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闻书籍读后感

第一篇：一新闻书籍读后感

【一】

曾有人告诉我，没有社会学的眼光无以成就一个伟大的记者。

也曾有人告诉我，一个在街市上探索生活、思考生活的记者其实就是一位出色的社会学家，甚或于要比那些终日囿于书阁的学者更为出色。

新闻的生产无论是用信息模式还是用故事模式，其源头来自于社会。跳出本身的学科圈子，而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尤其是社会学，这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回归。

舒德森用社会学的视角，结合大量的史料，用解释分析的方法将全新的理念注入已趋平静的新闻史研究。这像是在一种溶剂里加入了沉淀剂，让人获得了几许清澈，也获得一份沉淀。一瓢清渠叫众人反思客观性之为何、何为；一种沉淀为后人凝固下新维度之如何、何如。

《发掘新闻》以客观性概念发展为纲，分析了美国报业史中的四个时间段，即19世纪初期和中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20世纪初期和中期、20世纪60年代后。每一次客观性理想的内涵发生转变，都暗合于每一时代不同的时代精神，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氛围。随着时代进程的推进，客观性理想几经挑战，却也是在百转千回中，人们对它的认识不断清晰，不断完善。

19世纪初期和中期

杰克逊民主平等时代

19世纪30年代，新闻业革命兴起，最显著的代表就是便士报的产生。便士报不同于原先的商业化报纸与党报，它价格低廉、政治独立、关注平民生活，新闻原创性强，因此煽情味浓、发行量大，广告政策开放。在便士报的发展过程中，“新闻”代替“社论”成为主流，而这一转变正是日后对客观事实报道实践与争论的滥觞。针对这些变化，前人也曾有过许多解释，如科技论、识字率论、自然史论，但舒德森将它们一一否定。他强调这些解释背后还有一股外部力量的刺激，相应地，这些解释只是一些应激反应而不是真正的原因。舒德森认为民主市场社会的形成和中产阶级的兴起是便士报发展的真正推力，经济生活、政党组织都被深深浸润于这两股潮流中。“便士报不仅代表，而且创造了‘民主市场社会’文化，这个文化不容社会和智能的盲目顺从。只有在这样的土壤中，才能产生相信‘事实’而不是相信‘现实’或者价值的‘客观性’的信念。”（p.50-51）这样的思路也是全书的解释路径，即从社会角度探究报业各时间点转向的原因。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

现实主义与进步主义交织的时代

这一时期的记者非常看重事实，但这一信念没有得到加强。

一方面，市场经济，政治民主理念和制度的发展，城市居民阶级的出现为人类社会科学的产生奠定基础。实证调查取代宗教，与民主时代的精神相契合。记者笔下充满了自觉的现实主义风格，事实成了记者的追求，民众的渴望。可是另一方面，工业化引发关于诸多问题的反思，随后带来了进步主义，而进步主义时代的新闻从业者“不接受愿望服从于事实、梦想服从于现实、道德感服从于现实政治、宗教服从于常理的现实。”（p.75）记者们努力将自己的道德观念输入新闻故事里，这种以事实为通道导向的道德寓意被记者们自认为是真理，他们为能践行这种新闻理想而感到骄傲。

当时，为了竞争发行量，新闻“事实”与新闻“生动”被要求兼顾，这种矛盾的兼顾型准确性原则影响了故事模式的新闻操作。“事实和观点的分开是一种引导原则，而不是新闻业要奉行的绝对宗旨。”（p.70）如此内生的矛盾最终使得坚持事实的信念在这一时期遭到动摇。

“19世纪末的记者普遍认同事实和娱乐并重的理念，但他们所在的报纸却选择强调某一方。”（p.79）

舒德森对这一时期的两种新闻模式做了分析，即“信息”模式和“故事”模式。他通过对《世界报》和《纽约时报》两个成功案例的观察，认为报纸的历史和城市的发展历史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19世纪30年代相比，80年代的社会更加经济化，经济更加社会化，在民族、阶级地位等方面更加多元化，信息了解成为迫切需求。“移民”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关键词，刚来到城市的人自然要了解这个地方，而对于想移民到城市的人来说，城市的五光十色更是一种美好的图景。《世界报》一类的报纸对城市人口逐渐演变的生活体验、价值观和渴望做出了反应，报纸“娱乐”功能和实用价值都得到了增强。而照顾到移民的文化层次往往不高，希望读到简单的东西，所以《世界报》中故事、连环画的连连出现是非常迎合广大受众的。舒德森在对《纽约时报》的分析中认为，它的成功应归因于它所处的那个大众竞相效仿、炫耀消费的时代。表面上看，《纽约时报》出色的财经报道和保守的政治立场吸引了富人，可实质上，却没有直接地让该报崛起。真正让《纽约时报》崛起的是普通人内心对精英阶层的膜拜、社会对它象征的一切尊贵所表示的认可。

“信息新闻业”与“故事新闻业”之间的道德战是阶级冲突的遮掩。尽管出于对高雅文化和精英阶层的偏爱，很多人认为“信息模式”更具可靠性，更有社会责任感。但舒德森指出，“信息模式”并不必然更加公正或正确，《纽约时报》中的信息是包涵主观性的。

