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共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篇：1980年中共政治体制改革

张维迎最近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表达了对80年代的“体改委”的怀念。大凡亲历过那个改革的黄金年代的人们，大体都能对此产生共鸣。

尽管体改委的全称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但由于其超然地位，事实上是设计自上而下的各项重大制度改革方案的一个机构。体改委的前两任主任都由国务院总理兼任，足见规格之高，需要指出的是，它是一个实体机构，其他一些也有总理兼任的各类委员会则往往是一个协调议事机构。

体改委里的一班秀才，不仅是总理的私人智囊，在一些重要政策文件的起草这一点上，更是党政共用的资源。在赵真人和李鹏之后，体改委主任由陈锦华接任，末代主任是李铁映。到了王岐山那里，体改委已经降格为体改办了。再往后，它的职能就被发改委取代了，这个机构也就消失了。

最近，第三任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在一篇文章里无意中透露了一句话，他说，“小平同志讲过，总理的屁股要坐在改革上”。

这句话是很值得玩味的。82宪法重设国家主席，同年十二大废除党的主席制，改称总书记。同时明确规定了主要的国家级领导人的任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这几个举动背后的逻辑关联是什么？

重设国家主席主要是外交便利，这和设立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性质是一样的，要有对外接轨的代表国家的位置。同时，这也意味着将国务院总理的外交大权部分转移出来，我们知道在毛时代，毛自己讨厌国家主席频繁会见大使、接受国书的繁文缛节，他更喜欢退居幕后设计全局，而不是形如玩偶，被形式所困。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也由于兼任过外长的缘故，在外交上是有极大发言权的。这大概是这六任总理中在外交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一个。

80年代的主题已经变了，经济建设是党的工作重心，更是国务院总理的工作重心。

那么总书记是怎么回事呢？最初恢复设立总书记是1980年2月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那时的主要目的是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共同受了王洪文同志那句“十年后再看”的刺激，意识到要赶快选接班人，搞领导干部年轻化。这次会上把胡耀邦和赵真人选入常委。排在他们前面的是：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在这次会议上被撸下去了）。前面五个人是党中央主席、副主席（当然也是常委），胡和赵的头衔是常委，胡同时受命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新的书记处有11个书记，他们是：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

我们看这个格局，基本是在照搬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的架构。中央主席和副主席是老人主持，并随时准备退居二线，中央书记处成为一个实际的办事机构，年轻的总书记挂帅，是为一线。当然还要补充一句，实际上无论是50年代还是80年代，这种一二线的划分从未真正实现，老人干政总是不断出现。所以有毛左总是用毛主席已经退居二线了，所以大跃进大饥荒神马的都是刘主席搞的来倒打一耙，我看这是把基本的事实都给混淆掉了。

应当说，80年代这些元老们确实希望通过复活“十七年体制”（即1949-1966）来振衰起敝，邓和陈对重组书记处寄予厚望，提出两点要求：第一，坚持集体领导，书记处所有成员平等，都只有一票。重大问题由集体作出决定，应当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但必须要有集中。第二，实行集体办公方式。陈云更是痛感中央领导人普遍年高体弱，处理重大事情都只能采取“传阅画圈圈的办法”，是要“误四化的大事的”。他要求书记处“实行办公会议的方式，大家在一起，要办的事，或者开会决定，或者几个人商量，立即办，不要拖延。”

华国锋在这次会上虽仍保留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三个最高职务，但实际已降为配角。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胡耀邦负责中央书记处全盘工作；赵真人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4月，全国人大任命赵真人、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自此，华国锋的大部份工作基本被转移。

组织问题虽然接近于完满解决。但思想路线还在徘徊。这次会议后不久发生了所谓“兴无灭资”和“清算封建遗毒”之争。兴无灭资派来自军方，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包括知识界的自由化倾向和境外（主要来自港台）生活方式对社会的冲击，特别是后一方面影响对多年来建构起来的社会价值体系产生消解，在这种担忧和恐慌下，解放军总政治部在文件中率先重提“兴无灭资”口号。清算封建遗毒派则认为，党内生活和制度中存在着个人崇拜、家长制、等级制度、特殊化、官僚主义等种种严重弊病，它的根源就是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影响没有肃清。这种影响如不肃清，难免文化大革命再次发生。广东的书记习仲勋、中宣部部长王任重都对兴无灭资的提法提出质疑。

