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经典案例英挪渔业案

第一篇：国际法经典案例英挪渔业案

英挪渔业案

英国诉挪威

国际法院，1951年 【案情】

英国长期以来在挪威海岸外的海域捕鱼。自17世纪以来，英国就经常在捕鱼方面与挪威（当时是丹挪王国）发生争执。1911年后，英挪两国还发生过几次捕鱼争端。1933年，英国向挪威政府提出一份备忘录，指责挪威在划定领海基线上所采用的方法不合法。1935年7月12日’挪威颁布一项国王诏令，诏令宣布北纬26°28'8”以北的海域为挪威专属渔区。根据该诏令，挪威沿岸以其外缘的高地、岛屿和礁石的48个点为基点，用直线把这些基点连成直线基线，宣布基线向海一面4海里的海域为挪威的专属渔区。英国在1933年已曾经反对过挪威采用直线基线的方法，并认为挪威采用的直线太长（最长者达44海里）。挪威1935年的诏令颁布后，英挪两国进行了多次谈判，但没有结果。在1948-1949年间，英国很多渔船被挪威政府拿捕。1949年9月28日，英国以请求书向国际法院起诉，要求国际法院指出挪威划定领海的方法是否违背国际法。因英挪两国均已接受了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国际法院接受了这个案件，对英挪两国的渔业争端进行审理并在1951年12月18日作出判决。

【诉讼与判决】

1．诉讼要求。特别协定请求国际法院：

(1)宣布适用于划定基线的国际法原则。挪威政府将根据这条基线向海一面划出一个延伸4海里完全留给其本国国民使用的专属渔区，这条基线的确定应尽可能考虑双方的论点，以避免两国发生进一步的法律争议。

(2)如法院认为挪威政府有权划定上条所指的渔区并把该渔区只留给其本国国民使用，请对挪威政府对在该线以外的区域干扰英国渔船所造成的损失判予赔偿。

2．诉讼主张。

英国政府认为挪威政府1935年诏令所划出的线不是依照国际法划出的，并认为本案应适用的原则是：领海基线必须是最低潮线；连接内水的封闭线不应超过10海里。

挪威不否认有这些规则，但认为这些规则对挪威不适用，并坚持说它所采用的划定基线的方法，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符合国际法的。

经过书面诉讼和口头诉讼后，国际法院认为本案须研究三个问题：(1)英国提出的原则是不是国际法的正确说明？(2)挪威的方法是不是符合国际法？

(3)挪威的国王诏令是不是正确地适用了这种方法？ 3．法院的分析。

法院认为在处理这个案件时，有几个基本点是必需考虑的。第一个考虑是领海从属于陆地的观念。沿海国正是根据陆地才有权取得沿岸水域的权利。国家划定领海界线时必需考虑实际的需要和当地的要求，并考虑领海基线的划定可能偏离其海岸一般趋势的合理的范围。第二个考虑是某些海域与把它分隔或包围的陆地组成部分之间的靠近程度，因为划定基线时，应考虑其靠近程度是否足以使该海域成为内水。沿岸国在有关海湾规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地理情况来决定。第三个考虑是延伸的范围除了地理因素之外，不要忽略了特殊的经济利益，这个因素的现实性和重要性是由长期的惯例所证实了的。关于第一个问题。英国提出了两个原则，一是“低潮线原则”，二是“十海里原则”。

至于“低潮线原则”，国际法院指出：为了确定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国家实践曾采用过低潮线、高潮线或两者的平均线。这个标准能清楚地体现领海与陆地领土毗邻的特点。各国都采用这个标准，挪威和英国都采用这个标准，不过作法上各有不同，在国际法上，没有统一的规则。

在本案中，挪威的4海里领海宽度的主张是没有争议的，问题只是这4海里应从什么地方算起。挪威的低潮线应该从什么地方划出。这就首先要考虑挪威海岸的特点了。挪威海岸长约1500公里，地貌异常特殊，沿岸群山环抱，断断续续，其中包含无数岛屿、小岛和干礁，形成一个星罗棋布的小岛群，挪威称之为“石垒”(sk-jargaard)。海岸外是一片浅平的沙滩。该区域渔源丰富，足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生活来源。从争议地区最南端到“北角”，沿岸就是一片石垒。在石垒里面，几乎每一个小岛都有大小不等的海湾、海峡和仅供当地居民来往的水道。“石垒”构成挪威陆地的一个构成部分了。挪威的海岸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是陆地与海洋的明显边界，而是其“石垒”的外界。在确定挪威领海基线的时候，低潮线是大陆的低潮线还是构成其大陆一部分的“石垒”的低潮线？就是说，挪威主张的4海里领海宽度的起点线一基线应从大陆的低潮线算起，还是从“石垒”的低潮线算起？英国认为挪威的基线应该是构成挪威领土部分的干地和挪威内水的低潮线。法院不能同意这个看法。法院指出：适用低潮线规则有三种方法。那就是：平行线法（trace parallele）、圆弧法(arc of circles)和直线法(straightbaseline system)。最简单的是平行线法，即领海的外界完全与海岸平行。这个方法对海岸正常的国家是容易做到的。当海岸曲度很大（如挪威海岸东部的芬马克）和沿岸岛屿密布（如沿着挪威海岸西部的“石垒”）的时候，基线就会脱离低潮线而只能根据地理结构划出了。在这种情况下，低潮线就不能作为一个规则提出来要求海岸线必须与它的整个弯曲度相一致。在本案中，英国在备忘录中曾以低潮线标准反对挪威，但它在复辩状和在其代理人的陈述中已放弃了这个观点。但另一方面，英国在复辩状中又认为正确的方法是“圆弧法”。圆弧法是美国代表在1930年在海牙国际法编纂会议上提出的。这是用新技术划出领海宽度的方法，其目的是实现领海必须沿着海岸线划出的原则。但这种方法也没有法律的强制作用，英国代理人在口头答辩中也承认这一点。法院指出，为了实现领海带必须沿着海岸线划出的原则，许多国家已认为有必要采用直线基线法，它们并没有受到别的国家反对。直线基线法就是在低海线上选定适当的点，用直线把各点连起来。这种方法不仅可以用予正常的海湾，也可以用于曲度不大的海岸。英国认为挪威只能用宵线划出湾口的封闭线。法院不能同意这个看法。如果领海的基线必须沿着“石垒”的外线划出，就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方法只能适用于海湾了。

至于“十海里原则”。英国认为，根据国际法，海湾的封闭线不应超过10海里，除非挪威能证明所有大湾小湾都是它的历史性水域，封闭线才可以超过10海里，但英国也承认挪威有权把这些水域作为它的历史性水域。

挪威认为它以历史权利作为根据，但它对历史权利的解释不同，正如挪威代理人在听讯时所说的，“挪威政府不是以历史来论征它的额外权利，对海域提出为法律所拒绝的权利，挪威是用历史和其他因素一起来说明它所采用的方法是符合法律的。” 挪威政府的历史权利的概念是与它对一般国际法规则的理解是一致的。在它看来，国际法的这些规则已考虑到事物的多样性，划线必须符合不同地区的特殊情况。它认为，它所采取的直线基线法是当地情况之必需，是完全符合法律的。

国际法院指出，“历史性水域”通常是指内水。英国把历史性水域适用到内水和领海，这是违背国际法的。至于直线的长度，虽然有些国家主张十海里，但也有许多国家采用不同的长度。因此，“十海里规则”无论对海湾来说，还是对各个岛屿之间的海域来说，都还没有取得普遍国际法规则的权威。由于挪威已不能在其海岸适用十海里规则，就不能以这个规则反对挪威。

关于第二个问题。1935年诏令所适用的划线方法是否符合国际法？

挪威认为，采用直线法划基线，已成了挪威传统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由挪威海岸的特殊地理情况造成的。这种作法已为一系列的实践形成为挪威的一种制度。六十多年来，这种制度从来没有受到其他国家反对。国际法院也认为，挪威政府从1812年的诏令以来，直到本争端发生以前，就不断地通过诏令、报告、外交照会等文件表明采用直线方法划基线。挪威的直线基线制度是从在本争端发生以前，就已经在长期的实践中确定下来了。各国政府对这种方法的容忍态度证明他们不认为那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多少年来，连英国也没有提出异议。只有1933年7月27日的备忘录才受到英国正式反对。挪威的划线方法是根据其地理特点的需要决定的，它并没有为其他国家反对，应认为是没有违背国际法的。

关于第三个问题。挪威的国王诏令的划线方法是否正确适用？在辩论中，英国认为：挪威1935年国王诏令所划定的基线中的某些线段，例如斯维荷尔泰维特(Svaehol thavet)和洛伐维特(Lop-phavet)，没有完全沿着海岸的一般方向，因而是不符合上述标准的。法院研究了这两个线段之后，认为斯维荷尔泰维特实际上是一个带有海湾性质的盆地，不过分成两个大湾。洛伐维特在基线与陆地部分的稍许偏离，不能认为是偏离海岸的一般方向。斯维荷尔维特自17世纪以来就被挪威认为是它的内水，早已隶属于挪威的主权之下，至于洛伐维特，偏离是很轻微的，由沿岸国自己解决就行了。

4．判决。

根据上述分析，法院驳回了英国的要求，并于1951年12月28日作出判决： 判决以10：2票判定： “1935年7月12日挪威国王诏令划定渔区的方法没有违反国际法。” 以8:4票判定：“由倒王诏令采用直线方法划出的基线没有违反国际法。”

