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法的精神与权的界限——《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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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精神与权的界限 ——《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社会契约论》(又名《政治权利的原理》、《民约论》)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最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与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以及约翰•洛克的《政府论》并誉为西方四大政治名著,成为世界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古典文献之一。若要更好的研读、理解《社会契约论》这一西方经典著作,便不得不事先对本书的创作背景有所了解。
一.《社会契约论》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诞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可以说,当时的法国社会具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封建的社会制度等级森严,处于不同等级的人是不平等的——不仅是身份和地位上的不平等,还包括劳动与财富上的不平等,并且这种阶级的不平等性愈演愈烈;二是受到了当时启蒙运动思想的深刻影响,作为启蒙运动中心的法国,同样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及有识之士激励地批判着社会的封建专制和宗教的愚昧无知,大力宣传自由、平等与民主,意欲将法国人民引向新的光明。
而作为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卢梭对法国封建社会所进行的批判最为严厉、也最为激烈,其政治理念与思想精华在这本《社会契约论》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或者说,正是由于当时这一大的社会历史背景,激发了卢梭的自由、民主意识,促使他创作了这部永世流芳的《社会契约论》。
二.《社会契约论》的主要内容
在这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以“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P5-6)为其前提假设,认为人们有权享有天赋的自由,没有人生来就是奴隶,也就没有人生来便是僧侣或贵族,人人都是生而平等的。只是当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时,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然而与其说成是“转让”,倒不如说是人们做了“一桩有利的交易”(P41),其最终的结果并不是使自己成为奴隶,而是通过达成一致意见、制定社会公约,结成了一个由公意所指导的人民共同体,即主权者。它使人的“自然的自由”转变为被公意所约束着的“社会的自由”与“道德的自由”(P26),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卢梭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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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被迫自由的。
更为重要的是,主权者所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即公意。公意具有既不可分割、又不可转让的性质,但是公意却可以通过法律的形式具体体现出来,也可以任命或者委托——如委托政府来执行主权者的意志。当然,必须明确的是,政府只是在以主权者的名义行使着主权者所委托给他们的权力,真正的权力依然在于主权者、在于结合成主权者的每个公民。
这便是本书中作者意欲阐述的最核心的两个观点,即:“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此外,作者还对法律及其分类、立法者、适宜立法的条件、不同的立法体系等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同时还注意到了法律的民族适切性问题。继而,作者又分别论述了民主制、贵族制、国君制以及混合政府等不同类型的政府组织形式,并明确指出“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P99-105)。因为不同的国家,其发展程度不同、人民幅度不同甚至于自然环境也不同,这些差异都使得各个国家需要“因地制宜”,来选择最适合自己国情的政府形式。然而,不管其具体的组织形式如何,只有那些能够忠实的执行公意、维持主权权威、不滥用职权、使国家人口富足的政府才是好政府。而对于那些不够好的政府,应如何防止它们的篡权行为或者说摧毁公意行为?卢梭在本书中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如举行“以维护社会条约为目的的集会”(P129)等等。
这些,都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强调的。无论是他的自由平等意识,还是他的民主共和国主张,不仅对当时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我们今天继续认识“法”与“权”的问题,同样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三、《社会契约论》的启示
(一)论法的精神
当然,这里所说的“法的精神”不完全等同于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所提到的“法的精神”。前者主要侧重的是“法的本质、宗旨”这一层面的含义;而后者则认为法律同社会伦理、国家政体、自然的地理环境、宗教信仰、人口状况以及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的因素有关系,在不同的法律条款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关系,“对所有的关系进行研究,这些关系和观点的综合便构成了所谓‘法的精神’”①。但是如果同样从“法的本质、宗旨”这一角度来看待孟德斯鸠所探 ① 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M]:上册.孙立坚等译.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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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的“法的精神”,则又与我们这里所要论述的“法的精神”具有一致性。
卢梭认为,公意是国家的灵魂,它所反映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便会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从而公意永远是公平且正义的。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法律乃是公意的行为”(P47),是社会契约的制度化体现。因此,立法权应属于人民,也就是说,法律应该是由作为立法者的全体人民所共同做出的规定。服从法律,不过是服从了自己的意志而已,人们唯有服从了“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P26)。
既然从公意出发的法律“结合了意志的普遍性与对象的普遍性”(P47),它就必须能够维护每位公民的正当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与平等,与此同时还要极力地遏制那些出于“个人意志”或“众意”而违反或损害“公意”的行为的发生。要知道,任何人都不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因为,不管任何一个国家的政体如何,如果在它管辖的范围内有一个人可以不遵守法律,所有其他的人就必然会受这个人的任意支配”①。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法律来对其进行制约,则很有可能会产生专制或集权,进而致使其他公民的正当权利受到侵犯,他们的平等与自由也就无从保证了。所以可以说,法律不仅是自由的基石,而且有助于确保分配的公平与正义。
另外,卢梭曾指出,“号令人的人如果不应该号令法律的话,那末号令法律的人也就更不应该号令人”(P51)。这里所说的“号令人的人”指的是行政官,而“号令法律的人”则是指立法者。很明显,卢梭在这里是主张立法权与法律的执行权相分离的,这无疑是一种类似于孟德斯鸠所提倡的分权的思想。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又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精神呢?我想,200多年前的卢梭已经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无论时代如何,其法律的精神同样须具有自由、民主、公正及分权的基本特点,方可称得上是正义的法律。这对于当今社会的法理、法治问题均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二)论权的界限
这一部分所说的“权”,主要是针对政府权力而言的,暂不涉及其他方面的权利问题。卢梭认为,主权权力“不会超出、也不能超出公共约定的界限”(P41),政府的权力同样应该具有这样一个界限。因为政府自其诞生之日起,便存在着一 ① 李平沤.主权在民vs“朕即国家”——解读卢梭《社会契约论》[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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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以政府组织内“部分人的意志”来代替“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滥用主权者所赋予的权力的倾向。所以,若要防止政府的这种蜕化趋势,必须将其权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这个范围应该以“公意”做为其基本外沿。
