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周恩来

第一篇：忆周恩来

周恩来：一些个人的回忆（节选）

费利克斯 格林

西方政客在悼词中陈赞周恩来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毫无疑问，他是的。西方报纸讣告强调了周恩来的睿智，文雅，尤其是他的务实主义。但是周恩来远不止是一个杰出的，更是孜孜不倦的领导人。

我和周恩来总理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60为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举行的一个小宴会上。查看记录，我找到了那时我写的这些：

周恩来到了。我看着他，深深被他的举止和他迅速变换的表情所吸引。那是张不同寻常的变化的脸，时而讽刺，时而诙谐，时而笑着转过头来；在听取一些评论时，立即警惕小心，聚精会神。他无疑是我们现代史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从一开始他就处于最激烈的时刻。他的人头悬赏二十五万美元，但是他无防备地投身在农民群众中。在这样一张脸上我们读到了什么？当然是坚韧不屈，诙谐幽默，犀利睿智；一个全身心无私奉献的人；同时他还能置身事外，一个沉着冷静，超然世外，思虑周密的人。

浏览完记录，我想起了另一个这样的招待会。“我站在周恩来旁边，一个女服务员捧着一个放着饮料的大托盘走来，递给了周恩来总理一杯饮料。他们站在一起非常顺畅，非常自然地聊天。那个女孩没有表现出一丝羞涩和卑微的痕迹。至于过程就不说了，但是尊重，我认为是双方面的。”

第二篇：忆忆忆

忆忆忆

一年一度中秋节，一年一刻人团圆，一秋一凉风萧瑟，一分一聚暖团圆，一点一滴忆华年。

今年中秋，全家依旧来到外婆家过节，吃着那几道从未吃腻过的外婆的拿手好菜，满满的幸福滋味，思绪也回到童年，忆起了那个温暖的地方。

外婆家的老房子有一个小院落，小院落后是一片菜田。外公在院落和菜田的中分别种了栀子花，茉莉，桂花和菊花。一年四季，花香满院。花开不同时，花落不同期，童年的记忆被浓浓的花香包围。

小院落是夏天乘凉的好去处，外公在院子里搭了葡萄架，盛夏时节，抬头仰望，阳光照射下，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像一串串紫水晶，那是盛夏最美的风景。葡萄渐渐成熟，到了收获时节，外婆总是用剪刀将葡萄一串串小心翼翼地剪下来。而幼小的我站在葡萄架下接过外婆递给我的葡萄，幸福蔓延开来。酸甜的葡萄滋味一如童年的味道，记忆里最幸福的味道。

菜田里种着一些蔬菜，外公每天都在菜园里对它们细心呵护，外公在阳光下劳作身影也让我体会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份恬静与安定。这也许就是陶渊明归园田居的快乐吧。

还记得妹妹曾经画过一幅画，画中我和弟弟在捉蝴蝶，而她则坐在一旁画画，背景就是外婆家的院落。这是我才意识到，这个小院落在不知不觉中承载了我们三个的童年，甜蜜占满了我们的回忆，我们因回忆而幸福。

我想，童年就像一朵朵形状各异的云彩，漂浮在记忆的天空中，成为我最艰难的鼓励；童年又像一张张色彩缤纷的画卷，展览在幸福博物馆中，是我最难过时的安慰；童年也像一片片无垠的草原，铺在心田之上，给予我脆弱时刻的温暖。现在，我要撑一支长篙，向记忆更深处漫溯，满载一船幸福，在星光斑斓中继续朝梦想前进。。。

第三篇：周恩来

论周恩来精神的当代价值

摘要：周恩来精神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品质。周恩来精神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周恩来精神的当代道德价值；以民为本、关注民生是周恩来精神的当代政治价值；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周恩来精神的当代文化价值。

