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轻”的含义

第一篇：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轻”的含义

米兰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轻”的含义

米兰•昆德拉的文字中总带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孤独气质，这种气质是一种作为人与其它可感物体的疏离，这既不是个体同宇宙的的悲剧，甚至也不和土壤相连。他总是把玩着他无限悲观的幽默，出人意料的站在一个可以向两个方向发展的角度，时而沉重的思考，时而不屑的轻笑。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既是米兰•昆德拉的代表作，也是其文字特点最为鲜明，意想最为繁复的作品。“美国《新闻周刊》称赞该书为：„昆德拉把哲理小说提高到了梦幻和情感浓烈的一个新水平。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昆德拉借此坚定地奠定了他作为最伟大的在世作家的地位‟。而根据该书拍成的影片《布拉格的春天》成为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齐名之作，不拘一格地再创影坛新高潮。”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并不是一般的情节性小说，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类似哲学思辨的阐述，这就给我们的阅读带来了不少的难度，却也是这部小说能让人百读不厌，细心玩味的重要原因。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部小说中最让人费解的难题无非是：这个“轻”到底指的是什么？在本书中作者米兰•昆德拉几乎所有文字都在围绕何为“轻”，何为“重”，以及我们究竟该如何选择的问题上做阐述，而小说的开篇从尼采的“永恒回归”观直接就把“轻与重”这一小说的核心问题摆在了读者的面前。与其它小说不同的是，米兰•昆德拉似乎并没有要让读者完全沉浸于故事中，他甚至直截了当的说“作者要想让读者相信他笔下的人物确实存在，无疑是愚蠢的。这些人物并非脱胎于母体，而是源于一些让人浮想联翩的句子或者某个关键情景。托马斯就产生于einmal ist keinmal这句话”，特蕾莎则产生于肚子咕噜咕噜叫的那一刻。”在这部奇特的哲理小说中，人物成为了哲学中的代码，情节也不过是哲学中的情境而已。如此一来米兰•昆德拉就可以毫不避讳的在小说中随意的跳出来阐述他的关于“轻与重”的思考。并且我想这更是他苦心孤诣的想要这本小说所希望呈现给读者的，是他自己的关于“轻与重”的整个思考过程。虽然最终米兰•昆德拉也没有给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在他所创造出来的四个主要人物托马斯，特蕾莎，萨宾娜，弗兰茨和这些人物所生活的大历史背景中却无疑展现出了米兰•昆德拉对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多维度思考。并且，同米兰•昆德拉的所有主题一样，关于“轻”这一主题是模糊的、多义的、不稳定的内容。他的文字仿佛与生俱来的带有某种反作用力，在一定的阶段，又把我们的思考引向其反面，使其所要表达的内容更为迷人和丰富。因此下面我所要阐述的就是作者米兰•昆德拉在他的这部小说中关于“轻”这个核心词汇的多重意义。因为只有更深刻的理解“轻”的意义和多元化的指向性，才能够更加透彻的读懂小说。

一、关于“轻”的第一重意义——偶然

“确实，他突然醒悟到，特蕾莎爱上他而不是Z，完全出于偶然。除了她对托马斯现实的爱，在可能的王国里，还存在着对其他男人来说没有实现的无数爱情。”先是七年前在特蕾莎居住的城市医院里，偶然发现了一起疑难的脑膜炎，请托马斯所在的科主任赶去急诊。然后出于偶然，科主任犯了坐骨神经痛病，动弹不得，于是便委派托马斯代他前去。再然后，托马斯在当地五家旅馆中又出于偶然的在特蕾莎打工的那家下榻。还是出于偶然，在火车回去前有一段时间，于是他进了旅馆的酒吧，特蕾莎又偶然当班，偶然为托马斯那桌客人提供服务。恰是这六次偶然把托马斯推倒了特蕾莎身边，好象是自然而然，没有任何东西引导着他。对于托马斯与特蕾莎之间的偶然又何止于此，十来天后，她来布拉格看他，他们当天就做了爱，而夜里，特蕾莎发起了烧，在他家整整呆了一个星期，成为了托马斯离婚后第一个和他做完爱后留在他家里过夜的女人。托马斯不敢向他的情人们承认：做完爱后，他有一种无法克服的需要独处的强烈愿望，这就是为什么他醒后发现特蕾莎紧紧地纂着他的手时会如此惊讶！

当托马斯决定从瑞士回捷克找特蕾莎的时候，“„Es muss sein!非如此不可！‟托马斯反复重复着。但是，他很快又开始怀疑：真的非如此不可？”在这里我想没有人会认为我们生活中的爱情是无足轻重的，因此我们总是想象着我们的爱情故事是它应该存在的那一番模样，也就是说关于爱情，是一种必然的非如此不可的结果。可托马斯却发现“特蕾莎”——他生命中的爱情故事并非建立在非如此不可，而是建立在别样亦如此之上。“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是贝多芬最后一首四重奏最后一个章节的两个动机，并且贝多芬还在最后一个乐章上方标注了“细加掂量的决断”。也就是说如果重、必然和有价值是三个有内在联系的概念，那么毫无疑问：必然则为重，重才有价值。而特蕾莎对于托马斯来说，这个女人绝对是个偶然的化身，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他决定回到波西米亚的最依赖性因素。

在书中的第九页提到“托马斯自言自语：einmal ist keinmal，这是一个德国谚语，是说一次不算数，一次就是从来没有。只能活一次，就和根本没有活一样。”如果生命源于两个细胞一次偶然的碰撞，那么我每个人的生命便都是被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来的，我们的父母不会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上帝也不会提前给我们打好招呼，于是我们的生命里的一切都是马上经历，仅此一次，不能准备的，却终究要走向一个必然的终点。就像昆德拉所说的“而我们生命的草图却不是任何东西的草稿，它是一张成不了画的草图。”就像在文章一开始我所提到的那样：人物不过是哲学的代码，情节也不过是哲学的情境而已。于是我情愿这样来拆分一下：“生命”（托马斯——einmal ist keinmal）中不能承受之“轻”（特蕾莎——偶然）。让我们大胆设想一下，如果必然是重的，那么偶然便是轻的，在这里特蕾莎成为了“偶然”的代名词，而托马斯便是“生命——einmal ist keinmal”的化身，特蕾莎之于托马斯，便如同偶然之于我们的生命，那又将是怎样的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呢？

在书中第二百八十四页，托马斯根据柏拉图的著名传说：“以前人类是两性同体的，上帝把他们分成了两半，从那时起，这两半就开始在世界上游荡，相互寻找。爱情，是对我们自己失去的另一半的渴望。”给了自己一种假设性的选择，即：如果他以后真遇到了命中注定的那个女人，遇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他究竟是会选择这个在篮子里捡到的女人，还是那个柏拉图传说中的女人。这个假设很明显的是米兰•昆德拉所要力图呈现给我们的在现实的有生之年中，生命的可能性与生命的一次性之间的抗争。而因为生命只有一次，所以我们就只能接受那一次性的偶然，换句话说作为人类的我们只能主动的接受偶然带给我们的情感，“永恒回归”不存在，我们也就无法相比较之后再做决定，并且在这一前提下，任何人也都无法判断生活中被敲定的女子是否是他的另一半。于是在书中第二百八十五页：“他知道自己已经准备随时离开他幸福的家，准备随时离开与他梦中的年轻女子一起生活的天堂，他要背叛爱情的„es muss sein!‟跟着特蕾莎，跟着这个缘于六次滑稽偶然的女人走。”是的，现实中，所有的可能性，所有的偶然也都因为生命的一次性而变成了不可选择，必须经历。尽管生命中的偶然是我们所不能承受的，却又不得不接受，这并不是被动的接受，也不是命中注定式的宿命论，对于我们要做的，只是去面对现实所赋予的一切。