这个时候有一个党内元老的意见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李维汉。李维汉是中共建党之初的党员，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长。文革前即被免职，文革期间被批斗、关押八年，1977年回到北京，重获自由，此时已愈八旬。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应约拜访邓小平，两人长谈两个多小时。李维汉明确反对“兴无灭资”的提法，他说：“现在什么等级制度、特殊化、官僚主义，这个性质不是资本主义的，是封建主义的。农村里的社长、社主任、支部书记、队长，很多人搞一言堂，家长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这是封建性的遗毒。到处搞纪念堂，这就是造神运动。”

邓小平接受了李维汉的建议，5月31日，邓找负责宣传意识形态的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提出：“李维汉同志的意见很好，很值得重视。比如家长制，这在我们党内是有传统的。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领袖终身制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

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胡耀邦提出，肃清封建主义影响要从制度和思想理论两个层面进行。权力过分集中、终身制、铁饭碗、一言堂、家长制，这些问题必须从制度上下决心解决。

6月11日，胡耀邦在中宣部理论座谈会上传达常委讨论的意见。首都理论界为之鼓舞。

人民日报要采访李维汉，李维汉则暗示希望把这个“理论创新和重大突破”的首倡权留给邓小平，希望老邓有这个政治勇气和魄力，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那时候两会不是像现在一样固定在三月份开，那一年就是下半年开的），以全国政协主席的身份当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面，做一个公开的讲话。然后引发全党，让大家学习。

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讲话。首次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核心观点如下：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兼职、副职不宜过多。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

8月30日到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五届政协三次会议召开。国务院领导成员作出重大调整，华国锋辞去总理职务，由赵真人接任。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不再兼任副总理。此次会议是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这次会议还呈现出不少民主新气象：（1）会前，一直伫立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的马恩列斯毛巨幅画像被拆除移走；（2）会前，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连开三天民主协商会征求意见；（3）大会副秘书长举行会前记者招待会，各项议程全部公开；（4）驻京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及几千名国内旁听者参加了两会开幕式，这是建国以来的首次；（5）主席台上不再挂领袖像，而是国徽；（5）中央领导人与其他代表一起入座，而不是最后登上主席台，全场起立鼓掌（这一点现在都很难做到）；（6）领导人作为普通代表在小组讨论，不是像过去一样以领导人身份“探望代表”。

会议的民主气氛，集中表现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政府工作中一系列问题直言不讳地质询、批评和建议。与会者批评1977年特别是1978年经济建设的高指标、新冒进，造成一百几十亿元的财政赤字。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就宝钢建设问题，北京、上海等五个代表团先后四次向冶金部提出质询，提出的意见达六十条之多。当面批评和质询政府官员，反映了代表们民主意识的高涨，开创了一个先例。把质询会的内容在《人民日报》上详细刊登出来，也是中国政治少有的透明。历来视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为橡皮图章的西方记者，第一次给予了正面评价。

邓小平“八一八”讲话的传达，五届人大的召开，激起知识界对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很大期许。一些报刊不吝版面，连篇发表学者论政治改革的文章。比如

李洪林：《领袖和人民》，《人民日报》1980.9.18.穆福田：《“万岁”的称谓和威仪》，《人民日报》1980.9.29.陈潮：《一本介绍启蒙思想家反封建的集刊》，《人民日报》1980.10.30.许显侯：《三权分立原则的起源和运用》，《人民日报》1980.11.14.人民日报1980.12.10评论员文章：“单是党内的监督，没有党外的更广泛的监督；单是自上而下的监督，没有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监督，要彻底纠正不正之风是很困难的。”

