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习近平“四个全面”哲学思维

第一篇：读懂习近平“四个全面”哲学思维

读懂习近平“四个全面”哲学思维

人民网北京4月29日电 今天，人民日报理论版刊发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文章《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哲学思考》，文章认为，只有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这个根本上加以学习，坚持“十个必须“的哲学思维，我们才能对“四个全面”理解得更深透、落实得更有力。

必须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把握现阶段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从客观世界的实际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是我们面对的最大实际，要坚持这个判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直接体现了这一要求，其他三个“全面”都是根据这一最大实际、为保证实现这一目标而提出的战略举措。同时应看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基本国情的内涵发生很大变化，要使主观世界更好地符合客观世界，就必须准确把握现阶段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这也是需要面对的客观实际。“四个全面”是根据这两个客观实际提出来的，适应了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明确“全面”“协调”的总要求，强调“建成”“深化”“依法”“从严”，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都明显带有今天问题的特点和工作要求。今天问题的特点，决定了今天理论的特点。

必须正确认识物质与精神、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四个全面”正是根据这一基本原理提出来的。同时，在学习理解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时高度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我们提出中国梦，就是要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注重思想建党、坚定理想信念，都是强调重视这种反作用。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敢于面对矛盾，及时化解矛盾。“四个全面”就是针对现阶段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它让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更清晰、对化解矛盾的主攻方向更明确。这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不回避矛盾、敢于担当的精神。

必须坚持全局观，同时把握重点，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四个全面”首先着眼全局，经过全面实践和深入调查研究，所有情况都了然于胸，再从中抓住最关键最主要最急迫的问题加以解决。每个“全面”也是如此，注意处理好总体谋划和“牵牛鼻子”的关系。如全面深化改革包括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四个全面”既覆盖所有的矛盾和问题，又重点突出、切中要害，每一个问题都抓到了点子上。

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反对形而上学。

“四个全面”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自觉运用，是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作出的十分慎重的战略思考和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它是系统工程，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由一个战略目标和三大战略举措构成，强调四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强调每个“全面”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一显著特点，要求我们在贯彻落实过程中掌握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注重调查研究，做到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全面准确理解、正确运用生产力标准。

“四个全面”遵循生产力标准这一基本原理，强调把握我国现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工作。同时，我们提出“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两手抓”。只有做到两手抓、两手都硬，生产力的发展才会顺利。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四个全面”与“两手抓”的方针都强调这一点，都自觉遵循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原理。必须不断适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动社会发展，着力解决发展起来后出现的新问题。

学习这一基本原理，就能够充分理解习近平同志强调“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的道理。这就是说，要在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坚持发展的观点，努力做到“不断适应”。“四个全面”遵循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要求清醒认识和着力解决不断产生的新的不适应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起来，老的问题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但新的矛盾和问题突出了，老百姓的关注点也不同了，到了着重解决发展起来后出现的新问题的时候了。今天讲发展、讲改革、讲法治、讲党建，要求都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对此，我们要有充分认识。

必须注重全面性要求，不能单打一。在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不但要“不断适应”，还有一个“全面适应”的问题。

解决今天的矛盾和问题，只从单个领域、单个层次上着手是难以奏效的，必须强调全面性。习近平同志把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比作“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就是要说明，只有生产关系的调整和上层建筑的完善共同进行、全面推进，才能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路线。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遵循这一基本原理，我们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四个全面”的提出本身就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而每个“全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群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眼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全面依法治国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基本权益，全面从严治党是为了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四个全面”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思想感情和价值追求。因此，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从人民中汲取智慧、汇聚力量。必须坚持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积极推动理论创新。

我们党高度重视理论工作，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必须同实践相统一，由实践来检验；强调理论自信，注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强调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习近平同志要求“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任务。“四个全面”是从实践中得出的正确认识，是我们党在实践创新基础上积极进行理论创新的产物，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必然对实践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现在，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因而在实践中越来越心中有数、充满自信。我们要沿着这样的方向继续前进，不断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打开新局面。习近平同志指出：“落实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要求全党同志以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继续书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四个全面”的哲学基础和时代内涵

总书记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四个全面”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信仰、注重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优良传统的必然成果，它是在批判吸收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四个全面”既是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第三步顺利实现的确保，又超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落脚点，指向完完整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全面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基本思想

