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城市规划的热点在中国

第一篇：当前城市规划的热点在中国

当前城市规划的热点在中国

由董鉴泓先生于1957年创刊并担任主编的《城乡建设资料汇编》在“文革”时期停刊，复刊后更名为《城市规划资料汇编》，1986年改名叫《城市规划汇刊》，2004年更名为《城市规划学刊》。至今已出版了237期。2004年，《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合影。一排左起：陈运帷（副主编）、董鉴泓（主编）、吴志强（编委会主任）、沈清基（副主编）；二排左起：黄建中、王雅娟、肖建莉。本报首席记者 单颖文今年，《城市规划学刊》创刊60周年。作为这份刊物的创刊人、主编，同时作为一名从事城市规划事业长达72年的专家，董鉴泓先生如何看待高校的“规划热”现象？中国城市规划如何与国际接轨？未来中国城市规划的方向是什么？本报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董先生。落脚点必须是中国城市规划问题文汇报：董先生好，首先恭喜您创刊并一直担任主编的《城市规划学刊》（下简称《学刊》）在今年迎来60周年诞辰。您可否简单回顾下《学刊》的办刊历史？董鉴泓：好的。《城市规划学刊》创刊于1957年，最早叫《城乡建设资料汇编》（下简称《汇编》）。《汇编》先是油印本，后来改成铅印本，印数不多，主要作为内部资料在行业内赠阅。《汇编》上刊发的文章主要有两类，一是我们系教师的学术成果，二是一些来同济讲学的外国专家的讲稿，比如苏联专家杜拉耶夫的讲稿等。《汇编》不定期出版，出了10期，“文革”停刊。“文革”后，我恢复了城规教研室副主任的工作，就和大家商量继续做《汇编》（更名为《城市规划资料汇编》），大家都很支持。《汇编》没有经费支持，我觉得应该想办法解决。我找了石家庄市城建局帮忙，他们很快给我们拨了经费。1978年，《汇编》正式复刊，为双月刊。当时每期刊物都是我们教研室的陈运帷带着稿件乘火车去石家庄市编排付印的。《汇编》当时已经可以订阅了，我们的读者主要来自学界和业界。为了节省发行费，我们教研室全体同志都参与包装和送到邮局寄发，一个人大概负责几个省市。1980年，经费又有困难，我又去找南昌市规划处资助。再之后，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又帮了好几年。1986年，同济大学收回了刊物，改名叫《城市规划汇刊》（下简称《汇刊》），是东南大学齐康院士提议的。后来，为了增加刊物的学术权威性，我们又邀请了一些高等院校参与协办，目前共请了14所高校，还有10所大的规划院。刊物不仅改为全彩页，2000年后还制作了光盘，并出版了《城市交通》《城市发展与规划理论》两本增刊，后来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的规划院专辑。国家科委最初从3052种刊物中选择了1227种可以作为科技论文水平统计的刊物，《城市规划汇刊》一开始而且一直被列为统计源期刊。1993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组织400余位专家鉴定《中文核心期刊》，《汇刊》被选入了数据库。1994年，刊物获得美国国际CODEN中心授予国际刊名代码CGHVFT。我记得从那时开始，我们的作者来源不但有国内各地的，还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的。我们的稿源很充分，投录比达到了10比1以上，优中选优。其实这个刊物办起来不容易，在较长时间它一直是“三无”单位——无经费、无固定编制、无专用办公场所，由我及陈运帷兼职编辑，不另加工资。1999年，我们争取到了人员编制。2003年，我提议把刊物名字改为《城市规划学刊》（下简称《学刊》），感觉这样更能突出学术性吧。2004年更名后，我们请专业美编黄申重新设计了封面，扩充到了112页。在同一年，我们又创办了“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2005年，在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主持下，《学刊》联合《城市规划》共同举办城市规划优秀论文评选活动，2008年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一起联合主办，奖项名称正式确定为“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成为年度发表论文的最高奖项，影响很大。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文献评价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图书馆研制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显示，《学刊》同时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的“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卷和“人文社会科学”卷收录，影响因子在所属的两个学科领域中均位居首位。在《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土木建筑工程学科领域的144种期刊中，以及在《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经济计划与管理学科领域的36种期刊中，《学刊》的复合类影响因子均位列第一名。坦白说，60年前创办这本刊物时，我没想到它可以走到今天，已经出了237期了，更没想过可以办得这么好。文汇报：60年前在院系层面创办学术刊物的好像不多，尤其是工科院系，您当时怎么会想到办这份刊物？董鉴泓：首先，我认为一个学术单位必须要有自己的刊物。1956年同济成立城市建设系。我感觉当时有名的大学都有自己的刊物、学报，院系一级有没有自己刊物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但我觉得我们系应该有。因为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城市建设方兴未艾，但城市建设、规划专业只有教材、课堂是不够的，我们教师的学术成果、国内外的先进经验需要传播的渠道，我想把这些学术成果汇集起来，这就有了《城市建设资料汇编》。另外，我有办刊物的爱好。1940年代在同济读书时，我就担任工学院壁报联合会主席。1949年5月我创办了《同济人报》，就是现在的同济校报。我年轻时担任过《解放日报》《文汇报》通讯员，上海解放初同济医学院学生护理伤病员的稿子就是我写的，1950年被评为“全国优秀通讯员”。我还在《文汇报》发过文章，谈治淮问题。文汇报：请问编辑部的选稿标准是什么？近年来有哪些令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稿件？董鉴泓：标准是在办刊过程中不断打磨的，1978年复刊我们主要提倡三点——学术性、前瞻性、创新性。我们选稿秉承学术第一的原则，不收人情稿，更不收版面费。前瞻性比如2010年举办世博会、2014年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我们编辑部都会找到合适的作者约稿。创新性主要在于稿子关注的问题。大约1999年的时候，在英国加迪夫威尔士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读博士的中规院赵燕菁给了一篇稿子，内容是从国际政治经济角度谈中国的城镇发展问题。修改后，这篇题为《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中国城市化》的文章刊登在了2000年《城市规划汇刊》第一期上。后来，他应邀来参加我们的“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并发言，他第一句话就讲：“我是来报恩的，感谢董先生当年在《汇刊》上发表了我非常大胆的一片文章，给了我学术上的自信。”那时才获悉，之前他曾投过其他期刊，但不敢采用都退稿了。除了刚刚讲的三点，一直以来我坚持一个宗旨，就是稿件所写的内容，一定是要和中国的城市规划发展有关的。