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 论文

第一篇：和平 论文

和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取向

【内容提要】纵观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史，和平主义始终是贯穿其中的命脉与价值取向。这亦可从马克斯·韦伯和罗素等西方大家的论著中窥见一斑。这一取向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因素共同培育与形塑的结果。

【关键词】 传统政治 和平文化 环境

我国著名散文家余秋雨先生，在对世界四大文明的发祥地考察后曾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中华文明为什么没有像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那样，在时间和空间的无限中销声匿迹而绵延不绝、延展至今?其原因之一是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种远征的力量。[1]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海外出现了一种“中国威胁论”论调。《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撰文，称全球化将使中国受益，反过来威胁美国的地位，“美国现在拥有不可撼动的世界霸主地位”，但“不能在本世纪续写荣耀”，理由是中国可能赶上来。耶鲁大学商学院院长杰弗礼·加腾(Jeffrey Garten)在《商业周刊》上撰文指出：世界经济对 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依赖，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一旦中国经济受到战争、恐怖袭击、社会**、自然灾害的打击，美国经济的“生命线”就可能被掐断。针对 这一论点，一些中国学者也纷纷撰文指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国势日盛，对他国的土地与资源并无染指之心，所想的只是维护本国的合法权益。而且回顾历史，中国式的战略文化和战略思维，一直是指向和平的。“亲邻善友，国之宝也。”[2]和平主义精神便显而易见。不过，这种和平主义的宣讲也招致了许多学者的反驳。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崇尚和平的事实固然很多，可相反的事实也不胜枚举。许多研究中 国文化的海外学者和西方学者，可以赞扬中国人的深刻、广阔、单纯、恬静、勤俭等美德，似乎还很少承认中国是一个和平之邦。[3](P34)特别近代以来，中西双方的接触常常是通过战争形态表现出来的。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文化在西方所得的一点“好感”，被一扫而空，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野蛮”、“残忍”的民族。至此，也易于得出一个结论：恐怕实在难有这样的民族和国家，天生就喜好和平。

一

然而近读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和英国大哲学家罗素的《中国问题》以及相关资料，然后重温了中国数千年文明史，对这一问题便有所厘清：中华民族实在是一个崇尚和平的民族，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取向，一直是和平主义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 程中逐渐积累而沉淀下来的精神财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存在于民族大众的心理的、知识的、生活的结构之中，并通过人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而得以延续。尽 管这种延续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而有所发展、嬗变，但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主流仍绵延不断地得以保持。被誉为“世纪的智者”的大哲 学家罗素，曾于1920年至1921年间，在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讲学，讲学完成之后，他根据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中国问题》一书。书中说中国人向以 博大的文化为荣，而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于追求自由而非支配别人。正如罗素所言：“他们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中国虽是两千年帝国的后裔，然而对 帝国的热衷却已极其淡漠了。”[4](P154)在这种文化熏染下的中国人非常骄傲，以致骄傲到不屑于打仗的程度。诚如罗素所言，“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 傲到不屑于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4](P154)。按罗素先生的意思自然是中国人爱好和平已习而成瘾。中国历史上虽征战连绵，但老百姓是天生爱好和平的。罗素接着论证了这一个观点：“我不知道哪国的诗人会像白居易那样，塑造了一个自残逃避的新兵……他们和平主义扎根于深思熟虑的观点，事实上扎根于他 们不愿意改变任何所见到的一切。”[4](P154)马克斯·韦伯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尽管战事频仍，但进入历史时代后，即逐渐成为和平化的世界帝国。”[5](P30)韦伯首先承认，中国文化的发展最初是以纯粹默武主义为标志的。但随着文官当政，意识形态自然地转向和平主义。[5](P32)因此，和平主义自有文明史以来，基本上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脉络。

综观中国历史，除却一些失常的行为，中国政治文化之崇尚和平，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中国与异族的战争中，多半是因异族入寇，我方才起而抗战；抗战胜利，亦能适可而止，以穷兵默武为戒。中国自秦以来屡 筑长城就是明证：长城是由历史命运铸成的一座巨大的纪念碑，它代表防御和不出击，是积淀着一种内向防范型文化的深厚思想的事物。西汉时，有个叫陈汤的，他 以单车之使，攻克了西域匈奴遗族这支强敌，回到朝内，不但得不到英雄式的欢迎，还受到种种责难。就是因为中国有“兴灭国，继绝世”的理想，这理想便代表一 种崇高的和平精神。[6]并且，中国人至少在士人阶级，是向不崇拜英雄的。成吉思汗，曾横扫欧亚两洲，英雄气概，史无前例，然最终也落得个“只识弯弓射大 雕”的评价。同时，中国历史上的名将，立大功，建大业，但重文轻武的传统始终没变。在历史上能不朽的军事人物，也往往因其有儒将之风，国人视班超高于李 广、卫青，其故在此。马克斯·韦伯也曾指出，武人在中国被鄙视，就像在英国亦受过200年的蔑视一样，一个有教养的士人是不会在社交场合中与武官平起平坐 的。[5](P137)重文轻武的传统，虽曾使中国流于文弱，但正是这文弱之气，成就了中国和平主义之源。