从世纪之交直到20世纪20年代，“信息”自明其理的内质被深深笃信，“客观性”却还没挂到记者和新闻评论家的嘴边，人们依旧对此概念懵懵懂懂。

20世纪初期和中期

追求实用主义的时代

20世纪30年代，民主市场社会被发现是不民主的，极端怀疑主义遭受到严重怀疑。“客观性”为一个不相信事实的实用主义世界设计了一种方法。

当时，信心在社会上普遍缺失。心理学中的潜意识、欲望、习惯、预设使人们不再相信理性，而不相信理性又使人们质疑政治体制。同时，公众理性行动的能力被中产阶级怀疑。科学，曾经是信心的源泉、是民主的发动机，却原来是大众意志的管理者、控制阀。政治上，为了控制人类非理性而产生的非人性化组织仅仅增加了形式参与，实际上却进一步使公众无法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经济上，同样是形式大于实质，对资产的实际控制权早已转移到了“经济独裁者”手中。人们需要一些东西来卯住心中的不确定，重注信心。

对于记者而言，面对商业公关和战时宣传的双重打击，他们开始怀疑19世纪90年代的天真经验主义。他们所努力报道的事实不过是公关代理和新闻处给他们安排好的幻觉新闻，经其笔下宣传出去罢了。在这种主观化事实逐渐明朗易感的情况下，报业开始公开承认新闻报道中的主观成分，抛弃曾经引以为豪的中立性。其中，“解释性报道”为报业带来重大变革。记者意识到，世界的复杂性并不是事件简单堆积的总和，事实不能够不证自明。政治专栏同时也逐步兴起。业内人士都开始呼吁新闻专业主义，特别是李普曼，他的呼吁原因尤其值得关注——报道的主观性及其后果。记者和民众都慢慢在社会现实中意识到，即使是寻找事实，选择性也不可避免，利益关系更是处处可见，甚至理性自身也受到利益、意志或偏见的影响。

在实用主义背景下，“客观性”成为一种记者的理想，他们想要这样做，必须这样做；但同时，“客观性”又成为一种工具，面对大众的怀疑和无所适从，记者需要一套制度为自己的行业操作找到逃避责任的依靠。

20世纪60年代后

对抗文化盛行的时代

纯新闻的客观报道在时代的背景下，纵容出对事实的扭曲，记者厌恶新闻管理，受众拒绝相信政府。对抗文化在这一时期孕育着新闻批判。

巴黎和会是政府新闻管理的标志性转折点，媒体意识到自己不再是政府的合作伙伴，而是政府的工具。记者在无意识或不情愿中就被卷入政治中，被动接受官方信息的结果就是，传统的职业活动客观性准则讽刺地加强了官方所建构的社会现实。在政府和媒体的周旋中，甚至出现了事先设计好的、供给者迅速报道和复制的“伪事件”。曾经深信政府的新闻界深感“第四权力”地位受到侵犯，对抗与反击不可避免。

60年代，政治和文化**都为对抗文化提供了土壤。二战后，接受高等教育的民众大幅增加；1963年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冷战逐渐缓和；一系列离奇的刺杀事件震荡了全国。民众有了进行批判的能力，有了允许批判的氛围，有了践行批判的动机。对抗文化虽不等同于和政府敌对，但社会上下从精英到草根都充满了对政府批评的声音。

反抗文化对新闻界影响尤甚。首先，和民众相比，新闻界意识到政府向自己撒谎或隐瞒时，愤怒更深，这就好像一个老朋友突然背叛自己一样，让人光火，反抗性骤增。其次，这个行业与社会环境有着强烈的互动，在报道过程中从业人员会受到强烈的感染，冲在文化实践的前沿。再者，在反抗文化中成长的年轻记者开始进入报道领域，他们叛逆、有创新与改革的朝气，重要的是，他们对深度报道充满着强烈的渴望。最后，反对客观性的两个隐秘传统，即文学传统和揭丑传统，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新的支持。由此，新闻记者开始用谨慎的调查、尖锐的视角发掘带有激进色彩的新闻内容，又用飞扬的文采、独特的风格来为这些事件在文化形态中寻找恰当的表达方式。

对抗文化时代中，传统新闻“客观性”理念主要受到以下三个批判：

1.报道的形式掩盖了新闻报道的内容。新闻报道的内容建立在一整套基本政治假设上，个人有固有的价值观，但这些假设的正确性从来没有被质疑过，这些价值观也从来没有记者会自己挑明。

2.新闻报道的形式形成了其自身的偏见。韦弗列出的新闻报道模式巩固了现有的权利机构。报道中倾向于陈述易于观察的事实、冷静的陈述风格、激烈的冲突事件，而这些恰是各个机构最善于制造并控制的。3.采访新闻的过程本身就构建出一种现实，它有利于官方观点的传播。这种过程表明，客观性与其说是一种信仰，不如说是一种记者降低自己文责的实践方法。

客观性概念从隐秘到明显，从理想到批判，新闻界对它的内涵不断深挖。当历史走到今天，反对客观性的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即国内常说的深度报道，自反抗文化兴起以来一直都占据着比纯新闻的客观报道更崇高、更神圣的位置。“客观性”不再是一个在新闻神坛上的词汇。