城市规划可以和很多学科产生关联，稿件可以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作者可以是城规专业以外的学科背景，我们也坚持“立足中国，汇聚国际”的定位，但我认为入选的稿件必须是落脚在中国城市规划问题上的。而且，我希望文章的视角不要太微观。文汇报：对于一份走过甲子的学术刊物来说，刊物本身不断创新很可贵也比较难，近年来《学刊》有什么变化吗？董鉴泓：有。我们从2014年第5期，即总218期开始创办了一个新栏目“笔谈”，每期邀请10位左右在城市规划一线的工作者、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围绕编辑部出的主题展开讨论。其实我们编辑部以前也会不定期邀请业内专家围绕新政策、新话题畅谈，做些记录整理，但总觉得挂一漏万，时间上大家也不自由，所以干脆开了这个栏目请大家来写，几百上千字都可以，把问题、思考都写下来，也不追求用学术论文的文体。第一期笔谈的题目是“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因为当时政府文件和中共十八大报告里贯穿了“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中国”两大主题，我们请了国家发改委、清华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8个机构的权威专家，从社会、经济、文化、规划等不同专业角度出发来谈“新型城镇化”。这些年我们还做了“大数据热背后的冷思考”、“从空间扩张到内涵发展的规划思考”、“深度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成像规划思考”、“如何实现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衔接统筹”等主题的学术笔谈。最新的一期是“城乡规划教育如何适应乡村规划建设人才培养需求”，邀请了来自全国14所院校、研究机构和管理部门的18位专家，目前看来，这个栏目反响很好，在业界学界都很受欢迎。要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规划研究文汇报：翻阅了几期《学刊》，我发现文章比较多谈中国规划相关问题，介绍国际规划界动向的文章比较少，今后会增加与国际接轨的内容吗？董鉴泓：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城市规划没必要与所谓国际经验接轨。改革开放后，我们请了不少外国专家参与各地城市规划，但我们本土规划界很多人对此是有意见的，包括外国建筑师设计的一些奇怪建筑，在社会上都产生了负面评价。我始终认为城市规划不是一个技术型、工程型的工作，更多的是涉及文化问题，做规划一定要深入了解历史、地理和现状条件。请外国人做一些区部地段的投标未尝不可，但一个城市的总体规划、概念规划，最好是由本地或者了解当地情况的本土规划师来做。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有限，他们来几天，做一个方案出来，怎么可能搞得好？最近几年好像聘请国外规划师的热度低了，这是对的。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已经基本定型，现在都是小修小补、城市更新。我记得之前有美国规划专家交流团到同济来，在我们看来，他们谈的问题都实在太微观了。这些年，我们培养了大量本土的优秀规划人才，完全有能力做。文汇报：在您看来，根据中国城市规划的特点，建国后中国城市规划大致可以归纳为哪几个阶段？董鉴泓：我认为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初的热门期，受前苏联影响比较深，当时有个苏联援建“156项工程”要落实。在1953年至1957年的“一五”计划中，明确提到“加强新工业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地方计划包括……城市建设的计划”并设一节专门叙述“在城市建设计划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计划公布后，我很受振奋，马上写了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关于城市建设工作的若干问题》，刊登在了1955年3月的《建筑学报》头版头条。“一五”时期，从国家层面选取西安、洛阳、兰州、包头、太原、成都、大同等八大重点城市进行规划。当时的规划主要是物质形态方面，不太关注文化层面。第二阶段是“文革”停滞期。“文革”前后大约15年损失很重，各种运动导致城市规划工作停止，很多规划图被烧了，大量规划人员被分到西安、攀枝花从事其他工作，甚至这个专业都一度被撤销。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时期，流行“走出去、请进来”。我记得1980年代初，同济大学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华昌宜教授来作报告，对我们教研室冲击很大，在《城市规划汇刊》1982年第6期我们刊发了华教授的《美国城市规划的发展及变迁》一文。这一时期，国家层面也有不少大手笔的开发开放，比如1980年代看深圳、1990年代看浦东。第四阶段是现在的挑战期。在经济发展带动下做城市规划，难免“规划赶不上变化”，比如北京、上海的人口规模是几何级增长的，这个在之前很难预料到。文汇报：您认为未来中国的城市规划方向是什么？董鉴泓：我想应该是发展城市群这种新发展形态。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城市病”，能够明白城市规模太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流动人口太多带来的问题等等。那么，城市群一般以1个以上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3个以上大城市为构成单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能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我们国家现在提出，要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型国际枢纽为核心，打造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世界级城市群。将来的话，还可以进一步发展中西部小城市城市群，逐步转移工业，但具体时机我现在说不好。还有一点值得一提，近30多年来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对中国历史名城的保护从来没有中断过。比如，对上海外滩建筑群的保护，比如在苏州平江府至今不允许建造高层建筑等等。从客观来讲，中国传统建筑以土木建筑为多，本身较难长期保存；另一方面，近些年一些地方出现“抢名城、不保护”的情况，当下带有保护性质的城市规划工作越来越有难度。对规划者来说，这些都是挑战。将来的工作重点，需要更大的智慧来协调经济发展与行政管辖之间的矛盾。文汇报：如今，国内开设城市规划专业的高校达200多家，您认为这符合目前国内城市规划对人才的需求吗？董鉴泓：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全国有规划专业的高校大概只有四五家，包括同济、清华、重建工等。“文革”以后恢复得最快的是同济，师资力量各方面都保存得比较好。现在全国城规专业的数量“井喷”，我感觉好像有点太快了。问题是，这200家里有多少家确实具备条件来办这个专业？这是值得深思的。我对近几年同济规划专业的毕业生择业观是有意见的，基本上他们都挤在同济自己的规划院里。这对同济规划的发展也好，对全国的规划事业来说，都是不利的。1955到1957年毕业分配的时候，我都有意识地将我们城规专业的学生分到全国各地去，中西部最早的城规专业人员都是同济毕业生。同济的城规专业入选了刚刚出炉的“双一流”学科，我们的学生在专业方面是优秀的，应该走出同济，散作满天星。（本次报道特别鸣谢《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王雅娟、肖建莉的大力支持）