对于政府权力的界限问题,我国学者贾西津在其《个人权利:公权力的边界和责任》一文中,做出过相关的详细论述。他首先将每个人的个人权利大体分为三种类型:自由权、程序权以及福利权。与这三种个人权利相对应的,他认为还存在着三种不同层次的公权力责任:一是不得干预个人自由的责任;二是遵从正当程序并保证个人自由的责任;三是提供公共福利结果的责任。其中,第一个层次是公权力所不能为的领域,也就是说,政府不得干预这一层次内的个人基本的自由权,如生命权、财产权、宗教信仰的自由、言论和出版的自由等等;第二个层次及第三个层次才是公权力(或者说政府)应该为、且需正确的为的领域。并在文章的最后得出了“个人权利及其‘保留权利’,构成了公权力‘不得作为’的边界”①这一重要结论。
而在我看来,政府所要做的最根本的事情(或者说“应该为”的界限)无外乎是——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不干涉其自由,不侵犯其权力。可以说,当代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将这些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能,未能履行上述职能或者是超出了自己“应该为”的权力界限的政府,都不能算得上是一个好的政府,甚至于失去了其存在的真正意义。那些遵守了自己所制定的公约的人民,完全有权力去废除一个违反了自己意愿、剥夺了自己自由的政府。当然,这种革命式的改变总是很危险的,所以卢梭同时也指出,“除非是政府已经变得与公共福利不能相容,否则就千万不要触动已经确立的政府”(P128)。如不这样加以说明的话,卢梭的政治理念很可能会被某些不轨者所歪曲利用,以致为虎作伥。
(三)论法、权、德三者的关系
卢梭认为,使国家解体的情形之一便是“君主不再按照法律管理国家而篡夺了主权权力”(P110)。可见,如果不能以法律来限制政府或君主的权力的话,国家是极其危险的。之前也曾提到,政府只是在以主权者的名义行使着主权者所委托给他们的权力,因此,政府必须负责执行与维护由主权者所制定的法律,并维持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自由。否则,“一个不按法律行事的政府,就不可能成为一 ① 贾西津.个人权利:公权力的边界和责任[J].法学研究,2009(4):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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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好政府”①。可以说,一个好政府的基本标志应该是且必须是“依法行政”。
卢梭在本书中还提到了“道德的自由”这一概念,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却远不及对宗教问题论述得那么多,至于什么是“道德的自由”更是未加详细说明。不过,它已经起到了促使我们向着“道德”这一方向做出思考的作用。卢梭认为,人不仅具有“以个人的力量为其界限的自然的自由”(P26),同时还具有“被公意所约束着的社会的自由”(P26),此外还应该再加上道德的自由,“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P26)。因此可以说,不论是法律的制定,还是权利的行使,在其过程中都无法、也不应抛开对具体道德问题的思考。在我国,伟大的先哲孔子也已在几千年前便提出了“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②的重要论断,而今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同样不能忽视以德治国的重要作用,应该将“法治”与“德治”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便政府更好地发挥执行公共意志、维护社会契约的基本职能。
总之,法、权、德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以法限权,以权维法,德不离其中。而如何处理好法、权、德三者之间的关系,无疑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在治理国家时均需多加考虑及注意的问题
(四)论其对组织管理问题的些许启示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还谈到了有关政府组织幅度对权力的影响,人民团结的力量以及民俗风气、组织氛围对管理的影响等问题,它们对于当代的组织管理同样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只是这里不再展开说明了。
四、对《社会契约论》的评价
记得挪威作家易卜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独人”。暂不论它正确与否,至少这句话用在卢梭身上是合适的。了解卢梭生平的人不难发现,他的一生是孤独的,但他却着实地以自己思想的强大力量撼动着整个法兰西社会,也影响了当时、今日的整个世界。他的这部《社会契约论》更是颇具盛名,被视为民主主义革命的“福音书”。其历史功绩主要体现在:
1、《社会契约论》的影响是现实性的。它针对当时的封建制度和等级特权,提出了“自然权力论”、“人民主权论”以及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等重要思想,不但推动了启蒙运动思想的进一步传播,更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日 ①② 李平沤.主权在民vs“朕即国家”——解读卢梭《社会契约论》[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14.
《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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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法国大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2、《社会契约论》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它深刻的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民主主义运动。20世纪初,《社会契约论》被一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介绍到中国,对我国的民主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曾风靡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对我国的新文化运动、民主主义革命均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3、《社会契约论》的影响是历史性的。它带有一种思维方式的复归性,帮助我们在理解问题时能够追溯到事情的本源,进而可以更好地解释当今社会存在的种种现象,尤其是在看待当代的“法”与“权”的问题时,意义更加深远。
尽管其功绩是难以磨灭的,但不得不说其中的一些思想没能超出作者自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政治理想难免带有一定的空想成分。对卢梭这部《社会契约论》的质疑具体体现在:
1、理论基础的不确定性。可以说,卢梭的这套思想理论体系逻辑性较强,读者按照他的思路很容易推导出和他一样的结论。然而问题却在于,卢梭的政治理念是建立在“公意”的基础之上的,只有从社会契约出发的行为,才是正义的行为。可是,什么是公意?公意或者说社会契约从何而来、如何制定?人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达成了所谓的社会契约?这些问题似乎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作者也没有列举任何事实加以佐证。这样一来,不仅使卢梭的思想理论操作起来较为困难,也因其理论基础的不确定性这一缺陷而削弱了整套理论的说服力。
2、公意具有时代的差异性。按照卢梭的观点,国家或法律的产生,均应基于人民的公意。姑且假定“公意”是可以为我们所明确认识到的,我们始终无法否认,不同时期的人民其共同意志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换句话说,不同时期的公意是不一样的。那么,通常的情况便成了前人为后人建国、立法,后人的国家或法律所反映的只是前人强加于自身的“公意”而已。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前人与后人是生而自由且平等的,前人似乎比后人拥有了更多的权利。然而对于这一问题,卢梭却并未多加关注或略加说明。
总之,对于这部被誉为“福音书”的《社会契约论》中的思想精华,我们应该、也有可能批判地继承下来。比如其中的自由精神、法治精神、民主精神、分权精神„„对于我国构建服务性政府均不无裨益。但是,我们绝不可对其盲目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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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要知道作者卢梭是主张小国的(这种小主要是针对国家的面积、人口而言),因此其思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的适用程度如何,我们不得不多加注意。因为只有做到取其所长、去其所短,才能真正的西为中用、古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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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卢梭著.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社,2009.