舒德森在全文最后这样写道：“新闻从业者必须像其他真理探求者一样，学会相信自己、相信同事、相信世界、包容世界，但同时又要怀疑自己、怀疑同事、怀疑世界的表现，不迷失于世界。他们不会屈服于相对主义，也不会屈服于以客观之名行武断之实的传统。”“这需要在个人和机构两方面都包容不确定性，承受风险，一心求真。”（p.177）

新闻与社会本就存在着强烈的互动。社会思潮会影响新闻报道的风格、形式、标准，而其实，有分量的新闻报道也同样影响社会的发展，社会的思想。新闻从本质上来说是对社会生活的记录。历史，虽然在面临转向，但传统的历史是由大事件构成的，一条具有短暂性、时效性的新闻，当它的重要性被认可的时候，它就会成为历史。这种转瞬即逝与渊源流长的微妙关系本就难以琢磨，很难厘清。但可以肯定的是，两者间时常的互相关照，相互审视都有助于分析彼此的前进与后退。

对于一个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说，看一部美国报业的社会史，更多的是在思考今后从事这一行业过程中要注意考量社会上的哪些因素？要规避掉哪些历史上的错误？所谓当局者迷，跳开一定的距离来观察业界理念追求的变化应该是与进入业界切身实践是一样重要的。在此，暂列自我的警示一二：

1.报道的偏向中存在对易于观察事物的偏爱，应培养自己有敏锐的观察，学会捕捉不易观察的细节。这些往往是非官方的重要细节，它们可能改变一个记者对整件事情的判断。

2.客观性不等同于真相，真相永远是记者的追求，无限逼近的理想。在客观报道的过程中不管有意无意已经发生了事实的选择。心理上的选择性记忆、选择性观察往往是无意识的。那么，在报道前请先有个理性的安排，拷问自己的立场，这至少要比临场的“客观性报道追求”要更周密些，报道的内容更“真”一些。

3.深度报道的体裁和文字风格对报道效果有巨大的影响，它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可以随性而为，必须仔细考量不同文体的效果。

4.理清社会关系网络，明确各方的权利和利益。尽量分辨“伪事件”，挖掘“伪事件”背后的故事，不要让自己沦为利益方的传话筒、扩音器，坚持自己公正的立场。

【二】

读《报纸的良知》有感 这段时间读了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之《报纸的良知》一书，这是一本阐述新闻事业的原则和问题案例讲义的作品，阅读过后并不是单纯的理解了作者所想表达的东西，更是让我对自己所正在接触的学科甚至是对这个行业的深层认知，新闻作为一种社会导向及舆论工具，会犯的行业操守及职业道德影响着整个社会，影响着所有受众，可以说是报纸连着你的手，你的手连着你的心，你的心连着你的良知。

正如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一开始拿到这本书发现它出版于1925年，不免让我感叹，近80年前的美国新闻著作现在拿来翻译意义何在，可是也随着阅读的深入逐渐理解了其中的意义，想想几十年后的今天同样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新闻界发生的卷变化和伴随这种变化而产生的新闻伦理无序状态，这种“拿来主义”就在情理之中了，其所阐述的新闻事业的原则十分巧合的给了当今中国新闻业以启示作用，当然也给了我这个新闻学学生深深的震撼教育。

首先，我想说说这本书的面向群体，启示关于新闻行业的道德说教在学习过程中并没有少接受，但是仅仅局限于理论，理论是千人所总结出来的公理，对于我这样的初涉新闻行业的新人我们必然会不迟疑半点的全数接受，但是理论就是理论，和实际是存在偏差的，当我们遇到一些具体的新闻问题时，就会忽然觉得那些新闻道德过于抽象如同海市蜃楼般看得见却触摸不到，简单的东西越看越复杂，复杂的问题却被简单化，我觉得这正是《报纸的良知》写作意图之一，从中我们可以找到面对这些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现今报纸的良知会缺失，阅读后我认为这和报纸本身的生存依赖是有关系的，只接受利益的驱使，仔细想想，现在的报纸基本都是大彩页，却只卖五毛一块，不难发现报纸是一种低于自身印刷成本进行销售的商品，销售价格是远远不抵印刷成本的。既然如此，报纸靠什么盈利呢？对，是广告，广告费用是报纸的主要盈利途径，因此对于新闻行业其在商业领域的成功是其首要目标，这样才能吸引更多及更有实力的广告需求者。如何吸引这些广告呢，这就需要报纸本身具备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广告商利用其影响力在大众面前塑造其想传播的形象，而同时，丰厚资金的注入也直接影响着报纸的采编队伍，人员结构，设备设施的变动设置，影响着报道成品的质量，从这个角度来看，物质金钱的力量足以撼动新闻专业主义似的媒介精神流失，无可厚非，为了对自己的产品形象做到尽量正面的宣传，作为出资方的广告商有底气要求报纸中加入一些失事的描述，而当这种现象越演越烈的时候“受贿无闻”在近几年呈上升趋势，甚至在一些恶性事故中，收买记者给记者封口费的事件屡见不鲜。另一方面从记者个人职业道德来看很多人的到的觉悟并不高，很多记者入行恰巧就是为了该事业中影藏的巨大利益及人际资源，不过深层的原因也来源于执行机制的缺乏，《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有近半数的新闻工作者不知道它的存在，当然也就谈不上去遵循它。无论是最高的中央传媒代基础的地方传媒，为了生存都存在要求记者拉广告，分摊征订任务的问题，甚至是作为必须完成的基本工程之一，有时甚至会受到经济处罚。尤其是广告，丰厚的广告有时候对记者的诱惑力相当大，于是记者更多的心思就变到了拉广告上，对报道本身就忽略了，甚至演变成一种发稿权与发稿权的交换，这些情况都使得新闻价值和政治宣传价值受到利益的诱惑而扭曲。