关键词：周恩来；周恩来精神；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精神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品质。周恩来精神完美地实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结合、对上负责同对下负责的结合、高度原则性同高度灵活性的结合[1]，这“三个结合”既体现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一般要求，同时又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品质和美德，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周恩来精神的当代道德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共产党人的这一特点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被凝结为一种道德精神，即为党为民、鞠躬尽瘁、顾全大局、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周恩来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始终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自己的执政理念和根本宗旨。1949年12月，他就以政府总理身份郑重宣布：“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3]。之所以必须如此，是因为“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4]144。1954年9月在一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4]142，144。在26年3个月又7天的总理任职内，周恩来一直坚守这一执政理念和根本宗旨，其突出表现是忘我工作、无私奉献。在这方面他的努力是常人难以想像的，达到了一种最高境界——无我。据当年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为了新中国走向世界，1955年“亚非会议的7天里，周总理总共只睡了13个小时的觉”[5]。从现在公布的周恩来工作台历可知，他经常连续工作23小时、26小时，1967年他曾创下连续工作84小时的记录[6]。由于他长期苦撑危局，积劳成疾，在1972年5月常规检查中，确诊为膀胱癌。但他没有住院治疗，一直带病工作到1974年5月31日。仅1974年1月1日到5月31日的五个月中，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病重休息外，周恩来抱病工作共计139天。在这139天中，一天工作不足14小时的只有9天，工作14到18小时的有74天，工作18到24小时的共44天，有一次甚至连续工作30个小时。从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来在医院动过10次大手术，6次小手术，平均每40天就要动一次手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肉体上忍受着病魔缠身的巨大疼痛，精神上忍受着“四人帮”明枪对准邓小平、暗箭射向自己的莫大折磨，还得找同志谈话，接见外宾，处理日常工作。为了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为了国家权力掌握在党的健康力量手中，他置大手术后的身体极度虚弱于不顾，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力荐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挫败了江青一伙的“组阁”图谋。在这一年半住院的日子里，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在接见外宾之间或之后与陪同人员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离开医院外出参加会议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1975年12月中旬，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只能靠输液和鼻饲维持生命。就在这生命的最后二十几天，他惦念的还是国家的统一大业。12月20日，他体温达38.7摄氏度，躺在病榻上，吊着输液瓶约见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谈台湾问题，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谈话中，周恩来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只好抱歉地说：“我实在太疲倦，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最后不得不终止谈话[7]。

1981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评价周恩来说：“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8]。邓小平在评价周恩来时也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工作的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9]“为党为民、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无私奉献”，是党对周恩来的准确评价。这种评价既是对周恩来作为一个具体历史人物的“盖棺论定”，同时也是对周恩来背后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境界的挖掘。应该说，后者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前者。胡锦涛在评价周恩来时说：“周恩来同志一生心底无私，严以律己，廉洁奉公，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典范。”[10]周恩来精神彰显出一种强烈的道德价值力量。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是深刻地认识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道德生命线。

1990年3月，在东欧已经剧变、苏联即将解体的背景下，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清醒地指出：“我们党执政以后，有了更多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的条件。由于地位的变化，现在又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如果不能正确地运用权力，如果不能自觉抵制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就会滋长脱离群众的危险”[11]。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并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上升到执政理念的高度。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总结了55年来党执政的六条经验，其中第四条就是“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2]。党的“十七大”指出，必须要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使党“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3]50。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上升到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核心内涵和党的执政理念的高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周恩来精神道德价值的挖掘、继承和发展。

二、以民为本、关注民生：周恩来精神的当代政治价值

青年时代，周恩来就视人民“为国家之主人”，认为“共和国之主权在全体国民”[14]。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为民、亲民、爱民的理念一以贯之。他把人民的生命安危，温饱冷暖时时刻刻挂在心头，萦绕于怀。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指出，党的干部要“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15]。这是周恩来对党的干部的要求，他自己更是这方面的典范和化身。

周恩来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事迹不胜枚举。比如，“大跃进”期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从未有过的经济困难，而以粮食短缺最为严重，在安徽、甘肃等省的农村饿死了不少人。周恩来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了筹措救命粮，他耗费了巨大的心血。在1960—1962年间周恩来的工作台历上，记载着他为当时困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粮食问题辛勤操劳的情景：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的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就达115次，他及时审阅粮食报表，精心计算粮食安排。周恩来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竟有994处之多。仅在《1962年至1963年粮食生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周恩来还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比如，他亲自找江西省委书记借粮说：你们已经对中央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还要你们再调出两亿斤。你们这两亿斤粮食要救活多少人啊！时任粮食部部长的陈国栋回忆说：“三年困难时期，总理直接抓粮食工作，为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付出了很多心血。”[16]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方留碧专门研究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周恩来，他通过详尽的资料分析得出结论：“周恩来是全国解决粮食问题的总指挥。他了解实情，统筹全局，果断决策，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比较顺利地渡过了难关。”[17]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大地震。第二天周恩来就赶到地震灾区。余震频繁，安全没有保障，地方和军队领导劝他不要去重灾区。周恩来态度非常坚决：我来干什么？那里太危险，群众住在那里，就不危险吗？执意要到重灾区，亲自察看群众受灾情况。为了尽快赶到重灾区，他取近道直奔隆尧县震中地带。他看到伤亡群众不少，许多群众没有得到安置，痛心地说：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哇！他不顾连续余震，冒着风雪，逐村逐队慰问。他发表讲话时，坚持让群众背风听，自己迎风讲，鼓励群众克服困难，互相帮助，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他到临时搭建的简易病房看望受伤群众，一次又一次地俯身问候躺在地铺上的伤员，仔细察看伤情。他接连慰问了140多名伤病员，感动得在场的人无不热泪盈眶。

