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16至19世纪中日“统治体制”变革思想之比较研究
16至19世纪中日“统治体制”变革思想之比较研究
摘要：16至19世纪，在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日两国思想界关于统治秩序和统治体制变革诸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从时间上看，日本思想精英率先对幕藩体制提出质疑，并围绕“体制转换”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而同时期的中国其“政体改革”声音则较微弱，两国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在体制变革路向的问题上，日本的“政体变易”思想并非简单模仿西方“民主体制”，而是采取了“王政复古”的方式，建立了以天皇绝对主义为特征的政权，其实质是从纯粹的封建国家体制向封建主义的最后政治形态专制王制的转变。而同时期中国的统治体制变革思想及运动则启动较晚，表现出较为激进的发展态势。尤其在19世纪末叶温和的政治改革运动宣告失败后，迅速出现革命风潮，最终在1912年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亚洲首个共和国。中日两国关于统治体制变革思想不同趋向的演进，对中日两国近代国家体制的形成及现代化的不同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统治体制；变革；比较研究
19世纪下半叶，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咄咄逼人的挑战，中日两国基于对自身传统的把握及对西方挑战性质的理解，做出了各具特色的回应。在这些回应措施中，最具核心意义的应是两国政治思想精英对本国“统治体制”的调整和变革。从时间上看，如果将1853年柏利来航的“黑船事件”作为西方大规模侵略日本的开端，那么统治日本长达260年的德川幕府则在此后短短的15年时间里便宣告崩溃。面对来自外部世界强大的“外压”，日本迅速地完成了“国家政治统治体制”的转换。笔者认为，这种迅捷的政体“转换意识”正是日本得以摆脱民族危机，成功地率先完成现代化的深层原因之一。从表面上看，这种“体制转换”是在短时间内发生并完成的。但如果我们打开视界，将时段拉长，便会发现：早在明治维新前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日本思想界已就“体制转换”问题展开了较为激烈的探讨，直接为19世纪60年代末发生的倒幕维新的体制转换政治实践提供了思想准备。而同时期的清王朝虽然在西方列强的打击下迅速走向衰败，但因其对西人东来后世界变局缺乏足够的理解认识，故直到19世纪70、80年代，思想界才出现了微弱的“政体改革”的声音。甲午惨败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早期维新思想才转化为维新变法的政治改革运动。相比之下，两国的政治体制转换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差。
中日两国不仅在“统治体制”转换的时间上存在不同，而且在体制变革的路向上亦存在巨大差异。在19世纪下半叶日本迅捷的政治体制转换过程中，其“政体变易”思想并没有直接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体制”为目标，进行简单的模仿，而是将自身的生存放在第一位。“日本领导人还没有想要创建一种民主制度的任何愿望。不同于20世纪的所谓‘现代化’国家，他们并不把民主看成是一种吸引人的思想，也不认为有必要试图创建一种民主制度。他们认为首要的任务是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能够对付西方军事和经济威胁的、中央集权制的日本”。因此，在明治维新前夜，日本列岛上最为盛行的思想不是“民主宪政”思想，而是尊王攘夷论。当时日本的社会精英虽然已模糊地意识到西方民主制度的某些合理性，但却没有人以此为蓝本对日本的政治统治体制进行改造，而是采取了“王政复古”的方式，建立了以天皇绝对主义为特征的政权。而中国的统治体制变革思想及运动虽然启动较晚，但一旦发生，却表现出较为激进的发展态势。尤其在19世纪末叶温和的戊戌政治改革运动宣告失败后，迅速出现了革命风潮，最终在1912年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本文试图通过对中日两国前现代和现代早期思想精英关于“统治体制”变革思想的比较研究，进一步理解两国19世纪下半叶政治制度变革的深层逻辑，对两国现代化的不同命运做出进一步的解说。
一、寻求“秩序”：17世纪中日思想界对“统治体制”的反思
17世纪上半叶，是东亚历史上王朝剧烈更迭的时代。1600年德川家康通过关原之战，打败丰臣氏，掌握全国大权，1603年任“征夷大将军”，开创江户幕府。40多年后，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建立了清王朝的统治。以王朝更迭为背景，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和思想精英围绕着“政治统治”形式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出现了以强化政治统治秩序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潮。在明末清初的中国，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儒法并用”，试图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而一些怀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思想家面对明亡的教训和清初封建君主专制极端化的倾向，开始对传统的君主专制政体发起了空前激烈的抨击和总清算，成为东亚世界步入近代前夜思想界最值得关注的重大思想现象。而在同时期的日本列岛，德川家康建立德川幕府之后，则在深刻反思战国时代“下克上”风气的基础上，大力推崇朱子学，试图以朱子学的“自然秩序”原理，营造新的统治秩序。
(一)明清之际中国的“统治秩序论”
在追求“秩序”的问题上，清朝统治者吸取了汉族统治阶级传统的统治经验，“儒法兼用”，试图迅速结束动荡，重建秩序。而明清之际，一些具有强烈民族情绪的思想精英，则愤于明亡，在对明代弊政及秦以来专制统治展开总体性反思的基础之上，展开了其体制批判思想。
在中外政治思想史上，政治改革思想往往是与政治批判思想杂糅在一起。而且，政治批判思想往往都是以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先导的身份而出现。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体系中，蕴涵着非常丰富的“非君思想”和“反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思潮。如果我们将这种“非君论”思想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加以分析和体察，就会发现这种否定君主专制的极端思想往往出现于中国历史上黑暗动荡的岁月。而若从中国儒家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来分析观察，也会发现，儒家思想体系在为君主专制提供合理性论证的同时，也存在着对君权限制和否定的倾向。虽然这种“否定”十分隐蔽，而且是非限制性的。
与此前中国封建社会的“非君思想”相比较，明清之际勃兴的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政治批判思潮更为系统、彻底，其影响也更加深远，其对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体制的批判反思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基于明亡所引发的对君主专制思想的批判反思。在顾、黄、王的思想主张中，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思想最为丰富，他们从制度上探索明亡的原因。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从“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角度出发，对明季之科举、兵制、官制等方面进行认真的分析反思，提出了宰相理政，“公其是非于学校”等激进主张。其中，对明季废宰相之举尤为激烈。认为“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以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在黄宗羲看来，君主传子必须以宰相制度作为补救，才能保障政治清明，天下安定。但明朝废置宰相，使得君主失去了制约和限制。宦官乘机取而代之，即所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使宫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宰相之过也”。
其二是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对君主权力过度集中展开批判反思。这以顾炎武的“寓封建于郡县”论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而应将封建制的某些优点注
入郡县制，即如果让县令终身任职，并由其子孙继承，他就会把“百里之县”看做是自己的私产，倾力治理，由此天下便可达到大治。从表面上看，顾氏的言论似乎是在重复炒作中国古代“封建”、“郡县”之争，但实际上，他敏锐地发现君主专制条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虽然此种办法难以付诸实施，但这并未消减其思想意义，它仍然构成了明清之际思想界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内容。
关于上述这些“非君”思想的性质及其评价，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政治批判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经济、政治、社会变动在思想领域的体现，它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将来临。本文则认为上述这些“非君思想”的共同特点在于，他们都没有在现实世界中找到足以替代君主专制制度的新的政治制度。他们或是将理想的政治制度托诸理想的乌托邦；或是将克服君主专制政体弊端的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的身上。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反对君主专制主义思想视为近代社会到来的思想标志。而应注意分析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其一，批判者话语系统的陈旧。比较观之，我们发现，18世纪政治批判思想家所使用的“话语系统”是陈旧的。仍然在“封建”与“郡县”、“君权”与“相权”、“开言路”等传统的概念体系范围内来研讨问题，没有提出新的政治构想。其二，批判者动机的“非近代性”。故就其本质属性而言，黄宗羲等人激进的政治批判思想实际上是针对明亡所引发的剧烈的社会动荡而作出的一种回应，“仍然是统治阶级的自我认识、自我批判和自我调整”。
