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我国周边国家及地区政局动荡的原因及思考

第一篇：造成我国周边国家及地区政局动荡的原因及思考

造成我国周边国家及地区政局动荡的原因及思考

一直以来，周边地区是我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依托，它的好坏直接影响我国的安全利益，事关国家和平发展和战略机遇期的实现。如今的我国，正处于近两百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能否抓住这个机会，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周边的国际形势。进入21世纪后，我国周边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总体上是稳定的。有利于和平稳定的因素进一步增强，不利于和平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并时有激化，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明显特征。

当前，我国周边地区遭遇多事之秋，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多个地缘方向滋生乱局.发生如此严重和大面积动荡，既有自身矛盾错综复杂的外因.也有大国角琢与干涉的外因.周边国家政局动荡趋于普遍化与常态化，“病症”大致有三：

一是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周期性“折腾”，政局动荡具有暂时性与可控性，如日本、韩国、印度等。一些国家政坛矛盾的累积或政府政策失误。例如韩国**起因在于，李明博总统在今年2月上台后，实行过于亲美的政策，解禁并进口有过疯牛病史的美国牛肉，引起韩国民众强烈不满，从而触发韩国20年来最大的一次社会**。

二是所谓“转型国家”的“阵痛”与“反复”，政局动荡具有中期性、常态性与较大的不确定性。其多处新旧体制转轨期，由于“民主”体制不健全、“移植”民主“水土不服”、旧体制惯性强大、军方与财阀等既得利益集团长期坐大等，致使腐败滋生、当局缺乏权威性，乃至不时发生政变与“倒退”，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多属此类。其中，中亚的哈萨克、吉尔吉斯等五个“斯坦”均系从“前苏联”解体而来，体制上不同程度带有“前苏联”痕迹，哈、塔、乌三国政权“新老代际问题”突出。全球化引发政治负面效应。很多中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此产生逆反心理，因而强化了主权和国家利益至上意识。在这种背景下，有关周边国家对主权问题高度敏感，固有的领土争执随之加剧。连同是东盟成员国的泰柬两国也因几平方公里土地问题而争执不下，以致兵戎相向。

三是所谓“地缘支点”国家的政局“波动”乃至“震动”，包括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与朝鲜，这五个国家均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西方又将其界定为所谓的“问题国家”，认为其政局演变具有长期性、突发性与高度不确定性。不少国家经济困难，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周边国家经济一般是外向型，主要靠出口拉动，由于今年全球经济尤其是美欧经济景气低迷，导致其经济和出口下滑，通胀上升，影响居民生活，政府解困乏术，从而激起民众反弹和社会风潮。

统观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究其根源，内因是主要的，但外因也不可忽视。首先，国内政治日趋“两极化”与深陷“民主困境”。周边多个国家均已形成以两大主要政党为首的“两大阵营”和朝野对峙僵局，如泰国的“保守派”与“亲他信”势力等，对立双方分庭抗礼、长期相持不下，以致政争不已。而“民主化”更使得周边一些国家政府权威下降，“政治生态”呈现为“弱政府、强社会”的失衡状态，反对派力量壮大，非政府组织活跃，反政府活动盛行，“街头政治”司空见惯，内耗不止。

其次，国内经济社会分化严重，国际金融危机激化社会矛盾。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各种弱势群体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激烈抗争。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致使经济大幅下滑、失业问题严重、社会动荡加剧。吉尔吉斯斯坦此次政局动荡，其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发展出了问题。再者，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与部族民族矛盾作祟。同时，西方大国加大介入诱发乱局。美国奥巴马政府全球地缘战略“聚焦”亚洲，改采软硬兼施的“巧实力”，将“反恐重心”东移南亚，大举增兵阿富汗，对巴基斯坦一再实施“越境打恐”，尤其是，美国利用反对派、非政府组织与互联网等，继续在中国周边地区推行所谓“民主”，致使周边多个国家跌入“民主陷阱”，陷入“民主乱象”，难以自拔。

而周边局势动荡也给我国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是周边形势恶化对我国安全形势带来负面效应，尤其是核武器扩散将使我国安全面临新的严重挑战，南亚邻国恐怖主义猖獗对我国西部边陲的安全与稳定不利。

二是有关国家领导人更迭可能影响其对华关系。如日本新首相麻生太郎以外交“鹰派”著称，在他任内日本对华政策基调可能不像先前福田时期积极，两国关 系可能不像福田时期那样顺。

