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实际出资股东对公司债务是否承担责任

第一篇：未实际出资股东对公司债务是否承担责任

未实际出资股东对公司债务是否承担责任

发布日期：2009-07-06 文章来源：北京法院网

案情

2004年8月，某供应公司与某铁路公司签订合同，约定供应公司向铁路公司供应4000吨煤。铁路公司依约汇给公司40万元预付款后，二家公司又签订了联合经营煤炭的协议，约定双方以供应公司的煤场及设备为经营场所，使用铁路公司的预付款共同经营煤炭业务。

在经营过程中，供应公司强行销售共同经营的煤炭，所收价款不入约定的账户，并且一直没有全额供应煤炭。为此，铁路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联营合同，返还预付货款，赔偿损失。

诉讼中，铁路公司以供应公司在成立时股东虚假出资为由，申请追加股东纪某、刘某为被告，请求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经审理查明，供应公司在成立时，纪某、刘某没有实际出资，供应公司没有自有资产。

分歧意见

本案合议庭对能否直接判决股东纪某、刘某对供应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产生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不能直接判决纪某、刘某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公司是人格化的组织，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虽然股东虚假出资侵害了公司的利益，但与公司的债权人没有直接法律关系，且判决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也没有法律依据。

第二种意见认为，纪某、刘某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但须债权人先起诉公司，如果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再由纪某、刘某在虚假资金额范围内承担责任。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出资不实的，应当补交出资，其他股东应当对其承担连带责任。可见，公司债权人有权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机构为企业出具不实或者虚假验资报告资金证明如何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通知》规定，出资人未出资或者未足额出资，但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不实、虚假的验资报告或者验资证明，相关当事人使用该报告或者证明，与企业进行经济往来而受到损失的，应当由该企业承担民事责任。对于该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由出资人在出资不实或者虚假资金额范围内承担责任。可见，债权人没有经过对公司的诉讼和执行就直接起诉股东，要求股东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第三种意见认为，本案可以直接判决纪某、刘某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供应公司没有自有资产，应当认定其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开办该企业的股东承担。

分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纪某、刘某是利用公司的独立人格及有限责任原则，恶意虚假出资，逃避债务，应当担责。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开办的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规定，企业开办的企业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实际没有投入自有资金，或投入的自有资金达不到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数额，以及不具备企业法人其他条件的，应当认定其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开办该企业的企业法人承担。本案虽是个人出资，也可参照此规定执行。供应公司没有自有资产，所以其民事责任应由虚假出资的股东承担。从程序上说，债权人完全可以直接起诉虚假出资的股东。

最终，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支持了铁路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根据第三种意见判决股东纪某、刘某对供应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案件

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某货运公司，代理人：戴天乐，上海市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二审上诉人）：陈某。

2000年5月初，陈某与某自然人就共同投资设立某工贸公司制订《章程》。《章程》的主要内容是：

1、公司名称为某工贸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陈某；

2、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股东2人，陈某以货币认缴出资额30万元，占注册资本60%；某自然人以货币认缴出资额20万元，占注册资本40%。工贸公司验资及工商注册手续由管理私营经济城的江川公司代办。5月23日，陈某向江川公司交付现金50万元。江川公司收款后出具《收据》，载明“交款单位陈某”、“工贸公司验资款”等字样，并将50万元记入本单位《收入凭证》及《现金日记账》。5月29日，江川公司以借款名义从本单位账户中划出50万元到工贸公司临时账户；同日，该款转入上海某会计师事务所（下称会计师事务所）。5月30日，会计师事务所以退还验资款名义将50万元划入江川公司帐户，款项用图为“退款”。同年6月15日，江川公司将50万元退还陈某，陈某为此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江川公司退回的注册资金款现金50万元整“，落款为“某工贸公司陈某”。6月5日，经上海市工商局闵行分局核准，工贸公司设立。2000年9月，某自然人去世。2001年10月8日，因工贸公司未申报年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吊销了该公司营业执照。

2002年2月21日，货运公司为与华运公司委托合同返还垫付款纠纷一案，向黄浦区法院起诉。同年6月12日，黄浦区法院依法追加工贸公司为该案被告，并通知某货运服务公司为该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003年1月27日，黄浦区法院依法判决工贸公司应支付货运公司垫付的增值税款172582元，滞报金10150元，工贸公司应负担该案受理费6936.31元。该案判决已生效。此后，货运公司向黄浦区法院申请执行，2003年5月13日，黄浦区法院向货运公司出具了债权文书，确认货运公司对工贸公司享有债权18668.31元，并中止了该案的执行。

2004年年初，货运公司向闵行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陈某对工贸公司债务承担连带偿付责任。闵行区法院查明上述事实后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当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对外应以公司财产独立承担责任。但当股东存在出资瑕疵行为时，其应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争议焦点是陈某作为工贸公司的股东是否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陈某将50万元交于江川公司后，江川公司从本单位帐户划出50万元进入工贸公司临时账户。可以认定，该50万元是工贸公司的验资款。故在工贸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金50万元已到位。然而，根据法律规定，当新设立的公司验资完成后，股东应当将其认交的出资足额存入该公司所在地银行的专用账户，且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但陈某又从江川公司取出现金50万元，且未将其应缴出资30万元存入工贸公司专用账户，陈某此举已构成抽逃出资。陈某对其“已将出资投入工贸公司，且实际运营中的投入远大于注册资金”之辩称，并没有尽到相应的证明责任：

1、虽工贸公司财务报表记载“实收资本50万元”，2000年12月“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为：1968210.63元，但这仅是工贸公司自身的记载，缺少原始凭证印证；

2、按照有关现金管理的规定，单位之间的经济往来，应通过开户银行进行转账结算。工贸公司从事的业务并非只能用现金进行结算，且从陈某提供的《解款单》单，以工贸公司名义发生的业务，付款方式多以现金或从陈某个人账户中直接划出，不能印证这是实际经营对公司的投入；