(二)幕藩体制下朱子学的“秩序构建”
几乎与明清之际中国围绕“统治秩序论”展开反思与争论的同时，我们在日本列岛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形。庆长五年(1600)，德川家康通过“关原之战”，取得了全国的霸权地位。后又乘胜追击，于元和元年(1615)消灭了丰臣氏的残余势力，确立了德川氏的统治。德川氏深悉“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古训的真义，试图通过讲求君臣上下等级秩序的朱子学为其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持。
从历史上看，朱子学是从镰仓时代随禅宗传至日本的。最初仅在佛教僧侣和京都公卿中传播，包含在佛教中，处于依附从属地位。后经藤原惺窝和林罗山师徒二人的努力，朱子学实现了“脱佛入儒”的过程。德川幕府建立后，朱子学因受政治权力的青睐而被立为官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朱子学之所以能在江户时代前期异军突起，独执思想界之牛耳，与其政治思想主张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产生于两宋时期的理学，实质上是一种将君主制度的社会规范绝对化的政治控制思想。朱子学的最高范畴是理，是将本体、规律、伦理合为一体，从而把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加以绝对化，将封建伦理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上，为封建统治提供了“形而上”的基础。林罗山作为日本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完全继承了中国朱子学的这一“思想精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贵下贱，循此上下而可知自然之理有序。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者也。”可见，这种以“自然秩序”来说明“社会等级秩序”的思想，正是幕府维持统治所需要的。
从德川幕府的主观动机看，是想通过“朱子学”来为其统治秩序提供理论依据，消灭战国时代日本社会上极为盛行的“下克上”的倾向。从当时的情况看，朱子学也确实起到了上述作用，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朱子学“大义名分”论的确立，有强化幕府统治秩序的一面，但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人内心世界的尊王思想，从而取消了幕府统治的合法性，削弱了幕府的统治，这是德川氏大兴朱子学时所没有想到的。早在享保年间，荻生徂徕就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政谈》中说：“天下的诸大名虽为将军阁下的家臣，但他们的官位均由京都的诏书和任命状下达，所以在大名当中，不能说没有心里认为京都的朝廷才是真正的君主的人。他们之所以服从幕府，主要因为暂时还畏惧幕府的权势。”对幕府衰亡颇有研究的福地源一郎也认为：“家康公奖励之文学(汉学)，成为反对家康公政略之学派”，“岂有他日不因此学而遭政体破灭之祸哉!”上所述，可知17世纪中日两国思想界围绕着“统治秩序”所进行的“批判”和“构建”活动，实际上是基于两国不同的社会背景而发，是两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与“西学东渐”浪潮并无直接的内在联系。
二、单一的政治批判论与多元的体制变革论：
19世纪中叶前中日统治体制变易思想的不同发展路向
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实学思潮。从其内容看，所涉及的话题极为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但比较观之，这两股经世思潮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笔者认为，清中叶后勃兴的经世思潮主要是针对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而提出的救时策，其主张和对策尚不具有近代意义。而同时期日本的经世思潮则是在兰学有了一定的发展，朱子学开始崩解的背景下兴起的，这遂使此时期的政体变革论带有新时代的气息。同时，从“政体变易论”的主张和流派看，日本也远比同时期的中国丰富。
(一)清中叶“自改革论”
清朝中叶，伴随着封建统治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经世实学思潮勃然而兴，封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阶层内部出现了一股“自改革”思潮，主要以龚自珍和魏源的政治批判思想为代表。
鸦片战争前夜，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思想家龚自珍对当时的种种社会问题和思想痼疾均展开深刻而激烈的批判。龚自珍的政治批判思想所关注的仍是一些传统话题：
其一是对封建社会衰象的批判。“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问年岁?”“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其二是力倡通过王朝“自改革”来起衰振竭，挽救王朝危机。他说：“一祖之法无不敝，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龚氏敏锐地意识到，造成世道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君主的极端专制集权。他主张将“主奴式”的君臣关系变为“主客式”的君臣关系。在他看来：“朝见长跪、夕见长跪”的臣子实际上已经丧失了为人所应有的廉耻。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君臣关系，才能廓清官场贪鄙之风，不拘一格降人才。而魏源的政治改革论的核心主张则主要表现在其经世致用思想中。在他编写的《皇朝经世文编》、《明代食兵二政录》、《淮北票盐志》等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其经世致用论。
但从历史上看，龚、魏二人的政治批判思想却不具有真正意义的“近代意识”。这主要因为：首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西方之间的文明落差已经非常明显，但发起“自改革思潮”的思想家们却没有觉察到一个空前剧烈变动时代的到来。其思想批判触角从未触及“中国中心论”的天下观，也没有突破华夷观念的藩篱，相反却在文章中大大地强化这种“我朝中心论”。他说：“我朝藩服，……隶主客司者，曰朝鲜、曰越南、曰荷兰、曰琉球、曰西洋之国。”在他看来，无论清王朝面临着怎样的危机，但中华帝国仍然处在华尊夷卑的“天朝体系”之中。
其次，就龚自珍、魏源等同时代思想家的知识结构和话语方式而言，鸦片战争爆发前，仍停留在传统
之先的封建士大夫率先突破了“坚船利炮”的认识范围，由“制洋器”转向“采西学”，在“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本”的口号下，意识到中国的落后决不仅仅表现在“船炮器物”，开始把目光投向“社会政治制度”层面，来探寻西方强盛之本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是冯桂芬。冯氏对中西现状展开了系统的比较，认为“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冯桂芬还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变革表示肯定，他用设问的笔法追问道：“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在他看来，向来被士大夫视为落后野蛮的“夷狄之国”，之所以能打败堂堂的“天朝上国”，决非仅仅依靠手中的“坚船利炮”，在“利炮坚船”的背后还有“制度性”因素在起作用。由此，冯氏开辟了从“政治制度视角”分析理解西方文明的新路径。
综上所述，可知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尚未提出系统的政体变易思想，其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认识尚停留在传播介绍阶段，而没有进入“行”的阶段。在与明治维新大体平行的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所奉行的信条仍然是“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在他们看来，只要将西洋的火器学到手，就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直到甲午战争惨败后，思想界酝酿已久的维新思想方才与政治运动相结合，转化为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进入了政治变革的实践阶段。
而同时期的日本在严峻的危机形势下，也开始注意研究西方政治制度。相比之下，日本认识西洋的渠道多于中国，除了直接通过洋学翻译外，还有汉籍和出洋实地考察等渠道。不过，日本人关于西方近代国家制度还是存在很多错误认识。如弘化三年(1846)，箕作省吾在《坤宇图识补》中将西方的上院、下院看作是一种衙门。1851年箕作阮甫也把国会称作“政廷”，议员称作官员。后随着对外接触的增多，逐渐对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有了一定的理解，庆应元年(1865)，奉命出使欧洲的冈田在《航西小记》中记载到：“议事堂分为二院，一日上院，一日下院。上院由宰相等重臣相聚议事。出席其议事之人为国民之代表，议事时来此堂。”这一点应该说是正确的。可见，比较观之，两国对西方近代政治制度的理解都经历了一个坎坷曲折的发展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思想界在理解西方政治制度的过程中，儒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很多思想家都以儒学思想中的“仁”和“公”等基本概念，来理解西方政治制度。如幕末的维新思想家横井小楠不懂英文，但却对欧美的政治制度推崇备至，这主要源于他对儒学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换句话说，那是因为有可能用‘尧舜孔子之道’理解‘西洋器械之术’。所以，即使听说西欧社会废除封建制度，正在施行郡县制度和公议公论体制，在小楠看来，也只不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如果按‘尧舜孔子之道’来衡量，德川是一家之私利，把政治体制私有化，才是背离仁政的。反过来说，西洋的议会政治与‘尧舜孔子之道’倒是吻合的。因此，对小楠来说，西方的制度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那只不过是极普通的事而已”。1860年，横井小楠在《国是三论》中，对美利坚自华盛顿以来“全国大统领之权柄，让贤不传子，废君臣之义，而持公共和平”的作法表示肯定。对英国议会制度大加赞赏，“在英吉利，政体一本民情，官吏之所行，无论大小，必议于民，随其所便，不强其不悦”。可见，在评价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时，横井小楠所使用的仍是“仁风高扬”、“以生民为本”等儒家思想中固有的概念范畴，认为西方政治亦符合“三代治教”。在这里，儒学反倒成了日本人接受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想原料。