第二篇：中国城市规划

中国城市规划

从一开始，中国的城市就存在着人为的规划。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主要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方向：以《周礼考工记》为代表的，伦理的、社会学的规划思想，以及以《管子》和后期的风水理论为代表的自然观的、功能性的规划理论。

《周礼考工记》作为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最具影响一部著作，很早就提出了我国城市，特别是都城的基本规划思想和城市格局。它提出：“方九里，旁三门。”；“经涂九轨，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等一系列理论。这些理论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很多大城市，特别是政治性城市都是按照这种理论修建的。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唐朝的长安和北京城（元代和明清时期），清晰的街坊结构和笔直的街道，以及城墙和城门无不反映了《周礼考工记》中“礼”的思想。在这些城市中，城市本身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工人居住、生活的场所，城市已成为一种“符号”，它代表着一种社会关系和秩序。人们生活其中，日复一日的受到空间秩序的影响，不觉中明确了自己的社会定位，而想超越自己原有的定位，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正好符合了统治的需要，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周礼考工记》的影响是如此的深渊，甚至当代的很多城市规划中仍可见到它的影子。

相比《周礼考工记》的“符号”性，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中也有很理性、功能主义的一面，这集中反映在《管子》一书和后世的一些有关风水的理论中。《管子》成书于战国时期，是后人假托管仲所作的政治名著。《管子》一书在很多方面对《周礼》进行了否定，在城市规划领域，《管子》主张从实际出发，不重形式，不拘一格。要“因天才，就地利”，不为宗法封建与礼制制度所约束。所以，“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同时，在城市与山川环境因素的关系上，《管子》也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立政篇》）。这些理论对后世风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风水理论对于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无疑是重要的。抛开它迷信的部分不谈，风水理论反映了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中“自然观”的一面。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藏风得水”都说明了中国城市在选址和建设过程中对所在环境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基于一种科学的态度，而不是出于“礼”的考虑。历史上“风水”曾经的名字如“勘舆”和“地理”也都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虽然风水理论中也常出现一些象征主义的符号，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这往往是一种朴实自然观的神圣化。

如果说《周礼考工记》对中国政治性大城市的规划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的话，那么《管子》和“风水”理论在中小型城市的规划中发挥着更明显的影响力。当然，这两种规划思想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同时反映了这两种思想，其中典型的例

子如南京（1949年以前）。可以说，在西方的规划思想传入或者闯入中国之前，这两种思想一直统治着中国的城市规划，他们共同作用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富于个性的、人造之城。