3、陈某所谓公司营运中“资本充足”的辩称亦缺乏登记主管机关的确认。综上，尽管工贸公司设立时，股东陈某投入了资金，但该公司设立后，陈某却抽逃了出资，且此后并未予以补足。工贸公司从事与实际履行能力不相适应的交易活动，给公司债权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后果，陈某抽逃出资的行为存在过错，理应对工贸公司欠货运公司的债务189668.31元在其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闵行区法院据此判决：陈某对工贸公司欠货运公司的债务189668.31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5581.46元、财产保全费1520元，合计7101.46元，由货运公司承担523.54元，陈某负担6577.92元。

判决后，陈某不服，以工贸公司验资后，江川公司收受50万元，虽未将此款项划入工贸公司专用账户，但却直接用于该公司的经营活动，原判据此认定上诉人抽回出资款有误等为由，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被上诉人货运公司辩称，上诉人陈某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中级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中级法院认为，经黄浦区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被上诉人货运公司对工贸公司享有债权189668.31元是事实，工贸公司理应以公司资产向被上诉人货运公司偿还上述款项，但因工贸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黄浦区法院向被上诉人货运公司出具了相关债权文书后即中止了该案的执行。工贸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上诉人陈某和案外人某自然人（已于公司成立后去世）系该公司股东，在公司设立时，两股东的50万注册资金经委托江川公司办理验资已到位，但该公司设立后，上诉人陈某却从江川公司收回了上述资金，且此后并未予以补足，故该行为应认定为抽逃出资。现因工贸公司未申报年检，已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吊销了营业执照，上诉人陈某抽逃出资的行为，导致工贸公司履行能力不足，给公司的债权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后果，上诉人陈某应在其抽逃出资的范围内对工贸公司所欠被上诉人货运公司的债务189668.31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无误，原判结果应当予以维持。陈某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以支持。据此，中级法院于2005年8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终审判决驳回陈某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81.46元，由上诉人陈某负担。

股东抽逃出资并转让股份后仍需承责

发布日期：2013-02-27 作者：杜义律师

实践中，很多股东以银行借款或中介公司赞助的形式凑足注册资金，待公司成立后不久即以撤回、转移、混同、冲抵等违反公司章程或财务会计准则的各种手段将其出资全部或部分抽回转移为股东个人所有，而公司财务账册上关于实收资本的记载是真实的。由此会引发一系列的法律问题。为预防公司资本和公司资产被不法侵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15号）第80条规定：“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根据上述规定，抽逃出资的股东应该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对债权人承担责任，但这种责任是连带责任还是补充责任，该解释未做进一步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倾向于补充责任，即在公司无资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由抽逃股东在抽逃资金范围内对公司债权人承担债务清偿责任。案例

2009年9月，公司A成立，工商登记股东为B出资200万元、C出资50万元。15日后，B以董事会会议纪要形式决定为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决定暂向A借款200万元。最后，A将200万元转入B账户，用途为往来款。2000年6月，B与D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B将其持有的A的股份2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0%）转让给D。同月，A在工商局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股权转让协议》亦提交至工商局备案。

2010年，A向银行借款8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贷款到期后，A仅归还了部分利息，对于本金80万元始终未予归还。银行起诉A至法院并胜诉。在执行过程中，银行申请追加B为共同被执行人。执行听证过程中，B指出A成立之初，尚未开展业务，资金限制，而B资金紧张，因此双方协商从A借款200万元。该借款行为可由B董事会会议纪要证明。经过中院和高院的两级听证，法院认为会议纪要属于B内部文件，不能直接证明其与A发生正常借款往来的事实；B在向A投入注册资金后十余日即将其所投入的金额全部转出且未予不足，该行为应认定为抽逃注册资金。据此，法院裁定追加B为被执行人，并由其在抽逃注册资金200万元的范围内与A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目前，本案已执行完毕。

根据本案的分析可知，股东抽逃出资并转移股份后并非可逃避法律制裁。立法者不仅规定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规定了刑事责任，而且近几年司法实践中，因抽逃出资而被处以刑罚的案例比比皆是。股东瑕疵出资和抽逃出资应如何适用

发布日期：2013-02-24 作者：连会有律师

股东瑕疵出资和抽逃出资应如何适用《公司法》处理目前，在审理涉及公司纠纷案件中，债权人以股东出资不足、不实和抽逃出资将公司及股东一并作为被告提起诉讼的案件处理时，对股东是否要与公司一起承担责任，能否适用新《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关于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有着模糊的认识，存在着不同看法，以致在适用法律上无所适从。笔者对此问题从法理等角度作些分析，以期对该类案件审判有所裨益。

我国《公司法》虽经几次修订，但股东由于出资不实对公司债权人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都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只是规定股东出资不足、不实应对其他已全额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对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法》第三十六条仅作了禁止性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对股东抽逃出资应承担怎样的民事责任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新《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了股东只有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何谓公司独立人格被滥用，通常理解是公司资产被转移、掏空或混同。股东出资不足、不实和抽逃出资，属不属于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新《公司法》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从《公司法》角度分析，公司债权人就其债权只能向公司请求清偿是处理公司外部关系的一般原则，但该原则所依赖的基础是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的存在，而来源于全体股东的资本是公司获得独立法人资格的必备法律要件，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向公司足额投入并保持足额资本，是其享受有限责任保护的必要条件。

