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时政热点:基层公务员需要的不仅是“涨工资”
江西分校(jx.offcn.com)
时政热点:基层公务员需要的不仅是“涨工资”
根据2013年2月国务院转发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工作任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就新一轮公务员工资改革方向表示,此次改革的重点应是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具体做法有两点,一是规范公务员地区附加津贴制度;二是完善职务和职级并行的薪酬制度。(9月10日《人民日报》)此前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职场心理健康调研报告》显示,职场个人幸福感排名中,政府机关排名倒数第一。另据媒体报道,在竞争激烈的当下社会,越来越多的青年公务员遭遇新“三高”:生活高压、工作高压和舆论高压。如此语境下,推进公务员工资改革,重点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方向显然是正确的。然而,目前基层公务员面临诸多压力和困扰,他们需要的不仅是“涨工资”。
首先,基层公务员需要理性对待。事实上,基层公务员就是为社会和群众提供公共服务的一个普通劳动群体。因此,基层公务员并非等同于官员,即便是有的基层公务员通过多年的努力,成了一名官员,有了一定的权力,其官职和权力,也是用来为社会和公众服务的。问题是,就因为有少数基层公务员“高人一等”,对办事群众冷漠相待,或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甚至搞贪污腐败,却反而成了一些人盲目追捧公务员的理由,这实在是一种社会病态。
同时,基层公务员需要政策激励。当前对基层公务员管理实际上没有激励,进而导致相关管理机制虚化。事业心和责任心是基层公务员的动力所在,但这种事业心和责任心是需要激励机制呵护的。现在对基层公务员的激励,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晋升,而晋升的空间又非常有限,导致基层公务员将晋升的激励功能无限放大。如果不能给基层公务员提高工资,又不能允诺他们更高的职位,还要不断给他们更高的工作要求,使他们要么成为一个“抱着最苦金饭碗”的工作机器,要么成为一个“喝茶聊天发牢骚”的庸人。
再者,基层公务员需要制度改良。首先,必须剥离强加在公务员身上的优越感和附加值,让公务员职业回归本真。这就要求国家和地方应该推动公务员制度改革,制定措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基层,进一步分散下放权力,更加关注基层公务员健康成长,提供公平竞争和晋升机会;同时,强调制度的灵活性,加强能力培训,提高基层公务员的整体素质;特别是,完善激励机制,改良业绩评估制度和考核制度,建立灵活的工资制度,使基层公务员待遇与业绩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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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公务员时政热点 文档
相信各位考生都听说过一句经典名言:“一个人的成功80%来自于与别人的沟通,20%来自于自身的努力”。但是很多即将参加面试的考生对这句话并没有深入的了解,认为面试就是回答问题,考官在面试中也不会与考生有任何的交流。很多考生都是为了答题而答题,尤其在作答人际关系题的过程中更是假话、空话连篇,那么如何改变这种现状,中公教育[微博]专家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人际交往中的大情商。
做人与做事,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做人是基础、是前提。要想做好机关的工作,首先要学会做人、做好人。作为一名公务员[微博]就要做到“热、诚、勤、廉”,规范自己的言行,从而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考生中有很大一部分考生是刚出校园的大学生,他们的学历很高,而且在学校很多时候都是自己选择怎么交朋友,所以这类考生往往遇到这样的题型时会凭自己的直觉来答题。还有一种考生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的,他们往往社会经验较为丰富,工作经验也比较丰富,所以在答这类题的时候还是能抓住题目中的主要矛盾来答题,但是一遇到领导与领导之间或是同事与同事之间有矛盾的这类型的题目时就无从下手。所以针对这两种考生,中公教育专家认为他们没有明白在工作中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所以才会出现答题内容假大空的现象。在工作中人际关系源于公务员人际关系的综合性、公务性还有职业性,下面中公教育专家分别阐述这三者在工作中的重要性。
一、公务员人际关系的综合性
综合性是指公务员人际关系涉及方方面面,从主题上看,既涉及同级关系也涉及上下级关系;从内容上看,既有服从、合作、协调关系,也有指导、监督关系。公务员人际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公务员面试中人际交往意识与技巧的综合性。所以根据综合性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在同一道人际关系的题目中往往涉及多个主体和多个问题,这就需要考生们抓住主要矛盾,逐一解决。
二、公务员人际关系的公务性
公务员人际关系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公务性,即公务员人际关系的确立立足于公务、服务于公务,公务员人际关系的处理以公务为出发点和归宿。所以各位考生也能看出来,基于这一特征,考察人际关系的问题,一定是紧紧围绕工作,绝对不会脱离工作。
三、公务员人际关系的职业性
不同的职业会产生不同的人际关系,同一职业的不同部门会产生不同的人际关系,由于所从事的具体职业和行业不同,公务员人际关系具有显著的职业特征。在工作中,良好的工作能力会帮助公务员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由此可见,公务员的人际关系不是我们在大学期间的交友原则,而是仅仅围绕着工作来开展。
【背景链接】
由于装修质量和风格喜好的问题,不少购置简装房、精装房的业主,又将开发商新装的瓷砖、马桶、盥洗盆等敲掉换新。根据住建部的数据统计,“二次装修”造成的浪费每年损失在300亿以上。
【热点剖析】
缘何要“砸新换新”
第一,很多业主表示新房的瓷砖贴的不平整,马桶和盥洗盆的样式老旧,既然已经花费百万元购置了新房,也就不在乎多花2万元重装瓷砖和马桶;
第二,当前各地新房的相关强制性验收标准“僵化”,许多地方要求交房验收需要安装灯具、开关、插座以测试电源,水龙头用来测试下水和防水。如果不安装这些,将无法通过验收。而开发商为了通过验收,选用的装修建材质量参差不齐,有些甚至存在质量问题。
敲敲打打浪费惊人
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两会期间表示,我国目前“二次装修”造成的浪费惊人,每年的损失在300亿元以上。按照每所希望小学建造费用50万元计算,可以修建约6万所希望小学。
二次装修不仅造成了资金的浪费,更浪费了有限的能源。据统计,如果全国每年2000万户左右的家庭在装修上每户节约1平方米陶瓷,就能节约12万吨标准煤并减排二氧化碳30.8万吨。
解决方案
首先,新房验收标准要“因地制宜”,为业主适当“留白”。各地政府验收部门可以适当放宽验收标准,改变千屋一面的装修模式和以次充好的浪费做法;
其次,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可以同时进行,在规划设计阶段实行“一体化”,也就是在预售时向购房者征询装修意见。
补充资料
浪费并非一件遥远的观望事件,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产生惊人的浪费。以下是一组数据:
1、居民一年随手扔掉的塑料制品相当于两个华北油田;
2、城市供水中的漏水每年流失超过2000个昆明湖;
3、全国年待机能耗相当于近三分之一个三峡水电站年发电量;
4、粮食加工造成的餐前损耗约700亿斤,可供13亿人生活近两个月;
5、北京年产废纸耗水1.8亿立方米,超过怀柔水库水量。
2014广东乡镇公务员面试:群众路线教育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当前最热的一个考点之一,由此衍生的考查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中公教育[微博]专家经过认真分析,给考生总结了这次广东乡镇公务员[微博]面试中可能出现的关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相关内容。
一、什么是群众路线教育
第一批于2013年6月18日启动,教育活动时间一年左右,活动将紧紧围绕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自上而下在中共全党深入开展。切入点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教育活动重点对象是: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从2014年1月开始,在省以下各级机关及其直属单位和基层组织开展。参加单位主要是:市、县机关及其直属单位和企事业单位,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等单位。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涉及的单位和人员范围广、领域宽、数量大,与群众联系更直接、更紧密,涉及的矛盾和问题具体复杂,群众期望值高,任务更加艰巨。
二、重点任务是什么
1、着力解决“四风”突出问题。乡镇、街道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重点解决不关心群众冷暖,责任心不强,落实惠民政策缩水走样,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弄虚作假等问题。村、社区等基层组织主要解决软弱无力,服务群众意识和能力不强,办事不公等问题。
2、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坚持为民利民便民,本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切实落实各项民生政策,解决群众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基本需求等问题。
3、着力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三、如何出题
前面中公教育专家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关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相关知识点,通过这些基本的知识点,可以进行一些出题方向的预测。
综合分析类:
1、对第一批和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的联系和区别,谈谈你的看法?
2、现在很多乡镇干部工作在基层,但是居住在城里,对此你怎么看?
3、对于在服务群众中的“最后一公里”,你是如何理解的?
计划组织类:
1、让你组织一次基层民主生活会,请问你如何组织?
2、让你组织一次学习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座谈会,你会如何组织?
3、为了了解基层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乡党委准备组织一次调研,假如由你来负责,你会如何组织?
应急应变类:
1、由你组织一次民主生活会,但是你通知到各个党员干部时,很多人表示不愿意参加,你会怎么办?
2、在一次民主生活会上,有党员干部指出会议停留在表面和形式上,没有意义,起身准备离场,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你会怎么处理?
以上是中公教育专家为大家整理的相关知识点和可能出题的一些方向性的指导。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常考的考点,而且是一个可以十分灵活出题的点,可以考查考生各个方面的能力。特别是针对于乡镇基层工作的考生来讲,要作为一个重点的知识点去掌握,灵活应对可能出现的题目。
党报:一些人借反腐之名省掉应有的职工福利
2014-09-08 09:29:00 中央“打虎灭蝇”,腐败分子纷纷落网,效果显著。然而,欢欣鼓舞之时,人们却发现,一些执行者在借反腐之名拿掉老百姓应有的职工福利。
这绝不是中央反腐倡廉的本意。
反腐败,反的是三公消费,反的是个别官员的权钱色交易、任人唯亲、买官卖官、欺上瞒下,反的是个别垄断性企业存在的高收入、高消费、高福利的灰色腐败,反的是个别单位假借“职工福利”之名侵吞国家资产、串通起来寻租、分肥的腐败行为。对这些形形色色、或隐或现的腐败行为“零容忍”,老百姓拍手称快。
但中央的八项规定,反的绝不是职工的正常福利。一年就那么几个节假日,单位这时慰问基层员工,发一点福利,全体员工捧着节日福利喜气洋洋,这是多么体贴民心的好事,和腐败有多大关联?
然而现在的情形是,一些单位中秋节的二斤简装月饼没了,甚至妇女节女职工的体检也没了。还有群众反映,因为单位领导干部要节俭过春节,基层职工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年终福利,也被“名正言顺”地不发了。职工积极性可想而知了。这岂不是歪曲了中央的反腐本意?
原因何在?
很简单,歪嘴和尚吹喇叭——经念歪了,是一些执行者故意而为之。这些人中不乏邪门武功的高手,面对中央反腐倡廉“降蛇十八掌”的刚猛掌风,他们想用“乾坤大挪移”借力打力,卸力于百姓。这样做,既可以让自己少受伤或不受伤,还可以通过拿掉职工正常福利的方式维持自己的心理平衡。更有甚者,有人想以此举诱发人们不满情绪,进而迟滞中央反腐步履。还有一种情形是,一些执行者不敢担当,沉迷于形式主义,为了乌纱帽从众而行,从不考虑群众的诉求,缺少郑板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正人情怀。
反腐倡廉,贪官的感觉应是“高天滚滚寒流急”,百姓的感觉却应是“大地微微暖气吹”,只能如此。在保持“官不聊生”的同时,还应逐渐提高中低层员工的职工的工资,保持职工正常福利的稳定,实现收入、福利的货币化、透明化和稳定化。职工的正常福利如果得以稳定、透明化,腐败官员反而更没有机会搭职工福利的便车,将很难再利用职权给自己规定超标超高福利。
人们坚决支持中央反腐倡廉,但反对一些执行者借反腐之名拿掉职工应有福利的做法。反腐的最终目的之一,其实就是为了增进公众福利。服务于基层职工、低收入者的各种正常福利,在反腐过程中不仅不应缩减,发放的范围和数额,还应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扩大。应警惕“歪嘴和尚”运用太极推手卸力打力、以其人之道反施他人之身的“太极手法”,进一步采取措施,纠偏稳正,确保反腐倡廉的大力实施和顺利进行。
肖申克的救赎》(Shawshank Redemption)是我所看过令人震撼的一部电影之一。故事与其说讲述的是主人公安迪成功越狱、重获自由,倒不如说是安迪从灵魂到肉体获得拯救的过程。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所表现的深刻、玄奥的宗教、社会、人生哲理是该片受到赞扬的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这部片子触及到了人类灵魂最深处的东西,它反思的是一个关于体制化与反体制化、希望与绝望、灵魂救赎的深刻的主题。
institutionalized(体制化)、hope(希望)、redemption(救赎)是《肖》片中三个最为关键的灵魂性词语,理解了这三个词语,我们才能够很好的解读该片所探讨的主题。
第一个词语体制化,影片是通过瑞德(Mogran Freeman饰演)之口说出对这个词语的看法的。他说:(起初,你讨厌它,然后你逐渐的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他。这就是体制化)”。理解片中所谓的体制化,我们回顾一下老布(那个监狱的图书管理员)的一生就明白了。老布在监狱中也就是在一种体制下,渡过了50年,几乎就是一生的时间。可以想象,曾经年轻的布,在刚刚进入这种体制时,他肯定曾经像一切刚刚进入Shawshank的所有NEW fish(菜鸟)一样,愤世嫉俗,并试图反抗,然后和大部分的囚徒一样,他们逐渐发现:反抗等于徒劳,于是从对体制的反抗逐渐变为慢慢的接受然后学会适应体制,最后发展到对体制的严重依赖。可怜的老布,他的灵魂和肉体都已经完全体制化了,在垂暮之年却被放逐出体制之外,可以想象的到,老布在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体制下是根本无法存活的,此时老布与体制脱离无异于一个胎儿被斩断脐带,因此老布最终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第二个词语hope(希望)。对这个词语的阐释是通过安迪和瑞德在午餐中的争论展开的。心存信念和希望的安迪说(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可以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它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他们无法达到,也触摸不到,那就是希望)”,然而睿智的瑞德马上反驳说:.(让我来告诉你什么是希望,我的朋友。希望一个危险的东西,它能够使人疯狂,我们心中的希望根本毫无用处。你最好习惯这个观念)”
安迪的救赎 ——个人和群体的灵魂拯救
理解了以上两个词语,体制化和反体制化、希望和绝望,我们的主人公安迪开始了影片的主题——灵魂的救赎(redemption)。在Shawshank这个世界中,我们可以把人们划分成两大群体:体制内群体和体制外群体。体制内包括像典狱长和狱警在内,他们是体制的缔造者、执行者和维护者,以典狱长和那个凶狠的狱警无疑是撒旦的化身、穷凶极恶的统治者。而Shawshank的囚徒无疑是属于体制外的人群,他们是体制的服从者、被同化者。体制外的囚徒可以分为四类,以安迪为代表的英雄(hero),以瑞德为代表的精英(elite),以老布等为代表的大众(the masses),和以被虐待致死的肥仔为代表的失败者(alsoran)。英雄在灵魂上是超越体制的,尽管他们的肉体不得不服从体制的约束,然而英雄却能够利用自己伟大的灵魂和伟大的行动不断改变体制、超越体制。精英属于对体制有深刻清醒认识、曾经试图反抗但是最终选择妥协的那一类人。精英和英雄的共同之处在于在灵魂深处,二者都有希望存在。精英和英雄的区别在于,英雄除了在精神上笃信希望外,而且在行动上试图改变体制,这种卓越智慧的努力,正是是英雄成为英雄的根本所在。精英虽然在灵魂中尚有对希望的信仰,然而在行动上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反抗的可能,他们在灵魂上虽然没有被体制化,但在肉体上已经完全体制化了。其次,就是绝大多数的大众(就是你我这样的芸芸众生),他们也曾经试图反抗,但是在强大的体制化的力量之下,他们却不幸的从精神到肉体完全被体制化了。最后,就是那些被淘汰的失败者,他们成了体制的祭品,很快被淹没在体制化的漩涡之中。
当然,安迪通过自己的行动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深深的影响了牢笼中的其他人:安迪在狱中扩建图书馆,帮助其他犯人读书识字,那个拿到同等学历的问题青年就是被拯救的典型,一个跨掉一代中的嬉皮士竟然能够被教化成一个绅士,我们不得不感叹于救赎的力量。因此安迪的拯救不单单是一个个体的行为,还是一个群体的行为,这完全符合基督教关救赎的定义。影片在阐释安迪反抗的过程时,用了一个宗教性很强的词语——redemption(救赎)。追述这个词语的宗教渊源,我们很容易想起耶稣灵魂拯救的故事,事实上,在片中不知一次的出现过《圣经》,以及对《圣经》的引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道貌岸然的典狱长,外表似乎是一个圣洁的圣徒而他的行为和内心却肮脏的像魔鬼。在他的办公室旁边又一个精致的隽语:主的审判将要降临,然而这末日的审判却最终降临到这个审判者身上。
因此,《肖》片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对历史观的一种寓言式的阐述和对个体救赎、群体救赎的宗教式的反思。
对该片的反思——救赎就在你我心中
不难理解,Shawshank不过是一个寓言而已,它事实上就存在于我们现实的生活中。现实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自觉不自觉的扮演着Shawshank中囚徒或者狱方的角色。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将沦为老布那样的命运,逐渐地被体制化直到严重地依赖体制,终其一生不曾越规逾矩。任何一种组织、制度、社会都可以视Shawshank为缩影。比如,我们的大学,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Shawshank城堡,当我们离开这座城堡时,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注定要被体制化的,即使进入社会,体制对人的侵蚀也一刻没有停止过,社会历史就是在体制化和反抗体制化的循环中不断前进的,然而救赎却完全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正如安迪的选择一样,再强大的体制也永远无法剥夺我们选择救赎的权利,因为,救赎就存在于我们的心中,那是任何强权也无法到达的地方。to being,or not to being,选择救赎还是选择绝望,选择英雄还是选择大众,选择上帝还是选择撒旦,这一切都在你我心中。
A股下半年最具活力改革主题在哪里?
