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无贼》的政治和哲学评论[大全五篇]

第一篇：《天下无贼》的政治和哲学评论

《天下无贼》的政治和哲学评论冯小刚自从2000的《一声叹息》后，就离开了王朔的怀抱，开始了对伦理、道德、情感、人文关怀这些流行词汇的研究。2003年，他和刘震云合作的《手机》，可以看作是冯氏电影成功转型的标志性作品，不仅创造了票房神话，还影响了中年妇女对手机的偏好选择，给各大网络论坛提供了长盛不衰的经典台词，影响力不可谓不大。而2004年的《天下无贼》，则把冯氏电影的神话演绎到极致，票房再度丰收，而且好评如潮，赚足了观众的眼泪和钞票。

众口难调，或许有不少人对冯小刚的把戏嗤之以鼻，但平心而论，冯小刚是越学越聪明了。如果说《手机》还停留在技术理性对伦理、家庭和情感的冲击上，《天下无贼》包含的意义开始丰富起来，开始涉及人性、社会和哲学层面的价值冲突。虽然用“哲学”、“政治”这些大词有哗众取宠之嫌，我仍然坚持杀鸡须用牛刀，因为目的不在于鸡，而在于刀。冯小刚养的《天下无贼》，只是刀俎上现成的鱼肉而已。根据我的观察，它可以被大卸六块。

（一）符号与意义

《天下无贼》讲述一群贼的故事。单纯善良得不可思议的青年民工傻根怀揣着六万块钱和“天下无贼”的信念踏上回家的火车，马上被两拨贼盯上了。一拨是鸳鸯大盗，男鸳鸯王薄，女鸳鸯王丽，后者受过傻根的滴水之恩，想保护这个傻兄弟。另一拨贼是胡黎领导的盗窃团伙，对六万块钱虎视眈眈。此外还有一个智勇双全的便衣警察，几个弱智的劫匪。两拨贼为了钱互相争斗，最后发现都上了警察的当。最后，傻根还在睡觉，胡黎集团被端掉，胡黎杀了王薄，也难逃法网，警察找到逃脱的王丽，却放走了这个重新做人的怀孕女人。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好似飞鸟各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好一个“天下无贼”！

在这个好莱坞式的叙事中，不仅揉进了悬疑、警匪、爱情、特技等流行的商业元素，导演还有意构建了一些艺术符号，赋予了高度的象征意义。胡塞尔把符号的功能划分为表述（Ausdruck）和指称（Anzeichen）两种，前者具有客观的、不因人而异的意义，而后者“在真正的意义上，一个东西只有在它确实作为某物的指示而服务于一个思维着的生物时，它才能被称之为指称”（《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7－28页）。指称没有特定含义，正如鲁迅所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因此，从高高在上的政治和哲学角度来看待一部说不上深刻高明的电影，似乎并无不可。

很有些人怀疑傻根的真实性，认为他简直是真空里长出来的试管婴儿，没有普遍性。然而，抛开个体意义，如果把傻根当成一个抽象的群体，那他就是人民的象征。在当前中国的话语体系中，人民从来就是神圣的符号。人民被假定是善良的，高尚的，勤劳勇敢的，又经常被暗地里认为是容易欺骗的，软弱愚蠢的。联想到当前的反腐败和国企改革，不知有多少贪官污吏从人民手里骗取信任，有多少资本权贵从人民身上搜刮钱财。而人民还被蒙在鼓里，做着“盛世太平”的白日梦。你能说这样的傻根不存在吗？

傻根傻本来无可厚非，再愚蠢的贼也不会光顾他。可是当他包里有了六万块钱，他一下子就成了各方面争夺的焦点了。这六万块钱就是一块唐僧肉，引得各路神仙妖怪都来捧场，演绎一出精彩纷呈的《西游记》了。同样，人民的唐僧肉就是国家权力。当政客们需要权力时，人民被捧上了天，晕晕糊糊就把权力拱手相让。一旦权力到手，人民就分文不值。人民虽然像唐僧，又愚蠢又无能，奈何他们人多势众，卢梭只好把人民主权给了他们，传授《社会契约论》作为紧箍咒。可惜他竟忘了找一只上天入地的猴子来护驾，结果当妖怪张牙舞爪扑过来时，人民在紧急关头念动咒语，才发现没有孙悟空，而妖怪是不懂咒语的。