(二)“政体变革”运动的“时间差”与不同发展路向
在中国，19世纪中叶肇始的传播介绍西洋现代国家制度的思想，并没有迅速引发出对封建专制政体的批判，虽然到80年代前后，随着早期维新思想的勃兴，以西洋政治制度为蓝本改革封建政体的呼声越来越高，人们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变革封建政体的重要性，认为：“工商之世，而政治不与之相宜，则工商不可兴，故不得不变政。”而其政治变革的蓝本则直接取自西方现代民主制度。认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很显然，这种取代君主专制制度的新制度就是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但这些倡议者多为从统治阶级营垒中分化出来的成员，其身份或为驻外公使，或为幕僚、买办和一般官僚士大夫，在清朝的政治统治体系中多位居“边缘”，其思想主张的影响力自然大打折扣。同时，这些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所阐发的维新思想尚不构成完整的体系。他们的“思想”只是在书信、上书和一些著作中有所表达，其传播范围也非常有限。这直接导致这股思潮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化为一场政治运动。只是到甲午战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形势下，以公车上书为标志，酝酿已久的维新思潮才得以演化为一场政治改革运动。而到20世纪初，当改革运动宣告失败，在更为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革命风潮应运而起，最终推翻了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实现了由“专制”到“共和”的转变。
而日本自19世纪50年代起，面对严重的内外危机，统治阶级已经不能按着旧有的方式继续统治下去了。日本列岛上变革政治体制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且开始与政治运动相结合，进入了“践行”的阶段。其中影响较大的政治变革思潮有：“公武合体论”、“尊皇倒幕论”、“公议政体论”和以幕府为中心的“国家统一论”。
所谓“公武合体论”，主要是指通过“公”(天皇)和“武”(幕府将军)的合作，来建立统一国家的运动。它起源于江户时代中期，是一种借助皇朝神威来保护幕府统治安定的思想。到幕末，日本面临内外危机时，一部分主张统一日本国内各派力量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主张建立幕府和天皇的联合政权，这实际上是在利用天皇的权威来修补幕藩体制。如越前藩主松平春岳即是典型的“公武合体论”者，他认为：“天下之政道，悉奉圣敕，继之与大小诸侯谋议，全国一致，则必无幕府一己之私政，吾意此乃国是之第一。”后来，“公武合体运动”成为与尊王攘夷运动相对抗的一种极具影响的政治思潮。
所谓“公议政体论”，是在1867年前后，在幕府统治极度危机的形势下产生的一种试图借助西方民主“公议”政体制度以建立统一国家的思想。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土佐下级武士坂本龙马提出的“船中八策”。主要内容包括：应设立上下议政局，万机宜决于公议；应备有才之公卿、诸侯及天下之人才为顾问，赐官爵，宜除历来有名无实之官；应与外国交际，广采众议等。这实际上是借助西方“公议”政体来克服幕藩体制的分裂性，建立统一国家政权的设想大纲。后来，成为大政奉还建议书。也为1868年明治维新成功后，明治政府所颁布的《五条誓文》提供了蓝本。
事实上，几乎在同时，幕府也意识到原有的统治方式难以维持下去了，需要作出新的政治整合，以建立以幕府为中心的统一国家。这从庆应三年(1867)2月法国公使列翁?罗休直接向德川庆喜条陈的对策即可看出。其对策包括“第一，消除诸侯的权力而实行中央集权。首先必须由幕府完全地掌握外交权，直辖海陆军。诸侯则不论是萨摩也好，佐贺也好，长州也好，土佐也好，一概撤废海陆军，而令其向幕
府缴纳海陆军费。诸侯不得再像过去那样地作独立的封建君主，改为幕府的地方长官，每次各调三分之一到江户改任幕府的议政官。……中央政府的组织为海军、陆军、外国、会计、全国部内(即内务)、直截断曲(即司法)六局制，上置总裁。另一方面，此中央政权必须大大地施行殖产兴业。因而首先振兴贸易，扶植商社、开采矿山，建立工厂等”。如果将罗修的上述对策与明治维新期间所颁布的措施相比较，就会发现：这与明治政府的措施一模一样。这实际上说明，当时无论是幕府，还是倒幕派，都意识到变革政体的必要性，而且所拟定的变革方案也是大体相同的，均受到西方政治体制的影响。当时，一些日本洋学家还是希望采取加强幕藩体制的办法来进行体制改革。1862年，福泽谕吉在赴欧途中谈及日本时局时曾对同行者说：“不管幕府如何，它要单独执政的话，那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把各路大名集在一起采取德意志联邦那样的形式，你们看怎么样?”“我希望每年净领二百包大米，去做将军的老师，而按照自己所想的向将军灌输文明开港的道理，以指导他进行一次大的变革。”可见，明治维新前夜日本兴起的政治统治体制的转换变革思潮，具有明显的“多元性”特点，而且还与当时的维新变革运动结合起来，讲求操作性，具有“力行”色彩。
在政治统治体制发展变革路向的问题上，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的中国以西洋立宪民主制和民主共和制为目标，日趋激进不同，幕末和明治初年的日本在确立政治体制转换变革原则时，各种政治变革思潮和方案虽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但这些方案都只是在实现统一国家这一范围内来接受欧美的制度，而没有真正理解人民民主参政等民主公议制度的真义。当时“欧美的制度当时主要是作为通过诸侯会盟来建立统一国家的手段而引进的”。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日本思想精英深刻地意识到，与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相比，对日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民族的独立和社会秩序的维系。上述观点是建立在对日本与西方社会文化结构根本不同的基础之上的：
欧洲的宪法政治自萌芽以来已逾千年，不仅人民对此已非常熟练，而且还有宗教作为其机轴，已深入人心，所以人心皆归于此。但在我国宗教其势微弱，无一能成为国家机轴。佛教曾一时隆盛，维系上下人心，但如今已倾于衰微。神道虽以祖宗遗训为祖迷，但作为宗教却无力使人心归向。……在我国可以作为机轴的，惟有皇室。因此在此宪法草案中要致力于这一点，尊重君权，尽量不使其受到束缚。……即决定此草案以君权为机轴，使其不受毁损，因而不须参照欧洲那种主权分立的精神。
由此，我们会发现，19世纪60年代在日本列岛发生的以明治维新为分界线的近代化过程中，日本政治精英将那些与天皇相关的制度和观念赋予了新的意义，“用古老传统之名建构国民的同一性，实现国民国家的统一，这是近代国家的重要特质之一”。而且，日本政治精英并没有简单地模仿欧美，相反却强调公议体制的本土性，认为“设置议事院，看似模拟欧美各国之风，实非如此，我皇国采纳公论始于神代。须令之速查议事体制，上报规划方案，从而速设议事院”。
在政治统治转换的过程中，日本之所以比中国更为快捷，其原因极其复杂，大致有以下两点：其一，幕藩体制下日本“二元制”的政权结构为政体变易思想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土壤。这种政治批判思想与现实政治运动相结合，直接引发了明治维新的政治变革。
其二，民族矛盾对政治统治体制变革的特殊制约。晚清中国实现政治体制转换的复杂性还表现为中国精英在完成“建立共和”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还要完成以“驱除鞑虏”为主要内容的民族革命的任务。而幕末的日本“不是一个由外来民族建立起来的政府。把中国清末的革命运动和幕末时期的讨幕运动相比较就会发现当时日本所处的条件是多么的优越。……幕末时期的讨幕运动者们为了避免国家分裂而与幕府中的开明派联手，将军也把政权和平地移交给了天皇，倘若幕府是由外来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这一点恐怕根本就无法实现。……联想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说，日本是非常幸运的”。
而就中日“统治体制”变革思潮及运动的历史影响而言，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通过保守的“王政复古”形式完成的统治体制变革，日本率先完成了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任务，使其在应对西方列强“挑战”和“外压”的过程中保持了内部高度的“一体性”和“一致性”。这诚如伊藤博文所言：“对于海外的强大势力，如欲表明国民联合之抵抗力，结成强固坚实之一体，以维持国家的存在，则必须在强大之中央政府下，统一国家。然而，同时消灭拥有自治权之封建诸侯地方分权势力，当然是达到此目的之必要手段。此等思想之自然结果，终成王政复古，使天皇政权拥有一如往昔之实际权力，以此为万机之中心，成帝国联合势力之目标。如此则与王政复古之同时，天皇必与被统治者全体国民建立直接之关系。”可见，明治维新的本质在于建立统一的国家，日本要想成立具备近代国家体系的国家，必须克服三百诸侯的分立，而这项任务的完成是日本先于亚洲其他国家使近代化获得成功的原因。
与日本相比，近代中国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任务异常艰难，不仅在时间上滞后，同时还面临权威失落后长时间的无序状态。1898年，当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被扼杀后，继之而起的是激进的革命运动。1912年，当中国政治精英和思想精英推翻清廷，模仿欧美体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时，中国社会的权威秩序已荡然无存，出现了长时间的外患频仍和武人专政局面。直到1949年，这一乱局方告结束。