总书记2015年1月2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是社会诸领域全面协调的发展。人类社会结构分为三大部分，一部分是物质生活，一部分是政治生活，一部分是精神生活。社会发展不仅包括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且包括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三大部分缺一不可，社会发展是社会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必须辩证地认识社会各种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坚持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促进全面进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马克思在《资本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论证了社会有机整体的思想，贯穿了社会有机体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观念。“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是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有机整体和复杂系统。

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思想，提出了符合当代中国发展实际的科学发展观。邓小平理论中最能体现全面的就是“两手抓”治国理念。邓小平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文化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强调发展的全面性：促进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要相互促进、全面发展，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协调统一起来。

全面发展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

2003年初，我国爆发非典疫情，突出反映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发展不全面、不协调的问题。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抗击非典斗争。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直接推动了发展新思路的探索进程。胡锦涛同志在广东考察时指出，“新世纪新阶段，包括广东在内的东部地区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面临着新机遇、新挑战、新任务”，强调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这是“发展观”首次出现在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中。后来，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树立“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讲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的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2003年10月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作出全面规划和部署，明确提出要“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同志在这次全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要求全党不断探索促进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至此，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思想初步形成，并载入我们党的光辉史册。

社会发展的全面性要求，是指社会生活各领域发展的全面进步状态，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全面提高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和谐的水平（有重点的全面），就是发展经济以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发展民主以促进政治文明建设，发展先进文化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调整社会政策、社会管理体制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性进步（有联系的全面）。另一方面，“五位一体”每一体的发展本身也是全面的。就经济发展而言，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收入分配的改善、经济福利的增进、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完善（辩证的全面）。就政治发展而言，要推进三个方面即完善民主、完备法制和依法治国相结合，保障三种权益即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实现三大要求即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就文化发展而言，要提高公民四大素质，完善三大体系即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提供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全面，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出发，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单向度发展转向经济、社会、生态和人的全面发展。“四个全面”既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发展，也是新的历史阶段呈现的阶段性特征的客观要求

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改革开放，制度创新，打破桎梏，整合利益，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是实践的逻辑主线。从思想路线调整到制度变革，从片面的发展观到统筹兼顾，从生活习惯改变到生产方式革新，从科学发展到五位一体，从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无不是立足中国的社会发展实际，立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30多年实践的主线，是立足人民，立足实际，立足辩证发展、全面发展、科学发展，主观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实践探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铺垫和准备，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贯穿于各个时期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中。我们党每一个历史阶段呈现的理论创新，遵循每一个历史阶段呈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就是每一个阶段最大的客观实际。

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党着眼中国实际，放眼世界发展大势，提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对国情所作的全局性、总体性判断。这既是社会主义中国最大的实际，也是对发展中阶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可以说，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未离开过这个客观依据。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从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指出经济社会发展显示出来的八个方面的阶段性特征。2012年，党的十八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审时度势，强调了“三个没有变”的新的阶段性特征。

当前，新常态下的中国又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特征成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客观依据和立足点。

2014年12月，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强调，要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这是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个全面”的总体布局，并通过对“四个全面”的论述界定了新常态的中心内涵。这一论述既从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保障、发展方法四个方面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理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又把新常态的内涵从经济新常态拓展到政治新常态、社会新常态、文化新常态，是一个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对社会主义发展传统、现实和未来进行深入思考和综合分析判断基础上的一个全面的、重大的理论创新；是从价值与制度两个方面对未来改革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总把握。“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奋斗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常态的根本指向。全面深化改革是关键一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常态注入强大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根本保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常态保驾护航。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新常态波澜不惊、破浪前行的压舱石。

中国经过60多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在第一个30年，基本完成了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过渡，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稳固；第二个30年，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基本解决物资匮乏和贫困问题，极大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状态。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面临着新的矛盾和问题，社会主义的改革议题也必然发生变化，新现实需要新改革观。

“四个全面”赋予新常态以新的内涵，使新改革观更为清晰准确。这就是说，新常态不仅是指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发展动力及经济增速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指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社会整体发展的战略目标。换句话说，新常态这一概念是一个全面性概念，蕴含着系统性改革的发展框架，指涉的改革范围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司法、党建、国防、环境等方方面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经济改革的体制性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就是要完成经济的体制性改革向技术性改革的转变，以货币、财政、金融、创新等为技术手段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将成为经济改革、发展、稳定的新常态。这些技术手段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关键不是市场的内部因素，而是建立有效市场的外部环境，即制度环境。从社会学角度看，制度诱导不仅决定着个体的人性欲望向善或向恶的方向发展，也决定着市场机制的有效或无效，决定着社会的高水平稳定性程度。