信息来源:上海证券报 日期:2014-09-04 作者:[潘圣韬]
主持人
上海证券报记者 潘圣韬
邀请嘉宾
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杨成长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 管清友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首席策略师 邵 宇
华泰证券首席策略研究员 徐 彪
近日,中央深改组召开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2014-2020年)》。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改革依然是下半年最值得关注的话题,也势必为A股带来持续的投资机遇。本次访谈邀请了四位改革领域的业内专家,围绕改革话题,旨在揭示出下半年A股最具活力的改革主题。
业内专家认为,下半年资源品价格改革、国企改革、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新土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最值得期待,其映射到A股市场的投资机遇也最为突出。这些改革惠及的具体行业及板块,包括石油石化、电信、电力、军工、天然气、节能科技及新能源,以及地方国资委直属企业、拥有土地资源的企业等。
邵宇
建议重点关注天然气、电力、水等领域,其将明显受益于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此外,环保也将成为最重要的受益者之一,随着价改的推进,相关行业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将逐渐增加,建议长期关注。
国资国企改革主题投资建议关注四条主线:1)垄断性行业对民资放开,如油气开发领域受益的民企等;2)一般竞争性行业,建议关注治理结构较优、竞争力较强、引入了战略投资者或进行股权激励的优质国企;3)对于大集团小公司类的国企,看好资产证券化带来的并购重组机会;4)地方国资的改革实践中建议重点关注上海、广东、安徽等区域性国企。
徐彪
在注册制之下将带来投资逻辑的变化。在注册制时代,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时代,定价权会更加分散。上市公司的价值不再只是产业内部给它定价,而是由于如互联网经济对于传统行业的渗透而颠覆了曾经的定价体系。
现在证券市场所处的阶段与十年前非常相似,十年前是股权分置的年代,股改从制度上把中国证券市场向市场化推进了一大步,改善了大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从而为2006年、2007年的大牛市奠定了制度基础。
杨成长
从短期来看,如果土改制度出现突破,拥有土地资源的企业将迎来新一轮资产重估。建议从以下三条主线来挖掘投资标的:一是受益集体用地流转放宽,拥有农地、林地储备的企业;二是拥有大量城镇土地储备,未来土地可能转为商用的企业;三是受益存量城市建设用地优化,自有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的工业企业等。
从中期看,主要可以关注以下两方面:一是随着农地流转规模扩大,农业集约化和现代化程度有望提高,农业服务流通企业、农业机械产业链以及农田水利建设企业有望受益;另一方面,随着土地改革的持续推进,农民转变为市民,新型城镇化建设顺利开展,消费品、天然气、环保、电子信息等行业也将明显受益。
管清友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核心是进一步规范治污,推广节约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可以预见未来政府将继续打出一系列组合拳,一方面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扩大征收范围、加大处罚力度,进一步约束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另一方面将在顶层政策的推动下逐步打破地区利益博弈,使新能源汽车、光伏/风力发电等行业逐渐推广到全国市场。
我国在环境治理问题上显然已经进入了加速期而非空喊口号的时代,A股市场的高污染高耗能板块将面临更严峻的经营压力,而节能科技以及新能源板块将持续利好。
主题一
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
主持人:在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市场体系领域,“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颇为引人关注,您如何看待这一改革对于A股市场产生的影响和机遇,原因和逻辑是什么?
邵宇: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其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通胀。而目前通胀压力总体保持稳定,也给价格改革打开了时间窗口。一方面,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有缺陷,相关改革滞后;另一方面,环境污染压力较大,能源消费强度较高的同时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低下,环境约束和资源压力突出。因此,资源价格改革已势在必行。
从改革路径来看,此次改革重点任务中明确提出,凡是能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价格的,要坚决交给市场。同时,要运用价格杠杆促进节能环保、化解过剩产能。
我们认为,从市场化的角度出发,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不等于简单下游提价。同时,资源要素改革也不能简单地照搬国外经验。由于我国各资源要素产业发展、资源禀赋的不同,市场化结构调整的方向也将大相径庭。
总体而言,我们建议重点关注天然气、电力、水等领域,其将明显受益于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此外,环保也将成为最重要的受益者之一,随着价改的推进,相关行业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将逐渐增加,建议长期关注。
徐彪:当前的资源性产品价格体制使得资源性产品价格并不能反映出其稀缺性。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对经济转型升级、能源安全、生态环境安全都非常重要,是改革的重要环节,由此展开,对A股市场的影响值得关注。
我们对当前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预期是比较高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倒逼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改革政策不会也不能拖后;另一方面当前物价水平相对稳定,为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提供了较好的宏观环境。
资源性产品包括水、电、油、气等等,产业链差异较大,无法一概而论,但相同的一点是,市场化改革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大概率会比现在更高一些,所以对于资源性产品供给方,也即拥有、生产或者进口资源性产品的企业来说,利好是肯定的。
而对于需求方,资源性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小,价格上升并不会导致需求量下降多少,只会导致一定时期内需求方成本上升,但中长期利于需求方集约发展,节能创新。对于天然气来说,供给的增加和需求弹性小有利于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
主题二
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主持人: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领域,完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或方案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您如何看待这一改革走向以及对A股市场的影响,原因和逻辑是什么?
邵宇:进入7月份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国企改革正在加速推进,从上海、广东、安徽等地方标杆到央企集中动作,国资运营平台、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和激励约束机制等都在改革重点范围之中。我们一直强调推进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性,这是市场化公平竞争的有效实现路径。国企改革并不是推进“私有化”,重要的是平等待遇和混合所有制,私有化未必会带来效率的提升,但竞争一定会,公平竞争会真正激发活力和创造力,因此市场化导向是必然趋势,而作为市场的参与者之一,国企改革必然会加速推进。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混合所有制的实现路径主要是通过上市公司进行资本运作与市值管理,相关上市公司值得重点关注。而更为重要的是,改革由点及面,逐渐铺开,将带来信心的极大改善。国资国企改革主题投资建议关注四条主线:1)垄断性行业对民资放开,如油气开发领域受益的民企等;2)一般竞争性行业,建议关注治理结构较优、竞争力较强、引入了战略投资者或进行股权激励的优质国企;3)对于大集团小公司类的国企,看好资产证券化带来的并购重组机会;4)地方国资的改革实践中建议重点关注上海、广东、安徽等区域性国企。
徐彪:根据国资委所开展的试点改革和地方已经公布的相关国资国企改革意见,我们可以看到国企改革的几个方向大致是:
1、国企在公司治理结构、经营独立性、激励机制、预算约束和经营环境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有助于国企改善经营业绩。
2、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包括未上市的国有资产整体上市、向民间资本出售部分资产,增加上市公司的民资持股比重等。这些改革有助于:改变管理层的激励机制,使其更关注股东收益;出让低回报的资产,出售非核心业务,从而改善国企核心资产回报率,降低债务杠杆,改善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获得民间资本参与和支持。
3、提高收益上缴比例,财政部已经出台了提高央企收益上缴比例的意见,各地方的国资国企改革意见中也有涉及。这有助于改善公司的经营和增加地方和中央政府收入。
由于国企市值占A 股总市值的一半以上,因此推进国企改革对改善股市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致力于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的。因此,将时间周期拉长的话,未来一到两年,国企改革将改善资本市场的根基,有利于企业部门盈利系统性提升。
央企的四个试点,各地方国资国企改革意见中所提到的地方国资委直属企业都是值得高度关注的。在竞争性行业和存在过剩产能的行业,改革的重点可能集中在出让和重组国有资产。国企改革将在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中成为反复出现的投资主题。
主题三
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主持人: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方面,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最为引人注目,您认为这一改革将给A股市场带来怎样的机遇?
徐彪:2014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已具备了向注册制过渡的基本条件。但实施还需要一个过程,并且要以《证券法》修改为前提。要抓紧制定过渡期安排,做好今年的新股发行审核工作,初步设想,注册制改革总的思路是:证监会依法设定和核准股票发行及上市条件,统一注册审核规则;证监会已经确定未来3年将继续取消21项行政审批事项。
注册制是整个证券市场改革的方向和核心关键词。
注册制时代或者市场化进一步推进的过程,投资者可能面临一些变化。首先,关于蓝筹股。蓝筹股经过长期下跌,现在是国内各类资产价格体系中的一块洼地,注册制将使得填充这块洼地的效率更快。其次,关于小股票。在注册制体系之下,经济转型刚刚开始,从股票市场已经看到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曙光。
在注册制之下将带来投资逻辑的变化。在注册制时代,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时代,定价权会更加分散。上市公司的价值不再只是产业内部给它定价,而是由于如互联网经济对于传统行业的渗透而颠覆了曾经的定价体系。
过去很长时间中国证券市场处于“冷兵器”时代,而现在正在进入火器时代,定价效率会越来越高,所以如果不跟踪好企业基本面,会被很多衍生品剿杀,所以接下来散户可能会从证券市场退出。
现在证券市场所处的阶段与十年前非常相似,十年前是股权分置的年代,股改从制度上把中国证券市场向市场化推进了一大步,改善了大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从而为2006年、2007年的大牛市奠定了制度基础。
管清友: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核心是用市场化规则办事,让市场自主选择上市企业,被认为是祛除新股发行“三高”顽疾的良药。未来,IPO将不再是少数人的游戏,只要投资者认可一个企业的价值,那么这个企业就可以上市交易,其中的风险和收益都由投资者自己承担。注册制将推动更成熟规范的市场行为,遏制投资者的盲目投机心态,这是牛市的基础之一。
主题四
健全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
主持人:在健全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层面,土地试点,包括征地制度、农村宅基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试点等改革令人期待,您如何看待其对A股市场的影响以及投资机遇?
杨成长:新型城镇化呼唤新土改。截至目前,温州、深圳、安徽等地已陆续开展土地改革试点。虽然各地土改试点积累了很多以后可以借鉴的积极经验,但大部分改革都只是停留在土地管理与使用的方式上,并没有大幅突破土地产权这一关键结扣,即土地是农民基本财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法律确认。
户籍制度不改,土改阻力重重。日前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打开新土改的巨大想象空间。这次户籍制度改革很大的一个亮点,是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这“三权”做了明确的保障规定。此次户籍制度改革提出,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户口登记制度,不仅不会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利,反而从制度上加强了对农民土地权利的保护。
按照以前的政策,农民进入县区市,是要求退出承包土地权利的。这次户籍制度改革特地做了这样的规定,要让农民带着“土地”进城。这样就使得农民不需要在城市落户和保留农村土地权利之间作出硬性选择,而是可以真正做到“家中有地,进退有据”。而这种制度的约束,使得未来中国城镇化过程中,能够避免发生“拉美化”现象,即出现大规模城镇贫民窟。
从短期来看,如果土改制度出现突破,拥有土地资源的企业将迎来新一轮资产重估。我们建议从以下三条主线来挖掘投资标的:一是受益集体用地流转放宽,拥有农地、林地储备的企业。二是拥有大量城镇土地储备,未来土地可能转为商用的企业。三是受益存量城市建设用地优化,自有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的工业企业等。
从中期看,主要可以关注以下两方面:一是随着农地流转规模扩大,农业集约化和现代化程度有望提高,农业服务流通企业、农业机械产业链以及农田水利建设企业有望受益。另一方面,随着土地改革的持续推进,农民转变为市民,新型城镇化建设顺利开展,消费品、天然气、环保、电子信息等行业也将明显受益。
徐彪:我们可以借鉴地方的土改时间表来推测全国土改的时间表:7月20日,从安徽省国土资源厅获悉,安徽省农地改革时间表日前“敲定”,在未来若干年内,安徽省将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探索建立新型的农村土地制度。2014年,20个综合改革试点县启动城乡统一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建设;2015年,20个试点县完成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2017年,安徽省完成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到2020年,基本形成城乡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建设用地市场体系。
不过,由于农业用地的承包经营权制度较明晰,农地流转的影响却是可期的。从李克强到汪洋到农业部部长,高层年内的调研都注重考察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以土改对A股的影响在近期和中期主要是农地流转的影响。
1、农地流转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对于农产品下游产业链来说,将面对更加稳定的市场环境。
2、农地流转顺畅后对农业规模化、产业化产生正面影响。
3、农业规模化以后对服务于农业的各个产业都将有积极影响,比如农业冷链物流等。
4、耕地补贴直接提升农业的盈利能力,拥有大量耕地的企业将直接受益。若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推进速度较快,拥有大量耕地的企业也将直接受益
5、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完善后,有利于农地实现本身所值价格,拥有大量耕地的企业将受益
6、养殖企业受益于农村土地流转和居民加速转移。
7、国有农垦集团可能成为土地改革试点的落子点。
主题五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主持人: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领域,研究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总体思路颇受瞩目,您对此有何期待,进而对A股市场的影响又会有哪些?
