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完善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制度的调研报告
第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36条的规定，被执行人在有关单位的收入尚未支取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向该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由其协助扣留或提取。
对债权的冻结往往是要求第三人履行程序上的协助义务，即第三人的义务在于无论债权是否存在，都不得擅自向被执行人履行。而当法院要求第三人向法院或申请人实际履行债务时，这是要求第三人履行实体上协助义务，对于这种协助义务的履行，《执行工作规定》有严格的要求，只有符合《执行工作规定》第61条至第67条规定的情形，法院才能追加第三人直接履行义务。
对债权的冻结往往是要求第三人履行程序上的协助义务，即第三人的义务在于无论债权是否存在，都不得擅自向被执行人履行。而当法院要求第三人向法院或申请人实际履行债务时，这是要求第三人履行实体上协助义务，对于这种协助义务的履行，《执行工作规定》有严格的要求，只有符合《执行工作规定》第61条至第67条规定的情形，法院才能追加第三人直接履行义务。
第二篇：浅谈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程序的完善
被执行主体的变更与追加是指在民事执行过程中，由于出现了某种法定事由或特殊情形，致使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法院依法裁定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以保证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得以实现的法律制度。
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主体的变更与追加是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结果。通常来讲，在执行过程中，原则上只有据以执行的生
效法律文书中载明的权利人和义务人才能成为执行当事人，而该执行依据以外的人则不能成为执行当事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在生效法律文书申请执行后，由于债务主体发生变动等原因而导致执行依据上载明的被执行人不存在或不能履行义务，为保护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得以实现，这就需要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主体。通过这种变更或追加，使相关案外人成为被执行主体，不但使执行程序得以继续，也减轻了当事人的讼累，避免就同一法律关系重复诉讼。
然而，由于被执行主体的变更与追加会直接导致案外人成为被执行主体并承担相应的实体义务，因此如果适用不当，将会侵害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仅就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的实体条件作了明确规定，而就相关程序问题则几乎没有涉及，以致在具体操作时无法可依，方式多样，呈现出一种混乱局面。这不但不利于执法标准、尺度的规范统一，也无形中增加了执行错误的可能性，从而侵害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损害法律的权威。为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的操作程序，以保证该项制度的平稳规范运行。
第一、启动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程序须由申请执行人提出申请，法院不得主动实施该执行程序。
因为基于司法权的被动性、中立性特点以及民事诉讼当事人处分原则的要求，在启动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程序时应奉行“不告不理”的原则。众所周知，司法权的被动性、中立性特点决定了法院进行诉讼的不告不理原则。在执行过程中，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系法院行使执行裁决权的具体体现，实质上也是审判权在执行阶段的延伸，因此也具有被动性、中立性的特点，当然应奉行不告不理原则。而当事人的处分原则作为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与此也是相通的。当事人在其自由处分的范围内，对于自己的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具体而言，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也可以不申请，对此人民法院应不予干涉。
第二，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应适用执行听证程序，以切实保护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意味着案外人将成为义务主体，并承担相应的实体义务。如果不赋予案外人参加诉讼提出自己观点并举证、质证的机会，只是课以其相应的义务，对案外人来讲是极其不公平的。这不但违反了证据认定规则，也剥夺了案外人的知情权、辩论权、举证权以及质证权等基本的诉讼权利，明显有违诉讼平等原则，这也往往为执行权的随意滥用以及侵害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大开了方便之门，无疑是一种有悖于法理精神的不规范的司法操作程序。因此，对于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的应适用执行听证程序，当事人可以充分陈述各自的观点，并举证、质证，提出辩论意见，在此基础上，由法院综合审查认定，并依法作出裁定。