这次会议之后，邓、胡、赵三驾马车的架构正式形成。中国改革在最上层的组织基础趋于稳定。

邓小平的八一八讲话不断被后来的体制内改革家所引用，每当他们要在体制内寻找政改资源时，追根溯源就追到这里。所以，2010年8月，温家宝在深圳发表谈话，纪念邓小平“八一八”讲话发表三十周年：“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我们要头脑清醒、明辩是非，坚定信念、增强信心。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最近的大连夏季达沃斯会议上，他又重提要改变“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这些老话，并直言“这个任务是邓小平先生在30年以前就提出来的，我认为在今天尤为紧迫。”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前面那个疑问了，邓小平为什么讲那句“总理的屁股一定要坐在改革上”？看后来的事实，赵是邓亲自挑选的改革派总理，李则略显牵强——于是有了老邓南巡谈话时的那句“谁不改革谁下台”，朱是改革派总理，温至少在口头上是提“政改”最多的改革派总理。

这一切都在1980年那波澜壮阔的政改年框定了。正式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是两年之后的十二大上，但它的实际运作从1980年开始。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军委主席各有专司，分权的思路非常明显。再搞一个中顾委安置那些政治拆迁户。

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提法的起源。

1980年的这一制度设计，至少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意义是可圈可点的，至少是一个缓冲和过渡。否则，我们很难想象再有一个政治强人统治三十年而不遭遇西亚北非之变的（远的还有苏哈托、皮诺切特），无论他创造了怎样的经济奇迹。不换党的话，至少也要换脸，当人们讨厌一个人之后，及时变脸，让人民群众的怨气从领导人的上上下下中得到部分的发泄。（我在1月份写的《小白突，埃又埃》曾做了粗略的分析）此外，民主的组织形式和民众的参与形式也必须不断改进并得到保证，不换党如果再不经常开会，而且是开真会、开解决问题的会、开让人畅所欲言的会，至少像1980年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那样代表质询官员的会，那么民怨也是很难发泄的。

当然，1980年的设计是改革初期的奠基性工程，30年过去了，江主席在十六大的告别辞讲得好：“我们要超越前人，后人也必将超越我们。”今人理当与时俱进地探索。温家宝同志说得很多也说得很好了，他对小平同志、耀邦同志和紫阳真人的改革精神也领会的最深，但我们希望他还是尽量在下台之前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第二篇：中共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

中共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 ○ 米鹤都

2012年第6期炎黄春秋

今天，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分歧，人们对于中国未来走向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似乎又回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于改革的热盼之中。

笔者有幸参加了1987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下属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为期一年的集中研讨。1986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由赵紫阳、田纪云、胡启立、薄一波、彭冲五个人组成。其职责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讨思路和设计蓝图，提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小组下面设立一个办公室，办公室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负责（后来又增加了周杰）。同年底，在中央五人研讨小组下面，先后成立了党政分开、党内民主、权力下放、干部和人事制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等七个专题研讨组，后又成立改革理论组。研讨人员由相关中央国家机关及研究机构抽调领导干部和少量研究人员参与，专题研讨组并与所在部门党组互动。（参见吴伟：《中共“十三大”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领导者》总第43期）笔者当年曾经接触和参与的一些思想歧见、价值观念、路径和突破口的讨论，特别是体制内外表现出的重大差

异，和今天的状况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感到有必要旧话重提，回顾一下那次为期一年的集中研讨中的一些基本认识。历史的回顾，也许可以为获取今日的改革共识提供一点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推动改革事业的良性发展。一、十三大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首先，笔者认为，十三大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今天再度谈起政治体制改革，分析一下那次改革的经验教训，实为必要。

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可以说，改革开放就是在文革极端条件下，逼迫人们进行反思的结果。这种反思在文革中首先是从两个群体中开始的，一是文革中受到打击摧残的老干部群体，一是具有红卫兵和上山下乡经历的第三代青年。（关于第三代人的定义及特征，参见拙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但是这两代人的反思有一个重大差别，即第一代人往往是回归到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求解中国的方程式；第三代人甚至在文革中就开始了全方位的探索。这两批人的结合，形成了最早推动改革开放的思想先锋。

