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庆市振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大庆市人民政府债务纠纷案
大庆市振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大庆市人民政府债务纠纷案
裁判摘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法人响应政府号召，以向政府书面请示报告并经政府审批同意的形式介入市政建设，政府在不通知法人参加的情况下单方就法人介入市政建设而享有的优惠政策作出决定，法人只能按照政府决定执行的，法人与政府之间并非民法意义上的平等主体关系，双方亦没有就此形成民事合同关系。因此发生纠纷的，尽管双方之间的纠纷具有一定的民事因素，亦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06）民一终字第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大庆市振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东风新村十区22号。
法定代表人：田长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月英，黑龙江三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于泰民，黑龙江三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大庆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东风新村。
法定代表人：韩学键，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孙宗轩，黑龙江远东律师集团大庆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姜福丛，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大庆市振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富公司）与被上诉人大庆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债务纠纷一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月18日作出（2004）黑民一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振富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6年8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振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月英、于泰民，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孙宗轩、姜福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8年市政府实施大开放、大招商的经济发展战略，利用政府的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当时在大庆市东部城区出现采暖供热紧张的局面，市政府计划在大庆市万宝地区投资建设集中供暖锅炉房，由于预算投资数额过大，市政府难以承受，因此原计划由政府投资6亿元建设的锅炉房停建，改由社会投资者建设。1998年4月27日，振富公司向市政府递交《大庆市振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新村集中供热系统工程的请示》，称自愿招商引资建设东风新村（九区）集中供热锅炉房和配套工程（泵站、管网、铁路专用线）等项目，并负责小区的开发、建设和管理。预计供热工程总投资1亿元人民币。由于该工程是城市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建设项目，建设投资大，投资回收期长，回报率低，建成后长期处于低负荷亏损运行状态，请求市政府在各方面给予照顾和支持：
一、在此区域优惠出让一块规划用地开发建设商品住宅，以房养热，补偿回报；
二、免收建设和经营过程中的一切税费；
三、帮助解决部分无息贷款；
四、制定一套集中供热、物业经营管理的优惠政策。时任市长杨信和分管副市长李永库在请示上批示予以支持。
1999年1月22日，市政府办公会议就如何落实讼争项目优惠政策问题进行讨论并形成办公会议纪要，包括《关于五项重点招商开发建设项目政策调整的会议纪要》、《大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发建设东风新村锅炉房的优惠政策》（1999年1月22日市政府办公会议纪要附件二）。会议纪要主要内容包括：
一、制定优惠政策的原则。
1、改变以往政府投资城市集中供热的政策，变政府直接投资为给予征费方面政策减免，按锅炉房建设总投资的80％额度优惠。
2、锅炉房区域占地9.2公顷，不收土地出让金。
3、为平衡优惠政策，现有建筑84万平方米可直接入网，不收入网费；对1999年以后投入使用的建筑收取供热入网费，标准为：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70元。
4、统一规划、配套建设，规划为花园式集中供热热源厂。
5、政策性匹配开发建设的小区要高起点规划、高起点建设、高速度推进、高效能管理。
6、锅炉房由开发商自行经营和物业管理，并执行全市统一的物业管理和征费标准。
二、锅炉房建设规模为40吨热水供暖锅炉5台，35吨蒸气炉2台，供热能力150万平方米。
三、锅炉房建设总投资13640万 元，加上政府原计划建设的锅炉房发生的360万元，合计14000万元，由开发商承担，政府给予开发商征费减免优惠11272万元。如果优惠额度超过11272万元，多优惠的部分由开发商为市政府建设同等额度的市政工程；如果开发商减免额度达不到11272万元，其差额部分由市政府负责解决。
四、优惠政策方案：
1、利用资源开发、资产臵换，将锅炉房厂区周围的7.02公顷土地批给开发商用于房地产开发，并免收相关费用。总建筑面积9.204万平方米，其中：锅炉房厂房7800平方米，开发商利用除锅炉房厂区以外的7.02公顷土地的综合开发效益来投资锅炉房建设，容积率按照1.2控制，可建设住宅楼7.5万平方米，商服0.8万平方米，公建0.124万平方米。根据大庆市建设工程的征费项目和减免征费的权限，免征锅炉房及其房地产开发建设过程中的20项费用，其中针对出让金问题，纪要载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房地产开发每平方米300元；锅炉房建设属于公益事业，用地划拨。20项合计6717.07万元，同给予开发商优惠额度11272万元，差额为4554.93万元，用收取供热入网费的办法解决。
2、收取入网费政策。第一，此锅炉房的设计供热能力为150万平方米，对府明小区、黎明小区及商贸区1998年年底以前投入使用的84万平方米建筑直接入网，不收取入网费。第二，对1999年以后投入使用的66万平方米建筑收取供热入网费，收取入网费的标准按建筑面积确定为每平方米70元，可分期征收入网费4650万元。优惠政策额度加上供热入网费合计为11367.07万元，减去应优惠的11272万元，余额为95.07万元，由开发商为政府建设等值的市政工程。
3、本优惠 政策适用于开发建设东风新村集中供热锅炉房的房地产开发商。
4、本优惠政策1998年8月1日起实施。
1998年8月30日，振富公司开始施工，1999年10月15日讼争工程竣工并投入使用。在优惠政策实施过程中，由于政府相关政策出台，取消了部分收费项目等因素，市政府需要对原有的臵换项目政策进行重新核算和调整，市政府有关部门对讼争工程竣工结算款数额进行核算。
2001年5月15日，大庆市审计局以《大庆市审计局关于审计大庆市振富锅炉房工程竣工决算情况的报告》为题，向市政府书面报告讼争工程审计情况。报告记载：审计认定竣工决算为157067737.15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92788351.30元，设备投资52250685.25元，待摊投资12028700.60元。按照1999年1月22日市政府办公会议纪要意见，当时预计锅炉房工程总投资为13640万元，市政府按照80％给予开发商免征行政收费，优惠额度为10912万元，加上1998年东风新村热源工程前期费用360.83万元，优惠额度合计为11272.83万元。由于审定后的锅炉房竣工决算为15706.77万元，超过原预订投资额2066.77万元，也就比原定优惠额度11272.83万元超出2066.77万元，加上1999年纬二路续建工程投资款200万元，振富公司应当享有政策优惠额度总计超出2266.77万元，考虑到振富锅炉房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已一年多，建议市政府尽早出台相关政策，解决资金缺口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2002年8月9日，大庆市计划委员会、大庆市建设局、大庆市 人民政府开发办公室在《关于振富集团开发建设振富锅炉房及振富小区有关问题的汇报》（稿）中记载，重新算账的原因：
一、1998年振富锅炉房建设时，经审核的工程概算是13640万元。在建设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又增加了换热站数量和一级网工程量，经审计，锅炉房竣工决算为15706万元，超出概算2066万元，按照80％计算应增加优惠政策额度1653万元。
二、1999年1月22日市政府办公会议研究确定的优惠政策，其中减免的20项规费，在执行中国家取消了8项收费，共计1644.69万元。
三、供热入网费没有及时收缴到位。只收缴到位1087万元，还差3565万元没有到位。算账的政策依据：
一、按照锅炉房建设总投资的80％额度优惠。
二、锅炉房区域占地9.2公顷，不收取土地出让金。按照“以房养热，补偿回报”的原则，9.2公顷地上建筑不收取各项规费。
三、利用资源开发、资产臵换政策，将锅炉房厂区周围的7.02公顷（实际是7.97公顷）土地批给开发商用于房地产开发，并免收相关规费（用减免规费额度抵顶锅炉房投资作为优惠政策）。
四、为平衡优惠政策，对府明小区、黎明小区及商贸区1998年以前投入使用的84万平方米建筑直接入网，不收取入网费；对1999年以后入网振富锅炉房的建筑收取供热入网费，标准为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70元（当时核定可分期征收入网费4650万元）。锅炉房实际投资及政策到位情况：锅炉房投入，经审计，锅炉房竣工决算为15706万元。加上振富公司支付1998年万宝热源前期费用360万元，纬二路至开发区区段投入200万元，累计投入16266万元。政府优惠政策实际到位情况：根据锅炉房区域占地及其建筑不 收取土地出让金和各项规费，小区占地及其建筑的土地出让金和各项规费作为政策的原则（国家已经取消的收费项目没有计入），政策到位额度为6491.47万元（含已收到位的供热入网费1087万元）。政府优惠实际到位项目包括：土地出让金、土地管理费、土地评估费、地籍调查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墙改费、教师住宅提留金、劳动定额测定费、劳保统筹费、造价管理费、招投标管理费、质量监督费，以上12项规费合计为5404.47万元，规费额度不足部分，采用收取供热入网费的办法解决。目前已经收缴供热入网费1087万元，并已返还振富公司。核定结果：市政府欠振富公司7799.86万元，其中政策未到位款6633.33万元，利息1166.53万元。
2002年3月26日，市政府李勇库副市长听取关于振富公司开发振富锅炉房及其振富小区的汇报，就讼争项目审定结果为：市政府合计欠付振富公司7709.54万元（6633.33万元＋利息1076.21万元）。2003年市政府关于几项政策臵换项目核算及补偿有关问题的汇报材料记载：市政府合计欠付振富公司7935.34万元（6633.33万元＋利息1302.01万元）。2003年8月，市政府市长助理王玉超形成的关于振富公司开发振富锅炉房及振富小区有关问题的汇报材料中核定结果为：市政府欠振富公司资金7235.96万元（6152.06万元＋利息1083.90万元）。
上述五次审计，市政府以大庆市审计局确定的振富公司建设锅炉房工程总投资15706万元为基数，由不同的部门进行审核，五次审核结果承认欠振富公司最高数额为7935.34万元，最低数额为7235.96 万元。经核算双方对振富锅炉房工程总投资15706万元，加上振富公司支付1998年万宝热源前期费用360万元，纬二路开发区段投入200万元，市政府以入网费1087万元抵顶市政府应承担的政策优惠额度均无异议。
2004年2月27日，市政府《专题办公会议纪要》记载：市政府各部门进一步核实涉及到政府应收规费免收项目是否准确?每项的核算是否准确?有无漏项?每项的核算核准后，由各部门负责人签字、盖章备案，有漏项的，由各部门向振富公司征收。根据算账结果，同意由市政府偿付振富公司资金3935.83万元。
一审法院还查明，2004年3月15日，大庆市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代市政府偿还振富公司投资款3935.83万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1998年4月27日，振富公司提出投资建设新村集中供热系统工程的请示报告。1998年12月2日，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管委会）下发《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振富房屋开发建设第十居住区基本建设计划>的通知》，记载：同意振富公司在新村第九居住区东侧占地面积为16.2公顷（含3号锅炉房用地）规划用地范围内开发建设第十居住小区工程。
1998年2月3日，振富公司取得16.07公顷土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1998年12月9日，振富公司分别取得新村九区东9001号地块41125平方米，9002号地块41125平方米，9003号地块39685平方米，9004号地块38765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使用权类 型均为出让，用途为住宅、商服。1999年4月15日，振富公司取得讼争土地的《用地许可证》。1999年9月27日，市政府与振富公司签订锅炉房占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02年1月1日，振富公司还取得讼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大庆市房屋产权市场管理中心产权信息查询报告》显示：东风新村振富小区锅炉房10733平方米及其储煤库4535.06平方米产权人为大庆振富供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富供热公司）。
振富公司于1997年11月17日成立，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企业类型为自然人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为一级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1999年6月振富公司为经营振富锅炉房项目发起成立振富供热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俊臣，注册资本19550万元，经营范围为热源经营。
因市政府主要领导变更，市政府停止向振富公司支付优惠政策未到位的抵顶款项。2004年4月16日，振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市政府应当按照相关会议纪要支付欠付优惠政策未到位而形成的欠款3563万元，利息1618.13万元，共计5127.95万元。2004年振富公司认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已经取消，市政府不应当扣减该笔费用，据此请求市政府增加支付2420.65万元。2004年6月17日，市政府以振富锅炉房为振富供热公司自建，产权亦归其所有，振富锅炉房项目与振富公司无关，振富公司无权就此主张权利，据此提出反诉，请求振富公司返还投资款13124.8万元。
一审法院确定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一、关于锅炉房区域占地9.2 公顷土地是否收取土地出让金及各项规费。第二、市政府是否欠付振富公司款项以及欠付款项的依据。第三、市政府是否应当在振富公司总投资中扣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2420.65万元。第四、市政府反诉主张振富公司应当返还市政府政策优惠款13124.80万元是否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否得到支持。
第一、关于锅炉房区域占地9.2公顷土地是否收取土地出让金及各项规费。一审法院认为，1999年1月22日市政府下发会议纪要附件
（二）《大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发建设东风新村锅炉房的优惠政策》中记载：锅炉房区域占地9.2公顷，不收土地出让金。免征锅炉房及其房地产开发建设中的20项费用。2000年2月27日，市政府第8次市长办公会议纪要决定，对锅炉房区域9.2公顷土地，同意按照原会议纪要执行，即不收土地出让金。市政府于2002年1月25日、3月26日、8月9日、2003年4月7日、8月份形成的五次算账汇报稿，无一份提出对9.2公顷区域内建筑物收取土地出让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关于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可以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建设用地的规定，振富公司开发建设的锅炉房项目既属于城市基础设施，又具有公益性质，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土地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对于锅炉房区域占地9.2公顷，市政府不应当收取土地出让金。根据1999年1月7日市政府批准振富公司的《大庆振富锅炉房竖向图》、《大庆振富锅炉房位臵图》均反映出9.2公顷区域内设计了遮挡锅炉房的建筑物。而1999年2月11日市政府下发优惠政策文件时，在附表中明确只对7.02公 顷区域内8.3万平方米的建筑物收取土地出让金及其各项规费，并以此抵顶部分优惠政策额度。2002年1月25日，大庆市计划委员会《关于振富集团开发建设振富锅炉房及振富小区有关问题的汇报》载明，经多次与振富公司沟通对接，现基本达成一致意见，锅炉房区域占地9.2公顷范围，不收取土地出让金，建筑物不收取各项规费。原市长杨信及现任市政府分管城市建设的副秘书长于长纯均证实9.2公顷区域内的建筑物均属于锅炉房的配套工程，市政府不应当收取土地出让金及其各项规费。
第二、市政府是否欠付振富公司款项以及欠付款项的依据。虽然市政府五次算账汇报稿承认欠振富公司款，五次材料确定的欠款数额不等，最高额为7935.34万元，最低额为7235.96万元。但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是市政府1999年1月22日所作的《会议纪要》及《会议纪要附件
（二）》，该会议纪要并无政策不到位由市政府兑付现金的约定，因此对于上述五份材料所述“欠款”应理解为市政府所欠优惠额度的数额。依据大庆市审计局作出的审计报告，确认振富锅炉房工程总投资为15706.77万元，市政府给予振富公司的优惠额度为12564.80万元，市政府承诺的优惠政策虽然未全部兑现，但振富公司要求转化为债权偿还，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振富公司要求市政府给付应承担锅炉房工程投资款及迟延给付入网费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市政府是否应当在振富公司总投资中扣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2420.65万元。1997年12月19日市政府下发庆政发[1997]44 号《关于减轻企业负担取消不合理的收费、罚款、集资、基金项目和各种摊派（第二批）的通知》，取消4项不合理收费，其中包括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1999年1月22日，市政府下发会议纪要附件
（二）《大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发建设东风新村锅炉房的优惠政策》，该会议纪要决定，免征锅炉房及其房地产开发建设过程中的20项费用，其中仍包括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2002年1月25日，大庆市计划委员会《关于振富集团开发建设振富锅炉房及振富小区有关问题的汇报》载明，经多次与振富公司沟通对接，现基本达成一致意见，锅炉房区域占地9.2公顷范围，不收取土地出让金，建筑物不收取各项规费，其中包括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因市政府给予振富公司的优惠政策中包括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振富公司又以承建锅炉房的履行行为予以承诺，且在其举示的证据及庭审中均承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属于优惠政策项目，因此，振富公司主张市政府应当返还扣减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2420.65万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第四、市政府反诉主张振富公司应当返还市政府优惠政策款13124.80万元是否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否支持。市政府以振富公司不是锅炉房的所有人，其未实际开发建设锅炉房项目，未使用市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振富公司应当负返还13124.80万元义务为由，主张振富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未将市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和给付的现金投入锅炉房工程，锅炉房为振富供热公司自建，产权为振富供热公司所有，因此，振富公司应当返还政策优惠款13124.80万元。经一审庭审质证，市政府对振富公司举示的《关于投资建设新村集中供热 系统工程的请示》及开发区管委会下发的（1998）28号文件《关于下达<振富房屋开发建设第十居住区基本建设计划>的通知》均无异议。振富供热公司产权档案中最主要的材料是《振富房屋开发建设第十居住区基本建设计划》的通知，此通知是产权管理机关为振富供热公司颁发产权证的依据，该通知的受通知人为振富公司。虽然振富供热公司取得了锅炉房房屋产权，但不能证明振富供热公司为锅炉房项目的开发商。经国家批准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项目建设者为项目开发人，即振富公司。振富公司为锅炉房项目的开发商。市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是给予项目开发人的待遇，开发建设者可享受免交部分规费的优惠政策，但不存在不享受优惠政策就必须按市政府优惠待遇额度予以返还的义务。因此，市政府请求振富公司返还政策优惠款13124.80万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市政府的此项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据此判决：