第三，设立执行救济制度，赋予案外人对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裁定的上诉权。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0条的规定，可以提起上诉的裁定只有不予受理、对管辖权有异议、驳回起诉这三种裁定，而对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的裁定不服的，根据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案外人不得提起上诉，只能依法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由于执行主体的变更与追加的裁定直接涉及案外人的实体权利，如果不赋予案外人对此提起上诉的权利，则无法形成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也难以切实保护案外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上诉权作为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案外人提起上诉的权利，也是其诉讼权利在执行程序中的当然体现。法谚有云：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只有畅通救济途径，才能有力的促进司法公正，切实有效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篇：民事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裁判观点汇总
民事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裁判观点汇总
民事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是解决原被执行人实际履行能力不足的重要措施之一。同时由于追加被执行人是将没有进入审判程序的当事人直接作为被执行人来处理，剥夺了当事人应当享有的诉讼救济权利。从法理上讲对于实体事实的争议本应由审判程序来解决，纳入执行程序之中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必将在以后的修法中不断减少。现笔者将司法实践中对于追加被执行人的裁判规则进行梳理，以帮助大家予以准确适用：
一、法律及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第77条：“被执行人为个人合伙组织或合伙型联营企业，无能力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追加该合伙组织的合伙人或参加该联营企业的法人为被执行人。”（注：适用于不能独立承担责任的合伙组织体）
第80条：“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注：现经常适用的条款，需要注意适用的情形与出资相关，同时有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的前提，但在执行中追加合理性值得怀疑）
另，下面几条原则上应是变更被执行人的规定，但实践中也可能用于追加被执行人：
第76条：被执行人为无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无能力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该独资企业业主的其他财产。
第78条：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不能清偿债务时，可以裁定企业法人为被执行人。企业法人直接经营管理的财产仍不能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该企业法人其他分支机构的财产。
若必须执行已被承包或租赁的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的财产时，对承包人或承租人投入及应得的收益应依法保护。
第79条：被执行人按法定程序分立为两个或多个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分立后存续的企业按照分立协议确定的比例承担债务；不符合法定程序分立的，裁定由分立后存续的企业按照其从被执行企业分得的资产占原企业总资产的比例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第80条：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第81条：被执行人被撤销、注销或歇业后，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无偿接受被执行人的财产，致使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清偿债务或遗留财产不足清偿的，可以裁定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在所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
（二）《民事诉讼法》中存在的实质上是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
第二百三十一条：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
（三）《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存在的可能需要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
第四百七十三条：其他组织在执行中不能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对该其他组织依法承担义务的法人或者公民个人的财产。（注：也可能是变更。）
二、追加被执行人的程序性规定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3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1条至第274条及本规定裁定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主体的，由执行法院的执行机构办理。（注：责任主体）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下列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执行异议案件予以立案：……
（四）申请执行人申请追加、变更被执行人的；……”（注：需要特别注意追加本身就是执行异议案件，所以对追加被执行人不服只能是复议案件，这也是第十条规定的前提）
第十条规定：“下列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执行复议案件予以立案：
（二）除因夫妻共同债务、出资人未依法出资、股权转让引起的追加和对一人公司股东的追加外，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不服人民法院针对本意见第九条第（四）项作出的裁定，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的；”（注：该条的除外规定的配套规定尚未出台，根据资深执行法官的介绍现除外规定暂不适用。出台后实体问题将不再在执行程序中解决，纳入执行异议之诉）
三、追加被执行人承担责任的限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2条：被执行人的开办单位已经在注册资金范围内或接受财产的范围内向其他债权人承担了全部责任的，人民法院不得裁定开办单位重复承担责任。