我认为为了提高报纸的良知，新闻行业应该正视广告商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更清楚的了解两者对于新闻本身的角色意义，从本质来看，媒介真正的生存基础启示并不是广告而是广大的受众读者，可是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为什么会被忽略呢，当面对广告上的诱惑时，受众就被忽略了，因为多数时候受众其实是一个隐形的群体存在，但是如果忽略了后果是很惨重的，因为广告商的利益是一时的，受众产生的影响虽然是间接的但是也是长期的。面对广告商立竿见影的影响，往往会给媒介一种广告商比受众重要的错觉，即使媒介认识到受众起的是根本作用也难免会存在一种侥幸心理，这使媒介职业的伦理精神屈从于广告商的意志在意识上认为这只是一种暂时性行为，不会对受众产生影响。一些媒介或者媒体工作者会觉得媒介与广告商存在地位上的高从低属的关系，这其实是错误的，媒介应该掌握于广告商交流的正确姿态，商业必然需要广告，媒媒介同时也为商业提供了传播商业信息的平台，两者存在的仅是商业上的服务关系。新闻的主干精神是绝对不能为广告商所左右的，记得曾有一位成功的发行人所说：“广告商对报纸企业的成功有着重要影响，但是如果让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广告对我们比他们还要重要时，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毫无希望，如果让他们主宰我们，我们就会失败”其实这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相处是一个道理，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行业要生存必须秉持内方外圆的原则，要维持好和每个里一个题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要保持内在坚持的原则与道德规范，这样才能得到成功。

从书中还看出另外两个重点：一是“追求独立和激发勇气的机会”。二是新闻事业的功能即其为社区为社会的服务性。而我认为这两点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看待的，这里的“独立”并不是“中立”，书里有说：“真正而长久的独立唯一的基础是对于读者的信任、尊重和忠诚。”新闻一项的一个特征就是客观，但是对于这个“客观”所指的范畴我保留意见，一个社会千奇百态，众多因素互相影响，不可能有盲目的崇尚理性和客观，因为我们早已生活在一个被构建的社会里。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得怀疑与相信并存，在客观性的意识形态下保持成熟的主观性。通讯报道稍有个人色彩，最具中立态度，但是也依旧挣脱不了发通讯稿者得语言组织，而语言组织恰恰是种个人思考构架。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一套经营技巧，而新闻行业的正巧是服务大众，而服务大众的正视客观事实的报道，这处也正是可以激发记者勇气的点，为了一个意志为了创造正确的有益社会的舆论导向而努力工作，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去做新闻而不受商业利益的却是，报纸的良知也就被逐渐找回。因此作为媒介作为新闻工作者，应该意识到社会、受众和自身的关系，掌握这一点，有益的高质的新闻报道也就有了，行业的道德也就得以被维持，报纸的良知就在这，就在对大众负责的心里。

人们为什么憎恶假新闻，因为作为引导社会导向的新闻行业在人们心中的公信力是无可比拟的，我们最相信的事物都在欺骗我们欺骗社会，那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相信，并不是憎恶假新闻本身，而是担忧害怕其带来的负面效果。憎恶他在于它的无中生有，在于它把实情隐瞒，在于它受利益驱使制造了错误的导向。看了《报纸的良知》一书以后让我觉得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们已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你在公众前说的每句话，你在报纸上发表的每句话都直接关系到社会利益，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前进步伐，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业，这也是一个艰难的职业，如果拿不出坚定地魄力不要入这一行，入了这一行就要维持好自己的定力。另一方面，作为已置身于新闻行业中的工作者还有相关法制部门，大家应该积极进行相关法制的制定与宣传普及，尤其是在商业广告领域应该做出一定的标准化规范，没有空子可钻时，广告商与记者两方也就都没有贿赂与受贿的机会与心思产生，“良知”就在这里得意被维持。

作为硬性的规定读了这样一本书，本是无心的，但是却从中学习到许多，不大不小的震撼让自己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自己的使命感，感谢《报纸的良知》，感谢新闻行业，希望中国的新闻行业可以维持好自己的“良知”。

