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知识规划的由来和特征

第一篇：后马克思主义知识规划的由来和特征

后马克思主义知识规划的由来和特征

一

后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文化霸权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空场”问题。但是从马克思主义解释史和传播史看，寻找新的规划基础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场”做法并不足奇，可以说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是围绕此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学者一直致力于两类马克思主义的“空场”：第一类是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而被称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压抑了的普遍性，如萨特著名的“人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空场”这个口号，而走到极端则是法兰克福学派那样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弥赛亚救世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传统联系起来；第二类是马克思不曾在自己时代直接遭遇因此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反映出来的现代问题，如哈维所言的“空间”问题，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主义被“升级”为当代文化的面孔，哈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及诸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是同质的。因此，可以说，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的立场并没有超越

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

复杂的是，如果说第二国际以来的“修正主义”以必须适应于政治经济发展而“更新”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曲解、补充甚至否定立场的理由，那么在这种理由成为一种习惯的理论或学术姿态后，它背后的政治立场便发生了极大的偏转。如詹明信所言，“马克思主义，就像所有其他的文化现象，随其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注：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4页。)。这一论断在中文语境中的理解可能与其原始语境具有极大的不同，因为它在文化价值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性，因此即使对于自由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不构成政治言说的边界，它只是被自由地谈论和发挥的一种文化。正是这一原因使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性之未完成的政治规划被替换成知识规划，从知识规划角度来谈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替代也具有了合法性。拉克劳和墨菲正是在这一背景中自我圈定了一个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圈子，而由它溢出的则是“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学路向，即把一种可能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前提作为理论的中心视域。因此，我们看到在上述两类“空场”上，后马克思主义都告别了传统“补充”或“发展”的理论姿态，而变成了“发挥”(如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超越”(如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或

“哀悼”(如德里达之“幽灵”)等立场。而这正是他们偏爱suture(缝合)、articulate(接合、言说)这些词的原因。在他们看来，这些术语既能够表示一种通过“清晰地阐明”的语言行为而获得实践性的策略，从而弥补“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心主题在新的理论中的不足；又能够表达这样的含义，言说或实践产生作用的领域是由社会的不确定性、由每一种指符的不固定性决定的，是环境多元要素和能指的漂浮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注：拉克劳和墨菲：《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28—142页。)。当然，这种理论立场既割裂了它自身与历史逻辑的联系，也在理论逻辑上否定了普遍性诉求(这个问题在齐泽克那里被清晰地意识到，并得到极大的纠正)。所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变史来理解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立场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我们无法理解他们所采取的与马克思主义保持切线关系(即既相关又不在其中)的理论姿态，因为那种“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只能是一种抽象的和学院的理论，它把马克思主义投入到远方的地平线上，使之成为永远不可能的一个亮点。而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学者喜欢用这样一些与时间相关的术语来描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推迟”、“延宕”(德里达)、“姗姗来迟”(詹明信)等等。

二

无论采取了何种姿态以维持与马克思相关的形象，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都相去甚远。集中地说，他们在三个核心点上对马克思主义实行了内在的爆破：生产力、阶级和革命，而由此产生的则是生态、女性(种族、少数等)和民主主义的复杂结合体。正是在这里，它与后现代思潮具有了内在的亲缘性，不仅立场相互支持，而且许多重要的理论依据也都一致。因此，理解后马克思主义冲动在当代的强劲势头，必须在理论上注意“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对一种同质逻辑的判定，而是对包含在多元性之中自身又包含着多元性的话语的界划(注：虽然我倾向于采取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但我们也将发现，近十年来，广义的理论上的“后”姿态却是西方左派学者的一种十分普遍的取向。例如1992年第二届世界马克思大会，其主题散裂和立场的多元甚至已经让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产生了沟通的困难，而在理论上完成描述和推动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任务过程中，在逻辑上“告别”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并不少见。参阅该次会议的论文

集，AntonioCallarietc.(eds)MarxisminthePostrnodernAge:ConfrontingtheNewWorldOrder,NewYork,the

GuilfordPress,1995.)。

从基本背景看，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本身就和社会历史事件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直接相关。因此，其政治策略与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在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1968年红五月运动对左派理论和政治实践的影响。可以肯定，如果说后马克思主义诸种理论立场都可以在逻辑上追溯到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在内在20世纪西方社会思潮的变迁，那么，1968年的革命事件在把这些理论转变成一种政治姿态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最直接的意义上，1968年仅仅是一个断代标志，它是整个西方左派理论和实践的转型的起点。虽然到目前为止，对于它的研究可能都是分散和片面的，但将它作为一种新历史的标志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理论诉求(注：参阅杰姆逊：《60年代断代》，载王逢振编《六十年代》，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Fink,C.Gassert.P,andJunker.D,(eds)1968:theWorldTransformed.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8.)。在整个60年代的转型过程中，1968年作为一个突出的标志，在其中复杂地纠合了不同的政治情绪：在发达资本主义(第一世界)官僚制牢笼中的自由冲动；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第二集团”)异化的积极拯救需要；经过50年代政治蕴酿而在全球扩散的“第三世界”政治话语，这些政治情绪直接引发