公司股东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一方面表明公司股东存在利用公司独立法人资格为掩护，将投资风险外化给公司实际和潜在的债权人的恶意。另一方面，客观上使基于信赖公司的实际资本符合公司章程所公示的内容而与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债权人的利益受损。也就是说，公司不能清偿全部或部分债务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与股东瑕疵出资这种欺诈债权人的行为之间显然存在因果关系。加上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时期，市场主体的诚信，自律意识不强，公司制度尚不完善，监管方面也存在问题，公司设立中一些人大玩空手道。要么虚假出资，包括出具虚假出资证明、虚假验资；要么公司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后以各种名义抽逃资金，致使公司并无真实资本，注册资本实际为零。虽然从会计制度约束来看，出资人虚假出资或者抽逃出资属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但在我国公司财务制度不够缜密、信用体系不够健全、信息披露不够及时准确的情况下，特别是中国熟人社会的环境背景和打击这种犯罪行为力度不够，使得出资人创建空壳公司可能遭致的违法成本与之可能获得的非法利益相比微之又微,，因而大大剌激了出资人利用空壳公司从事无本经营的欲望。这意味着公司的出资人不承担任何出资风险，而把所有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债权人。这种不正常现象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市场经济秩序和公司制度的发展。

所以，股东出资不实、不足和抽逃出资亦属股东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及股东有限责任，这是《公司法》立法宗旨，也是实践提出的要求。《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适用于股东瑕疵出资和抽逃出资，股东瑕疵出资和抽逃出资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或至少在其出资不足、不实或抽逃出资的限额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杨良发

一、出资不实

股东只是认缴出资但没有实际出资的情况称为出资不实。出资不实的法律责任是非常明确的，公司、其他股东、债权人都有权依法追究出资不实股东的责任。同时，在出资不实的情况下，法律还赋予了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债权人更为灵活、有效的救济权利：

1、股份公司有权另行募集股份。具体而言，如果一个股份公司的认股人没有按期缴纳他当初所认购股份的股款，公司其他发起人在给予其合理期间限期缴纳后，该认股人仍没有实际缴纳认股款的，公司发起人有权就该股份另行向他人募集，这种募集合法、有效。在公司另行募集股份后，出资不实的认股人就丧失了股东资格和权利。

2、以实物出资但未变更产权的股东的权利。股东以房屋、土地使用权或者需要办理权属登记的知识产权等财产出资，已经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可以主张认定出资不实，应当限期去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需要注意的是，该股东有权主张自其实际交付财产给公司使用时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

3、对出资不实股东权利的限制。如果股东出资不实，那么公司有权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该股东的利润分配、新股认购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

4、受让出资不实的股权的风险。股东转让出资不实的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公司和公司的债权人都有权请求股权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在受让股权时必须首先查明对方出资是否真实。

5、出资不实责任没有时效限制。对于出资不实的股东，其他股东始终有权追究其责任。同时，公司的债权人也有权要求该股东承担责任，只要债权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二、抽逃出资

1、对抽逃出资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构成抽逃出资行为的几种情况：（1）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2）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3）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4）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5）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

2、抽逃出资关联人的责任。股东抽逃出资的，不仅该股东要承担民事、刑事责任，根据相关规定，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也有可能因此承担民事连带责任。

3、股东资格的丧失。按照规定，如果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的，公司有权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在此情况下，公司应当及时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资。

三、垫资设立公司

垫资设立公司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现象，但垫资人往往不了解自己的风险。按照规定，如果第三人代垫资金协助他人设立公司，双方明确约定在公司验资后或者在公司成立后将出资抽回以偿还垫资人的，在公司出资无法补足的情况下，垫资人就可能因此承担连带责任。

四、隐名股东

挂名股东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公开身份的股东称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称为隐名股东。

1、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的挂名协议是否有效？按照规定，如果该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这个协议就是有效地。隐名有权主张股东权利，但是，如果隐名股东要求公司向工商局申请变更股东登记，必须取得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否则，实际出资人只能继续做隐名股东。

2、隐名股东转让股权的法律效力。如果名义股东转让股权，隐名股东有权主张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但是如果第三人是善意的且转让的价格合理，隐名股东的请求就难以得到法律的支持。所以，隐名股东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

【案情简介】

一、山重水复疑无路。

1998年12月18日，佛山市某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下称“信用社”）与A公司、B集团签订《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先后约定由A公司向原告借款200万元、200万元、180万元、200万元、共780万元，均由B集团作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A公司向信用社清还借款本息、违约金、抵押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合同签订后，信用社提供了借款给A公司。

后因A公司未偿还借款，被信用社诉至法院。法院判决A公司归还借款本金780万元及计至2008年5月20日利息8197772.26元，自2008年5月21日始至判决确定还款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予信用社。B集团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生效后，律师调查发现A公司,B集团及其旗下各子公司均无财产可供执行，执行顿时陷入僵局。

二、柳暗花明又一村。

经调查发现，A公司及其他五家公司既是B集团的子公司，又是B集团的股东。且B集团自成立时就没有独立的注册资本，其注册资本是由旗下子公司注册资本汇总计入，因而其所有股东均存在虚假出资的行为。

另，B集团的股东中，部分企业是张某的个人独资企业，部分企业是邝某的个人独资企业，而这些企业均被注销、吊销或歇业。

根据上述调查发现，信用社向执行法院申请追加张某、邝某为本案的被执行人。

2010年7月14日，法院举行执行听证会，其中张某缺席听证，邝某的律师答辩认为，因为被追加人邝某不是被执行人A公司、B集团的股东，故信用社申请追加邝某不属于因投资人注册资金不实而追加投资人为被执行人的情形。

【争议焦点】

执行阶段能否追加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

【代理思路】

在本案中，虽B集团与旗下子公司存在资产混同、抽逃出资等符合公司人格否认构成要件的情形，但我所律师分析案情，阅览国内相关判例，发现“揭开公司面纱”的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并不适用于执行阶段的追加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情况，且存在举证困难等“硬伤”。因而，在选择办案策略时，我们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以最小成本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具体分析思路如下：

一、追加被执行人策略之“适用法律选择”。

在执行环节中，依据最高院司法解释《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并非系对揭开公司面纱的使用，《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与公司法第二十条关于揭开公司面纱的规定有本质的区别。