二、关于“轻”的第二重意义——欲望

在书中，正是因为特蕾莎让托马斯患上了“同情”病，才成就了这个“非如此不可”的必然，使得“轻”变得不能承受。而在这里，“轻”已经从“偶然”转化成了另外一重意义即，“欲望”。如果之前的“轻”（偶然）是无法选择的，而这里的“轻”（欲望），托马斯作为米兰•昆德拉的代言人却是必须要做出决定的。小说的第二章和第四章的标题虽然都是“灵与肉”但实际上却依旧是围绕着“轻”这一核心主题来比较和阐述的。

试想从前失败的婚姻给托马斯留下了对妇女不尽的恐惧，而与他的情人们他一直保持着很好的“性友谊”的关系，为了确保“性友谊”永远不会在爱的侵略下让步他让自己严守“三”的原则（可以在短期内去会同一个女人，但绝不要超过三次；也可以常年去看同一个女人，但是两次幽会间至少得相隔三周。）因此，书中第八页：“他一次又一次，总是想起那个躺在沙发上的女人的模样；她和他过去生活中的任何女人都不一样。既不是情人，也不是妻子。她只是个他从涂了树脂的篮子里抱出来，安放在自己的床榻之岸的孩子。”只有把特蕾莎当成了无助的孩子，才能引起他的同情心与责任感，允许特蕾莎整夜的攥着他的手指，连翻身都要小心翼翼，生怕把她弄醒。也正是这个比喻促成了托马斯渴望与特蕾莎同眠的愿望，书中第十七页：“跟一个女人做爱和跟一个女人睡觉，是两种截然不同，甚至是几乎对立的感情。爱情并不是通过做爱的欲望（这可以是对无数女人的欲求）体现的，而是通过和她共眠的欲望（这只能是对一个女人的欲求）而体现出来的。”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中一次又一次地借托马斯的口重复“对他而言，特蕾莎就像是个被人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的孩子，顺着河水漂来”。在书中第十二页中：“托马斯还没有意识到，比喻是一种危险的东西。人是不能和比喻闹着玩的。一个简单的比喻，便可从中产生爱情。”正是这个对特蕾莎最唯美的比喻，使得托马斯患上“同情”病成为了一个他不情愿接受的现实。同时这个比喻也使得“同情”在特蕾莎与托马斯之间贯穿始终。“河水汹涌，怎么就能把这个放着孩子的篮子往水里放，任它漂呢！”正是基于这样的想象，托马斯才不可避免的给予了特蕾莎以最深切的同情。

那么，什么是托马斯的“同情”病呢，如书中第二十四页对于“同情”一词的解释：“„同情（同—感）‟即能够与他人共甘苦，同时与他人分享其他任何情感：快乐、忧愁、幸福、痛苦。因此这种同情是指最高境界的情感想象力，指情感的心灵感应艺术。在情感的各个境界中，这是最高级的情感。”而在生活中，这种“同情（同—感）”大概即是我们对于生活中另外一些人之间的联系和关系而产生的责任吧。

而与托马斯对于特蕾莎的“同情(同—感)”即责任，相对的。托马斯对于女人强烈的占有欲很明显是特蕾莎所不能承受的，面对托马斯和他那些不能割断的性友谊，特蕾莎痛不欲生。而对托马斯而言，他对于其他女人的那些欲望何尝不是也让自己不能承受吗？如果断绝了那些性友谊，他会感到撕心裂肺，因为他无法控制自己对于女人的占有欲望，但是就像在书中第二十五页所说的“他刚刚出门去同某个情人幽会，便马上对她感到厌恶，发誓这是最后一次见她。他眼前呈现的是特蕾莎的形象，他必须立即麻醉自己才能不再想她。自从他认识她起，他不醉酒便无法同别的女人上床！”就连萨宾娜都嘲笑托马斯，在他放荡的身影后，居然有一张浪漫情人的面孔隐约可见，令人无法置信。

米兰•昆德拉说：“萨宾娜与特蕾莎代表着生活的两极，互相排斥，不可调和，然而两极同样美妙，都不可少。她们分别代表着米兰•昆德拉反复重申的轻与重和灵与肉的两极。”身为女画家的萨宾娜一出场就让特蕾莎这个乡村酒吧女招待黯然失色，她认真遵守着托马斯的“性友谊”原则，给托马斯提供帮助，为特蕾莎在布拉格谋求了一个不错的职位。她如此懂得托马斯的心思，又不断给他带来快感，却从不要求他承担任何责任。书中第三十三页，萨宾娜来到苏黎世去找托马斯“她打开门，站在他的面前，修长的漂亮大腿，裸露着，除了短裤和胸罩，头上带着一顶圆礼帽。”与萨宾娜相比，特蕾莎简直就像一个丑小鸭，可是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托马斯却偏偏选择了特蕾莎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呢？

关于这个问题托马斯虽然做了决定，却声称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问自己，是一个人好呢，还是和特蕾莎一起好呢？是选择轻，还是选择重？然而“镜子”却给了我们托马斯所作出决定的最好解释。还是那个唯美的比喻，特蕾莎作为一个“涂了树脂的篮子里的孩子”，她显然是单纯的。正如书中第四十九页：“吸引她走到镜子面前的并不是虚荣心，而是在镜中能看到自我令她震惊。她忘记了眼前的是个传达身体机能的仪表盘。她相信，透过脸部的线条，呈现给她的是自己的灵魂。”反观萨宾娜，在书中第一百零四页所提到的：“萨宾娜独自一人，她重新依在镜子面前。她还是只穿着内衣，又一次戴上圆顶礼帽，久久地注视自己。她很讶异，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未能忘掉已经逝去的那一刻。”……“他俩立在镜前（每次她脱衣服时他们总是这样），注视着两个人的模样。她穿着内衣，戴着圆顶礼帽。然后，她发现，这场景令他俩感到兴奋刺激。”再依照之前所提到的“跟一个女人做爱和跟一个女人睡觉，是两种截然不同，甚至是几乎对立的感情。”当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所需求的仅仅体现在肉欲的本能的时候，他并不会选择她为自己的终身伴侣，因为肉欲并不具备唯一性，在生命中，仅有肉欲的快感是不够，还必须有一种沉重感——责任。所以作为一个性伙伴，萨宾娜是不足以引起托马斯与之“同—感”的同情心，即付出责任的。

书中第五页，“当负担完全消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有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所以既然生命中是不能承受“轻”的，托马斯便只能留在对于他来说是极为沉重的特蕾莎身边了，因为只有这样他的生命才更贴近于大地，接近于生活，才不会变得比大气还轻。

三、关于“轻”的第三重意义——游离

书中第九十三页：“一个人生活在异国，就像在空中行走，脚下没有任何保护，而在自己的国家，不管什么人，都有祖国这张保护网，一切都颇具人情味，因为，在祖国，有自己的家人、同事、朋友，可以用童年时就熟悉的语言毫不费力地让人理解。”在这里，深爱着托马斯的特蕾莎竟然不辞而别，毅然决然的离开苏黎世，重返战火纷飞的布拉格，其原因正是由于无法承受离开祖国所导致的归属感的缺失。

而对于托马斯来说，特蕾莎和萨宾娜幻化成了两个更深层的生活两极，前者是归属，后者是游离。对于特蕾莎，米兰•昆德拉暗示了那是一种共眠的欲望，只有在特蕾莎身边托马斯才能安然就寝，对于归属感的渴求显然是对“灵”（精神）的渴求；而对于萨宾娜则是一种“肉”（欲望）的满足。所以特蕾莎对于托马斯来说是他的精神家园和田园牧歌。于是特蕾莎被隐喻成了捷克的化身。让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假设下去，小说中的托马斯，其实就是米兰•昆德拉本人的化身；而特蕾莎，就是米兰•昆德拉的祖国捷克的化身；萨宾娜所代表的，是米兰•昆德拉旅居国外的生活；托马斯对特丽莎的爱，以及由此而掮负起来的责任与痛苦，喻示了米兰•昆德拉对自己祖国的热爱，有一种沉沉的使命感压迫着昆德拉，让他的灵魂受难，并且是“非如此不可”。