判决作出时，阿尔瓦勒斯、海克沃斯、舒模等三位法官发表了个别意见；麦克奈尔和里德两位法官发表了不同意见。

【评注】

基线是陆地和海洋的分界线，也是测算领海及其他海域的起点线。确定基线是海洋法中最重要的问题。但海洋法上还没有为各国统一适用的原则或规则。罗马时期最初采用高潮线，后来改用低潮线。低潮线现在已为各国所普遍接受了。1812年的《北海渔约》把低潮线称为“实际的标准”。在1930年的国际法编纂会议上，低潮线被称为“通常的基线”。1958年的《领海与毗连区公约》把低潮线称为“正常基线”，所谓正常，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它与海岸完全平行。但在海岸不那么正常的时候，就是说，在海岸弯曲度很大和岛屿又多的情况下，沿岸国就采用别的基线，直线基线就是普遍适用的一种。

在本案中，英国认为挪威不应采用直线基线，不应以石垒的外缘作为基线，不应采用超过十海里长度的基线。这三个主张都给国际法院驳回了。直线基线最先是英国采用的。远在1604年，英国就用直线划出马恩岛和安格尔西岛之间的基线。后来许多国家都用直线划出湾口或河口的封闭线。到19世纪，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直线基线了。因此，挪威用直线划出其基线，那是无可非议的。至于挪威的基线应是连接其石垒最外缘的线还是其陆地的海岸线？

国际法院根据挪威沿岸的地貌特点，认定“石垒”是挪威陆地的一个构成部分，因而基线应是石垒的外界而不是陆地的海岸。这个判断是非常客观和公正的。所谓十海里的长度标准，在国际法上根本就没有这个规则，那只是英美北大西洋海岸渔业仲裁案裁决中提出的建设，运没有成为习惯法规则。

本案是有关领海基线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国际法院在判决中指出采用直线基线的三个基本观点：

(1)沿海国有权根据自己的地理特点选用划出领海基线的方法；(2)直线基线不应在任何明显的程度偏离海岸的一般方向；(3)基线向陆地一面的海域是沿岸国的内水。

这些观点是在总结海洋法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些观点已为各国在实践中所接受，并已反映在《领海与毗连区公约》第4条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条和第8条中。国际法院在本案的判决对现代海洋法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英国和挪威渔业案与领海基线的确定

国际法院对英国挪威渔业案例的判决对世界各沿海国领海基线的确定有着重大影响。本文简单介绍了海洋法公约中的领海基线条文和目前基线的状况。由于国际海洋划界工作的进行，世界各沿海国的领海基线标准应当统一。

自从国际法院1951年12月18日年对英国挪威渔业案例判决以来，国际海洋法和国际实践有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英国挪威渔业案是50多年前世界上划出的第一条领海基线的案例，它对当前的领海基线的确定与国际海洋边界划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首例领海基线案例与直线基线的产生

对英国和挪威渔业案的判决是国际上首例有关领海基线问题的判决。挪威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其沿海水域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挪威和英国之间经常为挪威沿岸的渔业发生争端。为了保护本国的利益，挪威于1935年公布敕令，把北纬66°28′08″以北的沿海水域划为挪威的渔业区。划定渔区的方法是：从俄罗斯边境到韦斯特峡湾之间，用直线基线把挪威本土和岛屿或岩礁上选定的48个基点，用47条线段连接起来。其中39条线段的长度在24海里以内，有8条超过24海里，最长的达44海里。挪威将该连线的内侧水域作为内水，并把此基线以外的4海里海域划为领海。挪威这种渔区的划定，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对英国人完全付诸实施。英国于1949年就此争端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法院对1935年挪威敕令划定渔区的方法，以及敕令按照这一方法所规定的领海基线是否违反国际法的问题作出判决。挪威根据1935年敕令划定海域的方法在国际社会是人所共知的。法院判定挪威划定领海所使用的方法以及由此方法所制定的基线并不违反国际法。后来，这一判决的基本原则被普遍应用，成为1958年《领海与毗连区公约》第4条关于直线基线划法的规定。

上述第4条款关于直线基线的规定受到国际法院对英国和挪威渔业案例判决的启示,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7条款，虽然有些变化，但基本上重复了上述1958年公约第4条款的内容。由此可以看出英挪渔业案判决对于直线基线产生和应用的重要意义。法院指出挪威海岸线极为曲折，紧接海岸有一系列岛屿。挪威的峡湾同挪威大陆实际上构成一个整体，峡湾内的水域构成挪威的内水。从整体上看，这里真正的海岸线应该是沿陆地领土组成部分包括外延划定的一条线。在划定挪威的领海界线时，应从岛礁外延的低潮线算起。除了直线基线方法外，该判决还同时确定了一些重要的法律原则，例如：“划定直线基线不应在任何明显的程度上偏离海岸的一般方向”，“基线内的海域必须充分接近陆地领土，使其受内水制度的支配”，又如运用直线基线的效果使原来适用无害通过的水域被纳入内水时，无害通过权扩大适用于这一部分水域等。国际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考虑并识别了划界中的各种因素，认真而又灵活地将国际法准则适用于各种特殊海岸地理学状况，为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及国际海洋划界实践中如何划定领海基线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和意义深远的范例。判决英国和挪威渔业案以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其间国际法院曾判决过许多海洋划界案例，然而至今它却没有对各沿海国运用直线基线的最大长度作出过限定。领海基线是划定海洋边界的起始线，由于起始线的长度和方向没有严格的标准，这将为划定海洋边界的确切位置带来不利影响。2．关于《公约》直线基线条文的问题

1982年《公约》于1994年11月16日生效，《公约》第312和313条款反映和支配着对《公约》的修订或修正的问题。《公约》生效10年后的今天，许多专家建议能够修改原来的条文，写出新的直线基线规则。需要出台的基线规则要解决目前存在着的许多不合法的情况，并要确定将需要解决的许多情况。

世界上有的沿海国正在与其相邻或相向的国家进行海洋边界的划定工作，据划界专家说，许多对直线基线作出不合理主张的国家在边界谈判中，要说服邻国接受它们的主张将会经历巨大的困难。在另一个国家划出相当的直线基线或作图线之后，或者基线不得不被忽略，或者边界只有被国际法院判决。在谈判中，当事国划界图大地基准面不统一，有的没有标志图中直线线段的性质等，给划界带来困难。因此，统一基线理论原则和技术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有许多条款在被执行，这些条款中包含有一些不明确的内容、一些技术上的错误等。当然，《公约》的许多部分需要进行重大的修正或改进，以及当法律专家面对着工作需要提出意见时可以满足引证第二部分“领海和毗连区”、第六部分“大陆架”和第十一部分“区域”的需要。自2004年起，有可能提出具体的修正案并需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考虑任何被提出的修正案。修正和简化《公约》第二部分条文，特别是那些实际通常一直被以及现在仍然被忽视或违反的条款是必要的。最终目标是产生符合现实的条文，不管是在地理上、司法上还是在实践上均应符合现实的条文。

《公约》第二部分包含有关“领海和毗连区”的条款共有32条，其中第3-5和7-16条具体涉及到测算领海和毗连区宽度的基线（特别是直线基线）、划定这些基线的原则和界限以及随后产生的影响。由于这些条款的规定不可能适合每种地理情况，因此许多有国际声望的专家学者一直在试图找到所有沿海国均应遵守的新的标准。

3．过长的直线基线是个突出问题

目前海洋法专家对1982年《公约》各条款之间具有的紧密关系的分析，包括对领海无害通过制度的考虑认为，一条直线基线的最长长度以不超过24海里长为宜，然而多数国家的直线基线的最大长度却超过了这个数字。不少专家认为国家领海基点和基线已成为当前国际上一个普遍而又突出的问题，随着海洋划界的开展，全球范围应当统一和规范化。

1982年《公约》没有对直线基线长度作出专门的规定，而国际法院和仲裁法庭至今对于所有国家采用的直线基线最大可允许长度没有作出说明。1958年《领海与毗连区公约》和1982年《公约》都没有阻止许多沿海国采用过长基线的趋势。国际上一些学者主张各沿海国最大的直线基线长度应当加以严格限制，因为过长和无规则的基线的法律效果只能助长划界争端的产生。

当前在150多个沿海国中，已有60多个沿着它们的海岸位置划出了直线基线，并且有接近10多个其它国家颁布了立法，公布了直线基线坐标或海图。所划的这些直线基线的许多线段都与国际法不相符,比如线段长度过长，或基线偏离了海岸一般方向的合宜范围等。例如，缅甸划出了一条穿过莫塔马湾长达222海里的直线基线，其主张大约获得了14，300平方海里的海域（相当于丹麦国土的面积）作为内水。由于缺少合适的直线基线，这里本来应当是公海区域。朝鲜、韩国、日本、越南、巴基斯坦、马尔代夫、孟加拉、泰国、柬埔寨、俄罗斯和菲律宾等同样划出了长度过长的直线基线。4．领海基线标准需要统一

世界上不少国家划出的直线基线是这样一种状况：一个国家的不标准的基线导致了另一个国家更不标准的基线的产生。各国根据它们的自身利益都在追求着最大的海洋管辖区域，而却不顾严重的后果。正象国际法院对英国挪威渔业案例判决中指出的那样：“直线基线的划定，具有国际性的一面，涉及到其它国家的利益，不能仅仅取决于沿海国在它的国内立法中所表示的意愿，……与其它国家划界的合法性取决于国际法。”