二

任何精神气质的获得，都离不开具体的土壤。和平主义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神特质，更离不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

(一)自然环境的影响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形成的基础。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有一定的决定作用，虽然这种作用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终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 方式的多样化，人们开始能动地利用地理环境，于是地理环境对人类具体活动的决定作用就逐渐减轻。生产力越发达，人类对地理的利用能力程度越大也越深，但这 一切都是以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条件为前提的。

中国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大部分领土处于北温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为发展农业提供了最适宜的条件，我国黄河中下游很早就形成了大片的农业区，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黄河文明。与西方的大海文明即蓝色文明相比，黄河文明是一种大陆文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农业的重要地位决定了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重视。西方政治文化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中国古代思想家地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质，就是强调人的行为与自然协调。由这种地理环境决定的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是实现对完满和谐的和平精神的追求。

(二)社会环境的制约

社会环境的制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基础的制约。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比照斯密之术语“商业之系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农业之系统”[5](P39)，农业民族与商业民族、游牧 民族的不同，在于商业民族好竞争，游牧民族好争斗，而农业民族自耕自食所以好和平。农业民族不但要居有定所，耕种也需有定时，因此，最怕骚动和变乱。一旦 战事兴起，往往流离失所，不得耕种，影响民生。因此，中国农民的最高要求就是过太平日子。金耀基在对中国人人格特征进行分析时提到农业社会对中国人性格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中国的政治文化。他认为，古典中国是典型的传统的农业社会，这形成了中国人顺乎自然的人生观，他们把自然界和人事界的种种安排视为天经地义，很少去改变世界。金耀基借用冷纳的术语，称为“闭固性人格”，这与现代工业社会的“流动性人格”相反。[3](P36)此外，在技术尚未进步的时代，农业是靠天吃饭的，每遇丰年，农民便对上天感恩报德；遇到灾年，便要进行祈祷，这也有助于培养和平精神。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对文化的发展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战斗君主军事上的神性和巫师的和平主义的神性是否能结合于一人之手。[3](P38)而在中国，这种决定作用却偏向于后者，诚如马克斯·韦伯随后所指出的，中国的君主是一个大祭师，是凭借古老天生的神性进行统治的。这种巫师般的神性恰恰是和平主义的。[3](P38)

2.思想观念的提倡。人类所以不能和平，战乱连年，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权力之争及对资源的占有。权力欲是人类最常见最具潜力的动机。古人似乎很早就看到了这一点，而以权力禅让为政治崇高道德。尧舜禅让，数千年来传诵不绝，奉为圭臬。孔子也曾有言：“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孟、荀也都主张“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到了宋明理学，更主张以通过心性的工夫，彻底超化权力欲，这便为和平主义在中国的 延续提供了思想上的教化。“中庸”之道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早已成了人们普遍的思维原则。由于全民族在“贵和尚中”观念上的认同，使得中国 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中庸”与政治的关系最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思维方式上。中庸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它要求执政者“执其二端，用 其中于民”(《中庸》)，妥善协调各方面的矛盾，实现和谐(“和为贵”)的价值目标。在评价中庸思想时，不能简单地把中庸等同于折衷主义，把中国古代官场 讲求不偏不倚的折衷倾向理解为中庸之道。应该说中庸思想倡导的崇尚和平，讲究信义，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群体的和谐，是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对调适、化解、规范社会各方面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使社会不至于在无谓的利益冲突中频繁**乃户至消亡，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3.国人性格的影响。中国之热衷于和平，实乃是中国人性格淋漓尽致的表现。在这一点上，海外学者和西方思想大家都曾有过精彩的论述。我国台湾学 者金耀基在对中国人性格进行一般性观察时列举了辜鸿铭、史密斯、威廉姆斯和美国汉学家亚瑟·莱特关于中国人性格的观点，莱特提到了中国人的13种性格特 征，其中之一就是与人无争。[3]正是这样的性格特征，造就了中国文化特有的价值取向。罗素也提到中国人性格不利于战争而有志于和平的方面。他的一位北京 友人向他展示的一些画，令他印象十分深刻：苍鹰捕雀，鹫栖大枝，水鸟傲立于冰雪之中。罗素认为，这些画表现了中国人的善于体恤，这种性格不利于战 争。[7]罗素还同时提到中国人性格中的宽容和忍耐精神，并对这两种精神表现出极大地惊讶，中国人的宽容，欧洲人根据本国经历是无法想象的，但最让欧洲人 惊讶的莫过于中国人的忍耐了。正是这两种精神形塑着中国人的性格，使中国趋向和平而不是战争。