首先，揭开公司面纱的后果是股东承担无限责任。但《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确立的为有限责任，即股东仅在注册资金不实、抽逃注册资金或在所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

其次，揭开公司面纱的后果是股东与公司承担共同连带责任，股东与公司承担债务无先后次序之分。而《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采用的是补充责任，即股东在公司财产不足以偿还债务时才承担责任。

毫无疑问，最高人民法院在作出上述司法解释时，充分地考虑到了“执行难”的现状，因此有其合理性。尽管该司法解释有以执行权取代司法裁判权的嫌疑，但是倘若取消上述规定，无疑会加大执行的难度，导致债权人处于无助的境地。况且，在司法实践中，各种类型的抽逃出资、“皮包公司”中，很大一部分是审判后、执行时才被发现的，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关于变更或追加公司的股东或者开办单位为执行主体的司法解释仅仅是限制在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这一严格范围内，而执行法官在执行过程中必定是依据了案件在审判过程中获得的有关公司股东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证据之后才会变更或追加执行主体。因此，《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解决“执行难”问题的范畴内，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对司法裁判权的侵害。

为了以最小成本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规避“诉累”的风险，尽早的在现行执行法律依据框架范围内实现当事人的债权，我所律师拟定办案策略时，决定以《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广东省高院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程序中追加、变更被执行人案件的暂行规定》为追加张某、邝某的法律依据。

二、追加被执行人策略之“焦点辨析”。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程序中追加、变更被执行人案件的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因投资人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申请追加投资人为被执行人。”邝某的律师简单地把“投资人”理解成股东，我所律师认为此理解实际缩小了“投资人”的追加范围。首先，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解读，“投资人”的词义范围比“股东”广泛，“股东”只是“投资人”内涵中的一部分。“投资人”既包括了直接投资人即公司股东，又包括了间接投资人，例如：实际控制人、隐名股东等情况。

其次，现B集团的六位股东均已注销、歇业。在B集团股东虚假出资事实清楚的基础上，仍要求信用社追加已注销、歇业、且没有任何资产的六位股东，对信用社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即使追加成功，也是在浪费司法资源后，信用社的债权仍无法实现。

再次，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变更和追加执行当事人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规定：除执行中指明的债务人外，可以对下列人申请执行，或者在已经开始的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变更下列人为被执行人：“

（五）作为债务人的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或者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等其他组织不能清偿债务的，设立该组织的公民或者企业法人；

（十）对被执行的企业法人投资不实或抽逃出资的投资人。” 据此，省高院制定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程序中追加、变更被执行人案件的暂行规定》是为了打击在现实生活中投资人通过“转投资”、“隐名股东”等手段规避法律责任等情况，顺应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精神导向，也是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实际投资人通过非法手段规避法律责任而造成执行难的问题。

最后，本案中，虽然B集团表面上的股东是六家企业法人，但是实际上的这六家企业法人均是张某、邝某的个人独资企业，结合最高院的前述规定，设立该独资企业的公民张某及邝某依法可以被追加为被执行人。

三、追加被执行人策略之“法理分析”。

注册资本是公司最基本的资产，确定和维持公司一定数额的资本，对于奠定公司基本的债务清偿能力，保障债权人和交易安全具有重要价值。股东出资时公司资本确定、维持原则的基本要求。出资是公司股东最基本、最重要的义务，同时也是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必须承担的法定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参照《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机构为企业出具不实或者虚假验资报告资金证明如何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出资人未出资或未足额出资，对于该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由出资人在出资不实或虚假出资金额范围内承担责任。

且根据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因此，邝某、张某作为A公司及B集团的实际投资人，其应对其个人独资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应在各自独资企业出资不实的范围内对某集团对本案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结语】

在社会交往和交易过程中，不少市场主体对社会活动中蕴藏的风险认识不足，有的甚至认为一旦产生纠纷，反正有诉讼这最后一道防线进行救济。殊不知，对于到执行阶段“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好比病人送进医院时已经死亡，医院很可能只能查明死因，却无法起死回生。因此，律师通过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的方式来解决“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显得尤为重要。但执行程序非审判程序，不能确定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更不能更改裁判文书，且法官对形成证据链的要求更为严格、专业、紧密，对待案件也更加谨慎。所以在下提醒各位“债主”在准备债权实现时，最好聘请精通执行程序、合同纠纷的专业律师，尽早介入案件处理，以避免胜诉后执行不能的法律风险，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二篇：定义务股东出资是否是法

股东出资是否是法定义务

福建三联投资有限公司于1998年由福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局投资成立，注册资金7552万元。1999年12月29日，三联公司与经济技术开发服务中心、福建汽车厂签订了《关于开发区三联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约定以三联公司现有的资本，采取增资扩股的方式吸收经服中心和汽车厂部分国有资产，将三联公司改组为由国资局、经服中心和汽车厂作为股东共同出资设立的公司。汽车厂以其所拥有的一块土地使用权及其建筑物价值约计净资产权益13000万元注入，该项资产总额以资产评估后实际数额为准。汽车厂以净资产13000万元作为出资，按每一单位资本认购价格1.72元计，可认购三联公司注册资本7552万元。随后国资局、经服中心和汽车厂签署三联公司章程约定，三联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增至16782万元人民币，其中国管局出资7552万元，占三联公司45%的股份，汽车厂出资7552万元，占三联公司45%的股份，经服中心出资1678万元，占三联公司10%的股份。汽车厂的出资方式是土地和实物资产。2000年3月13日，三联公司、经服中心和汽车厂签订的《关于确认开发区三联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所注入资产的备忘录》载明：汽车厂注入的资产为位于某地址的51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厂房一座，经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该项资产的净值为11129万元，与应注入13000万元尚差1871万元。2000年11月21日，福建兴通投资有限公司与国资局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兴通公司出资2697万元受让国资局持有的三联公司16.07%的股权，成为三联公司的股东。随后，三联公司、经服中心、汽车厂及兴通公司对公司章