正如书中第三十六页，当特蕾莎不辞而别后写到：“他跟特蕾莎捆在一起生活了七年，七年里，他每走一步，她都在盯着。仿佛她在他的脚裸上套了铁球。现在，他的脚步突然间变得轻盈了许多。他几乎都要飞起来了。此时此刻，他置身于巴门尼德的神奇空间；他在品尝着温馨的生命之轻”而几天以后,这种温馨的生命之轻却让他再也无法承受。书中第三十六页：“星期一，他却感到从未曾有过的沉重。重的连俄国人的千万吨坦克也微不足道。”这对于托马斯来说，那“温馨的生命之轻”是自由带给他的短暂飘飘然的快感，这一层的隐喻说的是在米兰•昆德拉看来，这是漂泊异乡带给他的新奇。而“从未曾有过的无比沉重”则是托马斯对特蕾莎的无比怀念。隐喻着米兰•昆德拉带根流浪的深重情结。

再让我们来看看，托马斯对于萨宾娜的欲望和由此而获得的满足感，其实也巧妙的呈现出了米兰•昆德拉对于自己的祖国的热切感情。书中第二十五页：“他害怕太晚回家，因为特蕾莎在等着他。一次，萨宾娜发现他做爱时偷偷看表，明显想尽快草率完事。”对于米兰•昆德拉来说，虽然他旅居法国十多年，却是一种带根的流浪，一心惦念着自己的祖国。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布拉格反而比在巴黎更有失根之感，只有游子才有更加浓郁的思乡情愁，乡愁引起他们对于根的无限怀念，越是漂泊，越是游离，就越生长着一种对于根的存在和归属感。所以，虽然米兰•昆德拉生活在法国，却用他最熟练和亲切的捷克文字来写他小说里的故事，因为对于他来讲，他所有的经验、想象和灵感全部都来源于他的祖国和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城市——布拉格！

四、关于“轻”的第四重意义——媚俗

1984年2月米兰•昆德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媚俗，即Kitsch，是19世纪产生于德国的一个词，它的含义已经逐渐起了变化，今天，在法国，仅仅意味着某种美学风格，低劣的艺术。但是，远远不止于此；这是一种由某种对世界的看法所支撑的美学，这几乎是一种哲学。这是知识之外的美，是美化事物、取悦于人的意愿，是完全的因循守旧。”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书中米兰•昆德拉更是多次提到了“媚俗”，如：“媚俗就是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排拒来自它这个范围内的一切”，又如：“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种大众可以分享的东西”、“媚俗的真实作用是一道为掩盖死亡而关起来的屏幕”等等。而在我看来，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媚俗就是把受众的心理体验压缩在了一个狭隘、浅薄的表层空间，使艺术和生活失去了原有的深刻理性和美感，使受众失去思想的震撼和心灵的深度。当媚俗使得生活和艺术中的一切都“把不确定变为确定性”并“指出一个似乎是只能追求的方向”的时候，人们也就远离了崇高的信念、生活的责任，于是媚俗便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说：“小说应该毁掉确定性……确切地说，小说家的才智在于确定性的缺乏（l'absence de certitude），他们萦绕于脑际的念头，就是把一切肯定变换成疑问。小说家应该描绘世界的本来面目，即谜和悖论。”米兰•昆德拉对于艺术中媚俗的不屑，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体现在托马斯对于不同女人的占有欲望上，他执迷于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百万分之一的不同，并征服它。书中第二百三十八页：“在他看来，迷恋女性的意义即在于此他迷恋的不是女人，而是每个女人身上无法想象的部分，换句话说，就是使一个女人有别于他者百万分之一的不同之处。”“所以，促使托马斯追逐女性的不是感官享乐（感官享乐像是额外所得的一笔奖金），而是征服世界的这一欲念（用解剖刀划开世界这横陈的躯体）。”

对于生活当中媚俗的反抗，在小说中体现在当托马斯写了一篇有关俄狄浦斯的文章之后，主任希望他能写一篇反悔声明以避免招惹麻烦的时候，书中第二百一十七页写到了众人对于他的反应：“托马斯明白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所有人都对他微笑，所有人都希望他写反悔声明，而他一旦写了，就会让所有人都乐意！第一种人高兴，是因为一旦懦弱成风，他们曾经有过的行为便再也普通不过，因此也就给他们挽回了名誉。第二种人则把自己的荣誉看做一种特权，决不愿放弃。为此，他们对懦弱者心存一份喜爱，要是没有这些懦弱者，他们的勇敢将会立即变成一种徒劳之举，谁也不欣赏。”这些众人的微笑其实便是媚俗的表现，所有人都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在替你做着决定，因为他们的反应很明显的给你指明了众人希望你去的方向，即一种你可以与大众建立联系的方式，你一旦按照众人希望你去做的那样做了，你变成了他们的同类或是他们喜爱的人。而正如萨宾娜对于托马斯的形容，说他是一切媚俗的大敌。托马斯在反复思考之后终于去找了主任，告诉主任他一个字也不会写。因为他实在不能忍受自己的的命运由别人决定，让别人来说三道四。

同样是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米兰•昆德拉提到：“政治并不产生媚俗，但它需要媚俗。任何政治运动都以媚俗、以迷惑他人的愿望为基础。从政治角度来说，世界是白的或黑的。模棱两可、矛盾和悖论是没有任何位置的。每一位自尊的政治家都不会说：“我认为……但是，我不能肯定是对的……”或者：“虽然，我们也可以做那个，但应该做这个。”他会说：“我认得未来的道路，我知道我是对的，”因此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提到：斯大林的儿子因为粪便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与德国人不惜生命向东方扩张帝国领土，俄国人向西方扩张自己的实力范围而丧生相比，是在战争的普遍愚蠢中唯一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死。

当然，人是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的，不可能完全不受外界群体的影响，毕竟我们更多的时候是需要别人带给我们的信息反馈，来衡量我们自身的。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来衡量我们是否“媚俗”这一标准时，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确定自己保持了不确定性时，我们便也因此而失去了不确定性。也正因为此，米兰•昆德拉才会同样地指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超人，强大得足以完全逃避媚俗。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媚俗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

五、关于“轻”的第五重意义——遗忘

在米兰•昆德拉谈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说：“正因为史书上谈及的是一桩不会重现的往事，血腥的岁月于是化成了文字、理论和研讨，变得比一片鸿毛还轻，不再让人惧怕。”“那些转瞬即逝的事物，我们能去谴责吗？橘黄色的落日余晖给一切都带上一丝怀旧的温情，哪怕是断头台。”

诚然，永恒回归只是一种神秘的想法：“有朝一日，一切将以我们经历过的方式再现，而且这种反复还将无限重复下去！”这种情况当然不会出现，然而从十四世纪两个非洲部落之间的战争而引发的种族大屠杀，再到法国大革命不断砍下法国人头颅的罗伯斯庇尔，再到希特勒的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还有书中提到的捷克斯洛伐克所遭受的一连串耻辱。人类的历史中所上演的一幕幕岂不如此荒唐而又相像吗？而导致这些惨剧发生的原因不正是由于人们对于历史的遗忘吗？正如书中第二页，米兰•昆德拉被自己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所震惊的：“在翻阅一本关于希特勒的书时，我被其中几幅他的照片所触动。它们让我回想起我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好几位亲人都死在纳粹集中营里。但与这张令我追忆起生命的往昔，追忆起不复返的往昔的希特勒的照片相比，他们的死又算得了什么？”