王薄和王丽，代表了草根阶层的反叛力量。他们身上有着浓厚的游侠和绿林色彩，浪迹天涯，游戏人生，反抗社会，重视情义，要是在宋徽宗时代，还可以上梁山坐把交椅，可到了这个时代，只能在法律的漏洞里游走，到头来免不了被收编或是鱼死网不破。如果王丽是有心被招安的宋江，那么王薄便是与皇帝老儿誓不两立的李逵，对朝廷不抱幻想，死心塌地做山贼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到后来，李逵弃暗投明，完全是出于对宋江的一片赤诚之心。在电影里，王薄之所以转而保护傻根，也是出于对王丽的爱情。至于她肚里的孩子，只是爱情的象征。

胡黎，这个纪律严明的盗窃团队的最高领导人，无疑是精英阶层的杰出代表。他深谙官场规则和政治权术，对内恩威并重，对外求贤若渴，一旦不能为己所用不惜除之而后快。他所作的一切，都是处心积虑要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力，扩大势力范围。黎叔的经典台词如“21世纪什么最宝贵？人才！”，“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啊”，“有组织，无纪律！”，还有“这次出来一是锻炼队伍，二是考察新人，在这里我特别要表扬两个同志，小叶和四眼。”等等，清楚地表明，他熟练掌握了一整套官僚语言，虽然身处黑道，可完全按照白道的规则办事。而且，从黎叔对技术的推崇可以推断，他更像是一名技术官僚，务实精干，考虑周全，所以一旦作恶，藏得很深，很难对付。

最后，当然就是英明神武的警察了，象征着国家、政权、法律、正义诸如此类。和人民一样，他被假定是忠诚和勇敢的楷模，正义与智慧的化身。他是人民的保护神，罪恶的天敌，具有无穷的力量和非凡的智慧，他洞悉古往今来的秘密，一切都逃不过他鹰一样的眼睛，一切都在他如来神掌的操纵之中。所以，影片中警察只在万分必要的时候才出现，因为一切都像是他导演的一样。当摄影师给他正面特写时，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这容易使人联想到同样英明神武的中纪委和一贯正确的领导们。

也许有人会补充说，还有很多象征符号，比如黎叔的小蜜小叶同志象征弃暗投明的先进文化，黎叔剥的鸡蛋是先进生产力的象征，这些想法听起来有趣，可惜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因为我们要讨论更加重要的问题。

（二）理性与信仰

文艺复兴之后，人的自我意识全面苏醒，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口号，建构起大陆唯理主义的体系。英国的休谟（DavidHume）与之针锋相对，彻底怀疑理性的可能，认为人的认识能力仅限于经验层面。为了应对休谟提出的尖锐问题，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里提出了“先验理性”的概念，把认识能力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种，理性是认知的最高层次，具有普适性和先验性。康德雄心勃勃地要把理性作为重建哲学世界的基石，可惜好景不长，叔本华和稍后的尼采不买帐，以意志代替理性，激进地提出“重估一切价值”，由此开启了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颠覆。到了哈贝马斯（JuergenHabermas）那里，决心重建理性，抛弃先验理性，转而提出情境理性（Situatedrationality），强调理性在不同场景里是不一样的（《后形而上学思考》，1994）。

在影片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理性如何与情感和信仰纠缠在一起，宗教救赎如何戏剧性地影响事态的发展。

毫无疑问，傻根是个不会怀疑的经验主义者，他的认知能力尚未上升到理性层次。他根据小时候拾粪的事情和与狼共处的经验断定，人都是讲诚信的，不可能比狼还坏。

而黎叔是个康德先验理性的忠实履行者，他太相信自己，也只相信自己，就连轻信小叶也是出于自信。他崇尚技术理性，不惜余力维护制度和秩序，对他来说，理性的确是先验、普适而且永恒的。“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王薄呢，是情境理性的最好例子。他也相信理智，有他一套久经考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熟练掌握技术文明。他对这个社会有着深刻的洞见，闪烁着哲学的火花。比如，他对王丽说的一段话：

“他凭什么不设防啊？他凭什么不能受到伤害？凭什么？是因为他单纯啊？他傻？你为什么要让他傻到底？生活要求他必须要聪明起来。作为一个人，你不让他知道生活的真相，那就是欺骗。什么叫大恶？欺骗就是大恶。”

说得固然十分精彩，但就是这么个快达到哲学家境界的人，也会被感情所左右。当听到王丽说她已经怀孕，想为后代积点阴德，他的理性立刻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甚至可以说是非理性。他不惜得罪道上呼风唤雨的黎叔，不惜违背自己的原则，不惜丢掉性命去实现一个“天下无贼”的幻境。对王薄来说，对王丽的爱情是不变的，如果不改变自己的理性，就可能失去爱情。只有在这点上，他始终是理智的。