西方城市规划

和中国传统城市规划明确的指导思想相比，西方城市规划体现出了一种多元性和历史性。我们可以把西方城市的发展大致分成几个重要的阶段（工业革命前）：古典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每个阶段，西方城市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这不仅反映了规划思想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种社会结构的改变。因为，城市是人类社会的外在缩影。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古典时期），城市的中心是神庙、剧场、竞技场等一系列大型公共建筑，他们占据着城市的核心位置，而普通的民居簇拥着他们，如同大哥手下的小弟。如雅典和罗马都清晰地展现了这种城市结构。它反映了当时神、统治者和普通百姓之间的一种关系，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人神合一”的思想，以及公共性对当时社会的重要性。

中世纪的欧洲是“黑暗的欧洲”。这一时期，天主教教会的势力居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凌驾于一切世俗权利（包括王权）之上；人们处于一种极度的愚昧状态，知识的拥有权掌握在少数神职人员手中。这反映在城市规划上，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的城市几乎没有经过规划，大部分城市处于自发形成的状态；城市缺少普通居民公共活动空间；同时，教堂处于绝对统治性的位置，它往往处于城市的高地上，而且其本身的高度也是其成为所在城市或地区的统治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同样反映了那个时期社会思想的变化。随着“人本主义”的回归，人们开始重新定位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随着神的仆人光环的暗淡，教堂在城市中的核心地位也逐渐地被淡化。城市变得更加宜人：公共活动场地的出现，市政厅地位的提高，以及著名的，文艺复兴式的大拱廊都成为了这一时期欧洲城市的标志。其中著名的城市包括：佛罗伦萨和西耶纳。

西方城市发展的下一个时期是：巴洛克时期。在这个时期，欧洲很多国家，如法国正处于国力最昌盛的阶段，正如我国的唐朝一样，统治者开始希望炫耀王权的伟大和国家的富足。于是在城市建设上开始出现“大广场”，“大宫殿”等现象，这种“大尺度”在城市中往往扮演着一个“破坏者”的角色，一方面为了建造他们必然要拆除掉很多原有的建筑，另一方面他们的宏伟

尺度也会使原有的周边建筑显得“娇小”。这些大家伙不是为普通生活准备的，他们存在的意义在于“自我表现”。

结语

正如开头所言，这是一篇随感而书的“杂”文。中西方城市规划比较实在是一个太大的命题，但当我们横纵的比较他们时，我们又似乎能嗅到一些这个命题的味道。也许是因为地理条件和政治状况的不同，中西方城市规划的发展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城市规划的思想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基本形成，而后的演变只能说是其的补充和改良，这好像和中国的哲学发展史是一致的。而在西方，规划思想随着时空的不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在不断的自我否定和更新。这种现象在工业革命后越发的明显，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宗教思想对中西方古代城市规划的影响

前言

一个民族在创造自己的神话与宗教时,常把与自身的生存发展关系最密切的自然力——环境,当作首要征服与支配的对象。原始人类通过辨析、利用环境,最终形成满意的栖息地模式,即理想景观的原型。正是在环境适应过程所形成的各民族文化深处的理想景观模式,引发了神话与宗教中关于“神境”“仙域”“乐园”之类的直观思辨,进而附会了一整套基于各民族文化心理的解释体系。

中国古代城市与神话传说模式的关系

中国神话两大源头昆仑神话和蓬莱神话中的仙山是人们想象中的理想境域,以昆仑山、蓬莱三山为代表。传说中的悬圃、姑射山、花果山，以及佛教中的须弥山等都属这种模式。据《山海经》记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非仁羿莫能上岗之岩”，《淮南子·地形训》记载：“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璇树、不死树,在其西……丹水,饮之不死。《列子·汤问》对于三山(五山)的记载：“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山之间相去七万里。”由此可知，无论是传说中的昆仑山还是三山(五山)，都以强调空间隔离为主要特征，侧重于体现山体的高峻与隔绝。

中国神话中的这种神山和大海结合的景观模式,呈现出水围山绕样式,山上植物和建筑俱全,是个安全性强、生态环境特别优越的生存空间。这种模式也奠定了后世中国园林建筑中“一

池三山”的景观格局。由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以及文化积淀,不同文化理想景观模式的特点各有不同,中国的理想景观模式偏重于“围合”、“隐匿”,是一种依恋于自然的模式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周代是它的文化发展的一个定型时期。周部族在文化定型时期主要在以岐山——长安以西为中心的关中平原为活动地域。这一地域,南有秦岭山脉,西北是黄土高原,是一个庇护性和可捍性很强的空间,具有良好的小气候,夏季雨量充沛,日照强,热辐射多,利于农作物生长。由这一时期的生态经验和文化积淀来看,围合的、资源丰富的自然景观是值得依恋和信赖的,是一种可供藏匿和依恃的天然庇护所,因而中国先民的理想景观是一种依恋于自然的、藏匿的、注重防守和偏于“内向性格”的景观模式。

