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第一篇：论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

——读《实践论》有感

摘要：如何理解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是这次探讨的主要问题。本文是在阅读了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著作《实践论》以及参阅他人对《实践论》的鉴赏后，阐述了实践在认识事物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和重要性。论证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认识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得出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能动的反映论。

关键词：实践 真理 反映论

引言：我们的周围不乏那些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同志，他们“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力的批判了当时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实践观点作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本文将在阅读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

一、《实践论》内容简介

(一)《实践论》是毛泽东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代表著作，写成于1937年7月。《实践论》原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哲学时的讲义中的一部分，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名为《实践论》。195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二)文章以认识和实践即“知”与“行”的辩证关系为中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在著作中运用了大量实例来说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纵观全文，《实践论》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1.阐明了实践的基本形式，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以及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提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特征，即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认识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毛泽东同志在著作中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所以“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总之，“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

2.文章阐述了认识的发展过程，指出认识过程要经过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和由理论到实践两次飞跃。“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

3.发展了认识论关于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二、《实践论》内容评价

《实践论》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有力地批判了当时党内严重错误的教条主义。《实践论》是一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著作，同时也是一部辩证法著作。

1.毛泽东在《实践论》开篇即论证了实践在认识事物中的重要性，“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

2.同时在认识的发展过程一节中指出，人类的认识应该随着过程的推移向前发展，不然就“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3.文中还论述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问题。人类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人们在每一阶段对具体的事物的认识肯定是有差异的，即表现出相对性，这些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绝对真理。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所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主观与客观相统一。

三、主要结论或启示

1.《实践论》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事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即在认识事物时，不能被事物表象所迷惑，需要耐心观察、仔细分析、由表及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循环往复、不断加深对事物的认识。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对事情还没有做出深入了解和分析的前提下，不要急于做出任何结论。2.《实践论》的内容是丰富的、深刻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传承者，对我们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有重大的指导作用。解决问题时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就应该那样，“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3.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去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这是《实践论》对我们的又一启示。

参考文献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版 李达:《实践论》解说，北京：三联出版社，1978 http://baike.baidu.com/view/976518.htm

第二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论文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是2008年中国新闻界乃至整个媒体界最重要的争议话题。这场争论引起了中国全社会各个层面的关注，“普世价值”这个话题像是一条无形的鸿沟，让混沌中的中国社会分裂为两个清晰的水火不能交融的立场阵营。这个场景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30年前那次关于“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对这两场争论的文字表象背后所蕴含的潜在逻辑和时代情绪进行比较研究，也许能帮助我们对今天的中国有更深的理解。

2008年：“普世价值”使一批人气急败坏

梳理“普世价值”争论发展的脉络，最早是在藏区骚乱事件以后。4月3日，长平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的身份，发表了题为“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的评论。他问道：“在此事的后续报道中，在将来的其他重大事件中，倘或中国媒体同样不能自由报道，而境外媒体又变得面目可疑，那么真相从何处来呢？”他也批评了攻击CNN的中国网民视野的片面性：“如果真的站在新闻价值的立场，那么他们就不会仅仅揭露西方媒体的虚假报道，而且应该质疑中国政府对消息源和国内媒体的双重控制。毫无疑问，后者对新闻价值的伤害更甚于前者。正如已经发生的事实，对个体媒体虚假报道的矫正相对容易，几个耐心细致的中国网民就可以做到；对新闻控制的抗议面对的是国家权力，全世界都徒唤奈何。”他还提出了建议，“**喇嘛要求政府对他重新评价，那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除了官方的定性之外，能不能允许媒体自由讨论以进一步揭示真相？”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普世价值”一词，只有一次。他指的是一些情绪激动的人，“他们从中得出结论说，普世价值都是骗人的玩意儿，只有国家利益的你争我夺。”（原文已被新闻网站删除）

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如中华网(www.xiexiebang.com)等网站上一些网民的批评甚至谩骂，被一些人士称为汉奸言论：