【三】

新闻自由多么美丽但又是多么遥不可及 ——《论出版自由》读后感

自由,是人类最美的精神花园。人类从未放弃过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尽管这种追求往往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在所有自由当中,有人更是将出版自由成为第一自由,“言论与出版自由是全部自由的中心,凡是人们不能自由表达思想的地方,其他自由就没有保证。”真理的宣扬往往与出版自由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出版自由,真理将无法传播,人类所有进步而伟大的思想也只能成为深埋于泥土中的钻石,即是光彩再耀眼也无法划破漆黑的夜空为人类带来光芒。《论出版自由》让我们在大思想家的精神花园中一睹出版自由那璀璨的光辉 弥尔顿是英国伟大的政论家，《论出版自由》是他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的代表作。

《论出版自由》这本书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广为留传，影响巨大，是关于出版自由理想的经典论述。该书创作于1644年，是弥尔顿在国会作的长篇政论演讲词。这篇政论首先介绍了《出版管制法》的内容：凡书籍、小册子或论文必须经主管机关或至少经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则不得印行。弥尔顿全面批评了这一出版检查制度的弊端，认为它只能“破坏学术、窒息真理”，并且指出任何历史上的文明国家、政府都未采用出版许可制，同时，弥尔顿还认为，异端邪说的传播于书籍的出版没有绝对必然的联系，从而否定了出版许可制的必要性；作者也对出版检查员的品质产生怀疑，认为他们检查出版物是对“学术和学者的最大的打击和侮辱”。另外，作者指出出版许可制限制了学术的发展，滞后了英国先进的文化，应当坚决废除。弥尔顿在本书中强调了人民拥有言论出版自由权。他认为，人们具有理性地辨别正误的能力，人们必须不受限制地去了解各种思想和言论，他提倡一种“兼容并包”的阅读法。弥尔顿相信，真理是肯定的，主张让真理参加“自由而公开的斗争”，真理才能战胜罪恶，帮助人们“发现、驳斥、预防和解释”，而政府没有必要限制真理的斗争，不应该约束言论和出版。弥尔顿在国会作这篇演讲时，英国正处于第一次内战时期，全国斗争日益尖锐。出版检查制度严重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要求在言论上享有更大的自由，在政治上争取更多的权利。弥尔顿献身于反君主政体和教会的斗争。他故意不征求书刊检察机构的同意，印刷了该演讲词，以示对书刊检查制度的蔑视，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弥尔顿在书中提出了反对集权主义控制的强有力的论点，即在自由主义传统上写出了主张思想自由的光辉论点。弥尔顿认为人的理性是高于一切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的首要部分，真理通过各种观点、意见和思想的公开辩论和自由竞争中获得的，不是权力赐予的。人的理性完全可以区分真实与虚假，正确与错误，积极与糊涂。这一思想奠定了现代“观点的公开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理论的基础。

从弥尔顿的言论立场来看，不难发现，他是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并且走在了理性时代的前列。十七世纪的欧洲社会，封建主义渐趋衰落，资产阶级正在孕育着变革，整个欧洲开始了从蒙昧时代走向理性时代的进程。十七世纪的英国，扼杀个人自由和社会生机的绝对君主制度和文化专制主义已日薄西山。当时英国的出版管制法，扼杀了众多进步资产阶级的言论，限制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利，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在新闻出版上，自然要求自由和理性，这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弥尔顿强调理性主义，是对古希腊自由传播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开创了资产阶级新闻自由主义思想，并且是现代报刊理论“社会责任论”的重要来源。因此，弥尔顿要求废除管制，主张出版自由，无疑上具有历史的进步性的。然而，由于时代的因素，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

第一． 弥尔顿关于出版自由的思想深深地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他所说的自由，仅仅是资产阶级所享有的。恩格斯说过：“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这些权利本身是资产阶级为了它自己的统治必须争取的，出版自由是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的。”因此，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反对封建统治时，资产阶级力主出版自由。然而在对待他们的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时，资产阶级并不赞成这些权利。马克思说过：“在检查制度的国度里不是完全没有出版自由，有一个国家机构能享受这种自由，那就是政府。”这句话一针见血地说出了出版自由的本质，弥尔顿所说的自由仅仅只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有。第二． 弥尔顿倡导自由的同时，虽然承认自由讨论的权利可以加以限制，但是没有指出这种限制的一般性原则。他要求的是那些虽然有意见分歧，但却是诚实和认真严肃的人，应该享有不受政府检查的自由，而其他如罗马天主教徒和当时影响很小的新闻工作者却不能有充分的自由。他的主张缺少限制的一般性原则，或者说没有具体执行的尺度，这样在出版管理中，便无法判断一个人是否“诚实和认真严肃”，势必还会回到原先的出版检查制，毕竟在十七世纪的英国，根据诚恳标准，制定出个人诚恳信用制是可笑和不现实的。

第三． 弥尔顿主张允许各种各样的学说在大地上流行，并且认为任何对出版物的事先检查都有害无益，政府在出版问题上不应该插手。这样的观点显然有失偏颇，是典型的矫枉过正。我们应当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出现，但是同时，政府对言论、出版也要有管理权，否则任由落后反动的思想横行，势必会导致社会的混乱。