邵宇:未来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将以生态资源的保护为主,修复为辅,即改革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防控”。具体措施包括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扩大征收范围、加大处罚力度,开展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试点,强化节水准入,推进节能量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不同于一般的环保产业链划分方式,我们将泛环保产业链分为前端、中端和后端,前端包括能源结构优化、节能减排和产业升级三个方面;中端即循环经济和废物再利用、废物资源化等,包括固废再利用、再制造,餐厨利用、水资源再利用和垃圾发电等;后端即狭义的环保产业,包括污染的治理和生态修复等。其中的我们认为环保投资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的机会将广泛存在于各个领域。其中狭义的环保概念已经被市场充分挖掘,我们建议投资者重点从前端和中端寻找投资机会。尤其能源结构优化和节能减排是环境保护的核心,而非污染后再治理。中短期内,以天然气为代表的低碳能源正在兴起,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将加速这一进程,同时以核能、水电、风能、太阳能为主导的新能源也将伴随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得以快速发展,未来新能源的发展空间将更为广阔。
管清友: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核心是进一步规范治污,推广节约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可以预见未来政府将继续打出一系列组合拳,一方面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扩大征收范围、加大处罚力度,进一步约束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另一方面将在顶层政策的推动下逐步打破地区利益博弈,使新能源汽车、光伏/风力发电等行业逐渐推广到全国市场。我国在环境治理问题上显然已经进入了加速期而非空喊口号的时代,A股市场的高污染高耗能板块将面临更严峻的经营压力,而节能科技以及新能源板块将持续利好。
主题六
新型城镇化与科技创新体制改革
主持人:根据中央列出的60项改革举措清单,您认为下半年市场化改革政策还有哪些亮点,对于A股市场而言的机遇是什么?
邵宇:新型城镇化将是2014年乃至未来数年的投资主战场。今年以来,除了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区域经济建设之外,与新型城镇化最为核心相关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也在顶层设计层面逐渐破冰,这也将成为改革措施落实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着力点。
改革为矛,转型为盾,主战场在新型城镇化。随着新一轮改革红利的逐步释放,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生产要素将进一步解放,这也意味着我们应该从短周期的复苏转向关注中长期经济转型的结构变化,这也将带来蓝筹股估值修复的机会。同时,关注新兴产业链的演化,尤其是以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制造等代表转型方向的产业链。主题投资两条腿走路:一条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和PPP新型基建方向,关注京津冀一体化及工业用地优化;一条抓住改革,关注包括石油石化、电信、电力、军工等领域内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等。
管清友:下半年还应该关注以中科院改制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作为总书记又一次亲自推动的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的核心思路是打破人事、经费管理等制度藩篱,加强科技成果的转移和产业化,盘活中科院巨大的存量资产。对A股市场而言,与中科院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的企业都可能在未来爆发能量
管清友:李克强一锤定音 全面降息降准几无可能
2014-09-10 10:15:17 来源: 华尔街见闻(上海)有0人参与
本文原名“李总理达沃斯讲话释放的政策信号”,作者为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
今年的夏季达沃斯有些不一样,不是因为比往年开的更早,而是人们的期待比以往更高。细心的人会发现,自7月18日主持召开专家座谈会以来,李总理已经很久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论经济和政策走势,二季度李总理频繁强调的“微刺激”信号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7月29日习总书记重申的“新常态”,这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政策重心从“稳增长”向“促改革、调结构”的变化。
原因不难理解。一是7月16日公布的二季度经济数据略超预期,经济下行担忧明显缓解。二是中央在二季度的宽松力度已经不小,宽松的滞后效应正在发酵。大家对经济平稳、政策温和的判断基本已达成共识。
但8月中旬以来,市场开始出现分歧。先是7月金融数据雪崩,然后是8月发电量数据骤跌。有人认为全面降息降准已经箭在弦上,原因无非是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缓解经济下行风险。但也有人认为,全面降息降准绝不会出现,包括我们民生宏观团队,原因是中央更倾向于通过定向再贷款、PSL等措施进行定向宽松。在政策预测这件事上,观点相反的双方往往逻辑缜密,但谁也无法说服谁,唯一可以检验的就是决策者的第一手信息,此刻的达沃斯恰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按照惯例,9月10日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将作代表东道主发表主题演讲。这原本是最受关注的环节,但没想到的是,现场的企业届人士和我们一样心急,迫不及待的把大家关心的问题抛给李总理,总理也基本没有保留的进行了“剧透”,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尚未公布的8月经济数据。而随着这些信号的释放,关于未来政策走向的分歧也应该算是尘埃落定了。
信号1:经济增长目标更注重“弹性”,经济运行仍处于合理区间。
关于经济增长,李总理明确表达了两个观点:一是重新强调增长目标的弹性,显示出对经济波动的容忍度。“经济增长目标是7.5%左右,所谓左右就是说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的”。二是重申经济仍处于合理区间,反驳了近期数据异动造成的经济失速担忧。他认为7-8月份表现疲弱的发电量、信贷等数据是高基数、外部经济低迷以及内部深层次矛盾造成的正常调整,符合政府预期。只要就业不出问题(1-8月就业几乎已经完成全年任务),经济就处于合理区间。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李总理透露8月M2增速仅为12.8%,比上月的低点还低,这意味着出8月的社融、信贷数据依然疲弱,但即便如此,李总理仍强调了“处于合理区间”,所以即便后面公布的数据低于预期,市场也不要再奢望会触发全面宽松了。
信号2:全面宽松的“旧常态”不会再现,取而代之的是定向调控的“新常态”
基于上述对经济的判断,政策仍将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也就是说,全面宽松的“旧常态”不会再现,全面降息降准的预期不攻自破。至于这背后的逻辑,我们已经反复强调过多次:
从客观上看,全面降息降准既无必要性,又无可行性。一方面,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当前就业形势稳定,增长质量提高。另一方面,如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所述,未来货币政策将受到内外不确定性的掣肘,内部受制于猪周期带动下的通胀回升压力,外部受制于欧央行宽松和衰退式顺差带来的外汇占款回升担忧。而且,在当前地方融资平台以及国有部门等融资主体尚未完全市场化的前提下,全面的货币宽松无异于“抱薪救火”,不仅不能降低全社会的融资成本,而且会助长利率不敏感主题“加杠杆”的“毒瘾”。
从主观上看,中央不愿意违背“总量稳定”和“不搞大水漫灌”的承诺,而更倾向通过定向宽松(定向再贷款或定向降息),降低被“挤出”部门的融资成本,以期能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目的。因此,预计中央不会轻易使用全面降息降准的“大招”,而是通过定向再贷款、PSL等“小招”实现“定向降息”之功效。但考虑到当前环境和上半年的差异,定向宽松的力度可能边际减弱。首先,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以外汇存款形式留存于银行体系内,人民币持续升值、股市反弹、欧央行降息意味着外汇占款反弹的风险在加大,若叠加PSL和再贷款将信贷配给到棚改等长期限投资项目不易收回的压力,外汇占款一旦回流,广义货币投放面临失控的风险。其次,当前经济环境要好于一季度,稳增长政策还将发挥余温,上半年宽信用支持的一些长期基建项目还将陆续落地。最后,猪周期和河南、辽宁异常的干旱天气构成了潜在食品通胀压力。
信号3:“新常态”之下,政策重心向“促改革”转移
如果说上半年“微刺激”信号的实质是稳增长,那么下半年“新常态”信号的实质就是“促改革”。
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即便是定向宽松也有局限性,不可能取代改革。国有企业由于其政府背书和预算软约束特征往往被视为无风险资产被青睐,而非国有部门因机构风险偏好下降隐涵了更高风险的溢价。具有政府背书和预算软约束的部门是高收益和低风险资产仍会是资本配置的首选,满足上述融资需求后,资本才会外溢至中小企业提供的高收益、高风险资产。
从8月M2增速连降可以看出,实体融资需求依然低迷,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回落。8月央行货币供给端未见明显收紧,货币供给下降并非外生性因素。房地产投资趋势性向下,新经济规模尚未大规模形成,政策回归新常态后,基建投资和财政支出放缓导致实体有效信贷需求下降。经济下行导致符合风控要求的企业数量减少,房地产开发贷审慎和同业创新活动放缓导致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二者共同导致货币创造内生性减弱。
根本出路是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将存量和增量货币引导至三农、小微和新兴产业。改变国有部门资产高收益和低风险特征需要约束无效投资和提高国有部门资金使用效率;需要深化政府职能转变、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硬化融资主体财务约束。改变中小企业资产的高收益、高风险特征需要通过简政放权、打破垄断和结构性减税政策,切实增强三农、小微和新兴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对市场来说,没有促改革和调结构的深入推进,就没有无风险利率的趋势性下降和股票市场的趋势性长牛。实体层面高杠杆率和过剩产能并存,若经济总需求下行与紧信贷能互相强化,导致产出品价格下行和库存压力增大,企业高产却亏损。若紧信用持续,资金链易断,最终导致债务违约和产能收缩。产能的收缩伴随着无效率部门的出清,实体刚性融资需求被打破,货币宽松空间打开,利率将趋势性下行,但这意味着经济很难平稳过渡。可见,无风险利率向下突破需要让市场有更明确去产能和去杠杆的信号,需要中央主动调低对经济增速预期,允许债务人在无力偿债时违约。这在短期内无疑是不利于风险偏好回升和股票市场上涨的,但长期来看却是股票牛市的必要条件,是所谓不破不立。
第三篇:2013公务员时政热点网评汇总
半月谈评论:拧开药瓶盖,里面装的全是回扣
一个小小的药瓶盖,是医生索要回扣的凭据;一张盖着医生印章的纸条,就是患者去药店取药的凭证„„虽然一些城市已经实行医药分开,但看病贵依然是当地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斩不断的医疗回扣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
回扣,还是回扣
在推进医药分开改革过程中,一些城市纷纷实行药品零加成。但是这些城市的医疗机构负责人也坦言,虽然医药分开使得医院不再有追求药品利润的动力,但医生个人凭借处方权
收受回扣的现象依然屡禁不绝。
安徽省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不久前通过处方监管发现,一种用于防止手术后肠粘连的药品被严重超量使用,细查之后才得知这种每支售价300多元的药品,临床回扣高达百元。
甚至有医生在病人家属将药品领回来后,将瓶盖留下作为收回扣计数的证据,药品则被其随手扔进垃圾桶。院长何思忠表示,目前芜湖医药分开模式仅仅将临床药品的回扣量“挤
压了三分之一”。
记者调查了解到,由回扣导致的医生临床滥用药现象依然严重,特别是回扣额较高、临床使用量较大的抗生素类药品。而抗生素药品滥用,会导致细菌产生耐药性。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张曙称,其医院ICU里的病人做细菌培养,10个样本里至少有
5到6个呈现多重耐药株。
深圳是我国实行医药分开的试点城市之一,其掀起的医疗反腐风暴迄今已立案21件23人,涉及市、区医院13家,涉及医院院长和相关科室负责人16人,5名医院正副院长、4名科室主任涉嫌受贿。检察机关已提起公诉的这批案件,均涉及医院管理人员在医疗设备、耗材和药品采购中收受供应商贿赂的犯罪事实。
深圳市检察机关在调查某抗生素代理商时发现,该药品进入某个医院需要向医院相关负责人和药剂科负责人行贿,并会根据药品使用量给予医生一定比例的回扣。据某医院药剂科主任供述,医院每采购一盒阿奇霉素颗粒,他就能获得3元回扣,仅一年半时间回扣就高达
几十万元人民币。
“全代码”处方规避监管
记者采访了解到,由于一些医院实行药品零加成后,不再从药品销售获利,对临床合理用药的监管更加严格,不少医生就采取更加隐蔽的形式与代理商勾结。
处方外流成了逃避监管的新途径。年轻妈妈林夏告诉记者,当她拿着写有药品名称的小纸条走进医生指定的药房时,发现手拿小白条前来买药者人头攒动。更令她气愤的是,“医生给我8个月宝宝开的药,居然是3岁以上才能服用的”。
医药分开改革后,许多医院建立了信息系统监控院内大处方,力图促进临床合理用药,遏制医疗回扣。为了逃避监管,一些医生不在正规处方签上开药,也不登录医院的信息系统勾选药品,而是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药品名称,盖上医生姓名章或留下暗号,要求患者去某个指定药店购买药品。药店负责统方,医药代表则将回扣送进医生的口袋。
药店成回扣中转站后,有的医生开出的处方甚至只有“老三样”“老五样”的字样,逼
迫患者不得不到其指定的药店购买。
“药名是代码、医生的姓名有时也是代码,只有药店才知道是哪个医生开的药。”安徽省发改委医改办专职副主任程进军说,他的父亲生病时就碰到过这种“全代码”的处方。
此外,记者在一些地方发现,现金明扣变成了替医生办事的“暗扣”。曾经在武汉、合肥等地从事医药代理工作多年的项先生告诉记者,由于现在医院严禁统方,处方药的管理更加严格,他们也不再像以往那样直接送现金回扣,而是根据医生需要,替他们安排孩子上学、提供出国考察机会、包办老人去世后的丧葬事宜等,“医生也觉得这样更安全”。
“从接送医生孩子上下学到给医生的晋升铺路,只要医生有需求,药代就能无孔不入。”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张曙说,“有不少医生不爱财,但是谁都有难事,药代就是瞅准了这个机会,卖力帮忙,医生则会用处方权予以‘回报’”。
根源究竟在哪
“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患者作为使用者和购买者没有选择权,只能对医生言听计从。缺乏监管的处方权很容易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江苏省镇江市卫生局局长林枫分析,临床回扣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医生的临床处方监管失控。
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疏义杰认为,我国药品市场混乱和无序竞争是导致临床回扣现象的根源。“6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生产的大多数药品大同小异,可替代性很强。但不同品规、不同企业的生产成本却很悬殊。一些企业不在药品质量与技术含量上下工夫,而是采取医疗回扣等不正当手段开拓市场。”疏义杰说。
实行医药分开城市的多家医疗机构的负责人均表示,药品零加成仅仅是让医院没有了追求卖药利润的动力,但对医生个人来说,高额药品回扣依然非常诱人。
“一些年轻医生月收入才三五千,却住着月供八千元的房子,他们已经将药品回扣视为正常收入的一部分。可怕的是,临床回扣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法不责众的心理让许多医生
明目张胆地收受回扣。”何思忠说。
此前媒体曾报道广东省高州市人民医院,在制度上层层设防,却仍禁不住医生收受回扣。在该院2012年奖金签领表上,呼吸科作为收受回扣的“重灾区”,多名医生因数月超量用药或滥用抗生素被扣罚奖金,最高的一个月被罚了近5000元。但这样的措施,仍无法杜绝医生
与医药代表的私下交易。
多地卫生部门负责人认为,“回扣高诱惑、违法低成本”也是导致回扣泛滥的重要原因。如对高州市人民医院收受回扣人员的处理,382名医务人员中只有一名医生被吊销执业证书,其余人员都只是受到行政处分或是批评教育。
“按照规定,医生若收受回扣不仅要受到医院内部的处分,还要受到相应的行政甚至法律处罚。但在实际操作中,医生收回扣的法律责任往往被淡化,违法成本畸低。”程进军说。
如何斩断回扣利益链
如何真正斩断回扣利益链?采访中,业内人士提出了建议。
首先,必须对药品生产流通链条进行整顿。“医院仅仅是药品销售的终端,要想解决收回扣问题,必须对整个药品生产流通链条进行整顿,压缩临床促销的空间。”何思忠分析。
芜湖、镇江等地公立医院负责人一致认为实行药品招标探底价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建议政府定价部门可以给出一些价格虚高药品的最高限价,或者是直接招标生产企业定点生产基本药物,减少中间环节,压缩进行商业贿赂的利润空间。
更关键的,是建立有序的药品市场秩序。疏义杰建议,国家应全面整顿药品生产和流通企业,对于原研药给予更多政策倾斜,引导药品市场从促销竞争转向质量竞争。一旦发现企
业有商业贿赂行为就取缔其市场准入。
其次,应该规范临床路径,控制滥用药物。多家公立医院负责人建议,建立规范的临床路径,严控处方,促进临床合理用药,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医生处方的随意性。
再其次,必须从行业内部加强对医生的监督。一旦发现医生有违反职业道德收受回扣的行为,应该给予严厉处罚,包括吊销其行医资格。
工人日报:到此一游出国门,文明素质提升是大事
“到此一游”写进埃及神庙,让国人羞愧,也遭到了众口一词的指责。而换个角度看,这羞愧和众口一词本身也恰恰说明国人珍惜旅游资源、顾念国家形象的意识在提高。当越来越多的国人以此为耻,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类似的行为会越来越少,国人的文明素养会一步步提
高。
“到此一游”,这个国人并不陌生的字眼被写进了埃及神庙——5月24日,有网友发微博称,在埃及卢克索神庙的浮雕上,看到了 “丁××到此一游”几个字,“我们试图用纸巾擦掉这羞耻,但很难擦干净,这是三千五百年前的文物呀。”另据5月26日媒体报道,留下上述字迹的是一名中学生,其父母已通过媒体表达歉意。
几乎是在此事被曝光的第一时间,有人就锁定了这个让国人无地自容的同胞。而“人肉搜索”用在一个未成年人身上可能对其造成的伤害,让很多人担心,即便他干了不该干的事。
更何况,这事并非孩子一人之错。
“×××到此一游”,在国内大小景区的墙壁上、栏杆上、石柱上、铜缸上,都出现过。不久前,故宫太和门附近的一口铜缸也被人偷偷写上了“到此一游”。如果是个孩子,身边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都这般“挥毫泼墨”,耳濡目染,难保不会学着来。表面看,这是孩子的错,而实际上,是诸多成年人此前“不遗余力”地将“到此一游”写在国内大小景区,才促成了今天一个孩子将它写出了国门——“孩子就像一张白纸,他们平时看到的、听到的,以及受到的教育,会在这张白纸上留下痕迹。”也正因此,在此番事件曝光后,人们将矛头更多指向了一些国人的素质——丢人都丢到国外了!