了新的理论。但是，运动本身的失败却再次证明霍克海默式的论见：发达资本主义越来越非革命化。西欧(特别是法国)共产党人的脆弱、萨特式人学的空洞、马尔库塞式总体的文化革命的不现实性，使左派理论家失去了宏大革命的兴趣。这在总体上催生了对总体革命的怀疑，而“新左派”浮现历史水面，并成为一种广泛的政治情绪。在其中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等人充分阐发出来的日常生活逐步成为左派学生的兴趣所在，而第三世界和女性政治则作为一种他性政治流行起来。如果进一步考虑到由卡逊对农业化学的抗议、罗马俱乐部学者们的警世之言，生态政治的崛起也不难理解。或许这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实际在其后承载左派理论姿态的重要原因。因为，无论是福柯、拉康、德里达的颠覆性研究，还是阿尔都塞以多元决定论对经济决定论的替换，都直接适应了反本质主义之左派理论诉求。而所谓后现代在利奥塔等人的鼓噪下像病毒一样传播，对左派来说，只是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基础。在这一意义上，墨菲和拉克劳在1985年公开出版的《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确实只是一个总结。正是因为他们两人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来操作激活了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这个没有被及时地充分地运用的重要理论，而以此为契机，他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则在经过葛兰西中介后被作为整个西方文化研究的左派人口。虽然把阿尔都塞或其他一种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在理论

上反本质主义和在政治立场上告别总体革命确实存在着困难，但是我们绝不能简单地从后现代主义这个透境来审理后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以更激进的形式掩盖了后者的这个事实：后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首先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在这一点上它与晚期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的旨趣。进一步，在此我们也清晰地理解20世纪90年代之后“后马克思主义”的复杂增殖。因为，确实如阿龙生等人所言，“后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垮台之后“哀悼”之后“新的开

始

”（注

：Aronson.R.Aftermarxism.NewYork:theGuilfordPress,1995.)。不过，在这里，“新”可能要大大地打一个折扣，因为其对生产力的批判和对阶级政治的告别等重大立场都直接来自先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关于生产力批判，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有了广泛的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线索中，这个问题首先是由卢卡奇提出的。他在那本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直接强调了，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已经成为奴役的力量，而资本主义文明的顶点则是对自然的统治(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而从30年代开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也实际地一步步把这一批判上升到对整个西

方理性的批判，并在《启蒙的辩证法》中实际开启一种后人学的大门。更不要说，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更是后现代思潮的直接支撑点了(注：参阅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2001年版。)。在这一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无疑为后来的生态政治提供了深层的理论逻辑，资本主义生态问题只是在现实层面加强了这种需要。当然，把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话语结合起来确实是一种新做法，只是本文无法展开更为详细评论。总体上说，生态逻辑在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显性地位，第一，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逻辑发展。第二，在当代契(迎)合着现实政治运动的需要。这两个特征又进一步带来了新的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分析积极意义自不必说，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意识形态的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即在生态、少数、文化多元主义立场成为跨国公司扩张的工具时，后现代主义成为其组织变革的动力时，如何避免与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共谋的问题便凸现。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德里克对后殖民主义的批评是中肯的(注：参阅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关于阶级问题。诚然，在卢卡奇实际地开创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之际，他已经面临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消退的问题(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非革命化问题)，因此他的阶级意识

问题的提出已经隐含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无产阶级非无产阶级化的问题。在这其中，既有福利国家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克劳斯·奥菲等人的焦点问题)，也有所谓白领问题(米尔斯的焦点问题)以及无产阶级的心理异化问题(马尔库塞的焦点问题)等，但不管怎样，霍克海默在上个世纪40年代断言：“无产阶级的革命冲动，早就变成了社会框架内的现实主义行为。至少在人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已被溶合到社会中去了”，这确实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尴尬境遇(注：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正是在这种境遇中，既产生了马尔库塞的“新感性”和“文化大拒绝”理论，又产生了法国高兹的“告别无产阶级”理论。特别是后者，以适应于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方式较为全面地抛弃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阶级观点，重新把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化。因此，这些理论倾向在直接意义上代表了西方左派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基本认同点，正是通过这些认同点，他们转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式批判，以激进多元民主的形式来描述马克思主义社会改革的方向。

从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势看，它们主张“告别革命”、声称女性主义等差异立场、强调生态政治等，但必须注意的是，不能因为有人声称这种立场，他就是后马克思主义立场。