4.本土宗教的渗透。佛教戒杀生，慈悲为怀，在崇尚和平这一点上，较之中国正统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便逐渐渗透到民间，至隋唐 曾盛极一时。佛教的基本精神，于是为正统文化所吸纳，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隋唐以后多年，佛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不在本土文化之下，这从佛寺的数目 和孔庙数目的比较中可明显看出。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曾有效地培养了和平精神，这是绝无可疑的。在宗教的影响中，儒教和道教也无处不在地渗透着和平主义。在这方面，马克斯·韦伯在其所著《儒教和道教》一书中有透彻的论述。马克斯·韦伯分析中 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时认为，最基本的原因是中国缺乏一种像禁欲的新教教义那样的精神气质。用韦伯的话来说，“儒教的理性主义是 去理性地适应于此世，清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5](序)这两种理性主义的区别在于一种是消极适应，一种是积极支配；一种是秩序，一种 是反秩序的。对于儒教的这两种理性主义，陈秀同说：“宁作太平犬，不作离乱民。”[5]正如这句话所显示的，儒教的理性主义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罗素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虽然革命和战争时有发生，但往往不甚激烈，这是因为儒教的平静观起了重大作用。[4](P31)他又指出，中国很少发 生血淋淋的战争，在这样的国度里，兵祸之灾没有我们厉害，那就是因为儒学的缘故。[4](P31)尽管罗素的观点有点武断和偏激，但儒教内含的和平主义因 素却是不容置否的。和儒教一样，传统道德也具有和平主义的精神气质。道教引导人们隐匿于世的方式或作为隐士离群索居于山林，以保全一己的纯真与谦逊。在韦 伯看来，这种精神是与鼓励人们跳出狭隘的生活圈子到广阔的天地里施展自己才能的创业精神背道而驰的。[5](序)

三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富含和平精神，中国的传统社会也足以培养和平精神。但一部世界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血淋淋的战争史。那么，如何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这种和平主义精神成为世界的和平主义，便是每一位关注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的学者要探讨的理论课题。诚如罗素所言，中国人摸索出的富含和平的生活方式，已沿袭了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所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4](P7)站在新世纪的前沿，重新审视近百年前哲人的明导，便知中国之和平对于世界争取和平的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余秋雨.行者无疆·在浙江大学第九届登攀节开幕式上的演讲[Z].北京：华艺出版社，2001.2.[2]江泽民.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1997-11-3(1).[3]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5]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宝译)[M].杭州：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6]刘志琴.文化危机—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Z].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7]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上海：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7

第二篇：和平公园景观论文

和平说

姓名：李丹

班级：08建筑学二班

学号：0810010225

【摘要】本文主要是从和平公园的人文思想，总体空间布局，景观构成要素，景观形态构成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阐述了“和平公园”的文化内涵，整体空间布局的秩序，对于声、光、电等景观要素的运用。最后对整个公园空间感觉的介绍，给去游玩的游客方向性的指引。使人们得到身体与心灵的放松。

【关键词】 文化

空间布局

景观要素

形态构成

和，相应也，谐也；平，语平舒也，正也。

和平公园，曾名湘潭公园，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湘潭市人民政府为发展城市公用事业而兴建的，位于市区北面，湘黔铁路以西，1955年建成开园，全园绿地覆盖率在是湘潭市一座独具森林气候，环境优雅的科普公园。经过多年的发展，拥有占地面积36公顷，其中水面面积就达到23公顷。公园陆地面积的林木中尤以梓、樟、楠、玉兰和银杏等乔木为主。

下面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一下和平公园的人文思想和特色。

一、文化内涵——和谐，平安

中国古代的“和”“顺”，“谐”，“合”槠义，的“平”相组合，便产生了暂新的“和平”概念，而这一初意本为描摹人的心气与心态的词语一旦进入对人事，对世像，对社会的规范乃至界定集团与集团，时，就赋有了它其丰富的含义，最终成为世世代代人们对最高理想境界的追求，里就开始出现了“既和且平”样的诗句，而到了秦始皇帝于秦二十八年立琅琊碑，称“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它便正式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但这只是美好的愿望，翻开一部中国史与世界史，便是一部战争史，毛泽东总结的好：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战争与和平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为了求得人民与民族的解放，为了彻底的反对侵略，湘潭人毛泽东与彭德怀出神入化的指挥了一系列震惊中外的神圣而正义的战争，坚决消灭不义战争，为实现世界永久性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样，历史也见证了湘潭因和平而带来的辉煌。自前明号为小南京，洲至小东门岸，帆樯蚁集，连二十里，廛市日增，蔚为都会，是称天下第一壮县，一九四九年八月，湘潭和平解放，这里以祥和欢乐地姿态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方土地上又涌现象征和平的代表人物世界文化名人齐白石，他以自己的画笔，活充满着希望与热爱的和平鸽，当他荣膺世界和平理事会一九五六国际和平奖时这样说：“原来我所追逐的就是和平。”同样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人民掌权的城市在这里建起了湘潭第一个公园，市政府特地名其名为“和平公园”。

历史终于前进到了二十一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其以后冷战时期的结束，80%以上，70%被林地所覆盖，实际包含了“调”，当它一旦与“平正”，早在《诗经》“终和且平”这“人世难逢 杨梅刚刚结束战争，描绘了对生和平与发

现在的湘潭和平公园 观念，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展开始成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正当我国和平崛起之时，和平公园与二零零九年再度拓展规模，重新旧制。