三是经济上的不利影响。如日、韩、印这三大周边主要经济体GDP和出口增速都显著下降，严重削弱了它们的进口能力，其从中国进口随之下降。据商务部统计，今年1至7月，我国对亚洲国家的出口同比减少了5.2个百分点。

由此看来，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总体态势良好，局部地区比较动荡。面对复杂的局面，中国需要不断强化“周边是首要”的意识，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统筹周边外交与沿边地区的发展稳定，有效化解周边动荡风险，妥善因应大国地缘角逐。我们只有与周边和睦相处，才能共同繁荣发展并且保持和平。

在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关键时刻，我们应该首先树立现代国家意识和强国心理，为了实现全名族大团结和国家统一，努力建设巩固文明和谐社会，是中国迎来中华强盛日，万国自来朝。

第二篇：中东政局动荡的原因分析及影响

中东政局动荡的原因分析及影响

1、局势说明

中东地区历史上就是全球的一个火药桶，战火不断，各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近期的政治动荡可能加剧地区局势恶化，让和平可望而不可及。阿以冲突和伊朗问题是中东地区的两大历史性难题，直接关系到中东北非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阿以冲突涉及到中东地区的所有国家，是中东稳定最大的挑战。

目前北非中东动荡已经持续数月，美国拒绝牵头利比亚军事干预，而且明确拒绝派出地面部队，一方面是不愿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外再加一个烂摊子，另一方面奥巴马还面临着巨大的预算压力。北约内部至今存在着强烈的主和争吵，很多国家明显不想卷入利比亚内乱，大多时候是法国在唱独角戏。而没有美国的全力支持，法国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2、中东北非问题的根本原因

经济困境不会因政治动荡而消失，反而会因此而加剧。相反，经济结构转型或经济质量提升需要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东北非国家因为长期受外国干预，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在全球化分工中处于边缘位置。而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静水深流，使得潜在的冲突易燃突发，且难以控制地播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些国际**并非由国家间冲突引发，却可能从国家内部冲突催化外溢为地区冲突。这是当前北非中东**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

3、中东北非局势震荡对中国的政治影响

政治动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一些国家的国内政治斗争激化，政府职能弱化，不能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提供基本保障。突尼斯、埃及政变后，新政府迟迟未能建立，街头政治还在延续，政治势力正在重新分化组合，短期内很难形成一个稳定、可靠的政府。以埃及为例，“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带有深厚伊斯兰色彩的政党，代表要求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宗教势力，目前临时掌握国家权力的军方是国家权力中的实力派，还有目前正分化组合的数十个世俗政党。这三派力量均在埃及政治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任何一派都不可能被排除在政府之外，三股力量的实力基础、权力来源、执政理念和行为模式大不一样。当下，埃及正在军方的主导下制定新宪法，但是任何一部新宪法都必须满足这三股力量的需求。历史上，这三股力量从来没有密切合作过，未来要形成一个稳定的合作框架决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利比亚、也门的政局更是令人担忧，因为部族势力的存在，长期陷入内政的可能性不可排除，人民将因此而被抛入绝望的深渊。美国的中东问题观察家因此而断言，中东政治动荡仅仅开了个头。

西北亚局势给我们的启示：

一是国不能弱，落后就要挨打。

二是独裁不得人心，必须搞好适合自己国家的民主，让更多的人参政、议政。三是国家必须做好自己的事情，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安宁。必须代表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国民应当为了自己的国家富强努力学习努力奋斗。

四是西方列强国家都是无耻国家。尤其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像对待中东北非的阿富汗、伊朗、利比亚、也门等都 是这样。必欲置之而后快。

中东、北非局势动荡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否仍将持续，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是否将成为美国考虑的下一目标，还有待密切关注。但不久前我国境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互联网煽动国内居民非法聚集，妄图引发“街头政治”，不能不说是个别人企图把乱局引向中国的一种尝试，对此我们应十分清醒、高度警惕。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证明，西方列强总想把地大物博的中国置于他们的掌控之中，一个自主、强大的中国永远是历朝历代各族人民的企盼。经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与发展，正朝着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奋进，对此我们应十分珍惜，自觉维护来之不易的和谐与稳定

