而主张追加该公司为被执行人，目前尚不符合前述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条件。对查控的被执行人振兴集团所有的财产，如将来变现后仍不能满足申请执行人的受偿请求，且又符合其他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条件的，申请执行人可另行向执行法院提出追加被执行人的申请。

（六）执行程序中追加配偶一方的，被追加方可适用执行异议之诉予以解决，而不易在执行程序中形成最终结果（当然法院有告知义务）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监字第106号

[核心裁判观点]夫妻一方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执行依据未明确债务为夫妻双方共同债务还是一方个人债务的，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可以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审查认定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进而对执行依据确定的债务人的配偶财产予以执行。实践中，对于属于共同债务的事实比较清楚，证据比较确凿，配偶另一方争议不大的，为及时有效保护债权人权益，避免程序过于复杂，有在执行程序中直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执行夫妻共同财产、配偶的个人财产的做法。但对于事实比较复杂，配偶另一方争议较大，难以对债务性质作出简单推定的，应通过审判程序审查确定。这类案件中执行法院对配偶所提异议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的，鉴于仅通过执行异议、复议程序进行审查，对异议人的程序权利保障不够充分，故以不通过复议程序对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作出最终判断为宜，而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由配偶另一方提起诉讼进行救济。

（注；下一步出台的司法解释将予以明确）

（七）第三人为被执行人提供担保，应当向法院提出，否则不能成为追加被执行人的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监字第89号

[核心裁判观点]执行程序中，第三人为被执行人提供担保，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并经人民法院审查认可。申诉人李发强申请追加被执行人时所提交的还款协议，系当事人私下达成，并非在人民法院主持下签订，亦未经过人民法院审查认可，因而不产生执行担保效力。

（八）追加子公司（逆向否认）一般不会得到法院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复字第1号 [核心裁判观点]略

（九）在执行程序中追加清算义务人为被执行人不应得到支持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执复字第3号

[核心裁判观点]执行过程中追加被执行人应当符合执行程序方面的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的追加事由。刘金龙根据《公司法解释

（二）》第十八条的规定，以技术交流中心、人才交流协会、飞天公司为泛华公司的清算义务人为由，要求追加上述清算义务人为被执行人，不属于执行过程中追加被执行人的事由，本院不予支持。

（十）抽逃注册资金与抽逃财产不是同一概念；涉及实体与程序权利不应在执行程序中解决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鲁执复议字第95号

[核心裁判观点]

1、《执行规定》第80条适用于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时，开办单位（投资人）在企业开办时有抽逃注册资金的情形。本案中，申请执行人认为资产公司和恒大公司有抽逃被执行人明珠公司的财产的行为，但是，抽逃注册资金和抽逃财产（资金）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抽逃财产（资金）不是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

2、本案要查明开办单位（投资人）是否有无偿接收被执行人财产的行为，就必须对资产公司、恒大公司与被执行人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资产公司、恒大公司是否对明珠公司和明珠公司的其他债权人有侵权行为问题进行审查。而对涉及到恒安公司与其他公司的债权债务问题，执行机构无权审查，申请执行人应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

（十一）在刑事案件中于检察机关的供述，可以做为追加被执行人的证据材料 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复字第12号执行裁定书

[核心裁判观点]第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1条的规定：“被执行人被撤销、注销或歇业后，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无偿接受被执行人的财产，致使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清偿债务或遗留财产不足清偿的，可以裁定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在所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财富公司长期歇业，而李继春在看守所向检察院的供述表明，财富公司向兰州商行贷款的3000万元，被其用于个人炒股，前述事实可以认定李继春无偿接受了被执行人财富公司的财产，致使该公司无法清偿案涉债务。执行法院依据上述事实裁定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在无偿接受3000万元贷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李继春向甘肃高院承诺，愿以其个人财产偿还财富公司的债务，该承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视为李继春对其民事权利的自主处分，表明其自愿接受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执行法院据此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并无不妥。李继春称未向甘肃高院作出前述承诺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其称该承诺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却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十二）追加程序中不必然听取被追加人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复字第12号执行裁定书