当然，日本这种保守的体制变革之路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1938年，胡适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在《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写道：“日本领导人在较早时期实现这一急速的转变，他们之中的最有远见者也只能看到与理解西方文明的某些表相。他们处心积虑要保存自己的民族遗产，加强国家与皇朝对人民的控制，因而小心翼翼地保护日本传统的大量成分，使之不致受到新文明的触染。人为地采用好战的现代化的强硬外壳来保护大量中世纪传统文化，在这其中不少东西具有原始性，孕育着火山爆发的严重危险。”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也陈述了大致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在“距今100年甚或更短的一段时间里，日本所发生的社会革命、工业革命、特别是局限性很大的‘王政复古’的某些性质可以看做是导致日本悲剧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这是我们在比较分析19世纪下半叶中日体制变革思想时所不能忽略的关键问题。
责任编辑：孙久龙
第二篇：中日财政体制比较研究
中日财政体制比较研究
摘要：我国自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尽管建立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税体制，但还有许多地方要完善。日本亦属于集权型的国家，但其分税制财政建设十分完善。通过对中日财政体制的共同特征、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分配的不同模式、各级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及转移支付体系的比较分析，提出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比较财政；财政体制；分税制；中国日本
一、财政体制的共同特征
虽然目前阶段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尚在进行之中，仍然不够完善，与日本相比，差距很大，但至少在运行模式上两者有以下几点共同特征：
1.中央政府掌握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日本财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中央政府掌握全国财政收入的2/3 左右。我国1994 年分税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因此，分税制改革后各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我国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基本在60%左右。
2.中央与地方之间建立了合理的事权分工和规范的财政分配制度。凡是涉及整个国家利益，需要全国统一行动才能实现的政府职能都划为中央政府职能；不涉及全局性的事业，需要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动性，有利于提高政府活动效率的职能划归地方政府。以此为基础，明确划分了各级政府财政支出范围，即支出负担与事权分工相对应，虽然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责任与可运用的财政收入存在不匹配的问题，但随着我国财政改革的深入，这一问题会得到解决。
3.中央对地方实行的财政补助制度。中央通过补助制度，一方面调节了中央与地方间的纵向财政资源分配，有利于中央财政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另一方面，有利于协调各地方政府间的横向财政资源再分配，对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的不同模式
日本是一种集权与分权结合型财政体制。日本财政体制的明显特征是：收入上集权、支出上分权。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央预算集中的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60%以上，实际支出则不到40%；相反，地方预算收入占预算总收入的40%左右，而实际支出占预算总支出的60%以上。中央政府集中大部分收入并控制税收管理权限，体现了集权，有利于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地方政府安排着大部分财政支出，体现了分权，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我国在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实行统收统支，中央集中过多，调动和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不够。随着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有所改善，但地方在财政支出方面的权限仍然有限，同时还存在地方之间的不平衡，对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严重受阻。
三、各级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的比较
1.税收收入的分配
日本的共享税式分税制。即除划定中央税和地方税之外，还设臵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税种。目前，日本共有58 种税，其中国税26 种，都道府县税15 种，市町村税17 种。中央和地方收入分布格局大体保持在2/3 和1/3 之间。为了确保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和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日本政府间税收权限划分实行中央集权制。目前，我国地方税收收入分配权尚未专门制定基本法律制度，中和地方税收收入的分配按税种来划分的。在国务院1993 年颁布的《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的行政法规中，按税种明确划分了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和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三大类。国税占总税收收入的比例大体保持在70%左右。中央与地方的这种税收收入分配格局，使地方税税收收入规模相对较小。
2.各级政府的主体税种
日本每一级政府都以两种税为主体税种。中央财政的主体税种是个人所得税和法人所得税，都道府县的主体税种是事业税和居民税，市町村的主体税种是居民税和固定资产税。我国中央政府固定收入包括消费税、车辆购臵税、关税，地方政府固定收入包括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享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
四、各级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体系
1.在日本的税收收入结构中，中央税收收入大约是地方税收入的两倍。这样单靠地方税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地方政府的需要。地方税收入与地方政府支出之间的差额由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加以弥补。以税收划转为主要形式的财政补助制度。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日本中央对地方财政补助规模更大，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性更
强。1990 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补助金额为318 590 亿日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9.6%。目前，日本中央对地方财政补助形式包括：交付地方税、国库支出金和让与地方税，其中前两种是基本形式。
2.我国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原财政包干体制中的转移支付因素、分税制中的税收返还和过渡期转移支付同时并存，双轨运行。但是，我国现阶段仍需注意以下问题：（1）目前均等化转移支付的规模还是很小，为了更好地取得省区之间横向平衡，转移支付体系应从“收入返还”调整为以均等化拨款为基础的转移支付体系；（2）加大过渡期转移支付力度，明确过渡期转移支付的规模；（3）财政转移支付要在广度上、深度上落实好，同降低税收负担结合起来。
五、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可以借鉴的几点经验
日本财政体制的运行机制表明，其所实行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实现了其预期目的，一方面根据事权合理地配臵了财权，使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达到了基本统一，另一方面，在确保中央政府财政收入规模和保障宏观调控有效实施的同时，维护了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一种规范化的分配制度。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值得借鉴的经验：
1.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实行相对集权型财政体制。“相对集权型”财政体制，是指财权相对集中，事权相对分散。就财政体制来说，包括以下三方面：（1）重大的财政方针政策、国家预算法规、重要规章制度等必须统一由中央政府制定，在中央
统一规定的范围内，地方有权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制定贯彻中央方针政策的具体措施，安排自己的财政收支；（2）中央的事权主要是承担一些事关全局的重要事务，政府职能范围内的其他一些具体活动，包括大量社会发展事务，则应由地方承担；（3）在不影响地方财政增收积极性的前提下，中央要掌握主要财源，保证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
2.在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合理划分中央税、地方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实行共享税式分税制，稳定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来源。（1）我国社会主义管理制度，决定了我国分税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实行税源分享形式；（2）我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以流转税为主体，地方税收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这就决定了我国不能实行彻底的分税制；（3）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很大，税源分布极不平衡，一些地区财政收入能力与其财政支出需要差额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彻底的分税制，只能导致一部分地区过分依赖于中央转移支付，不利于扩大地方自主权，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因此，在我国推行分税制，在划分中央税、地方税的改革过程中，必须考虑设臵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一些税源增长快、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税种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有利于协调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