随着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年来出国游越来越受到推崇。然而走出国门后,有人不乏一些尴尬的经历和体会,比如,一些地方特别用中文注明了禁止的行为,指向性很强;一些国人呼朋引伴、大声喧哗,招来侧目„„文明程度的提升需要一个过程,尽管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一些旅游景区看到随地丢垃圾、爬树、摘花等不文明的行为,但这样的行为在逐渐减
少亦是不争的事实。
“到此一游”走出国门,我们可以由此反思一些人在文明素养上的差距,但同时不该过于放大此事,以一个孩子的行为去否定所有国民的素质,甚至据此判断整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并不恰当。记得伦敦奥运会前的报道中,央视记者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顶端的金色回廊发现了“国安是冠军”的涂鸦,还有一旁的“××到此一游”。当时,也有人感叹国人素质低。然而,这面墙上除了这两个中文涂鸦,还有很多外文涂鸦——这不是为了说明“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也可以干”,也不是想借此褒贬外国人的素质,而是想表达一点,不宜把一个点看成一个面,不假思索地挥舞道德大棒。
当然,就此事而言,正视和自省是十分必要的。比如,对不文明行为要注意引导和教育,让越来越多的人在公共场所更加自律。比如,对许多游客“我曾经来过”的纪念愿望,景区是否可以考虑一些疏导和变通的措施,就像时下有的景区提供把“许愿瓶”、红飘带挂在树上或者专门的墙上之类,或者辟出专门的涂鸦墙?再如,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以及对现有规定的切实执行。4月25日,《旅游法》通过了审议并将于今年10月1日起实施,该法中对旅游者的文明行为提出了明确要求: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爱护旅游资源,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这样的概括性条款如何保证得以执行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文物保护法》中也有对刻划、涂污或者损坏文物行为的规定,但能否及时发现、制止以及惩处这些行为,还有待进一步加
强。
“到此一游”写进埃及神庙,让国人羞愧,也遭到了众口一词的指责。而换个角度看,这羞愧和众口一词本身也恰恰说明国人珍惜旅游资源、顾念国家形象的意识在提高。当越来越多的国人以此为耻,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类似的行为会越来越少,国人的文明素养会一步
步提高。
新华网评:大连女骑警的去留应由纳税人决定
5月26下午,大连市退休警察赵明登录市政府官方网站,依法申请包括审批背景、编制、养马成本等在内的大连女骑警有关信息公开。大连市政府信息公开网系统显示,该申请已被有
关部门受理。(人民网5月27日)
成立于1994年的大连女子骑警队,号称是“全国第一支”乃至“世界第一支”成编制的女子骑警队,一直被当做大连的一张城市名片,也曾引发不少地方跟风效仿。但在退休警察赵明看来,女骑警只是个乱花纳税人钱财的形象工程,“如今警员编制紧缺,经费不足,一面是警察同志低保障、超负荷的鞠躬尽瘁,另一面却是固守投入和回报严重失调的养马待命„„如果再这样养下去,纳税人要花多少钱啊!”
百度搜索“大连女骑警”,得到的大部分信息很令人困惑,因为它更像个旅游项目。不少旅游网站都有这样的介绍:“女子骑警队是北方明珠大连的一道亮丽景观。女骑警基地集训练、旅游、购物于一体,现为国家3A级景区。”并附有基地开放时间、骑警演练时间、与骑警合影时间、相关交通信息及门票价格。在一些旅游论坛,可以搜索到不少摄影作品,女骑警们的确是英姿飒爽,骏马配美人,非常养眼。
见诸媒体的公开报道中,大连女骑警每一次亮相都相当惊艳。2009年9月10日,女骑警们一身红装骑高头大马在世界经济论坛第三届新领军者年会主会场前执勤。2010年国庆期间,女骑警们每天上午在大连市人民广场展开“礼仪巡逻”,相关新闻称“新式马刀在材质、外形和图案装饰上都做了很大改进”;2012年6月15日,在第五届中国大连国际游艇展览会开幕式上,女骑警们在会场内踏着红地毯为观众表演马术。
官方信息显示,大连市女子骑警队隶属于该市公安局巡警支队。换言之,这支女骑警的本职工作是维护城市治安,然而从她们发挥的作用看,更像是供市民和游客观光的某个表演项目。当然,说她们是“花瓶”可能有失公允,有新闻报道称,女骑警们训练很艰苦,不仅马术高超,而且精通擒拿格斗,个个身手不凡。可遗憾的是,至今没听说这支队伍在打击违法犯罪方面有何非凡建树。这一点,退休警察赵明肯定比局外人更清楚,在他看来,“大连设置女骑警的出发点,并不是出于社会治安的考量,而是人为地制造‘风景线’般的旅游景
观。”
地方政府为提升城市形象形象想方设法打造城市名片,这也没什么不对,但花大力气打造的城市名片事涉警察这样的公职人员,就需格外慎重。不能说女骑警的存在就完全没有积极正面的价值,但大连市的主政者及公安机关有必要向公众解释这样一些问题:大连并非草原大漠,在人流、车流密集的城市大街上骑着高头大马巡逻远不如骑摩托车、自行车高效省钱,据说养一匹纯种警马的开支相当于10名警员的工资,这样做是否物有所值?女骑警时尚、漂亮的骑行服与普通警服迥异,是否违反相关着装规定?今日城市之“马路”已非为马而设,女骑警出巡该走哪条道才算不违反交通规则呢?
大连女骑警很容易让人想起英国皇家卫队的骑兵队,两者发挥的作用相差仿佛。英国皇家卫队专为英王室效力,由纳税人出资供养,主要负责英王室的安保工作并参与王室庆典的礼仪活动,现已成为英国的一张旅游名片。要不要每年花几千万英镑供养英王室,英国民间每年都会发生激烈争论,但大多数英国纳税人依然愿意继续掏这笔钱,因为在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人们认为这样做可以保留一份对历史的尊重、对传统文化的记记,英王室和它的皇家卫队因之得以存留至今。但即便如此,英王室每年的开销必须经过议会审批,遇到经济
不景气的年份,王室开支就会大幅削减。
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昕透露,大连历史上并没有骑警的传统。如今退休警官赵明申请公开女子骑警队的审批、编制、经费等相关信息,足见这支队伍从成立到运作,其合法性是模糊不清的,且看大连市官方如回应。要不要继续供养这么一支在赵明看来只是“摆样子”的女子骑警队,应交由大连市的全体纳税人来讨论和决定。如果大连市民觉得女骑警很给力,愿意花钱养着这张城市名片,外人也不好说什么;如果大连市民普遍认为“女骑警只是个乱花纳税人钱财的形象工程”,这支骑警队何去何从就得重新考虑了,要么让她们回归到正常的警察队伍,要么就让其变身为商业运作的女子马戏团,一样可以是城市名片。
人民日报:有利益考量,也要有理想情怀
人民日报:有利益考量,也要有理想情怀
——辩证看待社会发展与问题之五
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的当下,尤需在物质利益之外,多一份理想情怀
“如今的青年怎么了”,近来,关于青春的话题持续引发社会热议。有声音批评,本是最富朝气锐气、最有权利做梦的年轻一代,不少人却陷入利益的羁绊,精致利己而老于世故,热衷实惠而耻谈理想。
实际上,时常陷入利益羁绊的又何止青年?一事当先,做还是不做,往往悉心思忖;分内工作,竭尽全力还是敷衍塞责,尚得仔细权衡。得与失,取与予,风险与收益,付出与回报——在利益的坐标系上,很多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演绎着价值排序,精准计算着投入产出。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准确顺畅。只是,当物质的欲望填满生活,利益的喧嚣遮蔽生命的星光,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也会惘然惆怅:为什么,我们“两手满当当,心中空荡荡”?
当今中国,利益的正当性早已“除魅”。对利益名正言顺的主张,让人人得享发展成果,“利益觉醒”可说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马克思早有断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刻意回避利益,岂止是陈腐迂阔,离开利益的齿轮,世界将空挡滑行。对个人也好,对社会也好,都如小平同志所言,“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
但是,考量利益,并非让利益的追求绝对化。表面上看,精致的利益计较未必无益于社会的进步。相反,它有可能在短期内创造出经济奇迹。利益最大化的风轮,很容易鼓荡物质的城堡遍地开花。然而,这样的城堡却精神凋敝,缺乏良性演进的可能。只在意自己的人不会在意公共问题,只关心物质利益的人不会关心社会福祉。一旦利益的巨浪吞噬了理想情怀,我们的身边便会充斥利己主义的铁杆拥趸,责任能够淡忘、道德可以离席、灵魂容许出丑。不是吗?毒奶粉泛滥,地沟油盛行,在唯利是图的利益尽头,是良知的出局和底线的崩塌。
志愿服务,主动回报社会,却被猜测其中掩藏着利益动机;应对灾难,企业献出爱心,却被揣度背后有着利益交换。杨善洲图什么,用利益的逻辑说不通,就斥为“傻瓜”;郭明义为什么,用功利的尺子量不了,就断言“神经病”。利益的风暴撕碎了悬在一些人头顶的崇高云层,人不过是欲念死海中一个小小的漩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与实利挂钩的理想不是“做作”、便是“矫情”,利益于是成为时代价值的“粉碎机”,让我们的社会只剩诛心之论,难言感动信任。
这是现代版的义利困惑,也是堕落版的利益考量。走出了“耻于言利”的时代,难道就一定要抛弃“时刻准备着”的理想?经历着“利益解放”的大潮,难道就一定要放弃“为了全人类”的信念?拒绝利益主义独步天下,理想情怀又该何处安放?
就像文学家所说的那样,“理想有如晨星——我们永不能触到,却可以借着星光在人生海洋中远航”。确实,理想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不能帮我们找一个优厚的工作,领一份体面的薪水。甚至一个有理想的人,活在当下,会比别人更觉生存的困难与尴尬。但是人若没有了理想,生命将走向何方?我们赞颂希望“让人类远离饥饿”的袁隆平,我们钦佩把汗水洒落山间邮路的王顺友,实际上是赞颂一种更饱满的意义、钦佩一种更丰盈的人生。循着理想的星光,我们才能跳脱一己得失,眼界更远、胸怀更大,找到一个更持久、更深刻的生命出口。
“唯意志论”者固然举步维艰,只有利益的人生同样苍白无力,“喻于利”不是开启幸福的万能之钥,“喻于义”才能推开梦想的必然之门。构筑精神的高地、留存理想的底色,才有灵魂的原野郁郁葱葱,文明的河流碧波荡漾。这就是为什么写出《国富论》的亚当·斯密,更看重《道德情操论》,也是为什么社会的改革者,既需要现实主义的利益考量,更需要理想主义的勇气担当。
翻开历史,越是大发展、大变动的时代,越需要有超越个人、超越利益的理想。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执着信念,法国大革命中民主自由的热烈追求,20世纪初叶席卷世界的红色狂飙,都曾是导引时代前进的旗帜。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的当下,尤需在物质利益之外,多一份理想情怀。借用叔本华的一句话,它是对每个时代伟大事物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的信心,是对一代代人的变化和衰退的抗议。
新华网评:社会应该怎样教育神庙涂鸦的孩子
埃及神庙浮雕上惊现“丁×昊到此一游”中文涂鸦,此事曝光后,引起公愤。有网友通过“人肉搜索”,将涂鸦中的“丁×昊”指向南京的一个孩子。5月26日,这名孩子及其父母,通过媒体表示:“向埃及方面道歉,也向全国关注此事的人们道歉!”孩子父亲同时表示,希望大家宽容孩子,不要打扰孩子今后的学习和生活,给他一个宽松的学习和成长环境。
不过事情并未因孩子父母的道歉而平息。被指丁曾就读的南京游府西街小学网站被黑,打开自动弹出“丁×昊到此一游”。微博上许多网友则继续“人肉”丁×昊的各种身份信息。
随手涂鸦“到此一游”的不良陋习,近年在国内屡受舆论批评,而今发现被这个孩子带出国门,国人难免有“被丢脸”的感觉。人们批评污损文物的丑行,有些言辞还比较激烈,既是出于本能的心理反应,另外也是希望通过舆论聚焦,对涂鸦的孩子进行教育,令其记住教训并警示后来者。但少数人攻击网站、人肉搜索等过激行为,有的已涉嫌违法,显然不是正确的教育。
孩子涂鸦惹出这么大的**,背后的教育问题最值得关注。弄清楚这名孩子如何成为一个不文明的人,显然比某些网友的谩骂更有意义。
丁×昊的父母难逃其责。他们也承认“孩子犯错误,主要责任在大人,是我们监护不到位,平时教育得不好”。但愿他们的反思是真诚的。这对父母这样解释孩子的涂鸦举动:“从小带他到外面玩,常常看到类似的情况,但我们没有想到告诉他”。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细节,父母带孩子到处玩,常常看到“到此一游”,没有辨别力的孩子耳濡目染,终于将自己名字刻在了埃及神庙的浮雕上。国内景区常见的“到此一游”,显然是社会对孩子的无声“教育”。但父母没有告诉他涂鸦是不对的,则是家庭教育的疏漏,他们本应使孩子免受社会不良行为的误导。
现在,确实需要对这个孩子进行再教育,但有些网友想要用网络暴力甚至以涉嫌违法的方式给孩子一个“教训”,则更加背离教育的初衷。
当事者已经露面,可以去追问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但如果继续挖掘、传播孩子的身份信息,对公共讨论并无益处,反而会让这堂“公共教育课”变味。若教育者自身不能恪守边界,又怎能教育孩子,在公共空间不逾越边界?