以日本为例，1996年日本《内阁法令》第206号标明了日本国海岸和海岛共有194个领海基点，162条直线基线线段，计15组。其中大约72%的线段长度小于24海里，然而，其余28%，即46条线段在长度上超过了24海里，15条大于48海里，最长的一段为85.2海里。而韩国的领海基点绝大多数远离海岸并处在岩石小岛上。韩国总共采用23个基点，包括某些海岸区运用正常基线（低潮线），使用了19条直线基线线段划出了领海基线。从基点1开始向南开始按顺时针方向确立基线，其起始于釜山附近东南沿海，包括了南部和西部附近的全部岛屿和岩石。共有12条线段短于24海里，其中5条在24～48海里之间，2条超过48海里，西南海岸基点13至14是最长基线线段，长达60.3海里。有专家认为，直线基线长度一旦超过24海里，尤其是当被连接的地形相当小且孤立存在时，它所包围的水域将不可能成为“充分接近陆地领土，使其受内水制度的支配”的水域（《公约》7（3）条款）。另外，根据初步估计，韩国西部基点距其大陆海岸垂直距离达到20海里以远，有的甚至更远，这不符合所谓“紧接海岸” 只为12海里的要求。韩国学者认为，日本直线基线的采用扩大了日本主张领海的外部范围。渔业区划界需要参考基点的位置，在渔业谈判中，韩日两国因在东海和日本海领海基点位置的法律问题多次争吵，相互指责。

世界沿海国海洋边界划定需要相互接轨，各沿海国的基线规则需要统一和一致。根据国际海洋法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划界技术专家依据大量的国际实践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沿海国建立国家的领海基点和基线的具体技术初步要求应当是：

（1）

在海岸平坦的地方必须运用正常基线。

（2）每条直线基线的长度不超过24海里，河口与海湾封口线在低潮时同样不超过24海里。“紧接海岸”的距离意指12海里。

（3）直线基线走向偏离海岸一般方向范围不应大于15°。（4）等于或小于1″（秒）的基点或转折点地理坐标；

（5）注明直线线段的性质，如恒向线、测地线、方位角、大圆线、小圆线和低潮线等。

（6）注明基点和直线基线参考的大地基准面（坐标系），等等。

第二篇：国际法经典案例英挪渔业案

英挪渔业案

英国诉挪威

国际法院，1951年 【案情】

英国长期以来在挪威海岸外的海域捕鱼。自17世纪以来，英国就经常在捕鱼方面与挪威（当时是丹挪王国）发生争执。1911年后，英挪两国还发生过几次捕鱼争端。1933年，英国向挪威政府提出一份备忘录，指责挪威在划定领海基线上所采用的方法不合法。1935年7月12日’挪威颁布一项国王诏令，诏令宣布北纬26°28'8”以北的海域为挪威专属渔区。根据该诏令，挪威沿岸以其外缘的高地、岛屿和礁石的48个点为基点，用直线把这些基点连成直线基线，宣布基线向海一面4海里的海域为挪威的专属渔区。英国在1933年已曾经反对过挪威采用直线基线的方法，并认为挪威采用的直线太长（最长者达44海里）。挪威1935年的诏令颁布后，英挪两国进行了多次谈判，但没有结果。在1948-1949年间，英国很多渔船被挪威政府拿捕。1949年9月28日，英国以请求书向国际法院起诉，要求国际法院指出挪威划定领海的方法是否违背国际法。因英挪两国均已接受了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国际法院接受了这个案件，对英挪两国的渔业争端进行审理并在1951年12月18日作出判决。

【诉讼与判决】

1．诉讼要求。特别协定请求国际法院：

(1)宣布适用于划定基线的国际法原则。挪威政府将根据这条基线向海一面划出一个延伸4海里完全留给其本国国民使用的专属渔区，这条基线的确定应尽可能考虑双方的论点，以避免两国发生进一步的法律争议。

(2)如法院认为挪威政府有权划定上条所指的渔区并把该渔区只留给其本国国民使用，请对挪威政府对在该线以外的区域干扰英国渔船所造成的损失判予赔偿。

2．诉讼主张。

英国政府认为挪威政府1935年诏令所划出的线不是依照国际法划出的，并认为本案应适用的原则是：领海基线必须是最低潮线；连接内水的封闭线不应超过10海里。

挪威不否认有这些规则，但认为这些规则对挪威不适用，并坚持说它所采用的划定基线的方法，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符合国际法的。

经过书面诉讼和口头诉讼后，国际法院认为本案须研究三个问题：

(1)英国提出的原则是不是国际法的正确说明？

(2)挪威的方法是不是符合国际法？

(3)挪威的国王诏令是不是正确地适用了这种方法？

3．法院的分析。

法院认为在处理这个案件时，有几个基本点是必需考虑的。第一个考虑是领海从属于陆地的观念。沿海国正是根据陆地才有权取得沿岸水域的权利。国家划定领海界线时必需考虑实际的需要和当地的要求，并考虑领海基线的划定可能偏离其海岸一般趋势的合理的范围。第二个考虑是某些海域与把它分隔或包围的陆地组成部分之间的靠近程度，因为划定基线时，应考虑其靠近程度是否足以使该海域成为内水。沿岸国在有关海湾规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地理情况来决定。第三个考虑是延伸的范围除了地理因素之外，不要忽略了特殊的经济利益，这个因素的现实性和重要性是由长期的惯例所证实了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英国提出了两个原则，一是“低潮线原则”，二是“十海里原则”。

至于“低潮线原则”，国际法院指出：为了确定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国家实践曾采用过低潮线、高潮线或两者的平均线。这个标准能清楚地体现领海与陆地领土毗邻的特点。各国都采用这个标准，挪威和英国都采用这个标准，不过作法上各有不同，在国际法上，没有统一的规则。

在本案中，挪威的4海里领海宽度的主张是没有争议的，问题只是这4海里应从什么地方算起。挪威的低潮线应该从什么地方划出。这就首先要考虑挪威海岸的特点了。挪威海岸长约1500公里，地貌异常特殊，沿岸群山环抱，断断续续，其中包含无数岛屿、小岛和干礁，形成一个星罗棋布的小岛群，挪威称之为“石垒”(sk-jargaard)。海岸外是一片浅平的沙滩。该区域渔源丰富，足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生活来源。从争议地区最南端到“北角”，沿岸就是一片石垒。在石垒里面，几乎每一个小岛都有大小不等的海湾、海峡和仅供当地居民来往的水道。“石垒”构成挪威陆地的一个构成部分了。挪威的海岸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是陆地与海洋的明显边界，而是其“石垒”的外界。在确定挪威领海基线的时候，低潮线是大陆的低潮线还是构成其大陆一部分的“石垒”的低潮线？就是说，挪威主张的4海里领海宽度的起点线一基线应从大陆的低潮线算起，还是从“石垒”的低潮线算起？英国认为挪威的基线应该是构成挪威领土部分的干地和挪威内水的低潮线。法院不能同意这个看法。法院指出：适用低潮线规则有三种方法。那就是：平行线法（trace parallele）、圆弧法(arc of circles)和直线法(straightbaseline system)。最简单的是平行线法，即领海的外界完全与海岸平行。这个方法对海岸正常的国家是容易做到的。当海岸曲度很大（如挪威海岸东部的芬马克）和沿岸岛屿密布（如沿着挪威海岸西部的“石垒”）的时候，基线就会脱离低潮线而只能根据地理结构划出了。在这种情况下，低潮线就不能作为一个规则提出来要求海岸线必须与它的整个弯曲度相一致。在本案中，英国在备忘录中曾以低潮线标准反对挪威，但它在复辩状和在其代理人的陈述中已放弃了这个观点。但另一方面，英国在复辩状中又认为正确的方法是“圆弧法”。圆弧法是美国代表在1930年在海牙国际法编纂会议上提出的。这是用新技术划出领海宽度的方法，其目的是实现领海必须沿着海岸线划出的原则。但这种方法也没有法律的强制作用，英国代理人在口头答辩中也承认这一点。法院指出，为了实现领海带必须沿着海岸线划出的原则，许多国家已认为有必要采用直线基线法，它们并没有受到别的国家反对。直线基线法就是在低海线上选定适当的点，用直线把各点连起来。这种方法不仅可以用予正常的海湾，也可以用于曲度不大的海岸。英国认为挪威只能用宵线划出湾口的封闭线。法院不能同意这个看法。如果领海的基线必须沿着“石垒”的外线划出，就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方法只能适用于海湾了。

至于“十海里原则”。英国认为，根据国际法，海湾的封闭线不应超过10海里，除非挪威能证明所有大湾小湾都是它的历史性水域，封闭线才可以超过10海里，但英国也承认挪威有权把这些水域作为它的历史性水域。

挪威认为它以历史权利作为根据，但它对历史权利的解释不同，正如挪威代理人在听讯时所说的，“挪威政府不是以历史来论征它的额外权利，对海域提出为法律所拒绝的权利，挪威是用历史和其他因素一起来说明它所采用的方法是符合法律的。”

挪威政府的历史权利的概念是与它对一般国际法规则的理解是一致的。在它看来，国际法的这些规则已考虑到事物的多样性，划线必须符合不同地区的特殊情况。它认为，它所采取的直线基线法是当地情况之必需，是完全符合法律的。

国际法院指出，“历史性水域”通常是指内水。英国把历史性水域适用到内水和领海，这是违背国际法的。至于直线的长度，虽然有些国家主张十海里，但也有许多国家采用不同的长度。因此，“十海里规则”无论对海湾来说，还是对各个岛屿之间的海域来说，都还没有取得普遍国际法规则的权威。由于挪威已不能在其海岸适用十海里规则，就不能以这个规则反对挪威。

关于第二个问题。1935年诏令所适用的划线方法是否符合国际法？

挪威认为，采用直线法划基线，已成了挪威传统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由挪威海岸的特殊地理情况造成的。这种作法已为一系列的实践形成为挪威的一种制度。六十多年来，这种制度从来没有受到其他国家反对。国际法院也认为，挪威政府从1812年的诏令以来，直到本争端发生以前，就不断地通过诏令、报告、外交照会等文件表明采用直线方法划基线。挪威的直线基线制度是从在本争端发生以前，就已经在长期的实践中确定下来了。各国政府对这种方法的容忍态度证明他们不认为那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多少年来，连英国也没有提出异议。只有1933年7月27日的备忘录才受到英国正式反对。挪威的划线方法是根据其地理特点的需要决定的，它并没有为其他国家反对，应认为是没有违背国际法的。