政治地震和地理地震让利比亚和日本都一时成为不宜进入和不可居住的危乱之邦，各国发出警告，建议本国国民不要前往旅游，正好印证了孔子的观点。和过去相比，不要说和孔子时代比，就是和这轮全球化之前的世界比，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在全球化世界生存的国家、公司、团体和个人来说，如果要从利比亚和日本危机中汲取经验教训的话，那么就要认真地研究到底怎样降低全球化的风险，以及一旦危机发生，到底如何规避，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生命财富的损失？

面对利比亚危机，中国政府果断决定，大举、成功撤出在利比亚工作的3万多同胞，世界为之侧目。但是，当利比亚内战和西方盟军军事干涉利比亚之际，中国也开始计算在利比亚的损失。如果损失仅限于商业利益，不管数额多高，总是不要紧。问题在于，利比亚事件的中国撤退，具有严重的警醒之指标意义。不顾或者欠考虑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重大潜在政治、安全危险和危机，而有点鲁莽地大举商业进入，包括长期巨额投资，看来是要欠战略考虑的。西方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评论也不是全部是尖酸刻薄，其中有一些经验之谈和劝诫之语。比如，一些西方研究中非关系的专家多次指出，中国并不会因为来自发展中世界，奉行不同于西方的外交政策，就在非洲有安全免疫力。西方公司和国家在非洲遇到的挫折和打击，中国也将遇到。外来势力要在非洲大陆站住脚，不是那么容易的。中国真正与非洲接触的大规模历史，尤其是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上相互依存，是最近50年，更确切说是过去十多年的故事。而欧洲人和西方人则不同，从罪恶的奴隶贸易开始，经过对非洲各方面的殖民，再到“非殖民化”和新的援助关系确立，却经历了500年的历史。

一个是500年，一个则是50年，不管中国外交政策和对非政策如何站立在道义的高点（支持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发展、支持他们走自己选择的而非外来势力强加的道路），只有50年的接触，中国对非洲的体验、知识，还是欠缺的、稚嫩的。在有些方面，有必要向欧美人学习关于非洲的知识，以及如何与非洲更好地打交道。

中国需要牢记我们的古老哲学“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更需要从当下的国际挫折中总结教训，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走出去”。

第三篇：造成我国政府应急机制不完善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政府应急机制不完善的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新旧体制交织,利益分化显露,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文化碰撞加剧,各类矛盾和问题诱发的公共突发性事件发生的频率变快,危机概率增大｡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解决公共突发性事件的实际效果,进而促进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稳定发展,显得尤为必要｡正如“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的,要强化应急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公共突发事件,政府,对策-[飞诺网FENO.CN]

一､我国政府在管理与应对突发事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政府在长期的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公共突发性事件考验,并在管理与应对公共突发性事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初步建立了突发事件管理机制,制定了一系列与处理突发事件有关的法律法规,应对突发事件的法制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现实中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1.观念落后,思想认识不到位,缺乏危机意识｡政府管理与应对公共突发性事件的观念没有真正从治理为主转变为以防范为主,没有防患于未然的意识,对公共突发性事件的预防缺乏足够重视,存在麻痹和侥幸心理,往往在公共突发性事件的灾难性后果发生后才想办法补救｡同时?熏政府没有把对公共突发性事件的管理与应对纳入到国家发展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对公共突发性事件反应能力不足,公共突发性事件发生时往往被动｡而政府又缺乏危机管理意识,对公共突发性事件的教育､培训和宣传不够,对公众的危机教育培训很少甚至没有,宣传也流于形式,使公众面对公共突发性事件时惊慌失措,缺乏理性,无法采取措施或积极配合政府应对公共突发性事件｡

2.有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一方面,虽然我国已经制定了《戒严法》等多部具体的应对公共突发性事件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只适用于管理与应对某一类公共突发性事件,不具有规制所有公共突发性事件的法律效力｡同时,这些法律尚未形成统一的法律体系,缺乏统一的沟通协调机制,对紧急状态下政府的权力职责和公民的权利义务的规定不够清晰,导致公共突发性事件发生时责任与义务不明确,出现互相推诿､敷衍了事的现象｡另一方面,现有的法律法规不能真正发挥有效的作用｡地方政府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时,不能因地制宜地制定切合地方实际的法规规章,“一刀切”的现象普遍存在;而制定出的有些法规规章还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抵触｡