[核心裁判观点]首先，执行法院依申请执行人申请或依职权追加被执行人的，可在查清事实后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直接裁定追加，虽然执行法院向被追加人先行送达追加申请更为妥当，但是否送达追加申请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程序，被追加人不服的，可以依法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未送达追加申请并不影响被追加人异议权的行使。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案外人异议、不予执行的申请以及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等重大执行事项，一般应当公开听证进行审查；案情简单，事实清楚，没有必要听证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审查。审查结果应当依法制作裁定书送达各方当事人。”因本案事实清楚，执行法院可以选择不适用听证程序，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也未造成对各方当事人不公的后果，并无不当。

（十三）追加被执行人应当严格限制于法律、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情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执复字第17号

[核心裁判观点]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应当符合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条件和情形。本案中，董健提出的李舰通过转移资产逃避债务、张鸥名下的房产系夫妻共同财产申请追加张鸥、李少一为被执行人的复议理由，不属于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董健的复议理由缺少法律依据，对其复议请求应予驳回。

（必要的说明：确有不同法院对同一问题呈现不同做法，其根本原因是没有把握准法治的理念）

第三篇：最高院丨执行程序中不得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

最高院丨执行程序中不得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

执行程序中，能否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这是一个颇为让人纠结的问题。执行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有的法院进行追加，有的法院不予追加，甚至同一法院不同法官处理结果也大相径庭，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这不独损害了司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也让不少执行法官无所适从，不知如何处理为是？

司法实践中，不少债权人在起诉时，只起诉了夫或妻的一方，法院也仅仅判决了夫或妻的一方承担还款责任，而对于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以及是否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审判阶段没有认定也没有作出判决。但是，债权人在执行时，常常要求执行法官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那么，能否追加未被判决的配偶为被执行人呢？对此，最高法院最新的意见是明确的，不允许在执行程序中认定债务是否为共同债务，不得在执行程序中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第一，最高法院最新判例认定不得追加 最高法院于2016年4月6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2015）执申字第111号执行裁定书，明确表明了申请执行人不得以被执行人所负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请求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被执行人的立场。（裁定书全文附后）本案焦点问题为：执行程序中能否以王宝军所负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追加吴金霞为被执行人。最高法院认为，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意味着直接通过执行程序确定由生效法律文书列明的被执行人以外的人承担实体责任，对各方当事人的实体和程序权利将产生极大影响。因此，追加被执行人必须遵循法定主义原则，即应当限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追加范围，既不能超出法定情形进行追加，也不能直接引用有关实体裁判规则进行追加。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看，并无关于在执行程序中可以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或原配偶为共同被执行人的规定，申请执行人根据婚姻法及婚姻法司法解释等实体裁判规则，以王宝军前妻吴金霞应当承担其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之共同债务为由，请求追加吴金霞为被执行人，甘肃高院因现行法律或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而裁定不予追加，并无不当，申请执行人的申诉请求应予驳回。但是，本院驳回申请执行人的追加请求，并非对王宝军所负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或者吴金霞是否应承担该项债务进行认定，申请执行人仍可以通过其他法定程序进行救济。第二，最高院明确表明的最新立场不得追加 2016年3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杜万华大法官接受记者采访，明确了表达了不得在执行阶段认定夫妻共同债务，也不得在执行程序中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的立场。具体如下： 杜万华：为什么社会对婚姻法解释

（二）第24条反响这么大？一个原因是，在执行阶段直接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实践中确实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债权人拿到法院判决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有的基层法院直接引用婚姻法解释