周恩来心系人民健康，尤其关心工矿、农村和边远地区人民的健康。他强调：卫生要面向基层，面向农村，为大多数人服务。60年代中期，在他的关怀下，北京组织了一批去西北农村和流行病高发区服务的医疗队。他指示到河南林县食道癌高发区的小分队说：癌症的发病因素很多，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防止片面性和表面性。70年代初，全国防治气管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五次接见与会代表并发表讲话：慢性气管炎的防治工作要抓好，这是关系到人民群众健康的大事，要一抓到底。他赞成对肿瘤发病状况和地区分布进行详细调查，要求画一个分布图，作一个大沙盘以便有针对性的防治。1975年2月，在周恩来接受大手术前，偶然的话题使他听到了云南的个旧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率较高，在手术台上他把肿瘤医院院长叫到跟前，要求马上派人到矿区了解情况。就在他辞世前的11个小时，即1976年1月7日晚11时，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认出了主治大夫吴阶平，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7]726。这是周恩来生前留下的最后三句话。

周恩来精神是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政治品质的具体表现，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首先，周恩来精神中的民本理论和实践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和理论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把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提了出来，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和谐社会建设”[13]37。这样一种社会正是周恩来一生为之追求的，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周恩来精神的政治价值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政治凸显。其次，周恩来的民本风范为各级领导干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立了一根标杆，“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10]。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亲民、爱民的作风深得人民的爱戴，受到国际舆论的称赞。应当说，这是中央带头对周恩来精神的弘扬和践行。

三、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周恩来精神的当代文化价值

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周恩来精神内在的理论支撑和文化价值。

周恩来一生都注重实践、倡导开拓创新的精神。早在旅日期间的1918年2月11日，周恩来就在日记中写道：“我平生最烦急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实行”，接着就写下了他在新的一年的奋斗目标和行事准则：“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新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对这三条的重要性他还在旁作注：“有如三宝。”[18]1943年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报告中强调“要有学习的精神”，“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19]而要在工作中做到开拓创新，必须要立足于实事求是，“是则是，非则非”[20]。正是由于长期重视实事求是，建国后面对“冒进”、“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等曲折、偏差和全局性错误，周恩来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与之进行力所能及的斗争。1956年，为了保证建设事业健康发展，在反冒进问题上周恩来同毛泽东有了一次面对面的争执。4月下旬，毛泽东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基本建设预算20个亿，受到与会者多数的反对。在会上周恩来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毛泽东坚持己见，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单独找毛泽东谈话，表明自己的坚决态度，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为了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服毛泽东，周恩来赴鞍钢、太钢等大型企业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国民经济“不平衡”的问题相当突出，回京后主持出台了中央和国务院一系列更坚决的反冒进措施。1961年，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周恩来尖锐地指出：“这几年来，我们调查研究较少，实事求是也差，因而‘五风’刮起来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纠正”[21]。他特别具有启发性地要求人们，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22]。

胡锦涛在评价周恩来时指出：“周恩来同志始终实事求是、严谨细致，集中表现为他求真务实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实际工作。”[10j胡锦涛所说的这“三个坚持”鲜明地概括出了周恩来精神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也反映出注重实践、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作为周恩来精神的重要内容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理论价值。党的“十七大”郑重向全党指出：“要加倍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险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改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辉。”[13]12从一定意义上说，这里折射出了在新的历史和新的理论高度上对注重实践、实事求是和开拓创新的周恩来精神的承接，或者说体现出一种新时期的周恩来精神。