一、驳回振富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市政府的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87440元，由振富公司负担，反诉费666250元，由市政府负担。
振富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判令市政府给付其应当承担的工程投资款5983.65万元，利息自欠款之日按照约定利率给付至欠款付清之日止。主要上诉理由如下：一审判决认定市政府按照振富公司投入资金的80％予以补偿，补偿方式为免收各项规费，不足部分用收取的入网费补足，市政府未按照约定全部履行合同义务。市政府与振富公司确立了投资建设热源工程补偿合同关系，以优惠政策额度转化为债权的观点没有依 据。市政府免征20项费用的要约中包括了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市政府已用履行行为对此予以承诺，故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予支持。上诉人还认为，优惠政策方案明确提出优惠政策额度超过80％的部分，由开发商为政府建设等值的市政工程。免征20项规费抵顶80％的投资额，不足部分用收取入网费的办法解决。前述内容是当事人从各项规费抵顶超额与不足两个方面分别作出约定。若各项规费抵顶超过优惠额度由开发商继续出资为政府建设等值的基础设施工程。此约定的实质是市政府将超过投资总额80％的部分免收的各项规费转换成振富公司用现金履行的义务，若各项规费抵顶不足则由市政府用收取的入网费补足，入网费也是现金给付。振富公司依据合同及实际履行行为，依法享有要求市政府给付应由其承担而尚未给付部分投资款的请求权。在结算过程中，五份算账稿对明令取消的8项收费已从原抵顶项目中扣除，足以证明双方在结算过程中对原约定已经作出变更，配套费应当从抵顶项目中扣除。原审判决在‘程序上也存在缺陷。主要体现在：一审判决认定合同关系成立，简单适用实体法驳回振富公司诉讼请求即得出了裁判结论，未阐明驳回的理由，违反了民事诉讼制度的根本原则。法官在裁判文书中代替一方当事人解释合同内容，违反了当事人在合同中体现的意思自治，其实质是以公权干预私权，违反了法官不得代一方当事人抗辩的司法原则。原判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背离了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和不告不理的原则。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属于未审先判，早在当事人起诉不久，一审法院就扬言要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审理时间长达近两年，严重超审 限。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市政府答辩称：市政府按照锅炉房总投资80％的额度应当给予振富公司的政策优惠额度已经全部到位。市政府既不欠振富公司政策优惠额度，更不欠工程投资款。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振富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为：市政府1999年1月22日办公会议纪要
（二）《大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发建设东风新村锅炉房的优惠政策》是双方共同认可确认双方权利义务的文件。确认锅炉房区域9.2公顷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应否收费应当以此作为依据。根据办公会议纪要
（二）规定，锅炉房建设属于公益事业，用地划拨，不收取土地出让金，表明锅炉房区域9.2公顷土地只准建设锅炉房，不准建设其他建筑，是建花园式集中供热热源厂。但振富公司违反规定，先是将国有划拨土地改为商用出让土地，然后加盖7万多平方米商品楼，对振富公司在9.2公顷公益用地上加盖的7万多平方米商品楼应当依法收取土地出让金。公益用地本身不收取土地出让金，但地上建筑物应当交纳建设规费，商品房项目更应当交纳建设规费。振富公司主张将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从优惠政策中扣除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市政府虽然在1997年发文取消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但不久又恢复收取。现凡建设项目均收取该笔费用，振富公司也不应当例外。
市政府按照约定，已经按照振富锅炉房总投资的80％额度兑现优惠政策，不存在欠款。大庆市国土资源局确认振富公司应当免交的四项规费数额为3831.55万元。除公益用地以外的商品房开发部分用地34549平方米应当收取土地出让金及全部用地均应当收取土地管 理费、土地评估费、地籍登记调查费等规费。大庆市建设局确认免收的七项规费数额是5066.83万元，包括7万余平方米商品房的建设规费。大庆市教育局确认的免收规费项目只有一个，即教师住宅提留金，数额为445.52万元，也是按全部商品房面积收取的。根据大庆市审计局审计结果，振富公司总投资为15706万元，市政府应当给予振富公司的优惠额度为13124.80万元。已到位的政策优惠额度是上述三部门确认应当免收的12项规费共计9343.9万元、振富公司已经收取的入网费1087万元、市政府已经支付给振富公司现金3935.83万元，上述各项合计14366.73万元，比应当给予振富公司的优惠额度还多出1241.93万元，据此，市政府优惠政策额度已经全部到位，不存在欠付优惠政策兑现款及其利息问题。市政府按照锅炉房总投资的80％给予振富公司优惠政策，实质是市政府在振富锅炉房建设中的出资，应当对应拥有80％产权，否则振富公司应当将市政府应收免收的规费返还市政府。
本案所涉合同是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由法院决定。不论是何种性质的合同，市政府均依约履行了合同，不存在违约的事实，相反是振富公司没有依约建设花园式热源厂，已构成违约。五份算账稿内容尚未确定，与市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相悖，不具备证据形式，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据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审理过程中，合议庭曾到当地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试图化解矛盾，平息纠纷，但终因市政府拒绝，调解未果。本院认为，第一，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优惠政策制定和履行中地位不平等，不属于民法意义上的平等主体。本案振富公司是响应“大庆市委五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建设和招商引资作为今后工作重点”的号召，以向市政府书面请示报告和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同意的形式介入讼争供热工程建设的。以后，市政府在不通知振富公司参加的情况下，单方召开市政府办公会议决定由振富公司承建讼争项目并在市政府办公会议纪要
（二）中制定了优惠政策明细，振富公司接受政府办公会议决定后，其职责是按照政府行政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履行，并无与市政府平等协商修订市政府优惠政策文件的余地。讼争供热项目建成后，市政府优惠政策使用不足部分能否以现金抵顶，也是由市政府单方决定的，是由政府审计、计划、建设、开发等行政管理单位按照市政府领导行政命令单方审核确定下来的。讼争供热建设项目优惠政策的确定、振富公司介入的形式以及讼争工程结算款的确定等诸多方面都是市政府单方决定的。尽管双方当事人之间在本案讼争建设项目上不存在领导关系、隶属关系，但上述案件事实表明，市政府在制定和执行优惠政策方面居于支配和主导地位。振富公司虽然具有是否承担讼争项目建设的决定权，以及对优惠政策如何理解、如何执行的建议权，但从整体上讲，在介入方式、优惠政策制定及如何履行优惠政策等方面，振富公司居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双方当事人尚未形成民法意义上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
第二，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形成民事合同关系。《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是双方或者多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形成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的协议。市政府制定的办公会议纪要
（二）明确了优惠政策原则和优惠政策方案，是本案讼争供热建设项目得以执行的主要依据，但该优惠政策是市政府单方制定的，未邀请振富公司参加市政府办公会议并与之平等协商，也未征得振富公司同意，市政府作出的单方意思表示，没有振富公司的意思配合。因此，市政府办公会议纪要等相关文件不是双方平等协商共同签订的民事合同。
综上，尽管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讼争的法律关系存在诸多民事因素，但终因双方当事人尚未形成民法所要求的平等主体关系，市政府办公会议关于优惠政策相关内容的纪要及其文件不是双方平等协商共同签订的民事合同，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此纠纷是市政府前届领导在兑现振富锅炉房优惠政策额度以及有关讼争项目遗留的未了事项，应当由大庆市本届政府领导继续解决。原审法院将此作为民事纠纷予以受理并作出实体判决不当，应予纠正。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四）项、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6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黑民一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大庆市振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起诉和大庆市人民政府的反诉。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大庆市振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大庆市人民政府各负担50元。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纪 敏
审 判 员 冯小光
代理审判员 关 丽
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虞文君 审判长简介
纪敏高级法官：1947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历任最高人民法院告诉申诉庭庭长、审判监督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现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第二篇：西安市临潼区建筑工程公司与陕西恒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建设工程纠纷中黑白合同的效力
2011-08-21 西安市临潼区建筑工程公司与陕西恒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关于“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的规定，是指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签订两份不同版本的合同，发生争议时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而不是指以存档合同文本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7)民一终字第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西安市临潼区建筑工程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刚，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恒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西京，该公司总经理。
西安市临潼区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临潼公司)与陕西恒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升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3月19日作出(2006)陕民一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临潼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7年 9月21日进行了开庭审理。临潼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韩松、王东宽，恒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翟存柱、郝雅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3月10日，临潼公司依照约定进入恒升公司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建工路8号的恒升大厦综合楼工程工地进行施工。同年9月10日，临潼公司与恒升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恒升公司(甲方)将其建设的恒升大厦综合楼项目的土建、安装、设备及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等工程发包给临潼公司(乙方)；开竣工日期：2003年3月10日-2005年9月10日；合同价款：承包总价以决算为准，由乙方包工包料。价款计算以设计施工图纸加变更作为依据。土建工程执行99定额，安装工程执行2001定额，按相关配套文件进行取费，工程所用材料定额规定需要做差价的以当期信息价为准。定额信息价购买不到的，甲乙双方协商议价，高出定额部分作差价处理。施工现场签证作为合同价款组成部分并入合同价款内；价款支付及调整：工程施工到正负零时，甲方向乙方首次支付已完工程量95％的工程款。正负零以下工程，作为乙方第一次报量期。正负零以上工程，由乙方每月 25日将当月工程量报甲方，经其审核后在次月1-3日内将上月所完工程量价款 95％支付给乙方；竣工与决算：已完工程验收后，乙方应在15天内提出决算，甲方收到决算后在30天内审核完毕，甲方无正当理由在批准竣工报告后30天内不办理结算，从第31天起按施工企业向银行计划外贷款的利率支付拖欠工程款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违约与索赔：甲方不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各项义务，支付款项及发生其他使合同无法履行的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相应顺延工期，按协议条款约定支付违约金和赔偿因其违约给乙方造成的窝工等损失。乙方不能按合同工期竣工，按协议条款约定支付违约金，赔偿因违约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双方施工现场总代表人：甲方何西京，乙方张安明。合同还对双方应负责在开工前办理的事项、材料设备供应、设计、质量与验收等均作了具体明确的约定。
2004年4月5日，西安市城乡建设监察大队对未经招标的恒升大厦综合楼工程进行了处罚，恒升公司即委托临潼公司张安明在西安市招投标办公室补办了工程报建手续，双方所签合同已经备案。诉讼中双方持有的合同，内容区别是有无29-3条。恒升公司持有西安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出具的备案合同附有此条。其内容为：本工程为乙方垫资工程，以实结算，实做实收，按工程总价优惠8个点，工程结算以本合同为准。
2005年2月2日，恒升公司与临潼公司、设计单位、监理公司等就恒升大厦综合楼地基与基础分部工程，主体(1-10层)分部工程进行验收，认定该工程为合格工程。11-24层主体工程已完工但未进行竣工验收，恒升公司承认主体已封顶。同年2月 26日，临潼公司作出恒升大厦综合楼《建设工程主体完决算书》，决算工程造价为 31 020 507．31元，并主张已送达恒升公司，但无恒升公司签收的文字记录及其他证据佐证，恒升公司不予认可。后双方发生纠纷，致使工程于2005年4月停工至今。
一审法院依据临潼公司申请，委托陕西华春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对恒升大厦综合楼已完工程造价和截止2006年6月22日的停窝工损失进行鉴定。2006年。11月25日，2007年1月12日，陕西华春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出华春鉴字(2006)07号鉴定报告及对该报告的异议答复、补充意见确认：恒升大厦综合楼已完工程造价为20 242 313．44元；2004年4月至2006年6月22日的停窝工损失为 346421．84元。该工程造价中混凝土使用现场搅拌价，且按工程总造价优惠8个点即1 818 793．15元及四项保险费175 452．75元。对该鉴定结论，临潼公司认为该工程造价应依照合同约定采用信息价；商品砼应采用购买价；备案合同29-3内容是恒升公司事后添加的，所以优惠8个点即1 818 793．15元没有依据。恒升公司则认为，临潼公司停工的原因完全在于其自身，故停窝工损失根本没有计算的合法依据。
恒升公司主张已支付工程款 12 219 182．8元，但临潼公司仅对2004年 6月20日、9月15日张安明以工程款内容签收的175万元予以确认。对其他款项一审法院依据庭审质证意见作以下分类：(一)项下2 773 932．40元恒升公司认为全部用于工程，应认定为已付工程款。临潼公司认可该笔款项用于工程，但认为是归还其借款480万元。(二)项下款项共计680万元，恒升公司主张依张安明要求支付至陕西致圣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圣公司)，因张安明系该公司总经理。对此临潼公司不予认可，认为收款主体非临潼公司。(三)项下款项208410元，恒升公司主张由于临潼公司施工中不慎造成的支出，应认定为已付工程款。临潼公司认为依照监理公司的签证应由恒升公司承担。(四)项下款项686 840．4元，恒升公司认为临潼公司口头承诺从工程款中予以扣减，应认定为已付工程款。临潼公司认为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
另查明，临潼公司工地代表张安明，系致圣公司总经理，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宏发与其系父子关系。
临潼公司2006年5月15日起诉至一审法院称，2003年9月10日，临潼公司与恒升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临潼公司包工包料承包恒升大厦综合楼工程，恒升公司按工程进度向其支付工程价款。工程施工到正负零时，恒升公司向临潼公司首次支付已完工程量95％的工程价款。正负零以上工程，由临潼公司每月25日报告当月工程量，经恒升公司审核后在次月1-3号将上月所完成工程量价款 95％支付给临潼公司。若恒升公司不能依约支付工程款项，应赔偿因违约给临潼公司造成的损失，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临潼公司先后完成正负零以下工程、大厦主体工程，经验收均为合格，但恒升公司仅付工程款284万元。故请求：判令恒升公司立即支付拖欠的工程款29 480 391．06元及逾期利息2 825 417元；判令恒升公司赔偿临潼公司停、窝工损失200万元；判令恒升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恒升公司辩称，双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属实，但对该工程进行施工的不是临潼公司，而是借用临潼公司资质的个人包工头张安明。本案合同项目为商业、住宅用途的商品房，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共安全，但对施工单位的选定却未进行招标投标工作，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临潼公司主张的利息及损失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在施工过程中恒升公司多次替张安明支付材料款、水电费，并将部分工程款支付至其指定的致圣公司。截止目前，恒升公司支付的各项工程款为12 219 182．8元，但张安明从未按合同约定向恒升公司申报过工程量及申请支付工程款，故对造成的拖欠工程款、停窝工损失不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临潼公司与恒升公司双方签订并经西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备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张安明作为工地负责人组织施工，该工程应视为临潼公司实施完成，该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依法有效。审理中双方当事人持有的合同内容不同，但鉴于备案合同手续是由临潼公司工地代表张安明办理，且一审法院对备案合同中有关29-3条内容到西安市城市建设档案馆进行了核查，故对备案合同应予以认定并作为结算依据。依照合同中对工程所用材料约定，定额规定需要做差价的以当期信息价为准，而混凝土不属于需要做差价的材料，不能采用信息价。一审庭审中，临潼公司未提供外购商品混凝土的相关证据，涉案工程也不在政府强制使用商品混凝土的范围内，故鉴定结论中混凝土采用现场搅拌价计算恒升大厦已完工程造价依据充分，临潼公司主张采用信息价计算造价及商品砼采用购买价的理由不能成立。同时该报告依据备案合同约定在总造价中优惠8个点并扣除四项保险费，符合合同和法律规定，应予采信。临潼公司未提供29-3条系事后添加的相关证据，故其主张不应在总造价中优惠8个点的理由不能成立。鉴定报告确定恒升大厦综合楼已完工程造价为 20 242 313．44元，客观真实应予以采信。对于恒升公司已付的175万元工程款双方无争议予以确认。依照合同承包总价以决算为准由乙方包工包料的约定，对于临潼公司认可用于工程的(一)项下内容，因其没有证据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故其主张的恒升公司归还借款的理由不能成立。对于(二)项下款项，恒升公司本应支付至临潼公司，但由于张安明既是临潼公司驻工地代表，又是致圣公司总经理，恒升公司主张应张安明要求支付至此理由成立，对于该公司签收的9笔580万元，应认定为已付工程款。对于2002年12月24日支付的 100万元，因发生在双方进场、签订合同之前，且合同中并无预付款的特别约定，故不予认定。对于(三)项下共计208410元，是临潼公司在施工中不慎发生天然气泄漏事故造成，应以监理公司的签证为依据认定责任，由临潼公司承担。对于租房费用因系工地实际发生费用，亦应由临潼公司承担，应认定为已付工程款。(四)项下共计 686 840．4元，与本案工程无关联性，不予认定。综上，恒升公司已付工程款为 10 532 342．4元。对临潼公司起诉请求的下欠工程款利息，因该工程未竣工，工程价款亦未结算，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的相关规定，应从起诉之日起计算。由于临潼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申报工程量及申请支付工程款，亦未提供监理公司确认的停窝工证据，故对其主张的停窝工损失不予采信。据此判决：(一)临潼公司与恒升公司签订并备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依法有效；(二)恒升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临潼公司工程款9 709 971．04元及利息(自2006年5月15日起按照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息)。逾期履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临潼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1 539元、诉讼保全费10 520元、鉴定费30万元，共计492 059元，由临潼公司与恒升公司各承担246 029．50元。