4月4日，中华网网友“杀尽民独轮”发帖“警报！《南方都市报》正在蜕变成反华媒体反华势力的国内代表人”。文中逐一批驳长平的观点，拉开了论战序幕。（以下的“南都”即网友对《南方都市报》的简称）

4月5日，中华网网友“天南逸雄”发帖“《南方都市报》的反动是有历史根源的”，同时称《南方都市报》的“同伙”“天涯杂谈”发表了一篇攻击中华网爱国者的文章。

4月5日，中华网网友“南都”，自称是“南都”的一分子，发帖“《南方都市报》并非全是汉奸！——让我们重拾毛泽东思想”。此文写道，工作可以再找，汉奸却是一辈子都不能当的，“南都”到底是不是汉奸报纸，要拿出更多的证据来。并附帖发表了个人对西藏事件的评论。

4月5日，天涯网友“中华新青年2007“发帖“用心险恶：中华网恶毒攻击《南方都市报》是反华媒体”，作者表示，“向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南方都市报》致敬！”

4月6日，中华网网友“一怒冲冠”发帖“《南方都市报》，‘普世价值’不可以凌驾于民族统一之上！”，继续批驳长平的文章“国家荣誉制度当奠基于人类普世价值”。中华网网友“天下无双lost”、“骑牛看股”分别发帖“伦敦：藏独欲劫持奥运火炬！对此‘南都’和长平有何评价？”、“奥运前夕南方都市报鼓噪罢工意欲如何？”。

4月7日，中华网友“empty”贴出“呼吁大家别再买南方都市报”，号召中华网友不要买“南都”报纸。[1] 至4月11日《北京晚报》署名“文峰”的作者（据内部人士透露，此人为《北京日报》社的一位社领导），在第16版头条“今日快评”栏目发表文章“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将长平的身份和南方报系联系起来。该作者表示：“南方报系中以《××周末》为代表的报纸，一直以来标榜自己是中国最‘西化’的报纸，最‘大胆’、最有‘见地’、最‘深刻’，而且对推销西式‘普世价值’、‘新闻自由’不遗余力。”他同时也批判了普世价值及其倡导者：“在一些所谓要求普世价值的‘南都’长平们看来，只要是西方的东西，就是普世的，就是要坚持的，包括造谣的权力，也是需要维护的。这就不禁使人要问，从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殖民和战争都是西方挑起的，这里有什么‘普世价值’吗？‘南都’长平这种人和这种言论的存在，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就是时下高喊和标榜‘普世价值’和‘自由’的人，不过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阴暗目的，给自己找一些堂而皇之的借口而已。但谎言终归是谎言，在事实和真相面前，谎言的作用就是使人们对虚伪看得更清楚，使‘南都’长平们宣扬的‘普世价值’遭到人们的唾弃。”[2]文中一共8处提到“普世价值”，可见作者对“普世价值”一词的反感程度。

4月12日，长平在网上发出声明“我不是你们的敌人”，称“文峰”的一些指责是扣帽子和无中生有：“文峰先生的文章通篇都是这样‘讲道理’的。比如他说：‘在一些所谓要求普世价值的南都长平们看来，只要是西方的东西，就是普世的，就是要坚持的。’然后对此进行批驳。请问我什么时候说过如此愚蠢的‘凡是’论？事实是：我无数次在文章中指出西方的问题，谈到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也多次对激烈批判西方偏见的乔姆斯基、萨义德等学者表示赞赏。又比如，文峰先生说，‘南方报系中以《××周末》为代表的报纸，一直以来标榜自己是中国最西化的报纸’。我还真是没听说过这家周报这样标榜自己，文峰先生能否拿出证据来？当然，要原始的而不是经你加工过的证据。”