[2] 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M]:上册.孙立坚等译.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
[3] 李平沤.主权在民vs“朕即国家”——解读卢梭《社会契约论》[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14-115.
[4] 贾西津.个人权利:公权力的边界和责任[J].法学研究,2009(4):192.
第二篇: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卢梭的巨著《社会契约论》,全书共四卷,四十八章,其中第一卷九章,第二卷十二章,第三卷十八章,第四卷九章。第一卷在他的确立的基本原理之上,着重研究的是契约论的内容;第二卷主要讨论的是主权论的内容;第三卷则是关于政府形式为主的政府论;第四卷则是从实践的角度对除了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论。
名句摘录:
第一卷:
1、人是天生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认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2、这种人所共有的自由,乃是人性的产物.人性的首要法则,是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
3、一切权力都来自上帝,这一点我承认;可是一切疾病也都来自上帝.难道这就是说,应该禁止人去请医生吗?
4、人类既然不能产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结合并运用已有的力量;所以人类便没有其它办法可以自存,除非是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才能克服这种阻力,由一个唯一的动力把它们发动起来,使它们共同协作.5、假如我们抛开社会公约中一切非本质的东西,就会发现社会公约可以简化为如下的词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6、一旦人群这样地结成了一个共同体之后,侵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就不能不是在攻击整个的共同体;而侵犯共同体就更不得不使它的成员同仇敌忾.这样,义务和利害关系就迫使缔约者双方同样要彼此互助,而同是这些人也就应该力求在这种双重关系之下把各种有系于此的利益都结合起来.7、现在让我们把整个这张收支平衡表简化为容易比较的项目吧:社会契约使人类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事物的那种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事物的所有权..作为全书第一部分的社会契约理论,它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内容,精华所在,其后的三卷基本上建立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的。卢梭从人性论和自然状态论出发,认为人都是自私的,每个人都只会关心他个人,只是关住个人的生存与利益,就像他在文中所写道的“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一样。然而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个人所具有的力量根本就无法冲破自然界的重重阻碍,为了共同利益的需要于是一个要求共同协作的声音叫响,这就是公意。然而,到底如何协作这个问题困扰着要求协作的柔弱的人们,即“(协作)如何能致身于力量的总和,而同时既不至于妨害自己,又不至于忽略对自己所应有的关怀呢?”,进而卢梭提出了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即“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他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卢梭紧接着提出了本书的核心理论——社会契约。
卢梭主张“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而这里的整个集合体即是政治共同体或在其后文中称做主权者,也即公意。而之所以主张每个人都应把其全部毫无保留的转让出来,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个个体在主主权者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个任何一方能要其他一个或一方承
担更多的负担。如果只有一部分人全部转让,而另一部份人只转让其自身的一部分,那么这部分人将会要求更多的社会权力,增加全部转让者的负担,进而这种协作就会只是“暴政或者是空话”。然而每个人为什么乐意出让自己的全部呢?卢梭再次揭开了谜底“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就并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因为在此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是无,而只有共同体才是唯一的实,即唯一的拥有行为力者。
然而,虽然共同体的行为力增强了,人们为克服自然障碍的目的实现了,那么个人结合成共同体的原始目的——个人生存和利益哪里去寻找呢?卢梭为我们绘制了一张收支简化表“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的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从此,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到了社会状态,“他们的行为中正义就取代了本能,而他们的行动也就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性”,人会因为社会契约“使他从一个愚昧.局限的动物一变而为一个有智慧的生物,一变而为一个人的那个幸福时刻,他一定会是感激不尽的。”人从“自然的自由”进入了“社会的自由”。总之卢梭的社会契约可以简化为以下词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工艺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名句摘录:
个别利益的对立使社会的建立成为必要,那么,就正是这些个别利益的一致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
如果人民单纯是诺诺地服从,那么,人民本身就会由于这一行为而解体,就会丧失其人民的品质;只要一旦出现一个主人,就立刻不再有主权者了,并且政治体也从此就告毁灭
钱财这个字眼是奴隶的字眼,由于金钱与懒惰的缘故,他们便终于有了可以奴役自己祖国的军人和可以出卖自己祖国的代表
公意永远是稳固的,不变的而又纯粹的;但是他却可以向压在他身上的其他意志屈服
人民主权论,作为以公意为基础的社会契约的必然结果,它是卢梭理论的最高成就,也是自然法学派在近代所取得最高成就。作为契约社会所形成的共同体,在它是受公意支配下时,它就成为主权,其主体是全体人民,每个人就是其组成人员。卢梭视野中的主权具有以下特点 :