临潼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本项工程因周边环境所限，不能在施工现场进行混凝土搅拌作业，整个大厦全部使用商品混凝土，诉讼中恒升公司也没有否认大厦实际使用商品混凝土的事实，只是强调要以实际购买价结算。一审判决按照现场搅拌混凝土价格计算工程造价，有违公平，恒升公司应按照鉴定报告以商品混凝土市场信息价计算的工程款向临潼公司支付工程欠款及利息。2．一审判决以临潼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申报工程量及申请支付工程款，亦未提供监理公司确认的停窝工证据为由，对停窝工损失不予认定明显错误。3．恒升公司提交的存档合同文本是经过篡改和伪造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双方2003年9月10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式四份均经备案，双方各持一份，存档两份。本案中恒升公司开始提供的合同文本与临潼公司提交的合同文本并无差异，在工程造价鉴定结果出来之后又提供添加了29-3款的存档文本。29-3款的字迹明显与前款不同，非一人所写，同时其内容又明显与其他条款相矛盾。4．一审判决认定恒升公司已经向临潼公司支付了1053万元工程款与实际不符。其一，(一)项下的277万元，临潼公司确实收到该款项，也用于工程建设，但系恒升公司归还之前所借债务。其二，一审判决认定恒升公司向致圣公司支付的580万元全部为恒升公司付给临潼公司的工程款是错误的，对于致圣公司收款收据上写明是恒升大厦工程款的340万元予以认可。其三，临潼公司是在执行恒升公司指令的施工方案时发生的事故，对此造成的实际损失，恒升公司当时就承诺完全由其承担，此事不仅有监理公司出具字据为证，也有其实际支付相关费用的事实相佐。5．一审判决恒升公司支付欠款利息的起息日不当，恒升公司约定给付工程款而不予给付，即属迟延履行合同义务，利息就应当产生，而不应从临潼公司起诉之日开始计息。为了简化违约利息计算的复杂性，请求从2005年4月12日停工之日起开始计息。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恒升公司支付工程款 22 173 276．52元及利息，并赔偿停窝工损失346 421．60元；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鉴定费由恒升公司承担。
恒升公司答辩称，1．临潼公司所主张备案合同29-3款是擅自添加的上诉理由，既不是事实也无足够的证据支持。备案合同中的29-3款是双方经过协商同意，由何西京填写的。该合同是施工方代表张安明和建设方代表何西京一起到建委办理的备案手续，张安明对备案合同中填写29-3款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根据最高法院建设工程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若出现“阴阳合同”，即备案合同和实际履行合同，依法应以备案合同为有效合同并以此办理工程结算。2．临潼公司提供不出反映本案所用混凝土是商品混凝土的直接证据，本案所涉工程所在位置也不在政府强制性使用商品混凝土的范围内，完全可以使用现场搅拌。根据一审鉴定单位的补充鉴定意见，本案所涉混凝土应当按现场搅拌价计价。3．停窝工损失完全是临潼公司自身原因导致的，因而一审判决不支持临潼公司主张的停窝工损失是正确的。4．恒升公司以工程款名义支付给致圣公司的款项应当被认定是本案所涉工程款。临潼公司主张恒升公司支付款项中有480万元是归还临潼公司的借款，而临潼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即便借款成立，也是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涉，临潼公司应另行起诉。5．恒升公司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本案所涉施工合同是实际施工人张安明借用临潼公司资质签订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无效。
本院二审查明：陕西华春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11月25日作出的华春鉴字(2006)07号鉴定报告载明：“(1)恒升大厦已完工程总造价 23 846 047．39元是在该工程所采用的混凝土为商品混凝土且单价采用实际购买价的情况下计算的结果。这里所说的实际购买价，是指被告所提供的资料‘陕西尧柏混凝土有限公司用于华业有限公司的商品混凝土报价单’中的商品混凝土单价。以此单价为依据所鉴定的恒升大厦已完工程总造价相对于其他两种总造价较真实。(2)恒升大厦已完工程总造价22 734 914．34元是在该工程所采用的混凝土为现场搅拌的情况下计算的结果。该工程所在位置不在地方政府强制性使用商品混凝土的范围内，可以使用现场搅拌混凝土，而且比较经济。(3)恒升大厦已完工程总造价 25 297 208．92元是在该工程所采用的混凝土为商品混凝土且单价采用当期信息价的情况下计算的结果。”“该工程停、窝工时间为自2004年4月至2006年6月22日，但数量没有建设单位指定的工地代表签证。”2007年1月12日对该鉴定报告异议的答复及补充意见载明：“工程造价中所含的四项保险费应在总造价中扣除，其金额为175 452．75元；鉴定报告中的已完工程造价应扣除六层以下及十七层以上部分的 90厚GS板的造价，其金额为498 355元。”
另查明，陕西长安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安监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
一、我项目部监理的恒升大厦综合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第17页第29条增订条款中仅有29-1款和29-2款。
二、在2005年4月21日资金专题会议上，双方没有提出垫资与优惠8个百分点的问题。”西安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存档的一份委托书，内容是恒升公司委托何西京前去西安市建委工程建设审批办公室办理招投标手续。《建设工程项目报建表》上也注明经办人是何西京。2004年3月15日临潼公司向恒升公司出具的“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授权张安明为临潼公司办理恒升大厦招投标事宜。
再查明，2004年1月1日，临潼公司恒升大厦项目部编制了恒升综合大厦基础筏板砼施工方案，该方案第五条明确写到：“采用商品砼，砼配合比的选料要严格控制，水泥用尧柏股份公司尧柏牌P．032．5水泥，自来水。”2004年1月10日，长安监理公司经审查同意该施工方案。2004年10月18日及2006年2月26日长安监理公司出具的恒升综合大厦主体工程1-10层及11-24层《质量评估报告》均载明：“对商品混凝土及砌体中用到的砂浆(混合砂浆)均按规范要求留置了足够数量的试块，进行了标准养护，作为评定主体中砼及砂浆强度的依据。”2005年6月2日，长安监理公司出具的“关于恒升大厦工程审计过程中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中写明：“砼搅拌现场无堆材料场地，施工中用砼全部为外购商品砼。”临潼公司还提供了在陕西尧柏混凝土有限公司购买商品混凝土的发票。
在二审庭审中，临潼公司提供了西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结论，证明存档合同文本中29-3条款内容是恒升公司的何西京私自添加的。恒升公司认为，西北政法大学的鉴定结论只能说明 29-3条款是何西京书写，这一点本身不存在任何异议，根本无需通过鉴定加以证明。
本院认为，根据临潼公司的上诉请求和庭审调查辩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本案所涉工程应以哪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文本作为结算依据；(二)一审判决关于混凝土采用现场搅拌价计算恒升大厦已完工程造价是否适当；(三)恒升公司已向临潼公司支付工程款的数额；(四)临潼公司主张的停窝工损失是否应得到支持；(五)恒升公司应从何时开始向临潼公司支付所欠工程款利息。
(一)关于本案所涉工程应以哪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文本作为结算依据的问题。
恒升公司与临潼公司于2003年9月 10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04年4月5日在西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进行了备案。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文本内容是一致的，即没有29-3条款的内容，长安监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也证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文本没有29-3条款的内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十一条约定了工程进度款问题，对具体的工程进度和付款期限做了明确约定，恒升公司自己也主张已向临潼公司支付工程款12 219 182．8元，而29-3条款的内容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十一条明显矛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该条是指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签订两份不同版本的合同，发生争议时应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而不是指以存档合同文本为依据结算工程价款。恒升公司提交的西安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存档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文本，该合同文本上的29-3条款是恒升公司何西京书写的，没有证据证明该条款系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故应以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双方提交的同样内容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文本作为本案结算工程款的依据。一审判决仅凭招投标补办手续档案中有临潼公司向恒升公司出具的“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认定备案合同手续是由临潼公司工地代表张安明办理并按恒升公司提交的存档合同文本作为工程价款结算根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应予纠正。
(二)一审判决关于混凝土采用现场搅拌价计算恒升大厦已完工程造价是否适当的问题。
根据恒升大厦工程设计施工方案关于采用商品砼的具体要求、长安监理公司工程主体质量评估报告中关于采用商品砼符合规范要求的评估结论、长安监理公司出具的关于全部采用商品砼的情况说明以及临潼公司从陕西尧柏混凝土有限公司购买商品混凝土的发票等一系列证据，足以证明本案所涉工程采用的是商品砼而非现场搅拌砼。陕西华春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对恒升大厦综合楼已完工程造价作出的华春鉴字(2006)07号鉴定报告也认为，“恒升大厦已完工程总造价23 846047．39元是在该工程所采用的混凝土为商品混凝土且单价采用实际购买价的情况下计算的结果。以此单价为依据所鉴定的恒升大厦已完工程总造价相对于其他两种总造价较真实。”故恒升大厦已完工程总造价应以鉴定结论中的23 846 047．39元为依据，对恒升公司以混凝土现场搅拌价格计算工程造价的主张及临潼公司以商品混凝土市场信息价计算工程造价的主张均不予采信。
(三)关于恒升公司已向临潼公司支付工程款的数额问题。
一审判决认定恒升公司已付工程款数额为10 532 342．4元，临潼公司认为该认定数额错误。临潼公司提出异议的有三个方面，其一是主张恒升公司向其借款480万元应从恒升公司的已付工程款中予以扣除。本院认为，临潼公司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判令恒升公司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及利息，赔偿停、窝工损失。支付工程款与借款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临潼公司主张将借款 480万元从恒升公司已付工程款中直接扣除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临潼公司主张的借款问题应另行解决；其二是临潼公司主张恒升公司支付给致圣公司的580万元不应全部认定为恒升公司已付工程款。本院认为，对于恒升公司已付工程款数额的认定问题，一般来讲，收款人应当是临潼公司，如果是按临潼公司的要求向其他单位付款，恒升公司应出具临潼公司委托付款方面的证据，而恒升公司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鉴于临潼公司已认可其中的340万元为恒升公司已付工程款，故恒升公司支付给致圣公司的340万元应认定为恒升公司已付工程款；其三是临潼公司主张天然气泄漏事故造成的支出208 410元应由恒升公司承担。本院认为，对天然气泄漏事故造成的支出208 410元，应以长安监理公司最后出具的说明为依据，临潼公司主张由恒升公司承担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恒升公司已付工程款的数额应认定为8 132 342．4元。
(四)关于临潼公司主张的停窝工损失是否应得到支持的问题。
本院认为，虽然陕西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11月25日出具的鉴定报告中，对于恒升大厦工程停、窝工损失计算为346421．84元，但该鉴定报告也明确说明：“该工程停、窝工时间为自2004年4月至2006年6月22日，但数量没有建设单位指定的工地代表签证。”一审判决以临潼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申报工程量及申请支付工程款，亦未提供监理公司确认的停、窝工证据，故对临潼公司主张的停、窝工损失不予支持。由于二审中临潼公司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支持其主张，故对临潼公司上诉要求恒升公司按鉴定报告计算的346421．84元支付停、窝工损失，本院亦不予支持。
(五)关于恒升公司应从何时开始向临潼公司支付所欠工程款利息的问题。
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合同有约定的，应当遵从当事人约定，只有在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才分别不同情况适用该条司法解释的规定。从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来看，约定工程施工到正负零时，甲方向乙方首次支付已完工程量95％的工程款。正负零以下工程，作为乙方第一次报量期。正负零以上工程，由乙方每月25日将当月工程量报甲方，经其审核后在次月1-3日内将上月所完工程量价款95％支付给乙方。故一审判决恒升公司从临潼公司起诉之日起支付工程欠款利息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临潼公司主张从 2005年4月12日停工之日起支付利息，本院照准。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陕民一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
二、变更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陕民一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陕西恒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西安市临潼区建筑工程公司工程款15 039 897．24元及利息(自 2005年4月1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
逾期不履行本判决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等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81 539元，由陕西恒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72 616元，西安市临潼区建筑工程公司负担108 92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审 判 员 吴 代理审判员 宋 二00七年十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韦
第三篇：重庆雨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房屋联建纠纷案
重庆雨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房屋联建纠纷案
裁判摘要
一、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前后两份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两份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均应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当两份合同(协议)均属有效合同(协议)，除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外，如果前后两份合同(协议)对同一内容有不同约定产生冲突时，基于意思表示最新最近，且不违反合同(协议)目的，可根据合同(协议)成立的时间先后，确定以后一合同(协议)确定的内容为准。如果前后两份合同(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并不冲突，只是对合同(协议)的内容进行了不同的约定，因此，不能简单地认定后一协议是前一协议的变更，或后一协议是对前一协议的补充和完善。
二、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不告不理”是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人民法院处理民商事纠纷时，只能对已诉至法院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判断，除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外，其审理和判决应以当事人请求、主张的范围为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1）民抗字第48号 抗诉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
负责人：冯建龙，该分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陈莉。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重庆雨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鸣，该公司董事长。
申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以下简称农行市分行)因与被申诉人重庆雨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雨田公司)房屋联建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渝高法民终字第 118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以高检民抗[2011]9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1年6月 17日作出(2011)民抗字第4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田力、书记员王柳玉出庭宣读抗诉书，农行市分行的委托代理人陈莉、雨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雷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再审查明：1996年1月8日，雨田公司(甲方)与农行市分行(乙方)签订《联合建房总协议书》，第一条联建形式约定：
1、甲方负责雨田大厦项目的全部实施工作，决定项目运行中的一切重大事宜；
2、乙方以投资方式与甲方联合建房，并参与分房。第二条联营及义务约定：
1、甲方负责整个项目的前期工作及相关手续的完善。包括方案设计、规划、国土、消防、环卫、市政等有关手续的办理；
2、甲方负责整个项目的拆迁安臵和土建施工；
3、乙方保证资金准确到位以使工程顺利进展。第三条工程标准约定：
1、大厦外装为铝合金玻璃幕墙，采用进口比利时玻璃和美国雷诺兹铝板；
2、地面为花岗石地面(芦定芝麻白)；
3、设备：A美国奥的斯电梯411型3台；B苏迅SDS扶梯14台；C中央空调系统为美国产约克牌水冷螺杆机组；D消防报警设备为日本“日探”报警装臵；
4、公用设施：在交房后二个月内交付使用；公用施包括： A、供电；B、供水；C、通讯；D、消防；E、环保；F、临时过渡房的拆除、清理、人行道的平整及绿化、光彩工程实施；C、其他公用设施均由甲方负责完善等。
5、乙方对上述设施、设备要求更改，在征得甲方同意后办理，其增加的投资在联合投资中同增同减。第四条投资方式及分配约定：
1、乙方以投资方式联合建房，在房屋建成后分得房屋；
2、双方经协商确定，乙方以投资的方式分得负一层商场，最后核算以双方认可的产业面积为依据；
3、乙方总计投入人民币现金5700万元给甲方联合建房。(最后以实际产业面积进行核算)；