在长平和《南方》报系的低调应对后，这场争论渐渐淡化，除了一些不依不饶的批评，一些帖子依然挂在网上，但讨论逐步归于平静。

重新挑起这个话题是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大地震之后。那时，中国几乎所有传媒都迅速而自觉地关注这次灾情，《南方周末》在5月22日刊登了一篇署名“《南方周末》编辑部”的评论员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再次提到“普世价值”。文章认为，救灾中“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文章还指出：“只要国家以苍生为念，以国民的生命权利为本，只要有这样的底线共识，就会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国与全世界和解的伦理基础。整个世界就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整个人类就都会跟我们休戚与共。我们就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这篇文章又点燃了关于普世价值争议的导火索。6月6日，《北京晚报》再次发表评论，一个署名“东方明亮”的作者的“普世价值不得乱套”批评了“《南方周末》编辑部的先生们”。作者认为：“在《南方周末》的眼中，奋战在抗震前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们，他们所做的一切，原来是由于‘普世价值’的作用”；作者还在文尾提出了质疑，“请教《南方周末》的高人：如果是普世价值造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汶川地震中英勇救人的感人情景，作为对比，美国大兵在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灾后乘着装甲车全副武装地来到新奥尔良，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布兰科说，‘这批士兵都有配实弹的M-16突击步枪，他们会非常乐意在必要情况下开枪。’那么，是什么价值造就了美国大兵用M-16‘救灾’的壮观场面呢？又是什么价值造就了美国大兵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在南斯拉夫屠杀平民百姓的战争罪行呢？而让美国鬼子用高精度炸弹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又是什么样的‘普世价值’呢？”此文9次提到“普世价值”一词，再次体现出作者对这个词语的高度敏感，而且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南方周末》。

同时，以“司马南”为代表的一批人，在网上借助博客和论坛（以“乌有之乡”为代表），发表了数十篇批判南方报系及其编辑记者的文章，如“《南方周末》舞‘普世’剑，意在沛公”，“‘记者无国界’与《南方周末》内幕”,“过而不改，恶莫大焉——司马南致《南方周末》评论员的一封公开信”，“萨科奇为什么不兑现普世价值承诺？”„„[3]他们的行文风格及内容与“文峰”和“东方明亮”基本一致。

网上也有一些支持普世价值立场的发言,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如徐友渔、张鸣、信力健等都发表了言论，但双方并无直接交锋。[4] 当讨论渐渐归于平静的时候，200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冯虞章的文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该文指出：超历史、超阶级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鼓吹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的实质，以及为什么我们应当拒绝把它那一套所谓“普世”的“民主”、“自由”、“人权”强加给我们的图谋，而坚持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其逻辑正是借把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奉为“普世价值”而企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借把全盘西化奉为“普世价值”而企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触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方向问题。这也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国内外某些人宣扬的“普世价值”说，具有极大的政治尖锐性。我们的同志自然不应把“普世价值”当做时髦用语随声附和„„我们要注意同用“普世价值体系”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倾向划清界限„„在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同时，还必须注意那种把“淡化意识形态”宣扬为“普世价值”的主张和倾向，认清它的严重危害，清除它的影响。[5]其他媒体对此文并无回应，网上对此有所批评，但并不热烈。也许是觉得这样争论下去过于乏味，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到此基本告一段落了，不过双方似乎都没有人表现出被说服的态度。

1978年：“唯一标准”让一批人怒火中烧

如果把这场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与30年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比照，会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1977年2月7日，经华国锋批准，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这3家报刊的联合社论是当时的最高宣传权威）发表了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社论一发表，大家就都明白了，这是中央最新的工作方针。此社论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首先发表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文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当然，依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倾向，这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5月13日，有16家报纸转载此文。到5月底，又有7家报纸转载。至此，有30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对《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赞成的和反对的都出乎意外的激烈”。[6] 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遭到一位中央领导的严厉指责。根据胡绩伟的记录，对胡的指责的大致内容是：“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我们党提出十一大路线就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2、3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起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最后邓小平的支持为这次争论定了乾坤。6月2日邓小平在讲话中着重讲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很不客气地说：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不仅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邓小平还在各个场合表达了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虽然6月15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汪东兴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但邓小平6月2日讲话之后，特别是邓在东北三省谈话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纷纷发表讲话，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7]