孩子外出游玩,自学到了“到此一游”,已经是社会带来的负面教育。一错之后,如果再用网络暴力来“教育”犯了错的孩子,不妨设想,孩子最终会学到什么?用文明的方式去传播文明,方会育化更多的文明,而大人如果文明,孩子就可能不会野蛮。
新华网评:“高额公积金”不能纠正了之
日前,吉林烟草工业公司被曝违规向包括高管团队在内的职工上缴高额公积金,所有高管的公积金账户每月入账额均超过1.4万,最高者竟然高达18018元,大约相当于当地公务员或教师月工资总额的4到5倍(据5月25日《华夏时报》)。
“高额公积金”,此前媒体已曝光不算少了,可吉林烟草工业公司为何依然敢我行我素,当地公积金管理中心为何对高额公积金照收不误?说到底,还是因为违规成本太低。
可以看到,对于涉入“高额公积金”的部门和企业,漫天而来的舆论讨伐并不能伤到其半根毫毛,这种事情,最多也就纠正了之,例如,之前兰州石化“万元公积金”事件就是如此,企业不会遭遇经济处罚,公积金管理部门的官员,也不会受到追责。
“高额公积金”难道只是件不足道的小事?显然不是,对企业而言,“高额公积金”涉嫌滥发福利,瓜分国有资产,还涉嫌帮助员工逃税,导致国家税收大量流失,对公积金管理部门而言,无视相关公积金管理规定,为“高额公积金”大开方便之门,这涉嫌失职渎职。
可见,“高额公积金”绝不能纠正了之,国资、税务、监察,乃至司法部门有必要介入,对责任单位及其人员进行调查处理。只有让违规成本远高于收益,“高额公积金”问题才不会愈演愈烈。
新华网评:化解打车难问题须降低公司成本
每公里调到2.3元还是调到2.6元,这看似简单的选择题在此次出租车调价听证会上却显得并不那么简单。“我同意方案一”“我同意方案二”“我希望方案一融合方案二”,各方代表都有详实的数据、事实和经历佐证。从代表们的表达中,我们感受到观念思路的激荡交锋,这也许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
在消费者一方看来,尽管看到涨价乃势所必然,但并不认同涨价就能解决打车难问题,他们有的对此次方案忽略出租车公司责任感到遗憾,有的对涨价收益能否到司机手里表示担忧。有消费者就说,他“调查现在已有个别出租公司调高了定点定期保养的费用,请主管部门抽查纠正”。
司机一方也有其苦衷。“你们是每天八小时,每年250天的工作日,我们是每天12小时,每年365天的工作日,人车都不能生病,一坐就是12小时,姿势还不能变。”“我们80%以上的人都有职业病,像男司机的前列腺炎、女司机的妇科病。”
其实双方都不容易。消费者和司机挣的都是血汗钱,涨价意味着把钱从消费者的口袋挪到司机的口袋,同时还得提防被出租车公司一方变相拿走。但生活中的无奈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消费者希望付出的代价少一点,司机希望辛苦的回馈多一点,二者最终要求得一个对标准的共识。
此外,还必须提前考虑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实际打车过程中,消费者会对价格做出反应。这种反应是很难通过各方代表来判断的,也是很难通过先行调查来准确获知的。只有一个大势的估计,就是价格高了,打车的人会少些,打长途的变短途等等。其结果就是直接影响到司机收入的增加。这个场外消费者的实际选择,不能不影响到场内的方案选择。
所以,要求解打车难问题,化解涨价的烦忧,恐怕还不能简单地在消费者和司机之间实现财富转移,还必须有公司这一方的降低成本。只有三方共同作用,各方利益才会达到一个均衡。尽管此次调价不涉及出租车公司一方,但其成本显然也是公众瞩目的焦点所在。
从出租车公司公布的数据看,在月均载客里程收入的16300元中,企业成本费用就达5280元,企业利润537元,仅占约3%。对这些数据,人们会有一个常识性的判断:如果企业只有3%的利润,要么生存艰难,要么就要改行了。因为做到这份儿上,不但对不起消费者,也有点对不起市场经济。
因此,不管什么原因导致成本高企,请还是按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把成本大幅降下来吧。现代企业创新日新月异,怎能任你躺在如此低利润的经营模式上睡大觉呢?企业的高成本都是以消费者买单为代价的,在市场经济时代,消费者终究会对高成本经营者说不
人民日报:事业单位担心待遇降低反对养老改革
人民日报:事业单位担心待遇降低反对养老改革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是大势所趋。2009年,改革方案公布,首先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省市试点。然而,4年多来试点改革进展一直非常缓慢,并遭到事业单位人员的普遍质疑。养老改革,事业单位人员有哪些担心?为什么不赞成?
■怕待遇降低
养老制度改革,事业单位人员最怕什么?
“最怕待遇降低。”石教授是浙江一所高校的教授,目前月收入近7000元。据他了解,近几年学校退休了的教授,平均每月的养老金也有这个数,和他们在职时差别不大。如果不改革,石教授相信,随着收入增长、教龄增加,自己到60岁时,领取的退休金水准应该和从前的同事差不多。
浙江是国家确定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改革试点省份之一。虽然当地绝大多数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障还延用老办法,但许多人在了解目前的试点方案后,对改革顾虑颇多,普遍担心养老金下降。
石教授说,按已公开的试点方案,事业单位人员要和企业人员一样缴纳养老保险,在工资不变的前提下,首先导致当前月薪少一块。一直以来,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待遇按退休前月收入、结合职位、职称、工龄等按一定比例确定,通常高校里的教授能拿到在职工资的80%—90%,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不会有明显降低。现在比照企业的养老保险办法,退休待遇与缴费多少、社会平均工资等联系,肯定要降不少。
北京事业单位集中,虽然并非试点区域,但事业单位人员对此普遍关注。张教授年过五十,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多年,目前月收入1万多元,去掉绩效的部分有6000多元。他仔细研究过试点地区的方案,“除了强调有职业年金外,其他方面和现行的企业职工养老制度如出一辙。”公开资料显示,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按制度设计不到60%,实际不到50%。倘若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也依此推进,他估计退休后可能只拿到在职时基本工资的六成,意味着退休后收入大幅降低。至于职业年金,乍一听很好,但没有进一步的说明,比如这笔钱从哪儿来、额度多少、会不会逐年增长,事业单位的人员普遍没信心。
除了担心待遇降低外,还有人谈到,改革容易导致缴费时段缺少连续性、职称职级与待遇的关系难以确定等,最终影响退休后的养老待遇。王丽在北京一家媒体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她的不少同事辞职下海,近两年相继达到退休年龄,才发现在事业单位工作时被认可的缴费水平极低,现在只能领到几百元养老金。
■怕不公平
事业单位人员对改革有抵触,还因为感到“不公平”。
“为什么改事业单位、不改机关公务员?”吴女士在北京某部委下属培训中心工作,事业编制。她没有详细了解过相关改革方案,“不用去了解,要是真好,机关肯定会一起改。现在,机关不改,再怎么说好,也没说服力。”
浙江的石教授说,改事业单位不改机关“非常欠妥”。他认为,从单位性质上看,许多事业单位直接承担着国家授予或委托的公共职能,还有的直接承担社会管理职能、社会服务职能,还有的承担文化传承与创新职能,性质上、职能上与许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并无二致。如果真要改革,不应该只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向企业去靠拢,而不同步改革政府机关及公务员。何况,许多事业单位人员是从政府机构分流或交流来的,如果不同步改革,必然会引起一系列不公平问题。
有人提出,既然企业职工可以接受改革,为什么事业单位人员就不能接受?而事业单位人员则认为,目前事业单位退休待遇高于企业是事实,但事业单位和企业不宜简单类比。
58岁的李老师在杭州一所高校任职,月收入约7000元。如果不改革,他估计退休时能领到6000元,如果两年内改到自己所在学校,就很难说了。在他看来,事业单位人员在职收入固定,而企业员工在职时期的收入上不封顶,可以很高,按同样的方法确定养老金并不公平。据了解,在杭州这类经济发达的城市,企业里的资深工程师年薪普遍能达到20多万元。
不少事业单位员工有类似想法。袁先生40出头,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20年来一直在研究所从事广电方面的技术研究,全部月收入8000元左右。他对比过到企业工作的大学同学待遇,不论在国企还是民企,作为技术方面的骨干,年收入基本在20万元以上,有的还有股份。“他们只要按实际收入交养老保险,退休后不会比事业单位的低。”
接受采访的事业单位人员几乎都认为,已退休的人员,事业单位的待遇明显高于企业的待遇,这其中有不公平的因素在,但后续的改革应是致力于提高企业偏低的退休待遇,而不是把事业单位的退休待遇也拉低了。
■忐忑“中人”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最关心、最紧张的主要是事业单位中40岁以上的人员。
回顾当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采取的是“老人老办法”,已经退休的事业单位人员多数认为,改革不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现在领多少退休金以后还能领多少。一些细心的人会担心,改革后有可能在退休待遇的调整上受些影响,调整的频率可能放慢、幅度可能减少。“咱都退休了,这事儿也不管了。”刚从一家报社退休的黄女士笑着说。
“70后”、“80后”对改革的心态也比较放松。“离退休还有20多年呢,20年后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兴许连事业单位这个名称都改没了。”一家广播电台的年轻记者说。“我倒希望早点改制成企业,那样大家干得好就能挣得多,不像现在工资管得这么死。”北京一家部委下属出版社的年轻编辑说。
中间的这部分员工心态则很复杂。前几年,曾有事业单位人员怕改革后待遇下降而想方设法提前退休,接受采访的事业单位人员都表示理解。浙江的石教授认为,“这是在转型时期,最大限度自我保护的具体体现和无奈选择。”北京的吴女士说,“老同志还能赶在改革前退休,我们中间这批人想退也退不成呀。”
一些年长的事业单位人员还表示,在事业单位干了20多年,长期工资不高,以后收入出现巨大增加的机会也不比年轻人,因此这不是“淡定不淡定”的问题。
事业单位养老改革的复杂性还在于一部分人员是从机关转来的,这部人纷纷表示,照目前改革方案,要求回去继续当公务员。据了解,在一些政府部门下属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时,各地均出现过这种情况,主要是些年龄偏大、拥有一定行政级别的人员。
尽管有种种不满,但事业单位人员普遍认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大势所趋,不可能一直拖下去。至于应当怎么改,人们没有清晰而具体的想法。有的人说,“只要把公务员拉进来就行,反正他们是政策制定者,亏不了。”多数人强调,不管怎么改,公平公正是底线。
政策设计者,别当例外(民生·民声)
白天亮
●统一推进养老改革,可以节省管理成本,提高基金统筹调剂能力,为最终建立城镇统一的社保制度、解决不同人群待遇悬殊问题奠定基础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在试点省份遇到重重阻力。不少事业单位人员对改革第一反应是:“怎么不改机关,只改事业单位?”
如此利益攸关的重大改革,人们不先去考察改革的细则、不去细算改革后的待遇水平,为何反倒先对改革的顺序提出疑问?
改革的顺序,关系到改革的公信力。社会保障制度的对象是全民,不分性别、不分职业、不分地域。这意味着,政策的设计者也是制度调节的目标群体。如果政策设计者率先改革,即使这项改革会导致一些人待遇降低、利益受损,只要能摆事实、讲道理,改革顺利推行的可能性依然很大。政策设计制订者也可坦坦荡荡地说“看,我们先改了,我们示范了。”反之,直接关系公众基本利益的改革,如果政策设计者始终把自身列为“例外”,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陈述得再多,改革措施说得再好,工作做得再细致再周密,恐怕也难以取信于人,更难以让人把注意力从“一部分人为何不改”上移开。
何况,现行的养老保险体制存在着明显的待遇差,政策的设计制定者恰恰是居于待遇顶峰的那部分。近几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展显著,覆盖面扩大、待遇水平普遍提升。但是,公众对社保的不满似乎并没有减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的碎片化,人为地划分出三六九等。养老保险,城市一个样、农村一个样;城市内部,职工一个样、居民一个样;职工内部,企业职工一个样,公务员及事业单位员工又一个样。现在,随着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的推进,又会出现公务员一个样、事业单位员工一个样。不同制度,挂钩不同的缴费模式,采取不同的待遇计发办法。在职时要缴费的群体,退休后待遇反倒低。在职时不缴费、退休后待遇最高的群体,看样子依旧不准备缴费,继续高高在上。
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退休“双轨制”多年来备受诟病。现在,大家没看到“双轨制”改革、缩小待遇差距的动静,反倒看到“三轨制”的迹象。原本被寄望“调节差距、促进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反而拉大不公,起到“逆调节”的效果。这样的改革,难免会遭到质疑。
公平公正,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展的生命线。从许多国家的实践看,政府雇员与其他职员的养老保险制度完全可以统一,没有必须分设的理由。现阶段,统一推进改革,不仅可以消除社会各界对政策设计制定一方的不信任,改变个别公职人员的特权理念,还可以节省管理成本,提高基金统筹调剂能力,为最终建立城镇统一的社保制度、解决不同人群待遇悬殊问题奠定基础。每一项重大的改革都会遇到阻力,关键就看政府的决心有多大,有没有勇气向自己开刀。
养老改革勿形成新“碎片”(多棱镜)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解决改革中所遇到的难点,是当前需要深入研究的现实问题。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应坚持公平为主的原则,统筹考虑机关、事业和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调整,逐步缩小待遇差距
目前我国城镇主要的退休制度包括三部分。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是第一个部分,目前月人均养老金近1900元。事业单位是第二个部分,月均养老金是企业退休职工的1.8倍,离退休费支出大约一半是财政拨款,一半是自筹。第三个部分是机关公务员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财政全额拨款。
之前公布的改革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事业单位人员也要和城镇企业职工一样缴纳养老保险,退休待遇与缴费相联系;养老金发放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等。
由此可看出,五省市改革试点遇阻事出有因。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公平。事业单位养老金处于第二个部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与公务员相比,事业单位养老金要稍低一些,但此次改革试点却明显没有将公务员包括进来,并且公务员改革没有预期,这自然成为事业单位攀比的参照系,是事业单位感到不公平的原因之一;与企业相比,企业可以搞活,工资上不封顶,工效挂钩,尤其垄断性行业和企业的退休金要远远高于事业单位,而事业单位退休金只是一个能“过得去”的平均数,退休前不能向高收入企业看齐,退休后却要向低收入企业看齐,这是事业单位感到不公平的原因之二。
第二个问题是改革方案的技术问题。既然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无论在缴费设计还是在待遇计发方式等方面,其绝大部分内容与企业养老保险几乎别无二致,那么,养老金水平下降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此次事业单位人员改革的预期:在替代率上讲要从80%—90%下降到50%。改革方案中没有明确改革后养老金水平是否变化的预测和承诺,只笼统地提到要建立职业年金,但没有任何具体细节和弥补措施,任凭改革试点单位和不参加改革的事业单位凭空想象和任意猜测,试点省市参加改革单位的人心恐慌,非试点省份事业单位人员预期暗淡。任何改革,如果没有良好的预期,如果感到福利水平是“绝对”地下降,那么,这项改革势必难产。
因此,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明确“一个为主”和“三个联动”。所谓“一个为主”,即坚持社会保障以公平为主的原则,统筹考虑机关、事业和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调整,使不同单位同类人员退休后的待遇水平保持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逐步缩小待遇差距。所谓“三个联动”,一是事业单位与公务员改革一起行动,以避免互相攀比;二是事业单位的各个类别一起改革;三是事业单位改革与建立职业年金一起进行,以弥补参加改革后降低的那部分,给所有人一个“定心丸”,实现平滑转型。
事业单位改革后人数会有压缩,但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对财政支出负担在一定时期将会增加,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要实现从“退休养老制度”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转变,必然需要一定的“变轨”成本,包括促使参与者接受的额外补偿及制度设计运行的成本等。改革成本的支付主要靠财政资金。
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改革原则,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退休的老人按照原来由各级财政拨付退休金的办法统一安排,新人则完全按新办法执行,剩下处于老人与新人之间的“中人”,新养老保险制度推行前有若干年没有缴费,使“中人”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基金形成缺口,产生基本养老金和职业养老金隐性债务,必须由国家统一制定养老金债务弥补方案进行弥补。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就是切实做好“中人”基本养老金和职业年金债务弥补方案,也是最需要财力支持的方面。
隐性债务规模有多大,取决于“中人”在缴费人数中所占比重大小。“中人”占比越大意味着隐性债务越大,随着老龄化率提高,“中人”占比将越来越高。这意味着,必须及时弥补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否则拖的时间越长需支付的成本越高。
分类推进,是事业单位改革的基本方向。按照国务院事业单位改革的精神,事业单位改革将按行政职能型、公益服务型、经营型三类划分,保留公益服务型事业单位,其他改为机关和企业。其中的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经费供应主要由政府财政承担,其养老改革也将主要由财政承担。因此,尽管在事业单位改革之后事业单位范围和人数会有较大压缩,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各级财政支出负担将在一定时期会是增加的,对此应有清醒的意识。
人民日报:事业单位担心待遇降低反对养老改革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是大势所趋。2009年,改革方案公布,首先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省市试点。然而,4年多来试点改革进展一直非常缓慢,并遭到事业单位人员的普遍质疑。养老改革,事业单位人员有哪些担心?为什么不赞成?