其实，历史何尝不是和人的生命一样，一次就是不算数，一次就是从来没有。如书中第二百六十四页写到的：“捷克人只有一部历史，它和托马斯的生命一样，讲终结于某一天，无法上演第二回。”可是难道真的一次就是不算数，一次就是从来没有吗，历史真的不会重演吗？那米兰•昆德拉为何又要大声疾呼：“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呢？我猜想，米兰•昆德拉所要表达的本意并不是向他在书中第二百六十五页说的那样：“Es muss sein.一次不算数。一次就是从来没有。波西米亚的历史不会重演，欧洲的历史也不会重演。波西米亚和欧洲的历史是两张草图，出自命中注定无法拥有生死经验的人类之笔。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不能承受地轻，轻若鸿毛，轻若飞扬的尘埃，轻若明日即将消失的东西。”他所要带给读者的是一种向反方向的深层反思，即恰恰是因为这种带着背叛的遗忘而使得我们的生命和整个人类的历史终于“轻”的不能承受。

在书中的第四页也说到：“与希特勒的这种和解，暴露了一个建立在轮回不存在之上的世界所固有的深刻的道德沉沦，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预先被谅解了，一切也都被卑鄙地许可了。”这显然是在提醒着人们，历史是不能够遗忘的，因为历史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向后人提供经验。与此同时也警告我们，应该防止那些悲惨历史的重演，防止人类厄运的继续。

六、关于“轻”第“六重意义——轻视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的“伟大的进军”一章里，弗兰茨想：“尽管世界冷漠，伟大的进军仍在继续，它变得激奋、变得狂热起来：昨日支持以色列，今日支持巴勒斯坦；昨日支持古巴，明日又反对古巴；美国总是反对的。但是每一次反对的是一方的屠杀，每一次支持的是另一方的屠杀。欧洲的列队行进，为了紧跟所有事件的节奏而不落下任何一桩，步子越来越快。因此，伟大的进军最后变成了一支急匆匆飞步向前的队伍，舞台变得越来越小，直到有一天，将变成一个没有任何空间维度的小点。”如果生命是无法用价值衡量的，那么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等同于千万人的生命价值，在天平之上斯大林之子的死却因粪便而获得了沉重，贴向地面，获得真实的自我意义。而对于那些伟大的进军者们，死寂的疆界却在逼向着他们，直到有一天伟大的进军者们的生命所组成的队伍将飘向空中，消失于不可承受之轻中，变的自由而毫无意义。

对于每个人的生命而言，都是只有一次的，因此我们的生命也就因为这一次性和有限性而愈发的弥足珍贵，然而在以政治为掩饰的旗帜下，个人意志和个人生命竟然完全没有了存在的理由，对于生命如此的轻视，又怎样能够让我们所承受呢？

到了小说的最后一章“卡列宁的微笑” 米兰•昆德拉更是把作为人对于同类生命的轻视上升到了在大自然中身为人类的我们对于其他物种生命的轻视。在书中第三百四十四页中，作者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创世纪》的开篇写道，上帝创造人是为了让人统治鸟、鱼、畜生。当然《创世纪》是人写的，而不是一匹马写的。因此并不能完全断定上帝是真的希望人类统治其它生物。更有可能是人类发明了上帝，以便使其篡夺来的对牛马的支配权合乎神圣法则。对，就是杀死一只鹿或一只母牛的权利，全人类只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即使在最血腥的战争年代亦不例外。”“这一权利在我们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们自认为是最高级的动物。但是，只要出现一个第三者加入该游戏，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比如，来了个外星人，他是奉上帝的旨意来的：“我命你去统治所有其它星球上的生物”，这时，《创世纪》里说的再清楚不过的事立即就会遭到质疑。被火星人套在马车上的人类，可能会被银河系的居民挂在铁杆上烤着吃，这时他也许才会想起过去常在碟子里用刀切着吃的小牛排，会向母牛道歉（太迟了）。”

尼采在呼喊“上帝已经死了”，上帝是被人类创造了，又被人类杀死的，是的，上帝已经被我们杀死了。当尼采抱住马儿的脖子，放声哭泣，他就已经远离了我们，远离了人类。当特丽莎抚摸着得了不治之症的卡列宁的狗头的时候，特蕾莎与尼采并肩行走，他们与轻视着生命的那些人类彻底决裂，离开了这条道路，而那些自诩为 “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人类们，在这条路上继续行走，就像伟大的进军的队伍一样最终将飘向空中，消失于不可承受之轻中，变的自由而毫无意义。

米兰•昆德拉站在遥远的天穹凝视着活在这个“世界”的我们，用与生俱来的心灵感应向我们讲述着：“倘若你还没有融入到那个世界，希望你也不会融入到那个世界。那个世界就如一个漆黑的长长的隧道，周围的墙是使用先前进入这个隧道而没有走出去的人们的尸体砌起来的，而他们的鬼魂也在隧道中近乎疯狂的勾引你步入和他们一样的境地，他们等待着后来进来的人们慢慢变成他们的一员。有极少数的人挣扎着最后走出了这个隧道，结果落得一身创伤，同时还不能被那个世界理解，也不能被那个世界接受。他们很少找，到可以和自己说话的人，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溺死在了那个无尽的隧道里，包括和他们一同步入这个隧道的挚友。”

就在如此阴沉的情绪下，米兰•昆德拉通过卡列宁这只狗生前最后的微笑，带给了我们一抹最明媚的关于生命的希望，这也是我每当读到此处时，便感到心情最无法平静的地方，在书中的第三百六十一页，当卡列宁听到特蕾莎开门的声音的时候，马上抬起了头，看着特蕾莎:“特蕾莎无法承受这目光，她感到恐惧。它从未以这种眼神看过托马斯，只对特蕾莎这样，但眼光从未像今天这么急切。那不是绝望或忧伤的眼光。眼中流露出让人不能接受的、令人心悸的信任感。这是一种渴望问个明白的眼神。卡列宁用了整整一生等待特蕾莎的回答，此刻，它（比以往更为急切）要特蕾莎明白，它一生都在等着她把真相告诉它（因为对它来说，所有来自于特蕾莎的都是真理，比如特蕾莎叫它„坐下！‟或„躺倒！‟，卡列宁与之结为一体，并赋予其生活以某种意义）。”

尽管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可避免的将走向死亡的终点。然而生命，一旦展开就会显示出一种不经意的美，它时刻闪耀着一种无法预先谋划的，非刻意的美，脆弱而温暖。

“如果永劫回归是最沉重的负担，那么我们的生活就能以其全部辉煌的轻松，来与之抗衡。”“可是，沉重便真的悲惨，而轻松便真的辉煌吗？”当我在论文的结尾，重新想起米兰•昆德拉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却仿佛听见了几许来自于远处的狡黠的笑......