第一,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卢梭从分析每个个人利益的异同出发,指出“个别利益的对立使社会的建立成为必要,那么,就正是这些个别利益的一致才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基于此,认为“治理社会就应当完全根据这种共同的利益”。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就形成了以公共幸福为目标的公意,而由于公意是社会共同体的意志,属于公共的,是个集体的生命,因而就不得转让,因而基于公意的主权也不可转让。在此,卢梭还区别了个别意志和公意,并且认为个别意志和公意并不能总是一致,因而主张个别意志经常向公意发出自己的声音。
第二,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卢梭认为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同样也是不可分割的,正因为是“意志要么是公意,要么不是;他要么是人民共同体的意志,要么就只是一部人的。” 基于此,卢梭还批评了一些政论家因不能从原则上区分主权而从形式上区分主权的行为,讥讽他们是像日本的幻术家那样“当众把一个孩子肢解,把他的的肢体一一抛上天空去,然后就能再掉下一个完整无缺的活生生的孩子来”,是一种“江湖幻术”。“他们把主权助威所派生的东西误以为是主权权威的构成部分。”因而卢梭反对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同时卢梭认为向宣战与媾和等行为并不是主权的行为,他们“都不是法律而是法律的应用,是决定法律情况的一种个别行为。”
第三,主权是不能代表的,关于主权是不能被代表的这个问题在卢梭的这部著作中并没独立成章,但其思想却完整地蕴含在第三卷第十五章《论议员或代表》。在这章中,卢梭认为正如主权是不可转让的一样,主权也是不可代表的,因为“主权在本质上是由于公意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不仅如此,卢梭还严重地批判了那些以出钱雇佣人去从军和代议员的行为,并且卢梭认为在它所向往的的城邦里“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里,一切都是公民亲手来做,没有任何事情是要用钱的。他们永远不是花钱来免除自己的义务,反而是花钱来亲手履行自己的义务。”虽然这种万事事必亲躬的行为会有很多的不方便,但是卢梭给出了最有力的回应“在权利和自由乃是一切的地方,不方便是不算一回事的”。而主权行为外的行政行为卢梭认为它不仅是而且应当是被代表的,因为“行政权力不外是把力量运用在法律上而已。”
第四,主权是绝对的,不可摧毁的,知道卢梭主权论的前三个特点,我们将会顺理成章的理解卢梭主权论的的四个特征:主权的绝对性。在第四卷的第一章《论公意是不可摧毁的》中,卢梭认为公意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总是存在的,即使在国家濒临毁灭的时候,当各种最卑鄙的利益争斗战胜公共幸福时,公意也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公意沉默了”,在其他一些情况,譬如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的选票的行为,他也仅是“回避了公意而已”。而在和平时期,公意所形成的主权的唯一目的便是公共福祉,更是神圣不可侵犯。
然而主权是如此的重要,那么究竟怎样才能维系主权权威呢?对此卢梭在这部著作的第三卷的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着重论述了这一问题,归结一句话,即为了维系主权之权威,人民应经常地,固定的集会,以适当中断政府的一切权限。这句话既包含三层含义:一,人民应当集会,因为“主权者除了立法权力之外便没有任何别的力量,所以只能依靠法律而行动;而法律有只不过是公意的正式表示,所以惟有当人民集合起来的时候,主权者才能行动。”二,必须是固定的经常地集会,“政府愈是有力量,则主权者就愈应该经常的表现他自己。”三,集会由中断政府的力量,“当人民合法地集会而成为主权者共同体的那个时刻,政府的一切权限便告终止;于是行政权也就中断,于是是最渺小的公民的身份便和最高级行政官的身份是同样地神圣不可侵犯,因为在被代表的人已经出现的地方就不能再有什么代表了。”
名句摘录:
政府就是在臣民和主权者之间所建立的一个中介体
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
走运的人则每每不过是那些卑鄙的诽谤者,卑鄙的骗子和卑鄙的阴谋家 人体的组织是大自然的作品;国家的组织则是人工的作品
国家的生存绝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立法权”这些真知灼见无疑在当代,尤其在我国的法制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在第三卷中,卢梭讨论了政府的组织形式问题,他认为一切自由的行为都有两种因素构成,其中之一即为意志,另一则为行动的力量,而在国家这个政治体
中,意志即为立法权,行动即为行政权。“没有这两种力量的结合,便不会或者不应该做出任何事情来”而什么是政府呢?“政府就是在臣民和主权者之间所建立的一个中介体”。当谈到政府形式时,卢梭认为它取决于主权者,君主(行政官)与人民之间的比例。“这个双比例每一次增大或者缩小,则单项比例也就照样地增大或者缩小,从而中间项也就随之而改变。因此 也就可以看出:并不存在什么一种唯一的绝对的政府体制,而是随着国家大小的不同,也就可以有同样之多的性质不同的政府。”而在现代,卢梭的这一理论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并且卢梭还根据政府人员的多寡作为区分不同政府形式的根本标准,进而将政府分为:民主制,贵族制,君主制和混合制四种形式,认为民主制则适宜于小国,贵族制适宜于中等国家,而君主制则适宜于大国。并且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立法权与行政权结合在一起的政府,然而又由于“君主和主权者既然只是同一个人,所以就只能形成,可以这样说,一种没有政府的政府”。
一,民主制,卢梭眼中的民主制是一种政府人员多于单个单纯的公民,即主权者将政府职能委任给绝大多数公民。而且卢梭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
二,贵族制,卢梭将贵族制分为三种:自然的,选举的和世袭的。其中第一种适合淳朴的民族,第三种是最坏的一种,而第二种是最好的,也即是严格意义上的贵族制。卢梭的这种选举制贵族制相当于现在意义的代议制民主制。
三,国君制,卢梭的国君制即是君主制,在卢梭看来国君制的力量是最为强大的,因为“人民的意志,君主的意志,国家的公共力量和政府的个别力量,就全都响应着同一个动力,机器的全部力量就都操在一只手里,一切都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它就会像阿基米德站在河对岸毫不费力就引动水上的大船一样,国君就可以在自己的暖阁里遥控他的国家。然而也正是如此,国君制有两个致命弱点:1.不能选贤任能。2.缺乏执政的连续性,从而导致皇室政府的变化无常。四,混合制,在卢梭看来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纯粹的单一制政府,因为“一个独一无二的首领也必须有下级的行政官;一个人民政府也必须有一个首领”同时他认为“强力的极限与软弱的极限同样地都出现在单一的政府之下,反之,混合政府的形式则产生适中的力量。”这些在现今看来,无疑都是不无道理的。基于以上论述,卢梭在本卷第八章有的谈到一个与之紧密相连的问题《论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在这一章中,卢梭首先肯定了孟德斯鸠关于民主与气候关系的论述,认为各个国家由于土地,气候,水文,矿产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因素的不同,因而就需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譬如就国家疆土的大小和财富的贫富就可以选择不同的政府形式,在国家版图较大并且富饶的国家,较适合君主制;而贵族制则适宜于财富和版图都适中的国家;而民主制则适合于小儿贫穷的国家。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无疑是不不正确。当然,其认为国君的力量引起与人民距离的扩大而扩大,而人民的力量之有几种才能发挥的观点无疑是较有启发的。同是卢梭在涉及评判一个政府好坏的标准时,认为政治结合应以“他的成员的生存和繁荣”无疑事件具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在谈论到具体指标时,认为人口的多寡一是衡量政府优劣的标志,无疑是欠妥的。而在这些理论当中,我们不能不谈的还有卢梭关于政治体死亡的论述,他深沉而睿智的写道“政治生命的原则就在于主权的权威。立法权是国家的心脏,行政权则是国家的大脑,大脑只是各个部分运动起来。大脑可能陷于麻痹,而人依然活着。一个人可以麻木不仁的活着;但是一旦心脏停止了他的机能,则任何动物马上就会死掉。”