4、乙方以投资方式联合建房，在房屋建成后分得负一层商场；经双方协商，负一层商场分为两部分进行核算：第一部分由乙方下属营业部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分得一层商场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第二部分为负一层商场其余部分(其中包括商场1598平方米，大厦公摊面积398.53平方米)，该部分人民币 3700万元投资款在交付使用时投入80％，产权转移过户时投入15％，其余尾款在保修期满结清。如乙方投资不能按时到位，所产生的利息由 乙方承担。
5、为了保证联合建房顺利完成，乙方应多渠道协调贷款及引资支持项目建设，此贷款按当时国家规定的标准利率计息；协调贷款及引资额，不得低于第二部分投资额。第五条移交房屋的相关事宜约定：
1、甲方应于1997年7月在保证第三条第四项公用设施完善后将房屋交与乙方由其进行精装修，甲方应进行配合。乙方装修不能破坏结构，不能破坏公共设施及共用场所，装修期间应服从甲方整体安排；
2、甲方应为乙方办理好乙方所分房屋的产权登记。登记产权时所发生的税费，按双方应承担的金额各自缴纳；
3、乙方进入大厦后，应服从整个大厦统一的物业管理，遵守大厦的有关规定，其中负一层商场的保安由乙方负责。第六条违约责任约定：
1、甲乙双方如任何一方违约退出，则按投资总金额的5％作违约金；
2、如乙方投资额不能按协议投入到位，每日按其差额的0.1‰作滞纳金；
3、甲方不能按时交房给乙方，每日按投资总额的0.1‰作滞纳金。第七条其他约定：双方未尽事宜，另行协商解决，所签的补充协议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1996年1月20日，雨田公司(甲方)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农行市分行营业部、乙方)签订《联合建房协议》，其中第三条投资与分配约定：
1、乙方总计投资人民币2000万元给甲方联合建房，应分得大厦负一层 1000平方米；
2、待该大厦建至第八层，乙方将投资现金全部到位，并监督使用；
3、经协商双方同意，下列内容包含在分配项目内：A、主楼门厅额头上由乙方使用，做《中国农业银行》的大字额头；B、主楼屋顶朝临江门 方向之一方和裙楼屋顶给30米宽无偿提供给乙方作广告牌；C、乙方分得的部分房屋应安装电表，今后乙方按表计费，不参加大厦分摊。水、冷气的费用按比例分摊。D、在房子分配时，乙方有权在负一层内优先选定位臵。第四条移交房屋的相关事宜约定：甲方应于1997年7月30日将房屋交给乙方使用。其他内容与《联合建房总协议书》规定的基本一致。
1996年3月16日，雨田公司(甲方)与农行市分行营业部(乙方)签订《联合建房协议》，约定：甲方于1996年1月20日与乙方下属营业部签署了《联合建房协议》，现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乙方决定在 1996年1月20日《联合建房协议》基础上，继续以投资的方式参与甲方雨田大厦工程的建设。其中第三条投资与分配约定：
1、乙方总计投资人民币3700万元给甲方参与联合建房，应分得大厦负一层1996.53平方米(其中商场1598平方米，按每建筑平方21650元计算，大厦公摊398.53平方米，按每平方米4500元计算)；
2、投资方式为：甲方分房给乙方时，乙方投入3700万元的80％给甲方，产权转移给乙方时再投入总额的15％，余下部分在保修期满付清。第四条移交房屋的相关事宜约定：甲方应于1997年7月30日将房屋交给乙方使用。另，除“如农行分行投资不能按时到位，所产生的利息由农行分行承担”以及“为了保证联合建房顺利完成，农行分行应多渠道协调贷款及引进项目建设，此贷款按当时国家规定的标准计息。协调贷款及引进额，不得低于第二部分投资额”等没有记载外，其他内容与《联合建房总协议书》规定的基本一致。
1995年12月28日，雨田大厦工程开工。1996年7月12日，雨田大厦获得重庆市计划委员会的重计委固[1996]462号立项批准，建设规模为46810平方米。1996年9月2日，雨田公司取得雨田大厦的渝国用[1996]字第05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1996年12月7日《结构验收记录》载明，工程名称：雨田大厦；结构型式、层数：框、剪结构、29层；验收部位：基础结构；建筑面积：51000平方米；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检验，在“存在质量隐患”处进行划除；对质量保证资料进行核查，结论为符合要求或合格；“结论”一栏空白；质监、设计单位、建设(或监理)、施工单位等四方代表在相应栏处签名，均未加盖所在单位公章。1997年4月17日《结构工程验收记录》载明，施工日期：1995年12月28日；验收日期： 1997年4月14日；其他内容与1996年12月7日《结构验收记录》相同，“验收结论”一栏空白。质监、设计、建设(或监理)、施工单位四方代表在相应栏处签名，亦均未加盖所在单位公章。
1997年5月13日，雨田大厦获得重房97预字第0039号《商品房预售(预租)许可证》，载明：工程竣工时间为1998年9月，有效期限为1998年12月；2000年5月8日，重庆市土地房屋管理局同意延长雨田大厦的《商品房预售(预租)许可证》有效期延长至2000年10月底。
1997年10月28日《中间验收记录》载明，工程名称：雨田大厦；交验部位：-4.45层、负一层及消防中心；开工日期：1995年12月28日；中间交工日期：1997年10月28日。中间交验项目包括 框剪结构主体、木门、防火门、吊顶喷头、消火栓箱、烟探等内容；验交意见为“验收合格符合使用条件，同意移交下一道工序精装修”；质监站、设计单位、接收方、移交方等单位代表均签名和加盖单位公章，消防部门未盖章。
1997年12月17日，雨田公司与农行市分行营业部办理了房屋交接手续，并签订《移交使用核定单》(以下简称《核定单》)，该《核定单》载明：工程名称：雨田大厦，工程项目：农行营业厅，楼层：为负一层 9－J－11轴线；属农行市分行部分是负一层1-9轴线范围。雨田公司作为建设单位移交人，农行市分行营业部作为业主在该《核定单》上盖章确认。农行市分行营业部亦按约定付清了房款。
1998年10月19日，雨田公司发函给农行市分行称“贵行于1996年1月8日与我公司签订的购房协议，现房屋建设已完工，请贵行按协议履行，在本月23日前接收房屋，并将欠我司的购房房款3700万元从我司在贵行的贷款中扣除。从10月23日起，我司不再承担3700万元购房款的利息。另请贵行按协议第4条第5款支持我司贷款”。农行市分行未接收房屋，亦未付款。1999年5月5日雨田公司向农行市分行发出《关于催收农行联合建房的函》，其内容为：“我司与贵行于1996年1月签订了《联合建房协议》，并于1996年12月收到贵行部分联合建房款人民币2000万元。余下联建款按协议应于1996年7月支付给我司，我司已于1997年12月将房屋交给贵行，并多次发出通知，但贵行至今没有回复，目前工程尚余装修部分工程。现资金欠缺已停工多时，造成我司既不能支付贷款利息，又不能支付工程资 金，损失巨大，每一天损失人民币十数万元。望贵行及时研究并支付联建房款，如再不回复，恐影响银企关系，我司不得已时，也只有诉诸法律。”2000年7月19日雨田公司向农行市分行发出《关于催收农行联合建房的通知》，其内容为：“贵行于1996年1月与我司签订了《联合建房协议》，我司根据协议规定，已于1997年将房屋交付贵行，但贵行却迟迟未将建房款3700万元付与我司，现再次通知贵行将房款支付给我司。”
2000年11月8日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出具证明：“重庆雨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开发建设的雨田大厦主体工程，已经甲乙双方、设计单位、质监站进行验收，质量已达到验收标准。”
另查明：2000年5月24日，雨田公司与四川麦当劳餐厅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当劳公司)签订《麦当劳房屋租赁合同》，将大厦负一层1-9轴线临街面782平方米房屋出租给麦当劳公司，租期自餐厅开业日起算，至经营满15年。麦当劳公司从起租日起每月向雨田公司支付租金，该租金按每月税后销售额提成5％计算。
2000年8月8日，雨田公司起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要求：
1、判令农行市分行立即支付首期联合建房款2960万元；
2、由农行市分行承担延期支付购房款的利息(从1997年7月30日至2000年8月共计39个月)7272720元。
3、由农行市分行承担未支付购房款的滞纳金(从1997年7月30日至2000年8月共计39个月)每日万分之一，共计3463200元。
4、由农行市分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2001年6月22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0)渝一中民初字第1696号民事判决，雨田公司不服，于2001年7月3日提起上诉，要求农行市分行不仅应按一审判决支付购房款，还必须按照双方约定承担资金不能按时到位的利息和违约金，其中不能按时到位的资金利息(从1997年11月至2001年7月)11034471.72元；农行市分行承担全部诉讼费。2001年11月12日二审法院询问雨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雷鸣时，雷鸣明确要求对滞纳金和利息计算到执行日止。农行市分行在上诉时，提出一审判决对雨田公司超过了约定的交房时间三年多，没有追究雨田公司应当承担延期交房的滞纳金(每天按0.1‰计)，显失公平。
另查明：2003年2月25日，重庆市公安局消防局出具渝公消验字(2003)第4119号《关于雨田大厦消防验收合格意见书》载明：“雨田公司申报的雨田大厦(位于解放碑，验收范围9至26层和负一层，属一类公建)进行了消防验收，现判定该工程消防验收合格”。
另查明：2001年11月26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1)渝高法民终字第 118号民事判决，并于同年12月10日作出(2001)渝高法民终字第118号民事裁定，对上述判决笔误内容进行补正，即“将第15页上第一行中的投资总额3600万元改为3700万元。”上述判决内容于2001年 12月10日履行完毕。
2003年8月，农行市分行起诉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请求雨田公司为其划分大厦负一层房屋的位臵，交付房屋并办理房屋产权登记，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3)渝高法民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一)雨田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将大厦负一层1-9轴线范围 的1903.83平方米产权交付农行市分行并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二)雨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赔偿农行市分行2960万元的利息损失(从2002年1月1日起至房屋权属证交付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分段计息)。(三)驳回农行市分行其他诉讼请求。雨田公司与农行市分行均不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6月17日作出(2004)民一终字第8号民事判决：(一)维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3)渝高法民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3)渝高法民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雨田公司支付农行市分行1996.53平方米房屋的租金，以每月每平方米140元租金标准计算(自2001年12月11日起计算至房屋实际交付之日止)；(四)驳回农行市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另查明：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复[2009]13号《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农业银行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变更名称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1、双方于1996年3月16日所签订的《联合建房协议》是名为联合建房实为购房合同，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因为，双方于1996年1月6日所签订的《联合建房总协议书》中明确了分房以及投资款是包括了农行市分行营业部的分房部分，之后农行市分行和农行市分行营业部又分别就各自所投资分房部分重新与雨田公司签订了《联合建房协议》，后两份协议是对前一份《联合建房总协议书》的变更，同时雨田公司所起诉的标的也是农行市分行所投资部分，因 此，本案争议的事实应以1996年3月16日双方所签订的《联合建房协议》为准。从该协议的内容来看，房屋的分配形式与一般的联合建房不同，一般的联合建房是直接划分轴线或层数，而双方所约定的分房形式则是以每平方米21650元计算所分平方面积价款，并还涉及公摊面积的结算方式，按每平方4500元计算；投资款的支付方式不是合同签订后就支付，而是在雨田公司房屋建成后交付农行市分行使用时支付第一期投资款即3700万元的80％；所交房屋的产权手续由雨田公司办理，并把产权转移作为农行市分行支付第二期投资款的时间；违约责任约定，雨田公司迟延交房则承担总投资额每日0．1‰的滞纳金，农行市分行迟延支付投资款也按差额的每日0.1‰计付滞纳金。从上述内容来看，该协议更符合购房合同的外表特征，因此该协议是名为联合建房，实为房屋买卖。就其协议所约定的内容而言，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虽然雨田公司在与农行市分行签订该协议时，还未取得雨田大厦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商品房预售(预租)许可证，但事后雨田公司取得此两项手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对该协议应认定为有效。双方虽有规避法律的行为，但未给国家造成损失，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农行市分行关于联合建房协议因未办理联建手续应属无效，即或是名为联建实为买卖也应无效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
2、雨田公司拟交付的房屋符合交付条件。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为有效协议，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只要雨田公司拟交付的房屋符合交付条 件，农行市分行就应接收该房并支付首期购房款。农行市分行认为雨田公司拟交付的房屋未经竣工验收合格，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交付条件。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法律规定竣工并经验收合格的房屋才能交付使用，但房地产开发业系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许多的大型项目在裙楼部分进行验收后就投入使用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本案雨田公司拟交付给农行市分行的房屋仅系雨田大厦的负一层，且该楼层已经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验收，并于2000年11月7日签章认可。因此，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于2000年 11月7日签章的雨田大厦《中间验收记录》可以作为雨田公司拟交付给农行市分行的房屋符合交房条件的依据。农行市分行应依照协议的约定支付首期购房款。据此，一审认为，双方于1996年3月16日所签订的《联合建房协议》为有效协议，雨田公司拟交付的房屋已符合交付条件，农行市分行应依照协议的约定支付首期购房款，雨田公司的此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由于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在《中间验收记录》上的签章时间是2000年11月7日，雨田公司具备交房条件的时间应以此为准，农行市分行应支付的利息或滞纳金的起算时间也应以房屋符合交房条件时为准，因此雨田公司关于农行市分行应支付 1997年7月30日至2000年8月期间的利息和滞纳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于2001年6月22日作出(2000)渝一中民初字第1696号民事判决：
1、由农行市分行于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雨田公司首期购房款29600000元；
2、驳回雨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1699.5元，其他诉讼费 1500元，共计223199.5元，由雨田公司承担74600元，由农行市分行承担148 599.5元(此款已由雨田公司预交不退，由农行市分行在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给雨田公司)。
雨田公司、农行市分行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1、雨田公司与农行市分行双方于1996年1月 8日签订的《联合建房总协议书》与1996年3月16日双方签订的《联合建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均应属有效合同。一审法院认定后一协议是前一协议的变更，因此只认定后一协议为定案准则不妥，后一协议实质上是对前一协议的补充和完善，两协议均属有效协议。因为：雨田公司与农行市分行于1996年1月8日签订了《联合建房总协议书》，约定：农行市分行以投资方式总计投入 5700万元给雨田公司联合建房，在房屋建成分得大厦负一层商场。农行市分行所分得的负一层商场分两部分进行核算，一部分由农行市分行下属营业部出资2000万元，分得负一层商场中1000平方米：一部分由农行市分行出资3700万元，分得负一层商场的其余部分，其中，商场1598平方米、大厦公摊面积398.53平方米，公用设施在交房后二个月内交付使用(合同约定的公用设施包括：A、供电；B、供水；C、通讯；D、消防；E、环保；F、临时过渡房的拆除、清理，人行道的平整及绿化，光彩工程的实施等；G、其他公用设施等)。该3700万元在交付房屋时投入80％，产权转移过户时投入15％，其余尾款在保修期满结清。违约责任为：如农行市分行投资额不能按协议投入到位，每日按其差额的0.1‰作滞纳金。如雨田公司不能按时交房给农行市分行，每日按投资总额的0.1‰作滞纳金。随后按协议要求雨用公司与农行市分行营业部于1996年1月20日签订《联合建房协议》，雨田公司与农行市分行亦签订了一份《联合建房协议》，雨田公司与农行市分行亦签订了一份明确了该大厦建到第八层时，农行市分行营业部应将投资款全部到位，并明确农行市分行营业部的交房时间和计价标准，投资2000万元，分得负一楼 1000平方米，1997年7月30日交房，农行市分行营业部有权在负一楼内优先选定位臵。该协议已于1997年12月17日全部履约。1996年3月16日，农行市分行总投资 3700万元给雨田公司参与联合建房，应分得大厦负一层1996.53平方米(其中商场 1598平方米，按每建筑平方21650元计算，大厦公摊398.53平方米，按每平方米 4500元计算)。雨田公司分别与农行市分行、农行市分行营业部签订的两份《联合建房协议》是对《联合建房总协议书》的补充和完善，均应认定有效。而一审判决认定《联合建房协议》是对《联合建房总协议书》的变更，只认定后一协议有效，是不正确的。据此，雨田公司上诉理由应予支持。
2、两份协议是联合建房还是房屋买卖的问题。该协议从内容看，房屋的分配形式与一般的联合建房不同，一般的联合建房应直接划分轴线或层数，而双方所约定的分层形式则是以每平方米21650元计算，所分平方面积价款，并还涉及公摊面积的结算方式，按每平方4500元计算；投资款的支付方式不是合同签订后就支付，而是在雨田公司房屋建成后按合同约定交付时，农行市分行支付第一期投资款 即3700万元的80％；所交房屋产权手续由雨田公司办理，并把产权转移作为农行市分行支付第二期投资款的时间；从上述内容看，该协议完全符合购房合同的外表特征；从实际履行的情况看，农行市分行营业部已履行总协议的一部分，而且已将该房屋臵换到其他楼层。就其协议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内容看，虽然雨田公司与农行市分行签订该协议时，还未取得雨田大厦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商品房预售(预租)许可证，但事后雨田公司取得此两项手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对该协议应认定为有效。双方虽有规避法律的行为，但未给国家造成损失，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农行市分行关于联合建房协议因未办理联建手续应属无效。一审判决该协议名为联建实为买卖是正确的。农行市分行称合同违反法律规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3、雨田公司拟交付的房屋应以什么标准作为交付条件。一审法院将交付条件认定为：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验收，并于2000年11月7日签章认可作为交房条件，并作为农行市分行首期购房款付款的时间是不正确的。因为：(1)按双方签订的《联合建房总协议书》及两份《联合建房协议》，协议在第三条工程标准第4款公用设施部分明确了在交房后二个月内交付使用，公用设施明确约定有七部分是交房后二个月完成(七部分为：
一、供电；
二、供水；
三、通讯；
四、消防；
五、环保；
六、临时过渡房的撤除、清理、人行道的平整及绿化、光彩工程；
七、其他公用设施)，此时交房农行市分行付款 80％。合同没有约定必须经质监站综合评定后作为交房的条件。(2)雨田大厦1995年12月26日动工，1996年 12月7日、1997年4月17日经施工单位、设计单位、质监站对大厦结构工程验收，并作了验收签收签名。1997年10月28日对大厦-4.45层、负一楼和消防中心进行移交验收，并提出验交意见：验收合格符合使用条件，同意移交下道工序精装修。并由质检站单位签字认可，并于2000年11月8日盖章再次证明，因此1997年10月28日该房已具备了交房条件，而不是原判认定的 2000年11月7日质检站再次盖章证明以后才认定符合交房条件。(3)农行市分行营业部于1997年12月17日在移交使用核定单上盖章，认为符合交房条件，接收该房 1000平方米(这部分没有算公摊面积)，同等条件下，农行市分行无理由不接收该房。实际交房时间应为1997年12月17日。农行市分行上诉称按约延迟交房三年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4、雨田公司、农行市分行应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按照双方合同约定，雨田公司应于1997年7月30日将负一楼交付给农行市分行及营业部。而事实上，雨田大厦负一楼于1997年10月28日经验收合格后，雨田公司于1997年12月17日将负一楼移交给农行市分行营业部。雨田公司未按约交房，应按协议约定承担延期交房的违约责任；并从1997年7月31日起至1997年12月16日止每日按投资总额的0.1‰支付滞纳金。按协议订立的交房条件，雨田公司于1997年10月28日经验收合格，符合了交房条件，1997年12月17日农行市分行营业部已接收了负一楼的1000平方米并支付了2000万元房 款。此时农行市分行明知该房已符合协议交房条件，而故意不接收该房，致房屋空臵多年，并扩大损失，应承担主要责任。农行市分行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农行市分行投资额不能按时到位，按双方协议约定，亦应承担违约责任，每日按其差额的0.1‰付滞纳金及未付资金利息，从1997年12月17日起至付清时止。负一楼均由农行市分行及分行营业部所购买，不存在分割的问题。