西方古代城市与神话传说模式的关系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理想景观模式,以诸神聚居的奥林匹斯山为代表。奥林匹斯山“位于希腊群山中,是凡人无法攀登的峻峭之山”，气候适宜,长满奇花异草,诸神在那里享受着幸福。主神宙斯居住在陡峭的峰顶,其余诸神居住在各峰之巅,都居于空间重要位置,强调对制高点的占有和视控点的控制。

欧洲文化发源于爱琴海区域，在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及沿岸地区度过其定型时期,随后扩散到地中海沿岸广大地区。欧洲先民的生活场所土地贫瘠,受地中海式气候影响,缺乏适宜农耕的土地和气候,没有一个自给自足的天然庇护所,使栖息地的捍卫行为失去实际意义。因而欧洲先民没有支持一个集权社会的土壤和空间,稀缺的资源只能维持分散的小型城邦。这些城邦以占据制高点的城堡为中心,城堡是财富的集聚地。因而,欧洲人信赖的是以人工构筑的城堡,是对自身力量的信赖,在没有天然庇护所可以依恃的情况下，炫耀自身的强悍和对他人的震慑。因而,欧洲人更强调对制高点的控制，与之相匹配的是一种外向型的炫耀式的建筑景观。

神话传说模式对城市选址和布局结构上的影响

中国的理想景观模式追求与自然的和谐,更偏好隐藏于屏蔽式结构,选址多在远离尘世的幽静之所。所谓“深山藏古寺”,将人文隐迹于自然,风格相对平和、含蓄。一般会刻意对周围自然环境有所维护，中国古典园林建造中的山围水绕、“一池三山”的布局结构,表现就最为突出。最集中地表现在皇家宫苑的建造上：秦始皇建造规模空前的“阿房宫”,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确立了“神仙意境”的园林。汉武帝时,“上林苑”建筑出现“一地三山”为主体的神仙意境。北京的“中、南、北海”,南京的“玄武湖”等也是“一池三山”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欧洲城市的选址多是在聚落的中心位置,建筑上表现其宏大,注重装饰,体现出对自然的征服和对自身的炫耀。古希腊的雅典卫城就是建于城内一个陡峭的山顶台地上，山势险要,从卫城内可看到周围山峦的秀丽景色,既考虑了置身其中之美,又考虑了从卫城四周仰望它时的景观效果,表现出了对于制高点和视控点的强烈偏好。

总结

作为一种对于居住环境的最高期望和美好理想,每种文化都对理想景观有独特的理解和想象，神话与宗教是原始的哲学和宇宙观,是人类早期的一种文化思想,它们同所在地理环境中人类对生活实践的认识和经验紧密联系。神话传说中的理想生活模式是人类早期生存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在现实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第三篇：当前我国城市规划设计发展趋势

当前我国城市规划设计发展趋势

在五合国际的设计实践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城市规划设计。从单纯的住宅区到旅游度假区再到大规模的新城开发，规划设计的尺度越来越大，项目数量也在迅速增长。在保持这种增长速度的同时，我们对于设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五合规划的发展方向也正在实现从量到质的转变。

要想做好一个规划设计，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好的规划设计，换句话说就是要提高对于规划设计方案的敏感性和评价能力。很多年轻的设计师甚至有些长期从事规划设计工作的规划师，经常感到困惑的事情就是看不出一个方案的好坏——不知道怎么评价，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切入进去分析和评论。针对这个问题，中规院的总规划师杨保军先生通过讲解5个国际竞标的评审过程，给我们上了一堂很好的规划设计评析课，消释了大家的困惑。

概括来讲，从杨保军先生的讲座可以得出以下六个方面的启发，这是对于城市设计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即城市设计观、区位分析观、场地解读观、设计理念观、规划布局观和设计艺术观。

城市设计观：热爱生活，设计生活

城市设计究竟设计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一直都有不同的争论，一种很常规的误解就是城市设计是介于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的中间领域，就是把二维的规划方案立起来，也就是总平面规划加3维形体，说得白一点就是设计建筑。这种理解过于狭隘了，也有人认为城市设计是设计外部空间，这虽然比形态设计论进步一些，层次更高一些，但是还是未能真正阐明城市设计的实质。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很花哨的城市设计方案，拥有着奇形怪状的形形色色的建筑，拥有着很怪异华丽的构图，但是给人的感觉却是很空洞很单调甚至有时候很幼稚。在杨保军的讲座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投标方案，而且五合国际以前的城市设计项目里面也不乏这样的“作品”，这是建筑师自恋情结的典型表现，思想根源就是城市设计形态论或者空间论。

对此，针对关于城市设计实质的理解误区，杨保军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城市设计不是设计建筑甚至也不是设计外部空间，“城市设计设计的是人的活动”。我们赞同这种看法，或许也可以这样理解，城市设计设计的是生活，而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城市设计是要建立一种控制和引导的框架，城市设计师完全没有必要去取代建筑师的工作，城市设计的重点是城市公共空间，重点是在这些空间里面设计人的活动。