关于第三个问题。挪威的国王诏令的划线方法是否正确适用？在辩论中，英国认为：挪威1935年国王诏令所划定的基线中的某些线段，例如斯维荷尔泰维特(Svaehol thavet)和洛伐维特(Lop-phavet)，没有完全沿着海岸的一般方向，因而是不符合上述标准的。法院研究了这两个线段之后，认为斯维荷尔泰维特实际上是一个带有海湾性质的盆地，不过分成两个大湾。洛伐维特在基线与陆地部分的稍许偏离，不能认为是偏离海岸的一般方向。斯维荷尔维特自17世纪以来就被挪威认为是它的内水，早已隶属于挪威的主权之下，至于洛伐维特，偏离是很轻微的，由沿岸国自己解决就行了。4．判决。

根据上述分析，法院驳回了英国的要求，并于1951年12月28日作出判决： 判决以10：2票判定： “1935年7月12日挪威国王诏令划定渔区的方法没有违反国际法。” 以8:4票判定：“由倒王诏令采用直线方法划出的基线没有违反国际法。”

判决作出时，阿尔瓦勒斯、海克沃斯、舒模等三位法官发表了个别意见；麦克奈尔和里德两位法官发表了不同意见。

【评注】

基线是陆地和海洋的分界线，也是测算领海及其他海域的起点线。确定基线是海洋法中最重要的问题。但海洋法上还没有为各国统一适用的原则或规则。罗马时期最初采用高潮线，后来改用低潮线。低潮线现在已为各国所普遍接受了。1812年的《北海渔约》把低潮线称为“实际的标准”。在1930年的国际法编纂会议上，低潮线被称为“通常的基线”。1958年的《领海与毗连区公约》把低潮线称为“正常基线”，所谓正常，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它与海岸完全平行。但在海岸不那么正常的时候，就是说，在海岸弯曲度很大和岛屿又多的情况下，沿岸国就采用别的基线，直线基线就是普遍适用的一种。

在本案中，英国认为挪威不应采用直线基线，不应以石垒的外缘作为基线，不应采用超过十海里长度的基线。这三个主张都给国际法院驳回了。直线基线最先是英国采用的。远在1604年，英国就用直线划出马恩岛和安格尔西岛之间的基线。后来许多国家都用直线划出湾口或河口的封闭线。到19世纪，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直线基线了。因此，挪威用直线划出其基线，那是无可非议的。至于挪威的基线应是连接其石垒最外缘的线还是其陆地的海岸线？

国际法院根据挪威沿岸的地貌特点，认定“石垒”是挪威陆地的一个构成部分，因而基线应是石垒的外界而不是陆地的海岸。这个判断是非常客观和公正的。所谓十海里的长度标准，在国际法上根本就没有这个规则，那只是英美北大西洋海岸渔业仲裁案裁决中提出的建设，运没有成为习惯法规则。

本案是有关领海基线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国际法院在判决中指出采用直线基线的三个基本观点：

(1)沿海国有权根据自己的地理特点选用划出领海基线的方法；

(2)直线基线不应在任何明显的程度偏离海岸的一般方向；

(3)基线向陆地一面的海域是沿岸国的内水。

这些观点是在总结海洋法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些观点已为各国在实践中所接受，并已反映在《领海与毗连区公约》第4条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条和第8条中。国际法院在本案的判决对现代海洋法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The Decree provides that “lines of delimitation towards the high sea of the Norwegian fisheries zone as regards that part of Norway which is situated northward of 66� 28.8' North latitude....shall run parallel with straight base-lines drawn between fixed points on the mainland, on islands or rocks, starting from the final point of the boundary line of the Realm in the easternmost part of the Varangerfjord and going as far as Trama in the County of Nordland”.The Conclusions of the United Kingdom are explicit on this point: the base-line must be low-water mark on permanently dry land which is a part of Norwegian territory, or the proper closing line of Norwegian internal waters.低潮线原则The Court has no difficulty in finding that, for the purpose of measuring the breadth of the territorial sea, it is the low-water mark as opposed to the high-water mark, or the mean between the two tides, which has generally been adopted in the practice of States.This criterion is the most favourable to the coastal State and clearly shows the character of territorial waters as appurtenant（附属物）to the land territory.The Court notes that the Parties agree as to this criterion, but that they differ as to its application.In this case, the Parties being in agreement on the figure of 4 miles for the breadth of the territorial sea, the problem which arises is from what base-line this breadth is to be reckoned.从哪里开始划挪威的低潮线The Court finds itself obliged to decide whether the relevant low-water mark is that of the mainland or of the “skjaergaard”.Since the mainland is bordered in its western sector by the “skjaergaard”, which constitutes a whole with the mainland, it is the outer line of the “skjaergaard” which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delimiting the belt of Norwegian territorial waters.This solution is dictated by geographic realities.英国对于十海里原则的主张“Norway is entitled to claim as-Norwegian internal waters, on historic grounds, all fjords and sunds which fall within the conception of a bay as defined in international law(see No.(6)below), whether the proper closing line of the indentation is more or less than 10 sea miles long.” 对十海里原则的反驳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Court deems it necessary to point out that although the ten-mile rule has been adopted by certain States both in their national law and in their treaties and conventions, and although certain arbitral decisions have applied it as between these States, other States have adopted a different limit.Consequently, the ten-mile rule has not acquired the authority of a general rule of international law.In the opin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Government, Norway is entitled, on historic grounds, to claim as internal waters all fjords and sunds which have the character of a bay.She is also entitled on historic grounds to claim as Norwegian territorial waters all the waters of the fjords and sunds which have the character of legal straits(Conclusions, point 9), and, either as internal or as territorial waters, the areas of water lying between the island fringe and the mainland.By “historic waters” are usually meant waters which are treated as internal waters but which would not have that character were it not for the existence of an historic title.The United Kingdom Government refers to the notion of historic titles both in respect of territorial waters and internal waters, considering such titles, in both cases, as derogations from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In its opinion Norway can justify the claim that these waters are territorial or internal on the ground that she has exercised the necessary jurisdiction over them for a long period without opposition from other States, a kind of-possessio longi temporis, with the result that her jurisdiction over these waters must now be recognized although it constitutes a derogation from the rules in force.[p 131]

Norwegian sovereignty over these waters would constitute an exception, historic titles justifying situations which would otherwise be in conflict with international

直线画法、1935年诏令所适用的划线方法符合国际法Court will confine itself at this stage to noting that, in order to apply this principle, several States have deemed it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straight base-lines method and that they have not encountered objections of principle by other States.This has been done, not only in the case of well-defined bays, but also in cases of minor curvatures of the coast line where it was solely a question of giving a simpler form to the belt of territorial waters.Even the United Kingdom did not contest it for many years: it was only in 1933 that the Uniteti Kingdom made a formal and definite protest.对于英国认为只能用于海湾的反驳It has been contended,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Kingdom, that Norway may draw straight lines only across bays.The Court is unable to share this view.If the belt of territorial waters must follow the outer line of the “skjærgaard”, and if the method of straight baselines must be admitted in certain cases, there is no valid reason to draw them only across bays, as in Eastern Finmark, and not also to draw them between islands, islets and rocks, across the sea areas separating them, even when such areas do not fall within the conception of a bay.It is sufficient that they should be situated between the island formations of the “skjaergaard”, inter fauces terrarum.The United Kingdom Government has directed its criticism more particularly against two sectors, the delimitation of which they represented as extreme cases of deviation from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the coast: the sector of Sværholthavet(between base-points n and 12)and that of Lopphavet(between base-points 20 and 21).The Court will deal with the delimitation of these two sectors from this point of view.The base-line between points n and 12, which is 38.6 sea miles in length, delimits the waters of the Sværholt lying between Cape Nordkyn and the North Cape.The United Kingdom Government denies that the basin so delimited has the character of a bay.Its argument is founded on a geographical consideration.In its opinio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basin's penetration inland must stop at the tip of the Sværholt peninsula(Sværholtklubben).The penetration inland thus obtained being only n.5 sea miles, as against 38.6 miles of breadth at the entrance, it is alleged that the basin in question does not have the character of a bay.The Court is unable to share this view.It considers that the basin in question must be contemplated in the light of all the geographical factors involved.The fact that a peninsula juts out and forms two wide fjords, the Lakse-fjord and the Porsanger fjord, cannot deprive the basin of the character of a bay.It is the distances between the disputed baseline and the most inland point of these fjords, 50 and 75 sea miles respectively, which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appreciating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penetration inland and the width at the mouth.The Court concludes that Sværholthavet has the character of a bay.The delimitation of the Lopphavet basin has also been criticized by the United Kingdom.As has been pointed out above, its criticism of the selection of base point No.21 may be regarded as abandoned.The Lopphavet basin constitutes an ill-defined geographic whole.It cannot be regarded as having the character of a bay.It is made up of an extensive area of water dotted with large islands which are separated by inlets that terminate in the various fjords.The base-line has been challenged on the ground that it does not respect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the coast.It should be observed that, however justified the rule in question may be, [p 142] it is devoid of any mathematical precision.In order properly to apply the rule, regard must be had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deviation complained of and what, according to the terms of the rule, must be regarded as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the coast.Therefore, one cannot confine oneself to examining one sector of the coast alone, except in a case of manifest abuse;nor can one rely on the impression that may be gathered from a large scale chart of this sector alone.In the case in point, the divergence between the base-line and the land formations is not such that it is a distortion of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the Norwegian coast.The facts:The historical facts laid before the Court establish that as the result of complaints from the King of Denmark and of Norwa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ritish fishermen refrained from fishing in Norwegian coastal waters for a long period, from 1616-1618 until 1906.In 1906 a few British fishing vessels appeared off the coasts of Eastern Finnmark.From 1908 onwards they returned in greater numbers.These were trawlers equipped with improved and powerful gear.The local population became perturbed, and measures were taken by the Norwegian Government with a view to specifying the limits within which fishing was prohibited to foreigners.For all the foregoing reasons, the Court found in each case that the use of the equidistance method of delimitation was not obligatory as between the Parties;that no other single method of delimitation was in all circumstances obligatory;that delimitation was to be effected by agre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equitable principles and taking account of all relevant circumstances, in such a way as to leave as much as possible to each Party all those par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that constituted a natural prolongation of its land territory, without encroachment on the natural prolongation of the land territory of the other;and that, if such delimitation produced overlapping areas, they were to be divided between the Parties in agreed proportions, or, failing agreement, equally, unless they decided on a régime of joint jurisdiction, user, or exploitation.In the course of negotiations, the factor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were to include: the general configuration of the coasts of the Parties, as well as the presence of any special or unusual features;so far as known or readily ascertainable, the physical and geological struc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areas involved, the element of a reasonable degree of proportionality between the extent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areas appertaining to each State and the length of its coast measured in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the coastlin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effects, actual or prospective, of any other continental shelf delimitations in the same region.