第四． 弥尔顿并不要求完全宽容一切出版物，他倡议毁谤和黄色内容军不得出版，但是他还提出无神论出版物也应该受到限制。弥尔顿出身于清教徒家庭，自身也带有清教徒观点，因此，他反对唯物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发展壮大，弥尔顿也具有了唯物主义倾向，在十七世纪革命的后期，这种倾向与清教徒观点发生了矛盾。事实也证明，唯物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五． 弥尔顿没有全面论述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原则。这样的自由，只能是一种无序的，混乱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它必须受到一定原则的约束，而这个原则同时也应当是出版自由的基石与保障。尽管弥尔顿的思想、主张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但是他本人光辉的著作和虽遭迫害却不妥协的精神却是历史的进步。《论出版自由》是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在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奠基的时代，这部著作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弥尔顿和随后的约翰•洛克，在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创立上功不可没。他们为以后自由主义新闻思想逐步进入实践范畴做了重要的准备。

今天，我们倡导新闻自由，更不应该忘记约翰弥尔顿，和他的《论出版自由》。这部著作中为后世反复引用的名句永远值得我们回味：“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

“让我们有自由来认识，抒发己见，并根据良知作自由的讨论，这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

弥尔顿在其著作中，从天赋人权、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教育自由、婚姻自由等几个方面阐述自由主义思想。弥尔顿认为自由、财产、生命是人们的自然权利，不可侵犯，认为人们有权推翻侵犯人们自由的暴君。他还抨击英国对书籍出版的审查制度，反对这种扼杀真理的做法，要求言论、出版自由，为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传播创造条件。在争取了这些权利之后，弥尔顿进一步肯定了人的存在。在宗教观上，他提出理性的信仰，这实际上是一种基督教人文主义宗教观，要求人们拥有理性，自由选择，培养美德，以一个善的个体直接与上帝交流和沟通。弥尔顿提出了自己不同于神学化、世俗化的封建教育的改革方案，试图建立一种近代教育体制。同时，由于弥尔顿自身的婚姻经历，他特别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在革命失败后，弥尔顿开始了三部著名长诗的创作,在他的三部曲中反映出自由的主题，表达了诗人作为一名顽强的自由主义战士在复辟后失落的情绪下，仍然坚信革命必胜的信心。讨论

大家都知道，我国目前没有《出版法》，2007年开始实施、2001年再次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基本法规。其实，《出版管理条例》最初就是按“出版法草案”来讨论的，但最终出来的却不是法而是条例，降了一格，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到底发生了什么？

问题出在大家对“出版自由”原则的争论上。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出版自由按其严格意义上的含义应包括发表权和创办权，而在我国，众所周知，创办权是没有完全放开的。要制定《出版法》，就必须依照《宪法》沿袭出版自由原则，即必须开放创办权，同意私营出版社进行登记，否则就等于违背了宪法。这是个很大的尴尬。所以，虽然1994年出版法草案列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进行审议，但面对这一问题，国务院最终研究认为还是先颁布行政法规，待时机成熟时再制定法律。出版法的议案也就撤回了。

我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出版法》迟早是要出台的，那将是一次大破大立，我们可以想像它对我国出版格局会有多么大的影响。

弥尔顿1644年发表的《论出版自由》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倡出版自由、反对封建书刊检查制度的著作，也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石性著作。弥尔顿也成为西方新闻自由运动和新闻自由思想发展史上的先驱和奠基人。我们承认其巨大的积极历史意义，但是也有同学看到其观点中的片面性和虚伪性。

可见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最关心的首先是学术、学者的言论、观点的自由。“出版自由”并不是全体人民的自由，这一点在他随后论述“人民主权”时暴露无遗。他认为“一切人都是生来自由的，但‘粗野的普遍人民’也具有非常坏的本性”，所以，他以为只有从“理智的”、“能干的”人们中间才能选拔出执政人员。不言而喻，这些“理智的”、“能干的”人就是资产阶级新贵族。

弥尔顿要求的自由并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自由，而是代表他所在的阶级和教派的自由，他诉诸的对象也只是神、理性、议院，这就是他的局限性所在。1649年以后，他出任了拉丁文秘书，他自己也成了检查官。

总之，弥尔顿在整个《论出版自由》中，花大篇幅论述的“兼容并包”的思想，不过是在为自己，或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宗教派别争取“意见自由市场”的一个手段而已。

1651年春，约翰·弥尔顿(1608一1674)正在写作的时候，凶猛的病魔向他袭来，一只眼睛突然失明。医生对弥尔顿提出警告:需要休息，否则另一只眼睛也保不住。但是，弥尔顿回答说:“我情愿为自由而牺牲我的目光。” 双目失明后，在写给他的学生 的诗中吟咏道: 你要问这是什么在支持我吗?朋友，那是道义呀，我为了保卫自由而失明，保卫自由，这是我祟高的职务，全欧洲到处都以这事为谈话的中心。这个思想引导我穿透世界的假面具，我虽然瞎了也满意，我有了无上的指针。