四、案例中对追加被执行人的司法态度
笔者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为范围，进行搜索、筛选、梳理,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高阶层的司法案例体现了司法机关的司法倾向性——即严格限制适用追加被执行人，只适用于有明确规定的情形：
（一）正常减资的被执行企业，不易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企业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执复字第56号执行裁定
[核心裁判观点]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本案中……注册资金的变动应为天津橡胶公司的减资情形，不属于抽逃注册资金。至于天津橡胶公司核减注册资金是否履行了相关法定程序，非属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的审查范围。沈阳建美公司提出的该项追加渤海化工集团为被执行人的事由，亦不符合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
该裁定还明确：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应当严格遵循事由法定的原则
（注：北京一中院在驳回追加裁定时也写道：强制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是特定情形下对执行依据义务履行主体的扩张，应当严格遵照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追加被执行主体的相关规定。）
（二）恶意转移财产并不必然导致追加被执行人 最高人民法院（2012）执复字第30号执行裁定
[核心裁判观点]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主体，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1条至27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76条至第82条规定的情形。《制裁规避意见》第20条是指被执行人恶意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执行法院可以依法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并未增设执行程序中直接裁定变更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本案中，阜承公司收受繁荣公司的财产，并受让“二轻大厦”49%的权益，均不符合执行机构直接裁定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条件，福建高院在（2012）闽执异字第2号执行裁定中援引《制裁规避意见》第20条，追加阜承公司为被执行人，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程序不当。（注：《制裁规避意见》不应做为追加被执行人的直接依据条款）
（三）侵点被执行人财产的问题不属于执行程序解决 最高人民法院执复字第14号
[核心裁判观点]至于好世界公司提出的晋能公司利用托管人的身份侵占东铝公司资产的问题，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同时该问题不属于通过执行程序裁定追加被执行人解决的范围，如好世界公司仍坚持该主张，可通过另行诉讼程序解决。
（四）法人人格混同不能作为追加被执行人的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复字第22号执行裁定书
[核心裁判观点]振兴投资公司依法登记设立，该公司90%的股权被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另一公司振兴集团持有，其应为振兴集团的子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人系振兴集团，不应由作为子公司的振兴投资公司承担清偿责任。执行程序中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人有严格的法定条件限制，法人人格混同的情形不在此列。因此，以法人人格混同为由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人缺乏法律依据，不应支持。
（五）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财产是适用任一理由追加被执行人的先决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复字第22号执行裁定书
[核心裁判观点]本案中，振兴投资公司并非振兴集团的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且执行法院已查询到振兴集团在其他公司所持有的股权并予以冻结，表明被执行人振兴集团尚有其他财产可供清偿债务。因此，申请复议人提出振兴投资公司名下的海升大厦为无偿接受振兴集团的财产，进而主张追加该公司为被执行人，目前尚不符合前述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条件。对查控的被执行人振兴集团所有的财产，如将来变现后仍不能满足申请执行人的受偿请求，且又符合其他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条件的，申请执行人可另行向执行法院提出追加被执行人的申请。
（六）执行程序中追加配偶一方的，被追加方可适用执行异议之诉予以解决，而不易在执行程序中形成最终结果（当然法院有告知义务）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监字第106号
[核心裁判观点]夫妻一方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执行依据未明确债务为夫妻双方共同债务还是一方个人债务的，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可以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审查认定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进而对执行依据确定的债务人的配偶财产予以执行。实践中，对于属于共同债务的事实比较清楚，证据比较确凿，配偶另一方争议不大的，为及时有效保护债权人权益，避免程序过于复杂，有在执行程序中直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执行夫妻共同财产、配偶的个人财产的做法。但对于事实比较复杂，配偶另一方争议较大，难以对债务性质作出简单推定的，应通过审判程序审查确定。这类案件中执行法院对配偶所提异议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的，鉴于仅通过执行异议、复议程序进行审查，对异议人的程序权利保障不够充分，故以不通过复议程序对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作出最终判断为宜，而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由配偶另一方提起诉讼进行救济。