（二）第24条，把未参加诉讼的配偶另一方直接追加为被执行人，这显然不合适。我们当时制定这个司法解释本身就是司法审判的裁判标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只能在审判阶段不能在执行阶段。在2015年12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我们专门强调，夫妻共同债务应当通过审判程序来认定，不能由执行程序认定。因为如果夫妻共同债务可以通过执行程序认定，那没有参加诉讼的配偶一方就失去了利用一审、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机会，这是不公平的。我们认为，在执行过程中，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夫妻一方认为不能执行自己的财产，有权依法提出执行异议——参见2016年3月3日记者对杜万华大法官的采访，《人民法院报》2016年3月3日第01版以“最高院法官杜万华：夫妻一方名义负债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解答”为题进行全文刊发，采访原文附在文末。本文解读：此异议为执行行为异议。也就是说，配偶认为执行法官追加自己为被执行人的行为违法，可以提出追加行为违法性异议。对异议裁定不服，还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执行法院或上一级法院对此违法追加的行为，可以裁定撤销或改正。这是民诉法第225条赋予利害关系人的救济权，以便对执行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并监督撤销，防止权力滥用和违法执行。因此，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配偶，可据此提出追加行为违法性异议、并可以复议以救济自身权利，要求法院审查监督撤销执行法官违法追加的行为。上述可知，无论是最高法院的最新判例，还是从最高法院明确表明的最新立场，都不得在执行程序中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这一立场可资赞同，主要理由为： 第一、追加违反“审执分离”原则。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是否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这属于实体问题，应在审判程序中通过审理确定。基于“审执分离”原则，执行程序中对此不予审查认定。而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实质上要将案涉债务认定为为夫妻共同债务，且要认定应当由夫妻双方偿还，这违反了审执分离原则。因此，执行程序中，不应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第二、追加奉行“法定主义”原则。能否追加判决之外的其他人员为被执行人，这涉及他人的人身、财产权益。一旦被追加为被执行人，不独其财产面临着被执行的现实危险，还面临着罚款、拘留甚至构成拒执罪的风险，对其权利损害过巨，基于法无明文不可为的法治原则，必须限于法律或司法解释之明文规定的情形，方能追加他人为被执行人。由于现行法律或司法解释没有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的明确规定，因此，基于法定主义原则，不能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第三、追加导致懒惰行为。债权人本可以在诉讼阶段主张诉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将被执行人的配偶一并作为被告，法院可对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是否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债务一并予以审查，配偶一方也可提出诉争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的证据，以便法官综合双方证据作出准确的判断，配偶也可以利用一审、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而且，一旦债权人提出了上述主张，则需要提供更为充分的证据进行证明，否则，会面临败诉的风险。债权人为了减轻举证责任，避免败诉的风险，往往没有提出此类请求。既然债权人在审理程序中没有主张诉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也没有将配偶作为被告，而却在在执行阶段主张追加配偶承担还款责任，如果执行程序中，依照债权人的请求，任意将配偶追加为被执行人，无异于鼓励债权人的“偷懒”行为。第四、追加导致“被连坐”执行。我国目前没有被执行人异议之诉制度，一旦在执行程序中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将剥夺配偶一方利用诉讼程序保护自身权利的机会。由于对被追加配偶的诉讼权利保护不足，一旦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极易导致夫妻一方与案外人恶意串通伪造债务损害配偶合法权益。有些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为达到离婚后非法占有夫妻共同财产的目的，与人串通伪造债务，或者把自己赌博、吸毒、高利贷、非法集资等欠债伪装成合法的家庭支出。为了顺利达到目的，串通的双方往往撇开配偶提起诉讼，在配偶不知情也没有参与诉讼程序的情况下，双方经过串通配合，较为容易获得生效裁判文书。如果在执行阶段未经判决将这些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直接将配偶追加为为被执行人，显然对配偶一方的实体和程序权利都将产生极大影响，有古代封建社会“连坐”的嫌疑，甚至一张结婚证被“诛连”终生，为人所诟病，也为一方利用此手段与他人恶意串通，转移夫妻财产提供了动力和机会。第五，追加违反预见性规则。债权人在审理阶段没有将配偶作为债务承当承担人，应视为其没有期待配偶承当相应的还款责任，而仅仅期待被执行人一方承担还款责任，基于可预见性原则和合理期待规则，不应在期待范围之外要求配偶承担还款责任。有人认为，部分债权人法律知识不足，没有在审判阶段请求被执行人的配偶还款，以及实践中有法院以“合同相对性”为由，对于将被执行人的配偶作为被告不予立案，所以，应当允许在执行程序中追加配偶。本文认为，这些理由不能成立。社会知识、交易知识、法律知识不足，导致在社会交往和交易中吃亏上当，属于应交的“智商税”或“知识税”，完全可以通过律师的帮助避免。而且这个社会本来就一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残酷竞争的社会，任何人都应当在激烈的竞争中提升自我，而不能以经验欠缺、知识匮乏、法律不足而自我免责、自我安慰，否则就要承担交易的风险，付出一定的代价，从而让自己得到成长提高。至于说有些法院不予立案，这本身不符合立案登记制的精神，是一种违法现象，更不足以成为正当理由。审判奉行诉审一致原则，诉什么则审什么，至于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需要审判法官在审理后，根据事实、证据、法律作出判断，因此，符合立案条件的无论诉请能否得到支持，都应当予以立案，不可对当事人的正当立案要求以及诉讼请求置之不理、不予审理。因此，上述两种理由都不能成立，不能成为在执行阶段追加配偶的正当理由。