两场争论的异曲同工之妙 从“普世价值”的争论回顾“唯一标准”的争论，历史已经跨越了30年，但从两场争论当中却依然可以发现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一，两次争论都貌似哲学讨论，而实际上哲学含量极低。中国之外的哲学学者面对这样的讨论，或许会哑然失笑。假如不对中国当代史的背景有所了解，局外人根本无法理解双方实际争论的目的是什么？而参与这两场争论最热衷的人，也往往并不是真对讨论命题的哲学含义感兴趣的专家。显然，广泛的社会参与意味着背后长期积累并爆发的社会情绪。在“唯一标准”争论中提出质疑的一方，试图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政策作出反思；而另一方则代表“文革”中的既得利益群体，或无条件拥护毛泽东路线的群体。而在“普世价值”的争论中，一方代表着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有较多追求的观点，另一方则把这种要求视为对执政党和现有体制的敌意。

第二，双方都是自说自话，而不是彼此就观点本身辩驳。尽管局外人可能听着会觉得很糊涂，甚至莫名其妙，但局中的双方都很清楚自己要挑战和捍卫的是什么。两次争论中都有一方非常敏感地把批判对象和政治诉求联系在一起加以总结。比如，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凡是派”如此概括：“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而30年后反对“普世价值”的一派也用相似的论调批评对方：“其逻辑正是借把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奉为‘普世价值’而企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借把全盘西化奉为‘普世价值’而企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触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方向问题。”显然，两次争论都不是在学术层面按照符合逻辑的讨论规则相互交锋，而是各自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两次争论都有一方表达出对现行体制和政策的反思和批评，而另一方则表现出对现行体制和政策的高度认同。应该说，这类争论的目的是“站队”与表态，并非学术和理论的探讨。

第三，两次争论的立论在哲学层面都有值得推敲的地方。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并没有错，但若说成是“唯一标准”，则显然值得商榷。在哲学层面上，是否存在着“普世价值”或者需要提倡“普世价值”，其实也是值得推敲的（见笔者分析老子与孔子，卢曼与哈贝马斯的分歧）。两次争论的立论方都有一层窗户纸没有捅破：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时，起初并未明确表示应当“停止批邓”，而关于否定“两个凡是”的看法也是到后来才逐渐清晰的；同样，在“普世价值”的争论中，尽管在哲学意义上主张“要推广普世价值”的观点是值得推敲的，但在中国的现实环境里，它却代表了一种社会进步的倾向，它隐含的潜台词是把尊重人权和生命，乃至民主、宪政和言论自由这些国际普遍尊重的价值观念在中国推广普及。这种主张的指向，其实是在汶川大地震的悲剧之际，非常清晰地对中国过去灾难中一些违反人道、新闻自由等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的反省。

熟悉中国现实的人都会理解，这种主张当然是有的放矢的，它所针对的是众所周知的一些“左”的陋习。例如，在地震灾难发生后往往会按惯例压制新闻报道。1970年1月5日云南海通发生7.8级地震，到了1月9日《人民日报》才发表新华社消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民众，当地军民信心百倍地进行抗震斗争”。这则消息只笼统地说，“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一次7级地震”，对具体地点和灾情却只字不提。时隔30年后，这次地震的死亡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才被披露出来。又如，宣传上往往把救灾政治化。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的新闻；8月27日又发表了“抗震救灾现场的一次批邓会”；9月7日再发表“抓批邓促生产”。而在海通地震后，媒体报道的不是灾情和真实的救灾情形，而是“省革委会派专人专车，星夜兼程把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泽东画像送到灾区群众手中。”再如，当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政策上片面强调自力更生，谢绝英、美、日等国包括联合国的善意援助，单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8] 遗憾的是，对于“文革”和极权体制的深度反思，在中国当下依然是禁区。因此，对于“文革”中极左思想的余脉作直接的批评，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事实上，借传播普世价值的名义，相关说法实际的指向是批评极左的、违背人类文明潮流的价值观。这自然是一层不便捅破的窗户纸；而一些人跳出来反对这种反思时，也同样不把这层窗户纸点破，于是就造成了这类讨论的暧昧性。30年前把实践说成是“唯一标准”，和30年后把人权，新闻自由等说成是“普世价值”，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其中的微妙，有待人们去慢慢品味。“唯一标准”的争论最终以改革派的胜利而告终；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眼下并没有明朗的胜负。从30年前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争论也许正预示着历史转折的下一个十字路口的到来。