二、总体空间布局——层层叠进，两侧发散。和平公园的造园手法采用的是由一条景观主轴引导游客，然后再往两边延伸的方法，使整个公园在空间秩序上井然有条。步入和平公园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通过镂空的围墙隐现出来的“镇园之宝”——罗汉松。树龄150余年，树高约1.8米，地径约30cm，乃国家二类保护植物。其古朴典雅的气质给整个公园带来了一种清新淡然的神韵。然后沿着景观轴，来到了下一处景观节点——和平雕塑。和平雕塑是整个公园的文化中心，寓意和谐、平安。右侧石头上刻有“和”字，与左侧的“平”相呼应。两侧石头上的图案，古诗词，给来园观赏的游客不仅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而且还有精神上愉悦。再往下走，便就是公园的中心——和平广场，也是公园的高潮部分。广场上，有追逐打闹的小孩，有锻炼身体的老人，有驻足停顿的游客，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聚集着，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这是一种不同于大街上那种拥挤嘈杂的烦闷的气息。我想一个公园的意义在此刻得到了完美的展现。接下来就到了公园的结尾处——动物园。该动物园占地面积24719平方米，有11个特色展区，100余个品种，1000余只动物，是游客亲近自然，关爱动物的科普休闲场所。

沿着主轴的两侧还分散着儿童游乐园，游乐场，烧烤场，赛车场等游玩设施，公园不仅是成年人放空心灵的场所，小孩子在这里也同样有属于自己的天地。整个和平公园在空间上层次分明，转换衔接自然，使游客在有限的空间得到了无限的感受。

三、景观构成要素——声、光、电。

景观是人置身其中感受的艺术，视觉、嗅觉、听觉、触觉等共同参与了对景观的体验。

声光电等要素在景观中的作用与造景方法在现代景观设计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了。

公园的西侧的长廊（如左图）里每天清晨都有乐器的练习，清脆锐耳的乐器声，此起彼伏，使整个公园顿时活跃起来。长廊被树遮掩的，给人一种只闻其声的神秘感。隐隐约约，欲见还羞，正是这种朦胧感，使游客在这里驻足停留。赏心锐目的同时，耳朵也来了一次彻底的沐浴。

光的运用，这是我这次游和平公园感触最深的部分，日本著名建筑师安藤忠雄曾说过：“一个人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呆在光明之中，从远处凝望光明，朝它奋力奔去，就在那拼命忘我的时间里，才有人生真正的充实。”或许这句话放在这里不是很贴切，但是不管怎样，他都充分肯定了光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光的神奇，有时候就是在一种不经意间体现出来的（如下图），我本意是去拍那个挂牌的，当我把焦对好之后，忽然发现镜头里光线从天直泻而下，原本阴霾的心情，顿时放晴了。这虽然是我个人偶然的收获，但是在和平公园里，对于自然光线的运用，是无时无刻不在的。由于公园里栽种了大量的高大的乔木，阳光透过稀疏的树

叶，洒落在地上，那些斑驳的树影，偶尔还可以看到自己拉长的身影。在这种“光空间”，游客可以自由的翱翔，抛开困扰自己的杂念，使自己来一次心灵的旅游。

至于电的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公园保持生命力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像这种集儿童游乐和植物景观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儿童游乐设施的设置，让整个和平公园都充满的生气，周末闲暇时，带着孩子一起游玩一下公园，不仅大人可以放松心情，小孩子也可以在这里尽情的玩耍，吸收大自然的灵气，尽享天伦之乐。

四、景观形态构成方法——穿插、动感

在造型艺术中，穿插就是两个或多个形体相互穿破各自的界限（有形的或无形的边界）而交叉、通过、穿破、切合、叠加或并置，或者使两个物体互相渗透交融，是后来者打破、打断原来的形体、过程等的一种行为，使原本简单明了的性质变得不定、多变、复杂、丰富、造成一种冲突与变异的效果。在和平公园这种构成手法的运用是比较普遍的，我感触最深的是，儿童游乐场的的森林小火车，它是在用石头推起得假山中，穿过山体，开辟了一条小轨道。站在我拍照片的角度，隔几分钟就会看到小火车穿过山体（如左图）。这种运动的穿插，在这个公园里处理的非常的巧妙。

“动感”是通过景观形态创造所产生的一种“动势”，是视觉力场和视觉力度所造成的视觉感受。动感构成的手法有倾斜、楔形物、重复、交错、聚焦、错视等。在设计中常以倾斜的形或趋势构成画面中最抢眼的元素，如和平雕塑两边的非线性石碑，通过这种不规则的边组成的体量，造成景观形态的动势，给人一种变化的快感。在景观各种造型元素式样中，造型元素改变其原来的方向而发生重复，就好像偏离了其原来的位置一样，从而产生动态的效果，这就是“交错”。这种手法，在这个公园中运用的比较多，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儿童游乐园里的过山车（如下图）。高低错落的轨道，伴随着游玩的人们的尖叫声，整个画面是无比的生动有趣，有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美，算是对“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句话一个很好的诠释了。一个设计的好与坏，就是通过体验这种不经意中给人带来的感受来衡量的。

通过这次对和平公园的考察，不但了解了和平公园整个公园的形态，特征。最主要的是通过自己走进去体验，感受设计者给我传达的信息和一些构成手法，都是我今后应该努力学习的方向。作为一个设计者，一定要思考：我的设计想要表达什么。至于最后使用者体会到的和你想表达的是否一致，那都是次要的，正因为有多种解，设计才体现出了他的生命力。