综上，雨田公司与农行市分行签订的《联合建房总协议书》和《联合建房协议》，相互补充和完善，均属有效。原审认定购房合同有效，判决农行市分行付房款是正确的。雨田公司未按约定时间即1997年7月 30日交房，而延期至1997年12月17日才实际交房，应承担一定责任。农行市分行明知房屋符合交房条件，而故意不接收该房，亦不付款，致损失扩大，应承担主要责任。原判决不以合同约定的交付房屋条件和付款方式、时间为定案依据，另定2000年11月7日作为交房的依据是不正确的。农行市分行上诉要求支付延期交房的滞纳金请求，应予支持。雨田公司要求农行市分行支付滞纳金及未付资金利息的请求亦应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于2001年11月26日作出(2001)渝高法民终字第118号民事判决：
一、维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0)渝一中民初字第169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0)渝一中民初字第169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由重庆雨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中国农 业银行重庆市分行按投资总额(3600万元)每日0.1‰的滞纳金(从1997年7月31日至1997年12月16日止)；
四、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按约支付2960万元的滞纳金，每日按0.1‰计算，从1997年12月17日起至付款时止。
五、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支付2960万元的利息，按农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分段计算，从1997年12月17日起至付款时止。一审案件受理费 221699．5元，其他诉讼费1500元，共计 223199.5元，由重庆雨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74 600元，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承担148599.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221699.5元，其他诉讼费1500元，共计 223199.5元，由重庆雨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74600元，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承担148599.5元。
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案二审判决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一)二审判决认定雨田大厦经中间验收后就具备交房条件，并以农行市分行营业部的接房时间作为农行市分行的应收房时间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
1、二审判决将雨田大厦在建中的《中间验收记录》视为具备交房条件属适用法律错误。
2、二审判决将《中间验收记录》上记载的时间作为认定雨田大厦符合交付使用条件的时间缺乏证据证明。
3、二审判决根据另一房屋买受人农行市分行营业部于 1997年12月17日接收房屋的事实，推定农行市分行在同等条件下也应于当时接房，否则就构成违约，缺乏证据证明。(二)二审判决判令农行市分行支付2960万元(合同约定的首付款)的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1、二审判决认定“1996年3 月 16日雨田公司与农行市分行签订的《联合建房协议》是对1996年1月8日签订的《联合建房总协议书》补充和完善”，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2、二审判决判令“农行市分行支付2960万元(合同约定的首付款)的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农行市分行申诉称：二审判决对农行市分行违约责任的判决超出了雨田公司的诉讼及上诉请求，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雨田公司在上诉状中只请求了利息，并没有滞纳金。同时，其在起诉状中请求的利息的起止时间是从1997年7月30日至2000年8月，上诉状中却将计算利息的起止时间变为1997年11月至2001年7月，增加了利息部分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对雨田公司放弃滞纳金上诉请求和增加利息诉讼请求的行为未进行审查和判断，反而进一步判决农行市分行承担利息和滞纳金至付款时止，超出了雨田公司的请求。其他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第四、五项。
雨田公司答辩称：
一、《联合建房总协议书》签订之后签订的《联合建房协议》在同一内容上不相一致的，应以相互补充和完善的后一协议即《联合建房协议》为准，符合法律规定。
二、农行市分行支付首期房款给雨田公司的条件已成就。根据《联合建房协议》的约定，农行市分行的下属营业部优先选房成立时，雨田公司已将房屋分给了农行市分行，但农行市分行没有根据约定支付首期房款。雨田公司基于协议约定的分房条件已成就，诉请农行市分行违约并支付首期房款及滞纳金、利息。原判决农行市分行支付首期房款2960万元及从 1997年12月17日起至付款时止的滞纳金、利息，是正确的，请求 依法驳回农行市分行的诉求，维持原判决。
本院再审认为：原判决认定《联合建房总协议书》及《联合建房协议》之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案当事人农行市分行与雨田公司对所签订的《联合建房总协议书》及《联合建房协议》的性质、效力以及支付首期购房款等问题在本院再审本案时没有提出异议，且不涉及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故上述内容不属于本案再审的范围。基于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以及当事人的争辩意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一是关于雨田大厦中间验收后是否具备交房条件以及农行市分行应收房的时间和依据问题。二是农行市分行支付2960万元利息的依据问题。三是原判决对农行市分行违约责任的判决是否超出雨田公司的诉讼请求问题。
一、关于雨田大厦中间验收后是否具备交房条件以及农行市分行应收房的时间和依据问题。
1、关于雨田大厦中间验收后是否具备交房条件的问题。无论将雨田公司与农行市分行签订的《联合建房总协议书》及《联合建房协议》之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定性为联合建房关系还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但基于《联合建房总协议书》及《联合建房协议》所约定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对于合法有效的合同应当严格执行。《联合建房总协议书》第五条移交房屋的相关事宜约定：雨田公司应于1997年7月在保证第三条第四项公用设施完善后将房屋交与农行市分行由其进行精装修，雨田公司应进行配合。农行市分行装修不能破坏结构，不能破坏公共设施及共用场所，装修期间应服从雨田公司整体安排；由此可以确定双方约定的 交房条件是，雨田公司在合同约定的公用设施完善后将房屋交与农行市分行进行精装修。《联合建房总协议书》及《联合建房协议》在工程标准中对公用设施部分明确由供电、供水、通讯、消防、环保、临时过渡房的撤除、清理、人行道的平整及绿化、光彩工程以及其他公用设施等七部分组成。雨田大厦1995年12月26日动工，1996年 12月7日、1997年4月17日经施工单位、设计单位、质监站对大厦结构工程验收，双方当事人对公共设施完善问题并没有提出异议。同时，质监、设计单位、建设(或监理)、施工单位对雨田大厦结构工程进行了验收，质监站、设计单位、接收方、移交方等单位对大厦-4.45层、负一楼进行了验收，明确验收合格符合使用条件，同意移交下一道工序精装修。农行市分行对《中间验收记录》是为了移交下道工序并不持异议。综上，雨田大厦经中间验收后符合了当事人在合同中对房屋移交所约定的条件，原判决认定雨田大厦经中间验收后就具备交房条件并无不当。但原判决以合同没有约定必须经市质监站综合评定后作为交房条件的理由不当，农行市分行以原判决将雨田大厦在建中的《中间验收记录》视为具备交房条件属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2、关于农行市分行应收房的时间及依据问题。《中间验收记录》上的验交意见只能作为符合当事人约定移交房屋的条件，其记载的时间并不能确定为房屋交付使用的时间。因为符合交房条件并不意味着雨田公司当即将房屋交付给农行市分行，雨田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在1997年 12月17日通知农行市分行接房。因此，原判决以农行市分行营业部于1997年12月 17日接收房屋的事实，推 定农行市分行在同等条件下也应于当时接收房屋，并以 1997年12月17日作为农行市分行应接收房屋时间不正确，农行市分行申诉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现有证据证明雨田公司于1998年10月19日第一次通知农行市分行接收房屋，农行市分行对该通知不持异议。农行市分行接收房屋的时间应根据雨田公司所发函件内容来确定，雨田公司要求农行市分行于1998年10月23日前接收房屋，说明该时间为接收房屋的最后期限，故可以确定农行市分行的应接收房屋时间为1998年10月23日。
二、关于农行市分行支付2960万元利息的依据问题。《联合建房总协议书》及《联合建房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的一致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上述两份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均应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当两份合同(协议)均属有效合同(协议)，除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外，如果前后两份合同(协议)对同一内容有不同约定产生冲突时，基于意思表示最新最近，且不违反合同(协议)目的，可根据合同(协议)成立的时间先后，确定以后一合同(协议)确定的内容为准。如果前后两份合同(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并不冲突，只是对合同(协议)的内容进行了不同的约定，因此，不能简单地认定后一协议是前一协议的变更，或后一协议是对前一协议的补充和完善。通过对《联合建房总协议书》与《联合建房协议》之比较，可以看出《联合建房协议》增加约定了农行市分行是按照平方米计价分得大厦负一层1996.53平方米(其中商场1598平方米，按每平方米 21650元计算，大厦公摊398.53平方米，按每平方米4500元计算)；增加约定雨田 公司应于1997年7月30日前将房屋交给农行市分行使用；没有再次约定“如农行市分行投资不能按时到位，所产生的利息由农行市分行承担”以及“为了保证联合建房顺利完成，农行市分行应多渠道协调贷款及引进项目建设，此贷款按当时国家规定的标准计息。协调贷款及引进额，不得低于第二部分投资额”等有关投资的内容。因此，《联合建房协议》内容的增加或没有重复约定《联合建房总协议书》的相关内容，只是对协议内容的调整，两者之间并不冲突。鉴于上述两份协议均有效，其所约定的内容均应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农行市分行认为原判决认定雨田公司与农行市分行签订的《联合建房协议》是对《联合建房总协议书》的补充和完善，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理由不能成立。《联合建房总协议书》及《联合建房协议》关于“如农行市分行投资不能按时到位，所产生的利息由农行市分行承担”以及“如农行市分行投资不能按时到位，每日按其差额的万分之一付滞纳金，雨田公司不能按时交房，每推迟一日，按总投资额的万分之一付滞纳金”之约定，是双方为保障履行合同权利义务而设定的措施。因《联合建房总协议书》及《联合建房协议》均为有效，以及农行市分行对 1998年10月19日雨田公司所发函件中明确的从1998年10月23日起不再承担 3700万元购房款利息的内容没有提出异议，原判决判令农行市分行支付滞纳金之后再判令农行市分行支付2960万元(合同约定的首付款)的利息，并不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三、关于原判决对农行市分行违约责任的判决是否超出雨田公司的诉讼请求问题。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诉讼 权利和“不告不理”是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人民法院处理民商事纠纷时，只能对已诉至法院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判断，除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外，其审理和判决应以当事人的请求、主张的范围为限。当事人所诉告的内容既包括其在一审时起诉、增加诉讼请求以及答辩、反驳、反诉等，也包括其在二审时上诉请求、上诉答辩等；还包括其在庭审中享有的陈述、举证、辩论、质证、调解以及人民法院进行的询问等。从雨田公司的起诉、上诉以及二审法院对其询问的总体内容看，雨田公司不仅在一审中要求农行市分行承担支付首期联合建房款2960万元、延期支付购房款的利息和滞纳金，而且在二审中法院询问时仍然要求农行市分行承担延期支付购房款的利息和滞纳金，并要求截止时点至付款时止，这充分说明雨田公司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利主张。虽然雨田公司要求农行市分行承担延期支付购房款的利息和滞纳金的诉请，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基于计算的截止时点不同而具体数字有所差别，一定程度上属于诉讼请求的增加，但属于时间结点顺延所必然增加的部分。为减少诉累，原审法院基于当事人的诉请一并处理并无不当。故原判决对农行市分行违约责任的判决没有超出雨田公司的诉讼请求。农行市分行认为原判决超出雨田公司的诉讼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双方当事人对于原判决中的支付首期购房款没有异议，原判决对该部分的处理应予维持。基于协议的约定，雨田公司未于1997年7月30日将房屋交付给农行市分行，构成违约，应按协议约定承担延期交房的违约责任。原判决以农行市分行营业部接收房屋的时间 1997年12月17日确定为农行市分行应接收日的依据不足，应当以雨田公司通知农行市分行接收房屋的最后期日1998年10月23日作为其延期交房的截止日，原判决判令雨田公司从1997年7月31日起至1997年12月 16日止每日按投资总额的0．1‰支付滞纳金不正确，应当纠正。雨田公司通知农行市分行于1998年10月23日前接收房屋，农行市分行未按时接收该房，亦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据协议约定，应承担延期支付购房款的利息和滞纳金的违约责任。违约时间应从1998年10月23日起算，原判决以1997年12月17日作为起算日不正确，应当纠正。故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渝高法民终字第118号民事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当事人申诉的部分理由成立。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渝高法民终字第11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二、变更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渝高法民终字第11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由重庆雨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按投资总额3700万元每日0.1‰的滞纳金(从1997年7月31日至1998年10月23日止)；
三、变更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渝高法民终字第11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按约支付2960万元的滞纳金，每日按 0.1‰计算，从1998年10月23日起至付款 时止。
四、变更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渝高法民终字第118号民事判决第五项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支付2960万元的利息，按农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分段计算，从1998年10月23日起至付款时止。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443393元，其他诉讼费3000元，共计诉讼费446393元，由重庆雨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149200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承担29719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东宁
审 判 员 孙祥壮
代理审判员 马成波
二0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郭 魏 审判长简介
何东宁高级法官：1966年出生，法律硕士。2011年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第四篇：北京华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北京天诚建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
北京华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北京天诚建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委托合同纠纷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华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工业区龙园路10－210号。
法定代表人赵骊，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任民，男，1969年8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华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东城区春秀路8楼3单元401号。
委托代理人张鹏，男，1978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北京华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律顾问，住北京市宣武区鸭子桥路18号楼2门103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天诚建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东麻各庄村村委会东300米。
法定代表人王鹏，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金燕，女，1977年9月20日出生，汉族，北京天诚建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水牛房村106号。
委托代理人徐静静，北京市天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华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天诚建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诚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2008）宣民初字第87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杜卫红担任审判长，法官李文成、魏应杰参加的合议庭，于2009年3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骊、委托代理人任民、张鹏，被上诉人天诚公司委托代理人徐静静、金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诚公司一审诉称：2006年10月18日，天诚公司与华睦公司签订《华睦国际大厦营销策划及销售代理合同》（以下简称代理合同）约定，华睦公司委托天诚公司将华睦大厦B座销售，销售面积暂测21 573.44平方米，销售总价345 175 040元，天诚公司按照销售总额的2.5％获取代理费；如因华睦公司原因解除合同，需向天诚公司支付违约金50万元。合同签订后，天诚公司履行合同义务，进行客户积累及签约前的准备工作，签订预约单163份，预约销售额241 920 000元。2006年11月27日，华睦公司函告天诚公司暂停销售，但至代理合同有效期
满，华睦公司仍未恢复销售工作。华睦公司单方解除合同，违反合同约定，故诉请法院判令华睦公司偿付违约金50万元。
天诚公司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代理合同、《关于华睦大厦B座商业通知函》、《华睦国际商业（香港橘子）预约单》（以下简称预约单）163份、《商业经营委托合同》及《平面示意图》、退铺申请单、证人证言。
华睦公司一审辩称：天诚公司没有按时完成约定的任务，只签出287套；天诚公司为华睦公司策划的销售方式违法而受到口头处罚，致使销售方式不能执行；华睦公司为保护自身权益依据合同约定单方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原因在天诚公司，故不同意天诚公司的诉讼请求。天诚公司提交的证据均是复印件，对天诚公司提交的退铺单中有其财务人员签字的122份认可。