因此，新常态的形成，不仅关乎经济问题，或者说一个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关乎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关乎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政治体制、行政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从国家发展历史和现实经验教训及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好的市场生长环境是靠好的政治行政体制保证的。没有良好的政治行政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保证，经济发展成果就可能毁于一旦。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常态所表达的是一种全面的、社会整体性的新常态，“四个全面”比较完整地表述了新常态的基本内涵和样态。

全面把握“四个全面”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

从在江苏调研时第一次提出后，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在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集体学习中、在春节团拜会上„„总书记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让“四个全面”成为备受关注的新提法。党报推出的系列评论员文章，正是为了全面梳理、总结这一重要新概念，更深刻地认识“四个全面”背后的简约不简单。

人民日报系列评论第一篇《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论述了这个战略布局蕴含的深刻的战略思想。从文章总结的四个“第一次”可见一斑：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

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四个“全面”加起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正如总书记指出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一个都不能缺。”

“四个全面”蕴含了丰富的时代内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确保到2020年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奠定坚实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为核心，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四个全面”是内在统一、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四个全面”不是简单并列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顶层设计，既有全局又有重点的施政总纲和发展路线图，既部署“过河”任务又指导如何解决“桥或船”的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阶段性战略目标，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处于统领地位；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一招、根本路径，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处于引擎地位；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方式、可靠保障，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处于支撑地位；全面从严治党是发挥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为实现战略目标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根本前提，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处于关键地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三个战略举措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国家发展、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整个改革过程都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深化改革贯穿依法治国全过程，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从严治党既要体现深化改革的要求，又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无论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依法治国，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必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四个全面”环环相扣、相互促进，是执政目标、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有机统一。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进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把每一项战略举措放在“四个全面”总体布局中把握，才能正确认识每一项举措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把“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总要求贯穿各项工作的全过程、各环节，为“四个全面”协调推进凝聚起更为强大的正能量、推动力。

第二篇：习近平重要讲话——四个全面

“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更完整地展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这对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了强力保障。

提出背景

2014年11月，习近平到福建考察调研时提出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三个全面”。

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则将“三个全面”上升到了“四个全面”，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新增了“全面从严治党”。

尽管此前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就这“四个全面”作出过一系列的重要论述，但在公开报道中，将“四个全面”并提，还是第一次，意义深邃。

此外，习近平在江苏将“全面从严治党”加入到“四个全面”中时，特别采用了“大气候和小气候”的比喻，“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任务，需要大气候，也需要小气候。各级党组织要主动思考、主动作为，通过营造良好小气候促进大气候进一步形成。”[2] 从时间轴来看，“四个全面”是在不同高层会议场合逐步提出的。2012年11月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2014年10月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3]

基本内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时间表，以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等具体内涵。全面深化改革

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全面的战略部署。全面从严治党

2014年10月，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要求，并对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进行了部署。逻辑关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总目标，而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则如大鹏之两翼、战车之两轮，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顺利实现。这个过程中，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各项目标顺利实现的根本保证。总目标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要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就要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姊妹篇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的闸门，到十八届四中全会高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旗帜，两次全会、两大主题、两份决定，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总体战略在时间轴上的顺序展开，是推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蓝图的姊妹篇。领导核心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均进行了专门论述，不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都对从严治党提出了新要求，也都以党的领导作为实现目标的根本保证。[4]

本质意义

本质

就是“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蕴含了深刻的战略思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定海神针和助推器；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5]。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四个“全面”加起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5]。意义

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从这个角度理解，四个全面，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中国发展总纲，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战略抓手。[3]

第三篇：学习习近平讲话四个全面

注：“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从去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第一次提出后，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在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集体学习中、在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强调，让“四个全面”成为备受关注的“新提法”。

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人民日报评论员

再没有什么使命，比引领一个民族走向复兴更光荣；再没有什么事业，比团结十几亿人民共圆梦想更崇高。

这是一个崭新的起点。2012年11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接续奋斗的基础上，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谋划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续写这无上的光荣。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中思接千载，追寻中国梦。深圳莲花山，邓小平铜像前再展宏图，激荡改革潮。纪念“八二宪法”颁行，重申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塑造法治魂。力行八项规定，以上率下言出必果，坚守生命线……履新第一个月，起笔落墨之际，前进航标已然确立。两年多来，从党的十八大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清晰展现。