3.管理机制不完善｡首先,管理和应对机制不完善｡缺乏对公共突发性事件的管理与应对相关的人力物力资源的保障机制和整合沟通协调机制;包括预警机制等在内的应急管理机制不够具体;与国际和地区间的合作机制也有待完善｡其次,责任追究制不完善｡2005年,由于发生一系列的安全生产等公共突发性事件,引起国务院对公共突发性事件的高度重视,促成了新的责任追究制度——官员“问责风暴”的生成｡虽然它起到了追究领导者管理公共突发性事件的责任的作用,但官员问责的主体依然是上级政府部门｡这必然导致从中央到地方问责逐渐趋于弱化,不能更好地使地方失职官员承担道义上､政治上､法律上的责任｡同时,目前的官员问责主要局限于重大安全事故和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对较小的公共突发性事件问责不够,而且官员问责能否成为我国的一项长期的制度有待实践的检验｡最后,监督机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监督机制一般分为内部监督､外部监督两种｡对政府管理与应对公共突发性事件的内部监督缺乏法律支持和平等保障,使其形式化严重;而外部监督由于受利益关系､人情关系及政府控制的制约,使其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4.信息管理系统落后,信息公开性和透明度亟待提高｡信息是传播公共突发性事件的对象,媒体是公共突发性事件传播的媒介｡在管理与应对公共突发性事件过程中,某些信息真实性不太准确,个别媒体由于受政府部门管制对公共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不够真实确切,容易误导民众,引起公众心理和行为的恐慌｡SARS疫情早期信息封闭,流言､谣传蔓延,就是最好的例证｡而由于受传统体制的长期影响,信息的公开性､透明度不够高｡在发生公共突发性事件时,都是以部门为单位逐级汇报,缺乏快捷､有效的沟通渠道｡信息量并不是不够大,也不一定不及时,最大的问题在于信息分散和部门垄断,无法在危急时刻统一调集,迅速汇总｡

二､完善政府应对公共突发性事件的对策与建议

我国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为完善应对公共突发性事件奠定了基础,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存在的问题为切实加强对公共突发性事件的管理指明了方向｡立足于我国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针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内专家学者的观点,我们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

1.转变观念,高度重视,提高应对公共突发性事件的意识｡实践证明,许多公共突发性事件是由于政府观念落后､危机管理意识薄弱等原因造成的｡因此,需要从以下两方面加以改进:第一,转变“以治理为主”的观念,树立“以防范为主,防治结合”的思想｡第二,强化政府对公共突发性事件的防范意识和危机管理意识｡要把公共突发性事件的防范治理政策､法律法规等作为公务员教育培训的内容,提高管理者的防范意识和危机管理意识｡同时,要加大对公共突发性事件的宣传力度和对政府的监督力度,使政府时刻保持危机管理意识,从容镇定地防范和应对公共突发性事件｡

2.建立健全政府应对公共突发性事件的法律法规｡应尽快制定一部《突发事件与紧急状态处置法》,对政府在突发事件中的职责权限及紧急状态下的例外权限､突发事件的责任承担､组织管理体系､保障机制等加以规定,从宏观上指导我国政府管理与应对突发事件｡同时,应进一步修改补充现有的法律法规,健全法律法规贯彻执行的配套制度,使国家管理与应对突发事件形成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

3.成立常设的､专门的突发事件管理委员会,建立健全突发事件的管理体系｡突发事件的管理与应对需要统一的领导指挥,必须建立健全突发事件的管理机构｡我国政府应借鉴美国1979年成立的联邦危机管理局(FEMA)的经验,成立常设的､专门的突发事件管理委员会,隶属于国务院,直接对国务院负责｡突发事件管理委员会要坚持法治原则和对人民负责的原则,深入研究新形势下突发事件的新特点､新规律,制定突发事件管理与应对的政策规划和应急预案｡在非突发事件时期,进行突发事件的分析预测､风险评估,做好预防与预警工作,加强对管理与应对突发事件的教育培训,提高全社会防范应对突发事件的意识;在突发事件阶段,领导指挥全国的突发事件工作,迅速启动相关的应急预案,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及时处理,并对各地情况进行监督､追踪,协调各地方部门之间的利益,做好突发事件的善后､总结工作｡在突发事件管理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各地方应建立完善突发事件管理部门,明确不同级别政府在紧急状态下的职责､权限及相应的配套制度保障,从而形成统一､高效､有权威的突发事件组织管理体系｡ 公共突发事件,政府,对策-[飞诺网FENO.CN]