■怕待遇降低
养老制度改革,事业单位人员最怕什么?
“最怕待遇降低。”石教授是浙江一所高校的教授,目前月收入近7000元。据他了解,近几年学校退休了的教授,平均每月的养老金也有这个数,和他们在职时差别不大。如果不改革,石教授相信,随着收入增长、教龄增加,自己到60岁时,领取的退休金水准应该和从前的同事差不多。
浙江是国家确定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改革试点省份之一。虽然当地绝大多数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障还延用老办法,但许多人在了解目前的试点方案后,对改革顾虑颇多,普遍担心养老金下降。
石教授说,按已公开的试点方案,事业单位人员要和企业人员一样缴纳养老保险,在工资不变的前提下,首先导致当前月薪少一块。一直以来,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待遇按退休前月收入、结合职位、职称、工龄等按一定比例确定,通常高校里的教授能拿到在职工资的80%—90%,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不会有明显降低。现在比照企业的养老保险办法,退休待遇与缴费多少、社会平均工资等联系,肯定要降不少。
北京事业单位集中,虽然并非试点区域,但事业单位人员对此普遍关注。张教授年过五十,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多年,目前月收入1万多元,去掉绩效的部分有6000多元。他仔细研究过试点地区的方案,“除了强调有职业年金外,其他方面和现行的企业职工养老制度如出一辙。”公开资料显示,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按制度设计不到60%,实际不到50%。倘若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也依此推进,他估计退休后可能只拿到在职时基本工资的六成,意味着退休后收入大幅降低。至于职业年金,乍一听很好,但没有进一步的说明,比如这笔钱从哪儿来、额度多少、会不会逐年增长,事业单位的人员普遍没信心。
除了担心待遇降低外,还有人谈到,改革容易导致缴费时段缺少连续性、职称职级与待遇的关系难以确定等,最终影响退休后的养老待遇。王丽在北京一家媒体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她的不少同事辞职下海,近两年相继达到退休年龄,才发现在事业单位工作时被认可的缴费水平极低,现在只能领到几百元养老金。
■怕不公平
事业单位人员对改革有抵触,还因为感到“不公平”。
“为什么改事业单位、不改机关公务员?”吴女士在北京某部委下属培训中心工作,事业编制。她没有详细了解过相关改革方案,“不用去了解,要是真好,机关肯定会一起改。现在,机关不改,再怎么说好,也没说服力。”
浙江的石教授说,改事业单位不改机关“非常欠妥”。他认为,从单位性质上看,许多事业单位直接承担着国家授予或委托的公共职能,还有的直接承担社会管理职能、社会服务职能,还有的承担文化传承与创新职能,性质上、职能上与许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并无二致。如果真要改革,不应该只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向企业去靠拢,而不同步改革政府机关及公务员。何况,许多事业单位人员是从政府机构分流或交流来的,如果不同步改革,必然会引起一系列不公平问题。
有人提出,既然企业职工可以接受改革,为什么事业单位人员就不能接受?而事业单位人员则认为,目前事业单位退休待遇高于企业是事实,但事业单位和企业不宜简单类比。
58岁的李老师在杭州一所高校任职,月收入约7000元。如果不改革,他估计退休时能领到6000元,如果两年内改到自己所在学校,就很难说了。在他看来,事业单位人员在职收入固定,而企业员工在职时期的收入上不封顶,可以很高,按同样的方法确定养老金并不公平。据了解,在杭州这类经济发达的城市,企业里的资深工程师年薪普遍能达到20多万元。
不少事业单位员工有类似想法。袁先生40出头,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20年来一直在研究所从事广电方面的技术研究,全部月收入8000元左右。他对比过到企业工作的大学同学待遇,不论在国企还是民企,作为技术方面的骨干,年收入基本在20万元以上,有的还有股份。“他们只要按实际收入交养老保险,退休后不会比事业单位的低。”
接受采访的事业单位人员几乎都认为,已退休的人员,事业单位的待遇明显高于企业的待遇,这其中有不公平的因素在,但后续的改革应是致力于提高企业偏低的退休待遇,而不是把事业单位的退休待遇也拉低了。
■忐忑“中人”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最关心、最紧张的主要是事业单位中40岁以上的人员。
回顾当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采取的是“老人老办法”,已经退休的事业单位人员多数认为,改革不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现在领多少退休金以后还能领多少。一些细心的人会担心,改革后有可能在退休待遇的调整上受些影响,调整的频率可能放慢、幅度可能减少。“咱都退休了,这事儿也不管了。”刚从一家报社退休的黄女士笑着说。
“70后”、“80后”对改革的心态也比较放松。“离退休还有20多年呢,20年后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兴许连事业单位这个名称都改没了。”一家广播电台的年轻记者说。“我倒希望早点改制成企业,那样大家干得好就能挣得多,不像现在工资管得这么死。”北京一家部委下属出版社的年轻编辑说。
中间的这部分员工心态则很复杂。前几年,曾有事业单位人员怕改革后待遇下降而想方设法提前退休,接受采访的事业单位人员都表示理解。浙江的石教授认为,“这是在转型时期,最大限度自我保护的具体体现和无奈选择。”北京的吴女士说,“老同志还能赶在改革前退休,我们中间这批人想退也退不成呀。”
一些年长的事业单位人员还表示,在事业单位干了20多年,长期工资不高,以后收入出现巨大增加的机会也不比年轻人,因此这不是“淡定不淡定”的问题。
事业单位养老改革的复杂性还在于一部分人员是从机关转来的,这部人纷纷表示,照目前改革方案,要求回去继续当公务员。据了解,在一些政府部门下属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时,各地均出现过这种情况,主要是些年龄偏大、拥有一定行政级别的人员。
尽管有种种不满,但事业单位人员普遍认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大势所趋,不可能一直拖下去。至于应当怎么改,人们没有清晰而具体的想法。有的人说,“只要把公务员拉进来就行,反正他们是政策制定者,亏不了。”多数人强调,不管怎么改,公平公正是底线。
政策设计者,别当例外(民生·民声)
白天亮
●统一推进养老改革,可以节省管理成本,提高基金统筹调剂能力,为最终建立城镇统一的社保制度、解决不同人群待遇悬殊问题奠定基础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在试点省份遇到重重阻力。不少事业单位人员对改革第一反应是:“怎么不改机关,只改事业单位?”
如此利益攸关的重大改革,人们不先去考察改革的细则、不去细算改革后的待遇水平,为何反倒先对改革的顺序提出疑问?
改革的顺序,关系到改革的公信力。社会保障制度的对象是全民,不分性别、不分职业、不分地域。这意味着,政策的设计者也是制度调节的目标群体。如果政策设计者率先改革,即使这项改革会导致一些人待遇降低、利益受损,只要能摆事实、讲道理,改革顺利推行的可能性依然很大。政策设计制订者也可坦坦荡荡地说“看,我们先改了,我们示范了。”反之,直接关系公众基本利益的改革,如果政策设计者始终把自身列为“例外”,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陈述得再多,改革措施说得再好,工作做得再细致再周密,恐怕也难以取信于人,更难以让人把注意力从“一部分人为何不改”上移开。
何况,现行的养老保险体制存在着明显的待遇差,政策的设计制定者恰恰是居于待遇顶峰的那部分。近几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展显著,覆盖面扩大、待遇水平普遍提升。但是,公众对社保的不满似乎并没有减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的碎片化,人为地划分出三六九等。养老保险,城市一个样、农村一个样;城市内部,职工一个样、居民一个样;职工内部,企业职工一个样,公务员及事业单位员工又一个样。现在,随着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的推进,又会出现公务员一个样、事业单位员工一个样。不同制度,挂钩不同的缴费模式,采取不同的待遇计发办法。在职时要缴费的群体,退休后待遇反倒低。在职时不缴费、退休后待遇最高的群体,看样子依旧不准备缴费,继续高高在上。
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退休“双轨制”多年来备受诟病。现在,大家没看到“双轨制”改革、缩小待遇差距的动静,反倒看到“三轨制”的迹象。原本被寄望“调节差距、促进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反而拉大不公,起到“逆调节”的效果。这样的改革,难免会遭到质疑。
公平公正,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展的生命线。从许多国家的实践看,政府雇员与其他职员的养老保险制度完全可以统一,没有必须分设的理由。现阶段,统一推进改革,不仅可以消除社会各界对政策设计制定一方的不信任,改变个别公职人员的特权理念,还可以节省管理成本,提高基金统筹调剂能力,为最终建立城镇统一的社保制度、解决不同人群待遇悬殊问题奠定基础。每一项重大的改革都会遇到阻力,关键就看政府的决心有多大,有没有勇气向自己开刀。
养老改革勿形成新“碎片”(多棱镜)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解决改革中所遇到的难点,是当前需要深入研究的现实问题。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应坚持公平为主的原则,统筹考虑机关、事业和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调整,逐步缩小待遇差距
目前我国城镇主要的退休制度包括三部分。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是第一个部分,目前月人均养老金近1900元。事业单位是第二个部分,月均养老金是企业退休职工的1.8倍,离退休费支出大约一半是财政拨款,一半是自筹。第三个部分是机关公务员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财政全额拨款。
之前公布的改革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事业单位人员也要和城镇企业职工一样缴纳养老保险,退休待遇与缴费相联系;养老金发放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等。
由此可看出,五省市改革试点遇阻事出有因。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公平。事业单位养老金处于第二个部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与公务员相比,事业单位养老金要稍低一些,但此次改革试点却明显没有将公务员包括进来,并且公务员改革没有预期,这自然成为事业单位攀比的参照系,是事业单位感到不公平的原因之一;与企业相比,企业可以搞活,工资上不封顶,工效挂钩,尤其垄断性行业和企业的退休金要远远高于事业单位,而事业单位退休金只是一个能“过得去”的平均数,退休前不能向高收入企业看齐,退休后却要向低收入企业看齐,这是事业单位感到不公平的原因之二。
第二个问题是改革方案的技术问题。既然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无论在缴费设计还是在待遇计发方式等方面,其绝大部分内容与企业养老保险几乎别无二致,那么,养老金水平下降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此次事业单位人员改革的预期:在替代率上讲要从80%—90%下降到50%。改革方案中没有明确改革后养老金水平是否变化的预测和承诺,只笼统地提到要建立职业年金,但没有任何具体细节和弥补措施,任凭改革试点单位和不参加改革的事业单位凭空想象和任意猜测,试点省市参加改革单位的人心恐慌,非试点省份事业单位人员预期暗淡。任何改革,如果没有良好的预期,如果感到福利水平是“绝对”地下降,那么,这项改革势必难产。
因此,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明确“一个为主”和“三个联动”。所谓“一个为主”,即坚持社会保障以公平为主的原则,统筹考虑机关、事业和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调整,使不同单位同类人员退休后的待遇水平保持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逐步缩小待遇差距。所谓“三个联动”,一是事业单位与公务员改革一起行动,以避免互相攀比;二是事业单位的各个类别一起改革;三是事业单位改革与建立职业年金一起进行,以弥补参加改革后降低的那部分,给所有人一个“定心丸”,实现平滑转型。
事业单位改革后人数会有压缩,但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对财政支出负担在一定时期将会增加,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要实现从“退休养老制度”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转变,必然需要一定的“变轨”成本,包括促使参与者接受的额外补偿及制度设计运行的成本等。改革成本的支付主要靠财政资金。
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改革原则,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退休的老人按照原来由各级财政拨付退休金的办法统一安排,新人则完全按新办法执行,剩下处于老人与新人之间的“中人”,新养老保险制度推行前有若干年没有缴费,使“中人”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基金形成缺口,产生基本养老金和职业养老金隐性债务,必须由国家统一制定养老金债务弥补方案进行弥补。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就是切实做好“中人”基本养老金和职业年金债务弥补方案,也是最需要财力支持的方面。
隐性债务规模有多大,取决于“中人”在缴费人数中所占比重大小。“中人”占比越大意味着隐性债务越大,随着老龄化率提高,“中人”占比将越来越高。这意味着,必须及时弥补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否则拖的时间越长需支付的成本越高。
分类推进,是事业单位改革的基本方向。按照国务院事业单位改革的精神,事业单位改革将按行政职能型、公益服务型、经营型三类划分,保留公益服务型事业单位,其他改为机关和企业。其中的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经费供应主要由政府财政承担,其养老改革也将主要由财政承担。因此,尽管在事业单位改革之后事业单位范围和人数会有较大压缩,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各级财政支出负担将在一定时期会是增加的,对此应有清醒的意识。
光明专论:继承弘扬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
光明日报专论:继承弘扬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政治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廉政建设的思想、制度、实践所形成的廉政文化,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珍贵遗产。在反腐倡廉形势严峻和迫切的今天,为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借鉴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仍然不失为一条重要途径。
一、腐败与历代王朝的衰亡
自夏商周时期开始,我国历史上王朝的周期性兴衰便成为一种常见现象。有的骤兴骤亡,有的盛极而衰,有的名存实亡,但最后都逃脱不了人亡政息的命运。面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春秋时期的鲁国大夫臧文仲从“汤、禹罪己”而兴盛,“桀、纣罪人”而速亡的观察中,总结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经验。此后,无论是唯心还是唯物的解释,王朝兴衰论在我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均不罕见。这些理论是总结历史经验以巩固新政权的需要,也是对王朝合法性解释的需要。虽然王朝的交替性兴衰,以至每一个王朝灭亡的具体原因至今仍是复杂的历史问题,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看到其中的普遍规律,即腐败而导致灭亡。
腐败是以权谋私的行为,腐败是历代王朝的痼疾。普遍而严重的腐败导致吏治混乱、制度瓦解、纲纪不肃、人心涣散、精神颓废是不争的事实。这些腐败上自皇帝、公卿等最高统治集团,下至一般小吏。表现形式虽然五花八门,但最终将汇聚成引发王朝灭亡的各种矛盾的焦点。人们在回顾王朝灭亡的历史时,也往往将其与腐败相联系。
1.用人不公。用人不公是最大的腐败。我国历史上用人不公一是表现为用人重亲属、重门生、重朋党、重同乡,选拔出于个人爱憎、私利而非公心。汉代吏治废弛时,选举不实,被选举者多出自权势之家;地方长官选人,或选自己的亲戚,或选贿赂者,或选一些年纪轻,将来能报答自己的人为官;真正的贤才被遗忘在乡间。即使在科举时代,官吏的铨选仍然摆脱不了这些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二是表现为制度上的不公。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荐人制推行后期,中正荐人根本不考虑才能,只看家世门第,德才抛在一边,造成“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典型的制度层面用人不公。不学无术、崇尚空谈、跑官要官、巧言令色、欺上瞒下等用人恶习,更是历代的普遍现象。严重时,导致国家与社会、甚至统治阶级阶层之间矛盾的激化,危及政权的稳固。人们说东汉亡于议论就是例证,而议论的内容正是用人。
2.权钱交易。私有制下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金钱崇拜和价值观扭曲,始终是历史上统治集团的腐蚀剂。权力可以换来金钱,金钱可以换来权力、地位乃至生命。权钱交易随处可见。齐国社会上流传着“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的谚语。吕不韦用金钱为自己获得了相位,为子楚获得了王位。还有公开卖官鬻爵的,东汉桓帝、灵帝设机构标价卖官,是东汉政治黑暗的典型表现。以财买官,代有潜规;以权敛财,代不乏人。南宋秦桧,贪得无厌,吏部所选官员必先要把他送足后才可上任。
3.贪婪奢靡。贪婪,表现为对钱财物的渴望,本质上是私欲;奢靡,是追求物质享受,为了满足耳目声色口腹之欲。贪婪无度、奢靡腐化、无所作为是我国历史上许多王朝腐败的突出特征。西晋重臣何曾性格奢豪,一掷千金,“犹曰无下箸处”;他的儿子何劭更甚,每顿万钱还觉得没什么可吃的。石崇与王恺斗富,穷极奢侈,王恺虽然得到了其外甥晋武帝的资助,却还是斗不过石崇。整个统治集团的贪婪奢靡,使西晋官场后期毫无正气可言。身居高位的南朝门阀士族,占山锢泽,纵情享乐;“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却连马都骑不上去,基本的公务都不会处理。面对危难,只能坐以待毙。清王朝取得中原后,原本声名赫赫的八旗子弟,养尊处优、骄横偷安、聚赌挥霍、嫖妓放浪。到后期成了“不仕、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六不”寄生虫。
4.正气不张。权钱交易、用人不公、贪婪奢靡的结果是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正气不张。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崇拜的是金钱和能换来金钱的权力。著名的《钱神论》就形成于西晋时期,此文愤世嫉俗,是西晋后期“纲纪大坏”的写照,也是王朝将倾的征兆。南朝太守鱼弘经常对人说,我做官所到之地要“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人生如此短暂,不追求富贵欢乐还等到何时呢!“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因贪图享乐而亡国者何止一朝一代!