这样做是相当浅薄的。事实上，无论是在政治实践上还是理论逻辑上，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解放诉求与女性主义、第三世界或其他少数立场都可以兼容，问题在于理论家们对于一种理论的历史使命和出发点理解的差异。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便是勒伏弗尔及其理论影响，在他的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批判和空间生产的逻辑分析影响下，既产生了鲍德里亚的后马克思思潮，又融合进戴维·哈维的“人民的地理学”之晚期马克思主义立场，还影响了卡斯特的后马克思主义“网络社会学”，而他本人则终生抱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在上述差异中，鲍德里亚无疑把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断裂(质变)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并认为超出了马克思的分析，因此他重起炉灶；戴维·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变化是事实但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分析，因此他要完善历史唯物主义；卡斯特汲取了马克思的许多思想资源并一直保留了它们，但它经由阿兰·图尔纳和丹尼尔·贝尔修正了当代社会的分析范式并采取了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姿态。由此看出，这几种差异的理论立场只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逻辑上终结之后西方激进左派的不同理论动向。在其中，后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受挫背景下转向寻求资本主义改良的左派思潮，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仅仅在于认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合理性的批判，但事实上无一例外地在最基本的理论上拒斥了马克思主义，甚至以

批判马克思来确立自己的理论。

三

在现象上，后马克思主义的公开兴起，诚如希姆所言，决定性地表示多元主义的历史浮出表面(注：Stuartsim,Post-Marxism:AnIntellectualHistory,London:Routledge,2000.P5.)。在这其中，贯穿着诸多重大因素，而最为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的重要地位的逐步消失。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质看，如果从《共产党宣言》的直接结论出发，把它视为狭义的19世纪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无产者的政治理论，这必将带来重大的问题。因为，那一种阶级状况无疑在马克思身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事实上，在劳动价值论问题上的复杂争论从侧面反映了当代的复杂性。虽然从理论上，我们可以借鉴大卫·哈维关于剩余价值的当代生产形式分析和斯克莱尔对跨国资本家和跨国无产阶级的全球社会学分析，从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正确地解释当代的阶级变化，但无论如何从全球的角度看，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在形式上已经不能直接采取20世纪早期的政治革命形式，这也是一个事实。在这一意义上，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对城市社会运动、对少数和边缘群体争取自身权利的政治运动，对生态、对文化的关注并不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如吉布

森—格雷汉姆所言，“要求马克思主义改革的东西正是那些改变不了的东西——这就是我所说的资本主义”(注：J·K·吉布森—格雷汉姆：《资本主义的终结》，陈冬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页。)。这意味着后马克思主义不仅仅具有学术上的重要意义，相反，它与现实的社会历史动向是一致的。

但无论如何，在面对后马克思主义之际，也存在着一个方法论的理解问题。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当然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最重要理论任务之一，而如果在这一过程中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分析的基本前提和方法，只在批判形式上徒有虚名，我们是否能够把一种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换句话来说，把这样一种理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在这一点上，后马克思主义无疑在哲学上已经较为彻底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和方法论要求。正是这一原因，雷兹诺强调：“后马克思主义是激进多元政治、民主政治以及身份政治、社会分工政治的异质扩散和传播，而不是阶级、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对宏大理论和社会规划的拒斥。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一个或更多主要特征的习惯性拒斥，这些特征包括：唯物史观，作为社会动力和方法的辩证法，作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组织特征的阶级与生产方式，作为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宏大

叙事的资本主义和阶级政治，以及可以产生超越主观立场的真知灼见的单一的科学分析的概念。”(注：P·雷诺兹：《后马克思主义是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的政治理论和实践吗?》，张明仓译，载《世界哲学》2002年第6期。)

反观马克思主义，尽管从外部对它的歪曲和从内部对它的超越这两种不同的理论冲动在其诞生后一直未曾中断，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思想史的一场革命，它的价值与意义却不曾因此而被削弱。事实上，按照20世纪知识学语言来说，那么多出类拔萃且德高望重的学者、政治家对马克思的群起而攻之，这个事实本身说明了它的潜在正确性。也即是说，贯穿于20世纪的争论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命力的事实性注释。更进一步，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不是一种个人话语，而是一种集体解放的智慧，无论是在理论生产意义上，还是在实践斗争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更新”或“升级”也都是一种必然。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重大争论并不见得就是坏事。但复杂的是，随着“后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出现，我们便面临一个学术难题：如果把那些旨在对马克思主义学术进行修正的理论派别按照学术惯例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或“某某马克思主义”，那么在马克思[1][2]下一页

主义之后是否还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呢?这不仅是一个逻辑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正因为此，我们必须对某些新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持谨慎的态度，从逻辑上鉴别其马克思主义的底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洋为中用”，从而为我们理解自身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和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上一页[1][2]