第三篇：国际法案例：国际法的性质：英伊石油公司案

【国际法的性质】英伊石油公司案

一、本案的主要案情：

1933年4月，伊朗政府(当时称波斯)与英国“英伊石油公司”（一家私有公司）签订一项协定，授予该公司在伊朗境内特许区域内开采和加工石油的特许权。协议有效期为60年，协议同时规定，在协议有效期内，非因特殊情况和经过仲裁庭裁决，不得废除协议。1951年3月，伊朗议会颁布法律，宣布对其境内的石油工业实行国有化，取消了“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许权，此举引起了英伊石油公司与伊朗政府间的争端。公司要求以仲裁方式解决其余伊朗政府之间的争议，但被伊朗政府拒绝。英国政府支持该英国公司的主张，1951年5月16日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国际法院判决并宣告伊朗政府有义务将争端提交仲裁庭裁决，或国际法院判决伊朗实行国有化法律违反了国际法。英国政府主张国际法院对该争端有管辖的主要依据是英、伊双方曾发表的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和属于声明范围的伊朗与第三国及与英国缔结的若干协定。伊朗政府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对国际法院对该争端没有管辖权。1952年7月22日，法院以九票赞成，五票反对，作出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的最终判决。

二、案件分析与启示

本案国际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最终可以归结到1933年得特许权协议是否属于条约这个问题上。在国际法院看来，1933年协议只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外国法人之间的一项特许权合同”，而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条约，所以，国际法院认为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这个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国际法的性质和特点。首先，它说明了国际法主要是国家间法律。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4条第1款的规定，在国际法院进行诉讼的当事方必须是国家。如果本案中英国的诉讼请求成立——1933年得特许权协议具有条约和国内法上合同的双重属性，则意味着国际法院受理了一个政府和个人之间合同纠纷案件，同时也就意味着个人成为国际法院诉讼的主体。这一点与《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是矛盾的。案件表明：个人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成为国际法主体。案件还说明：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间关系。英国政府的主张实际上是混淆了国际条约和依据国内法签订的协议的区别。在国际法中，承担条约中义务、享受权利的主体是国家等国际法主体。应当承认，英国政府在推动年公司与伊朗政府的谈判中是有作用的，但1933年协议毕竟是在公司与政府之间签订的，所以，不能认为是条约。这也反映了国际法并不直接调整和规范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以调整国家间关系为主。

第四篇：国际法案例

国际法案例

一、中日有关钓鱼岛主权纠纷案

(要案简介)

2003年1月1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与声称拥有钓鱼岛所有权的国民签订正式租借合同，以年租金2 256万日元的价格租下钓鱼岛及附近的南小岛、北小岛3个岛屿，租期1年，而且，这种租借合同今后将长期维持下去。报道称，日本政府从1996年开始研究强化对钓鱼岛等岛屿的管理措施，目的是为实现对这些岛屿的长期稳定的控制和保护自然环境。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的历代政府都对此岛拥有主权。日本政府此举目的是限制转售该岛，阻止第三者登岛。1月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府租借钓鱼岛问题发表评论，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对这些岛屿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是无效的。日本政府在外交交涉中显示出强硬立场。近年来，日本海上保安厅一直对钓鱼岛一带海域进行着实际警戒 [提问] l.日本政府的这种租借合同符合国际法有关原则吗? 2．日本政府从1996年开始研究强化对钓鱼岛等岛屿的管理措施，目的是为实现对这些岛屿的长期稳定的控制和保护自然环境。日本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国际法有关规定? 3．中国政府在钓鱼岛等岛屿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是什么?(简要答案)1．日本的这一租借合同是违反国际法原则的。因为是否能签订租借合同这是两国政府来决定的，并非由国民签订，即便是全民公决也需要中国政府明示同意。因此日本政府单方面的行为是无效的、违反国际法原则的。

2．从国际法原则上看，日本政府应该尽快将钓鱼岛等岛屿归还中国，而不是研究强化对钓鱼岛等岛屿的管理措施。永久管理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政府的主权事宜。其所称目的是为实现对这些岛屿的长期稳定的控制和保护自然环境，实际上是对属于中国的领土部分岛屿的长期控制，显然违反国际法原则。保护自然环境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和义务，中国政府对属于其主权管辖范围的领土包括这些岛屿更具有保护的责任和义务。

3．2003年1月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府租借钓鱼岛问题发表评论，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对这些岛屿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是无效的。日本政府未经中国政府允许和同意就租借钓鱼岛，显然违反国际法原则，是侵害中国主权的行为。因此，中国政府有权就日本政府租借钓鱼岛问题提出质疑，郑重表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对这些岛屿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是无效的。在事端引起后，日本政府在外交交涉中显示出强硬立场，说明日本政府无视国际法原则，无视主权国家对属于本国领土的合法立场，这是违反国际法原则的行径。

三、美军侦察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案(要案简介)

2001年4月1日上午，美国一架军用侦察机抵达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中方两架军用飞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9时7分，当中方飞机在海南岛东南104公里处正常飞行时，美机突然向中方飞机转向，其机头和左翼与中方一架飞机相碰，致使中方飞机坠毁和飞行员王伟罹难。美机未经中方允许，进人中国领空，并于9时33分降落在海南岛陵水机场。4月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就美国军用侦察机在南海空中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事件发表谈话。4月18～19日，中美两国在北京就美军侦察机撞毁中方军用飞机事件及其他相关问题举行谈判。(《解放军报》2001．4．2)[提问]

1．美国侦察机和中国军用飞机的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法原则?

2．中方飞机坠毁和飞行员王伟罹难，责任在哪一方?

3．美机未经中方允许，进人中国领空，并降落在海南岛陵水机场。这是否构成违反海洋法的行为?

4．美军侦察机撞毁中方军用飞机事件，美国政府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简要答案)

1．根据海洋法规定，沿海国家对其领海及其上空具有主权权利。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属于中国的领海海域，中国具有主权权利。美国军用侦察机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抵达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是违反海洋法规定的行为。中方军用飞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是为了保护中国领海海域安全，对未经许可而擅自进入中国领海的飞机的任何行为随时跟踪监视，符合海洋法的规定，是一种维护主权的行为。

2．责任在美国一方，美机在中方领海上空任意行为，以致中方飞行员遇难，既违反海洋法规定，又构成明知有中方飞机跟踪而突转飞行，造成撞机事件的责任。

3．应该说美方违反了国际法、空间法和海洋法的原则。美机要在海南岛陵水机场着陆，必须飞人中国的领空，但根据空间法规定，进入一国的领空，必须经过该国政府明示同意，才可进入。即便是在紧急情况下，也应该通知中国政府或地面相关部门予以救助要求降落，才可在中国机场降落。

4．美军侦察机撞毁中方军用飞机事件，美国政府首先应该向中国政府赔礼道歉，并应该承担由该事件引起的经济赔偿责任，同时还应该对在这次事件中遇难的王伟烈士及其家属表示道歉、慰问并进行经济赔偿。(案件评析)

2001年4月1日，美国军用侦察机在中国海南近海空域撞毁中方军用飞机，导致中方飞行员王伟罹难，后又未经许可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中方军用机场，这是一起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侵犯中国主权的事件。中方代表认为，多年来，美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频繁派飞机到中国近海进行侦察活动。美方对此事件负有完全的责任。中方要求美方停止派飞机到中国近海从事侦察活动，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上述事件发生后，中方始终依照国际法和中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并从中美关系的全局出发，采取冷静的方式处理问题。中方对24名美机上人员给予妥善安置，并允许美驻华使、领馆人员同他们多次见面。然而，在中方允许美机上人员离境后，美方一些官员无视事实，颠倒是非，企图将责任推给中方。美方甚至有人威胁将此事件与其他问题挂钩。这是中方坚决反对的。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并重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但是，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不容侵犯。中国历来主张，国与国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等基础之上。中方致力于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历史证明，中美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两国人民都有利，对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在广泛领域里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一局面来之不易，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维护与发展。

美方代表认为，美国没有把中国视作敌人，发展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也是美方的愿望，美方希望尽快解决撞机事件。笔者认为，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空域。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一国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的飞越活动，不应违反一般国际法规则，必须尊重该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得危害该国的安全与和平秩序。美方飞机在中国近海所从事的并不是一般的飞行，而是收集中国情报的侦察活动。美方在中国近海上空的活动，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防利益，早已超出海洋法公约中的飞越自由的范畴，是对飞越自由的滥用。中方是重视中美关系的，但是，中美关系必须建立在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特别是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美军侦察机撞毁中方军用飞机事件的尽快解决，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第五篇：国际法案例（定稿）