4.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1）建立健全公共突发性事件预警体系和应急管理机制,争取把公共突发性事件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一方面建立健全公共突发性事件预警机制,包括监测预测机制､信息机制､合作机制､实践机制等,制定切合实际的公共突发性事件预案,对公共突发性事件的级别分类､可能的预兆范围､目标任务､具体处理方案及应急预算等方面予以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公共突发性事件的应急管理机制｡公共突发性事件发生时,要快速启动公共突发性事件预警体系,迅速选择适合特定情形的应急预案,并组建相应的紧急指挥部,迅速调动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形成一个有条不紊､权责分明的应急管理机制｡在应急管理公共突发性事件过程中,政府要通过媒体､实地调查等方式加强与民众的沟通,消除人民群众的恐惧心理;动员相关组织和公众,使其广泛参与,确保对公共突发性事件的决策公开透明｡（2）建立完善官员问责制,加大责任奖励与追究力度｡官员问责制有四个层面:一是道义上的责任,向受害者和公众负责;二是政治责任,向执政党和政府负责;三是民主责任,向选民负责;四是法律责任,向有关法律法规负责｡我们应把公共突发性事件的问责权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使其发挥制度上的优势｡具体来说,就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防范和应对公共突发性事件时监督官员是否尽职尽责､是否有失职行为,依法追究其道义､政治､民主和法律责任｡另外,应把官员问责制推广到所有公共突发性事件中的决策失误､用人失察､滥用职权等方面｡（3）建立与民众的沟通对话机制,注重对人民群众的人文关怀和沟通动员｡要本着实事求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建立与民众的沟通对话机制,必要时请公共突发性事件的专家学者解答人民群众的疑惑,增强民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对政府的信任感,从而动员更多的民众参与应对公共突发性事件｡

5.建立完善的信息反馈网络,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我国政府应建立健全公共突发性事件报告制度,完善信息保证系统,健全预警预报责任制,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信息反馈网络｡具体来说,就是组织专门研究人员与公共突发性事件管理委员会合作,尽快查清事件真相,而后通过新闻媒体及时汇报与公布真相,并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多倾听民众的心声｡特别是应避免流言蜚语的快速传播,在公共突发性事件的第一时间,主动与媒体联系沟通,召开新闻发布会和网络视频会议,全面详细地向人民群众通报公共突发性事件的进展过程及应对的一般措施｡同时,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及时地回答民众的问题,畅通沟通渠道｡这就掌握了社会舆论的主动权,达到了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及时传播公共突发性事件的目的｡

6.建立和发展公共突发性事件管理的资源保障体系｡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主要靠迅速调集地区甚至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供给,保障突发事件的管理与应对｡这种做法在管理与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有弊端｡为防患于未然,我国政府需尽快建立和发展突发事件管理的资源保障体系｡政府有必要把危机管理的资金纳入政府的预算之中,建立应对各种灾难和危机的专项基金,并通过社会保险等方式扩大资金的供给｡政府应完善战略性资源的储备,编制资源目录,以有利于有效地调动资源｡国家和社会应该加强人力资源的培养和训练,为危机管理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同时,加强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制度上保障发生突发事件时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资源保障法律法规和社会捐助接受服务网络｡

第四篇：北非西亚动荡的原因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北非西亚动荡的原因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北非西亚局势动荡的内在原因分析：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具有条件性，当条件具备时事物的变化发展就具有必然性，北非西亚局势的动荡也不例外，表面看来其动荡是由一个失业大学生的小摊水果被城管没收愤而自焚导致的，其实这只是一个导火线，决不是真正的原因，究其原因，无非是由西非北亚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及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从经济上看，中东的国家一方面大多属于外向型经济，主要靠石油出口、旅游业、外资支撑其发展，经济结构单一，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边缘位置，经济发展势必受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波动；另一方面地区发展极不平衡，还有贫富分化悬殊。所以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下，加上物价飞涨，原本就业不足的状况就更为严重，民众生存处境更为困难，致使不满情绪高涨，求变心理骤升，这就是中东动荡的经济原因。