基于对上述基本问题的阐述,卢梭在最后一卷即第四卷阐明了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在“公意不可摧毁”的前提下,卢梭分别从投票,选举,罗马公民大会,保民管制,独裁制,监察管制和公民宗教其各方面对国家政治体中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和程序进行了讨论,而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其关于公民宗教的论述。当然这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卢梭对宗教分类的叙述,卢梭从宗教和社会的关系将其分为人类的宗教和公民的宗教,“前一种宗教没有庙宇,没有祭坛,没有仪式,只限于对至高无上的上帝发自纯粹内心的崇拜,以及对于道德的永恒义务;它是纯粹而又朴素的福音书宗教,是真正的有神论,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然的神圣权利。后一种宗教是写在某一 国家的典册之中,它规定了这个国家自己的神,这个国家特有的守护者。它有自己的教条,自己的教仪,自己法定的崇拜表现。”对于后一种政体,卢梭称之为“神权政体”,而这种情形在我国有待审视与深思。而在这一部分,也因为卢梭的极权主义民主思想暴露无遗,因而起也因此遭受到很多批判,譬如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说卢梭是“与传统君主专制相反的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的发明人”,“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的确,卢梭的思想也确实在学说上影响了黑格尔的国家崇拜学说,在政治上,也确实导致了国家极权的罗伯斯庇尔政府和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当然,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一样,这也不排除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著作,然而当我们通读全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全书到处闪耀着理性,智慧的光芒。从1795年其灵柩被奉进先贤祠至今,我们仍然不时品味这位自然法学派杰出代表的思想光辉,更为这样一位完全靠自学成材的一代宗师身上散发出来的火炬般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品味他的著作,我们更应体味他的人格。
第三篇:读书笔记——社会契约论
从天然的自由到约定的自由—— 《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从天然的自由到约定的自由
——《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一、人生而自由平等
“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这些天赋,人人可以享受”,“所以无论以任何代价抛弃,都是既违反自然,同时也违反理性。”
卢梭1753年《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一书可谓其于1762年编写并影响整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社会契约论》的奠基。该书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做了细致入微的研究并阐明在自然状态下,野蛮人的本性是动物性的;人类保持单纯简朴的生活方式,因而少有疾病;野蛮人对于脱离自然状态表现出强烈不满;他们心中没有“在我们中间造成那么多祸福的想象力”,并缺少没有远见和好奇心。该书通过对自然状态下的人的深入研究,得出 “人类的不平等,在自然境界中,是不易感觉到的”。
二、从天然的自由到约定的自由
在卢梭阐述其教育思想的《爱弥儿》中,提到“人愈是接近他的自然状态,他的能力和欲望的差别就愈小。因此,他达到幸福的路程就没有那么遥远。”自然状态,即动物所处的状态和人类文明及社会出现以前的状态。在此种状态下,人本质上是好的,是“高贵的野蛮人”。在卢梭看来,家庭的建立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变革”:“这一时期,应该是最幸福而最持久的一个时期,是人类所经历的最美好的时期。”
然而,随着人们逐渐有了社会生活的观念,其精神和智慧进一步提高,“每个人都开始注意别人,并且希望别人关注自己。于是,公众的重视具有了一种价值。最善于跳舞的人、最美的人、最强壮的人、最灵巧的人活着最有口才的人,变成了最受尊重的人。这就是人类走向不平等的第一步,同时也是走向邪恶的第一步。从这些最初的爱好中,一方面产生了虚荣和轻蔑,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羞愧和羡慕。”“痛苦的成因不在于缺乏什么东西,而在于对那些东西感到需要”,至此,私有财产观念随着各种感情的产生而产生。人们通过冶金、农耕等手段将自己的劳动产品视为私有财产,由于对资源占用的不同数量和程度,一些人成为了富人,与之相对的穷人和贫困随之而来;一些人控制他人的人身使之成为自己的奴隶,奴隶制由此产生。富人通过制定法律、运用各种暴力统治工具维护自己权力的稳定和生活的安定。政治上的巨大差别导致人与人之间地位日渐悬殊,暴政体制下绝对的服从使不平等发展到极端。
天然的自由一去不返,被暴虐统治残酷压迫的人们极力寻求一种将桎梏削弱到最小、公共决策与自身利益契合度高、决策外部成本相对较低的社会运作模式:“要寻找出一种结
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桎梏之中。”这句写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一章的头一句话从一个辩证关系角度揭示了天然的自由让渡给约定的自由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在第三章《论最强者的权利》中卢梭提到:“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第四章《论奴隶制》指出,“这样一种弃权(奴隶放弃自己的自由)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最后,规定一方是绝对的权威,另一方是无限的服从,这本身就是一项无效的而且自相矛盾的约定。”因此,“既然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
此外,在第八章《论社会状态》中,卢梭还列出一张收支平衡表:“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人类将“天然的自由”让渡给“契约的自由”,实际上是获得了更为量化、确定且赋予了保障的自由。