通过此次写景观论文的一个机会，不仅让我了解了景观设计中的一些构成手法，更主要的是让我感受到了设计的魅力。

参考文献：

[1] 顾馥保等.现代景观设计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 邬建国.景观生态学——概念与理论.生态学杂志 [3] 顾馥保.建筑形态构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4] 何歌劲.和平说.和平公园碑文

[5] 刘福智.景观园林规划与设计.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三篇：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途径 论文

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途径 论文(2009-12-13 14:27:27)

标签：杂谈

愿两岸和平统一分类：銘飒豐際

——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途径的思考

今年台湾岛内台风灾害发生后，在大陆满腔热情大力援助台湾时，台湾岛内对大陆的善意援助与支持被严重扭曲，被污名化，政治化，充分反应了台湾对大陆的强烈不信任感。而两地灾后大陆网友频频发出这样的愤慨“台湾受灾时大陆捐了多少钱物？但是汶川地震时台湾捐了多少？”„„

这些事件均反应了两岸关系的对立仍没有缓解，两岸关系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可是，这发生的一切都不能断了两岸人民期盼两岸和平统一的美好愿望。人民和政府都还在不断的为之努力中。

胡锦涛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民革台盟台联委员时指出，台湾问题事关祖国完全统一，事关国家核心利益。我们要遵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自从“国共内战”留下“台湾问题”以来，在长达60多年的时期中，台湾海峡两岸一直处在“不统不独”的政治僵局中。在最近几年中，台湾海峡两岸的人民、各政党以及两个政府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达成早日结束“不统不独”政治僵局的共识，都希望早日解决“台湾问题”。胡锦涛强调，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利于两岸发展和稳定，必定造福两岸同胞；“台独”分裂活动，有害于两岸发展和稳定，必定贻祸两岸同胞。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所系、共同责任所在。经过两岸同胞长期共同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具有更为坚实的基础、更为强劲的动力、更为有利的条件，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再次呼吁，两岸同胞团结起来，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共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共同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胡锦涛强调，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基础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目的是为两岸同胞谋福祉，途径是深化互利双赢的交流合作。我们要继续促进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继续推动两岸直接“三通”进程，也要继续努力争取恢复和进行两岸协商谈判。台湾任何政党，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流对话、协商谈判。谈判的地位是平等的，议题是开放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谈。通过谈判，寻求解决两岸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外交往等重要问题的办法，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进行规划。我们期待，两岸双方共同努力、创造条件，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胡锦涛指出，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要靠两岸同胞共同努力。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１３亿大陆同胞和２３００万台湾同胞都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我们真心诚意关心台湾同胞，充分考虑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切实维护和照顾他们的正当权益。凡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凡是对维护台海和平有利的事情，凡是对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好。我们将始终如一地履行对台湾同胞作出的承诺，既不会因局势的一时波动而有任何动摇，也不会因少数人的蓄意干扰而有任何改变。我们要最广泛地团结台湾同胞，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只有实现大团结，才能促进两岸关系大发展。对于那些曾经对

“台独”抱有幻想、主张过“台独”甚至从事过“台独”活动的人，也要努力争取团结，只要他们回到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我们都将热情欢迎，以诚相待。

如果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台独”是一个只有成本没有收获的买卖。“台独”只有让台湾永远的付出代价与金钱，却不会有任何的收益，不会让台湾得到尊严，也更没有安全，也没有成功的希望。到头来，只能是劳民伤财，两头空。

如果台湾有独立的条件，有独立的可能，争取台湾独立可以作为一个政治目标，全力推动。问题恰恰是，台湾绝没有独立的条件与可能。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文明的中华民族，一个正在强大的中国，怎会让祖国的宝岛分裂出去？怎会容忍台湾独立？就像台湾不会让台北独立一样，像美国不会让夏威夷独立一样。台湾当局将独立的条件寄托在美国的支持上。然而，即使台湾有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承诺协防台湾，但美国也是有条件的，况且在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下，美国即使不愿让中国统一，承认台湾实际上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但也不会容许台湾搞公开的或法理上的独立，绝对不会。台湾当局的独立决心再大，民意基础再高，也无法抵制13亿中国人民保卫国家领土与主权的意志。只要中国政府与人民不答应，“台独”就绝无成功的可能，台湾仍是中国的台湾。历史将会证明，“台独”只会空耗台湾的资源，空耗台湾人民的精力，最后换来的还是一场空。台湾的安全与尊严不是建立在追求台湾独立之上，也不会建立在不确定的美国协防台湾之上，而是应建立在没有台独台湾最安全的逻辑思维之上，建立在构建两岸和谐关系之上，建立在海峡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下长期和平共处与共荣之上。可以肯定地讲，“台独”绝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也不会让台湾人民有尊严。台湾出路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寻求与大陆的真正和解，实现经济的整合，争取互惠双赢。“台独”，没有出路，台湾更没有明天。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胡锦涛总书记对台工作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中央对台政策的重要主张，也是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同样，要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海峡两岸的共同责任，需要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不只是大陆单方面的努力就能实现的。因此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要靠两岸同胞共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由两岸同胞共同享有”。