第二篇：转载《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读后感——米兰昆德拉小说解读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读后感——米兰昆德拉小说解读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观及其哲学背景

我们可以从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中看到，“存在”是其不厌其烦谈论的话题，建立在“存在”上的小说观，是昆德拉小说创作的基础，转载《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读后感——米兰昆德拉小说解读。而存在这个形而上的终极命题，在西方哲学史上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要想理解昆德拉的小说，必须首先了解其小说深深植根的哲学背景。

存在是什么？自从俄狄浦斯解开斯芬克斯之谜后，存在之谜，不知困扰着多少人为它走向了凄壮的祭坛。亚里斯多德说：“那个自古以来就发问的问题，那个现在仍然要问的问题，那个将来永远要发问的问题，那个是我们永远不得安宁的问题就是：存在是什么？而这也是在问：本体是什么？”然而这只是阐释了存在的终极意义，并没有解决存在的解释问题。古希腊人说：“认识你自己。”但那时的“自我”更多的是众神旨意的化身；到了中世纪，自我则成了上帝的法则，在神性*光辉的照耀下，西方人获得了强烈的自我感，虽然这其中不乏蒙昧；文艺复兴兴起后，上帝从人们心中隐去，于是迪卡尔宣称：“我思故我在。”将自我的理性*意志作为人类存在的合法前提；这似乎使我们听到了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所提出的“思维和存在是统一的”。海德格尔说：“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相信领会了它，现在却茫然失措了。”这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产生的种种异化，导致了哲学家开始了对“存在”的重新思考，即对“存在”进行寻根。于是存在主义者萨特又提出“在”是第一位的，“存在先于本质”。

米兰昆德拉立足于前人踏出的存在主义之路，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昆德拉不是从存在的本体论，而是从人类存在的现实境况出发来看待和思考存在的。在他看来，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如果一个小说家，不能揭示人类存在的现实，那么他是不堪的至少是不深刻的。小说的写作目的，就是抓住自我对存在的深思。小说考察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存在不是既成的东西，它是“人类可能性*的领域，使人可能成为的一切，使人可能做的一切”。对于现实世界，米兰昆德拉基本上持一种悲观态度，他认为生活就是一个陷阱，人们未经请求就被生下来，封闭在从未选择的躯壳里，直至老死，一体化的世界则杜绝了人们逃遁的可能性*。

基于这样的创作观，米兰昆德拉小说中的人物，更像是一个个为了解释存在而存在的“实验性*编码”，小说的情节，场景，论述，均是围绕“存在”这一主题展开，所有的文字，只是在小说家指挥棒下作出的对主题词演奏的音符，使昆德拉的小说始终以一种严肃而又戏虐的面貌出现，构成了其小说的独特的个人风格。

存在之轻与存在之重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昆德拉小说中最为读者熟悉，为作家赢得声誉最多的一部小说，80年代在中国出版至今，一直被翻译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直到前几年才有了现在的这个书名，虽然只是一个语序的变化，却使得书名和主题更为贴近。然而即使是改动后的译名，仍然弱化了原名的玄意。昆德拉在一次访谈中说：“许多朋友劝我放弃《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TheUnbearable Lightness ofBeing》）这个书名，难道我就不能至少删去“存在”(Being)一词吗？译者在碰到这个词时，都倾向于用更朴实些的表达予以替换：‘生存’(existence)，‘生活’(life),‘状况’(condition)等等。“存在并非一个具体物，因此，昆德拉认为，哈姆雷特说的”tobe or not tobe”绝非“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而是一个形而上的追问。所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所要探讨的实质上是“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

尼采认为，我们的世界是“永恒轮回”的。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都由无数次的重复。我们的生活是能够被预演的，有朝一日，我们的生活会按照我们经历过的方式再现，而前者中反复还将无限重复下去。如果世界果真如此，我们就会向耶稣一样被钉在永恒色*十字架上，无法承受的重负将会沉沉的压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然而，这个世界存在的基础恰恰是轮回的不存在，生活无法预演，我们既不能把它与我们以前的生活相比较，也无法使他完美之后再来度过，生命之流只能在偶然性*的大地上泛滥，人们肆意的生活，获得了漂浮在半空中的快感，可是，重就真的悲惨，轻就真的美丽吗？

托马斯正是这一问题的代询人。他是一个离异多年的外科医生，拥有众多的情人，生活风流而快活。然而特里莎的闯入打破了他的自由，托马斯一直在爱恋特里莎和追求自由之间徘徊选择。特雷莎之于他，既非情人，也非妻子，而是一个“被放在树脂深覆的篮子里，顺水漂到他的床第之岸的婴儿。离婚以后的托马斯是愉快自在的，婚姻对他来说是一种责任的束缚，阻碍了他体会生命的快感，在无数的”性*友谊“中，他获得了美好的生命之轻。特雷莎无疑是这种生活的终结者，她紧紧握住托马斯的手使他感到了久违的生命的责任并体会到了其中的美好，可是他又不愿意放弃多年来的“自由”。对于托马斯来说，独居还是与特雷莎结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爱情问题，而是关涉到他对存在的可能性*的理解。一向轻松的他在六个偶然事件的推动下，选择了“非如此不可”。

七年之后特雷莎的出走，将托马斯重又置于自由之身，使其身上的重负突然间释放，甚至感到悲伤过后的美好，托马斯嗅到了温馨的生命之轻。可是，随之而来的沉重却将他彻底击倒，他已经学会了感受别人的痛苦，他终于明白，自己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虚无缥缈的生命了，读后感《转载《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读后感——米兰昆德拉小说解读》。他回到了布拉格，追回了特雷莎，也追回了存在的重量。

如果说托马斯不断地在轻与重之间游走抉择，特雷莎也尝试着去接受托马斯的存在哲学。当她无法忍受托马斯有一次在肉体上的背叛，她开始了向轻的试探，和一个工程师发生了关系，可是这次行为只给她带来了更深的痛苦，更重的负担，认真是特雷莎的行为方式，认真让她陷入痛苦的绝境，虽然她努力从行为到精神上向自己的爱人托马斯靠近，然而她最终还是失败了，她永远背负沉重的负担，而这沉重恰恰也是对托马斯的一种吸引。

轻重选择的对立与两难，构成了人类的一个基本存在境况，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可以在这个哲学命题上找到印证，它与善恶无关，究竟是选择青海是选择重，昆德拉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只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并给与了阐释。在一个极限悖缪的时代，轻与重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甚至是不存在的，追求意义，选择承担，并不一定就能收到预期的沉重感，反而常常导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但是，这轻松之中不也包含着生命的沉重吗？

灵与肉的冲突

肉体与灵魂，使人类得以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人类总是理想化地希望自己的灵肉统一，以把握一个更为真实可感的自我，然而，昆德拉却以一个特定的性*爱情境，揭示出灵与肉的分离，使人类再次陷入对自我的无把握之中。

托马斯与特里莎彼此相爱，可是看待灵与肉的态度却不一样：托马斯认为,爱情与性*是互不相干的，爱情不会使人产生性*交的欲望，却会引起同眠共枕的欲望。在他看来，使爱从属于性*，是造物主最稀奇古怪的主意。灵与肉在托马斯身上自觉的分离着，他一边深爱着特丽莎，一边又和不同的女人做*爱，他在爱情上是忠贞的，在行为上却是放荡的。

特雷莎则要求灵与肉绝对的统一。特雷莎有一个外表美丽而内心粗俗的母亲，她一直在向特雷莎灌输一个观念，特雷莎你与其他人没有区别，你和其他人的身体都是一样的，你没有什么好隐藏的。特雷莎的母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露着在房间里行走，这令特雷莎感到羞愧和恼怒。特雷莎的一生，就是在于这种观念抗争，她认为人与人是不一样的，灵魂决定了这种个性*，否定了肉体的差异，也就否定了灵魂的差异。她带着这种抗争，来到了托马斯身边，寻求救赎，她向他表明她是独一无二的，可是托马斯却把它混入了其他的女人，对她们的身体施以同样的爱抚，把她又扔回了原来的世界。特雷莎的“嫉妒”成为她沉重的痛苦，直到死才得以摆脱，而这种痛苦正源于特雷莎对灵与肉绝对的要求。

灵与肉的冲突显示了人类对把握自我的无能为力，作为人存在的一个基本范畴，它突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悖论，即人不愿再灵肉分离中生活，却只能以灵肉的妥协与调和谋得现实的安适。昆德拉借此对现代社会所导致的人行分裂和异化进行了批判。