3.建立以平衡补助为主体的财政补助制度，促进各地区间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如何从财政体制上有效地平衡各地区经济发展，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日本的经验表明，建立规范的、明晰的转移支付体系，是中央政府调节各地区经济平衡发展的最有效的手段。同时，从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看，那些需要财政补助的地区往往连最基本的财政需要都无力满足。如何保证全国最低水平的公共服务需要，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面临的首要任务。因此，本文主张建立一种以平衡补助为主的转移支付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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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和方法的比较研究
摘 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是现今世界各国的普遍要求，本文通过对中国和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了两国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等途径和方法的相同点和差异，对如何创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方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从而对中国未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比较；创新
一、中国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中国历来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并在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不断积累和完善，形成丰富的经验。
首先，学校通过思想品德课正面灌输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来提高受教育者的认识；其次是榜样示范法，用他人的高尚思想和模范行为来教育和影响受教育者；第三是实际锻炼法，通过各种形式的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得到锻炼；最后是学校环境的影响，各级学校通过营造良好的班风、校风、学风，对学生进行“不知不觉”的教育。通过学校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环境使学生受到熏陶和感染。
中国家庭常用的教育方式主要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式的教育方法。家庭长辈直接以自己的言行举止示范给子女，用自己良好的思想情操、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影响和教育子女。
社区教育，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延伸和补充，体现了“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精神。主要是结合社区风俗习惯、社区文化、社区风气、社区道德规范、人际交往而展开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大众传媒中包含着大量的国内外时事动态报道和政策法规，不同时代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和众多的先进文化信息，它可以使青少年接受新闻信息传播的同时，接受时事形势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日本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日本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网络化、体系化的“立体工程”，需要多层次，全方位来进行。
日本学校设置了专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和活动时间，主要包括修身科、道德科、公民科、社会科和道德“特别活动”等。日本学校不仅要求各学科的教学要渗透思想政治教育，而且普遍重视实践活动环节，大力提倡并推行“体验学习”。
现代日本对家庭教育及其方法的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从儿童到成人期道德发展的各阶段上应采取的方法；二是对不良和不法行为的防范方法；三是对独生子女的心理行为特点及其教育的研究。
日本政府重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通过调查所反映的情况，制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宏观规划、政策和具体的整改措施。在联合各界教育力量方面，日本广泛建立pta（parents teachers association）组织，即家庭教师协会，成员主要有学校教师和社会各界热心于教育的人士，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日本通过“宣传日”、“读书周”、“座谈会”等形式促进和强化受教育者对宣传内容的接纳，还经常采取措施整顿和控制大众舆论工具，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
三、中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和方法的异同点
（一）相同点
1、中日两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均形成了由家庭、学校、社会的“立体网络”
在家庭方面。第一，父母是儿童的启蒙老师，父母的言行影响儿童思想观念、道德观念的形成。第二，建立温馨和睦、健康欢乐的家庭环境，以帮助儿童形成健康文明的社会方式、积极向上的社会态度。第三，开展丰富多彩的家庭文化活动，如旅游、集体踏青、家庭音乐会等陶冶家庭成员的情操和形成高尚的人格。
在学校方面。第一，中日都加强了学校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中日都通过各学科进行渗透教育。第三，中日都通过各种课外活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第四，中日都把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寓于社会实践之中。
在社会方面。中日在各个社区都以各种社会组织、公共设施和活动为载体来补充家庭、学校的教育，使青少年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熏陶。另外中日通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收音机等载体和各种丰富多彩的形式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正面的道德观念。
2、中日两国均注重直接和间接的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
两国学校都开设直接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从正面直接灌输思想政治观念。同时，两国也有间接的思想政治教育，如中国在与语文、历史、地理、劳动、社会发展史等教学活动中也都有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日本学校根据不同教育的内容和特点，有意识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发挥综合教育作用。虽然两国都注重直接教育与间接教育相结合，但是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的。相比较而言，日本更加注重间接的思想政治教育。
（二）不同点
1、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知识传递，理论教化”；日本注重“德性养成，实践锻炼”
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许多课程都必须以考试和打分的方式来测评，而日本思想政治教育只根据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倾向来进行分析。中国教师往往满足于单纯的特定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的传递，而忽视学生情感体验和判断、选择能力的培养。而日本提倡“体验学习”，他们认为许多的行为、意识都要通过实践体验才能逐步内化。
2、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在化”；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化”
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外在的灌输式的教育，具有明显的规定性和必须服从的强制性，主要是在规定的思想政治课程中完成，对学生的内心和情感重视不够。日本则主要体现在“心灵教育”上，其着眼点在于尊重每个孩子的个性，旨在培养青少年的尊重生命之心，尊重他人之心，重同情、正义、公正之心，开拓新时代的积极进取之心，并培养青少年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之心，培养学生正确的伦理观。“心灵教育”已经成为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
四、中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和方法的比较对我国的启示