我们必须抱有两岸和平统一的美好愿景，从历史的高度、从政治的高度分析和实践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路径。

海峡两岸1949年的隔海分治，从政党政治来看是国共两党利益分配冲突的结果，但从价值系统上看是意识型态选择的分歧，在利益冲突与意识型态分歧的纠葛下，两岸经历了三十余年全面性交流的断绝。在1980年代两岸开始开放交流后，两岸爆发了长期积累的能量，两岸交流迅速展开。然而，由于政党政治斗争所导致主权上的争议与文化上的意识型态相互纠结，自然也就阻碍了两岸关系发展的脚步。台湾学者石之瑜就认为，“两岸的政治领导人均仍习惯性地高举主权或民族主义的旗帜，„。面对着各种新兴的、自发的社团组织，两岸政府又开始启用一些道德性的、意识型态的口号，希望重新组合人们的思绪，巩固逐渐模糊的政治认同..。这就促成两岸彼此用冲突性的政策，以维持起码的敌意，促使社会团体自觉必须依赖政治力量。”在不区分国家与政权、政治与行政的背景下，两岸的文化交流、民间往来，就有着非常多非理性的阻碍。更不用说两岸政权对话，行政沟通。因此，回顾二三十年的两岸关系发展路途上还存在基础争议以及方向有所偏离。从两岸发展的基点来看，在于

并没有实现国家和政权的分离；政治和行政的分离。正由于基点不平衡，两岸关系发展的方向并没有重视发展民间社会力量，并没实现公权力和民间社会的互动。

国家与政权问题一直在纠结着两岸关系发展，国家与政权相分离。一些外国势力和“台独”势力就试图混淆国家与政权，进而来否认“一个中国”原则。无论台湾方面是否愿心平气和地接受，在目前的国际政治现实中，中国大陆方面在绝大多数场合代表着中国。同样地，无论大陆方面承认与否，台湾方面所坚持的“中华民国”这一政权符号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事实上依然行使着“代表中国”的政治功能。刘国深教授上述“球体理论”使得国内外对两岸清晰的理解。不仅区分了国家与政权，更展示了一个中国的清晰现状。

两岸关系的定位过于从政治层面，尤其是政治对立、意识形态上来思考问题，显然就忽视了政治与行政分离的必要性。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早就提出: 行政与政治不同。就我们所知，尽管一些外国势力和“台独”势力试图混淆两岸之间政治和行政，但是台湾地区的政治与行政分离设计做得很好，其文官制度比较健全，政务官成败去留由选举来决定，事务官则保持相对稳定。如果能实现政治和行政的相对分离，这有利于两岸公权力在行政事务上的交流和合作。因此，有专家提出，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愿景得到双方高层的认同背景下，专业研究人员开始有条件寻找两岸共同治理的共识基础、路径与模式。两岸共同事务的概念内涵非常丰富，除了各自境内事务外，与两岸相关的所有事务，都可称为“两岸共同事务”。他建议，两岸可考虑成立“两岸共同事务委员会”，共同策画、组织、协调、控制和监督两岸共同事务的合作问题。

在理清前面两个分离的基础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最重要的是在于落实。长期以来，两岸公权力的你争我斗，显然就没有民间社会说话的份。而这就需要两岸政府的“共同治理”。这共同治理不仅存在两岸之间公权力，还在于民间社会参与两岸治理过程中。在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背景下，两岸民间社会参与治理具有明显的优越性。随着两岸“三通”的基本实现，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局面的逐渐形成，民间社会整合趋势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作用日益凸显。因此，在治理视角下，民间社会力量完全可以、也理应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构建主体之一，成为两岸公权力进行政治协商的重要推动力。

以上所述的“国家和政权的分离”、“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和“公权力和民间社会互动”这“二个分离，一个互动”正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深教授在其《试论和平发展背景下的两岸共同治理》一文中以“国家球体理论”、“政治与行政的分离”、“民间社会和共同治理”等思想为基础提出的两岸和平发展新路径。

实现海峡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有利于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直接“三通”的基本实现，可充分实现海峡两岸经济资源有效合理配置，让生产、经济要素在海峡两岸之间流动更加便捷、高效，将为海峡两岸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与好处。其实现更重要的经济意义在于，让所蕴藏的两岸经济合作潜力与能量逐步得到释放，为两岸经济合作创造新契机，将会形成新的两岸业产分工与合作格局，同时为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或制度化安排创造了基本条件，有利海峡两岸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与一体化发展，也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更为坚实的基础。

而作为中国当代大学生，我们更应该肩负起这历史的重任，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做贡献。首先我们应当明确：两岸统一是为了彻底打破美国套在中国脖子上的岛链，彻底改变将尽七

十年的中国人的“兄弟相残、外人渔利”的局面。然后要明确两岸关系紧张的核心要害是台独，而台独的最核心的危害是台与美日结成军事联盟或事实上的军事联盟。待我们明确了两岸统一最终要实现战略目标和台独的最核心的危害。解决两岸统一的策略的思路就应该变得广阔许多。凡是能成功遏制台独最核心的危害发生或有利于实现我们两岸统一战略目标的所有策略，都是我们应该积极考虑的。在现阶段，要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历史性飞跨，一种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办法是：把这一历史性飞跨分解成易行的三个战略步骤来走。那就是，第一步：两岸首先实现邦联；第二步：由邦联向联邦跨进；第三步：由联邦最终实现完全意义上的一国（一治）。