第四篇：执行程序中如何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

执行程序中如何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

公司法确立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股东责任等新准则，为在执行程序中依法确定股东的责任，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执行程序毕竟不同于审判程序，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并确定其责任要受到严格的限制。

一、股东出资瑕疵

股东出资瑕疵问题一直是公司领域比较多发的问题，实践中表现为出资不足、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等常见情形。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对不能履行裁判的公司要进行财产调查，其中包括注册资本的组成、股东依约出资的状况、注册资本的增加与减少、注册资本的运行状况等等，通过财产调查比较容易发现股东出资瑕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八十条规定“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公司中股东的地位与开办单位相同，应当对股东的出资瑕疵行为适用这一规定。执行人员通过调查查明公司股东具有出资瑕疵的情形，应当作出裁定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令其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直接作出裁定的条件是: 公司无财产履行债务或者其财产不足以履行债务;有证据证明股东出资瑕疵的事实;股东承担清偿责任的范围是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余额且不超过其出资瑕疵的数额。

二、公司人格形骸化

执行程序中经常遇到法人人格形骸化的公司，公司即股东，股东即公司，一个公司两个股东，夫妻俩或者与子女等，办公室设在家里。一旦公司不能偿债，百般推托或者百般躲避，即使公司有财产，也早已转移到股东个人甚至于父母、子女等与公司无关人员的名下，公司法人独立人格成了股东对抗执行程序的“挡箭牌”。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当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时，该股东即丧失依法享有的仅以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权利，而应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那么，在执行程序中能否依据公司法的规定，直接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令其与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笔者认为，在公司法人人格形骸化的案件中，公司承担清偿责任、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是确凿无疑的，只要人格形骸化的证据确实充分即可。如果要求债权人另行起诉股东，待判决后再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显然会造成一个案件需要两个判决的局面，不仅是司法资源的浪费，也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根据“执行力扩张理论”，有必要将执行当事人的范围扩大到执行依据所指明的当事人以外的民事主体。在执行程序中，只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公司法人人格形骸化的事实成立，执行机构可以裁定追加控制股东为被执行人，令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应当追加的是“控制股东”而非其他名义股东或者非控制地位的股东。

三、滥用一人公司人格

公司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只要提出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的主张，则股东就要承担证明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的责任，拒绝举证或者举证不能的，就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执行程序中一人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执行机构发现公司股东有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情形或者经申请执行人申请，可以要求股东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审查公司账簿、经营状况、财产去向。实践中，经常出现股东拒绝出示账簿，拒绝提供证明，或者伪造虚假账簿的情形。股东拒绝证明或者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执行机构可以经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令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四、转移、隐匿、侵占公司财产

很多股东具有双重身份，尤其是一些自然人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他们一方面是公司的股东，另一方面又是公司的负责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是公司的实际控制者，这种身份为他们非法占有公司财产提供了便利。有些股东利用控制公司的便利，将公司的财产转移、隐匿或者侵吞，将公司变成空壳，债权人索债无门，法院也无法执行，公司成为股东逃债的工具。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挪用公司资金;(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可见，股东利用职务便利转移、隐匿、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违反法定义务，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是返还原物或者损害赔偿。承担责任的范围是转移、隐匿、侵占公司的财产范围或同等价值。执行程序中可以在查清事实后直接追回公司财产或者追加侵权股东为被执行人，令其在侵权责任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