第二篇：八一建军节由来及相关知识

八一南昌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的武装起义。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发动“清共”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利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指派周恩来为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书记。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的二十军、十一军二十四师和十师一部、四军二十五师两个团，第五方面军的三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警察武装，共两万余人。7月27日，周恩来在南昌召开了有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以及江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重要会议，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参谋团长，周恩来、叶挺、贺龙为委员的参谋团，下设起义军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起义原定7月30日夜发动，后因张国焘的阻挠而延期。8月1日凌晨2时，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指挥各路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子弹100万余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当天上午，在南昌举行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宣言》，成立了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八一起义宣言》等文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和政纲。同时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以贺龙兼代总指挥。旋因敌以重兵进攻南昌，中共前委决议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起义部队于8月3日至6日先后撤离南昌，挥师南下，取道临川、宜黄、广昌，直奔广东潮汕地区。这样做的目的，是准备同富有革命传统的广东东江地区农民起义军汇合，发动土地革命，进军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举行北伐。起义部队在江西瑞金、会昌打垮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堵截，然后经过福建的长汀、上杭和广东的大浦，于9月下旬占领了潮州、汕头，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西进。10月初，西进部队和留守潮汕的部队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起义部队大部分被打散，一部分突围到了海陆丰，与当地的农民武装汇合；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经赣南、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1月在湘南地方党组织和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在宜章举行了“年关起义”。由于遭到优势敌军的“协剿”，起义部队和农民武装撤出湘南，于同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起点。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成为工农红军的骨干之一。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据统计，1955年授予元帅军衔的10个人当中直接或间接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有7位：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陈毅、林彪、叶剑英。第一个“八一”建军节：“八一”建军节诞生于1933年，她的第一个节日庆祝活动，是在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举行的。1933年6月2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纪念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已确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的日子。”尔后，中央革命军事委会员针对为什么确定“八一”为建军节作出这样的解释：“1927年8月1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中国工农红军在历年的艰苦战争中，打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历次进攻，根本动摇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已成了革命高涨的基本杠杆之一，成了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是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本委会为纪念南昌暴动的胜利与红军的成立，特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7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 随后，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就如何搞好第一个建军节作出了一系列决定。苏区中央局宣传部还特别统一拟定颁布了16条宣传标语和31条口号，出台了《“八一”纪念宣传大纲》。苏区党、政、军领导纷纷作出动员，毛泽东专门撰写了《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一文，发表在7月29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博古作了以《战斗的纪念节，战斗的任务》为题的多场专题演讲；张闻天到机关、学校作了《“八一”与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专题报告。与此同时，苏区各级政府组织群众开展了集会、游行、晚会活动，红军各部的宣传活动更为热烈。1933年8月1日，第一个“八一”建军节庆祝活动在叶坪红军广场举行。凌晨，苏区军民打着火把，从四面八方朝叶坪村涌来，工农剧社组成的欢迎表演团站在红军广场入口处，边舞边唱。庆祝活动分阅兵式和分列式，为防敌机轰炸，决定阅兵式在天亮前进行完。4时整，阅兵式开始，军乐奏起，礼炮齐鸣，毛泽东、朱德、项英三位领导策马而行，检阅长达六百余米的红军队列，红军指战员以注目礼相迎，欢呼声、口号声响彻云霄。第二项是宣誓。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新成立的红军工人师和少共国际师授军旗，向两个师发出奔赴前线英勇杀敌的战斗命令，工人师和少共国际师组成两块方阵，指战员高举拳头进行宣誓。第三项是授旗授奖。中革军委领导分别给各红军学校授校旗，给红军各团队授战旗，向功勋卓著的红军指挥员颁发红星奖章。此时，天已大亮，中央政府和各党、群团体代表致祝辞，分列式随之开始。红军方队在一面面战旗引领下阔步通过检阅台，战士们一面高呼着口号、一面向检阅台上的首长行注目礼。长长的受阅队伍从检阅台前整整走了一个多小时。坚定的步伐踢落晨雾，踏碎尘土，踹动着这个令人难忘的清晨，把“八一”两个大字嵌入史册。我军称谓的历史演变：中国人民解放军名称诞生于1927年8月1日，诞生以来曾先后使用过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国工农革命军、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 四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名称。从中国工农革命军到中国工农红军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的北伐军两万余人，在江西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在起义过程中并没有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仍称为国民革命军。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领导农民、工人和革命士兵举行了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主力部队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是我党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转战到井山，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后改称政治委员）。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51号通报，规定各地工农革命军一律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简称红军）。1928年6月起，各革命根据地的工农革命军及其他工农武装开始陆续改称红军。1930年8月至1936年7月，红军又先后编成了红

一、红

四、红二方面军。1933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从中国工农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根据党的洛川会议和我党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于1937年8月将红军主力部队改名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一一