因此，杨保军也主张设计师要注意观察生活，热爱生活。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是他通过对于南京夫子庙商业街商铺销售活动的观察，得出对于不同类型商铺区位选择的直观感悟。只有热爱生活的设计师才可以设计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才可以设计出丰富多彩的城市公共空间，才可以设计出优秀的城市设计作品。希望我们的规划师可以少做一点浮夸的 “面子工程”，我们的建筑师也少做点自己小小的“纪念碑”，好好关注一下普通人，关注一下普普通通的使用者吧，这才是设计中真正的“以人为本”。

区位分析观：承上启下，左邻右舍

从杨保军对于5个方案的评析可以看出，对每个方案的讲解都是从区位的分析讲起。区位，是项目在城市中的位置，对区位的特别关注是城市规划师的职业特点。

审视一个城市设计方案，不能就事论事，要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以城市整体的眼光来看待局部地段的设计，对此，杨保军用八个字来概括，即“承上启下，左邻右舍”。这是做一个城市设计乃至建筑设计都应该遵循的基本立场，设计中切忌追求自我表现而忽视城市整体形象的完整统一。“承上启下”就是指规划设计既要考虑项目所在位置的更大范围的、更高层级规划的指导和制约，又要考虑对下一层级的设计的控制和引导。例如做一个街区的改造规划，既要考虑所在片区的分区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对这个地段及其周边的规划指导和约束，又要对下一阶段的建筑设计、景观设计等做出引导和控制性的措施。“左邻右舍”就是指规划设计要考虑周边的环境，新的设计要和周边的环境更好的融合在一起，注意城市环境的整体完整，而不是强调自我表现、否定邻居。一方面要考虑体量、尺度、密度、肌理等的协调统一；另一方面要考虑配套设施、公共空间等的统筹规划、综合利用。

场地解读观：运用资源，延续文脉

场地解读是设计师的基本功，一个好的规划设计方案一定是根植于基地的，而不是凭空捏造的。但是场地解读的工作却经常被人忽略，很多规划师在做设计的时候，根本不去看现场，或者也不仔细地去踏勘现场，上来就画图，而且经常上来就在电脑上画图。一方面抱怨项目平淡，没有什么特色；一方面却很干净利落地把有可能做出特色来的场地元素干掉，无视场地风貌和特质，特别是CAD画图更容易把地形简单化处理。

在讲到厦门旧城改造项目评标时，杨保军说“如何对待历史，常常是设计的分野所在；如何发掘场地特征和独有的资源价值，取决于设计师的态度、灵感和经验；在心动、手动的一瞬间，构思就已经开始了”。厦门评标最终胜出的方案，就是基于对场地和文脉仔细分析和评价的佳作。该方案采取了一种以少胜多、另辟蹊径的办法，提出“运用场地特色，提升项目价值”。保留和改造原有的建筑和空间肌理，老的传统的格局继续讲述着过去的故事，历史的文脉得以延续，并重新构建了新的空间秩序。通过场地解读，发掘出场地资源的价值，然后运用这个价值做出了项目的品味，即“营造地方感和诗意”——以质取胜，而不靠容积率以量取胜。这个方案还特别排了一整版场地风貌的照片，这些风貌有的设计师可能视而不见、熟视无睹，但是高明的设计师却可以从中构想出好的设计创意。

杨保军说，在历史风貌区做规划，就好比一个从珍珠到项链的过程。埋藏在泥土里的珍珠需要有人发掘，然后把表面的泥土灰尘清洗干净，但这仅仅是第一步，第二步需要把珍珠串起来，串成项链。把珍珠串成项链，价值就要提升很多。做规划也是同样的道理，首先需要把散落的文物建筑发掘出来，让它们重见天日，然后就要把它们串起来，串成一个珍珠项链。规划师有时候也需要做些这样的穿针引线的活。

设计理念观：实事求是，注意手法

看设计投标往往会看到很多纷繁复杂的设计理念，好像每个设计都有自己的一套东西，常常让人感觉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到底他们说的是什么？谁得更好些？

参与过无数评标的杨保军也一定面临过如此的困惑吧。从他对于这5个评

标的讲解中，可以看出评委可能更看重的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例如，在哈尔滨的一个项目中，有一家提了一大堆理念，从场所的理念到生态、历史、现代、未来，好像无所不包，而且说的是样样都对。但是在这样大杂烩的理念下面，设计却做的十分平淡，而且漏洞很多。这样的方案就给人一种华而不实的感觉。好的设计需要理念，但是这个理念一定不能生搬硬套，这个理念是基于对于区位和场地的仔细分析，对于国内外相关案例的对比研究而得出的针对性的对策。

同样，设计也不能只有理念，还要注意手法，理念的实施需要很好的设计技巧，特别是对于空间和细节处理的手法。这是设计师基本的专业修养，每个方案都可以看出设计师手法上的高下，也就是通常说的“手法老道”、“设计流畅”。注意基本功的训练，不要空谈概念，培养一种踏踏实实的作风，对于年轻设计师来讲是特别需要注意的事情。