五、不履行清算义务

公司法规定公司解散后应当进行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但在实践中，很多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置公司于不顾。对此能否直接追加负有清算义务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如果可以追加，股东应当承担何种责任以及责任的范围如何，颇有争议。笔者认为，股东的清算义务是公司法上的义务，其本质是一种行为义务，并不必然引起公司债务清偿责任的承担。因此，即使负有清算义务的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也不能追加其为被执行人，令其承担公司债务清偿责任。但是，如果由于负有清算义务的股东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清算义务而造成公司财产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即损害赔偿责任。依据是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种情形下，可以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负有侵权责任的股东为被执行人，令其在损害范围内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法确立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股东责任等新准则，为在执行程序中依法确定股东的责任，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执行程序毕竟不同于审判程序，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并确定其责任要受到严格的限制。

一、股东出资瑕疵

股东出资瑕疵问题一直是公司领域比较多发的问题，实践中表现为出资不足、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等常见情形。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对不能履行裁判的公司要进行财产调查，其中包括注册资本的组成、股东依约出资的状况、注册资本的增加与减少、注册资本的运行状况等等，通过财产调查比较容易发现股东出资瑕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八十条规定“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公司中股东的地位与开办单位相同，应当对股东的出资瑕疵行为适用这一规定。执行人员通过调查查明公司股东具有出资瑕疵的情形，应当作出裁定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令其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直接作出裁定的条件是: 公司无财产履行债务或者其财产不足以履行债务;有证据证明股东出资瑕疵的事实;股东承担清偿责任的范围是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余额且不超过其出资瑕疵的数额。

二、公司人格形骸化

执行程序中经常遇到法人人格形骸化的公司，公司即股东，股东即公司，一个公司两个股东，夫妻俩或者与子女等，办公室设在家里。一旦公司不能偿债，百般推托或者百般躲避，即使公司有财产，也早已转移到股东个人甚至于父母、子女等与公司无关人员的名下，公司法人独立人格成了股东对抗执行程序的“挡箭牌”。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当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时，该股东即丧失依法享有的仅以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权利，而应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在执行程序中能否依据公司法的规定，直接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令其与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笔者认为，在公司法人人格形骸化的案件中，公司承担清偿责任、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是确凿无疑的，只要人格形骸化的证据确实充分即可。如果要求债权人另行起诉股东，待判决后再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显然会造成一个案件需要两个判决的局面，不仅是司法资源的浪费，也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根据“执行力扩张理论”，有必要将执行当事人的范围扩大到执行依据所指明的当事人以外的民事主体。在执行程序中，只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公司法人人格形骸化的事实成立，执行机构可以裁定追加控制股东为被执行人，令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应当追加的是“控制股东”而非其他名义股东或者非控制地位的股东。

三、滥用一人公司人格

公司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只要提出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的主张，则股东就要承担证明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的责任，拒绝举证或者举证不能的，就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执行程序中一人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执行机构发现公司股东有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情形或者经申请执行人申请，可以要求股东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审查公司账簿、经营状况、财产去向。实践中，经常出现股东拒绝出示账簿，拒绝提供证明，或者伪造虚假账簿的情形。股东拒绝证明或者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执行机构可以经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令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四、转移、隐匿、侵占公司财产

很多股东具有双重身份，尤其是一些自然人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他们一方面是公司的股东，另一方面又是公司的负责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是公司的实际控制者，这种身份为他们非法占有公司财产提供了便利。有些股东利用控制公司的便利，将公司的财产转移、隐匿或者侵吞，将公司变成空壳，债权人索债无门，法院也无法执行，公司成为股东逃债的工具。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挪用公司资金;(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可见，股东利用职务便利转移、隐匿、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违反法定义务，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是返还原物或者损害赔偿。承担责任的范围是转移、隐匿、侵占公司的财产范围或同等价值。执行程序中可以在查清事实后直接追回公司财产或者追加侵权股东为被执行人，令其在侵权责任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