邓小平、陈云等为首的一批老一代对专制制度弊病的反思、在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推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从文化大革命的国家命运和个人遭遇中，对国家制度中存在的弊病有深刻的认识，率先提出：“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痛定思痛，他们开始寻求限制专权、建立防止文化大革命再次发生的国家机制。同时鉴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迅猛发展，也需要在政治制度层面上适应和保障。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第一次在国家制度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启动了。

这次改革首先在社会上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舆论准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内以理论务虚会、反对“两个凡是”为代表，民间则出现了“民主墙”及很多论坛、刊物，各种思想、观点如雨后春笋般萌发出来，曾有过一段打破思想禁区的热烈气氛。这一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各种小的波折，但总体上还是有一个健康的思想氛围。党内上下、体制内外共识性很强，即使遭遇到党内一些保守力量的抵制，邓小平依然坚定地将政治体制改革推上了议事日程。邓小平亲自掌舵，由尚未担任总书记的赵紫阳出马担纲，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启动了。

经过一年的研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下属七个专题研讨组分别提出了课题报告，由当时的办公室（十三大后各专题研讨组解散，办公室改为常设机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研究室）。吴国光等人整理起草了十三大报告中的分报告——中共中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报告。

今天看来，这个报告是一次夭折的改革的历史记录。为何这样说，是因为这个报告非常之空洞，题目很大，吊起了人们的胃口和过高的期待值，但却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它最后的落脚点，放在了实质上并不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党政分开”上面。中国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沦为一次行政体制改革。

二、对这次改革失败的几点分析

关于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尝试的失败，很多人认为是由于1989年的政治**。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流于肤浅。严格地说，即使没有什么**，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注定也要失败。这是因为：

一是它并没有触动原有国家层面的政治制度。

这里需要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予以定义。笔者认为，必须是涉及国体和政体的改革，即对国家层面政治制度的改革，才能称之为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应当区分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执政党体制改革的内容，因为它们追求的目的和功能是不同的，互相间是不可替代的，不应混为一谈。

在这个意义上，以党政分开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改革不仅不能对权力进行制约，反而使已经十分臃肿的官僚队伍急剧膨胀，一套班子成了两套班子。党、政在中国现实中不仅分不开，还增加了内斗。另一方面，更多的位置使更多的干部得到升迁和安排，成为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受益者。而人民群众不仅没有见到实质性的改革成果，反而大幅度增加了对社会管理成本的负担。即使党政分开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走了样，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党企的关系却更加紧密。这又是一个悖论。在整个80 年代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邓小平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前期强调的解决权力集中问题，目的在于防止文革重演；后期他强调的权力集中问题，则主要从解决以党代政、提高行政效率考虑。中共中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报告最后落脚于党政分开，体现了邓小平思路上的变化，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党内高层保守观念的一种妥协。

略有一点新意的是，十三大把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正式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三大后的次年，中共中央又成立了中央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的研讨小组，笔者也有幸参与其中。这一研讨组由人大、政协、中央统战部为首组成，各民主党派等也参与其中。从这一组成的架构中，可以看出发起者初始是寄希望于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党派的关系等国家体制上有所突破，对中国的民主改革起到破冰的作用。

而这次研讨过程中，恰逢 1989 年的政治**。受其影响很大，一度停滞并草草收场。其最终结果除了一些空洞的口号外，仅明确了建立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座谈会制度。它显然不可能触动原有国家层面的政治制度，而且缺乏程序上的设定。如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这种座谈会实质上成了一种通报性质的、不定期的会议。这次研讨和其后的政策制定，对改善国家政治制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这并不是其研讨的初衷。