规划布局观：发现秩序，融入秩序

建筑布局、形式、风格，界面，交通组织，绿化系统，文脉保护，分期实施是规划设计评标时需要讨论的几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这也是设计师要注意表达的几个方面，特别是规划的整体布局。

从杨保军对于这几个方案的讲解可以看出，关于规划布局问题，重点在于秩序的把握。在讲到哈尔滨的投标项目时，杨保军说，“任何方案要看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在设计中需要分辨的。当这个地区有秩序的时候，不要去搞乱，只需要融入，把原来的结构修理一下就可以了；当这个地方没有秩序的时候，需要去建构秩序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去建构。原来就存在秩序，只需要发现它、认可它；原来的秩序松散了，就要去把它整合好”。做设计要考虑周边的情况，注意“左邻右舍”，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强调什么所谓的“标志性”。

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构图很花哨的规划方案，比如一些很强硬的圆形构图，这样的构图本身就是特别向心的，其实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这样的规划设计往往显得很自我，很难跟周围的环境融合在一起。在杨保军的讲解中也可以看到，评委们对于特别强调形式感的方案没什么好感，反而觉得华而不实、水平低下。对于我们五合国际这样建筑设计背景浓郁的公司而言，做规划时首先要忘记建筑师的自我表现欲，放弃对于形式、构图等特别强烈的追求，而把精力更多的放在研究地区已经有的结构和秩序上，让自己的方案更好的融入到城市中去，努力创造和谐统一的城市形象和环境。

设计艺术观：大巧不工，大象无形

为什么中规院的总规划师在自己最成功的评标中，把第一名给了一个貌似很乱——连规划局都“看不出好在哪里”的方案？为什么这个很“乱”的方案最后能以9票全票中标？用杨保军的话说就是，“大巧不工，大象无形”。这是城市设计的一种境界、一种修为、一种理念、一种追求。

也许我们看惯了中轴对称、圆形构图，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了那样的东西那样的设计，看惯了拙劣的方案反而对于好的设计没有感觉了。这也就是规划局“看不出好在哪里”的原因吧。“乱中有序”是一种更高的把握能力，设计师很自然的把老的建筑和新的设计融在一起，处理的很平易，空间的转折与过渡没用什么轴线反而更显巧妙。别非所有设计师都有如此的功力，也不是所有的评论家都能发现设计之美，但是当专业的修养达到一定高度，很自然就会对此有所

感悟。我们的年轻设计师经常喜欢做一些很酷的设计，往往不厌其烦的表达对于“形”的追求，表达一种“设计味”。但是好的城市设计方案应该仿佛是从场地里面生长出来的一样，或者看上去像是经历很长的岁月自发自然形成的，这样的设计才会更有生命力。这样就要求设计师应当尽可能隐藏设计的痕迹，隐藏雕凿的痕迹，很自然地处理建筑形体和空间的过渡。从“有形”到“无形”，设计的感觉和品味实际上就提高很多了。

主讲人: 杨保军 中国城市规划院总规划师(五合大讲堂)

第四篇：当前中国形势

当前中国形势

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养精蓄锐、调整力量，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动荡、格局大调整、体系大变革、模式大发展的新阶段。世界多极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稳定、局部动荡紧张的状态。

首先是世界加快朝多极化发展。美国一强称霸的局面暂时无法改变，综合实力无人能及。同时其他国际政治力量正在发展并逐步成为多极化世界的某一极，中国迅速发展、俄罗斯国力恢复、欧盟自我意识觉醒、印度崛起等，再加上非盟、阿盟等地区性国际政治组织的作用日益显现，多极化世界的雏形日渐明朗。其中中国国际地位与作用不断增强，对国际规则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对国际秩序重塑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其次是局部地区动荡局势短期内难以扭转。如中东的伊朗核危机、巴以危机，南亚的印巴土地争端，非洲的党派、部族、宗教之争，索马里的海盗猖獗、国际恐怖主义兴起等造成当前世界总体缓和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而局部动荡、总体和平而局部冲突的局面。而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持续上升，全方位外交活跃世界舞台。现在，我国国际地位变化及面临的新挑战

2010年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始，国际社会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中国，视中国崛起为本世纪最重大的全球性事件。中国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进一步上升。今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灿荣：08年奥运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动员力和民族凝聚力，09年阅兵向外展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2010年上海世博会体现了中国科技创新的能力。）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中国的外交自信心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