五、第一二0、第一二九师和直属队。全军共4.6万人。同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属第二战区序列，并任命朱德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由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八路军这个名称已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国民政府令其改变番号，但一般情况下，人们仍习惯地称它为八路军。1937年10月，根据国共两党协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湖南、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北、河南和安徽8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于1938年1月6日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为副参谋长，邓子恢为副主任。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和1个特务营。全军共约1.03万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为对抗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反动命令，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军长叶挺在皖南事变中与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新的军部在江苏盐城，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组成，并将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全军9万余人，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从八路军、新四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独占胜利果实，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蓄谋发动内战。为适应国民党将要发动内战的形势，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各战略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调整战略部署：由关内各解放军抽调11万主力部队及2万余名党政军干部挺进东北；浙江、苏南、皖南、皖中地区的新四军撤至长江以北；湖北人民抗日救国军（即八路路军南下支队）及我河南军区部队分别撤至以桐柏为中心的鄂豫解放军，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1945年10月31日，由关内各解放区进入东北的部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等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肖劲光任第四副司令兼参谋长，程子华任副政治委员。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中共中央在调整战略部署的同时，发出关于野战兵团的编组与指挥关系的指示，要求各战略区都应编有能够机动的突击力量，能够实行极大机动，即能够脱离本战略区域到其他区域作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战略区的部队都陆续进行整编，先后组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等。至1946年6月，全军共组成27个野战纵队（有的称师）及6个野战旅。全部野战军61万人，另有地方军66万人。1946年6月，国民党公开撕毁国共两党签定的《停战协定》，悍然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各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人民解放战争全面展开。由于战略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从1946年9月中旬起，我军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和彭德怀分别任正副总司令。从此，我军一直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于当时战事繁忙，各部队改称的时间不一，直到1947年年底才全部改完。

第三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体现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体现

学院：数学科学学院

姓名：李**

学号：201010****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体现

【概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理论与实践、世界与民族、历史与时代的有机统一。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始终把握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之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正确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与时俱进

【正文】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有机结合的产物，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必然要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涵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是指它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用实践来检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就是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为理论生长的基础、发展的动力和检验的标准，把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际问题统一起来，把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作为主导价值追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也是现实生活中的重大实际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重在解决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发展道路的问题；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重在解决党的历史方位发生重大变化后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重在解决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问题。这些重大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塑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是指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答案，没有固定的模式，只能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进行实践探索，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散发着中国这块土壤的浓郁气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还表现为它不仅是当代中国建设、改革与发展实践的理论升华，而且是中华民族智慧、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当代传承，是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同时注意吸收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色，是指它始终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要求。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科学判断时代主题的变化和世界发展的趋势，正确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带领中国人民紧跟时代前进潮流，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既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时代主题变化的必然要求。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党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特色。这种理论创新是在立足现实与引领未来的结合中向前推进的，是在顺应当今世界时代潮流和当代中国发展要求的统一中不断发展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实践性、民族性、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历史。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生机和活力，就在于它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鲜明地特征体现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一大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理论创新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和条件的。解放思想，促使我们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世界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保证党的创新理论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利益、符合发展规律。当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产生了新课题新矛盾。解决这些问题，要求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从而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更加鲜明。

改革开放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强大动力。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使马克思主义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相结合，与迫切要求创造美好生活的当代中国人民共命运，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只有在改革开放这一新的伟大革命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才能深深植根于充满生机的实践沃土，既积极回应实践的呼声，又不断从实践中汲取营养，愈益呈现出鲜明的实践特色；才能与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要求有机结合，并深深熔铸在整个民族的创造活力之中，愈益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才能更好地弘扬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自觉反映时代大势，愈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必将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提供新的内容。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是在新世纪新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任务，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提供了新的内容。

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关键在于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当前，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面临许多新课题新矛盾。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必然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才能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在新的发展阶段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必须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此，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的要求和部署，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参考文献】

1.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编写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4月.

第四篇：试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

⒈试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特征是以时间为基础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集中表现为它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不仅适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反思、自我审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还表现在它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上。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以科学的理论形式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①在于它不带任何偏见，清除一切狭隘性和片面性的弊端，力求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如实的认识世界，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根据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去能动的改造世界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还在于它的深刻性③马克主义之所以具有科学性，不仅仅在于它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且还在于它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㈢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是不可分割的，科学性根源于革命性的要求，并且通过革命性表现出来；革命性必须以科学性为前提和基础，并且靠科学性来保证。二者内在的结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并且通过一系列原理表现出来。

⒉试述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与时俱进的含义及意义？㈠关于与时俱进的含义。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㈡关于坚持与时俱进的意义。把与时俱进规定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①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能否始终做到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②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③实践基础上的与时俱进、理路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