二是它没有达到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预期。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和邓小平的最初设想，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这是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但是，这次改革不仅没有解决“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的制度保障，甚至没有建立经济起飞中防治腐败的制度保障。恰恰由于这一点，成为而后发生大规模社会**的制度上和体制上的根源之一，也是导致今天发生全面的、渗透至基层的体制性腐败的主要根源。以至于文革结束30 多年后，人们依然在担忧二次文革的出现。三是它没有满足中国社会改革的基本要求。在政治权力和商品市场密不可分的中国特色下，当时制约权力和对遏制腐败的社会要求已经极为强烈了。人们在总结1989年政治**的教训时可以看到，正是由于曾对此次改革寄予厚望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阶层深感失望后，社会情绪开始躁动。当时社会的情绪集中在所谓反“官倒”上，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希望执政党能够痛下决心从制度上加以遏止。青年学生是社会最敏感的群体，十三大刚刚结束一年多，他们就已经按捺不住而上街了。反过来认识问题，它也说明这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已然失败。人民看不到任何有效的国家民主体制上的改善、看不到对腐败的制衡和监督，甚至看不到一个被承诺的具体措施及时间表，而是一些无关痛痒的空话。

四是这次改革的最高领导层缺乏明确的目的和改革的决心、魄力。当时负责领导这次改革的中央领导小组，从一开始就没有充分重视这次改革，大有把这次改革作为完成老一辈革命家交办任务似地对待。他们没有看到，当年社会、党内的改革共识实际上是千载难逢的，悲观地说，此后几乎再难有这样的历史机遇了。但是，领导层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过多地看到困难、阻力和不利因素，迁就于保守的、惰性的力量。他们的主体思路仍然希望遵循先经济、后政治的优先次序，最终让人民失望了。（由于笔者所处的地位，耳濡目染的多是间接的传达的信息，这一认识有其主观性。如有错误，希望得到指正。）甚至他们自身也成为其受害者。因为，把这次改革的失败说成是不久之后发生的政治**的导因之一，并不为过。

五是各方面在改革突破口的选择上诉求很不一致。从一开始，人们对这次改革的总体诉求上可以说共识很强，但是在如何选择突破口上面，又可以说上下不一致，体制内外不一致，甚至体制内各派之间也不一致。所有的改革派各抒己见，争论不休，也就无法找到一个执政高层能够接受的、又可以满足广大人民民主要求的、同时还能够解决中国社会迫切现实问题的突破口。于是，在各说各话的基础上形成的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报告，基本上就是各方主张拼凑出来的，这样的东西怎么可能有政治生命力？当然，有人会说关于政改主要解决党政分开的提法来自邓小平，这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就邓小平而言，当时并非没有接受其他突破口的可能。

六是这次改革的启动时机并不合适。

1987 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闯物价关”的前夕，整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任何重大政治措施的出台，最佳时机显然是经济的上行期。但是这次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不是在一个稳定的上行期，而是在一个困难重重的门槛前提出的。且不谈人民群众的情绪和感受，就是从这次改革领导人的精力看，势必会更多地关注经济领域的问题。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五人领导小组参与和听取各研讨组的汇报，次数极为有限，领导人的指示和插话往往流于泛泛之谈。有人提出，1987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次在错误的时间节点启动的一次错误的改革。这一说法，不能说毫无道理。当然，在经济形势的下行期，同时主导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人，在经济上拼全力闯物价关，将难度更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稍许应付，也不是没有道理。如果这次改革启动于1985年，也许会是另外一番风景。

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我们不能不说，当年主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高领导层，积极参与其中的体制内外的改革者，以至于整个思想界、知识界，由于缺乏共识，导致关注的焦点分散，而酿就了重大的历史错误。于是，当代中国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的无疾而终成为必然。

这里所谓缺乏共识,当然不是指缺乏对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的共识，而是缺乏对改革目标和路径的共识，首先表现在无法选择正确的突破口上。于是造成我们今天的扼腕叹息，在一个得之非易的机遇中，中国社会没有出现制度上的改良，而走上了恶性循环的道路。以至于当年体制内还能支持改革的部分保守力量，之后也干脆摒弃了政治体制改革。更为极端的一些人，如前所述，更把社会自我完善性质的政治体制改革冠以意识形态色彩。另外，它的失败也给后来的领导者制造了障碍，而自我设立起樊篱，成为不作为的理由。