五、不履行清算义务

公司法规定公司解散后应当进行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但在实践中，很多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置公司于不顾。对此能否直接追加负有清算义务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如果可以追加，股东应当承担何种责任以及责任的范围如何，颇有争议。笔者认为，股东的清算义务是公司法上的义务，其本质是一种行为义务，并不必然引起公司债务清偿责任的承担。因此，即使负有清算义务的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也不能追加其为被执行人，令其承担公司债务清偿责任。但是，如果由于负有清算义务的股东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清算义务而造成公司财产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即损害赔偿责任。依据是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种情形下，可以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负有侵权责任的股东为被执行人，令其在损害范围内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篇：最高法院裁定：可直接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作为被执行人？

最高法院裁定：可直接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作为被执行人？

最高法院裁定：认可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作为被执行人的做法梳理|赫少华，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在广东省法院民四庭，贺伟法官的《债务人及其配偶涉离婚背景的民间借贷案件的处理》一文中，提出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63号案件，对于借款人蔡毅在诉讼中认可案涉致债务的问题，若判令蔡毅偿还债务而张琛（蔡之配偶）不承担责任，则基于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可能会在执行程序中出现出借人申请追加张琛作为被执行人及执行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并提出，从最高人民法院（2015）执复字第3号执行裁定结果来看，该院已在实质上认可了下级法院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作为被执行人的做法。查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执行中配偶追加的条款，仅在第三条中涉及，原文为：作为申请执行人的公民离婚时，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全部或部分分割给其配偶，该配偶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相关话题，先前曾梳理成文：部分高院关于执行涉诉当事人及配偶名下共有财产的审判视点关于最高法院的裁定，重新编辑如下（原文可在裁判文书中自行检索）： 吴思琳、王光与林荣达合同纠纷、申请承认与执行法院判决、仲裁裁决案件执行裁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2015）执复字第3号申请复议人(第三人)：吴思琳。申请执行人：王光。被执行人：林荣达。吴思琳因不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建高院）（2013）闽执异字第4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王光与林荣达合同纠纷一案，福建高院于2011年12月15日作出（2011）闽民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主要内容为：

一、解除双方于2010年11月30日及2010年12月8日订立的《协议书》；

二、林荣达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王光转让款750.681万美元（折合5000万元人民币）及利息损失。林荣达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11月8日作出（2012）民四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林荣达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王光向福建高院申请执行，并于2013年8月13日向福建高院提交《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以第三人吴思琳为林荣达之妻为由，申请追加吴思琳为本案被执行人。福建高院认为，被执行人林荣达所欠申请执行人王光的转让款系被执行人林荣达与第三人吴思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欠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由夫妻共同偿还。因此，第三人吴思琳应当对其与被执行人林荣达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该院于2013年8月27日作出（2013）闽执行字第1-5号执行裁定：

一、追加吴思琳为本案被执行人；

二、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吴思琳所有的银行存款或价值相当的财产，暂以人民币5723万元为限。吴思琳不服该裁定，向福建高院提出异议，主要理由为：

一、其与林荣达不存在法律上的婚姻关系，其从未与林荣达在政府婚姻登记机构登记结婚，申请执行人提交的1996杭旧字第208号《结婚证》是虚假的，该事实有上杭县旧县镇民政办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

二、其一贯以来有自己的产业，先是办服装店，后开办汽车驾驶培训，并担任法人代表，其财产与林荣达无关。申请执行人王光答辩称，吴思琳与林荣达确系夫妻关系，主要理由为：

一、2010年5月，林荣达为法定代表人的荣达矿业公司在向银行申请最高额抵押贷款时，吴思琳、林荣达向银行提交《结婚证》复印件，吴思琳还在该复印件上签名；

二、荣达矿业公司在申请最高额抵押贷款时，林荣达以其所有的两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时，吴思琳以其妻子的名义在相关合同和文件上签名；

三、生效法律文书（2013）杭民特字第3号民事裁定已确认吴思琳与林荣达的夫妻关系；

四、林华拯、林惠甜的户口信息显示，林荣达系其父亲，吴思琳是其母亲，证实二者的夫妻关系。福建高院认为：吴思琳主张1996杭旧字第208号《结婚证》是虚假的，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八条的规定，1996杭旧字第208号《结婚证》一经发放，即表示在法律上确认了林荣达与吴思琳的夫妻关系，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办理该《结婚证》的程序是否合法，须由上杭县人民法院的相关行政诉讼审判程序认定，非属执行程序审查内容，据此，福建高院于2013年12月10日作出（2013）闽执异字第4号，驳回异议人吴思琳的异议请求。吴思琳不服上述异议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主要理由为：