历史，从来都是在直面问题中展开其波澜壮阔的画卷。经济总量领先下的人均落后，先富起来之后的共富挑战，资源环境约束下的转变压力，创新能力与发展需求脱节，国内外安全风险叠加交织，治理现代化目标任重道远……总书记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坚定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立足治国理政全局，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中国发展总纲，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

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锻造我们事业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辉。“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正是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必然选择。两年多来，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举措力度空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破局开篇，公平正义成为全面小康的重要着眼点；推进治党治国治军，反腐倡廉纯洁队伍，正风肃纪凝聚人心；运筹内政外交国防，中国梦与亚太梦、世界梦同频共振……短短两年多时间，科学统筹、协调推进重大决策部署，让局面为之而变、气象为之而新、民心为之而振。事实充分证明，“四个全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战略抓手。“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2015年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总书记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阐述，也是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哲学基础的揭示。“四个全面”，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四者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建成小康社会、焕发改革精神、增强法治观念、落实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主线，勾绘出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图景。

很多时候，只有站在历史的峰峦之上，才能更清晰地洞察时代风云，更准确地把握前进方向。90多年来，从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基础；到确定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几代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的过程，如此艰辛，也如此壮阔。“四个全面”的关键就在于坚持中国道路、增创中国优势。这一战略布局，统一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统一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统一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它兼顾中国特色和世界潮流，体现中国与世界的深刻互动，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中国和中国人民阔步走向未来的关键抉择。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更伟大的征程正在我们面前展开。谋小康之业、扬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执政之基，这是一场艰苦的奋斗，也是一次豪迈的进军。行走在复兴之路上，中国的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国的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的明天，直挂云帆济沧海。

第四篇：解读习近平四个全面

解读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原标题：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现实逻辑与思想脉络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4月10日电（万鹏）总书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使党和国家事业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四个全面”既是重大的战略布局，也体现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内涵。近日，由人民日报社评论部编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个全面”学习读本》隆重推出，该书首次全面、完整地解读“四个全面”的内涵和精髓，告诉读者这个战略布局为什么对于当下的中国如此重要。以下是内容摘录：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向何处去？对于世界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变得远比100年前重要得多。在中国国内，1992年的市场化浪潮、1997年的香港回归、2001年的加入WTO、2003年的抗击“非典”、2008年的奥运盛典，这一连串里程碑式的事件，刻画了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迈向复兴的轨迹，也将那个不曾消失的疑问一次次推上前台：中国将走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陆续得到清晰的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构建成型。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基础，又对理论创新提出新的要求。

【“四个全面”之思想脉络开辟中国道路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历史变化，科学分析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生动描绘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极大鼓舞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奋斗激情。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一个逐步提出和成型的过程。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七大重申这一奋斗目标，并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则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起草体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的逻辑联系”。2014年12月，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强调“四个全面”协调推进，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深刻表明我们党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自觉，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勇于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必将开辟中国道路新境界，成为当代中国新航标，书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四个全面”之现实逻辑拎起了中国发展的总纲】

中国人历来重战略。在中央看来，21世纪的头二十年是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达到总体小康的目标之后，中国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判断并未改变，但是其内涵和条件正在发生变化。这种新变化集中体现为，在更高的发展起点上，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风险挑战前所未有。

“四个全面”在这个时候提出，从坚定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的高度，廓清了治国理政的全貌，抓住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拎起了中国发展的总纲，确立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主要矛盾、重点领域、主攻方向。

全面建成小康在本质上是发展的问题，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这个发展的主要内涵，是提质增效、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从“奔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描绘出全面小康社会的清晰图景。小康梦的升级版，为中国梦注入更多实实在在、鼓舞人心的内容。“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与“大家好，民族好，国家才会好”相互激荡，从最贴近民心的角度激发起全面小康的无尽动力。

全面深化改革，开启了生产力、创造力和社会活力迸发的闸门，如何让这喷薄的洪流奔涌在既定的河道？正如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所介绍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就开始着手研究和考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实现这个奋斗目标，落实这个顶层设计，需要从法治上提供可靠保障。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蓝图，成为中共党史上第一次专门研究法治建设的中央全会。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要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就必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从法治上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

从严治党始终是我们党的自身要求，总书记在我党90多年历史上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八项规定为肇始，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教育实践活动为深入拓展，以重拳反腐为强劲动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成熟。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就是要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全面从严治党，核心问题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重点是从严治吏、正风反腐、严明党纪，目标是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四个全面”之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通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现实要求。