就当年改革派们所犯的错误而言，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应当记取：一是继续着中国传统政治的政见之争，宛若仇雠，缺乏现代政治中的妥协意识。即使改革派阵营中也不能放下一己之见，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心态来选择突破口。二是不能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着手于社会迫切需要的实际问题。人们往往是从概念出发、从体系出发、从终极价值出发，以理想化、合理性作为衡量取舍的标准来探讨问题。而忽略了社会的热点、民众直接关切的问题以及执政高层的可接受性。三是诉求分散，缺乏在路径和突破口上的共识，不能形成诉求相对集中的、强有力的聚焦点，更谈不上有效的压力。这些问题是我们今天在讨论政治体制改革中，不能不考虑，也依然无法回避的。■

洪振快）

（责任编辑

第三篇：浅谈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程论文

浅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班级：中共北京市委党校2012级在职研究生 专业：公共政策制定专业 姓名：苏杭 学号：20123812022 成绩： 浅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党代会常任制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提高工人、农民代表比例，落实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深化县（市、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试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

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以下简称“党代会常任制”）是指是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完成换届选举任务后，在党的委员会任期内每年举行一次代表会议，行使党的代表大会的职权。这期间，党代表的资格继续有效，不再重新进行选举。我们党在1958 年召开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常任的全国代表大会——八大二次会议。但此后，由于党内民主遭到破坏、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党代会常任制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断。自1988 年开始在中组部的支持下，全国有12个县市区陆续开始了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摘自百度百科)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每5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是在召开大会前选举产生，大会闭幕后，代表资格消失。如在地方试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笔者认为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一、常任制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关系混乱。党代会常任制与人代会和政协会要求一样，每年召开一次，代表任期5年，形成三会并存的情况。从顺义区情来看，许多党代表同时也是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很多都是行政、事业机关无党派人士和区内企业家，这就容易造成三会之间的关系混乱，三会代表交叉任职率高，三会研究和决定的议题重合等问题，导致形式主义的出现。

二、造成权利机构的变革、冲突。党代会常任制的出台必然会有一系列的制度出现，如：党代表任期制、设立常设机构、党代表提案制等等。党的 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利机构，在现行的体制下，党代表只有在开党代会之前进行选举，党代会闭幕后代表资格被取消。此外，中央和地方很少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常委会成为现行体制下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形成权力倒挂。党代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其常设机构的权力如何界定，和党委是什么关系，是推行党代会常任制面对的难题，其常设机构也必然会对常委会的权力构成威胁，弱化常委们的权力，必然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抵制。

三、党代会常任制缺少法律依据。人代会和政协会都有法律依据，但是党代会常任制并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在十八大新修正的党章中也没有体现，中央也没有出台规范性的文件。这就造成地方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地方领导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开展工作。从顺义区情来讲，顺义已经出台《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办法》，但在《办法中》只是对代表的义务进行了说明，而没有阐述常任制的党代会及其常设机构的权力。

四、推行党代会常任制也许会遭到政府的抵制。党代会常任制会有一些配套制度，加强党代表行使参政、议政和监督的权力，这就可能引起党委从宏观管理到宏观管理的同时加强了微观管理，插手政府事务，造成政府的抵制。

在笔者看来，党代会常任制将是党体制机制的一次重大变革，是打破现行权力分配格局的一次大胆尝试。如果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各种配套制度良好运行，将实化了党代会的权力，加强了党代表的作用，加快了党内民主进程，推进了党内监督和权力制约，密切联系了群众。