第四篇：毛概论文-中国和平外交

浅析中国和平外交的现状

摘要：从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人民一直努力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走和平发展之路，并一直在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和平、平等共事的国际形象，但是实际往往是事与愿违。从邻国的“大国威胁论”到欧美国家对中国发展的施压，从一年前的钓鱼岛争端、伦敦奥运的不公平判决到最近菲律宾对台湾渔民开枪挑衅，都显示着中国的外交并非一帆风顺；现在的外交不是简单的军事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更是经济战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博弈。那么，中国的外交又将何去何从？

关键词：平等外交、外交转型、经济发展

一、中国对外的和平外交政策

1、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就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强调，中国真正的独立和国际上的平等地位，据不能靠外国恩赐，主要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我国外交政策也相应得到发展：邓小平在外交工作中强调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主张并积极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确立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推动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326-330页）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对外交往是以和平为主轴线，以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在国际上努力营造一个平等、公正、合作、爱好和平的形象，努力追求世界和平和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2、和平外交政策的意义

1）体现了大国的胸怀和爱好和平的品质

和平的外交政策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愿望与品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世界眼光、宽广胸怀和外交能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开创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普遍赞赏，（《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330页）提高国际认知度，赢得有利的国际环境。2）有助于促进中国的发展

中国通过走“和平路线”，为自己树立了爱好和平的形象，争取到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为我国自身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使中国人民有精力投入到经济发展中，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的和平形象得到国际认可，为中国赢得许多国际“朋友”，创造好的条件使外国企业愿意到中国来招商投资，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经验，同时也把中国拉入到国际贸易的行列中，带动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升。

二、中国面临的外交现状

虽然中国在国际上一直努力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形象，但是情况却不容乐观。近年来，中国与周边邻国总是发生领土争端。去年，菲律宾海军欲在南海黄岩岛附近抓扣中国渔民，被赶到的中国海监船制止，双方发生对峙，致使中菲黄岩岛之争不断扩大。（《中菲黄岩岛之争》）近日，菲律宾又在与台湾的经济重叠海域开枪扫射台湾渔船，导致渔船的破损，一名船员的身亡。而菲方拒绝对台方赔偿道歉，仅仅是对遇难渔民的家属表示“同情”。菲律宾的挑衅行为毫无疑问地激怒了中国，这使得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和平外交受到障碍，同时也使得中国在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受阻。

但南海争端不仅仅只是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冲突，在菲律宾之后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挑起事端。南海争端事件的不断升级不单单显示的是菲方对南海资源的争夺，更是美国通过挑起是非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刺激美国军事经济发展的迂回战术，不仅如此，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政治的干预来宣布自己对世界的控制权，通过战争来打击不受控制的国家，这样做有利于美国的霸权政治，并将发展中国家作为自己的工厂以及消费场所，带动其本身的发展。

从南海争端中，我们可以看出，南海问题不仅仅是资源问题、领土问题、主权问题，它的背后透露出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政治打击和经济掠夺。

三、外交转型，共创世界和平

虽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逐渐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迅速的发展引起了发达国家的不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常常介入各国争端中，一方面为了是加强自己的霸权地位、获得世界国家的控制权；另一方面是为了争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而资源的争夺归根结底是为了经济的发展。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中国的外交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资源之战，而是经济之战、发展之战。所以，中国外交转型也是中国走向和平外交的必经之路。

对此，我们首先应该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因为它不仅为中国树立爱好和平、平等交往的良好形象，同时也能给中国创造良好的发展平台，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机会。

其次，我国应该在刺激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需要进行经济改革和经济升级。中国一直作为其他国家的制造工厂，可见中国对于“制造”的技术已经不弱于其他国家，但中国在国际上却始终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改“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是提高经济制造水平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我国的立法也需要更进，提供创新产业发展的平台、刺激创新产业的发展、保护个人产权等措施也有助于我国提高自身经济水平。

最后，我国政府也应该转变观念。虽然中国在有些地方不如发达国家，有些资源不比周边邻国，但是并不代表中国不敌这些国家，只要国家政府肯下功夫在经济发展规划上、落实政策，而不是首先考虑个人业绩或者只说不做，那么中国必定得以迅速发展。而与各国之间真正的和平外交、平等外交将不远了。

参考文献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中菲黄岩岛之争》

《中美建交的曲折历程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浅谈南海之争》

《中国外交三十年:对进步与不足的若干思考》

第五篇：论中国和平崛起(形势与政策论文)

随着当前主流意识形态有关“和平崛起”口号的提出，社会各界对于这个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争论，包括对于中国目前是否具备了提出这个国家战略的资格或本钱，对于我 国的和平崛起究竟能否成为现实，以及对于国人可能起到的麻痹作用，对于目前的国际政治秩序，特别是周边的军事、经济和地缘方面的实际状况，以及我国当前国 家发展的战略规划的设想，等等。下面我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谈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一、“崛起论”的定位是否准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