总书记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标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这一战略举措，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清晰路径，“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这些创见，清晰地标定了“四个全面”之间的逻辑关系。

从“摸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从单兵突进到全面统筹，从“四个现代化”到“第五个现代化”和“五位一体”„„在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中，沿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思想脉络，我们党对民族复兴道路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认识不断深入。“四个全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最新科学社会主义观一系列基本理论观点的总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信仰、继承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优良传统的必然成果，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我们从胜利走向新胜利的行动指南。它统一于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统一于中国与世界的深刻互动，兼顾中国特色和世界潮流。它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今天的中国，“四个全面”正是我们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回应时代关切、实现人民福祉、建设现代中国的基本方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把伟大梦想、伟大事业、伟大工程统一于造福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第五篇：读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内在逻辑关系

2014年年底，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首次提出的“四个全面”，是其治国理政方略的顶层设计，是中国复兴伟业的战略路线图。“四个全面”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有着很强的学理支持和经验支撑。理解“四个全面”，是读懂中国故事，读懂中国复兴的重要窗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现代国家转型的必要前提

由习近平担任起草组组长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确定了时间表，即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中国古籍上就有“小康”的说法，古代思想家孟子提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今天，中国执政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中国未来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考量。

“小康社会”，有学者认为，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特色的“中产社会”。在国际上，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已成为共识。无论是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还是政治学家李普赛特，都强调中产阶层的壮大对于社会民主、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中产阶层最讲究“理性”，而“理性”则是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特征。无论英美等西方国家，还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都是中产社会，这种社会呈现出更加稳定的形态。从社会结构上说，与其说美国等西方社会的稳定源于民主，不如说源自中产阶层的崛起。反观中东和南亚、拉美的一些国家，中产阶层弱小、穷人众多，不仅社会不稳、经济不稳，还会出现政治危机和政治失序状态。这些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首先是一个中产社会。有中产的民主才是好民主、优质社会，没有中产的民主往往是坏民主、劣质社会。

因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首先是一个“小康”之国，即中产之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使中产阶层普遍化，成为社会阶层的主流。

比较政治学研究表明，中产阶层是最维护现行体制的因素和力量，是现代国家转型的重要润滑剂。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中产阶层与民主政治相关联。但是，如果西方寄望中国出现挑战中共执政权威和导向西式民主的中产阶层，则会贻笑大方。《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作者巴林顿·摩尔依据大量历史事实，严重质疑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是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唯一通道和最终归宿，认为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而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适应的政体形态是形形色色的。也就是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建立中国的中产社会，只会支撑中国执政党的正当性，提升中国复兴的进程，而不是其他。

2“全面深化改革”：

破除分利集团的有力武器

在中共党史上，十一大以来的历次三中全会均被赋予了改革色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议，正是在向外界宣示，习近平引领下的中国将是一个空前改革的时代，一个负起历史担当的时代。中共的成功、中国道路的成功，最大的密钥便是保持改革的常态。

30多年来，改革开放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旋律。改革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根本原因。习近平用言简意赅的两个“关键一招”加以概括：“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最强音，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鲜明的特征。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对国家衰落的原因作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一般性解释，即大量分利集团、分利联盟的存在。他认为，在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出现大量的集体行动组织或集团。这种特殊的利益组织或集团，不仅降低经济效率，而且加剧政治生活中的分歧。更为严重的是，分利集团一旦大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排他性组织，尽力限制或分散社会其他成员的收入和价值。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政治经济系统里形成了一些分利集团，寻租腐败、贫富分化、缺乏正义都与此相关。然而，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阻止分利集团的蚕食，必须打破体制机制的羁绊，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需要指出的是，分利集团在很多个国家都是存在的，包括英美等发达国家。破除利益集团需要一场革命，然而这样的革命在西方是举步维艰的。西方政党政治内耗严重，日益沦为“否决政治”，并且政党竞争严重依赖分利集团，公共政策被挟持现象严重。中国的全面深改，却是一场全方位的革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揽子改革举措，在世界改革史上都是罕见的。中国执政党内部相继成立多个工作小组，并由高层领导人担任组长，便是保持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使公共决策既不受分利集团的影响，也不为非理性选民所左右。美国经济学家布赖恩·卡普兰在《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里提出，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其实纵容了选民的胡闹，导致不良政策大行其道。可见，中共党内成立多个议事协调小组的做法是多么的睿智。此举可以保持中央决策的相对自主性，不受利益集团和非理性选民的干扰。