这种风尚下,踏实做事的人受到歧视和冷落。许多官吏以勤政为俗务,以空谈、交际为高尚,以享受、实用为标准。这些人不仅不按律法政令行事,甚至丧失了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忠信不守、弄虚作假、寡廉鲜耻、纵欲无限、昏聩自傲、唯利是图。这样的腐朽统治即使不被人民起义的洪流推翻,也会因异族的入侵而灭亡或被统治阶级中的有识阶层所更新换代。
二、反腐倡廉的政治智慧
历史是在辩证中发展前进的。有腐败,必然有反腐败的思想与制度。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政治文明的同时,从很早开始就着手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也积累了丰富的思想经验;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等统治阶级中有识之士的思考总结,人民群众对腐败的嫉恶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爆发力,是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政治智慧赖以产生的源泉。正因为此,历代涌现出许多品德高尚、勤政爱民的廉吏。他们的事迹,与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的行为,是中华优秀廉政文化的组成部分。
(一)反腐倡廉的思想。自古及今,人们都深刻认识到腐败的危害性。早在先秦时期,我国思想家就将“廉”放在“政之本”的位置上来看待,同时也认为,廉不仅仅是个人的品德,还应包括多方面的为政能力。为政必须“以廉为本”,这就是《周礼》一书及其注家提出的“六廉”说,突出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关于官僚队伍廉洁从政的整体要求。如何做到廉洁为政,思想家们从理论思想、道德修养、制度建设诸多层面都作了深入思考。
廉洁政治的本质目的是为了服务人民、造福人民。因此,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珍贵遗产,也是我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宣扬反腐倡廉的一种手段。统治阶级重视民本思想的本质当然是为了维护剥削制度的长治久安,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但民本思想中所强调的国以民为本、施行仁政、顺应民心,主张轻徭薄赋、节俭慎刑、勤政爱民等等内容,也因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而渗透到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历代廉政政策、行为产生的重要理论基础。尽管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不可能真正做到以民为本,但民本思想所蕴含的忧患意识、重民意识,塑造出许多受人民尊敬传颂的清官廉吏,也巩固了统治政权的基石。
拒绝腐败,廉洁从政必须要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具备为政的能力。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思想中有许多关于正身律己、公私分明、勤俭节约的内容,是传统优秀廉政文化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正身律己是典范。孔子多次说过“政”与“正”的关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者应当有“自省”、“见贤思齐”的精神,用自身的表率和楷模作用引导廉洁政风的形成。公私分明是原则。一个公私不分的人绝对谈不上廉洁为政。我国历史上的公私观很复杂,这里不作讨论,但在个人、家庭之私与国家、社会之公的关系上有严格区分。这种区分认为,无论君主还是普通官吏,都应当“任公而不任私”、“居官无私”。“公廉”一词,自秦汉以后逐渐形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国丞相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位公私分明、公廉的典范。勤俭节约是美德。我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将“俭”视为德的普遍表现形式,强调“成由勤俭败由奢”、“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朴素真理。为官者仅有俭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勤和能。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刘晏“质明视事,至夜分止,虽休沐不废。事无闲剧,即日剖决无留”,司马光“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政,不舍昼夜”,他们都以勤奋的精神和杰出的才能为国家作出了贡献。我国历代的官箴家训中,除去其落后腐朽的部分,也保留着很多为官勤政的内容。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廉洁政治的推行离不开用人和管理。我国历史上的“尚贤”与“循名质实”思想,与反腐倡廉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尚贤就不能任人唯亲,贤能之才犹如珍宝,要把他们辨识出来。围绕如何选拔贤能之人,思想家们提出了德、才与功、能的标准,总结出倾听民众舆论与在实践中考察的方法,提出了知人善任、用人所长与不拘一格的建议。当然,无论何时,为官者都不可能全是贤能之人。循名质实就是要对选拔出来的官吏进行管理,严格考核,反对图慕虚名、名实不符。根据考核结果,依据能力大小分配权力与责任。
(二)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思想主要形成于先秦时期,秦汉以后这些思想逐渐丰富,并随着中央集权官僚制度的建立而向制度层面转化,构成制度设计的深层次文化背景。将廉政道德诉求由思想文化向制度的转化,是反腐倡廉的历史性进步。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在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与人民群众的共同作用下,构建出颇具特色,而又较为严密、系统的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体制机制。自秦及清,虽然有一朝一姓的兴亡变革,但这种体制的基本精神没有变化。
从官吏选拔任用上看,以察举、九品中正、科举为代表的选拔制度确立并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用人中的散漫与唯亲;用人必须德才并重,以德为先的历史经验,被贯彻到实际选拔制度中;基层经历在任职中受到重视,舆论评价也影响到被选拔者的政治命运;选人不再是个人的随意好恶,选举不实要承担法律连带责任。选拔与任用的分离,显示出用人上的慎重;任用中的避籍、避亲、避近原则,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亲属、同乡、同僚对政务的干扰。
从官吏管理上看,秦汉以后,部门考课、中央对地方考课制度化。专门的考课机构和条例形成。考课的具体细密是历代显著特点。考核的结果与官吏的奖惩有直接关系。加强考课是我国历史上整顿吏治的有效方式之一。道德考课与能力考课并行,道德考课重于能力考课,是用人德才观在管理上的反映。
从监察监督上看,与行政相分离的监察监督制衡制度,自汉代中期已经形成。监察机构的专门化、监察条规的产生及其指向性、监察官选用的慎重与重用,在很多时期有效地遏止了官吏滥用职权、贪赃枉法与胡作非为。我国历史上的许多监察官以天下为己任,刚直高节,志在奉公,其出行“动摇山岳,震慑州县”,是弘扬正气的代表,其事迹在民众中广为流传。
从法律制度上看,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法律建设起步早,内容细致完善。这些法律对官吏的日常行政与日常行为规定细密、审计严格,对贪污行贿受贿惩罚严厉;既用“身死而家灭”的高压使官吏“不敢为非”,同时也通过法律告诉他们不应该做什么。
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政治智慧丰富多彩,也由此形成了较为浓厚的反腐倡廉社会氛围。廉洁高尚,贪腐可耻,淡泊明志,视富贵如浮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基本理念,深入到社会大众和日常生活。在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社会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曾经出现过许多循吏廉吏群体。他们发展生产,造福百姓;赈灾济贫,为民解难;蠲除苛政,为民请命;兴办学校,传播文化;锄强扶弱,保民平安。不仅被历代统治阶级树为楷模,也得到人民的拥护爱戴。
三、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今天的反腐倡廉依然不可能完全离开这个历史环境的影响。我们的祖先在数千年的政治文明发展史中,积累了丰厚的反腐倡廉文化遗产,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首先,从历史的经验中坚定反腐倡廉的决心与信心。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受史学家们推崇的汉唐明清鼎盛时期,腐败甚至严重的腐败都不罕见。但这些王朝也都延续了数百年,作为一种体制更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究其原因,是统治者能够及时调整政策、完善制度,用各种手段遏止腐败的泛滥与蔓延。腐败不可怕,不反腐败、反腐败不力以至无力反腐败才真正可怕。当整个社会对腐败习以为常、司空见惯时,腐败所形成的矛盾焦点就会更加多元化,无论集中在哪一点上都可以危及王朝统治。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
其次,继承与弘扬我国历史上优秀的反腐倡廉思想文化。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优秀文化多姿多彩。在个人的道德操守上,提倡淡泊寡欲、宁静致远的情趣培养;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志节;提倡简朴生活与远大理想相结合的人生追求;在为政风格上,提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公私分明的工作作风;提倡尚贤用能,求贤若渴,德才并重,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以民本思想教育官吏廉洁从政。在官吏管理上,提倡循名质实,严格考核,奖勤罚惰,奖廉惩贪;提倡从实践中、从基层中选人用人;提倡听取民众的舆论,监督官吏的选拔与为政行为;提倡防微杜渐,健全制度,以法制手段反腐倡廉。长久以来,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思想文化与社会大众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浓郁特色的反腐倡廉社会文化,通过史学、文学、戏剧、绘画、民歌民谣等多种形式广为流传,在人民群众中塑造出朴素的廉洁价值观。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汲取的宝贵精神财富。
最后,认真总结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制度措施。反腐倡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历史上的政治实践中,官吏选拔与任用制度、审计与考核制度、奖励与养廉制度、监察与权力制衡制度、法律惩戒与舆论监督制度,都积累了许多经验。这些经验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符合历史实际,其中的精华,我们仍然可以借鉴运用。
如同对待一切历史文化遗产一样,我们既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也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收,而是要勇于继承、善于继承、批判地继承。我们党领导下的反腐倡廉与历史上剥削制度下的反腐倡廉有着本质区别,二者不可相提并论。我们面临的形势与任务也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不同。但优秀的廉政文化遗产,仍然是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反腐倡廉体系,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廉洁政治的不竭源泉。
第四篇:事业单位面试热点:“公务员涨工资”
事业单位面试热点:“公务员涨工资”
中公教育专家今天来为考生谈一谈事业单位面试热点之“公务员涨工资”,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背景资料】
一份建议给公务员涨工资的提案,“2万多网友跟帖”。最初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骂声,何香久很伤心,“我不怪那些网友。他们骂醒了我,让我意识到,现在群众和公务员这个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有多严重。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公众形象了。”(3月5日新京报)
【中公教育专家解析】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物价上涨、房价上涨,似乎只有不断提升我们的收入水平才能够跟上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节奏。“涨工资”便成为大家共同的期待,给企业员工涨工资无人反对、给农民工涨工资大家拍手叫好,为什么偏偏公务员要涨工资,却是铺天盖地的骂声,正如何香久代表所说的那样:“他们骂醒了我,让我意识到,现在群众和公务员这个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有多严重。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公众形象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跟随中公教育专家来探讨一下关于公务员涨工资的问题:
公务员作为普通劳动者当中的一员,大多数也是靠工资来维持日常的生活,同样也需要衣食住行,同样也有生活困难,同样也承担者巨大的生活压力,因此适时地进行工资的调整就十分的必要。对此我们应该以更加包容理性的心态来看待。
一方面,作为人民的公仆,确实存在少数公职人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甚至存在各种灰色收入、隐性福利待遇等,这都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形象,也给公务员这个群体抹了黑,造成群众对于公务员高收入的误解,加之长期以来公务员工资和福利的不透明,必然引起普通公众谈“涨”色变。
另一方面,处于基层的公务员干着最辛苦的工作却拿着最低的工资,特别由于职务差别过大、地区差别不合理等问题的存在,使得基层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受到极大地影响,进一步影响到行政效率提升。近年来在公考热的大背景下,却不断有年轻公务员吐槽和离职于此也不无关系,例如80后公务员辞职时情真意切的自述以及湖北蕲春县株林镇党委书记陈菊珍的“自白”,就是对大多基层公务员现状的真实描述。
因此,给公务员涨工资,特别是给基层公务员涨工资理应提上日程,但要真正得到群众认可不能只期待群众的理性和谅解,更重要的是作为公务员自身要为自己争气,逐渐消除在公众心目中的不良形象,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第一,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民生问题的关注,加快廉租房、公租房建设步伐,减少群众在教育、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切实减轻群众负担,提高人民群
众的幸福指数,同时进一步优化劳资环境,提高劳动者的话语地位,使群众的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合理的满足,充分感受到发展给自身带来的好处。
第二,积极探索收入分配机制的创新,加快公务员薪资结构的调整,解决好工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进一步优化工资结构,使基本工资占主体,形成合理的地区间工资关系,同时建立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增长机制,使政策向基层倾斜,稳定基层工作的干部队伍。
第三,进一步扩大政府公职人员财产收入申报制度,改变以往工资保密的现状,同时继续规范和减少各种福利的发放,将群众深恶痛绝的隐性福利、灰色收入从身份特权上剥离下来,打造阳光透明的运行机制,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
第四,加强公务员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不断增强公职人员的服务意识和拒腐防变的能力,自觉抵制各种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败的不良现象,打造一支真正服务于民、遵纪守法的干部队伍,让群众感受到“公仆”的意识,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相信通过这样的努力,公务员队伍的形象会得到很大的改观,“加薪”将不再是万人质疑的难题。
本文由中公事业单位考试网提供
第五篇:公务员涨工资
公务员涨工资:重在公平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鹏19日在媒体撰文分析了当前国内经济形势,涉及九个方面。他透露,1997年以后收入分配改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我国收入差距应控制在40倍以内;从今年开始公务员工资将逐步进入上涨周期。
张鹏的文章分析了物价、消费、投资、进出口贸易和投资、城镇化、收入分配、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等九个方面,但多家门户网站纷纷聚焦收入分配,尤其是“公务员工资进入上涨周期”这句话引发很多网友热议。
公务员工资低要上涨,收入呢?