（注；下一步出台的司法解释将予以明确）
（七）第三人为被执行人提供担保，应当向法院提出，否则不能成为追加被执行人的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监字第89号
[核心裁判观点]执行程序中，第三人为被执行人提供担保，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并经人民法院审查认可。申诉人李发强申请追加被执行人时所提交的还款协议，系当事人私下达成，并非在人民法院主持下签订，亦未经过人民法院审查认可，因而不产生执行担保效力。
（八）追加子公司（逆向否认）一般不会得到法院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复字第1号 [核心裁判观点]略
（九）在执行程序中追加清算义务人为被执行人不应得到支持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执复字第3号
[核心裁判观点]执行过程中追加被执行人应当符合执行程序方面的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的追加事由。刘金龙根据《公司法解释
（二）》第十八条的规定，以技术交流中心、人才交流协会、飞天公司为泛华公司的清算义务人为由，要求追加上述清算义务人为被执行人，不属于执行过程中追加被执行人的事由，本院不予支持。
（十）抽逃注册资金与抽逃财产不是同一概念；涉及实体与程序权利不应在执行程序中解决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鲁执复议字第95号
[核心裁判观点]
1、《执行规定》第80条适用于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时，开办单位（投资人）在企业开办时有抽逃注册资金的情形。本案中，申请执行人认为资产公司和恒大公司有抽逃被执行人明珠公司的财产的行为，但是，抽逃注册资金和抽逃财产（资金）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抽逃财产（资金）不是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
2、本案要查明开办单位（投资人）是否有无偿接收被执行人财产的行为，就必须对资产公司、恒大公司与被执行人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资产公司、恒大公司是否对明珠公司和明珠公司的其他债权人有侵权行为问题进行审查。而对涉及到恒安公司与其他公司的债权债务问题，执行机构无权审查，申请执行人应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
（十一）在刑事案件中于检察机关的供述，可以做为追加被执行人的证据材料 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复字第12号执行裁定书
[核心裁判观点]第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1条的规定：“被执行人被撤销、注销或歇业后，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无偿接受被执行人的财产，致使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清偿债务或遗留财产不足清偿的，可以裁定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在所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财富公司长期歇业，而李继春在看守所向检察院的供述表明，财富公司向兰州商行贷款的3000万元，被其用于个人炒股，前述事实可以认定李继春无偿接受了被执行人财富公司的财产，致使该公司无法清偿案涉债务。执行法院依据上述事实裁定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在无偿接受3000万元贷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李继春向甘肃高院承诺，愿以其个人财产偿还财富公司的债务，该承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视为李继春对其民事权利的自主处分，表明其自愿接受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执行法院据此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并无不妥。李继春称未向甘肃高院作出前述承诺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其称该承诺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却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十二）追加程序中不必然听取被追加人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复字第12号执行裁定书
[核心裁判观点]首先，执行法院依申请执行人申请或依职权追加被执行人的，可在查清事实后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直接裁定追加，虽然执行法院向被追加人先行送达追加申请更为妥当，但是否送达追加申请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程序，被追加人不服的，可以依法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未送达追加申请并不影响被追加人异议权的行使。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案外人异议、不予执行的申请以及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等重大执行事项，一般应当公开听证进行审查；案情简单，事实清楚，没有必要听证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审查。审查结果应当依法制作裁定书送达各方当事人。”因本案事实清楚，执行法院可以选择不适用听证程序，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也未造成对各方当事人不公的后果，并无不当。