（一）注重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方法相结合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显性和隐性教育在两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贯穿始终，它们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对于中国而言，日本更加注重隐性的教育方式。因此我们在重视显性课程的同时，应该深入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的隐性课程（包括校风校纪、物质环境、管理体制、社会实践等），将显性教育方式与隐性教育方式相结合，协调好课堂教育与自我教育的关系，变单纯“灌输”为平等互动，注重思想渗透，不断完善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体验
日本非常重视学生的行为体验，无论是课堂的体验学习还是实际的行为操作，都要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体验教育引导学生通过自己亲身的探究去理解和体会。长此以往，他们就会养成一种不需要外力监督和内部动机就能自然表现出来健康的思想素质、道德品质、行为习惯和生存能力。
在体验教育当中，教师要提供一些理性材料和感受性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并形成正确的道德情操；其次要充分发挥共青团、班委会的作用，开展丰富多彩、富有道德创新的活动，在活动中提高思想道德修养；最后还要把学生的体验教育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环境中进行，运用社会资源，并通过优化和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三）健全家庭、学校和社会统一的教育网络
日本非常重视发挥各种社会活动和公共环境的教育作用，有遍及全国的pta跨行业组织，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学生的思想品德是在学校、家庭、社会多方面综合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只有构建和完善“以学生自我教育为主体，以学校教育为主导，以家庭教育为基础，以社区教育为依托”的全面渗透、四位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才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效益，从全局上根本改变薄弱现状，为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大环境，为克服思想政治教育的缺失，提高教育实效性做出保证。
第四篇：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之研究(中国水利)
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之研究
吴晓兵
（江苏省洪泽湖水利工程管理处，江苏 洪泽 223100）摘 要：1128年黄河夺淮以后，由于历代对黄河采取北堵南疏的治理方针，黄河河床逐步南移，至明万历年间，洪泽湖逐步形成。隋唐以来，历代对大运河漕运依赖度不断增加，洪泽湖处于黄河、淮河、运河的交汇之处，因此，对洪泽湖的治理和开发也多有变化。本文以明代对洪泽湖治理思想为中心，研究了洪泽湖治理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实践，以期对当今的洪泽湖管理和保护提供借鉴。
关键词
明代；洪泽湖；蓄清刷黄；黄河；漕运 概述
湖泊是水资源的重要载体，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调蓄洪水、提供水源、水产养殖以及提供生物栖息地、维护生态多样性、净化水质、调节气候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湖泊管理保护，维护湖泊健康可持续发展，直接关系到流域居民的生产生活，关系到区域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是水利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江苏省作为全国率先开展湖泊管理与保护的省份，自2008年开展这项工作以来，不断强化洪泽湖管理，建立健全洪泽湖管理与保护制度，大力打击非法圈圩和非法采砂，为维护洪泽湖健康生命，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洪泽湖的形成虽然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在明代以前，洪泽湖无论从湖泊的面积、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受关注程度等方面来看，都不是十分显要，直到明代中叶后期，由于黄河的南流、淮河的失尾以及漕运的中断，洪泽湖的地位和作用才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明代是洪泽湖迅速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洪泽湖大堤初具规模，洪泽湖面积迅速扩大。由于受到黄河泛滥、运河漕运等因素的影响，这段时期对洪泽湖的治理也进入一个鼎盛时期。由于明代对黄河、淮河以及洪泽湖的成功治理，使得黄河在270多年间顺畅入海，直至1855年铜瓦厢决口北归。洪泽湖概况
2.1洪泽湖名称由来。隋大业十二年（616年），隋炀帝游江都，途经破釜塘，时久旱逢雨，破釜塘扩大，遂更名为洪泽浦，“洪泽湖”三个字到明代后期才出现。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始修的《明史》和清《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才有洪泽湖正式的统一名称，而洪泽湖作为这一区域诸湖的总称才被确定下来。
2.2洪泽湖概况。洪泽湖是我国第四大淡水湖，处于淮河中下游结合部，淮河河床的组成部分，位于江苏省西部，苏北平原中部西侧，淮安、宿迁两市境内，地理位置在北纬33°06’—33°40’，东经118°10’—118°52’之间，一般蓄水面积为1497平方千米（据2005年《江苏省洪泽湖保护规划》）。
进入洪泽湖的河道主要在洪泽湖上游，主要有：淮河、漴潼河、濉河、安河和维桥河，这些河流大多分布于湖的西部，此外还有怀洪新河、池河、新汴河、濉河、徐洪河、老汴河等，汇水面积为15.8万平方公里，其中淮河流入量占流入总量的70%以上。淮河入江水道为洪泽湖的主要泄洪通道，湖水60%-70%由三河闸工程下泄，经入江水道流入长江。另有淮沭新河、入海水道和苏北灌溉总渠，分别经由二河闸、二河新闸和高良涧进水闸排泄洪水。明代以前洪泽湖形成及治理开发概况
3.1宋以前洪泽湖基本情况及治理开发。自古以来，洪泽湖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宜农宜渔，有着悠久的治理和发展历史，但是对于洪泽湖的治理，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典农校尉陈登筑破釜塘，并筑捍淮堰30里（今洪泽湖大堤之北段），以障富陵之水，可以说是开洪泽湖治理开发之滥觞。
3.2宋元时期洪泽湖基本情况及治理开发。北宋年间，自末口至汴口，在淮河南岸，先后开凿了沙河、洪泽新河和龟山运河作为漕运河道。此时，在淮河南岸分布着众多的小湖泊，主要有万家湖、泥墩湖、富陵湖、破釜塘以及白水塘等，这些小湖泊即为洪泽湖的前身。为防止陂塘威胁漕运，宋代在洪泽湖地区的屯垦规模大为缩减。到了元代，由于建都大都（现在的北京），先后开凿通惠河和会通河，漕运改道，洪泽湖区屯田开发再度兴起，最大面积达353万亩，创洪泽湖地区古代屯垦的最大规模。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之研究
黄河南徙之初，淮河尾闾尚深广能容，但是淮阴以下淮河水位已经被大幅抬高，而且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在淮河形成沉淀，导致淮河河床逐渐被垫高，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对淮河产生顶托，淮河（其实即黄河）出水日益不畅。出水不畅导致黄河决口频繁，黄河的频繁决口给明朝的漕运带来极大影响，而洪泽湖由于处于黄河、淮河和运河的交汇点，因此，到了明代，由于和黄河、运河的复杂关系，洪泽湖治理也被朝廷提上议事日程。
4.1明代影响洪泽湖治理的主要因素。洪泽湖在明代之所以得到重视和治理，是由这几方面因素决定的。
(1)明代治河的思想。明代治河思想的核心是“保漕”。1368年，明朝建立之初，以应天府（今南京）为南京，以汴梁开封府为北京，以凤阳为中都。1402年，明成祖朱棣夺得皇位后，并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
众所周知，从西晋末开始，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到唐中晚期，南北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同。从唐中晚期至南宋，中国的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移到南方。到南宋时，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地超过了北方，成为了中国新的经济重心。
明代自从迁都北京以后，对漕运尤其依赖，据《明实录》记载，自1416年起至1625年，每年运往北京的漕粮基本都在400万石。为维护漕运的需要，明政府于成化七年（1471年）设置了专职的总河，负责河道和运道治理，1578年，更是将总河府衙设置在黄淮交汇附近的淮阴。
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年），朝廷诏刘大夏治河，诏书中说：“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恐妨运道，至误国计，……”这就指出了，保证漕运是治河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是“国计”，这其实也是明清两代治河的最高指针。(2)黄河夺泗入淮。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人民黄河》统计，自周定王五年（前602年）至1946年2548年间，黄河较大的改道有26次，其中明朝有7次，占了27%。由于黄河泛滥会阻断淮安到徐州间运河的漕运，因此，对黄河的治理是保证漕运畅通的重要前提，而由于黄河不断南侵，洪泽湖也不断受其泛滥影响，因此，对黄河的治理，一直贯穿明王朝的始终，并给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带来十分重大的影响，洪泽湖也在明代时期被纳入对黄河治理的重要因素。
(3)泗州及祖陵安危。泗州城位于今江苏省盱眙县境内，曾经是历史上淮河下游的一座重要都市，它处于洪泽湖西岸、大运河由淮河入汴河的南端口岸，具有突出的战略、交通和经济位置。