中国“崛起论”就国内来说，具有把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从过去的政党认同转向国家认同的政治意义。这里涉及一个国家利益的合法性转向，如何凝聚 几近崩溃的人民的政治认同，用国家形态来重新塑造国民对于国家的认同，这是我从这个理论中读出的潜在意义，我认为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做些文章，有利于推进 政治改革从一般行政领域上升到国家政体的层面。现代国家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的政治形态，近百年来，我们不乏民族意识、政党意识、阶级意识，但国家意 识、国家利益却只是限于一个狭窄的被垄断起来的外交领域，还没有深入每一个国家公民的心灵。所以，我认为虽然这个问题的提出更多的是基于执政者的对外关系 的考虑，但完全可以通过国家利益问题的探讨，来整合目前混乱的社会政治意识。它的潜在的内政意义大于外交意义。

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是我们当今的时代主题，也是现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因为从新旧两个政治传统 来看，有关现代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都远没有完成，甚至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现代国家涉及国家的主权、政体、公民权利与义务、法制、民主与宪政，以及公共德性 等多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在我国都很缺乏，甚至需要从零开始建设。一个强大的宪政国家，加上公民自由权利的充分保障，再加上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些是 现时代的中国国家建设的主题，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内政目标。从历史上看，它们也是西方发达的民族国家在三、五百年所大致走过的历程。

但是，问题在于面前的世界格局和21世纪的国际新秩序正在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们正处在一个世界政治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而这个 所谓新时代所面临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与我们的国家主题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反的。应该看到，西方主流社会早已经走完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阶段，它们主 导的世界格局正进入一个后国家（post——state）的时代。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已经逐步纳入一个后国家的国际新秩序 中加以解决，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问题不再是国际政治的首要问题，国际机制、国际联盟和跨国经济等逐渐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中心问题。而这样一个全球化日益密切 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显然不能脱离国际社会而单独发展自己的国家经济，构建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在与国际主流社会的交往中，几乎所有的后发国家都不可 避免地要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要建设自己的现代国家，这是一个必须但又没有时间可以从容完成的补课内容，但另一方面，又必须适应国际的主导趋势，加 入世界秩序的去国家化的议题之中。

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它在世界格局中日益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其经济的持续发展如果能够长期保持的话，它作为一 个地区性大国的位置显然无可争议，甚至在今后还具备了发展为世界大国的潜力。但是也正是因为此，我们面临的两难困境也就格外严峻。一方面，我们要构建我们 的现代国家，真正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为国家的发展奠定基础，通过国家来凝聚人民的认同，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使中国成为与其历史、地域、人口和 文化相匹配的现代国家；但另一方面，一旦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国家，它不可遏制地就势必对现有的国际格局产生影响，与其他国家或国家联盟发生利益冲 突，因此难免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发出质疑。

二、“和平崛起论”的战略意义大于政策意义，它符合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

政治家们提出的和平崛起，或许难免有欺骗的意义，但把“和平”与“崛起”联系在一起，其实开启了一个新思维的空间。根据有关的资料显示，“和平崛起论”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两种论调，不过，这个论题远远大于上述的国家间关系的政策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 为这里涉及一个有关国家利益的根本考量。

按照政治现实主义的一贯理论，国家间利益的获取主要依靠各自的实力，特别是军事权力的能力，因此，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引起国际秩序和利益格 局的变革，对现在的大国构成挑战，冲突，乃至剧烈的冲突就是势所难免的，所谓和平的崛起只不过是政治家们的修辞。所以他们的观点是悲观的，认为世界权力的转移往往伴随着战争，中国目前的崛起也不会例外。政治自由主义在如何看待大国和平崛起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所谓“民主化好战论”，一种是“民主和平论”。按照第一种理论，中国以民主化方式和平崛起的立论便不能成立。因为这个理论暗含着一个前民主大国崛起的“和平悖论”：它要和平崛起，必须以民主化方式崛 起；而民主化将使它更富侵略性，使和平成为泡影。这等于说，中国要和平便不能崛起，要崛起便不会和平。“民主和平论”与之相反，它的基本看法是：民主国家 不会或很少对其他民主国家发动战争。这个理论如果成立，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个可能的事件；如果不能成立，中国的和平崛起则是个不可能的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论的两派观点，都涉及一个重要的维度，即国际秩序中的国内政治结构或政体问题，无论是战争论的还是和平论的，都认为一个大 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格局的变化，与其政治制度有关。其实，自由主义的战争与和平观，其政治哲学的前提在于康德主义的永久和平论，只不过康德的宪政共和主 义的人类和平图景，在我看来比民主论更为深刻的揭示了世界秩序的本质，当今“欧盟”的理论与实践就是康德主义的一个前奏。暂且不说上述的三种主要观点的是 非，而且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国家利益、战争与和平等等，都是建构出来的，本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必然。从我国的长远目标来看，致力于一种和平的国家崛起战 略，是至关重要的，这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但要达到这一点，必须超越目前的地缘政治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建立一种超越战争与和平论 的国家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