近年党内体制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进行的，目的是要地方基层充分发挥创造性，如果试点成功则进行选择性推广。目前，党内实行基层民主、中层放宽、高层精英的政治格局，党内高层出现分化。有人说，党内稳则国家稳，我国的政治只是把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如果党代会常任制试行成功，则 会率先打破基层权力格局，加大了党员群众的参政、议政权力，进而从下制约上层权力，让人民决定中国未来前进的路线，让国策更加符合基层实际。

第四篇：政治体制改革

新的历史跨越

---浅析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方向

【摘要】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们在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期的必然选择。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经之路。在完善政治体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关键词】

政治体制改革正确方向

【正文】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这里提出的“两个必须”和“三个更加注重”表明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的原则和着力点,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我们对于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早已有了明确的回答。这条道路，凝聚着几代人的艰辛探索，积累了近代中国百余年历史经验，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出发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我们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政治保证。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他曾经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30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是否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是否到了骐骥一跃的历史时刻？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我们有必要认真总结和长期坚持这些来自实践、符合规律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最为核心的一条，就是要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只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才能有力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我们党领导政治体制改革一以贯之强调和坚持的重要思想观点和重要指导方针。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胡锦涛同志强调，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我们能够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一条重要经验。新时期以来，正是由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指导原则，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得以健康顺利发展。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是要抛弃而是要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完善同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的完善同步推进，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进行，而不能背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党和人民在深刻总结长期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确立起来的，是我们党和人民尊重国情、尊重历史的正确选择。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循序渐进、扎实推进。在我们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搞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与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与我国历史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相适

应，有秩序、有步骤地展开，决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更不能华而不实、空喊口号。

走自己的路，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这是饱经沧桑，历经磨难的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认识到的真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南。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孙文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国的政治体制已经经过了30多年的探索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还是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比如贪污腐败问题始终没有很好的根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政治体制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我们仍然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顺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参考文献：

 《十八大报告》

 《政治学基础》王浦劬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 《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尚德文著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  《新的历史跨越：关于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陈武明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

第五篇：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反腐

摘要：政治制度是如今官场腐败的根本原因，要想真正反腐，必须从政治体制入手------改革。

但改革却不等同于革命！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腐败、制度变迁、社会主义

一：问题提出：

如果大家有看新闻的习惯，那么肯定会发现例如某某应贪污···千万、···亿而被抓下马的新闻占据了中国现代史相当大的一部分。那么，你们是否知道原因？

2013年10月22日上午，最高检向全国人大作了关于反腐工作的报告，5年以来对32名省部级以上官员立案。这是24年来最高检再次就反腐工作向全国人大进行报告。有政情分析人士认为，检察机关向人大作报告是内地在现行政治框架内所作出的制度突破。当前我国反腐的高压态势已经形成，中央正从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著名法学家陈光中说：如果不从制度上进行重大的改革和推进，特别是在预防腐败方面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顶层设计和具体措施的跟进，当前的腐败问题就不会有根本的改观。很多学者直指，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特权

二：产生腐败的原因：

1，根本原因：制度存在先天性缺陷。制度是一群不多不少的人制定的，制度设计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他们都是有偏好的，或偏好于公平、或偏好于效率。布罗姆利认为，个人或集体偏好是通过制度安排以及结局的结构来决定选择的。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在时间的累计中慢慢成长而成，这本无大碍，但偏偏制定制度的权利在那么一部分人手中，他们以他们的意志干扰了制度的形成，使之慢慢偏向他们，使之以符合他们的利益为先。

2，政治制度改革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

3，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不良路径依赖。制度变迁常常会出现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青木昌彦认为，路径依赖是制度重建时，由参与者的认知能力所决定的主观选择模型继续认同旧的基本制度结构，导致旧制度在新政权中以新的形式延续的情况。而最早提出路径依赖的是诺斯，他认为最初的制度具有运行惯性，从而可能强化一种并不好的制度，即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增强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也可能沿着原有制度的错误方向继续运行，进入“锁定”状态。当腐败动机存在于一项制度建立之初或者存在于制度运行的过程中，路径依赖的惯性会使得腐败动机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且一直延伸下去。