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也是中国文化瑰宝中的精髓所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唐代学者颜师古把“实事求是”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而《周易》上的“与时偕行”，《韩非子》上的“与时迁移”，都是讲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意思。显而易见，周恩来的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精神又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扬、继承和升华。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指人类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后者指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即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思想理论、道德风尚、文学艺术、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的内容。周恩来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精神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本质所然，同时也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十七大”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首要任务当然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但同时也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任务，强调“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13]33-35。这样，周恩来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精神就不仅仅为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推动贡献，而且在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相协调并体现时代性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这难道不是周恩来精神的当代文化价值所在吗？！

总之，周恩来精神中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道德价值源于其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政治价值，而这一政治价值又源于其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文化价值，这三重价值的内在统一正是周恩来精神的力量和魅力所在。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永无止境，周恩来精神的价值弥足珍贵。

第四篇：周恩来

金融11-2班 张雨璇11102202

311

中国典范——周恩来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先进的、强大的民族，曾经在世界上独领风骚数百年。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这个民族从封建社会渐渐地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社会发展史看，由完整的封建社会变成在半封建社会中有了半资本主义成分。这个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势力的双重统治，使中华民族极度衰败，濒临灭亡的边缘。拯救中华，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振兴中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必须解决的两大历史任务。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的风流人物，孙中山、黄兴、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周恩来出生在上个世纪末年。他的一生参与了解决两大历史任务的伟大事业。他为拯救中华和振兴中华献出了毕生精力。他的伟业巨绩可以举出许多，我们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主要核心领导成员。长期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和非武装斗争。参加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时间最长、贡献最大的领导人

2.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参与领导军事战线的武装斗争，直是反动统治地区的地下斗争、党的隐蔽战线的主要领导人。为军队的创建提供了有生力量。

3.艰辛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和国总理。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政府总理26年，被认为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政府首脑。

4.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立场，且有泱泱大国风度的中国特色外交的奠基人。他在长期的外交活动中，坚持原则而不僵，讲究灵活而有度，服人以理，待友以诚，立言以信，因而成为举世敬仰的天才外交家。

5.“文化大革命”中力挽狂澜、苦挥危局的中流砥柱。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第二次伟大革命作了重要的干部准备和思想准备。

我们不得不承认，周恩来是个政治天才。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第五篇：周恩来

今年是周总理诞辰110周年，他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我们怀念他，是因为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无私奉献里没有一句空话。在保持党的纯洁性方面，他是当之无愧的模范，他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员，什么是坚定地马克思主义者。

提到周恩来这三个字，敬意都会从亿万国人心底油然而生。他的人格风范为人称颂，历史功绩丰碑永树。他的对手尼克松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对手以及朋友的尊重。

少年时他为中华之崛起而发奋苦读，青年时，他为寻求真理而远渡重洋，虽历经坎坷依然意气风发。他说：“一帆风顺是不能磨练人的”。面对剧烈动荡的革命年代，他没有留意个人的得失，他说：“我们在死难的烈士前面，不需要流泪的悲哀，而需要更痛切更坚决地继续着死难烈士的遗志，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走出陕北窑洞，在西安、在武汉、在重庆纵横捭阖，在一张张诡异莫测的谈判桌前他为民族大义而据理力争，在每一个需要大智慧与大勇气的地方他为了中国的前途不懈努力。在赶走了日本人的土地上，和平并没有立刻到来，他毅然返回陕北展转于枪林弹雨，在新中国的地平线上，虽然百废待兴，但他鼓励大家“今天的现实是不够美满的，但是美满的现实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创造。”其实周恩来何尝不需要休息，他曾说过：“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面对纷繁的国事和别人无法代劳的难事，他又事必躬亲。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和这一个时代的人多付出一点代价,是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幸福。”在国家处于动荡不安、社会思潮混乱不堪的时候，他仍然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他热爱的祖国、人民做出最后一点努力，他说“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

在上次看完电影《周恩来》，使我们再次领略到周总理的人格魅力。被他那种时时刻刻都装着党和人民，把关爱和献给了最需帮助的人，把痛苦留给自己。毫不夸张的说是把是一生献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他去世后第二天，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

他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伟人，更是彻底的“无产者”，虽然连遗骨都没有留下，却在无数后人心中留下了永远效法的崇高榜样。时至今日周总理在老百姓心中的影响力仍然不减，反而在今天这个经济社会里更加怀念周恩来总理，怀念他是被他那一丝不苟为人民的精神感动。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让我们用最简单的语言和最尊崇的心情来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