三、人民主权与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论》得到了法国大革命以罗比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的大力追捧,并根据其思想要领于1789年月26日推出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
人民主权由社会契约的订立得以实现。“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一瞬间,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组成共同体的成员数目就等于大会中所有的票数,而共同体就以这同一个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就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
社会契约也为人民主权的实现提供了一定保障和救济手段:“为了使社会公约不致于成为一纸空文,它就默契地包含着这样一种规定——唯有这一规定才能使其他规定具有力量——即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个社会公约一旦遭到破坏,每个人就立刻恢复了他原来的权利,并在丧失约定的自由时,就又重新获得了他为了约定的自由而放弃的自己的天然的自由。”《人权宣言》表示,如果政府压迫或侵犯人民的权利,人民就有反抗和起义的权利。
“基本公约并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是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从而,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最终平等也因契约而得以确认和维护。
第四篇: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txt12思念是一首诗,让你在普通的日子里读出韵律来;思念是一阵雨,让你在枯燥的日子里湿润起来;思念是一片阳光,让你的阴郁的日子里明朗起来。客观上来讲,卢梭的这部著作使西方社会从以个体“小我”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结构过度到以社会科学为依据的团体契约形成的“大我”结构,完成了西方社会向团体和谐发展的方向挺进的理论基础先导的任务。它引领西方社会高速发展,在区区200多年间,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跨越——以本书的理论为基础。
西方的发展路径是:耶稣基督的神之“大我”——个人奋斗的个体“小我”——社会化“大我”
1.耶稣基督的神之“大我”时期,物质水平低下,个体只有团结才能生存。
2.个人奋斗的个体“小我”时期,物质的获取进入可以间接得取的阶段,个人的智慧成为间接获取的必要条件。
3.社会化“大我”时期,大多数的人认识到物质获取的必要性以及间接获取多样化,形成相对平等的分配体系。
卢梭在本书里轻描淡写的阐述了家庭(中我)之于社会的影响,竟没有将家庭(中我)当回事儿。在对社会化“大我”的向往之下,卢梭竟忘了家庭(中我)这一深刻影响社会的因素吗?而在东方的社会论述中,家庭的重要性被空前的提出来!
我们看一看东方的发展路径:泛神论和圣贤以及佛教(大我理论,中我表现)——家庭、宗族的奋斗(中我)——个人奋斗(小我)
1.泛神论和圣贤以及佛教(大我)时期,物质水平低下,各种神都拜,为家族的成员生存努力。由于不是为个体服务,所以没有鲜明、统一的信仰。
2.家庭、宗族的奋斗(中我)时期,物质间接获取的分化,使个体为家庭、宗族奋斗成为可能。
3.个人奋斗(小我)时期,正在脱离家庭、宗族的束缚,为个人的物质发展而奋斗。我们看到目前中国的“小我”趋势。
很有意思的是西方家庭理论“中我”的缺失竟是西方最大的社会问题,而东方社会“大我”的缺失竟也是东方社会一盘散沙的成因以及“小我”的缺失导致难于驾驭西方经济力量对东方的冲击。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西方经济的冲击,我们该形成“大我”还用“小我”脆弱的肩膀来草草对付,无聊的度过自己的一生。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是18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古典自然法学派中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法律思想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信奉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类最初处于“自然状态”时人人是自由平等的,这是天赋的权利,只有私有财产的确立才导致不平等的产生。作为他的著作之一的《社会契约论》发表于1962年,是卢梭政治法律思想的比较全面的概括。
在本书中,卢梭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政治理论得到充分的论证。以下本文将就此展开讨论。
社会契约论的几个因素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卢梭反驳了国家起源的两种理论:一是家庭起源理论;二是暴力起源理论。卢梭认为,家庭是最原始的、最自然的社会,在家庭中以父亲与子女的爱为基础。但在国家中,首领对人民没有这种爱,有的只是发号施令。可见,国家与家庭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他们之间也不可能有什么因袭关系。至于暴力论或者战争论。卢梭说,战争总是要基于一定利益目的之上的,但在自然状态下,谁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财产,所以私人间的战争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这就证明,硬说国家产生于强者的暴力和私人战争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同时,他也阐述了自己的国家理论,并且阐述了相关的因素。
1.前提之假设
(1)天赋人权
卢梭认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存在着原始社会。“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而孩子也只有在需要父亲养育的时候,才依附于父亲。这种需要一旦停止,自然的联系也就解体。孩子们解除了他们对于父亲应有的服从,父亲解除了他们对于孩子应有的照顾以后,双方就都同等地恢复了独立状态。”从这种人性的角度出发,卢梭认为我们未尝不可以将家庭当作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将父子关系比作原始社会中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不过重要的是,“人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的”。卢梭还进一步批判了格老秀斯和霍布斯的观点。后两者都主张君主专制,认为人类一切权利都应该服务于统治者。卢梭认为他们的观点无异于在说,一群牛羊都有自己的首领,首领保护他们就是为了吃掉他们。正如古罗马皇帝卡里古拉皇帝所说的“君王都是神明,或者说人民都是畜生”。或者说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人根本不是天然平等的,而是有些人天生是奴隶,另一些人天生是统治者。卢梭反对这种理论,认为这些只是一种君主的理论。作为一个天生的民主论者,卢梭指出,亚里士多德也许是对的,但他倒果为因了。因为假如真有天然的奴隶的话,那也只是因为已经现有违反了天然的奴隶。强力创造了奴隶并使他们永远成为奴隶。