4，基于中国糟粕的传统文化，人们喜欢既得利益，但不喜他人获得与自己一样的利益。举个例子：你们做过公交吗？有时候人会特别多，车就显得挤，当你没上车时，你总希望人们能望里挤挤，当你挤上后，你又不喜他人再挤上来。所以你，反正我总是能听到车下的人喊道：“再往里挤挤，往里挤挤。”也总是能听到车上的人喊道：“挤不下了，师傅，快开吧。下面的，你们等下一辆吧。”所以与上同理，官员往往希望自己能比普通老百姓多一些特权，多一些··，多一些···，···，···，慢慢慢慢就成了贪污受贿。

5，官僚主义，往往家中有人做官的人容易进官场。

6，风气影响。俗话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明一个

人容易受周围环境影响，毕竟不是谁都能成为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当代官员腐败、贪污、不劳而获的风气太重，容易消磨刚进官场的新人的拼搏意志，毕竟现在的毕业生意志强的不多，进入官场的更少。

三：政治体制改革治腐败：

由于政治体制是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我们只讨论这个。至于其他原因，加强人们文化素质、道德规范的教育是解决的基本方法。

而要政治制度改革必须要先了解政治制度。（a）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

（b）而政治体制改革要求以不改变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为前提的政治管理体制的改革。

包括领导体制，行政机构，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规等方面的改革，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目的在于调整部分社会关系，提高政治与行政管理工作的效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

（c）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兴利除弊，建设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

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使人民更好地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d）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1）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

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

（2）改革是否成功，关键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看能否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3）不能丢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所谓民主，要根

据我国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

（4）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而制度变迁是指新制度(或新制度结构)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作为替代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制度；作为转换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的生产过程；作为交换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的交易过程。

1，针对制度的先天性缺陷，我们在制定制度是必须以局外人的角度思考，让更多的人监督，用廉洁文化引导个人和集体都偏好公共利益。也可引入竞争机制，让制定人员多元化，尽可能代表人民大众。

2，制度设计充分体现现实需求。制度设计体现现实需求是指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必须给相关利益主体提供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说：“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和财富的交换，在一个积累财富机会较多，而获得政治权力较少的社会中，腐败的主要形式是用前者去交换后者。”,他描述的一种情境是，社会政治利益表达途径受阻导致腐败动机的萌生，只有人们的现实需求、合理的渴望得到了满足，制度才具备良性激励的能力，才能预防腐败。

3，注重制度变迁错误出现时的补救。在制度运行后所出现的问题都必须尽快解决。4，防范制度变迁的“闭锁”风险，加强社会组织的作用。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就会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下去，并不断得到强化，最终使制度变迁呈现两条截然相反的轨迹：相互依存（Path-dependence）和闭锁（Lock-in）。后者表现为与制度共存共荣的利益集团（拥有腐败动机的人）只会加强有利于自身的制度，无论该制度

是否有效率，也会沿着这个轨迹持续下去。制度变迁过程要避免陷入“闭锁”通道，打破“闭锁”通道的有效措施之一是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到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使其作为一种新的变量不断调整制度变迁的路径方向。

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还可以用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来做补偿？举一个例子，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给予补偿。但是，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官员下岗的现实威胁。对于一辈子管物价的官员来说，他身上的专用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全报废，他能接受吗？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贪污腐败是也）？公众不可能接受，而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于革命。

四，总结：

所以当今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急于政治制度改革，但越急越要冷静，静静等待机会。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如今，中国应该着力做的是政通人和。

但真正的“政通人和”是和决策机构的领导阶层整体素质成正比。首先在权力运用上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利运行体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真正的做到利为民牟；权为民用。其次要深化人事制度，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管理人才聚到党和国家的的各项事业中来，扩大党员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再要加强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的学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和老一辈无产阶级家多次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再一次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一项战略任务提到全党面前，要求各级干部都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需要；是深刻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觉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向方针政策的需要；是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需要。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哲学修养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必须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参考资料：百度搜索、新浪新闻、制度性腐败成因及其破解、各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