⒈论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关系的原理，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关系的原理，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虽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才能为其他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创造有利的条件。我们在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必须注意解决好其他社会矛盾，坚持一系列“两手抓”的方针，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⒉试用否定之否定规律说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前进性和曲折性？①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基本内容是事物的发展经过两次辩证的否定，由肯定阶段到否定阶段，再到否定之否定阶段，从而使事物的发展表现为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过程②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的发展是前进行和曲折性的统一。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事物发展的具体道路是曲折的③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社会主义事业已取得巨大胜利，我们必须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必胜信心④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曾多次遇到较大的挫折。但这并不能改变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我们不要因此而悲观失望。人民群众给在挫折中经受锻炼，吸取经验教训，将使社会主义事业更健康发展，取得更大的胜利。

⒊试述内容与形式的关系？㈠内容与形式是对立的统一。内容和形式是事物的内在要素和结构方式这两个不同方面，二者是有区别的，对立的。同时，内容与形式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任何事物的内容都有一定的形式，任何形式都表现一定的内容。另外，内容和形式的区别和对立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内容和形式可以互相转化。在某一种联系中是形式的东西，在另一种联系中可能成为内容，反过来也一样㈡内容和形式又是相互作用的①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有什么样的内容，就要求有什么样的形式与之相适应；内容发生了变化，形式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变化②形式对内容又有巨大的反作用。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有两种情形：当形式适合于内容时，对内容的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形式不适合于内容时，对内容的发展起消极的阻碍作用③内容和形式的相互作用构成两者的矛盾运动。事物的内容是比较活跃易变的，形式则是相对稳定的，二者始终存在着矛盾。在事物发展的初期，形势与内容相对稳定，二者始终存在着矛盾。在事物发展的初期，形势与内容是基本适合的。内容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来的形式就落后于内容，逐渐成为内容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形势与内容变为基本不适合。这时就产生了变革原有形式以适应内容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经过变革，新形式代替了旧形式，形势与内容又基本适合。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矛盾运动，就是这样由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再到新的基本适合的不断发展过程。

⒈试述认识和认识论的关系？①就唯物主义哲学而言，认识是指人的认识器官----人脑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而认识论的对象是人类认识，它的任务是揭示人类认识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认识论思哲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关于认识的理论，是对认识的反思和研究②认识发展史同人类发展史、生产发展史、社会发展史一样长久；而认识论只是认识发展到一定水平才产生的。认识是人脑对外部世界的反映，是人的意识同外部世界的一种关系；认识论是以认识为研究对象，是对认识过程和结果的再认识和反思，通过这种研究，揭示认识的本质、产生额发展规律③认识与认识论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认识论既然以认识为研究对象，它就离不开认识，就不能脱离认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就离不开认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就离不开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⒉试述真理与价值的对立和统一关系？㈠真理与价值的对立是指真理和价值不同。真理体现的是认识与认识对象的关系，是认识与

对象相一致、相符合；而价值是指外物对人需要的满足，表示某物是有区别的，不可混为一谈㈡真理和价值有时不可分的，又有统一的一面，表现在①真理能够指导社会实践，人们通过在真理指导下的实践，成功的改造世界，以这种实践的成果来满足人的需要，这就是真理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属性。人们之所以孜孜不倦的追求真理，就在于它具有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真理与其价值是不可分的②真理与正确的价值观相一致，正确的价值观是在真理指导下形成侧。在现实社会中，人的需要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追求满足需要的方式也会各异，于是便产生出这样或那样的价值观。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价值观，但并不是所有的价值观都是正确的。我们主张与真理一致的价值观，即通过在真理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去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从而使人的需要获得满足，这种满足对人的存在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那种与真理相悖的价值取向，即使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也是我们应该加以反对的。因为这种需要的满足对人的生存和发展不具有积极意义，甚至起消极或损坏的作用。真理与价值的统一，要求人们对价值的追求应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之上，只有建立在真理基础上的价值观才是正确的价值观。

⒈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阐明邓小平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然要求②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讲的就是要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就必须把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以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革，就是为了更好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③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总体水平还较落后，因此，加速发展生产力更具有迫切性。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⒊为什么说社会革命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社会革命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有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桎梏。那时的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就是说，社会革命的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生产力的发展就要求革命的进步的阶级消灭过时的旧生产关系，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生产关系，以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但旧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国家政权，总是要维护旧的生产关系。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就必须首先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即改变旧的上层建筑，最主要的是消灭旧的国家政权，建立新的国家政权。

⒌试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功能和作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①它具有坚持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功能。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②它具有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功能。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在思想道德领域，必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国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思想道德体系，引导人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③它具有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功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担负着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的重任，发挥着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作用，发挥着弘扬科学精神和普及科学知识的作用，发挥着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良好氛围的作用。