(2)绝境
卢梭假设“人类曾经达到这样一种境地,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经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能量。于是,那种原始状态便不能继续维持,并且如果人类不改变其生存方式,就会消灭。
2.方式:公意与众意
公意在卢梭的政治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社会契约论、主权理论和法律理论等都与之密切相关。尤其是社会契约论,用一句话表达出来即是:“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了突出公意,卢梭还进一步严格地区分了公意和众意。他认为公意与众意之间总是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
卢梭认为社会契约是基于公意产生的。在论述其成立具体方式,卢梭提到三个方面:第一转让,如此才可以做到对于所有的人的条件是同等的;第二,毫无保留地转让,这才能使“联合体”完美。如果一些人转让全部权利,而另外一些人只转让部分,那么后果就可能使社会或者国家变成另一些人推行暴政的工具;第三,只有全部转让,才能做到没有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而人们可以从社会得到同样的权利,并增加社会的力量以及保护自己的利益。他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集合体才能体现人民最高的共同意志。而他之谓国家或者社会的产生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严格规定的方式下通过协议而产生的。
3.国家之产生
卢梭认为正是基于以上的前提条件和当时的绝境,人们为了自存才不得不让度自己的权利从而组成国家的。总而言之,国家的产生是基于公意的。正是如此,所以国家的立法权属于也只能属于人民。
即主权在民。卢梭还认为政府的产生,并不是契约的内容或契约本身的目的。政府只是人民为执行契约而创设的。他认为“公共力量就必须有一个适当的代理人把它结合在一起,并使它按照公意的指示而活动;他可以充当国家与主权者之间的联系,他对公共人格所起的作用很有点象是灵魂与肉体的结合对一个人所起的作用那样。这就是国家之中所以要有政府的理由;政府和主权者往往被人混淆,其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政府就是在臣民与主权者之间所建立的中间体,它的职能就是使二者相互适应,它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护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自由。
契约论本身的缺陷
1.前提之无法证明
卢梭提供的整个理论似乎是可以自足的,也就是说按照他的理论思路的话,我们可以推导出和他一样的结论。但是其前提是,我们必须认为卢梭提出的假设或者前提为真,因为“任何从错误的前提推导出的结论,其正确性都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卢梭的那些假设是否能遂人愿呢,或者说其说明足以说服我们并使我们相信他的假设是正确的呢?只要,我们认真地去想想,我们就会发现卢梭的前提的正确性与否之论证存在着许多困难。
首先,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是无法直接证明的。卢梭借助原始社会之假设来证明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然而我们对于古人类的生活习性的了解,或者说原始社会的了解,所借助的是对现存的一些原始部落的考察。可是,这些原始部落和我们所认为的原始社会的部落到底有多大共通之处。是有很大疑问的。因为即使这些部落真的原始社会的部落的承继,它们也经过了几万甚至几十万年的发展,他们的近况并不足以说明古人的情况。此外,这几年来的考古学不断地将可能是人类产生的日期往前推进,而每一次发现,都使我们将触角伸及上一次发现的几万年前,甚至几十万年前。相形之下,人类的文明史可谓其短。因而,在原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否自由而且平等或者自由平等有多大限度,依然是值得怀疑的。与其说,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笔者更认为这是人类文明史发展的一种必然,因为在可以考证的社会形态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和平等正是处于一种扩大和上升的趋势的。
其次,所谓绝境的出现,其证明也是有相当难度的。尽管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天,还依然无法完全摆脱自然的威胁。但是,是什么时候是人们感到如果不组成一个国家就生存无望呢?显然,现存的史料并无此类记载。因此,要通过信史加以论证也缺乏可能性。
再次,人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达成了所谓的社会契约之无法证明。当时人类社会居住本身的分散、交通的不便利都使得以那样一种全社会的公意达成契约成为不可能实现的行为。和第二点一样,这也是不可证知的。
就此“三不可知”而言,卢梭的理论是有缺陷的。他在逻辑上的严密并不能弥补他前提的可能性错误的不足。
2.前人不能为后人立法
按照社会契约论,国家或者法律的产生,乃是基于人民的合意。而我们知道,后人并没有参与社会契约的制订过程,而且往往在他们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之后,他们也没有明确地表示现行的社会契约是合乎他们的意愿的并承认该契约对他们的那种强制性的约束力。相反,他们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前人未经其同意而擅自加于他们的。于是,这里,社会契约论将不得不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a.人是否生而自由平等的?如果是,那么前人的契约自然无法约束后人,哪怕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因为,后人享有和他们对等的选择自己的生活的权利。如果不是,那么社会契约是如何达成的。
b.于是,紧接着下来的这个问题,将更加深刻。因为如果人与人之间,不是平等而自由的,那么,社会契约论的基础将不复存在。这时候,我们又不禁要问,在这样一种悖论的情况下,社会契约论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卢梭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后世的持社会契约论的学者也一样未能令人满意地解答人们的疑惑。
3.强调公意不利于人权保护
在卢梭的国家起源理论中,涉及到人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先后问题。卢梭认为人民的权利先于国家权力而存在,国家权力的形成正是人民让度其权利的结果。至于人民是全部转让还是部分转让其权利,卢梭的观点是人民让度其全部权利组成国家,再由国家来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范围。这实际上将人权于消极的境地。一般来讲,法律中自由的含义是-“法不禁止即是自由。而卢梭的这种理论恰恰相反,人们自由的范围和界限由法律加以规定,而此外法律未加以规定的,由于缺乏法律上的授权根据,所以必然也是法律所禁止的。而就此而言,使人权的范围大大缩小,是极不利于人权保护的。