国际法案例

一、民族自决原则

前南斯拉夫各成员：

1963年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由6个加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马其顿、黑山），以及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2个自治省组成。

1992年4月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宣布联合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

克罗地亚

1991年6月25日独立 斯洛文尼亚

1991年6月25日独立 波黑

1992年3月初独立 马其顿

1991年11月20日独立 黑山

2006年6月3日独立 伏伊伏丁那 现为塞尔维亚自治省 科索沃

2008年2月17日宣布独立

联大2008年10月8日在经过辩论后举行投票，以77票赞成、6票反对、74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塞尔维亚提出的请求国际法院就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提供咨询意见的决议草案。

2010年，联合国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当地时间22日发布“参考意见书”，认为科索沃于2008年宣布独立“不违反任何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对此，国际社会反应不一。

国际法院的14名法官22日以9票赞成、4票反对和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就“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合法性”问题通过了这份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定。国际法院认定，科索沃宣布独立没有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接管科索沃时颁布的《临时自治宪法框架》，以及安理会关于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第1244号决议。

二、国际法上的承认

（一）南部苏丹独立

根据苏丹北南双方2005年签订的《全面和平协议》，苏丹南部地区通过公投形式决定该地区是否从苏丹分离。在 2011年1月9日至15日举行的公投中，有98.83%的投票者选择南部地区从苏丹分离。根据这一结果，苏丹南部将在今年7月9日过渡期结束时正式宣布独立。

（二）中国承认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

2011年9月12日，中方向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通报了中方对其承认的决定。中方表示：中方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高度重视“过渡委”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一直同其保持密切接触和联系。中方承认“过渡委”为利比亚执政当局和利比亚人民的代表，愿与其共同努力，推动中利关系平稳过渡和发展，希望中利双方此前签署的各项条约及协议继续有效并得到认真执行。

三、国际法上的继承

（一）湖广铁路债券案

中国清末预备修建的湖广铁路是指“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的粤汉铁路”和“湖北省境内的川汉铁路”。因这两线铁路都在湖广总督的辖区范围内，故称“湖广铁路”。两线铁路的修建计划，前者是由武昌起经岳阳、长沙至宜章，与广东商办的粤汉铁路衔接;后者以汉口为起点，经应城、钟祥、当阳至宜昌，由此抵达四川夔州(现称奉节)。

清政府修建湖广铁路的目的在于便利用兵以镇压正在兴起的南方起义维护其统治。为加快铁路的修建，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受命督办后，便向国际上筹措借贷。1909年3月7日，中德草签了借贷合同，决定向德国的德华银行借款。英、法两国得知此事后也认为有利可图，故通过抗议、照会对清政府施加压力，1

强迫清政府接受它们的借款。这使清政府只好搁置中德的借贷合同，另于1909年6月6日与英、法、德三国草签了借款合同。之后，美国又以“机会均等”挤进了该借贷合同。所以，湖广铁路的借贷合同最后是以清政府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为一方，以德国的德华、英国的汇丰、法国的东方汇理等银行和“美国资本家”(以下称银行)为另一方在北京签订。

合同签订后，德、英、法、美上述银行于1911年以清政府的名义发行“湖广铁路五厘利息递还金镑借款债券”(以下简称湖广铁路债券)600万金英镑。该债券利息从1938年起停付，本金1951年到期未付。

1979年11月，由美国公民杰克逊等九名持券人向美国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起诉讼，要求偿还他们所持有的中国清朝政府于1911年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本息。美国地方法院受理了此案，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被告，通过地方法院邮寄将传票和起诉书副本送达给我国外交部长，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传票送达后20天内对原告起诉书作出答辩，否则将进行“缺席审判”。

（二）光华寮案

光华寮是座落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区北白川西町，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的五层楼。该寮建于193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京都大学受托于日本政府“大东亚省”将该寮租用作为当时中国留学生的宿舍。日本投降后，“大东亚省”被撤销，从此由中国留学一组织自治委员会对该寮实行自主管理，并将该寮取名为“光华寮”。此后，旧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用变卖侵华日军在大陆掠夺的财产所获得的公款将该寮买下，专用于中国留学生宿舍。

1961年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日本登记为中国国家财产。

1967年，台湾当局以“驻日本大使”陈之迈的名义就光华寮问题向京都地方法院起诉，要求中国留日学生王炳寰等8人搬出光华寮。

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作出判决，确认该寮为中华人共和国的国家财产，台湾当局的原诉被驳回。

1977年10月，原告不服而上诉大阪高等法院。

1982年4月14日，大阪高等法院撤销原判决，并将此案发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审。

1986年2月4日，京都地方法院推翻其于1977年9月16日所作出的判决，将光华寮判归台湾所有。中国留学生王炳寰等人不服此判决，遂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诉，1987年2月26日，该法院维持京都地方法院的再审判决。

1987年5月30日，王炳寰等人委托其辩护律师团通过大阪高等法院向日本最高法院提交了上诉书，要求该法院将大阪高等法院作出的错误判决撤销，重新作出公正的判决。

2007年1月22日，日本最高法院通知双方对于此案表达立场。

2007年3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撤消原判决，发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审。日本最高法院3月27日下午就光华寮诉讼案作出判决，认定台湾当局在光华寮问题上不具有诉讼权。

中华民国政府表示，在1967年时，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与台湾的留学生起冲突，并且强占了宿舍。而在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前即已取得此建筑的产权，且此建筑并非外交财产，并不因日本与中华民国断交而需移转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一直有效治理台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且于一审及二审方面皆胜诉，证明中华民国仍可以当事者身份进行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二次大战后，该宿舍一直由中国留学生管理，且有投入经费维护，台湾并未参与。1972年与日本恢复国交后，两国的《日中共同声明》提到日本理解并尊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因此原有在海外的资产需移转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不应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可做为当事者身份进行诉讼。

四、先占

帕尔玛斯岛仲裁案

帕尔玛斯岛又称米昂哥斯岛，位于菲律宾棉兰老岛与荷兰属地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纳萨岛之间，面积不足2平方英里。西班牙人于16世纪最早发现了该岛，但没有对它实行有效统治，也没有行使主权的表现。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从17世纪就开始与该岛的人往来，并从1700年起把该岛变成它的殖民 2

地——东印度群岛的组成部分,而且一直对它实行有效控制。

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战争结束后，两国于同年12月10日签订了《巴黎和约》。依该约规定，西班牙将其殖民地菲律宾包括帕尔玛斯岛在内的领土割让给美图。1906年美国驻棉兰老岛一个军官到该岛旅游参观时发现此岛被荷兰占领着，悬挂着荷兰图旗。美国随后便向荷兰提出交涉，认为西班牙因最先发现了该岛而取得对它的所有权，而美图作为西班牙的“继承者”，亦应享有该岛的主权。荷兰认为它是该岛的合法统治者，它对该岛的主权是通过和平的和有效的占领而取得。双方为该岛的主权发生了争端。虽经谈判也未得到解决，后经协商于1925年1月23日达成仲裁协议,决定将该岛的归属问题提交海牙常设仲裁院裁决。并共同选定了瑞士法学家马克斯·休伯法官为本案的独任仲裁员。

1928年4月4日休伯法官对本案作出裁决，裁定荷兰具有对帕尔玛斯岛的主权，这种主权应予确认。西班牙不具有该岛的主权。美国对帕尔玛斯岛的权利主张源于《巴黎和约》关于该岛的割让条款，但美国作为西班牙权利的继承国不能根据该和约取得比西班牙在1898年拥有的更多权利。由于西班牙在1898年时对帕尔玛斯岛没有领土主权，所以美国不能继承这种权利。

休伯法官认为西班牙虽然于16世纪首先发现了帕尔玛斯岛,但按19世纪以来的国际法，国家对无主土地的单纯发现只能产生一种初步的权利,或是一种不完全的权利。要取得对无主地的主权，必须在一个合理的期间内通过对该土地的有效占领来完成，即具有明确的行使权力的形式，此形式足以证明在任何争端发生时它一直保持着所有权。

西班牙的开拓者虽于16世纪发现了帕尔玛斯岛,但西班牙没有对它实行有效占领,也没有行使主权的愿望,它虽曾于1666年明示保留对该地区的主权,但以后该岛被荷兰占领。早在1677年以前就有很多当地人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往来,荷兰通过协定确立了在印度尼西亚地区的宗主权。自1700年以来帕尔玛斯岛成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组成部分。至少荷兰从此时起就开始持续统治着该岛,直到1906年争议发生时。

西班牙对荷兰在该岛的统治从未提出过反对,也未采取过任何行动。这说明荷兰的统治是正常的。并且到1906年荷兰已在该岛数次表现了国家权力,尽管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权力的表现是连续的,但任何国家权力都不是每时每刻及于它的每一部分土地。考虑到帕尔玛斯岛是一个仅有土著人居住的边远的孤岛,故荷兰的行为已表现了它的主权,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它对该岛的实际主权表现得是很明显的。

五、领土的取得

塔顿岛是一个不适宜人居住的岩石岛，盛产鸟粪，距离A国147海里、D国365海里。该岛最早为B国一航海家在16世纪初发现，其后C国一航海家发现此岛，并称之为鸟岛。19世纪中叶，D国一名军官乘一艘商船经过此岛时，登上岛屿，宣示D国主权，并作了详细地理记录，但没有在岛上留下主权标志。D国将主权宣示通知了B国政府，并将地图和文字说明公布在B国一份全国性报纸上，没有任何国家表示异议。后来，C国在与A国的战后和平条约中将该岛割让给了A国。这遭到了D国的强烈抗议。在此后的时间里，D国一直反对A国强化控制该岛的活动。特别是在第50年当A国宣布将该岛出租给B国的一家公司开发旅游的时候，D国声称将采取一切手段恢复对岛屿的主权。