⒍说明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正确认识和评价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掌握以下几个基本观点和方法①杰出人物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要正确认识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必须深入了解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坚持历史主义原则②在阶级社会里，杰出人物，特别是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就爱、军事家，总是一定阶级的代表，他们的历史作用同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历史作用十分不开的。因此，要正确认识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必须对他们做阶级分析③杰出人物的出现及其历史作用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因此，必须用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统一的观点来分析杰出人物及其历史作用④任何杰出人物都有巨大的历史功绩，也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对他们的历史作用要作全面的分析和评价，既不能肯定一切，又不能否定一切。⒈商品的价值量是怎样决定的？它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如何？①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商品价值既然是人类一般劳动的凝结，因而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的多少。但是，各个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的主管和客观条件不同，他们生产同种商品各自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也就不同。而商品的价值量不能由各个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时各自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来决定，否则，越是劳动不熟练、劳动越差的人，生产同一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越多，他生产的商品价值就越大，同一种商品就不会有相同的价值量，这显然不符合商品经济规律。实际上，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②商品价值量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或能力，通常由单位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或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表示。劳动生产率越高，一定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数量就越多，但所形成的价值总量却不变，从而平均到单位商品内的价值量就越少；反之，劳动生产率越低，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就越大。所以，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包含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成正比，而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这是商品价值量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基本关系。

⒉论述资本积累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趋势？①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使社会生产力从封

建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获得迅速发展。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长，生产资料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集中起来，社会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广为发展，手工生产劳动转变为大机器工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生产规模进一步迅速扩大和产品数量的急剧增长。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仅促使分散的地方市场逐渐汇合成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且进一步向国外扩展，形成了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都极大的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的水平，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迅猛的发展②资本积累的不断发展，促进了社会化生产的发展。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私人资本家手中，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益加剧。这个矛盾的日益尖锐化，表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严重束缚了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因而，用和生产社会化性质相适应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成为资本积累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

⒈试述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①从生产力方面看。在产业结构上，出现了转向信息化、服务化和高科技化的趋势。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在生产力要素的变化上，就劳动者来说，脑力劳动比例攀升，素质显著提高。就劳动工具来说，由传统机器生产的动力机、传动机、工作机组成的“三机系统”，发展为增加了电脑控制机的“四机系统”，生产工具的智能化趋势日渐加强。就劳动对象来说，人工合成材料的问世，新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信息资源的这一非物质资源的广泛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对象的物质范围。此外，作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生产管理，由于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控制论、系统工程等的运用，而获得了新的手段和工具②从生产关系方面看。在所有制关系上，出现了所谓资本社会化的趋势，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同时私人企业股权分散化，并出现了工人持股的现象。③从上层建筑方面看。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的内涵与外延有新的拓展；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更加鲜明。

⒉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方面论述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①生产力方面。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快速发展，有生产力自身发展规律，特别是科学技术自身发展规律作用的原因②生产关系方面。在所有制关系上，资本主义国家在其自身范围内进行不断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种资本主义内部的自我调节，表现在对生产关系调整和经济运行调控上。这样，在不改变财富分配比例甚至提高资本家所占比例的前提下，可以增加劳动者收入的绝对量，缓和社会矛盾③上层建筑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上层建筑的新变化归根结底是经济基础发展变化所要求的。

⒊试述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①当代资本主义虽然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但它的经济基础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源依然存在②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要经过一系列阶段性的或局部性的部分质变，最终完成根本质变。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说明它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已经发生了某些阶段性的部分质变。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计划调节、福利主义、工人参与管理等都是这种非爆式质变的开端，也都是阶段性部分质变的表现。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会继续这种非爆式质变过程，但在目前，它的根本性质尚未改变。同时，非爆式质变形式往往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要完成这一转变，也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⒌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是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消灭剥削制度。这就使得在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全面战胜资本主义，要经过长期反复的较量和斗争。尤其是在经济较为落后，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和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并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巩固也要经历复杂的斗争，并可能出现倒退和反复。这一切都决定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长期性。⒉为什么必须充分认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必然面临着国际和国内的种种挑战，在这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①在这些国家里大力发展生产力，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②在这些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但其开始并不是完善的，因为经济文化落后同时也表现为民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不完善③这些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是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并存的环境下，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曲折前进的，面临着国际环境的严峻挑战④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和广大人民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利用，需要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的事业，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对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逐步加以认识和利用，这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探索、发展社会主义事业长期性、艰巨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⒊如何才能更好的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是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领导全体人民为之奋斗的神圣使命和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①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到目前已有160年了，一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才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科学理论②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要从本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各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要敢于走自己的路，探索符合本国国情、适应时代要求的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③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要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拒绝学习借鉴吸收人类各种文明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们的著作中引用了大量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把人类文明的果实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营养。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中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也包括社会科学理论的合理部分和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管理经验和方法，都应该吸收和借鉴，为我所用。当然