第三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论文

本学期我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通过学习，我不仅掌握了基本的哲学知识，同时，也为构造自己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让我开始运用哲学的两面性的观点去分析生活中的问题和解决问题，找出共性和个性，处理好共性和个性，从而让自己的目光是全面的，促使自己更快更好的成长起来，并迅速成熟。

有将近百年奋斗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在开创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30年中，形成了这样一套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使社会主义能够充满活力从而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并经长期奋斗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这实在是党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中华民族之大幸。这又一次有力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关节点上，仍然能够以自己的奋斗来代表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前途，并且能够凝聚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奋斗来代表这个伟大前途。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获得的伟大成就，说明其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而是不要马克思主义了；第二，要解放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新的形势、新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不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变成僵死的教条，变成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空洞的词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意味着这两方面都坚定不移，毫不含糊。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才能成功，才能胜利；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只有赋予其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才能成功，才能胜利；离开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前途，没有意义；离开中国实际和我们已经取得伟大成功的道路和理论体系，而去另外寻求和依傍别的什么主义和模式，没有前途，没有意义。

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为了胜利完成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的根本保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5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远保持旺盛生机和充满活力的源泉。

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学习，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潜移默化地扩大了视野，加深了思想的深度。在老师的教导下，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处理生活实践中的问题，给我带来了深远意义。在看待各种现象和问题时，学着去理性思考，并通过现象看到本质，让我了解到事物客观真实的一面。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这些原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我应该遵循的原则。我觉得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后，收获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让我更深刻了解了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形成的，而且更进一步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对我们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让我受益匪浅。

第四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践论文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践论文

——读《矛盾论》有感

11建筑2班

2011331210214

江胜涛

摘要：毛泽东哲学代表著作。它是作者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该书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方面，深刻地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发挥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

关键字：普遍性 特殊性 唯物辩证法 教条主义者

《矛盾论》是毛泽东主席在1937年写的。主要是为了克服中国共产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对于我们今天的威武辩证法的学习很有帮助，该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大量具体而生动的例子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并且在许多方面发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创造性的运用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成功的分析和解决了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许多的复杂矛盾。它精辟地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问题矛盾的问题，矛盾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特别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就是共性和绝对性，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对立统一关系，是关于事物矛盾的精髓，不懂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一、全文构思严谨，有一个缜密的逻辑结构。两种宇宙观——即形而上学的见解和辩证法的见解，这是论述矛盾的世界观基础。“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 矛盾的普遍性。比较简略，因为作者对党内绝大多数同志的认识水平已经作了客观的分析，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矛盾的特殊性。“首先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层层明晰，浑然一体。

二、例证丰富。作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和先行者的著作阅读广泛、理解深刻，可以熟练地援引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

三、语言准确而生动。

作者通篇用的都是常见的词汇，但却十分精确地表达出了作者的思想内涵。同时，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还体现在生动性上，作者能够用很通俗幽默的语言阐明深刻而严肃的哲学命题。