六、外交关系法

（一）1979年伊朗德黑兰人质事件

1979年11月4日，在美国驻德黑兰使馆外示威的伊朗人袭击了美国使馆，要求美国吧正在纽约治病的前伊朗国王巴列维引渡回国受审。尽管美国使馆一再请求伊朗当局给予帮助，但是伊朗的保安部队并没有进行干预或试图解除这一局势。结果美国使馆的整个馆舍被侵占，美国使馆人员和当时位于使馆内的来宾均遭逮捕。此后不久，美国驻伊朗大不里士和设拉子的领事馆也在伊朗当局未采取任何制止措施的情况下遭到占领。自那时起，占领者一直控制着上述美国使领馆，他们洗劫了使领馆的档案和文件，并将至少28名使馆外交人员，至少20名使馆行政技术人员和2名美国公民扣押为人质。自美国使馆遭到占领后，伊朗政府未采取任何措施来终止对美使馆馆舍及其人员的侵犯行为，也未对美使馆及有关人员遭受的损害进行赔偿，相反却对伊朗人占领使馆和扣押人质的行为表示赞同和认可，并拒绝与美国就此问题进行谈判。3

此外，美国驻伊朗代办及另两位外交人员也被扣押在伊朗外交部的建筑物之内。美国采取报复措施，伊朗针锋相对，使双方陷于僵局。扣押人质者在11月18日和20日先后释放了13名妇女和黑人人质，但从此后拒绝释放其他人质，以迫使美国满足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据称人质们经常被捆绑和蒙面，处于极端困难和与世隔绝的境地并受到审判甚至被处死的威胁。

1979年11月29日，美国政府向国际法院书记处递交了申请书，对伊朗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并宣布：（1）伊朗政府因容许、鼓励以及未加防止和惩处伊朗人侵犯美国使领馆及其人员的行为，违反了它根据1961年《外交关系公约》、1963年《领事关系公约》、1973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55年《美伊友好、经济关系和领事权利条约》和《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对美国所负有的国际法律义务。（2）依上述国际法律义务，伊朗政府负有特别义务立即保证释放目前被扣押在使馆馆舍内的所有美国国民，并保证所有这些人员以及在德黑兰的其他所有美国国民安全地离开伊朗。（3）为维护美国自身的权利和它对其国民进行外交保护的权利，伊朗政府应按照法院确定的数额，就其违反其对美国所负的国际法律义务的行为向美国支付赔偿。（4）伊朗政府应将对美国使馆馆舍、使馆人员和领馆馆舍犯有罪行的有关人员交送本国主管当局追诉。1979年12月10日，国际法院开庭审理本案，次年5月24日，法院就本案实质问题做出判决。法院认为：作为外交代表的接受国的伊朗，有义务采取适当步骤保护美国使馆不受侵犯。在事件中，伊朗当局能充分认识到它们根据有效条约所负担的义务，也能充分认识到迫切需要他们采取行动，而且也拥有受其支配的、可用来履行其义务的手段，但对于袭击使馆的行为没有采取任何预防和制止措施，也没有迫使袭击者撤出使馆馆舍和释放人质。在事件发生后，伊朗政府没有履行其保护义务，反而立即对这些侵犯行为表示认可，并决定长期维持这些行为所造成的局面，以此作为对美国施加压力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袭击者的行为转化为伊朗国家的行为，袭击者成为伊朗的国际机关，伊朗国家应对他们的行为负担国际责任。法院达成实质判决后，（蓝光计划失败，伊朗不堪重负）美伊双方在阿尔及利亚的斡旋下进行了紧张谈判，美国答应分三次把冻结在美国的140亿美元伊朗资产交出来，取消对伊经济制裁，并于1981年1月19日达成协议，次日，美国人质全部释放，此时已被扣押444天。美国随后请求法院中止关于赔偿要求的诉讼，法院据此将本案从其案件总表上撤销。

（二）2011年闯馆事件

2011年11月29日，伊朗示威者冲进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英国驻伊大使馆，打碎使馆玻璃并焚烧英国国旗。伊朗官员称，此次示威者冲击英国使馆未受政府指使。当天约有20名示威者冲进了英国使馆大楼，使馆办公室遭到劫掠，有的示威者还向空中抛洒文件。聚集在使馆外的示威者高喊反英口号，还向使馆内投掷汽油弹，造成一座小型建筑起火。一名示威者手中还拿着明显是抢掠得来的一幅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二世的画像。伊朗官方英语电视台“新闻电视”的画面显示，示威者扯下使馆悬挂的英国国旗并将之焚烧，之后换上了伊朗国旗。该电视台网站报道称，当天有数百名来自不同大学的学生在英国驻伊朗大使馆前举行示威，要求政府立即将英国大使驱逐出境。英国驻伊朗大使馆外虽然聚集了大量携带防暴设备的警察，但他们一开始对示威者的行为无动于衷，直到示威活动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后，他们才开始驱赶聚集在英国大使馆前的示威人群。伊朗媒体称，使馆人员在示威者闯入后已从“后门”撤离。另据伊朗官方的伊朗通讯社报道，位于德黑兰市北部的另一处英国使馆建筑也遭到一部分示威者的冲击，多份“秘密文件”被抢。英国29日对位于德黑兰的大使馆遭受冲击表示“愤怒”，称“绝对无法接受并谴责”这一行为。英国外交部发言人敦促伊朗政府“立即采取行动控制局面”，并称按照国际法，伊朗有责任保护他国外交官及使馆全体人员。该发言人称，“英国使馆遭到大批示威者的侵犯，使馆财物遭到破坏。”

在冲击英国驻伊朗大使馆的前一天，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刚刚批准了伊朗议会提交的一项议案，该议案要求伊朗外交部在两周内，驱逐上月才到任的英国驻伊朗大使希尔科特，同时召回伊朗驻伦敦大使。根据议案，伊朗将伊英两国外交关系从大使级降至代办级。但如果英国改变针对伊朗的“敌视政策”，伊朗可以将外交关系恢复到大使级。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博罗杰迪表示，如果英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制裁措施，降低外交关系等级的举措只会仅仅是“一个开始”。本月21日，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宣布，英国所有金融机构必须停止与伊朗任何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和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或商业往来。这是英国首次动用金融手段对别国进行制裁。英方认为，有证据表明伊朗正在开展核武器项目，这一行为对 4

英国国家安全和国际社会造成巨大威胁。28日，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举行峰会时表示，欧盟计划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的制裁。美欧领导人会上还发表联合声明称对伊朗核问题表示“深切关注”。伊朗外交官驱逐出境。

黑格对议员们称，如果任何国家不能让我们的使馆在其领土上运转，他们也别指望在我们这里有正常功能的使馆。黑格还说，英国驻伊朗使馆遭受攻击，得到了伊朗政府某种程度上的允许。冲击使馆的绝大多数抗议者来自政府支持的一个民兵组织。在冲击过程中，英国大使及使馆工作人员的住所遭到洗劫，使馆主楼遭纵火，工作人员的个人财产也被偷窃。他还证实，英国所有驻伊朗的外交官已经撤离，使馆也已关闭。黑格称，目前英国与伊朗的关系已经降到最低点，但并未完全切断与伊朗的联系。

“闯馆”事件发生后，伊朗与西方原本就不佳的关系进一步恶化。１２月１号傍晚，来自荷兰、土耳其、德国、西班牙等至少２５个国家驻伊朗大使馆的外交官前往英国驻伊朗大使馆和英国文化协会驻伊朗办事处，以示对英国的支持。此外，德国、法国、荷兰等国也已宣布暂时召回各自驻伊朗大使。一时间，伊朗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英美等国原本就极力推动国际社会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的制裁，而“闯馆”事件恰恰给了西方一个绝佳的借口来推动对伊朗的进一步制裁，英美等国借此联手推动国际社会进一步孤立伊朗。

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30日宣布对伊朗抗议者冲击英国使馆事件的最新反应。他在国会表示，他已经下令立即关闭伊朗驻英国使馆，并在48小时之内将所有

（三）六名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大使馆避难事件

1980年4月1日，6名古巴人驾驶一辆汽车闯进秘鲁驻哈瓦那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古巴政府宣布撤退负责秘鲁使馆的门卫，以不再对该使馆的安全负责相威胁。可是，除乎意料之外，当这个决定宣布后，一批又一批的古巴人涌进秘鲁大使馆，竟达万余人之多。这时古巴当局见此情况后，又派人到秘鲁使馆周围加强警戒，才挡住了要求避难的人流。但是，秘重大使馆院内挤满了要求避难的人群，造成生活极度困难，连吃水都发生问题。4月6日，古巴开始向避难的人提供食品和饮水。4月7日，古巴宣布，一切想出国的人，如果经对方国家政府批准可以出去，并开始对“自愿”离开使馆的人发放护照和通行证，到4月15日共发给了5000多份。在此期间，美国、秘鲁、西班牙、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比利时等国均发表声明，原意接受在秘鲁使馆避难的难民。从这后，进入秘鲁使馆的人员都陆陆续续的离开了该使馆，从而使这场大使馆避难事件获得圆满解决。