政治与媚俗

“媚俗”（Kithcs)是昆德拉作品中的响词，在一次与作家埃尔格雷勃里的谈话中，昆德拉将“Kithcs”阐释为“已讲过一千次的美”，“意味着故作多情的集体谎言”，在昆德拉的笔下，媚俗已并非对每一类任何某个特定情景的描绘，也并非仅仅限于艺术，它已成了政治，社会，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成了人类共同生存状态的一个指称。

西方批评家普遍认为，媚俗之于昆德拉，已经不单单是一个道德概念，而是一个审美范畴。昆德拉认为媚俗起源于“无条件认可生存”的美学理想。媚俗的人，指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排斥来自这个范围内的一切比如大粪（shit），这个每天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生理现象，却被很多人有意地回避，人们避免谈论它以及和它有关的一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六章《伟大的进军》就是一篇讨伐媚俗的檄文，它的理论首先是从“粪便”开始的，昆德拉举了斯大林之子雅可夫的例子，雅可夫在二战期间被德国人俘虏，和一群英国军官关在一起，共用一个厕所。英国人不满他将厕所搞得又臭又乱，诉诸于集中营的德国军官。然而，德国长官拒绝讨论粪便的问题，雅可夫备感羞辱，以扑向电网的自戕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抗议。在昆德拉看来，人对粪便的厌恶正是一种基本的媚俗。媚俗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情景，它无处不在，不同的媚俗有着不同的内在含义和批判向度，若果说美学媚俗意指英和伤感类作品的低级艺术情趣，那么政治媚俗则只对既定秩序和既定思想的盲从，文化媚俗则指对多数的，流动的，大众的价值观念的认同，人类学媚俗则指人类在无条件的认同生命存在的前提下表现出的乐观盲从和拒绝思考的态度。“媚俗是存在于忘却间的中途停歇站”，因为媚俗，生命在本真与非本真之间徘徊不定，人的自由存在成了值得怀疑的东西，事物失去最初的一面，流向难以把握的虚空。

政治，是昆德拉小说中人物的基本生存背景。政治媚俗，则又是昆德拉批判的一个重点，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政治迫害使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昆德拉说：“政治并不产生媚俗，但它需要媚俗。任何政治运动都以媚俗，以迷惑他人的愿望为基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美国参议院对孩子的微笑与布拉格广场检阅台上当权者面对游行者的挥手都是媚俗。“媚俗是所有政客的美学理想，也是所有政客党派和政治活动的美学理想。”

托马斯和其情人萨宾娜都是媚俗的自觉抵制者。托马斯，一个用外科手术的思维来对待人生的一生，他的生存目的就是要反抗从众。对于托马斯来说，真正的困难不是抵制那个“非如此不可”，托马斯逃离了第一次婚姻，逃离处于专制统治下的祖国，都说明了这一点，真正难的是抵抗本身，在媚俗的集权统治王国里，左右的答案都是预先给定的，对任何问题都有效。心灵的专政即是最高统治，所以昆德拉又说，媚俗的死敌是“爱提问题的人”，一个问题就像一把刀，会划破舞台的布景，让我们看到藏在背后的东西。同时，媚俗也极有可能成为一个陷阱，对媚俗的抵抗也可能成为媚俗的一部分。对于托马斯来说，当在呼吁当局释放政治犯的生命上千字也称为“非如此不可”的事情的时候，抵抗本身也成了一种媚俗；对于萨宾娜来说，当她的绘画被宣传为反共作品时，她便深深感到了西方世界对她处于深重集权灾难中的祖国的怜悯，然而这种怜悯也是一种媚俗，一场西方建立在“博爱”基础上的政治秀。于是，在众人“同情”的目光中，萨宾娜愤然离场。

而一直爱慕者萨宾娜的法国教授弗兰茨，则是昆德拉所要批判的媚俗的集中代表。弗兰茨是一个乐观的梦想家，20岁时就确立了哲学教授生涯，但它并不满足于学者的窒息生活，他“渴望与人们交往，肩并肩地步行，渴望与他们一起呼叫”，他充满激*情，喜欢旅行，也爱同众人一起上街游行。“我们都需要有人望着我们”，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声援柬埔寨的“伟大进军”。弗兰茨活在他人的目光里，她急于向情人，向公众，向内心中的另一个自我显示生存的意义，期待获得外界的赞许。他的价值认同，不是建立在对价值本身的追求上，而是为他人而活，最后当他在曼谷街头一场无谓而偶然的斗殴中死去时，他的死不但没有产生悲剧意义，反而具有了某种讽刺的意味，是一个媚俗者的终结。在弗兰茨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的有限性*，人的自我失落与价值的扭曲，而这一切，正是人的媚俗可能性*的一种反映。

和许多小说家不同，昆德拉的小说直指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困境——以怎样的方式存在？托马斯，特里莎，萨宾娜以及弗兰茨都只是以不同方式存在的个体，昆德拉只提出问题，不回答问题，在无法重演的过去和无法预定的未来，我们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价值光亮。

第三篇：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读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感觉每一个字符都晦涩难懂，然而每一句话语都透露出万花筒一般的哲理性。同张爱玲一样，米兰昆德拉将他对人性细致的观察与体悟转化为种种苍凉荒诞并弥漫于他的文字当中，如同一把锋利的剪刀，剪破众人本千疮百孔的面具，尽致展现人类最原始的欲望。

既然很轻，为什么生命还无法承受？米兰昆德拉解开了我心中的疑问。轻之所以难以承受是因为我们经历的事情只会发生一次，不会“永恒轮回”，不会一次次重复发生，举无可举，受无可受，自然便无法承受。

可是，何谓“轻”，何谓“重”呢？

我想，人生因为履行责任和背负重担而“重”，因为不负责任和追求自由为“轻”。人们常常感叹人生因为履行责任和背负重担而变得沉重无法承受，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的“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然而，当这些沉重从我们的肩上消失的时候，我们得到的不是如释重负的豁然开朗，而是我们曾经看重的生命如今变得如鸿毛一般，轻得让人们无法负载在生命的轨道上。

托马斯和特蕾莎之间的爱情无疑是美好的，但也是沉重的。托马斯不可控制的爱上了特蕾莎，却不愿依附于家庭责任，更不愿平凡、专一的去生活，去爱,他感受到了他所可能要背负的生命之重，因此他害怕承受特蕾莎的爱，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也要付出他的所有。于是他用极不负责的方式迫使特蕾莎给他所谓的自由。然而，当特蕾莎离开他时，他之前所感受到的一切沉重都瞬时消失了，他却开始为自己的不忠而羞愧，承受不了特蕾莎时的感觉，于是生命之重变成了生命之轻。

尽管托马斯努力的逃避生命的重负，但最终，还是承受不了生命的轻。有时候，生命的旺盛正是因为有了“重”的存在，“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当有一天我们摆脱重担的时候，突如其来的轻松感却变成空虚与空白，生命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然而，过于沉重的负担也可能会压垮脊柱，麻木人的神经。面对生活，我们既不能确定我们的决策孰好孰坏，也不能使生活完美以后再来度过，那么，对于平衡生命的重和轻，我们注定要陷入一种茫然吗？也许生活，就像《活着》所说的一样，是为活着本身而活，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

第四篇：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材料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读后感

曾在一部讲述大学四年生活小说中提到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近日阅读之后思绪万千。

第一遍，觉得很肤浅、庸俗、不可思议，自小就受儒家思想教育，宣扬欲望是格格不入的，情节是一个名叫托马斯的医生去乡下诊疗，在酒吧遇到一个侍女特蕾莎，从此，两个磕磕碰碰走在一起，同时画家萨丽娜是托马斯情人，而萨丽娜与大学教授弗兰茨也是情人关系，以一言以蔽之：第一遍是四人之间的感情纠葛。