程进行了修正并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2001年8月8日，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同意经服中心将全部股权转让福建嘉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汽车厂用于出资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厂房没有过户到三联公司名下，现已出售给其他单位。

2002年9月23日，兴通公司以汽车厂未按规定履行出资义务构成违约，并对其造成经济损失为由，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汽车厂不具有三联公司股东资格并赔偿其经济损失221.8624万元人民币，承担本案诉讼费用。2002年11月13日，兴通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解除福建汽车厂与兴通公司及国资局、嘉祥公司间的共同投资关系;2.请求判令汽车厂向兴通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221.8624万元人民币。

原审判决认定：三联公司最初是由三联公司(国资局)、经服中心及福州汽车厂三个股东签订的《关于福州开发区三联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和公司章程的约定而设立的，之后兴通公司受让了国资局的一部分股权，即国资局将合同的一部分权利转移给兴通公司，兴通公司当然享有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嘉祥公司受让了经服中心的全部股份，虽未经变更登记，但已经得到各股东的确认，并多次参加了股东活动，转让合同是有效的，亦享有合同中的权利与义务。福州汽车厂的出资长期未到位，已严重违反了合同的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兴通公司、国资局和嘉祥公司等已到资股东全部请求解除合同的诉请应当支持。福州汽车厂违反了合同的规定，未将合同约定的出资物投入三联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虽然2002年3月

7日公司董事会同意福州汽车厂可以推迟在2002年4月30日出资到位，但并未免除违约方的违约责任，股东仍然可以请求违约责任，福州汽车厂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兴通公司主张按照迟延付款的标准支付违约金是适当的，且兴通公司仅要求自己份额，法院应当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该院认为：股东出资是股东最基本的义务，股东出资不到位不仅违反了合同与章程的约定，而且给公司经营带来严重问题，并给股东造成损害。股东以实物出资的，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五条

第一款的规定，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手续，故以土地房产出资应当办理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所有权过户登记。福州汽车厂作为三联公司的大股东长期未将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所有权转移给三联公司，现金投资也未到位，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福州汽车厂已经严重违约。现已到资股东均要求解除与福州汽车厂的投资合同关系符合合同法的规定，福州汽车厂的违约行为给其他股东造成了损害，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对于违约金，兴通公司仅主张自己的份额，法院应当支持，嘉祥公司、国资局未提出主张，法院不予涉及。根据《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办法暂行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实物出资最迟应在公司成立后半年内办理过户手续，超过即为违约。兴通公司虽是2000年11月才加入公司，但是其承受的是开发区国资局股份的一部分，其权利享有同样从共同投资合同生效时开始，现兴通公司仅要求以福州汽车厂违约总金额的万分之二点一，从2001年11月18日起算至2002年9月30日止的违约金，应予准许。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福州汽车厂与三联公司其他股东的共同投资合同关系;

二、福州汽车厂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兴通公司支付违约金221.8624万元人民币。

二审的处理

二审审理过程中，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本案以和解结案。二审制作了调解书，主要内容为：福州汽车厂终止其与兴通公司、嘉祥公司、国资局关于向三联公司投资协议的履行，自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福州汽车厂不具有三联股东资格;因福州汽车厂终止履行投资协议对三联公司产生的股权变更或者减资的法律后果，由三联公司及其股东兴通公司、嘉祥公司、国资局承担，三联公司负责办理相关手续，福州汽车厂应予配合。

对本案的分析

本案一审判决不妥。

公司法规定，股东负有出资义务。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或者履行出资义务有瑕疵的，公司法规定了要承担违约责任(第二十五条针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第八十二条针对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对于虚假出资的，公司法规定要责令改正，严重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第二百零八条)。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出资瑕疵、出资不到位并不当然导致股东资格的丧失，相反，对于虚假出资者有关主管部门还要责令他改正，而责令改正的前提就是认定他是股东(尽管虚假出资或者出资瑕疵，甚至没有出资)，正是基于这一点，才应当责令他履行股东的义务——出资。出资义务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出资是股东之间的合同义务。在有限责任公司，数人(自然人或法人)相约共同出资成立公司，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自当履行对其他当事人的承诺，按约向公司交纳出资;没有按约履行义务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另一方面，出资是公司法上的法定义务。公司依法登记成为社会经济活

动的一个主体，公司股东即应根据登记的内容履行出资义务，以保障公司资本之真实和充实;没有适当履行法定的出资义务的，有关主管部门可以责令他改正，公司的债权人亦可主张其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公司债务。

本案一审判决的错误在于忽略了出资的法定义务特征，仅仅从合同义务的角度处理，难免出现纰漏。福州汽车厂固然是对其他股东违反了合同规定的出资义务，但是福州汽车厂作为股东，其出资同时也是一项法定义务，这项法定义务是对公司的义务，从广义上说也是对社会的义务(股东出资形成的公司资产是公司与他人进行交易的一般担保)，如果仅从股东之间的关系来处理本案，解除了福州汽车厂和其他股东之间的出资合同关系，剥夺了他的股东资格，实际上也就解除了他的法定的出资义务，那么原本应由福州汽车厂向三联公司出资13000万元的义务谁来履行?三联公司资本真实、资本充实的法定要求如何满足?简单解除本案的出资合同关系，必然导致三联公司注册资本不足、出资义务人缺位，而以司法判决确认这一事实无疑是错误的。

对于这类因为出资瑕疵、出资不到位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应注意坚持一条重要原则：解决资本充实问题，这是处理当事人关于否认出资不到位者股东资格之主张的前提。解决资本充实问题有两个途径，一个是转让股权，即由出资不到位者将相应的股权(因未出资而只是一个空壳)转让给原告，以此确定出资义务人，解决因为否认出资不到位者股东资格而产生的出资义务人缺位问题，这是一种积极的方式。另一个途径则是一种消极方式，即履行减资程序，通过公司法规定的减资程序，减少注册资本，使股东的实际出资与注册资本相一致。在通过上