改革必然触及利益，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那么，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无疑，来自人民的力量，来自实现中国复兴的力量。突破既得利益，让改革落地，需要有决心、有担当。无论是十八大以来的铁腕反腐，还是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利益再分配，都显出中国执政党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坚定决心，以及最高领导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个人担当。

3“全面依法治国”：

良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关于加强法治建设的专门决定。“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法治和人治问题是每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最近提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负责制。而且，三者之间有着严格的时间顺序。民主并不是第一位，强政府才是。尚未获得实施有效统治的能力就进行民主化的政府无一例外地都会遭受失败。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国家的良政善治无不依赖于法治。例如同样深受儒家影响的新加坡，国家治理的最大特征便是推崇法治精神。反观之，那些忽视法治、法治松弛的国家或地区，却常常与国乱民怨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中国正是在这样的渐进顺序上走着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曾经是开发国家制度的先行者，是创造韦伯式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然而，中国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现代法治进程也是充满坎坷。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实现执政党长期执政，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依靠法治。

四中全会以法治为主题，渗透着习近平等领导人对国家治理的深入思考。亲身经历了“文革”劫难的习近平等领导人，深知如果国家没有法治，人人都无安全感。

当今中国问题的最大症结便是法治权威不足。群体性事件、信访不信法、“塔西佗陷阱”等无不是由于法律权威不足所致。要想解决中国“成长中的烦恼”，依靠法治权威无疑是最现代、最文明、最有效的手段。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180多项重要法治改革举措，许多都是涉及利益关系调整的“硬骨头”。法治领域的改革与政治改革密切相连，改革难度大，社会关注度高，特别需要自我革新的勇气。法治改革关涉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关涉良治社会能否顺利实现，关涉中国复兴能否到来，意义非凡。

在我看来，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大棋局中来考察，要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紧密联系。只有这样才能体会这一战略部署的重大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无不以法治为框架、用法治作支撑、由法治来贯穿。从简政放权不断深入，到民生事业逐渐完善；从经济改革纵深推进，到反腐倡廉抓铁有痕，法治都提供了制度保障。如果把治国理政比喻成书写一篇大文章，那么写好依法治国就是其中的精彩篇章。治理体系中，法治体系是关键环节；治理能力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是最重要内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如同奔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鸟之双翼。

4“全面从严治党”：

中国复兴的政党力量保证

“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去年10月在总结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讲话时正式提出的。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曾专门安排了党建内容，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要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党内潜规则盛行，政治生态受到污染，从政环境不够纯洁，根源在于没有做到全面从严治党。在习近平的认知里，中国要出问题主要出在中共党内，苏联亡党的最大教训便是治党不力。只要把这个党管好、治好，中国的现代化就有了强有力的政党力量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大有希望。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历史比较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国家，一党制度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向于稳定，多党制是脆弱的政党体制；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处于现代化转型的中国，目前的政党制度是合适的，是符合国家演进一般规律的。这与福山认为良好秩序的首要条件便是强国家是一致的。因此，只要坚持从严治党、制度治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有序稳定的，就是可以实现的。从现实来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除了中国共产党无任何其他政党能够担当。一个管理严格、制度执行力强的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国复兴的重要保证。如果党内不纯洁，缺乏正气，被团团伙伙、利益集团充斥，制度和规矩成为软约束，是不可能引领国家走向复兴的。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多次强调“三严三实”要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党建是最大政绩”的重要原因。

当前，党内一些领导干部在理想信念、廉洁从政、制度执行等方面存在着问题。这说明，全面从严治党是非常必要的、非常紧迫的。在中国的政治体系里，如果没有政党治理的制度化、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制度化、现代化。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角度说，能否从严治党，关系到能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系到能否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关系到能否使依法治国落到实处。

对于这“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对此做了简明而透彻的分析。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3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盖彰。”这就是说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国家的发展水平就会迈上一个大台阶，我们所有奋斗都要聚焦于这个目标。三大战略举措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一个都不能缺。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进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

从习近平的这段重要论述，可以看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目标与举措的辩证统一，全局与重点的有机结合，“四个全面”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发展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四者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建成全面小康、焕发改革精神、增强法治观念、落实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不仅勾画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也勾画出了“第二个一百年”目标中的中国未来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