（十三）追加被执行人应当严格限制于法律、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情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执复字第17号
[核心裁判观点]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应当符合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条件和情形。本案中，董健提出的李舰通过转移资产逃避债务、张鸥名下的房产系夫妻共同财产申请追加张鸥、李少一为被执行人的复议理由，不属于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董健的复议理由缺少法律依据，对其复议请求应予驳回。
（必要的说明：确有不同法院对同一问题呈现不同做法，其根本原因是没有把握准法治的理念）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国家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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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关于民法总则中民事主体制度的立法思考（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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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法总则中民事主体制度的立法思考
尹田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在受全国人大法工委委托起草的民法典最初的草案中，民事主体部分(自然人、法人两章)由我负责起草。这一建议稿的条文在人大法工委提交审议的草案中，有的被采用，有的没有被采用。现将起草思路作一简要报告。其中的某些观点纯属我个人的观点。请大家批评。
一、自然人的制度设计
自然人一章的体系参考了德国、瑞士、日本以及台湾地区民法典，保留了我国《民法通则》其中大部分经实践证明合理的规则，同时，也吸收了我国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中部分合理的规定。分为六节：第一节为对自然人权利能力的一般规定;第二节为对自然人行为能力的一般规定;第三节为对宣告失踪的规定;第四节为对宣告死亡的规定;第五节为对自然人人格权法律保护的规定;第六节为对自然人住所的规定。在此，有下列问题需要指出：
1.考虑到有关自然人的机遇亲属关系而产生的身份关系应由亲属编或者单行法规予以规定，所以，本章中对于自然人的亲属关系、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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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等级以及监护制度未作规定，这样，在自然人立法体系上似更为合理，法律适用上更为方便。
2.与我国《民法通则》相比，除没有规定监护制度外，也没有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以及个人合伙。理由是：从严格意义上讲，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都不是准确的法律概念。所谓个体工商户，为从事工商业经营活动的自然人在工商登记时使用的单位名称;农村承包经营户则是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之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承包合同的特殊主体单位。个体工商户如为一人经营，为从事经营活动的自然人个人;二人以上共同经营，其性质应为合伙。农村承包经营户也具有同样性质。所以，其活动或者适用合伙的规定，或者适用非法人团体的规定，或者适用有关私营企业的规定。至于合伙，无论是个人合伙还是法人合伙，如为一般合伙，应适用合伙契约的规则，如为形成团体的合伙，应适用合伙契约以及非法人团体的规则。
3.增加规定了胎儿利益的保护条款，采用了概括保护方法，并采用台湾地区民法典采用的“法定解除条件说”，即规定凡涉及胎儿利益者，视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如胎儿未能或者出生，其权利能力视为自始不存在。对此，没有采用日本理论和判例采用的“法定停止条件说”，即不承认胎儿在出生前可获得权利能力，或者出生后才能溯及地取得，认为这种做法会造成在继承、受遗赠时权利主体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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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增加规定了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能够独立实施的行为的具体范围，包括纯获法律上利益的行为、零用钱条款、经许可实施的营业活动、订立劳动合同及请求支付劳动报酬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定型化消费行为等。同时，对于精神病人或痴呆症患者被宣告为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宣告规定了严格的司法程序。
5.在宣告失踪制度中，增设了以下落不明的自然人财产有代管之必要的限制条件，在宣告死亡制度中，规定了在危险事故中下落不明的人宣告死亡不受失踪期限的限制。同时，借鉴台湾地区的经验，规定下落不明的自然人无利害关系人或者虽有利害关系人但不提出死亡宣告申请，如果不申请宣告死亡会造成国家或者集体利益损害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死亡宣告申请。
6.将自然人人格权民法保护专设一节，规定了自然人自由、安全和人格尊严的一般保护及精神损害赔偿，同时，对自然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姓名、肖像、名誉、隐私、遗体以及死者人格保护作出了尽可能详尽的规定。在这一建议草案中，人格权被规定在自然人一章而没有单独成编规定，同时，采用了“人格权法律保护”的节名，其理由是：