弥尔顿大胆地对出版管理法的荒谬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它违背了人的理性，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愚笨做法，“这种侵害人权的残暴制度在绝大多数的情形下所产生的效果都和原来的目的相反”川。因为出版管理法主要是审查书报刊物，而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人们的视听、言行等，都可以说是一本写出的无形状的书，对于交流思想、阐述真理、弘扬正气、抨击丑恶等，其效果与写作是一样的。如果被禁止的仅仅是书籍，那么，其他表达思想的形式是无法禁止的，这样，官方的检查制度也就形同虚设。弥尔顿赞同并引用英国思想家培根的话说:“责罚一种智慧就将增加它的威信。禁止一种写作，就会让人认为它是一种真理的火花，正好飞在一个想要熄灭这种真理的人的脸上。”他以一种挪榆的口气写道:这种出版管理法只不过是一位自作聪明的绅士企图用关上花园的门挡住鸟儿一样愚蠢可笑。弥尔顿反对书籍检查制度是与其对书籍传播真理的作用有着正确认识是分不开的。在他看来，作为知识载体的书籍对丰富人类的生活有重要意义。书籍并不是绝对死的东西，它蕴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像作者一样的活跃;它像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著华保存起来;它又像神话中的龙齿一样，繁殖力极强，当它们被撒在各处以后，就会迅速地长出勇敢的武士来。好的书籍绝不会使心灵纯洁的人腐化。至于写作，这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实行书籍检查制度，按照官方的尺度对书籍的优劣作出粗暴的判断，只会扼杀好书的出版。而随意地禁止一本好书出版，它犹如杀人一样，所带来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他说: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都是同样的罪恶。杀人只是杀死一个理性动物，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理性本身。即使从生存的意义上比较看来，任何时代都不能使死者复生，其造成的损失不容忽视。同样，各个时代的革命往往不能使已失去的蕴含真理的书籍得以恢复，这 种损失要比一个人的失去使整个世界所受到影响还要严重。因而，每个人必须万分小心，看看自己对于公正的人物和富于生命力的事物是否犯下了什么迫害行径，看看自己是否把人们保存在书籍中的生命给糟蹋了。对于一个作者来说，禁止他的一本书出版，就会犯下杀害作家罪，甚至杀死的这个作家正是一个为真理而献身的人。若是遭到禁止的书很多，牵涉到整个出版界的话，那么，将构成一场大屠杀。在这种屠杀中，杀死的就远不止是众多的尘凡的生命，而是伤害了精英或理智本身，将给整个民族文化发展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例如，欧洲的意大利是个由宗教法庭推行书籍检查制度较早的国家之一，对书籍出版的限制极为野蛮粗暴，有价值的著作无法通过那一道又一道的关口，“就是由于这种状态才使得意大利智慧的光辉一跟不振。近年来除了馅媚阿谈之词以外并没有写出过任何其他东西来”川。结果，这个国家文化学术的发展陷人长期停滞的状太。

作为一个视写作如同生命一样重要的弥尔顿饱尝了写作的艰辛，因此，特别注意尊重作家的写作自由权。他认为，严肃认真的写作并不是像检查官想像那样，如同课堂上做一道简单的文法练习题马马虎虎就能完成的。写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要让思想有充分的驰骋自由，不能受到任何形式的压制。假如一个享有自由权的人从没有柞凌干犯科之名，而他的写作活动又不能自主，那么，他只能认为在自己的国家里被看做是一个傻瓜事实上，当一个人准备向外界发表作品时，他必然会运用自己全部的智慧辛勤地探讨、努力地思索，不仅汲取前人积累的经验，而且还谦虚地征求贤明友人的意见，使自己的见解更加完善。当他做过这一切锤炼之后，才可以认为自己写出的作已经不亚于已往的作家，因为，这作品是他忠诚地劳作，并运用成熟的智慧得出的最完善的成果。

【四】

第二篇：读一本党的书籍读后感

中国共产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与民间组织关系研究》读后感

前些天读了《中国共产党与民间组织关系研究》，对中国与民间组织关系有了一定了解。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民间组织出现了增长高峰，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生活等领域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民间组织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发展的不规范、不成熟，而且还不平衡。一方面，国家主导社会的传统格局使民间组织对政府有较强的依附性，自主、自立、自治能力较差；另一方面，民间组织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专业化程度不高，公信力不足，动员服务的能力有限。

对于非政府组织，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核心问题是这些组织与党组织之间的关系，非政府组织与党的关系是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政党与民间组织是可以互为利用的社会资源。民间组织既可以成为政党的力量来源、沟通渠道、动员工具、执政基础和执政帮手，也可以成为社会竞争对手，沟通障碍，动员障碍和执政抗拒者。有时候甚至可以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通过各种方式对国家政治生活和执政党形成压力。

党面临的新问题：一是各类民间组织的大量兴起，党的建设开始面对一种全新的环境。民间组织中党组织的组建率低，党组织不起作用，大量的流动党员游离于党组织之外。二是目前民间组织当中党组织的覆盖面非常小。三是一些民间组织为了维护和谋求自身利益，正在不同程度上对党和政府的权力进行侵蚀、渗透和影响。

应对民间组织发展的思路：文献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与民间组织之间关系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依照宪法，中国的所有社会组织包括政党均应当在宪法的原则下开展活动。二是领导原则，中国共产党是民间组织的领导者。而且政党对民间组织放手让其自主地表达社会利益和各种声音的同时，要通过党员和基层支部对其发挥政治影响。