华睦公司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代理合同及附件、刊登华睦公司销售房地产的报纸、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询问通知书。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查明：2006年10月18日，华睦公司（甲方）与天诚公司（乙方）就甲方委托乙方为“华睦大厦”项目提供“营销策划及销售代理”服务事宜签订代理合同。第一条，委托项目概况，名称北京华睦大厦，可售面积约7.2万平方米，分为A.B两座楼盘，甲方委托乙方对B座21 573.44平方米以整售、部分整售或零售方式进行销售；第二条，委托事项，B座商业部分营销策划工作，主要是从市场及销售可行性的角度出发，结合乙方多年同类项目的操盘实战经验，乙方承担并提供以下方面的服务，主要内容如下：1.从市场营销、客户需求的角度确定针对本项目B座商业部分的总体营销项目定位，并于本合同签订时提供《全案策划执行方案》并作为本合同附件一„„；第三条，服务期限及方式，1.服务期限，乙方提供本项目营销策划及销售代理服务期限为本合同签署之日起12个月；甲乙双方约定华睦大厦B座商业部分销售过程分为客户积累阶段和正式销售阶段，客户积累阶段，时间为签约时2006年10月8日－2006年11月8日客户积累完毕止，该阶段由乙方采取预订方式进行销售并不签订正式商品房预售合同；乙方承诺截至2006年11月8日，乙方客户累积预订销售额应达到8000万元，如乙方客户在规定时间内累计预订额达到8000万元，则华睦大厦B座商业进入正式销售阶段，乙方组织对该部分预订客户进行换签，如乙方客户在规定时间内累计额未能达到8000万元或规定时间内整体开盘条件下换签额未能达到5600万元，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自行处理已预订客户的解除事宜，乙方应负责处理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相关责任；正式销售阶段„„；第四条，双方责任；第五条，销售价格、条件、代理费，销售价格，本合同销售价格以元/平方米为计算单位，其中，元以人民币为本币，平方米为每建筑平方米，本项目B座商业部分价格不低于16 000元/平方米，以附件四《销售价格楼层底价表》的价格单为准„„；第六条，销售代理费用支付方式；第七条，保密；第八条，违约责任，本合同签署生效后，甲乙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合同，本合同有效期内，除本合同约定之条件外，如因甲方原因解除合同，除向乙方支付其所应支付的销售代理费用外，还需向乙方支付50万元违约金„„；第九条，本合同的修改、补充和解除；第十条，特别约定，2.鉴于甲乙双方正式签订本合同时，本合同所记载的该物业的建筑面积（21 573.44平方米）为暂测面积，甲乙双方在本合同中记载的销售总价（345 175 040元）亦是按照上述暂测面积计算的，„„；第十一条，免责条款；第十二条，争议解决；第十三条，合同生效。附件一《全案策划执行方案》；附件二《关于客户付款方式的约定》；附件三《销售进度表》；附件四《华睦大厦销售价格楼层底价表》。合同签订后，天诚公司开始以华睦公司名义与预约方签订预约单，预约方按每套商铺1000元支付预约金。
2006年11月3日，华睦公司与华融永昌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昌公司）签订《商业经营委托合同》，将华睦大厦B座首层至四层划分出240余个商铺。
2006年11月22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向华睦公司发出《询问通知书》，内容如下：“为调查了解你单位在《北京娱乐信报》2006年11月16日A01版发布含有升值、投资、回报承诺房地产广告，请你于2006年11月24日9时到丰台工商局接受询问。”
2006年11月27日，华睦公司发出《关于华睦大厦B座商业通知函》（以下简称通知函），内容为：“销售代理公司接到本通知单后继续华睦商业的排号工作，暂停商业销售，在商业价格未确定期间，任何销售人员不予承诺排号客户商业价格，其他问题等待开发商另行通知。”自2006年11月至2007年3月，就华睦大厦项目收取的预约金已全部退还预约方，该项目至今未销售。
另查，天诚公司与华睦公司签订的代理合同中约定天诚公司在“客户积累阶段”预约8000万元约占销售总价345 175 040元的23％。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认为：天诚公司与华睦公司签订的代理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有效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按照华睦公司自认的天诚公司预约商铺数量，已占华睦大厦B座规划商铺数量的50％，超过了代理合同中约定天诚公司在“客户积累阶段”应完成的比例，证明天诚公司对合同约定的“客户积累阶段”的履行适当。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华睦公司对其主张解除合同是因天诚公司未按时完成约定的任务一节，未提交证据证明，华睦公司对解除合同陈述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信。华睦公司除提交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制作的《询问通知书》外，未
提交对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对其涉及因发布广告受到处罚的相关陈述，该院不予采信。华睦公司于合同生效期间向天诚公司发出停止销售的函，内容仅涉及价格而未提及其他原因，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天诚公司在合同约定的“客户积累阶段”存在违约行为。因此，华睦公司解除合同违反合同约定，对天诚公司依据合同条款向华睦公司主张违约金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华睦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天诚公司违约金五十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华睦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为：
1、代理合同的附件一为《全案策划执行方案》，其具体操作方式为以包租方式销售商品房。华睦大厦项目于2007年5月25日竣工，在天诚公司销售该项目时属于未竣工的商品房。按照建设部《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采取返本销售或者变相返本销售的方式销售商品房，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采取包租或者变相售后包租的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因天诚公司提供的销售方案违反了该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代理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代理合同第四条规定天诚公司“需保证其选择的销售方式不得擅自违反法律及国家相关规定，„，否则应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华睦公司因此发函给天诚公司要求其停止销售活动，由于天诚公司无法提供华睦公司认可的新的合法的销售方案，双方解除了合同。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是天诚公司的责任。
2、华睦公司提出过华睦大厦项目销售规划共1200余个商铺，对此天诚公司在一审庭审时未提出反对意见，而天诚公司只预定出122份，远远没有完成约定的任务。华睦公司与永昌公司签订的《商业经营委托合同》中的平面示意图，是对商场格局进行规划调整的平面图，其将华睦大厦B座首层至四层划分为240余个经营区，而非商铺，每一个经营区都有若干商铺组成。一审法院将240余个经营区认定为商铺，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天诚公司的诉讼请求，两审诉讼费由天诚公司负担。
天诚公司辩称：
1、关于合同效力，代理合同附件一约定的销售方式，是由投资者购买商铺后，再自主选择是否委托永昌公司（华睦公司委托的经营公司）租赁以保证收益，这是有先后顺序的；而且，代理合同附件一表述的操作方式与华睦公司最终选择确定并对外宣传的方案也不尽一致。同时，《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是由建设部出台，系部门规章，不是合同法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不影响合同效力。
2、代理合同中并没有约定铺位的平均面积，因此，虽然合同约定了天诚公司须在规定时间内累计预订额达到8000万元，但实际上无法按约定的方式考核天诚公司是否完成任务，只能借用华睦公司与永昌公司签订的《商业经营委托合同》中的划分标准。华睦公司称在《商业经营委托合同》
中所作的240个不是商铺的划分，是区域的划分，说法不能成立。至于天诚公司主张的预订商铺的数量为287个，超过了240个的总数，因为预约单只是排号的行为，最终卖方是按照预约单的顺序发出签约的通知单，因此超出华睦大厦的商铺总数是完全成立的。天诚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华睦公司单方解除合同，应当支付50万元违约金。天诚公司同意一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10月18日，华睦公司（合同甲方）与天诚公司（合同乙方）签订代理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甲方委托乙方为“华睦大厦”项目提供“营销策划及销售代理”服务；项目名称北京华睦大厦，甲方委托乙方对B座21 573.44平方米以整售、部分整售或零售方式进行销售；乙方从市场营销、客户需求的角度确定针对本项目B座商业部分的总体营销项目定位，并于本合同签订时提供《全案策划执行方案》并作为本合同附件一；服务期限为本合同签署之日起12个月；甲乙双方约定华睦大厦B座商业部分销售过程分为客户积累阶段和正式销售阶段；客户积累阶段自2006年10月8日至2006年11月8日止，该阶段由乙方采取预订方式进行销售并不签订正式商品房预售合同；乙方承诺截至2006年11月8日，客户累积预订销售额应达到8000万元；如在规定时间内累计预订额达到8000万元，则华睦大厦B座商业进入正式销售阶段，乙方组织对该部分预订客户进行换签；如乙方客户在规定时间内累计额未能达到8000万元或规定时间内整体开盘条件下换签额未能达到5600万元，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自行处理已预订客户的解除事宜，乙方应负责处理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相关责任；甲方保证如乙方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客户累积阶段任务则甲方于2006年11月15日-18日择日正式开盘组织客户进行换签；乙方需保证其选择的销售方式不得擅自违反法律及国家相关规定，并不得故意损害甲方利益，否则乙方应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责任；本项目B座商业部分总体均价不低于16 000元/平方米，以附件四《销售价格楼层底价表》的价格单为准；本合同签署生效后，甲乙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合同，本合同有效期内，除本合同约定之条件外，如因甲方原因解除合同，除向乙方支付其所应支付的销售代理费用外，还需向乙方支付50万元违约金；鉴于甲乙双方正式签订本合同时，本合同所记载的该物业的建筑面积（21 573.44平方米）为暂测面积，在本合同中记载的销售总价（345 175 040元）亦是按照上述暂测面积计算。
代理合同附件一为《全案策划执行方案》，其中所选择的营销方式为：项目以产权式商铺模式进行销售；发展商引入商业经营公司负责统一的商场管理及招商；项目实行委托租赁政策，投资者购买该项目商铺后由商业经营公司统一管理，管理期为十年，十年内由商业经营公司从项目经营收益租金中每年以8％的回报率返还投资者；对于投资者收益的返还采用月结或者其他更好的方式„„。代理合同附件二为《关于客户付款方式的约定》；附件三为《销售进度表》；附件四为《华睦大厦销售价格楼层底价表》。
在代理合同中，华睦公司、天诚公司未就商铺的具体划分达成协议。合同签订后，天诚公司开始以华睦公司名义与预约方签订预约单，预约方按每套商铺1000元支付预约金。
2006年11月22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向华睦公司发出《询问通知书》，内容如下：“为调查了解你单位在《北京娱乐信报》2006年11月16日A01版发布含有升值、投资、回报承诺房地产广告，请你于2006年11月24日9时到丰台工商局接受询问。”
2006年11月27日，华睦公司发出通知函，内容为：“销售代理公司接到本通知单后继续华睦商业的排号工作，暂停商业销售，在商业价格未确定期间，任何销售人员不予承诺排号客户商业价格，其他问题等待开发商另行通知。”
华睦大厦项目未能在代理合同约定的期间内开盘销售。预订商铺的客户申请退铺。自2006年11月至2007年3月，就华睦大厦项目收取的预约金已全部退还预约方。天诚公司至2007年4月撤离华睦大厦销售现场。
本院认为：
关于合同效力问题。建设部发布、于2001年6月1日起施行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采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售后包租的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上述《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系部门规章，其相关规定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故本案中，虽然天诚公司与华睦公司签订的代理合同附件一《全案策划执行方案》选择的营销方式系以售后包租的方式销售未竣工的商品房，违反了上述规定，但是并不影响双方当事人缔结的代理合同的效力。本院对华睦公司主张的代理合同无效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
虽然代理合同中约定天诚公司负责提供《全案策划执行方案》，但上述方案已作为代理合同附件由双方确认，故在《全案策划执行方案》的内容违反了建设部发布的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应由双方协商对于该内容进行调整和变更。且此时，代理合同的履行尚未进入到销售阶段，双方也具有协商变更《全案策划执行方案》的条件和可能。但华睦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与天诚公司就此进行协商，而是于2006年11月27日发出通知函，在未说明原因的情况下停止合同的进一步履行，在事实上单方中止并最终解除了代理合同，使得天诚公司丧失了与华睦公司就原策划方案进行进一步协商修订的可能。
华睦公司提出，其单方解除合同的原因还有天诚公司没有完成代理合同约定的预定任务，对此本院认为，虽然代理合同中约定天诚公司客户累计预订额应达
到8000万元，否则华睦公司有权解除合同。但是，由于代理合同仅就所要销售的物业总面积及最低单价作了约定，而未明确商铺的具体划分，且在客户积累阶段也是以排号方式进行，无法明确商铺的具体位置、面积，从而无法核算客户累计预订额，无法对天诚公司已完成的预订工作以代理合同约定的目标进行衡量。因此，华睦公司提出天诚公司没有完成代理合同约定的预定任务，没有依据。华睦公司不享有合同解除权。
代理合同第八条约定，在代理合同有效期内，除代理合同约定的条件外，如因华睦公司原因解除合同，需向天诚公司支付50万元违约金。由此，该违约金条款的约定，目的是为保障合同的顺利履行，同时是对擅自解除合同一方的制约和惩罚。现华睦公司在没有证据证明代理合同约定的解除合同条件成就的情况下，单方解除了合同，依据合同约定，应承担相应责任，向天诚公司支付违约金。
综上，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四千四百元，由北京华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八千八百元，由北京华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杜卫红
代理审判员 李文成代理审判员 魏应杰
二○○九 年 四 月 十 日
书 记 员 王立晶
第五篇：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2007年1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民一终字第62号）
裁判摘要：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转让方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土地使用权，起诉前转让方已经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二、虽然我国税收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对于各种税收的征收均明确规定了纳税义务人，但是并未禁止纳税义务人与合同相对人约定由合同相对人或者第三人缴纳税款，即对于实际由谁缴纳税款并未作出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因此，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由纳税义务人以外的人承担转让土地使用权税费的，并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对于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数额，只有在当事人请求调整、且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确实低于或者过分高于违约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时，人民法院才能进行调整。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西一巷10号。
法定代表人：范维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刚，山西元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玉河街53号。
法定代表人：高志俊，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段伟岳，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和泰公司）与上诉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重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月22日作出（2006）晋民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双方当事人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7年12月18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嘉和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刚，太重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段伟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3月26日，太重公司（甲方）与嘉和泰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其主要内容如下：„„
（二）开发地段：位于太原市并州南路西一巷48号，并规选字（2001）第0068号规选中，南北约232米，东西约221米，除去其中西南角锅炉房、西北角已有建筑物，并留出变电室位置0.5亩左右，占地约64.5亩。
（三）双方权利义务：（1）太重公司负责上述地段的旧屋拆除及安置；（2）太重公司负责三通一平，具体时间为2002年6月10日前为主干道以西地段，2002年11月30日前为剩余地段；（3）在土地转让手续办理完毕之前，太重公司协助嘉和泰公司办理项目的建设手续；（4）太重公司负责嘉和泰公司施工中的水、电供应，费用由嘉和泰公司按月支付，房屋建成后的水电增容及设施费用由嘉和泰公司承担；（5）太重公司现有锅炉房、变电室可与嘉和泰公司共同使用，由此产生的增容费由嘉和泰公司承担（产权归太重公司）；（6）嘉和泰公司负责开发项目所需规划、设计、报建等工作及费用；（7）嘉和泰公司负责工程费用筹措、支付、施工及房屋建成后的销售；（8）太重公司负责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土地出让金及相关出让费用由嘉和泰公司按太重公司与土地管理部门签署的《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及付款时间支付给太重公司，再由太重公司向政府相关部门缴纳；（9）太重公司土地出让手续办理完毕且嘉和泰公司向太重公司支付全部土地补偿金后，太重公司即为嘉和泰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转让费用由嘉和泰公司承担；（10）嘉和泰公司为取得土地使用权，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每亩94万元（不含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11）建成后的商铺和住宅，太重公司可按嘉和泰公司确定的价格优先购买；（12）如太重公司需在本小区内建设职工住宅，其占地面积从总面积中扣除；（13）嘉和泰公司在售房过程中发生的各类税、费均由嘉和泰公司承担。
（四）付款方式：（1）协议签订后两日内，嘉和泰公司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500万元，十日内支付1500万元；（2）太重公司与土地部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后十日内，嘉和泰公司按该合同确定的土地出让金比例和数额向太重公司支付该笔款项；（3）太重公司土地出让完毕，且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后，太重公司与嘉和泰公司签订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此合同一经土地局批准十日内，嘉和泰公司支付剩余的土地补偿金，太重公司收到土地补偿金后，将土地证及已批准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交由嘉和泰公司办理过户手续。
（五）违约责任：（1）在土地转让手续办理完毕前，太重公司如未按本协议第三条第二项约定时间实现三通一平，应按嘉和泰公司已付款额，以每日万分之四计息赔偿待工损失，超过三个月仍无法实现约定条款，嘉和泰公司有权解除协议，太重公司须退还所收款项。（2）嘉和泰公司未按本协议第四条约定时间向太重公司支付该条约定款项，按该条应支付款项，每超过一日按万分之四计息补偿给太重公司，如超过约定时间三个月后仍不能支付，太重公司有权终止协议，除留下已付款的10％作为对太重公司补偿外，其余款项退回嘉和泰公司。（3）施工期间，如因太重公司原因不能保证用水、用电，太重公司应赔偿嘉和泰公司因此所遭受的直接损失；嘉和泰公司未按本协议约定支付水、电及增容费用，太重公司免除责任。（4）在土地转让手续办理完毕之前，因太重公司原因，嘉和泰公司未能及时办理工程项目审批手续，影响施工，太重公司须赔偿因此给嘉和泰公司造成的直接损失，但由于嘉和泰公司未按通知如期支付相关费用，太重公司免除责任。