本事件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

1.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使馆要求政治避难是符合区域国际法的

区域国际法是指世界上某个地区内国家之间产生和形成的规则，仅适用于该区域内的国家，而不具有普遍性。如拉丁美洲国际法中，关于外交庇护的特殊规则就是典型的事例。古巴在拉丁美洲，同样适用于这些规则。因此，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使馆要求避难，古巴政府是同意的，这是因为拉丁美洲国家根据他们之间长期形成的惯例，彼此都承认使馆有庇护权，但是，这只是区域性的习惯，国际法上不承认常设使馆享有外交庇护权，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不承认的。中国也不承认使馆有庇护权。例如，1980年6月20日，有十六名越南人开车闯入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要求避难，表示不堪忍受越南当局的残暴统治和迫害，要求我驻越南大使馆协助他们离开越南。我驻越南大使馆一方面对这些人给予人道主义的接待，另一方面通知越南外交部迅速来处理此事。但是，越南外交部却故意拖延时间，而且蛮不讲理，并出动大批警察封锁中国大使馆，然后，强行把这些越南人拉走。这是越南当局对我大使馆的侵犯，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因此，我驻越南大使馆向越南外交部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2.大使馆无权在驻在国内拘捕本国侨民

按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使馆内的外交使节是没有权利拘捕其本国侨民，把他们监禁在使馆内，然后将其送回本国。这在国际法上具典型的案例是孙中山事件。一八九六年，孙中山由中国去英国的伦敦要求政治避难。他在伦敦的街上，被清朝政府驻英国公使馆的人中透骗入中国公使馆，然后拘禁起来，等候押回国内。此事被英国政府知道后，向中国公使馆提出交涉。但中国公使馆认为，公使馆的房屋是中国领土，英国政府无权干涉。后来，英国政府还是进行干涉，在英国政府的严重抗议和干涉下，中国公使馆在几天之后就把孙中山放了。

（四）1856年荷兰驻美国使节杜布瓦拒绝出庭作证案

1856年在美国华盛顿发生一起杀人案，当该案发生时，荷兰驻美国的使节杜布瓦在场。美国为了审理这个案件，杜布瓦的作证对审理此案有绝对的必要。因此，美国国务卿就请杜布瓦出庭作证，虽然承认杜布瓦没有义务这样做。尽管各国驻美国华盛顿的使节对杜布瓦的劝告，杜布瓦仍拒绝照办，没有出庭作证。于是，美国政府就为这件事向荷兰政府提出，而荷兰政府了同意杜布瓦的拒绝，只准许他在美国国务卿面前宣誓作证。但是，依照当地的法律，不在司法机关作证的证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最后，美国政府没有再要杜布瓦作证，而要求荷兰政府将他召回。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是：

1.外交使节在法律上没有义务作为证人提供证言

根据国际法，外交使节没有以证人身份作证的义务，因此，不能被迫、或者被请求在民事、刑事或行政法院出庭作证。杜布瓦拒绝美国政府的出庭作证的要求，这不违反国际法。

2.同意出庭作证的外交使节必须放弃特权与豁免

外交使节有与驻在国合作的必要，当使馆人员目睹现场的情况，驻在国为使发生的案件能及时破获，要求提供证言时，可以提共证言，但不是到法庭，而是驻在国派人到使馆人员的办公地方去。如果必须要目睹现场的使馆人员到法庭作证时，该使馆人员必须放弃外交特权与豁免，这种权利的放弃，只有经他的本国同意后才行。

（五）苏联间谍马尔琴柯等五人被中国驱逐出境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维·伊·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尤·阿·谢苗诺夫夫妇及其武官处翻译阿·阿·科洛索夫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1974年1月15日晚，他们在北京市郊区与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等秘密接头，交接情报、文件、电台、联络时间表、密写工具和伪造的边境通告证等间谍用品，以及活动经费等，被我国公安人员和民兵当场抓获。人赃俱在，罪证确凿。

对苏联驻华大使馆人员的间谍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各苏联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于1月19日宣布维·伊·马尔琴柯夫妇，尤·阿·谢苗诺夫夫妇和阿·阿·科洛索夫为不受欢迎的人，立即驱逐出境。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

1.外交人员享有特权与豁免

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外交人员享有特权与豁免，这是为了保证外交代表的正常外交活动而给予的一种特殊的权利和待遇。由于外交人员职务上的需要，给予使馆人员以外交特权与豁免，才能使他们在履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干扰和压力。正如该公约的序言指出的：“确认此等特权与豁免之目的不在于给个人以利益而在于确保代表国家之使馆能有效执行职务。

2.外交人员的活动是在国际法允许范围内，并遵守驻在国的法律

外交人员虽然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受到驻在国的尊敬和享有优厚的礼遇，根据国际惯例，使馆及其外交人员在享受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同时，其行为和活动必须是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必须遵守驻在国的法律，对驻在国负有一系列的义务，如果外交人员的行为严重地危害当地的社会秩序或驻在国的安全，如行凶打人、酒后开车肇事、或进行政治阴谋和间谋活动等，驻在国可以在现场采取必要的措施。如监视现场，临时拘捕等予以制止。苏联驻我国使馆的马尔琴科等人进行的特务活动，已经超出了国际法所允许范围，违反了我国的法律，是对我主权的严重破坏，也是对国际法准则的粗暴残踏。因此，按照国际法的规定，这些违反我国法律的外交人员理应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立即驱逐出境。

七、条约的效力

龙端寺案

隆端寺是位于柬埔寨和泰国交界的扁担山山脉东部的一座古寺。柬泰两国长期以来对该寺庙及其周围地区的边界存在争议。1904年2月，法国与暹罗（现在的泰国）签订了一个边界条约，规定边界线沿着扁担山的分水岭划出。双方建立的混合划界委员会对划界地区进行了实地勘察，最后受暹罗政府的委托，由法国官员负责绘制边界地图，并在1907年完成。其中一张关于扁担山山脉的地图标明隆端寺在柬埔寨一边。该地图作为备忘录构成条约的附件Ⅰ，于1908年在巴黎出版，广为分发，曾呈送泰国政府作为划界成果，并送混合委员会的泰方官员和泰国内政部长。他们没有提出异议。就是在1934-1935年间泰国发现地图上的线与实际的分水岭线有差异时仍然使用那张地图和继续出版。甚至在1925年和1937年法暹条约谈判时还肯定那条边界。法国政府获悉泰国派兵进驻寺庙后，在1949年和1950年间曾向泰国提出抗议，但没有得到答复。柬埔寨独立后，曾试图在隆端寺建立权力机关，要求泰国撤走其武装力量，遭到拒绝。经过多次谈判未果后，柬埔寨于1959年10月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双方主张及理由

柬埔寨指控泰国长期占领其领土隆端寺，要求泰国撤走其武装部队并归还从寺内移走的物品。理由是1907年两国划界的地图标明该寺在柬埔寨境内。泰国提出初步反对主张，认为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国际法院在1961年5月驳回泰国的初步反对主张，认为对本案有管辖权。在诉讼中，柬埔寨认为，根据泰国致送柬埔寨的地图，隆端寺划在柬埔寨一边，该图已为泰国所接受。当泰国知道该图把隆端寺划在柬埔寨一边以后也没有提出异议，它还继续使用和出版，在1947年在华盛顿举行的法暹和解委员会上，泰国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这说明泰国已接受了这张地图，它应受该图的约束。泰国则反驳说，这张图不是混合委员会划的，它有严重的错误，而根据真正的分水岭划出的边界线把该寺划在泰国一边。泰国从来没有接受这张地图和图上标出的边界线。

判决及其依据

1962年6月，法院对本案的实质部分作出判决。法院支持了柬埔寨的意见，部分接受了泰国的意见，指出作为备忘录附件Ⅰ的地图不是混合委员会绘制的，但此图已递交暹罗政府作为划界的成果。暹罗政府有充分的机会表示反对，但不论是过去，还是许多年来，它都没有这样做，因此必须认为那是已经得到默认的。泰国以地图的错误作为申辩理由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样的申辩不能被允许作为使同意成为无效的因素，如果提出这种申辩的一方以自己的行为促成了这个错误，或者它可以避免这个错误，或者情况足以使该方注意到错误可能发生的话。泰国在证据中列举了它在隆端寺这个地方的各种行为，宣称它在所有重要时期都占有该地，以说明它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抱着被动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那些行为大部分是地方当局的行为。因此，泰国已经接受了附件Ⅰ，而且接受附件Ⅰ就使它成为条约。在当时，双方已对条约作了这样的解释，7

使附件Ⅰ上的线具有优于条约规定的效力。没有理由认为双方曾对分水岭线给予特别的重要性，以至认为它比对边界最后的调整更为重要。法院因此判定，隆端寺的所在地是柬埔寨的领土，泰国有义务撤走其武装部队，并归还移走的物品。

评析

通过条约划界是解决国家间边界争端、确定边界线的通常方式。边界条约一般附有标明界线的地图等法律文件。在条约文字与附图不一致时，解决的一般原则是应以条约为准，除非条约另有规定。也就是说，地图作为边界条约的附件，不具有优于条约约文的决定性效力。本案似乎表明了这种例外，但这种结论缺乏充分证据支持。本案当事方所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一方当事国提出来作为证据的那种地图本身的合法性、有效性，而不是地图与条约文字二者之间应以何为准的问题。法院的判决也只是认定一方当事国提出的地图早已为另一方当事国事实上接受，因而对它有效，而并没有直接裁定地图与条约之间以何为准的问题。泰国本来有充分的机会对错误的地图表示反对，但它没有这样做，反而以一些行为默示表示了它的接受，因此，泰国要承担禁止翻供的法律后果。而且，当时情形足以使泰国知道错误，所以泰国不得援引错误作为撤销其对成为条约一部分的地图同意的理由。本案确实说明了地图在解释边界条约中具有一定作用。至于其作用究竟如何，应结合案件中的其他情况来判决。

问题

（1）结合本案，分析边界条约的附图的法律地位。

（2）禁止翻供的法律地位是什么？其法律后果是什么？国际法院在本案中

是如何适用该原则驳回泰国的主张的？

（3）错误对条约的效力有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