述途径之一确保资本充实的前提下，解除当事人之间的出资协议，即解除出资不到位者股东身份，方为顺理成章。

本案二审期间，对当事人进行了调解，在福州汽车厂同意解除其股东身份的同时，兴通公司、嘉祥公司和国资局等其他几个股东承诺以股权变更(受让福州汽车厂的空壳股权——零价格)或者减资方式处理福州汽车厂退出产生的法律后果，确保三联公司资本充实。二审对此予以认定，以调解方式结案，是为妥善。本案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在审理公司纠纷这类商事案件时，不能囿于传统民法思维。本案一审以合同法的规定支持原告解除出资协议的请求，似无可指责，但这样判决违背了公司法的“资本充实原则”。商法和民法的关系属于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审理商事案件，当然必须优先适用商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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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出资证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股权登记及实际出资股东资格

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股权登记以及实际出资在股东资格确定中法律效力

一、出资证明书的法律效力

出资证明书是有限责任公司向股东签发的股东资格证明，其作用是表明股东履行了出资义务，是行使股东权利的凭证。出资证明书具有证明股东资格的效力，证明股东已向公司出资，本身并无设权效力。只要股东持有出资证明书就应当认定其已合法出资，但不能仅以出资证明书认定具有股东资格。持有出资证明书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没有出资证明书的实际出资人也可能被认定为股东。因此，出资证明书在认定股东资格时无决定性效力。

二、公司章程记载的法律效力

公司章程记载了公司的主要事项，在公司成立时提交公司登记机关备案，股权变动时要变更公司章程并申请变更登记，因此，公司章程不仅表明了出资者向公司出资，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公示的作用，公司章程记载的规定出资情况对股东资格和股权确认具有决定性的效力，但并不是唯一效力，虽然公司章程中没有记载，但已经实际出资并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的，也可以认定其具有股东资格。

三、股东名册的法律效力

股东名册作为公司的内部文件，其效力及于公司和股东之间。一般情况下，公司只对在册的股东履行义务。但如果公司没有股东名册，股东名册未记载或记载错误，此时就要结合其他证据来确定股东资格。

四、股权工商登记的法律效力

工商登记机关对股权的登记只是一种宣示性登记，只要投资人认购出资或股份后，投资人就可以向公司主张其股权。公司未到工商机关进行登记，股东的权利只能向公司主张而不能对抗以工商登记为依据而主张权利的第三人。作为对抗证据的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文件，虽然不是股东资格的效力证据，但是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作者

北京博迪律师事务所张学增律师

第四篇：未提前15天通知股东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是否有效？

未提前15天通知股东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是否有效？

一、公司章程关于通知的规定

(一)公司通知

公司通知是公司对其成员、雇员等特定受信对象告知或转达有关事项，以让特定对象知道或执行的信息载体。公司通知按其形式，可以分为书面通知和口头通知两大类，其中书面通知包括信函、传真、文字性电子邮件、登报公告等，口头通知包括当面口述，电话口述、录音口述等。

由于公司通知主要用于将特别事项或重要信息正式告知他人，故一般限于采用书面形式的通知，一是便于接收者全面了解通知所要传达的信息，利于正确作出分析判断，二是便于日后发生争议时取证。

(二)公司通知的发出方式

通知发出的方式，也就是将有关信息转达至特定接收对象的图途径。发出通知的方式主要有：专人送达、信函快递、电子邮件、局域网站公告、登报公告等。实践中，除上市公司外，较少采用公告方式。

(三)公司通知的期限及送达时间

对于会议通知，《公司法》一般规定应于会议召开的一定期限之前通知全体会议参加人。如《公司法》第102条规定，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应当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二十日前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各股东;发行无记名股票的，应当于会议召开三十日前公告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事项。如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公司章程可根据实际情况规定一个合理的通知期限。

对于通知的送达时间，《公司法》没有明确，公司章程可规定一个合理的送达时间。

二、不符合章程规定的期限提前通知股东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是否有效?

根据《公司法》第22条之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会议召集人未按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提前通知股东或董事，可能导致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被撤销。

不过，如果会议召集人虽然未按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提前通知，但股东或董事均出席了会议并进行表决，由于该通知的瑕疵对公司实体决议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故不宜以此否定该决议的效力。

三、案例分析

案件事实

A(40%)、B(15%)、C(20%)、D(25%)四名股东共同出资设立了M公司，其中A是公司监事，D是公司董事长兼任法定代表人。后由于股东A与D产生矛盾，于是，在2015年3月5日，A联合B和C召开了一次临时股东会，并经过表决，以75%表决权通过股东会决议，罢免了D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职务。D对此不满，在2015年4月2日以临时股东会程序不合法，未提前15天通知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股东会决议。A召集的这次临时股东会只提前一个星期通知，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要提前15天通知。

案情分析

成都精英律师团都燕果律师指出：我国《公司法》第102条之“临时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各股东”规定，表明公司2/3的股东发起的临时股东大会，应于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各股东。股东大会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权力机构，其作出决议的形式过程包括程序与内容两个方面，只有在程序和内容均合法、有效的情况下，才能确保全体股东及公司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反之，如果决议在程序或内容上存在瑕疵，就不能认为是合法的团体意思表示，应对其效力作否定性的评价。同时，公司法尊重公司意思自治，公司章程则是公司意思自治的体现，是公司股东共同一致的意思表示，载明了公司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准则。

在本案中，A联合B和C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未在规定的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D，而作出了罢免D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违反了股东大会决议的程序性规定，也不符合M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不能认为是合法的团体意思的表示。股东D在六十日内即法定撤销期间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该股东会决议，合法合理，故此，法院应对其效力作否定性评价。