一、其与林荣达并非夫妻关系，对被执行人林荣达的债务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二、申请人已向上杭县人民法院提起对于双方婚姻关系不存在的确认之诉，请求确认申请人与被执行人不存在夫妻关系，但福建高院强行裁定，偏袒对方，枉法裁判。申请执行人王光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答辩状，答辩理由与异议阶段一致，另向本院提交了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龙岩中院）（2014）岩行终字第24号行政判决，以证明人民法院已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吴思琳要求确认婚姻行政登记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查明：吴思琳要求确认其与林荣达结婚登记的行政行为无效，向上杭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作出（2013）杭行初字第10号行政判决予以驳回，吴思琳又向龙岩中院提起上诉。龙岩中院认为，婚姻登记的性质是婚姻登记机关代表国家对要求结婚的男女确立夫妻关系的确认，也是男女双方结婚真实意思表示在程序上加强的体现，一经结婚登记，双方当事人对婚姻登记就产生了信赖利益，形成了相应的人身关系、财产关系。就该案而言，在颁发结婚证之前，吴思琳就与林荣达已共同生活并生育两个孩子，结婚证颁发后，两人还凭结婚证办理了两个孩子户口迁移手续，且在办理最高额抵押贷款时，吴思琳在讼争结婚证及借款合同上签字，可见吴思琳与林荣达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吴思琳是因被人民法院追加为被执行人后才提起该案之诉，并非夫妻感情不和提起，虽然上杭县旧县镇人民政府在颁发结婚证时，程序上存在瑕疵，但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案不存在《婚姻法》规定的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任何一种情形。吴思琳以旧县镇人民政府颁发讼争结婚证的行为及结婚证无效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依法不予支持。旧县镇人民政府颁发讼争结婚证确实存在没有档案材料、结婚证重号等程序问题，但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办理该结婚证的婚姻登记员不能正确履行工作职责，以及被上诉人在婚姻登记工作的内部管理上存在漏洞所造成的，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应当对吴思琳与林荣达的婚姻效力产生影响。综上，龙岩中院作出（2014）岩行终字第24号行政判决，驳回吴思琳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本院认为，本案焦点问题是：申请复议人吴思琳与被执行人的婚姻关系是否合法有效，吴思琳是否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林荣达个人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分析如下：《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可见，我国对于婚姻关系的确认是采取婚姻登记制度，男女双方在结婚时必须到法律规定的国家有关部门办理登记手续，经过审查符合结婚条件的准予登记，婚姻即告成立，结婚证是婚姻关系合法有效的证明。本案中，申请复议人吴思琳与被执行人林荣达取得了1996杭旧字第208号《结婚证》，虽然申请复议人提出该《结婚证》是虚假的，并提交了一系列证据证明其从未前往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但龙岩中院（2014）岩行终字第24号行政判决中已经认定：虽然吴思琳与林荣达办理结婚登记时，民政部门确有程序瑕疵，但双方具有结婚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婚证办理过程中的瑕疵并不影响婚姻关系的真实性，本案亦不存在《婚姻法》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的婚姻关系无效、可撤销的法定情形，据此，该行政判决确认吴思琳与林荣达的婚姻关系合法有效。在此情况下，执行程序不再对吴思琳与林荣达的婚姻关系效力问题进行审查。从行政判决的结果来看，福建高院依照婚姻法解释

（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吴思琳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林荣达个人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结论具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综上，福建高院（2013）闽执异字第4号执行裁定关于吴思琳与林荣达婚姻关系效力的结论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吴思琳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裁判结果：驳回申请复议人吴思琳的复议请求。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刘立新

代理审判员朱燕

代理审判员马岚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魏丹之律分享公司治理与诉讼、房地产争议、金融与担保等民商事法律实务与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