周期,算是一个科学用词,意味着客观、规律、必须、不得不。看来,公务员工资是一定要涨了。周期,就是公务员的定心丸,旁观者的封口令。一词之妙,胜过千言。
说到工资,确实不能冤枉公务员。这两年流行晒工资,也有省部级、厅局级官员出来现身说法,以正视听。不过几千元,万把块,谁要说这算高,就有点“陶醉于与公务员对抗”的味道了。至于基层公务员,更是闻者泣血,两三千元是普遍的。
这么一说,我已经恨不得举双手赞成公务员率先涨工资。不过,且慢。
好比帝王家也有三门穷亲戚,以公务员数量之庞大,这年头谁没几个公务员的相熟。可极少听说有公务员因为工资太低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进不起酒楼商厦。省级干部看病花费300多万,集资房价格只有不到市场价一半等新闻,倒不鲜见。至于吃喝烟酒之档次,相信你都懒得听了。形象的说法,是公务员有“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
所以啊,对于晒工资哭穷的官员公务员,应该诚恳地问一问,您有多少要自己花钱的地方吗?那些公款给配的用的,那些让人羡慕嫉妒恨的福利,是不叫工资,但能不能算作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改革,不是只看工资条吧。研究员只说工资进入上涨周期,用词之准,真是煞费苦心。
这些年,大学生为了“考公”可谓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如果不是有年龄限制,保不定会出现“范进中举”现代版。他们当然不是奔着高收入去的,但也不好意思说是奔着低工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去的吧,就像梅西前两天说的,“就算不给钱,我也会踢球”。还真有人在张研究员的文后跟帖说,就算不给工资,“考公”队伍也会挤破头。个中意味,闻者自明。
张研究员在同一章节,讲到了社保并轨,是这样表述的:“首先是事业单位逐步从小社保体系进入大社保体系,最终把公务员也纳入大社保体系”。这是改革的经验性路径,先易后难。为什么觉悟最高的公务员改起来却最难呢? 我并不反对为公务员涨工资,但,还是先把社保的轨并了吧,或者,来个齐头并进。
公务员涨工资更需要重视公平
工资收入尤其是公务员工资问题,总是一个很容易牵动人心的话题。这不仅是因为工资收入触及的是一个最为基础性的民生问题,同时也是因为,对于广大社会公众来说,“公务员工资”实际上具有某种双重性:不仅涉及一般的社会收入初次分配问题,而且也密切关乎政府公共财政上的二次分配问题。这意味着,面对公务员工资上涨问题,社会公众其实也有双重身份,既是旁观的羡慕者(对大部分普通民众来讲,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都是远高于自己的),也是有权参与的监督者,因为他们不仅是与公务员一样的劳动者,更是养活公务员的纳税人。
站在“公务员也是劳动者”角度,对公务员工资进行适当的调整上涨,当然完全没有问题。但若进一步站在“公务员由纳税人养活”角度,公务员工资究竟应如何“上涨”,如这种“上涨”与纳税人负担如何保持合理平衡,又与“政府过紧日子”的理念如何充分兼容,显然又需要进一步认真推敲斟酌。结合目前我国公务员工资收入分配,以及政府财政供养状况,笔者以为,以下几点或许至关重要。
其一,在内部的分配结构上,公务员工资上涨应主要优先侧重于那些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基层一线公务员,尤其是那些长期在艰苦岗位、行政级别很低、属于“非领导”序列的普通基层一线公务员。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囿于高度官本位的分配体制,基层公务员实际上一直普遍存在着付出与待遇不相称,“压力大、收入低”的问题。因此,公务员工资上涨不能是简单平均的“普涨”,而必须更有现实针对性。
其二,公务员工资上涨,应同时与包括“三公”在内的职务消费的“只减不增”甚至大幅“下降”,密切挂钩结合起来。当前一些领导干部级别公务员在“职务消费”方面究竟存在怎样惊人的“黑洞”,最近媒体的相关报道无疑已提供了大量鲜活的例证,如“一个地市级副职每年职务消费40万甚至100万元以上”、“配三辆公车”„„显然,如果能首先将如此奢侈铺张的职务消费“黑洞”有效堵住,从中节省行政成本,既能为公务员工资上涨提供资金来源,也不会额外增加财政支出。
其三,此外,公务员工资上涨,还应与财政供养人员的“只减不增”密切挂钩,也即,尽可能地通过精简机构、裁汰冗员的“减员增效”而不是简单增加财政开支的方式,来实现公务员工资待遇的提升。众所周知,尽管我国编制内公务员总量并不算多,但是“财政供养”意义上的公职人员数量却极为庞大,不仅包括千万计的事业编制人员,还包括数量同样惊人的大量编外“临时工”,如人们熟悉的协管、协警等。如果这些临时工也能有所精简,如按人社部最近提出的“临时工比例禁超10%”要求裁减,势必同样极大减轻财政负担,并为公务员工资上涨提供资金,既能增加对公务员的激励,又能充分彰显“政府过紧日子”的理念、不加重纳税人负担
“公务员工资进入上涨周期”需有前提
公务员该不该涨工资,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GDP在增长,物价在上涨,社会人均收入在增长,公务员工资理应上涨。但另一方面,公务员工资似乎并不低。比如,2010年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就透露,公务员平均年薪比事业单位人员平均年薪高出一万元,而企业人员平均年薪又低于事业单位人员。在今天,给公务员涨工资的前提,除了要看目前公务员工资处于什么水平,更应该关注公务员工资是否透明、规范、公平等问题。
也就是说,比公务员涨工资更重要的是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尽管几年前多个省市推行“阳光工资”改革,但这一改革只是将公务员以前除基本工资以外的收入(如补贴、津贴之类)都纳入到工资范畴内统一核算,并没有把公务员工资“晒”在阳光下。各部门不同岗位的公务员拿多少工资,局外人并不清楚。
在一个制度健全的社会,按理说,公务员工资是透明的。一是在公务员的财产公开信息中应该能看到工资;二是财政预算案中也应该能看到公务员工资。但遗憾的是,公众看不到公务员工资信息。所以,应先公开公务员工资,再说涨工资。尤其是在官员腐败严峻的今天,公众更关心公务员的灰色收入,只有公开工资和财产,才能给公务员理直气壮涨工资。(华商晨报 冯海宁)公务员薪酬改革应兼顾公平与效率
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一步,新一轮公务员薪酬改革正在筹备之中。人社部目前正在制定公务员薪酬体系改革方案,重心在于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一是规范公务员地区附加津贴制度;二是完善职务和职级并行的薪酬制度。
公务员薪酬本应该体现两方面的功能:一是报酬功能,一是激励功能。前者是指公务员付出劳动完成工作,可以得到相应酬劳,后者是指工资还应体现“奖优罚劣”,激励公务员把工作做得更好。但目前的公务员薪酬制度,在这两方面都有可议之处。
就报酬功能而言,当前的公务员薪酬存在着较大的“不公平”。正如媒体报道中已经指出的,从事相同工作的公务员,往往会因为所在地区、部门、单位等不同,而在薪酬方面出现巨大差别。比如,人社部工资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报告举例说,目前省与省之间最高和最低津贴相差3~4倍,同一省内不同地区也存在很大差距。此外,由于考核评估机制不够健全等因素,纵然在同一个部门、单位,也常常出现“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情形,可以说,公务员薪酬体系基本上还是一个“大锅饭”,往往既不体现“按劳分配”,也不体现“按绩分配”。就激励功能而言,公务员薪酬更存在着严重的“负激励”现象。从内部而言,公务员工资与职务级别严格挂钩,但实际上,职务越高,工资的激励效应就越不明显,甚至归零。因为,较高职务的公务员有条件获得公务接待、公车使用等其他诸多待遇,绝对值并不高的工资对他们生存和生活的意义都大大减弱。换言之,现行薪酬体系有时并不足以产生鼓励公务员更加努力工作多做贡献的目的。
这些都是就公务员体制内部而言。事实上,在外部公众看来,公务员工资“旱涝保收”,不需要紧随经济形势和单位效益而起伏,特别是有些部门公务员的津贴、福利以及个别部门灰色收入很高,这也是严重的“不公平”。另外,规范的公务员薪酬比起效益好的企业来并无优势,其实并不足以吸引真正优秀的人才,但还是出现所谓“公务员报考热”,人们实际看中的还是公务员薪酬的“大锅饭”特征。因此,现行公务员薪酬体系也造成了社会公众的“公平感”,同时对社会人力资源流动来说也是“负激励”。
公务员薪酬改革,不能只着眼于一些技术上的修修补补,而必须解决好报酬功能失衡、激励功能不足这两大问题。无论是规范公务员地区附加津贴制度,还是完善职务和职级并行的薪酬制度,都更应从这两方面去考量。
特别是,公务员薪酬改革还必须与规范“三公经费”等公务待遇、遏制灰色收入等密切结合起来,使得官员的消费主要是依靠其正常的薪酬收入。这样才能发挥工作薪酬正常的报酬功能和激励功能,使官员们时刻牢记自己拿的是纳税人付的工资,必须为公众热心服务,必须通过做好工作才能获得更多薪酬收入,必须廉洁从政。这样的改革,也才符合社会大众的期望,使公务员薪酬改革在整个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中真正起到示范作用。(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的重点所在
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一步,公务员薪酬制度调整不仅关系到公务员群体的切身利益,而且一定程度上还具有为整个社会确定工资基准的作用。
据报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在制定公务员薪酬体系改革方案。方案重心将放在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上,最主要的两个任务,一是规范公务员地区附加津贴制度,缩小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二是完善职务和职级并行的薪酬制度,把激励重心更多放在级别和专业技术职称上来,实行级别与工资待遇挂钩的政策。
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一步,公务员薪酬制度调整不仅关系到公务员群体的切身利益,而且一定程度上还具有为整个社会确定工资基准的作用。因此,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不仅公务员群体关心,社会关注度也非常高。作为一名有近20年工龄和10年政府机关工作经验的正科级老公务员,我对这次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同样高度关注,并想在此谈点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认为,从广义的角度看,现有的公务员薪酬制度是明显不合理的。突出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白色”薪酬即合法的收入偏低。以笔者为例,进行各种扣除后,每个月拿到手的基本工资是700元左右(住房公积金约1100元,其中一半从自己工资中扣除),各种津补贴约5600元,合计约6300元。这份收入虽然不是很低,但在我所在的某大城市生活,日常家用还是难免有点紧巴巴,一旦家庭内略有风吹草动,立即捉襟见肘,更不用说买房了。
有人可能会说,其他一些工薪阶层的收入比你这份收入还低。我承认这一点,但是我想说明,不能因为其他工薪阶层的收入比我们低,就认为我们的收入不低。事实上,相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家的劳动收入都是偏低的,只是我们没有低到其他一些工薪阶层那么低。原因就在于政府、资方和劳动者之间的财富分配不公平。
二是“灰色”收入即由单位统一发放但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收入偏乱。这方面,经过前些年的清理整顿,比如在上海,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市级机关普遍比较规范。但在一些基层单位,特别是内地许多地区,这块收入仍然不少。前两年全国统一清理“小金库”,就查处了很多这类资金,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从中可见一斑。同时,各种各样的公务浪费也相当惊人,比如办公用品浪费等,“三公”经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三是级差幅度过大。经过2006年的那轮改革,不同职务、不同级别公务员的工资差距被拉开,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的比例由原来6.6∶1扩大到12∶1。这虽然有利于“打破制度内的平均主义”,但是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对基层公务员的士气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尤其严重的是,工资之外的各种津贴和福利,不同级别之间的差距往往更大。
四是地区差异考虑不周全。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公务员津贴补贴都是地方自己制定,富裕地区补贴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津贴补贴相对较低,造成了不同区域之间公务员薪酬差距拉大。”其实,据我与外地公务员日常工作交流中所了解,中西部一些地区的公务员津补贴标准并不比东部发达地区低多少;如果考虑到物价特别是房价因素,这种差距就更小了,更不用说内地很多地方公务员还通过种种方式变相搞福利分房。真正存在差距的,是中西部省级机关、省会等较发达城市的公务员,与一些财政困难的地、县以下地区的公务员之间。后者虽然在制度上也规定有各种津补贴,但因为财政困难,往往不能兑现,从而造成差距。
五是正常的调整机制缺乏。比如我所在的某大城市,公务员工资已连续七八年没有调整过。而这七八年来,物价的增长幅度是众所周知的。六是“黑色”收入即腐败收入控制不力。大凡手中有点权力的公务员,都时刻面临着腐败的诱惑,事实上其中也确实有一些人通过腐败获得了丰厚的非法收入。一再曝光的腐败案件证明了这一点,不必讳言。
因此,在我看来,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重点是要在有效控制公共权力、防止腐败、减少浪费和摸清底数、规范收入的前提下,解决好“两个公平”问题:
一是公务员群体内部的收入公平问题。不仅要平衡好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更要平衡好不同级别之间的差距;不仅要合理设定不同级别间的工资差距,更要合理缩小不同级别间的福利差距。特别是要压缩中高级公务员明显过高的福利,将这笔钱用到更应该花的民生领域。
二是公务员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收入公平问题。要在实质性提高其他社会群体劳动收入的基础上,根据合理的对比标准和物价变动情况,适时合理调整公务员工资水平。
要实现这“两个公平”,关键是要改革公务员薪酬决策体制。首先,要把公务员薪酬调整的决定权从政府部门手里转移到立法部门手里,由立法部门在公开透明的条件下审议公务员薪酬制度、标准和调整幅度。其次,要制定公务员工资正常调整机制,根据物价变动情况及时调整公务员工资。再次,具体到这次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不仅要听取级别较高的公务员和政府人事主管部门的意见,也要多听听普通公务员和社会公众的意见,绝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关门搞改革。否则,本意在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此项改革,很可能像前几轮改革一样,最终沦为进一步扩大不公平的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