毛泽东的这篇著作，在7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指导着我们的实践。他永恒的生命力所在，是它系统的论述了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的法则，发挥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实质和核心的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实践的正确的认识论。毛泽东同志写作矛盾论时，是为了使党和人民从思想上认识到教条主义的错误，从实践中认识到辩证法在认识世界中的巨大威力。矛盾无所不在。毛泽东同志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革命导师成果的基础上，科学地用矛盾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并适用之，开辟一条新道路，引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如今，世界在变，世界在发展，但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用矛盾分析方法对待一切却永远是充满生命力的，特别是对于青年一代，更具有指导意义。世界有缺陷、不完美，就会造成冲突，形成矛盾；人生有缺撼、不完美，就造成人生的各种问题的冲突，形成人生矛盾。世界上矛盾无处不有，人生中矛盾无时不在。人生矛盾贯穿于人生的全过程，存在于人生的每个方面。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人与他人等一切人生关系中，无不存在着矛盾冲突。青年一代的我们，面对的矛盾更是复杂与多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去对待问题，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特别是在理想人生和现实人生、情感与理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这些方面，更应注意，更应要求我们用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分析方法去对待。在理想人生和现实人生方面，应正确认识到理想人生必须植根于现实人生之中，同时又要用理想人生来指导推动现实人生的实践活动。在人生这一普遍性创造自己人生的特殊性。

参考文献：毛泽东

《矛盾论》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

刘畅宇

赞同

2011年12月 《矛盾论》读后感

第五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论文

对于马克思主意的定义，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做出不同的回答。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科学体系，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它的内容涵盖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等诸多领域和各个方面，是极其深刻个丰富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源、灵魂和根本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唯物主义改造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用辩证法改造以前的唯物主义，并辩证唯物地概括了当代的自然科学成就和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经验，创立了最完备的彻底唯物主义的新型哲学——唯物辩证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同样，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也有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思想渊源和实践基础。所以它是时代的产物，它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

然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革命胜利的事实，帮助全世界也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实现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思想武器。“五四”运动后不久，一批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中国共

产党诞生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在我们党内，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80多年奋斗历程中,始终特别重视以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随时代的进步和历史任务的变化不断发展创新自己的指导思想,实现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段话科学地阐明了党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的发展特征,也鲜明地描绘出党的指导思想不断发展创新的历史轨迹。

一、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

党的指导思想的第一次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在自己的旗帜上庄严地写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因为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从1840年开始,中国就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着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重任。为了实现这一奋斗目标,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奋斗,先后爆发过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但是这些斗争和探索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中国革命必须寻求新的理论作指导。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特别是五四运

动促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终于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因此,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二、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理理论:党的指导思想的第二次与时俱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 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再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邓小平鲜明而反复地强调,必须改变在马克思主义经曲著作中寻找社会主义的答案,把“本本”作为结合的逻辑起点的倾向,坚持走自己的路,把实践作为结合的逻辑起点和根本依据。这就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放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和具体实践中加以正确地理解和灵活地运用。邓小平精辟地指出:“多年来,存在着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为解决他去世之后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

三、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第一次提出了我们党“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的概念。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了党80年的基本经验,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以及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三个代表”的历史地位和贯彻“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

四、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党的指导思想基本内容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11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1000美元;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和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市场供求结构从短缺经济变为全面的买方市场;对外关系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向全方位与国际经济接轨;工业化阶段从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演进;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人口基数大而素质不高,科技与教育不发达,人力资源优势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物质文明不断增强,而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却相对滞后,仍然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经济发展迅速,成效显著,但经济总体质量并不高,粗放性明显,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日益迫切;自然资源缺乏而利用率不高,环境污染严重而治理不力;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现阶段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进一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一系列问题,从新的层面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基本内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谐社会作为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不仅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强烈的现实要求，更有着深厚的文化传承和坚实的理论支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更是和谐社会重要的哲学基础，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让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有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和可靠的理论指导。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因此，对于大学生来说，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担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大学生个人成长和长远发展的客观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新一代大学生，一定要认真学习、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学风，自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充实自己。首先，在思想上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树立和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其次，要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自觉辨别和抵制各种不良思想文化的影响。最后，要不断增强服务社会的本领，自觉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努力使自己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