(1)自然人人格是自然人由宪法赋予的一般法律地位，人格权为“人成其为人”而由宪法直接赋予的基本权利，与财产权以及身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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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格权性质上不是一种由民法创设的民事权利，民法的任务是以侵权法保护人格权，但不能对之作出正面的赋权性或者授权性规定。
(2)自然人人格权除由民法列举保护的权利类型之外，还包括由宪法或者其他法律规定的各种有关自由、安全和人格尊严的基本权利，这些宪法或者公法上规定的人格权一旦遭受侵犯并产生民事侵权损害，应当得到民法的救济。如果将人格权与物权、债权、身份权并列成编规定，无异于将作为自然人全面社会生活之基本法律地位的“人格”缩减为自然人在私法上的主体资格，将作为自然人人成其为人的基本权利的人格权缩减为自然人在民事活动领域中的权利，这对于人权保护极其有害。
二、法人的制度设计
法人一章在体力和内容上也借鉴了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并吸收了各国有关理论研究成果，并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充分吸取了《民法通则》和《公司法》等立法的成果的司法实务经验。本章共分六节：第一节一般规定;第二节法人的设立;第三节法人的机关;第四节法人的变更;第五节法人的解散与清算;第六节非法人团体。
本章在内容上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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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法人的本质，采“法人实在说”中的“组织体说”，明确规定法人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2.对于法人分类，采取了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做法：
(1)立法上不做公法人与私法人的明确区分。传统民法将法人分为公法人与私法人，其意在揭示根据不同法律设立的法人之不同地位。但其价值更多的是表现为对于设置公法人有关特别制度提供理论依据(如公法人设立之特别程序、国家对包括公共机构在内的公法人的财产及其活动进行监督控制的特别措施等)，而这些特别措施与制度通常由行政法规加以规定。而民事活动中，无论公法人或私法人，其法律地位一律平等，都同等适用民法有关法人的基本准则。因此，从民法立法的角度而言，不予明示公法人与私法人的种类分别，无碍大局。
(2)取消《民法通则》以所有制为根据的企业法人分类，改采“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分类。传统民法将法人分为“公益法人”与“营利法人”，是为了揭示法人设立的不同目的，并导致法人设立方式和法律适用上的重大区别。但此种分类的缺陷在于无法包括一些既非公益、亦非营利的法人组织(中间法人)，从而留下法律漏洞。所以，建议稿保留了《民法通则》关于与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分类的基本思路，但借鉴德国法和瑞士法，采用“营利法人”和“非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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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的分类。而在营利法人中，不再区分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等。
(3)在非营利法人中，增加设定了“捐助法人”(包括各种基金会、个人捐资设立的学校、医院、福利院、文化馆等)，没有采用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概念。原因是，我国立法从未采用“社团”及“财团”的概念，而已经被广泛使用的“社会团体”概念与“社团”极易混淆，至于财团，则难以为一般人所理解。因此，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分类可为民法理论所运用，但立法上不宜采用。
3.肯认我国实行的“单一法定代表人”制度。各国立法多规定法人的执行机关极为其代表机关。代表机关可为一人或者树人(如公司法人的代表机关为董事会以及董事)考虑我国法律从未承认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得为数人，而此种做法有助于清晰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及保护交易安全，故建议稿明确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为一人，法人的执行机关和法定代表人可为同一人(如机关法人)，也可不为同一人(如公司法人的执行机关为董事会，法定代表认为董事长)。
4.承认非法人团体的法律地位。非法人团体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参加民事活动，此为我国《合同法》、《担保法》等现行立法所规定。但非法人团体不具有法律人格，不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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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将法人的名称权和名誉权的保护放进一般规定中加以规定。我们没有将法人的名称权和名誉权与自然人的人格权合并独立成编规定的主要理由是：
(1)团体人格纯粹是基于经济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法律技术处理的结果，其所确定的仅仅是团体的民事主体资格，与自然人人格所体现的人类尊严、人成其为人的一般法律地位在本质上毫无共同之处。团体人格离开民事活动领域，即毫无意义。
(2)法人人格所解决的仅仅是使团体成为财产权利主体的问题。法人不能享有财产权以及与财产有关的权利之外的民事权利。团体基于其法人人格产生的名称权、名誉权本质上是纯粹的财产权，侵犯此种权利，仅仅产生财产损害而不能产生精神损害。因此，法人根本不能享有所谓人格权。
(3)公法人(政府机关、法院、检察院等等)根本不能享有民法所规定的名称权、名誉权，对其名称的侵犯，不会产生民事侵权后果，对其所谓名誉的民法保护，将会导致对公民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自由权利的限制和剥夺。此外，非营利法人也不存在民法意义上的名称权和名誉权，侵犯这些权利，不会导致商业信誉的损害，不会导致任何民事损害赔偿。
出处:海峡两岸民法典理论研讨会提交论文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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