审判结果

经人民法院审理决定依法撤销M公司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第五篇：公司未清算即注销股东对公司债务应承担清偿责任案

公司未清算即注销股东对公司债务应承担清偿责任案

【案情】

原告：徐州凤凰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公司”）。

被告：郑郁青，女，原徐州市三水水产有限公司股东。

被告：陶修明，男，原徐州市三水水产有限公司股东。

郑郁青、陶修明为夫妻关系，均系原徐州市三水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水公司”）股东。1995年12月13日，三水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从凤凰公司借款40万元，双方约定利率为月息10．08‰，还款日期为1996年3月13日，以三水公司房产设定抵押。协议签订后双方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借款到期后，三水公司付利息至1998年4月，其余本息未付。

三水公司是1994年11月15日经工商部门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60万元，股东为郑郁青、陶修明，法定代表人为郑郁青。该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因为徐州淮海玻璃有限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被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资产135万元以偿还银行贷款。执行后，三水公司遂以公司资产被执行完毕，无法经营为由，于1999年6月10日向工商部门提出公司注销登记申请，并于申请表中注明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如有债务，由郑郁青、陶修明承担”。此后，三水公司于同年10月6日、10月23日、11月6日在《彭城晚报》上登报声明：“徐州市三水水产有限公司已宣布注销，请予以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同年11月10日，工商部门核准注销了三水公司。但自公司决定解散至工商部门核准注销期间，三水公司并未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清算，工商部门亦未审查。1999年10月27日，凤凰公司诉至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要求三水公司还本40万元，付息95 040元。

诉讼中因三水公司注销，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将被告变更为郑郁青、陶修明。二被告对借款事实不持异议，但辩称：三水公司已注销，其作为公司股东不应对原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另原告起诉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

在一、二审诉讼期间，二被告以账册丢失为由，拒不提供公司财务账簿及资产状况。

【审判】

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凤凰公司与三水公司之间的借款行为违反了国家金融管理法规，属非法借贷，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鉴于凤凰公司系用自有资金帮助三水公司解决资金困难，且双方约定利率未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对凤凰公司要求返还本金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三水公司付息至1998年4月，其后并未付款，但诉讼时效依法中断。故对被告关于原告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采纳。根据我国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解散后，其股东应对公司进行清算。本案中三水公司虽已登记注销，但因该公司未经清算，故其股东仍负有用清算后的公司资产偿还所欠凤凰公司债务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该院于1999年12月2日判决如下：

一、郑郁青、陶修明自判决生效三十日内以三水公司的资产清偿凤凰公司借款本金40万元。

二、郑郁青、陶修明自判决生效三十日内以三水公司的资产清偿凤凰公司借款利息68 544元。

判决后，凤凰公司不服，上诉称：股东的清算责任发生于公司注销之前，在公司依法注销后，再由股东承担清理责任没有基础和依据。公司决定解散后应当进行清算，清算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由于二股东未申请破产，应推

定公司财产能够清偿公司债务或者还有剩余。公司注销后，该公司财产已转归其股东占有，故应判决股东还债。此外，二股东在工商部门的承诺，实质上是对有限责任的放弃，系其自主选择的结果，应当认定有效。因此，原审判决郑郁青、陶修明承担清理责任不当，应改判二被告承担清偿责任。

郑郁青、陶修明答辩称：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为公司法的原则，除非证明股东有虚假出资、抽逃资金或侵占责任财产，始终由股东承担侵权责任或赔偿责任。本案中我二人并无过错，造成债权人损失的原因在于，三水公司注销前确无可供分配之资产，故其股东不应承担责任。其在工商部门的承诺系应登记机关的要求被迫作出，违背自愿原则，应确认无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三水公司决定解散后应进行清算而不进行清算，可以推定原公司财产已由股东接收，其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故应由股东在接收原三水公司资产的范围内承担返还责任或赔偿责任。鉴于其不提供公司账册，无法判断其占有资产的形态和具体数额。但从举证责任分析，有证据证明持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据此，可以推定郑郁青、陶修明接收的资产大于或等于债权，应就40万元本金及其利息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确认合同效力正确，但未能正确界定股东行为的性质，在处理结果上导致行为性质与责任承担不相适应，属法律适用不当，应予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该院于2000年7月5日作出判决如下：

一、撤销泉山区人民法院一审民事判决。

二、郑郁青、陶修明于本判决书送达后十日内赔偿凤凰公司40万元及其利息（自1998年5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之履行期限届满时止，比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评析】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在公司注销后，其股东对原公司债务承担清理责任还是清偿责任。审判实践中，由于这类纠纷占有相当的比例，因而责任问题也就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最常见的做法是，在无证据证明股东虚假出资或抽逃资金的情况下，判决股东在一定期限内承担清理责任。由于我国的公司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对强制清算程序均缺乏相关规定，因而无法对股东采取切实有效的强制执行措施，对债权人不公平，也有损法院判决的尊严。正因如此，也有法院判决逾期不承担清理责任时，由股东承担清偿责任。本案的终审判决，从侵权行为的角度为这类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

（一）关于股东行为性质的界定

股东承担有限责任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出现特殊情况时，有限责任即不适用。从目前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对股东有限责任的排除有以下几种情况：（1）投资不到位，且未达到法定最低资本额的，可否定法人人格，由股东承担无限责任。（2）投资不到位，但达到法定最低资本额的，则由股东在不实的范围内承担责任。（3）抽逃资产的，由股东在抽逃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前两种情况发生于公司设立阶段，第三种情况发生于公司运行阶段。惟独公司解散时，股东不尽清算义务应承担何种责任缺乏明确的规定。我们认为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依据公司法的立法精神、民法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条款去界定该行为的性质，并据此确定应承担的责任。