刘华安认为执政党必须从政治系统中的价值、制度、组织三位一体的视角来对民间组织进行政治整合。一是从思想、价值观念上把民间组织整合进去；二是建立民间组织与政治系统之间的制度化的沟通渠道，以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凝聚、整合民间组织的社会力量；三是加强民间组织党建工作，提高党组织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实现观念和体制上的转变，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和党组织的覆盖面。

执政党要通过国家立法确保民间组织必须依法设立、依法运作、依法接受监督，当前要重点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建立全国统一归口登记管理制度与相关法律体系，确保民间组织社会准入的安全性。二是建立民间组织法和公益自助组织促进法，保证民间组织的内部运作和管理体现自助性、服务性、公益性、独立性和非营利性，与企业组织进行严格的区分。三是建立统一的民间组织监管体系和统一的执法队伍。建构民间组织党建工作领导体制，可以考虑形成一种多头推进、集中管理的体质框架。

民间组织要发挥志愿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做一些有利于民族复兴的事，多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能带头做有损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事。

我们党适当研究世界其他各国政党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可以为共产党处理民间组织的关系提供借鉴。

第三篇：新闻写作书籍、杂志推荐

先锋通讯社新闻写作书籍、杂志推荐

一、书籍推荐

1.全能记者必备:新闻采集、写作和编辑的基本技能(第7版)~ 凯利•莱特尔(Kelly Leiter)(作者), 朱利安•哈里斯(Julian Harriss)(作者), 斯坦利•约翰逊(Stanley Johnson)(作者), 宋铁军(译者)2.新闻传播精品导读:消息卷、通讯卷、外国名篇卷等 郑亚楠 复旦大学出版社 是一个系列

3.新闻传播学英文原版教材系列•当代媒体新闻写作与报道(第6版)布鲁斯•D•伊图尔、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平装-2006-01出版)4.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国外经典教材系列:新闻写作与报道训练教程(第6版)卡罗尔•里奇(Carole Rich)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04出版)5.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 比尔•科瓦齐(Bill Kovach)、汤姆•罗森斯蒂尔(Tom Rosenstiel)、刘海龙、连晓东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01出版)6.新闻写作精要 高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04出版)7.中国新闻奖精品赏析 新华出版社 刘保全

8.“调查性报道(第2版中文版)”威廉·C·盖恩斯;9.“特稿写作:从入门到精通”苏珊·佩普 10.“中国顶级记者成功密码”陈芳 11.“深度报道写作”杜骏飞

12.“创造性的采访(第3版)”肯·梅茨勒

13“调查性报道:成功报道的策略”威廉·C.盖恩斯 14.记者是这样炼成的:专题报道训练指南"戚鸣;15.“调查记者手册:文件数据及技巧指南(第4版)”布兰特·休斯顿;16.“时评写作十讲”曹林

二、杂志

1.新闻与传播研究

2.新闻大学

3.中国记者

4.新闻战线

5.新闻与写作

6.新闻界

7.新闻实践

8.国际新闻界

9.新闻记者

10.新闻世界

11.新闻战线

12.中国新闻周刊 13.青年记者

14.新闻爱好者

15.新闻传播 16.记者观察

17.新闻采编

18.新闻知识 19.采写编

20.新闻前哨

21.新闻窗

22.新闻知识

23.作品与争鸣 24.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5.当代电视

第四篇：必备的新闻写作书籍

必备的新闻写作、人文科学知识

推荐人：陈力丹，男，1951年2月生，汉族，籍贯江苏省通州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新闻学研究室主任；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责任教授、传播学方向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际新闻界》月刊主编、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所所长、新闻史教研室主任。其它主要兼职：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职称评定委员(1994年起)；北京市社会科学学位委员会委员(1998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教授、系学位评定委员(1994年起)；博士生导师(1998年起)。

1.《新闻报道与写作》，作者：梅尔文·门彻，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定价70元。

2.《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作者：威廉·布隆代尔，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定价38元。

3.《通讯员习作点评》，作者：陈力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2007年再版，定价14元。

4.《现代社会学》上下册，北川隆吉主编，沙莲香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这本书分为35章，从社会最小单位——家庭，到社会方方面面。以词条形式编排，查找方便。

5.《社会学》，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868页，定价86元，共22章。

6.《现代社会心理学》，周晓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大众经济学丛书》，梁小民著，三联书店1999~2000年出版。

8.《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王跃生著；《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陈彩虹著。每本书通过20多个生活中的故事，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金融学和经济法知识娓娓道来。

9.《新闻传播法教程》，魏永征著。

10.《修辞理据探索》，张炼强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1.《现代汉语修辞知识》《现代汉语词汇知识》《现代汉语语法知识》《现代汉语语音知识》，湖北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四本古董级书籍。

12.《人与故事》，高小康著，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第五篇：新闻编辑学_参考书籍

新闻编辑学书籍

《现代新闻编辑学》作者：董广安主编

《怎样当新闻编辑》作者：陆炳麟

《编辑与评论》作者：郭步陶编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网络新闻编辑学》作者：蒋晓丽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网络新闻编辑学》作者：秦州 主编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新闻编辑学新编》作者:邓利平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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