明祖陵位于江苏省盱眙县明祖陵镇，洪泽湖西畔的淮河入湖处，是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之高祖、曾祖的衣冠冢及其祖父的实际葬地。明代对洪泽湖的治理工作经常受到来自朝廷官员及“民间浮言”半公半私的攻击。最为著名的一次就是1580年，以常三省、李纪、高尚志为代表的泗州籍官员，多次上书朝廷，借泗州水淹之机，大肆渲染，广播谣言，企图中伤治河成果，甚至弹劾有关治河官员，但是最终以失败告终。
(4)朝廷的支持。1570年以后，明代治水功臣潘季驯的治河思想在朝廷内得到越来越多官员的认可，基本达成一致共识：修筑河堤，束水攻沙，主治黄河，运在其中。万历六年（1578年）潘季驯第三次治河，向朝廷上了著名的《两河经略疏》，立即得到了批准。4.2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的演变过程。要弄清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的演变过程，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明代治水思想的演变过程，因为明代治水思想的演变直接影响了洪泽湖治理思想的形成。据历史资料分析和自身的分析研究，不妨以隆庆四年（1570年）为界，将明代的治河活动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部分，这个时期的划分和史学界对明代社会经济发展时期的划分是没有关系的，只是就治水思路而言。
(1)明代前期治河思想——北堵南疏保运道。和历史上大多数朝代一样，对黄河和运河的治理占据了明代治水的大部分内容，也占据了《明史﹒河渠志》记载的大部分篇幅。由于洪泽湖处于黄淮运的交汇之处，因此，明代对黄河和运河的治理思想直接影响了对洪泽湖的治理。
从明代历次治河工作来看，基本上都是遵循一个原则：北岸筑堤堵塞以保护运道，南岸新开、疏浚支河以宣泄洪水，这样做的结果是运道安全了，但黄河不断向南泛滥，河床不断向南移动，距离淮河和洪泽湖越来越近，整个淮北地区的人民更是苦不堪言。
(2)明代后期的治河思想——束水攻沙保通畅。明代后期的治河以潘季驯为代表，思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就也最为卓著，这来源于对黄河认识的深化和洪泽湖进入治河者的视线。
隆庆四年（1570年）潘季驯第二次主持治河工作，主要是解决黄淮并溢，运道大堵的问题。这次治河在历经千难万险，完成堵口筑堤工作之后，开闸使河水重入故道，此时，潘季驯看到一个令人震撼的现象，河水流到新开的相对狭窄的河道以后，水势猛涨，流速加快，强大的水力像热汤化雪一样，迅速冲开并带走了两岸的泥沙，使河道迅速变宽变深，远比人工疏浚的速度快、效果好。这次的发现令潘季驯激动不已，一个新的治理黄河的思想在逐渐形成。
1570年潘季驯主持治河获得成功以后，他的治河思想逐渐在朝廷得到认可并获得支持。1576年起，洪泽湖已经进入治河者的视线，加高洪泽湖大堤的意见也在讨论之中。
4.3洪泽湖是明代“保漕”的关键。古清口是泗水入淮之口，郦道元《水经注》称，淮泗之会，所谓泗口也。古泗口，在今淮阴区码头镇和杨庄一带。黄河夺泗入淮后，淮河成为黄河的支流，淮河入黄之口便称为清口。其后由于黄河的顶托与高家堰大堤的拦蓄作用，洪泽湖逐渐扩大，淮河与之相合，清口成为洪泽湖洪泽湖（亦即淮水）的主要出口。由于洪泽湖处于黄河与淮河的交汇点，三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一者黄河多沙，清口淤塞，将导致漕运受阻，洪泽湖排泄不畅，洪泽湖水位增高，威胁高家堰安全。二者由于黄河河床日益抬高，黄河经常由清口倒灌入湖，导致清口淤塞日趋严重，高家堰南段设有减水坝，必要时将向东分流，顺运河南流入江，或由射阳湖分注入海；入高家堰溃决或者减水坝失控，将导致漕运阻断，黄河趁此更大规模倒灌入湖，形成恶性循环。三者如高家堰溃决，洪泽湖不能储蓄清水，又失去借清水冲刷清口和黄河淤积的作用。如此交互影响，必将导致黄淮形势的日趋恶化，因此，清口（亦即洪泽湖出口）与高家堰成为明代最为关心的两处工程。
4.4“蓄清刷黄”是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的核心。前面已经论及，历代对洪泽湖的治理和开发都是以屯田形式进行的，而屯田离不了围堰的修筑，因此，在明代以前对洪泽湖的屯垦中，在其周围，尤其是东部地区，就筑有围堰，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高家堰。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九月，河道都御史曾钧、河道都御史连鐄等再治河计划中提出“将高家堰增筑长堤”，这是高家堰（即洪泽湖大堤）第一次出现在皇家档案里。
(1)“蓄清刷黄”思想的提出。万历初年，黄河决崔镇而北，淮河决高堰而东，黄淮运交汇处的清口一片淤沙，清口以下的黄淮入海尾闾也被严重淤塞。潘季驯经实地勘查后提出堵塞崔镇决口，大筑黄河两岸遥堤缕堤，修筑高家堰大堤，拦淮河水尽出清口，流入黄河，以达到冲刷清口的淤沙和下游入海河槽的治理方案。“蓄清刷黄”的思想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借淮水之“势”来冲沙，二是借淮水之“清”以刷黄。
于是，明万历六年（1578年），潘季驯总理河道，提出并坚决实践“蓄清刷黄”的治理黄、淮、运河的思想，把修筑高家堰作为首要任务，于是便修建了从武家墩至越城的长达60里的高家堰，并将原有土堤改建成石工墙，切断淮河汊流，抬高水位，迫使淮河出清口，冲刷淤积的泥沙。
(2)“蓄清刷黄”思想符合泥沙运行规律。从河流动力学的观点来看，用清释浑的思想是符合泥沙运行规律的。引清水河流入黄河，不仅增大了整个河床的流量，加大了流速，从而提高了河流携沙能力；同时，由于加入了清水，使整个河流的含沙量相对减小，提高了对河床的冲刷能力。所以，蓄清刷黄的思想被实践以后，清口及清口以下至云梯关河道的淤积速度大为减缓，黄河近300年时间内无大的决口和改道，运道也因此畅通300年。
(3)“蓄清刷黄”的配套措施。蓄清刷黄的思想得到实践的检验并获得成功之后，成为明代治河的不二选择，洪泽湖大堤在不断得到增高、培厚和加固，洪泽湖水位也逐渐抬高，成为悬在里下河地区人民头上的一盆水，“倒了高家堰，淮扬两府不见面”就是对这一状况的真实写照。因此，为保证蓄清刷黄思想的贯彻，必须实施配套措施，一来保证蓄清刷黄的效果达到最佳，二来保证洪泽湖大堤东部的淮安、扬州的安全。
a.设置减水坝。明代开始，在洪泽湖东岸的洪泽湖大堤上即设有减水坝，当洪泽湖遇到特大洪水时，清口一旦宣泄不及，洪泽湖水位急剧抬高，会危及洪泽湖大堤的安全，此时就可以由减水坝向东宣泄部分洪水，而一旦洪水消退，就仍然可以使其北注清口。
b.建立报讯制度。根据有关文献记载，明万历年间黄河报讯已经制度化，开始时仿照边疆军情的传递系统采集上报水情。由于当时黄淮运相互纠结，因此黄河、淮河的汛情须及时传到淮安清河，以便必要时堵塞运河上的南运口，保住朝廷的经济命脉漕运通道不被冲毁。后来，潘季驯又提出了一套新的防汛报警方式：河防一旦除险，必须以挂旗、挂灯和敲锣等方式予以通报，以便下游地区及时作出回应和进行防护。
c.修筑石工墙。明万历八年（1580年）始建石工墙，天启元年（1621年），因风浪袭击等原因，石工墙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修复时砌石中采用丁顺相间的方式，两块石间连接用铁锔镶嵌，使石工墙的整体性比万历时有了提高。
d.建立防护制度。明代对防护制度特别重视，强调防重于治，建立一套完整的防护制度，做到“日防、夜防、风防、雨防”的“四防”。还动员沿堤群众参与防守，建立所谓的“官守”和“民守”的“二守”制度，以保护洪泽湖堤防的安全。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的启示
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的萌芽、发展和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其中历经了黄河多次的泛滥成灾，运河的多次通断曲折，几代治水人的思考实践，更经历了千百万人民的磨难和血泪。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首这一段治水风云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感慨，更要有思考和总结。
5.1要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明代治河，由于京师官俸军食每年有400万石以上的需要，因此，确保漕运畅通为当时第一要务，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民生只是附属要求，治河官员只能根据朝廷赦令的要求开展治河工作，由于一味坚持北堵南疏的方针，在“分流”与“束水”中摇摆，在分黄导淮等浮言中犹疑，使得黄河长期泛滥成灾，老百姓不堪其苦，这就要求我们今天治水要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要深入治河地点进行调查研究，以正确的思想指导我们的湖泊管理工作。
5.2要保持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明代对洪泽湖之类的过程中，数位官员勇顶压力，前赴后继，在各种严峻的形势下，不畏艰险、不辞辛劳，再厥再起，不屈不挠，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的治理之路。而我们今天的洪泽湖管理与保护工作正处于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以及水利、渔业、航运、发电等部门、行业间的矛盾十分突出，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积极、稳妥地处理好这些关系和矛盾，全力推进洪泽湖的管理与保护工作，全力维护洪泽湖的健康生命和洪泽湖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5.3要采用科学先进的治理技术和成果。从明代对黄河以及洪泽湖治理方法探求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一切都是依靠千百年来古老的经验。治水官员出自用经史子集、诗词策论等方法选拔出的进士，参考的资料也是历史上对事实的记录和经验的记载。明朝时期，西方科学技术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而明朝政府依然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先进的科学技术得不到在国内应用。传统经验对治水的认识是定性的、概念性的，这样就不能正确、准确地认识自然规律，几代人如盲人摸象般地进行治水工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今时代，科技迅猛发展，水利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地位的作用，经济社会要发展，水利要先行，而水利要先行，科技必先行。
作者单位
江苏省洪泽湖水利工程管理处 作者姓名
吴晓兵 出生年月
1969年9月 性别
男 职称
高级工程师
主要研究方向
水利史
水文化 身份证号
***03x 单位地址
江苏省洪泽县瑞特大道46号 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39631558@qq.co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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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论文)中日文学审美观的对比研究———唐诗与和歌之比较