此外,卢梭在书中过分强调公共利益,而忽视了个人之权益。由于,卢梭深深地意识到当时社会各种弊端和压迫正是由于私有制造成的,为了消灭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制度,卢梭过分地强调了公益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完全把自己纳入到共同体中去,并且消灭自己的个性,这样这个社会才是完美的。因此,他同时也抹杀了个性存在的必要和必然性。
忽视了对个体予以保护对于整个共同体的存续的作用。
因此,尽管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宣称“人生而自由平等”,但是由于卢梭社会契约论本身所在的这种人权观的实质,也必然地造成了法国大革命中种种悲剧。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学习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他的理论。从而发现他不足之处。
结论
总而言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社会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推动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理论上本身的缺陷。他之谓“我要探讨的是权利的道理,而不是事实”,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到理解,但是这种唯心的论证方法,显然还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也正是因此,才不断地有人对所谓的“社会契约论”提出挑战。
第五篇:《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法国的先贤祠中有二人的灵柩为止最为显眼,一个是启蒙运动的先驱伏尔泰,另一位是他的最伟大的死对头,让-雅克-卢梭。他们前者结束了一个时代,后者开辟了一个时代。最近的利比亚危机让我疑惑政府应该是什么样的?它是怎么产生的?西方政治家关于政府的理论是怎样解释的?这些疑问让我查到了卢梭的政治巨著,希望能有答案。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辞藻华丽,语言的艰深与理论的激情相配合。这里我摘抄一部分令我印象深刻的段落:
1、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却无不处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他人主人的人,只不过比他人更是奴隶。
2、谁要说一个人甘愿无偿地把自己送给别人那纯属不可思议的无稽之谈。即使有人这样做,那也是不合常理的,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这种行为是非法的、无效的。谁要说一个民族会这样做,就等于假设这个民族是一群疯子:疯狂之举不可构成。
3、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作为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放弃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一切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有任何补偿可言的。这种放弃是不符合人性的,使自己的意志丧失一切自由,就是使自己的行为丧失一切道德。
这些段落让人想起风起云涌的法国大革命,而这些激进的言论居然是出自卢梭这样一位儒雅俊秀的才子。是什么让他产生这样激烈的言辞?
卢梭出生于日内瓦的一个钟表匠家庭,后来成为孤儿,从小读着《教会与帝国历史》、《世界通史讲话》、《名人传》长大。在巴黎的沙龙中渐渐显露才华后,在一次科学征文比赛中获奖一举成名,他崇尚自然热爱音乐,晚年在穷困潦倒中死去。
通过他的生平我们不难发现,他出生在社会中下层,接触到的是社会中下层的困苦与无奈,而他对《世界通史讲话》、《名人传》等名著的痴迷又使得他拥有他那个社会基层所没有的精神和信仰,因而他无法成为一个碌碌无为的钟表匠、律师书记。他的向往与不甘心,使得他对社会下层产生了极大的同情。后来因为华伦夫人他的人生有了一次转折。这个成功男人背后的伟大女人是卢梭的情妇和养母。虽然有华伦夫人的支持,卢梭还是难以抵抗巴黎上层社会的压力,于是他更多的站在平民的立场去抨击上层社会。
粗略了解了卢梭本人及其经历,可以更好的理解《社会契约论》。全书只有七万多字,不是一部大部头,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历史地位。
原著概要:
内容概要:
第一卷论述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契约。从家庭出发,以此类比,阐述了社会结构,得出社会契约,有了这个契约,人类就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
第二卷阐述主权及其权利。他认为主权是公意的运用,不可以转让,不可分割。主权由共同利益所决定和约束,籍着法律而行动。法律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意的行为。虽然公意总是对的,但是它并非总是能作出明智的判断,因此也并非总能找到共同利益之所在,于是立法者的存在就是必要的。然而立法者本身并没有权力,他们只是指导者。他们起草和提出法律建议,只有人民自己(或者说主权者、公意)才有权设立法律。
第三卷阐述政府及其运作形式。政府是主权者的执行人,而非主权者本身。他将政府分成三种形式即:民主制,即由全体或大部分人民治理;贵族制,由少数人所治理;国君制,由一人治理。这里也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当政府职能被分配成数个机构时,人数最少的机构迟早会取得最大的权力”。
那么到底怎样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呢?这里卢梭给了一个判断标准:人丁兴旺。无疑现代社会中国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第四卷讨论几种社会组织。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观点是宗教是国家的基础,在任何时候都在公民的生活中占主要地位。每个公民都应该有一个宗教,宗教可以使他们热爱自己的责任,这件事却是对国家很有重要关系的。我认为宗教就是一种信仰,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一个可怕的民族。现在在我们的周围常常会听到“信仰危机”这个词,中国人不缺文化,但是缺少了一个统一的信仰。
纵观全书我们可以发现:
卢梭考虑问题的角度是把自然和文明对立起来,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性是善的,而现存社会的认识坏的,因此假如能为人造就新的。适合人性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人类就能在更高阶段上回复自然。这一观点构成卢梭全部思想的出发点,并成为指引他的社会政治学说发展的线索。
按照卢梭的观点,如今卡扎菲政府的命运也是可以解释的。卢梭要阐明的是: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及其解决,是《社会契约论》的主旨。其中阐述的国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卢梭的理论里没有商品的地位,他所处的启蒙时代决定了他成不了亚当-斯密。尽管如此,他的思想,他思维的合理成分,会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更好的公民社会,而这正是现代民主法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