从政治上看，这些国家大多是强人把持政权，普遍缺乏民主，采用家族统治，实行世袭制、终身制，统治者独裁专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来自外界的民主、民权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国民的民主需求日益强烈，而当地各国长期以来普遍存着在体制僵化、改革严重滞后局面，加之政府严重腐败，家族和朋党垄断利益，贪污严重，民怨沸腾，引发了社会矛盾的激化，这是中东动荡的政治原因。

从宗教问题、民族问题上看，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中东的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有其深刻历史根源，错综复杂，主要存在的三大教派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又分化出诸多教派，可谓教派林立，教派之间的信仰难以妥协，谈不上形成统一的理想信念，更为严重的是存在严重的宗教歧视乃至欺压，这就是中东动荡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我国也曾经出现过“城管没收”之事。同是“城管没收”之事，在西非北亚就具有“导”的功效而出现政治地震，而在我国却成不了政治地震的诱因。这是为啥？究其原因就是我国的经济、政治、宗教环境优于北非西亚。就这点虽然值得我们庆幸，但仍要记住：“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的古训。启示：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发展是硬道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改革发展的道路，走科学发展之路，正确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走群众路线，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具体分析如下：

经济上应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协调区域发展，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完善财税制度，普及社会保障，缩小贫富差距，让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物价稳定的关系；改善就业环境，完善就业机制，扩大就业。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

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这是历史发展必然趋势。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访谈中曾深有感触的说“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因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消除腐败土壤，建立健全预防腐败机制，加大惩治腐败力度，坚持和完善人大制度，完善决策机制，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

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在宗教问题上，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第五篇：北非西亚局势动荡的原因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模版]

北非西亚局势动荡的原因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山东省泰安第三中学 汪建委 2011年7月23日 21:05

自去年年底以来，发端于突尼斯的动荡席卷了整个北非西亚地区，突尼斯、埃及政府相继垮台，利比亚动荡、内战还引来了法英等国家的军事打击，也门接近内战边缘，巴林、约旦、阿尔及利亚、沙特、伊朗等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北非西亚地区陷入了30多年来罕见的政治动荡时期，地区局势动荡不安。这种动荡局势出现的原因何在？对我国有哪项启示？让我们简要分析。

一、北非西亚局势动荡的原因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变化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北非西亚局势动荡也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说起外因，既有法英美等国起的作用，还有新兴网络媒体的推波助澜，但这些只是起到了催化获推动作用，最主要的在于内因。

北非西亚局势动荡的内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政治问题。北非西亚地区各国都面临政治僵化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强人执政，长期把持政权，如像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统治23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统治30多年，卡扎菲更是统治利比亚40多年；第二个方面是世袭制，典型代表是沙特阿拉伯。这种僵化的政治体制导致了政治参与渠道单一，政府腐败问题严重，最终使社会矛盾积累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其次是经济问题。北非西亚各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因为长期受外国干预，经济结构单一，长期依赖世界市场，形成了以出口石油为主的外向型经济。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了这些国家面临着国际市场需求大幅减少的窘境，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安全造成了致命性的打击。

第三是民生问题。由于政治腐败，导致对民生问题的漠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人民生活困苦。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物价上涨、失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等等一系列民生问题的出现，激化了民众与政府之间本来就存在的对立情绪。

在民生问题中，就业问题具有突出意义。就业是民生之本。突尼斯革命就源于失业大学生自焚引起的骚乱，同样的问题在埃及、沙特等国都存在，在有些国家相当严重。人口多，就业率低，失业率高，大量社会闲散人员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第四是文化问题。北非西亚地区国家大都属于阿拉伯国家，有相同的文化、宗教和风俗习惯，加上受殖民文化（或文化霸权主义）的影响，成为导致危机和冲突易于被彼此效法的重要原因，即我们所说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此，动荡发端于突尼斯，却席卷了北非西亚各国。

因此，北非西亚局势动荡的原因也可以说是阿拉伯国家各种日积月累的矛盾在合适的条件下集中爆发的结果。

二、对我国的启示

第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强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这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是稳定社会、人民安居乐业的根本物质保障。第二，要协调人民内部矛盾，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稳定的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我国正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协调人民内部矛盾，防止出现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影响发展的主题。

第三，要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加快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胡总书记7.1讲话）

第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加大反腐力度，确保国家机关始终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第五，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建立现代化的军队和国防，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卫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维护人民利益。

第六，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利比亚的硝烟还未散尽，北非西亚的动荡还在持续，中国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行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