2002年4月2日，太重公司（甲方）与嘉和泰公司（乙方）签订《补充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按原订协议的期限，嘉和泰公司按每亩94万元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94万元／亩中的流转税按太重公司76％，嘉和泰公司24％的比例承担。嘉和泰公司承担的24％流转税款按原《协议书》约定在嘉和泰公司支付每期土地补偿金的同时一并支付，最终以实际交付的税款按双方约定的比例多退少补。
（二）除以上1条以外，原协议履行过程中的所有各项税费（包括土地增值税、交易税等，但不限于此）均由嘉和泰公司承担。
（三）以上各项税费凡以太重公司名义缴纳的，须由嘉和泰公司如数支付给太重公司。
2002年9月24日，太重公司与太原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出让合同》），太重公司取得了该宗土地的使用权。确认出让土地面积为42968.75平方米（约64.45亩）。
2002年12月，太重公司与嘉和泰公司签订《太原市出让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以下简称《转让合同》）。该合同主要内容如下：第7条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为每平方米1223元，总额为5255.08万元。第8条太重公司同意按原出让合同规定向国家交纳转让时的土地增值税。第10条双方在本合同签订十五日内，由嘉和泰公司按太原市地产交易管理所审批意见，办理有关手续，交纳有关税费。第11条双方在本合同签订后三十日内到太原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
根据《协议书》第四条1约定：本协议签订后两日内，嘉和泰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500万元，十日内支付土地补偿金1500万元。2002年4月2日，嘉和泰公司以承兑汇票方式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2000万元（该承兑汇票2002年9月到期）。
2002年10月30日，嘉和泰公司以支票方式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250万元。
根据《协议书》第四条3约定：太重公司取得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后，由太重公司与嘉和泰公司签订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按土地局规定文本），此合同一经土地局批准十日内，嘉和泰公司即支付剩余的土地补偿金。2002年12月，太重公司与嘉和泰公司签订《转让合同》，2003年1月20日，嘉和泰公司以承兑汇票方式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2000万元。
2005年1月5日、8月19日、8月29日、9月22日，嘉和泰公司以支票、现金方式，四次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330万元。
综上，嘉和泰公司以承兑汇票、支票、现金方式共支付土地补偿金4580万元，余款未付。
根据《协议书》第三条8约定：太重公司负责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土地出让金及相关出让费用由嘉和泰公司按太重公司与土地管理部门签署的《出让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和付款时间支付给太重公司。《协议书》第四条2约定：太重公司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十日内，嘉和泰公司应按该合同确定的土地出让金比例和数额向太重公司支付该笔款项。
2002年9月24日太重公司和太原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出让合同》。2002年8月12日嘉和泰公司以承兑汇票方式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1000万元（该承兑汇票2003年2月到期）。2002年9月23日嘉和泰公司以电汇方式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50万元。嘉和泰公司合计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1050万元。
2003年1月15日，太重公司与嘉和泰公司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鉴证单。双方通过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嘉和泰公司于2003年1月取得该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按照《协议书》和《补充协议》有关税费承担的约定，嘉和泰公司尚欠太重公司各种税金。
一审法院还查明，2002年12月31日，嘉和泰公司向太原市国土资源局支付土地出让金386.72万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太重公司已缴纳契税41.25万元；已申报营业税281.25万元，实际缴纳营业税242.526万元。
一审法院再查明，嘉和泰公司住所地由原太原市并州南路西一巷48号变更为太原市并州南路西一巷10号。
2006年1月16日，太重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称，2002年3月16日太重公司与嘉和泰公司签订《协议书》，就太重公司向嘉和泰公司转让太原市并州南路西一巷48号土地拆迁补偿事宜进行了明确约定。2002年4月2日又签订《补充协议》，就《协议书》中有关税费承担问题进一步明确。合同签订后，太重公司按约履行了合同，而嘉和泰公司只支付了土地补偿金4559.7万元，尚欠太重公司土地补偿金、相关税费等合计3548.627l万元。嘉和泰公司应支付欠款并对其违约行为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请求依法判令：嘉和泰公司立即支付土地补偿金、相关税费合计3548.6271万元及违约金755.86256万元（截止2006年1月12日）及至全部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嘉和泰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用。
2006年8月7日，太重公司向一审法院递交补充诉状，称根据太重公司与嘉和泰公司签订的《转让合同》，嘉和泰公司还另外拖欠太重公司土地转让金5255.08万元没有支付。因此增加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令嘉和泰公司立即支付土地出让金5255.08万元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嘉和泰公司辩称，嘉和泰公司不欠太重公司任何款项，太重公司的诉讼请求应被驳回。（1）太重公司主张的“土地补偿金”与“土地转让金”是转让同一地块的不同阶段的称谓，其实质是土地转让价。2002年3月26日，双方签订《协议书》时土地性质为划拨土地，且协议的名义是合作开发，故使用“补偿金”这一名词，实质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2002年12月，双方就该地块重新签订了《转让合同》，并经政府批准。该合同是最终确定土地使用权转让法律关系的合法文件，转让价格为5255.08万元。嘉和泰公司已超额支付土地转让款，不存在欠款一说。（2）嘉和泰公司不欠太重公司任何税费。《转让合同》中没有约定由嘉和泰公司负担相关税费，且在该合同第八条明确约定增值税由太重公司负担。（3）嘉和泰公司不欠太重公司任何款，太重公司无权主张所谓的违约金。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是：
（一）《协议书》的效力问题；
（二）《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
（三）《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
（四）嘉和泰公司已付价款数额的确定问题、税金问题及违约金问题。
（一）关于《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从三个方面分析《协议书》的效力：1．《协议书》的性质。太重公司认为《协议书》约定的土地补偿金，系用于地上房屋拆迁、职工安置、工厂搬迁及地上建筑物补偿等，与《转让合同》约定的土地转让金，是两个概念，无法替代。嘉和泰公司认为《协议书》名为合作开发，实际是不同时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同一称谓，《协议书》的实质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书》的性质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就《协议书》内容看，主要是约定嘉和泰公司为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向太重公司支付94万元／亩的补偿金。并非以提供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为基本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2．《协议书》、《补充协议》和《转让合同》的关系。太重公司认为《协议书》涉及土地的拆迁、安置、办理出让手续等内容；《补充协议》涉及税费承担问题；《转让合同》仅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三者之间不存在矛盾，《转让合同》不能取代《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嘉和泰公司认为《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实质是不具合同效力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最终被《转让合同》取代。一审法院认为，从形式上讲，《协议书》和《补充协议》是未经备案登记、仅由双方持有的合同。《转让合同》是经过备案登记的合同。从内容上讲，《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约定转让土地补偿金94万元／亩，共6058.3万元，土地增值税及相关税费由嘉和泰公司承担。《转让合同》约定土地转让金为每平方米1223元，共5255.08万元，土地增值税由太重公司承担。《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付款方式、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条款，在《转让合同》中没有条款约定或者说明。二者是针对同一标的所签订的形式不同、内容也不尽相同的两份合同。虽然都有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协议书》是真实履行的合同，而《转让合同》只是用于办理过户之用。3．《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太重公司认为《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嘉和泰公司认为《协议书》是转让划拨土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是效力瑕疵合同，被《转让合同》取代。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也是实际真正履行的合同。《协议书》和《转让合同》是对同一标的所签的先后两份合同，但后签订的《转让合同》并不当然取代《协议书》。因为：一是《转让合同》未废止《协议书》及《协议书》中约定的补偿金条款，也未约定《协议书》与《转让合同》相抵触的部分无效；二是《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约定了包括拆迁、安置、履行期限、履行方式、违约责任承担、纠纷解决方式等内容，《转让合同》不具备该类交易行为所签合同的必要条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应推定为未变更。三是《协议书》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太重公司与嘉和泰公司签订《协议书》时，该土地为划拨用地，但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在经政府管理部门批准后，该划拨用地使用权已转化为出让土地使用权，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任何一种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协议书》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二）关于《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太重公司认为《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嘉和泰公司认为《补充协议》同样是效力瑕疵合同，已被《转让合同》取代。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协议书》的基础上，签订《补充协议》，对土地增值税、流转税的金额及履行方式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其内容与《协议书》内容并不冲突，与《协议书》的内容共同构成完整的合同内容，二者是同一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该《补充协议》的内容是对《协议书》内容的补充。可以确认《补充协议》与《协议书》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三）关于《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太重公司认为《转让合同》也是合法有效的。嘉和泰公司认为《转让合同》是唯一有效合同。一审法院认为，（1）《转让合同》第7条约定的土地转让价格5255.08万元，是国土局的评估价格，是国家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交易双方成交价格进行间接调控和引导的最低限价，并非双方达成合意的表示。（2）《转让合同》约定的价格不符合客观事实，按照《转让合同》约定，该宗土地价格为5255.08万元，土地增值税由太重公司承担，相关税费没有约定，按规定由太重公司承担。则太重公司在取得5255.08万元收入时，需向国家交纳土地出让金1417.97万元，需向国家交纳土地增值税及其他相关税费，还要负责拆迁、安置，且该宗土地上建筑物评估价为1041.2171万元。显然，太重公司以5255.08万元转让该宗土地与客观事实和真实合意不符。（3）按照《转让合同》约定的价款5255.08万元，嘉和泰公司的支付有悖常理。嘉和泰公司在已支付3300万元前提下，只应向太重公司支付1955.08万元。但嘉和泰公司于2003年1月20日支付了2000万元，在取得土地使用证，认为已超额支付的情况下，又于2005年1月5日、8月19日、8月29日、9月22日四次向太重公司共付款330万元，显然与常理不符。（4）《转让合同》约定的重要条款形同虚设。《转让合同》第8条约定：太重公司同意按原出让合同规定向国家交纳土地增值税。但原出让合同中并无交纳土地增值税的约定。（5）《转让合同》没有约定土地交付、价款支付、违约责任、纠纷解决方式等内容，不具备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必要条款，不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6）按照《协议书》第四条3约定：太重公司土地出让完毕，且已取得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后，与嘉和泰公司签订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按土地局规定文本），此合同一经土地局批准十日内，即由嘉和泰公司向太重公司支付剩余的土地补偿金，太重公司收到土地补偿金后，将土地证及已批准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交由嘉和泰公司办理过户手续。《协议书》第三条8约定：出让费标准为太重公司在政策中能享受到的最优惠的价格标准。显然双方存在合理减少土地转让费的合意。由此可以推断，《转让合同》是按照土地局规定文本，为履行土地局的批准手续而作出的。双方将转让价格约定为5255.08万元，是为了少报纳税金额，而非变更原约定的转让价格。因此，《转让合同》中关于转让价格及土地增值税的约定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类条款只会使国家税款减少，因此该类条款应认定无效。其余条款与以前协议内容基本竞合，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经土地管理部门审查，并作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双方已实际履行，为有效条款。
（四）关于嘉和泰公司已付价款数额的确定问题、税金问题及违约金问题。
（1）嘉和泰公司已付土地补偿金数额的问题。太重公司和嘉和泰公司对已付款有两个问题意见不同：一是承兑汇票。太重公司认为2002年4月2日2000万元和8月12日1000万元承兑汇票应当扣除贴现利息；嘉和泰公司认为应以收款金额和收据金额为准。一审法院认为，在双方未就付款方式作出明确约定情况下，嘉和泰公司以承兑汇票方式付款并无不妥，太重公司收取承兑汇票后也没有提出异议。对太重公司扣除贴现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二是国土资源局收取的386.72万元土地出让金。嘉和泰公司认为其向国土资源局交纳的386.72万元出让金应计入太重公司收取的土地补偿金数额。一审法院认为，太重公司出售该地，实际就是要取得94万元／亩，合计6058.3万元的土地补偿金收益，其他一切费用均由嘉和泰公司支付。《协议书》第三条9约定：太重公司土地出让手续办理完毕且嘉和泰公司已支付全部土地补偿金后，太重公司即为嘉和泰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转让费由嘉和泰公司承担。因此，该笔出让金不应算在太重公司收取的补偿金中。
故按照《协议书》约定，嘉和泰公司应支付太重公司土地补偿金6058.3万元，已支付4580万元，欠付太重公司土地补偿金1478.3万元。
（2）税金问题。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除流转税按76％和24％的比例由太重公司和嘉和泰公司承担外，其余所有税费均由嘉和泰公司承担。嘉和泰公司认为，各项税金的纳税主体是明确的，双方的约定是规避法律的行为，应属无效。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税金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嘉和泰公司向太重公司支付的补偿金是双方约定的不含税价格，双方约定各种税金由嘉和泰公司承担合法有效。但是土地增值税和印花税太重公司并未交纳，营业税部分交纳部分未发生，对于未交纳的税费太重公司没有权利向嘉和泰公司主张，在各税费实际发生后，太重公司可依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向嘉和泰公司主张或另行起诉。对太重公司已缴付的41.25万元契税，予以支持。
（3）违约金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嘉和泰公司没有完全履行其付款义务，是基于双方签订了两份合同，双方都有过错，因此对太重公司主张按照日万分之四计算违约金的请求，不予支持。但由于嘉和泰公司迟延付款的责任显然大过太重公司，其迟延付款的行为客观上给太重公司造成了利息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利息损失也属违约责任的一种，太重公司虽然未提出利息损失的请求，但提出了违约金请求。因此嘉和泰公司应负担迟延付款的利息。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七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
（一）嘉和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1478.3万元及利息（自2005年9月2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以1478.3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二）嘉和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太重公司支付契税41.25万元。
（三）驳回太重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7998万元，保全费26.5万元，其他诉讼费4.5万元，由太重公司负担50万元，由嘉和泰公司负担32.7998万元。嘉和泰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太重公司的诉讼请求；2．
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太重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1）关于《转让合同》的效力。《转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并经政府批准，是最终确定双方土地使用权转让法律关系的合法文件，土地价格应以《转让合同》的约定为准。嘉和泰公司已按约定履行完毕自己的义务，不存在拖欠款项的行为，一审判决嘉和泰公司承担责任是错误的。（2）关于《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的效力。《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签订时，该宗土地为行政划拨地。根据法律规定，太重公司无权转让该宗土地，应属无效协议。在办理出让手续后，《协议书》的效力才得到补正，才发生法律效力。虽然该协议有效了，但它先天不足是事实，需要在履行过程中逐步合法化。《协议书》是《转让合同》的准备，并最终被《转让合同》取代。（3）一审判决认定“《协议书》和《转让合同》是针对同一标的所签订的新旧两份合同”。既然如此，根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后合同（《转让合同》）的效力应当优于前合同（《协议书》），政府批准的合同效力当然优于未经批准的合同。（4）《转让合同》和《协议书》相冲突的约定，应以《转让合同》为准。与《协议书》相比，《转让合同》在转让范围、面积、价格、增值税负担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当然应以《转让合同》为准。（5）《补充协议》就税费负担所作的约定，违反了税法的强制性规定。即使有效，增值税的负担约定也显失公平。增值税的纳税主体是转让人而非受让人，所以《转让合同》变更增值税由太重公司承担。（6）一审判决认定嘉和泰公司已付价款数额有误，嘉和泰公司代太重公司支付的386.72万元出让金，应计入已付款数额。（7）2005年以后所付330万元是为了促使太重公司履行全面交付土地义务，被迫多付的。（8）假如一审判决结果是正确的，其对诉讼费的分担违背了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超过嘉和泰公司应负担的比例。