但是，随着中国地位和影响的迅速增大，各种外部阻力与压力也随之增加。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在国际上影响力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国际场所都活跃着中国的身影。但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已成为美日欧等力量“假想潜在竞争对手”，在各个领域给中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目前美国在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不断对我国进行打压。日本、印度等国不断加强军事扩张，朝鲜半岛核问题也有随时恶化的可能。东西方均存在着现实威胁，中国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不少国家和外部力量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产生不适应感，“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不断出现。一些大国更对我产生明显的战略敌意，使我国面临更多的麻烦和事端。今年年初以来，美国在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接连发难，谷歌事件、美对台军售、西藏问题、贸易纷争和压人民币升值及南海军事问题。此轮中美关系的紧张，除了美国国内急于摆脱经济困境和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因素外，担心中国实力增强后会挑战美国的霸权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朝野普遍认为，中国正变得“自大傲慢”，我国维护海洋权益的举措，被美国视为与美争夺亚太主导权，对美国在亚太的利益构成了威胁。美国国内一些智库的重量级人物公开主张，重新审视美国的对华政策，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中国成长产生的大国崛起效应也引起一些周边国家的疑虑和防范心态，增加了我们维护周边环境稳定的难度。我国周边环境复杂，邻国众多，又存在大量历史遗留的领土及边界划分争端。出现任何纷争，不仅当事国陷入麻烦，也为外部力量介入提供了机会。近年来中国在周边地区的一些维权活动，如中国渔政船在南中国海巡航、护渔、伸张主权，以及中国海军舰队在冲绳附近海域演习等，就引起周边国家的严重焦虑。一些周边国家为缓解中国实力上升的压力，希望美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平衡者”作用。菲律宾等国一直希望美国介入南中国海的争端。一旦外部大国介入，极易造成我周边安全形势的恶化。近期南海主权争端表面化和复杂化，美国的介入便是重要原因。（近两年，随着对中国护海行动疑虑的加重，美国一方面向中国施压，指责中国在南海问题处理上，妨碍了海上贸易的开展，违背了国际海洋法，另一方面，加快重返南海地区的部署。不仅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为借口，增加在该地区的投入，频繁派遣军舰在南海活动；还通过军售、联合军演来提升与部分国家的军事合作。今年8月，美国就与越南在南海进行了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近年我国已经面临日益严峻的领海权益维护的考验。象南沙群岛，钓鱼岛及东海大陆架划界和东海油气开发等问题上，与越南、日本等国的争端都呈现加剧之势。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上对中国关注和重视的增加，对我国的期待也大大上升。国际舆论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使我国面临履行大国义务的压力明显加大。（如对巴援助问题；气候问题解决上要求中国承担过重的责任）尽管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有利于我国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可以增加我国的战略份量。但是，以我国现有的能力履行过度的国际责任，将影响到我国自身的长期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必须平衡好自己的国家实力与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

面对我国国际地位变化和国际形势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我国以更主动的姿态展开全方位外交，积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维护了总体有利的外部环境。

一是积极开展峰会外交，扩大我国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国际峰会的高规格、权威性，既是各国直接表达自己声音的最佳场所，也是有效处理问题和发挥影响力的极好机会。去年以来，我国领导人频繁出席和参加了一系列重要峰会，象联合国系列峰会、金融峰会、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及今年更为密集的核峰会、四国峰会、G20峰会、上合组织峰会，以及即将举行的中欧领导人峰会、亚欧首脑会议、APEC峰会等众多国际峰会。通过领导人参加这些峰会，直接向世界阐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使世界了解中国的主张和诉求，既有利于展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同时也使中国的重要利益得到维护。

二是稳定和发展同主要大国的关系。大国关系是我国外交关键所在。与大国的关系出现问题，往往产生损害到发展和安全的严重后果。今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压力明显加大，复杂性的一面进一步显现。面对中美关系事端频发的不稳定状态，我国在正视现实，承认中美结构性分歧长期存在的基础上，为化解纷争展开了高层战略对话和协商，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排除两国关系的干扰，维持了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不断深化，在能源、安全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同时还保持了中欧关系平稳发展势头，加强双方在国际金融改革、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巩固和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增进政治互信，改善民意基础。加强同新兴大国的协调与合作。

三是深化同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今年我国在与周边地区国家的安全、能源及多领域合作得以切实推进。此外，通过推进多边区域合作还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政治上的互信。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将在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带动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两岸之间的ECFA签署生效，建立中日韩东亚自由贸易区成为谈判议题。在区域安全合作上，今年我国在哈萨克斯坦参加了上合组织举行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促进了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政治关系及在反恐和维持地区安全稳定上的密切合作。但与一些海上邻国的领土和权益争端问题迄今尚未得到解决，其中包括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尤其是南沙群岛领土争端，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东海大陆架的划界和东海油气开发等问题上的争端。一些领土争端有日趋国际化的倾向，某些外部大国和地区多边组织介入其中，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

四是积极参与解决热点和全球性问题。金融危机后，我国不仅积极推动国际经济重建和国际体系的调整，我们还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伊核、朝核问题会谈，支持周边国家政府稳定国内政局的努力，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在防核扩散、能源、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主动与国际社会展开合作。中国还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既从自身做起，也积极承担国际义务，发挥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

第五篇：当前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问题的几点思考

当前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问题的几点思考

王明珠

（新疆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内容提要：阐明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的关系和区别，包括城市规划中的总体规划和区域规划的差异和共同之处。明确当前世界的全球城市化问题和城市全球化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和国家政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效地进行经济全球化的城镇体系结构改革，深入研究和思考全球市场与中国区域经济实际相结合的城镇体系结构。

关键词:全球化、区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规划、社会经济、城镇体系结构。

一、全球化与城镇体系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