第二遍，梳理了小说情节，它是我所阅读中最独特的逻辑构思小说，以蒙太奇方式，跨越时间、地点，同一件事在不同章节中以不同侧面反复提及。

第三遍，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小说情节发生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时期为时代背景，发生的“布拉格之春”事件，“两千字宣言”，不同侧面描绘出捷克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第四遍，把主要事件串珠在一起，联系四个人生活遭遇，特蕾莎属于生命之重人物，她对爱情的忠贞与信念，对丈夫的宽容和忍受，在幸福之中充盈着忧虑，不断考验着丈夫是否依然爱着她，在生命之重压力之下，蕴藏着无尽的悲哀和孤独，将精神寄托于卡列宁（一条狗）。

托马斯是一个生命之轻人物，对女人具有强烈猎奇心理，对性的追逐，不断给特蕾莎带来巨大伤痛，其实，托马斯内心深处对特蕾莎蕴藏着深深的爱，人性的肉体与灵魂两重性矛盾凸现出来。托马斯对希腊神话俄狄浦斯人生故事引发思考，并将看法投向颇有尖锐的杂志，在读者来信中刊发了，他不断受到各种压力，但拒绝收回刊发的思想，因而他失去医生这份工作，最后远离尘嚣、逃避现实，与特蕾莎居住于清净、安宁的乡村之处。

萨比娜是具有强烈的背叛现实、争强好胜、富有激情生命之轻人物，萨比娜人生的主题在反复出现、重演、修正和延展，她脚下如同一条漫长的背叛之路，每一次新的背叛，就像一桩罪恶又像一场胜利，时刻在诱惑着她。最初背叛父亲（禁止爱情），共产主义艺术（禁止毕加索），丈夫（一个平庸的演员），爱情（托马斯、弗兰茨）。当一切背叛之后，生命出现了极度空虚。

弗兰茨是个聪明、正直、善良却又充满软弱之人，对来自富有激情的萨比娜充满好奇，犹如刘姥姥踏进大观园，陷得无法自拔，通过萨比娜获得了新生和自由，他满足了尘世间情人愿望，但缺少天堂之爱，他追逐梦想到柬埔寨边境，死于抢劫的毛贼，死得轻于鸿毛。小说是米兰•昆德拉以生命轻重二元论来观察世界，审视灵魂，诠释生命的真谛。

不是抛却一切就真的感觉到自由 也不是背负一切就无愧

不是抛却一切就真的感觉到自由 也不是背负一切就无愧

怀着自我挑战的心理，今年暑假又认认真真地把它重读了一遍。重读此书，却给了我完全不同的感受――好像我从来就未曾读过一样！那是一座感性与理性纵横交织起来的神秘幽深的城堡，看似简单的爱情故事，蕴含着丰富的哲理思辨，闪烁着耀眼的思想的光芒。作者用讥讽幽默而冷静的笔调，剖开人类生命的外衣，探索灵魂的秘密，揭开人性深处隐秘的真相，展示了社会动荡和命运沉浮的人生图景，揭露了人类“媚俗”的天性。读罢掩卷，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现代主义的三维立体图画：破败的城市、游行的人群、缠绵的肉体、忧伤的眼神……这一切杂乱地交织重叠成灰色的梦境，而这一切梦境的背后，则隐约可见无比温馨静

谧的遥远的山村图景，那里斜阳暖暖，牧歌悠然。

这的确是一部值得反复读的作品。它就像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以我浅陋的理解和愚拙的笔触，如果勉强能触摸到它的三两片辉煌的树叶，也算很侥幸的了！

第五篇：转载《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读后感——米兰昆德拉小说解读

[转载《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读后感——米兰昆德拉小说解读]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读后感——米兰昆德拉小说解读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观及其哲学背景

我们可以从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中看到，“存在”是其不厌其烦谈论的话题，建立在“存在”上的小说观，是昆德拉小说创作的基础，转载《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读后感——米兰昆德拉小说解读。而存在这个形而上的终极命题，在西方哲学史上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要想理解昆德拉的小说，必须首先了解其小说深深植根的哲学背景。

存在是什么？自从俄狄浦斯解开斯芬克斯之谜后，存在之谜，不知困扰着多少人为它走向了凄壮的祭坛。亚里斯多德说：“那个自古以来就发问的问题，那个现在仍然要问的问题，那个将来永远要发问的问题，那个是我们永远不得安宁的问题就是：存在是什么？而这也是在问：本体是什么？”然而这只是阐释了存在的终极意义，并没有解决存在的解释问题。古希腊人说：“认识你自己。”但那时的“自我”更多的是众神旨意的化身；到了中世纪，自我则成了上帝的法则，在神性*光辉的照耀下，西方人获得了强烈的自我感，虽然这其中不乏蒙昧；文艺复兴兴起后，上帝从人们心中隐去，于是迪卡尔宣称：“我思故我在。”将自我的理性*意志作为人类存在的合法前提；这似乎使我们听到了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所提出的“思维和存在是统一的”。海德格尔说：“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相信领会了它，现在却茫然失措了。”这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产生的种种异化，导致了哲学家开始了对“存在” 的重新思考，即对“存在”进行寻根。于是存在主义者萨特又提出“在”是第一位的，“存在先于本质”。

米兰昆德拉立足于前人踏出的存在主义之路，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昆德拉不是从存在的本体论，而是从人类存在的现实境况出发来看待和思考存在的。在他看来，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如果一个小说家，不能揭示人类存在的现实，那么他是不堪的至少是不深刻的。小说的写作目的，就是抓住自我对存在的深思。小说考察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存在不是既成的东西，它是“人类可能性*的领域，使人可能成为的一切，使人可能做的一切”。对于现实世界，米兰昆德拉基本上持一种悲观态度，他认为生活就是一个陷阱，人们未经请求就被生下来，封闭在从未选择的躯壳里，直至老死，一体化的世界则杜绝了人们逃遁的可能性*。

基于这样的创作观，米兰昆德拉小说中的人物，更像是一个个为了解释存在而存在的“实验性*编码”，小说的情节，场景，论述，均是围绕“存在”这一主题展开，所有的文字，只是在小说家指挥棒下作出的对主题词演奏的音符，使昆德拉的小说始终以一种严肃而又戏虐的面貌出现，构成了其小说的独特的个人风格。

存在之轻与存在之重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昆德拉小说中最为读者熟悉，为作家赢得声誉最多的一部小说，80年代在中国出版至今，一直被翻译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直到前几年才有了现在的这个书名，虽然只是一个语序的变化，却使得书名和主题更为贴近。然而即使是改动后的译名，仍然弱化了原名的玄意。昆德拉在一次访谈中说：“许多朋友劝我放弃《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这个书名，难道我就不能至少删去“存在”(being)一词吗？译者在碰到这个词时，都倾向于用更朴实些的表达予以替换：‘生存’(existence)，‘生活’(life),‘状况’(condition)等等。“存在并非一个具体物，因此，昆德拉认为，哈姆雷特说的”to be or not to be”绝非“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而是一个形而上的追问。所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所要探讨的实质上是“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

尼采认为，我们的世界是“永恒轮回”的。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都由无数次的重复。我们的生活是能够被预演的，有朝一日，我们的生活会按照我们经历过的方式再现，而前者中反复还将无限重复下去。如果世界果真如此，我们就会向耶稣一样被钉在永恒色*十字架上，无法承受的重负将会沉沉的压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然而，这个世界存在的基础恰恰是轮回的不存在，生活无法预演，我们既不能把它与我们以前的生活相比较，也无法使他完美之后再来度过，生命之流只能在偶然性*的大地上泛滥，人们肆意的生活，获得了漂浮在半空中的快感，可是，重就真的悲惨，轻就真的美丽吗？