针对嘉和泰公司的上诉，太重公司答辩称，（一）嘉和泰公司主张《转让合同》取代《协议书》和《补充协议》毫无根据且严重歪曲事实。
（二）嘉和泰公司对协议约定的出让金和税金提出异议目的是歪曲协议、赖账。
（三）嘉和泰公司认为386.72万元出让金应由太重公司承担，没有根据。
太重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太重公司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
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嘉和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是：（1）一审判决对嘉和泰公司欠付土地转让金的事实没有认定是错误的。《协议书》约定嘉和泰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每亩94万元，是对太重公司进行土地拆迁、安置、三通一平等工作的补偿，而非土地转让价格。《转让合同》约定的是土地转让金，是土地本身的转让价格。两份合同的约定并不矛盾，更不重复，嘉和泰公司应当分别履行相应的合同付款义务。《协议书》与《转让合同》的内容相互独立，没有重复，均有双方当事人的盖章签字。根据《合同法》规定，两份合同均成立并生效。在两份合同中，并没有任何相互否定或者变更的条款，分别构成双方不同的权利义务。（2）一审判决为嘉和泰公司减免大部分违约责任，没有依据，也不公平。一审判决已认定嘉和泰公司拖欠土地补偿金的事实存在，应当履行付款义务，但是将太重公司根据合同约定诉请的违约金改为支付同期贷款利息，并且违约金的起算时间也被推迟了两年零八个月之多，显然不符合约定，对太重公司是不公平的。根据《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协议签订后两日内，嘉和泰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500万元，十日内支付1500万元；太重公司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后，双方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此合同经土地局批准十日内，嘉和泰公司支付剩余的土地补偿金。第五条约定，嘉和泰公司未按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时间支付该条约定款项，则按该条应支付的款项，每超过一日按万分之四计息补偿给太重公司。以上约定清楚明确，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人民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按《协议书》约定，嘉和泰公司应在《转让合同》经批准十日内付清土地补偿金。而《转让合同》经批准的时间双方均认可为2003年1月15日，则嘉和泰公司付清土地补偿金的时间应为2003年1月25日。太重公司正是据此计算违约金，并且对嘉和泰公司中间几次还款均相应予以核减，分段计算。截止2006年1月12日，嘉和泰公司应当支付违约金755.86256万元。这一计算结果既符合合同约定，也符合客观事实，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3）一审判决驳回太重公司对税金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依法纳税是企业应承担的义务，税金对于太重公司是必然发生的费用，太重公司当然有权主张，是否已经发生并不影响嘉和泰公司承担合同义务。而且应纳税款的计算均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太重公司起诉税费金额是依法计算的结果，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应当得到支持。（4）一审判决对嘉和泰公司已付款数额认定也存在错误。嘉和泰公司支付的款项中有2002年4月2日2000万元承兑汇票应扣除贴现利息30.3万元；8月12日1000万元的承兑汇票应扣除贴现利息15.6万元。
针对太重公司的上诉，嘉和泰公司答辩称，嘉和泰公司不欠太重公司任何款项，太重公司的上诉请求应被驳回。
（一）《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已被《转让合同》取代。嘉和泰公司已按《转让合同》确定的价格履行完毕付款义务，并无任何拖欠。
（二）嘉和泰公司按约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不拖欠太重公司的任何款项，太重公司无权主张所谓的违约金。
（三）太重公司主张的各种税费包括营业税、契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由嘉和泰公司承担不能成立。因为《转让合同》取代《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后，《转让合同》并没有约定上述税费由嘉和泰公司承担，《转让合同》第8条还明确约定增值税由太重公司承担。
（四）太重公司认为已付款中应扣除贴现利息，没有依据。嘉和泰公司支付承兑汇票时，太重公司按票面金额开具了收据，已认可不扣除贴现利息，现在无权主张扣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嘉和泰公司和太重公司对于《协议书》、《补充协议》及《转让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
（一）《协议书》、《补充协议》和《转让合同》的效力及相互关系问题；
（二）嘉和泰公司已付土地补偿金的数额问题；
（三）太重公司关于税金的请求是否成立问题；
（四）太重公司关于违约金的请求是否成立问题。
（一）关于《协议书》、《补充协议》和《转让合同》的效力及相互关系问题。
首先，关于《协议书》、《补充协议》的效力，太重公司认为《协议书》、《补充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嘉和泰公司认为《协议书》签订时，该宗土地为行政划拨地，根据法律规定，太重公司无权转让该宗土地，应属无效协议。而《补充协议》就税费负担的约定，违反了税法的强制性规定。本院认为，《协议书》、《补充协议》是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自愿协商达成的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协议书》不仅详细的约定了所转让土地的面积、价格、付款方式、违约责任，还具体约定了双方权利义务及履行程序。《协议书》签订时，嘉和泰公司及太重公司均知道该宗土地属于划拨用地，所以在《协议书》第三条8约定：由太重公司负责办理土地出让手续；第三条9约定：太重公司土地出让手续办理完毕，即为嘉和泰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这一缔约行为并没有规避法律损害国家利益，事实上，太重公司和嘉和泰公司正是按照上述约定完成该宗土地转让的。2002年9月24日太重公司与太原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出让合同》，取得该宗土地的使用权，嘉和泰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同年12月太重公司与嘉和泰公司签订《转让合同》，嘉和泰公司依据《协议书》向太原市国土资源局支付土地转让款，随后完成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均是双方履行《协议书》的真实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转让方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土地使用权，起诉前转让方已经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因此，《协议书》合法有效。《补充协议》是对《协议书》约定转让土地使用权的税费承担所作的补充约定，明确了转让土地使用权的税费如何承担及由谁承担的问题。虽然我国税收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对于各种税收的征收均明确规定了纳税义务人，但是并未禁止纳税义务人与合同相对人约定由合同相对人或第三人缴纳税款。税法对于税种、税率、税额的规定是强制性的，而对于实际由谁缴纳税款没有作出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故《补充协议》关于税费负担的约定并不违反税收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属合法有效协议。嘉和泰公司关于《协议书》签订时，所转让的土地属划拨地，太重公司无权转让及《补充协议》就税费负担的约定违反税法的强制性规定，均属无效协议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关于《协议书》合法有效及《补充协议》与《协议书》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的认定是正确的，应予维持。
其次，关于《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嘉和泰公司认为，《转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并经政府批准，是最终确定双方土地使用权转让关系的合法文件，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应以《转让合同》约定为准。太重公司认为，《转让合同》有效，嘉和泰公司应承担《转让合同》约定的支付土地转让金义务。本院认为，太重公司与嘉和泰公司之所以在《协议书》之外又签订《转让合同》，是因为签订《协议书》时，双方当事人均知道所转让的土地属划拨用地，不能直接转让。只有在太重公司办完土地出让手续，取得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后，再与嘉和泰公司签订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并由双方共同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才能完成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因此，《转让合同》对于太重公司及嘉和泰公司来讲就是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以完成《协议书》约定的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而并非为了变更《协议书》的约定条款或者构成双方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于土地管理部门来讲，以《转让合同》登记备案，则表明土地管理部门认可《转让合同》中的价格并据此征收转让税费，办理相关手续。虽然《转让合同》中的价格比双方当事人实际约定的价格低，但土地管理部门给予登记备案的事实表明，土地管理部门认可双方当事人可以此最低价格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也表明双方当事人这一做法并不违反土地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事实上，土地管理部门也正是依据该《转让合同》办理了土地权属变更手续。由此可以认定，在本案中《转让合同》仅是双方办理登记备案之用，别无它用，其效力仅及于登记备案。《转让合同》对于合同双方既没有变更《协议书》约定条款，也不构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从嘉和泰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的过程和数额看，也可证明嘉和泰公司在签订《转让合同》后，仍是按《协议书》约定的土地补偿金数额支付的。故嘉和泰公司关于应以《转让合同》中的价格作为本案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及太重公司关于以《转让合同》请求另外支付土地转让金的主张，均不符合本案实际情况，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再次，关于《协议书》、《补充协议》与《转让合同》的关系，对于《补充协议》是《协议书》的补充约定双方均无异议，但对于《协议书》与《转让合同》双方争议较大。嘉和泰公司认为，《协议书》已被《转让合同》所取代，《转让合同》是本案唯一有效的合同。太重公司则认为，《协议书》约定的土地补偿金是对拆迁、安置的补偿。《转让合同》约定的土地转让金是土地本身的转让价格，两份合同的约定并不矛盾，也不重复，相互独立，均成立并有效。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转让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登记备案手续。《转让合同》没有约定变更或取代《协议书》的条款，并未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成立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从双方当事人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况看，太重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收取土地补偿金、出让金、转让金、太重公司与太原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出让合同》及其与嘉和泰公司签订《转让合同》到土地管理部门登记等行为都是在履行《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而嘉和泰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出让金、转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等也是履行《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因此，本案中的《转让合同》是双方在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的备案合同；《协议书》才是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嘉和泰公司关于《转让合同》取代《协议书》，《转让合同》是本案唯一有效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太重公司关于《协议书》和《转让合同》相互独立，均成立有效，并据此要求嘉和泰公司分别支付土地补偿金及土地转让金的主张也不能成立。
综上，本院认为，《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协议，是确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的合同依据。
（二）嘉和泰公司已付土地补偿金的数额问题。
太重公司对于已收到嘉和泰公司以承兑汇票、支票、现金形式支付的土地补偿金总额4580万元人民币并无异议。但认为其中2002年4月2日2000万元承兑汇票应扣除贴现利息30.3万元及2002年8月12日1000万元承兑汇票应扣除贴现利息15.6万元。本院认为，根据2002年3月26日太重公司与嘉和泰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第四条1约定，嘉和泰公司在《协议书》签订十日内，应支付土地补偿金2000万元。嘉和泰公司应按约定时间履行付款义务。但嘉和泰公司以2002年9月到期的2000万元承兑汇票支付该笔土地补偿金，导致太重公司不能在约定时间实际收到该款项。太重公司只有支付贴现利息，才能在约定时间取得上述款项。嘉和泰公司这种以远期承兑汇票履行到期付款义务的行为，实际是迟延付款，属于不当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由于嘉和泰公司不当履行合同义务，造成太重公司为此支付30.3万元的贴现利息损失，应由嘉和泰公司承担。太重公司关于扣除该贴现利息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对此处理不当，应予纠正。关于2002年8月12日1000万元承兑汇票，是嘉和泰公司依据《协议书》第三条8的约定支付的土地出让金。而太重公司在一审中并未对土地出让金提出诉讼请求，因此太重公司关于该1000万元承兑汇票的贴现利息的上诉请求不属于本院二审的审理范围。
嘉和泰公司认为其2002年12月31日向太原市国土资源局支付的386.72万元土地出让金应计入已付土地补偿金数额。本院认为，该笔款项是2002年12月太重公司与嘉和泰公司签订《转让合同》后，由嘉和泰公司直接支付给太原市国土资源局的。依据《协议书》第三条9约定，太重公司土地出让手续办理完毕且嘉和泰公司支付全部土地补偿金后，太重公司即为嘉和泰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转让费用由嘉和泰公司承担。故该笔款项属于嘉和泰公司应承担的土地转让款，不应计入其已付的土地补偿金数额。一审判决处理适当，应予维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嘉和泰公司已付土地补偿金4580万元，尚欠太重公司土地补偿金1478.3万元有误，应予纠正。嘉和泰公司实欠太重公司土地补偿金1508.6万元。
（三）太重公司的税金请求是否成立问题。
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除流转税按76％和24％的比例由太重公司和嘉和泰公司分别承担外，其余所有税费均由嘉和泰公司承担。如前所述，《补充协议》关于税费负担的约定并不违反税收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合法有效协议，双方当事人应按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太重公司在没有缴纳税金的情况下是否有权请求嘉和泰公司支付其所承担的税金的问题。本院认为，《补充协议》约定转让土地使用权税费的承担，只是明确了转让土地使用权过程中所发生的相关税费由谁负担的问题。而对于何时缴纳何种税费及缴纳多少税费，《补充协议》没有约定，也无法约定。只有在相关主管部门确定税费种类及额度，太重公司缴纳后，嘉和泰公司才能支付。太重公司在未缴纳税金，也没有相关部门确定纳税数额的情况下，请求嘉和泰公司支付转让土地税金，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判决对于太重公司要求嘉和泰公司支付其尚未缴纳的税费的请求不予支持，但提示其在实际缴纳税费后可以向嘉和泰公司另行主张权利的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对太重公司已缴纳的营业税和契税，一审判决只支持太重公司的契税请求而没有支持其关于营业税的请求不当，应予纠正。对于太重公司已缴纳的242.526万元营业税。嘉和泰公司应按24％比例负担58.20624万元。
（四）关于太重公司的违约金请求是否成立问题。
本院认为，《协议书》对于双方当事人具体的权利义务中包括嘉和泰公司付款时间、数额及违约责任均作出了明确约定。太重公司及嘉和泰公司都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实际履行合同义务。太重公司按约定办理了土地出让、转让手续并将涉案地块实际交付给嘉和泰公司。嘉和泰公司应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但嘉和泰公司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未按约定时间及数额支付土地补偿金。嘉和泰公司迟延向太重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是引起本案诉讼的主要原因。因此，嘉和泰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一审判决认定嘉和泰公司迟延付款构成违约，但对太重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日万分之四的比例计算违约金的请求却未予支持，并将双方当事人按照日万分之四的比例计算违约金的约定调整为按银行利率计算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之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的数额，只有在当事人请求调整，并确实低于或过分高于违约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时，才能进行调整。一审判决对违约金的调整既违背当事人双方的约定，也缺少法律依据，应予纠正。太重公司关于嘉和泰公司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的上诉请求理据充分，应予支持。因为嘉和泰公司最后支付土地补偿金的时间是2005年9月23日，太重公司此前并未要求嘉和泰公司支付违约金。故嘉和泰公司应从2005年9月23日起承担违约责任。
综上所述，嘉和泰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太重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部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有误，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晋民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变更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晋民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土地补偿金1508.6万元人民币，并从2005年9月23日起按实际迟延付款天数以日万分之四的比例计算违约金支付给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直至还清之日止；
三、变更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晋民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营业税58.20624万元人民币，支付契税41.25万元人民币。
如逾期不履行本判决确定之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1.7998万元，保全费26.5万元，其他诉讼费4.5万元，合计82.7998万元，由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负担50万元，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2.7998万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8.799848万元，由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韩 玫
审 判 员 吴晓芳
审 判 员 王友祥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虞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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