公司法的初衷在于通过拟制人格的方式创设主体，鼓励交易。为防止股东利用公司的人格或者说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利益或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又通过规范公司和股东的行为，维护交易安全，从而平衡公司、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权益，当公司或股东的行为打破这种平衡时，法律便提供一定的救济措施，去恢复受损一方之利益。前述三种股东承担责任的情况即属此类。

清算也是如此。公司注销前应当进行清算，既是公司法的规定，也是商业上诚实信用的要求。对债权人而言，清算是债权人通过非诉方式实现债权的最后一道保障。在公司未经清算即予注销的情况下，本应作为清偿债务的原公司责任财产便转由股东占有，其性质与投资不实、抽逃资金等一样，同属侵害债权人利益，危害交易安全的行为，在处理原则及方式上应当具有一致性，即由股东在占有原公司财产的范围内承担返还责任或赔偿责任。

本案中由于公司解散后未进行清算，可以推定原公司财产已由股东接收。虽然股东不提供公司账册，无法判断其占有资产的具体形态和数额，但从证据规则分析，有证据证明持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的，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据此可以推定郑郁青、陶修明接收的资产大于或等于债权，赔偿责任的份额可以确定为40万元本金及其利息损失。

原审法院的判决未能正确界定股东行为的性质，在处理结果上会带来鼓励股东利用公司注销恶意逃债的负面影响，且在公司已注销、股东不提供账册的情况下，作出股东承担清理责任的判决，根本就不具备可执行性。

（二）关于股东承诺效力的评价

本案中还涉及一个问题，即股东经过决议决定解散公司，但又不愿进行清算程序，工商部门在办理公司注销登记时采用变通办法，要求股东承诺对公司遗留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然后办理注销登记。债权人以此为由起诉股东，应如何处理。

一种意见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终止后应当进行清算是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不允许股东通过向工商部门保证的方式予以变更；工商部门仅凭股东的承诺即核准公司注销，属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如果认定这种承诺有效，一方面会弱化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另一方面会放纵工商部门的行为。此外，从形式上看，这种承诺不是向债权人作出的承诺，缺乏权利义务的相对人；从目的上看，这种承诺是为了规避法律规定来获得公司注销登记。这种承诺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应认定无效。

另一种意见认为：从公司法的规定来看，对股东的清算义务使用的是“应当”一词，即属于倡导性规范，而非强制性规范。也就是谎，股东承担有限责任，并不排斥股东自愿放弃有限责任保护的选择，有限责任对于股东来说不是义务而是权利，既然是权利，就应当允许其处分，包括放弃权利。该承诺并非没有相对人，其相对人应为公司的所有债权人，因此认定其有效。债权人按照股东的承诺向股东行使追偿权，既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损害债权人利益。当然，严格地讲，这种承诺更类似于一种保证。

我们同意第二种观点，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无论是从公司法的规定，还是从工商部门的习惯做法，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司清算应当发生于公司注销之前，公司的股东在决定解散公司时，对于公司的债权债务其要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进行清算、要么进行清偿。前者系公司法的规定，是在没有其他行为可供替代时，股东理应尽到的义务；后者是股东作为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在衡量了公司的债权债务后不难作出的抉择。总之，选择的结果对股东而言并没有什么不公平。因此，结论应当是，股东在公司注销前应当进行清算而不进行清算，就没有必要判决他在公司注销后再承担清理责任。

（三）关于夫妻公司的法人人格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当两人公司的股东之间为夫妻关系时，尽管这种公司形式上具备了公司法所要求的股东人数，但由于我国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所获得和持有的财产都被视为共同共有的财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家庭成员共同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以各自拥有的财产作为注册资本，并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登记时需提交财产分割的书面证明或者协议。”该规定是行政规章，可以参照适用。也就是说，如果夫妻双方对财产未进行分割，那么所设立的公司的财产等同于夫妻共同财产，使公司财产丧失了公司法所要求的独立性，这时公司在实

质上已经不具备法人资格，其债权债务的承担应比照合伙企业处理。

以上述观点判断夫妻公司的法人人格，固然能使问题的处理变得客观、简洁、方便，但在以下几个方面难以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1）最初的公司大多是由合伙、家庭作坊过渡而来的，对这类问题公司法立法时不可能不预见到，而且公司法对夫妻作为股东设立公司并无限制。作为公司登记机关的工商部门面临的也应当是如何严格执行公司法的问题，在否定法人人格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工商部门不可能具有补充法律、解释法律的权力，因此该规定的合法性值得推敲，人民法院不能以此作为否定夫妻公司法人人格的依据。（2）从公司法对股东投资的规定上看，有两个基本要求，即一是自有、二是足额。财产共有状态与上述两个要求在逻辑上是交叉关系，而非排斥关系，重合的部分即满足公司法关于设立公司的资金要求，不能以共有财产未作分割就否定其设立的公司人格。（3）以财产是否分割作为标准实无必要。即使进行分割，从工商部门的规定来看，形式上也仅是一纸协议而已，进行法律规避相当容易。即使不进行分割，由于公司法规定的投资不得抽回原则，此时原夫妻共同财产已转化为公司财产，因此不存在两者财产的等同问题。公司法对此问题关注的是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的区分，即所有权是否确已由股东转为公司，而不是股东之间对投资是共有还是专有；在共有的情况下，它所要求的仅仅是区分一个比例而已。（4）该行政规章于1998年1月7日颁布，2月1日起实施，由于该规章并未规定有溯及力，因此在实施之前和实施之后所设立公司的人格就有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评判标准，在法律适用上导致执法尺度不一。

在本案中，否定三水公司的法人人格是可以的，但理由并不是对夫妻共同财产未进行分割，而是由于夫妻股东没有账册或不提供账册，导致夫妻共同财产与公司财产、夫妻收益与公司收益、夫妻人格与公司人格之间无法区分，形成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