托马斯正是这一问题的代询人。他是一个离异多年的外科医生，拥有众多的情人，生活风流而快活。然而特里莎的闯入打破了他的自由，托马斯一直在爱恋特里莎和追求自由之间徘徊选择。特雷莎之于他，既非情人，也非妻子，而是一个“被放在树脂深覆的篮子里，顺水漂到他的床第之岸的婴儿。离婚以后的托马斯是愉快自在的，婚姻对他来说是一种责任的束缚，阻碍了他体会生命的快感，在无数的”性*友谊“中，他获得了美好的生命之轻。特雷莎无疑是这种生活的终结者，她紧紧握住托马斯的手使他感到了久违的生命的责任并体会到了其中的美好，可是他又不愿意放弃多年来的“自由”。对于托马斯来说，独居还是与特雷莎结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爱情问题，而是关涉到他对存在的可能性*的理解。一向轻松的他在六个偶然事件的推动下，选择了“非如此不可”。

七年之后特雷莎的出走，将托马斯重又置于自由之身，使其身上的重负突然间释放，甚至感到悲伤过后的美好，托马斯嗅到了温馨的生命之轻。可是，随之而来的沉重却将他彻底击倒，他已经学会了感受别人的痛苦，他终于明白，自己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虚无缥缈的生命了，读后感《转载《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读后感——米兰昆德拉小说解读》。他回到了布拉格，追回了特雷莎，也追回了存在的重量。

如果说托马斯不断地在轻与重之间游走抉择，特雷莎也尝试着去接受托马斯的存在哲学。当她无法忍受托马斯有一次在肉体上的背叛，她开始了向轻的试探，和一个工程师发生了关系，可是这次行为只给她带来了更深的痛苦，更重的负担，认真是特雷莎的行为方式，认真让她陷入痛苦的绝境，虽然她努力从行为到精神上向自己的爱人托马斯靠近，然而她最终还是失败了，她永远背负沉重的负担，而这沉重恰恰也是对托马斯的一种吸引。

轻重选择的对立与两难，构成了人类的一个基本存在境况，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可以在这个哲学命题上找到印证，它与善恶无关，究竟是选择青海是选择重，昆德拉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只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并给与了阐释。在一个极限悖缪的时代，轻与重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甚至是不存在的，追求意义，选择承担，并不一定就能收到预期的沉重感，反而常常导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但是，这轻松之中不也包含着生命的沉重吗？

灵与肉的冲突

肉体与灵魂，使人类得以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人类总是理想化地希望自己的灵肉统一，以把握一个更为真实可感的自我，然而，昆德拉却以一个特定的性*爱情境，揭示出灵与肉的分离，使人类再次陷入对自我的无把握之中。

托马斯与特里莎彼此相爱，可是看待灵与肉的态度却不一样：托马斯认为,爱情与性*是互不相干的，爱情不会使人产生性*交的欲望，却会引起同眠共枕的欲望。在他看来，使爱从属于性*，是造物主最稀奇古怪的主意。灵与肉在托马斯身上自觉的分离着，他一边深爱着特丽莎，一边又和不同的女人做*爱，他在爱情上是忠贞的，在行为上却是放荡的。

特雷莎则要求灵与肉绝对的统一。特雷莎有一个外表美丽而内心粗俗的母亲，她一直在向特雷莎灌输一个观念，特雷莎你与其他人没有区别，你和其他人的身体都是一样的，你没有什么好隐藏的。特雷莎的母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露着在房间里行走，这令特雷莎感到羞愧和恼怒。特雷莎的一生，就是在于这种观念抗争，她认为人与人是不一样的，灵魂决定了这种个性*，否定了肉体的差异，也就否定了灵魂的差异。她带着这种抗争，来到了托马斯身边，寻求救赎，她向他表明她是独一无二的，可是托马斯却把它混入了其他的女人，对她们的身体施以同样的爱抚，把她又扔回了原来的世界。特雷莎的“嫉妒”成为她沉重的痛苦，直到死才得以摆脱，而这种痛苦正源于特雷莎对灵与肉绝对的要求。

灵与肉的冲突显示了人类对把握自我的无能为力，作为人存在的一个基本范畴，它突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悖论，即人不愿再灵肉分离中生活，却只能以灵肉的妥协与调和谋得现实的安适。昆德拉借此对现代社会所导致的人行分裂和异化进行了批判。

政治与媚俗

“媚俗”（kithcs)是昆德拉作品中的响词，在一次与作家埃尔格雷勃里的谈话中，昆德拉将“kithcs”阐释为“已讲过一千次的美”，“意味着故作多情的集体谎言”，在昆德拉的笔下，媚俗已并非对每一类任何某个特定情景的描绘，也并非仅仅限于艺术，它已成了政治，社会，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成了人类共同生存状态的一个指称。

政治，是昆德拉小说中人物的基本生存背景。政治媚俗，则又是昆德拉批判的一个重点，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政治迫害使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昆德拉说：

“政治并不产生媚俗，但它需要媚俗。任何政治运动都以媚俗，以迷惑他人的愿望为基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美国参议院对孩子的微笑与布拉格广场检阅台上当权者面对游行者的挥手都是媚俗。“媚俗是所有政客的美学理想，也是所有政客党派和政治活动的美学理想。”

托马斯和其情人萨宾娜都是媚俗的自觉抵制者。托马斯，一个用外科手术的思维来对待人生的一生，他的生存目的就是要反抗从众。对于托马斯来说，真正的困难不是抵制那个“非如此不可”，托马斯逃离了第一次婚姻，逃离处于专制统治下的祖国，都说明了这一点，真正难的是抵抗本身，在媚俗的集权统治王国里，左右的答案都是预先给定的，对任何问题都有效。心灵的专政即是最高统治，所以昆德拉又说，媚俗的死敌是“爱提问题的人”，一个问题就像一把刀，会划破舞台的布景，让我们看到藏在背后的东西。同时，媚俗也极有可能成为一个陷阱，对媚俗的抵抗也可能成为媚俗的一部分。对于托马斯来说，当在呼吁当局释放政治犯的生命上千字也称为“非如此不可”的事情的时候，抵抗本身也成了一种媚俗；对于萨宾娜来说，当她的绘画被宣传为反共作品时，她便深深感到了西方世界对她处于深重集权灾难中的祖国的怜悯，然而这种怜悯也是一种媚俗，一场西方建立在“博爱”基础上的政治秀。于是，在众人“同情”的目光中，萨宾娜愤然离场。

而一直爱慕者萨宾娜的法国教授弗兰茨，则是昆德拉所要批判的媚俗的集中代表。弗兰茨是一个乐观的梦想家，20岁时就确立了哲学教授生涯，但它并不满足于学者的窒息生活，他“渴望与人们交往，肩并肩地步行，渴望与他们一起呼叫”，他充满激*情，喜欢旅行，也爱同众人一起上街游行。“我们都需要有人望着我们”，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声援柬埔寨的“伟大进军”。弗兰茨活在他人的目光里，她急于向情人，向公众，向内心中的另一个自我显示生存的意义，期待获得外界的赞许。他的价值认同，不是建立在对价值本身的追求上，而是为他人而活，最后当他在曼谷街头一场无谓而偶然的斗殴中死去时，他的死不但没有产生悲剧意义，反而具有了某种讽刺的意味，是一个媚俗者的终结。在弗兰茨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的有限性*，人的自我失落与价值的扭曲，而这一切，正是人的媚俗可能性*的一种反映。

和许多小说家不同，昆德拉的小说直指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困境——以怎样的方式存在？托马斯，特里莎，萨宾娜以及弗兰茨都只是以不同方式存在的个体，昆德拉只提出问题，不回答问题，在无法重演的过去和无法预定的未来，我们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价值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