中日文学审美观的对比研究———唐诗与和歌之比较 訾文静(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30)摘 要:本文以最能体现中日两个民族诗歌特色的唐诗和和歌作为研究对象,探询中日诗歌在音韵、结构、意境以及内容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审美差别。这种审美差异的产生是不同的社会、历史、地理、宗教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关键词:唐诗;和歌;审美观;差异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以诗文为主,尤以诗为重。而唐诗则代表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而就日本的诗歌而言,真正具有日本民族性代表的是日本和歌。本文就以最能体现中华民族诗歌特色的唐诗和日本的和歌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询中日两个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学审美倾向。而《唐诗三百首》和《小仓百人一首》分别是中日两国诗歌集的代表,在各自的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代表了各自国家的不同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因此,笔者以这两部诗集为例,从唐诗和和歌的音韵、结构、意境以及内容等方面来探究中日诗歌中所表现出的审美差别,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一
在音韵上,唐诗无论是绝句还是律诗,其音节字数整齐对称,句数均为偶数,此外还有押韵,使人感到唐诗的均衡与韵律美。与此相对照,和歌的构成为“五、七、五、七、七”,奇数交错,不整齐对称,无韵脚。
在表现结构上,和歌也无一定的表现模式可遵循,不像绝句有“起、承、转、接”,律诗有“起连、前连、后连、尾连”的各四个阶段。如以李白的《山中问答》这首七言绝句为例: 问余何意栖碧山(起)笑而不答心自闲(承)桃花流水杳然去(转)别有天地非人间(接)四个阶段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显示出很强的对称性、整体感特征。绝句在表现上遵循着这一模式,律诗也同样显示出类似特征。
在意境表现上,由于唐诗以绝句和律诗为代表,其结构特点为偶数对称,与“起、承、转、接”的语篇构式一脉相承,加之规则性的押韵,唐诗所表现的是结构形式工整对称,意境表现尽致完美,有很强的直接感染力。如读以上李白的诗,由“起、承、转、接”及押韵结构模式体现出的是形式与意境对称完美的审美理念。
而和歌的语篇构成是错落不整,意境表现则显余白欠缺。这种追求表现上的不尽完美,留有余白的表达方式被成为“余情”,是日本诗歌文学常表现的一种审美理念。试看以下和歌: 见渡せば花も红叶もなかりけり浦の苫屋の秋の夕暮れ(大意:放眼望海边,樱花红叶皆不见,秋日斜阳里,唯有茅屋立海滩。)(腾原定家)全诗五句三十一音节,描写了一幅空旷凄凉的画面。就整体空间而言不可谓不大,但实际表现的仅是一处小草屋,小草屋与大海及秋日夕阳对比,形成空间上的巨大反差。空白的存在为留有余音悬念而设,表现的不尽完美也是为了追求“余情”的效果。而五七交错的非对称协调结构在创造“余情”效果上也起到了关照作用。和歌语篇结构表现趋向并非在于画面的完美,而在于画面的空白,其目的就是为了造成最佳的“余情”效果。
从内容来看,《唐诗三百首》中的诗篇以实用为目的,以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为原则,追求自然的审美情趣和含蓄蕴籍的风格,这就是它所表现出来的审美价值倾向。儒家强调,“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的诗人们对黑暗的政治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揭露,同时又担忧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唐诗三百首》十分推崇“诗圣”杜甫,选诗以杜甫为最多,就是因为他的诗歌表现出忠君爱国的热忱,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精神。《唐诗三百首》中所选杜甫诗歌在思想内容方面尤其体现了这些特点。
首先是揭露政治的黑暗和批判统治阶级腐败现象的诗歌。这类诗有《丽人行》《兵车行》等数篇。
其次是忧国伤时之作。安史之乱时期,杜甫感念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流离漂泊,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诗篇。如名篇《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以诗言志,也是中国的传统,往往诗人作诗的目的并不在于玩赏词句,而是借诗来表达自己的内心,言明志向。如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还有白居易的《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与中国的这种审美取向相异,日本的诗歌更注重幽玄唯美的描写,幽玄是日本文学主要的审美理念,它是以静寂美为基调,再与纤细美、妖艳美等理念复合在一起的一种比较深奥的审美意识。日本的诗歌是与政治脱离的,这是中日诗歌的最大区别。
《小仓百人一首》中的和歌以恋歌为主,这也是和歌表达的主要情绪。
君がため春の野にいでて若菜つむわが衣手に雪はふりつつ(大意:正月好春光,郊野轻寒为君尝,嫩菜水莹莹。冰心可鉴情无限,可俱白雪沐衣裳。)这是一首天皇写的和歌,但内容与治国平天下毫无关系。从这首和歌中我们看到的是天皇如此纤细如此女人般柔和的感情,这一点也恰好反映了和歌用来表情达意的特点。纤细美也是和歌的主要特点之一。表达情感细腻,内容不离风花雪月。
山川に风のかけたるしがらみは流れもあへぬもみぢなりけり。(春道列树)风在这里成了有生命的物质,在诗人笔下,阻挡小河流水的栅栏是红叶结成的,而将这艳丽的栅栏设在河上的竟然是秋风。大自然设计的景象,绝非人力所能及。
此外,新古今歌风的代表人物藤原定家发展了其父俊成的“幽玄”理论,即指深奥不可言状,含不尽之意,尽在一种境外之境的含蓄美,提倡“有心”(妖艳美),也就是说创作和歌时,应雕词琢句,注重技巧,追求华丽浓艳的歌风。他主张绚烂,纤细的风格,并注重梦幻浪漫的情调。春の梦の浮桥と绝してに别るる横云の空。(藤原定家)诗中写的是一位少女在春梦中会意中人,作者使用象征的手法,委婉含蓄地写出少女思念情人的甜蜜与苦涩,并用白云飘离山峰隐喻她唯恐被意中人抛弃的患得患失的心情。诗歌营造出的意境香浓甜美,亦幻亦虚,被认为是最能体现藤原定家“幽玄”理念的代表之作。还有,由于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日本人形成了本民族特有的无常观。如这首和歌: ひさかたのひかりのどけき春のひにしづ心なく花の散るらむ(大意:春光虽明媚,樱花无心恋佳日,纷纷凋,花落铺满地)(纪有则)除了以上几个方面的不同之外,唐诗与和歌的差异还表现为:唐诗的阳刚美与和歌的阴柔美;唐诗中善于描写大河奔流,高山巍峨,感情奔放潇洒,而和歌的题材多源于一些细微的事物,感情纤细委婉;等等。
二
造成中日两国诗歌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社会原因看,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其最主要的表现便是“诗言志”与“忧国忧民”。儒家思想传统的审美意识与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连,对美的社会性与功利性高度关注,体现出积极入世、乐观进取的现实精神。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诗文以教化为功用的中国文学在内容上偏重于政治主题和伦理道德主题。所以,在《唐诗三百首》中多见杜甫的忧国忧民之作。
而日本通过儒学建立起整套严格的外在礼仪规范和行为秩序,他们对“自然”更多了解为生命自身的流露展示,非常感性地把握和对待自然,而不像中国更多重视“自然”的条理法则,更为理性地来剖析和了解自然。在日本的和歌以及文艺作品中,放浪情欲的男女爱多于伦常观念的亲子情,个人抒情多于政治关注,与中国总与社会、政治、世事紧密相连不同,这里更多的是纯粹私人的、自然情欲的自然主义等等。因此,在《小仓百人一首》中所选的和歌以恋歌为主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诗人的身份构成不同。中国古代存在一个庞大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包括以科举为目的的广大读书人。他们深受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对中国古代诗人而言,文学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之一。而日本古代却没有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科举,普通人进入国家权利中心的可能性非常小。从事诗歌等高雅文学创作的主要是皇室、贵族和少数官吏或僧侣,他们是和歌的主要享受者。对他们而言,文学只不过是娱乐和消遣,当然不可能具备辅君化民的社会功能。
当然,这其中也受到历史、地理、宗教等因素的影响。比如,日本的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像中国那么激烈。而且,日本是温带岛国,四季分明,变化无常的自然养成日本人敏感、细腻的国民情绪,喜欢与自然融为一体,诗歌的内容自然少不了雪月风花等景象。
三
综上所述,本文从几个方面浅析了《唐诗三百首》与《小仓百人一首》这两部代表了中日诗歌特色的诗歌集中所表现出来的中日两个民族不同的审美倾向及价值取向,同时也对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做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这两部诗集是中日两个民族诗歌史上的璀璨明珠,是语言文化的宝库,对今天的我们也有很深的借鉴和学习的意义。参考文献: [1] 有吉保.百人一首全译注[M].东京:讲谈社学术文库,1983.[2] 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M].北京:中华书局,2003.[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4] 姜文清.东方古典美:中日传统审美意识比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5] 陈 铭.唐诗美学论稿[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6] 王英志.古典美学传统与诗学[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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