这种吸收应是批判的继承、学习和借鉴，是取其精华、弃之糟粕。

⒈为什么说人类社会历史必然发展到共产主义？①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一定要被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由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过渡到共产主义形态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②依据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向前发展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调整和完善，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向前发展③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促使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出坚实的物质条件。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不断增长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必然促使整个社会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逐步实现人们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消灭，以及国家自行消亡，从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也将发展为共产主义的上层建筑。因此，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必将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⒉试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点？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同历史上以往的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之间的过渡和更迭具有重大差别①以往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的过渡和更迭，不是通过旧社会形态内部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原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逐步调整和成熟中实现的，而是由新的、性质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取代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实现的。伴随着这种过渡和更迭，必然是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斗争，乃至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来实现②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同一种社会形态的两个成熟程度不同的发展阶段，他们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二者之间不存在对抗性矛盾。因而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只是从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到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它表现为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的过渡和变化。

⒊为什么说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㈠共产主义事业是崇高理想与科学理想的统一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运动趋势，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批判的吸取了英法两国的空想共产主义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合理因素，继承和发展了人类历史上一切进步思想的优秀成果，从而深刻的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科学的预见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想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向全世界劳动群众展示了人类社会终将进入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前景。同时他们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彻底解放全人类，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这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的地位所得出的科学结论。这一科学结论，终于使人类对美好社会理想的追求，有空想变为科学②总之，共产主义之所以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就在于它是崇高理想与科学理想的统一，体现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目标的追求与符合规律的科学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㈡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①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闯了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以来，就已经在不断实践之中。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②我们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正是共产主义事业在现阶段的实践。所以，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国的现实生活之中。

第五篇：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特征 李泽泉 发布时间： 2010-08-03 04:13 来源：光明日报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战略任务，把时代对学习的新要求注入了党的自身建设之中。概括起来,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全员学习。党内学习教育不能只针对少数党员和领导干部，而应针对所有党员。因为每个党员，无论年龄大小、职业同异、职务高低、党龄 长短，也不论其基础如何，都面临着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的挑战，都有不断转变观念、更新知识、提高能力的客观需要。这就要求完善我们党的学习教育培训体系，使党内学习教育培训从领导干部向全体党员拓展，从各级机关党组织向企业、农村和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拓展。

第二，终身学习。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以及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和新的理论创新是永无止境的。一个政党要不被时代所淘汰，就必须保持始终学习的劲头。一个学习型政党，不是每个党员有时要学习，有时不需要学习，而是入党多长，就要学习多长，将学习贯穿于个人工作和生活的全过程，永远保持思想上入党；不仅在关键时期全党要重视学习、善于学习，而是全党始终都要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将学习贯穿于政党存在和发展的全过程。

第三，主动学习。只有党员个体充分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并发挥出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使党员成为学习的主人，才使学习型政党具有持久的内在动力。为此，建设学习型政党，启发党员个体的学习意识，增强党员个体学习的自觉性尤为重要，因为任何外在的因素都要通过内因发挥作用。离开了党员个体的学习自觉，任何规定和要求都会成为形式主义。

第四，动态学习。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创新步伐加速，知识量剧增，信息更新速度极快，人们的知识、文化和信息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只有加强学习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学习渠道仅靠读书的静态学习已经不够，还要开辟向实践、向群众、向同志学习的动态的多元渠道。学习手段除了靠传统的书本、笔墨和纸张等工具外，还要大量地依靠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工具开展。

第五，广泛学习。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社会、科技、法律和国际等各方面知识都是学习型政党学习的内容。建设学习型政党目的在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提高我们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和水平，从而使我们党更好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固然离不开政治理论水平的提高，但

还需要其他各方面的现代科技文化知识。也就是说，通过学习，使我们党的广大党员干部成为能够驾驭复杂局面的复合型人才。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使学习成为一种责任。要把学习当作一种工作职责，融入工作之中，通过开展各种有益的学习交流活动，使党员之间、党组织之间实现彼此沟通信息、互换知识、共享资源，使工作过程成为实实在在的学习过程。

第二，使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要把学习理念贯穿于党员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充实于党的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使学习成为与党员生活密不可分的部分。这样，学习不再是阶段性的短期集中培训，或仅是读书、看报、学文件、开会、听报告、上网，学习不再是一种形式，一种装点门面的事情，而是一种持续一生的健康情趣，一种责任、义务和使命。

第三，使学习成为一种创新能力。要注重进取、自主、学习与创新的价值取向，营造出一种崇尚科学、追求和谐、努力进取、乐于创新的文化氛围，激励广大党员进行持续不断的知识结构重组，激发广大党员不断超越自我的激情，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创新能力。

第四，使学习成为一种人文关怀。要通过学习，提高谋划发展、统筹发展、优化发展、和谐发展的本领，提高做好群众工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维护稳定的本领，提高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企业改制、征地拆迁、涉农利益、涉法涉诉等方面的突出问题的能力，提高推动科学发展、维护和谐的能力。（作者单位:浙江省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