说到王丽，我只能把她归到尼采的阵营。女人似乎天生是情感的俘虏，更喜欢投向意志的怀抱。这对亡命鸳鸯诈骗人家一辆宝马车后，王丽就发现自己有了身孕，一时间意乱情迷，良心发现，决心洗手不干了，到寺庙里烧香拜佛。受了傻根滴水之恩，就决定涌泉相报。诸多举动难以用理性描述，只能归结为唯意志论，情感冲动才是她行动的准则。

但反过来说，只有瓦解了理性的堤防，宗教救赎才成为可能。这种救赎不同于《宾虚》（BinHur，1959）里耶稣对犹太王子的拯救，也不同于《肖申克的救赎》（TheShawshankRedemption，1994）里安迪的自我救赎。前者是一种宗教意义的终极关怀，后者则洋溢着自由主义的人文理想。王丽没有宗教，也没有追求自由的信念，寺庙里虔诚地敬上一炷香并不代表她就皈依我佛。她的良心发现，更多的是向朴素人性的回归，而“因果报应”、“积善行德”的佛家理念只是回归的结果而并非原因。这种回归是母爱的冲动，为了孩子，她觉得必须回归社会，也完成对自我良知的救赎。

王薄的转变与宗教无关，爱情就是他的信仰。他以死亡完成对自己的救赎，可以说是殉情。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信仰和情感有多么可怕的力量，足以摧毁一个人健全的理性。很多心地善良的年轻女子被这种力量感动得一塌糊涂，一起流下停在眼角的泪珠。而她们的男朋友难得看见眼泪，也被感动得一塌糊涂，顺势把女友搂在怀里，浑然忘了口袋里少了好几张钞票。现实就是以这种方式完成了爱情的救赎。

黎叔的理性最坚强，也就说明他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救赎。相反，他以救世主的身份，极力想拯救苦心经营多年的组织。他煞费苦心地安排小叶做接班人，压制手下的非议，屡次出山拉拢王薄，到最后杀害王薄，都是他强有力的信念使然：集体利益高于一切，没有什么是不可牺牲的。他的意志就是集体的意志，他的利益就是集体的利益，反之亦然。感化一个人容易，但要感化一个不相信救赎、高度专业化、理性化的群体，那可就太难了。

傻根属于被救赎的对象，就像大熊猫一样属于濒危动物需要小心保护。王丽王薄和警察都是他的保护者，可他还是非常脆弱，轻而易举被王薄骗走5000块钱，被警察掉包。然而在精神上，他却拥有无可比拟的道德资源，慷慨地对任何人奉献爱心。他的纯洁善良打动了王丽，间接感化了王薄。“天下无贼”是他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拯救了他。

(由葛优饰演的黎叔)

在理性和信仰的较量中，信仰占了上风，绝对理性的代表黎叔输掉了整场游戏。但是，这场较量，却是被设定在一个不甚可靠的前提下：不在场（absent）的警察和他所代表的法律秩序（legalorder）。

（三）法律与道德

很多观众对于结局是很满意的。虽然有不少感情丰富的人会为王薄煽情的死法而流泪，这并不代表他们不认同导演的观念。冯小刚很聪明，这种聪明可以用票房计算出来。原著作者赵本夫也承认，冯小刚很聪明，把一个原本皆大欢喜的结局（王薄只受轻伤，夫妻俩双双把家还）改成有点灰色的光明尾巴，用黎叔狼狈的下场、王薄的死亡、王丽的身怀六甲和警察的法网柔情赚足了观众的感情。法律和道德在最后的冲突中以后者“道高一尺”体面地收场了，观众们在感情得到宣泄的同时，灵魂也得到了升华，的确是一场很划算的电影。

冯导的聪明也仅限于此。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两者的冲突，不惜让警察渎职做一个全知全能的看客，只在最后关头出来收拾残局。因为他知道，法律和道德的内在紧张会消耗观众不少的精力，促使他们思考。而一部成功的商业片痛恨会思考的观众，最好人人都能像傻根那样，跟着感觉走，服服帖帖被电影摆布，时哭时笑，乖乖把钱包交出来。《天下无贼》在刻画人性方面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可惜一个商业化甚至庸俗化的结局使它无法获得更深刻的意义。

法律和道德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不能面面俱到。在此只能拣一两个方面来分析。很明显，在价值体系中，道德高于法律。法律只要求人们不要做坏人，而道德要求人民要做好人。在大部分时候，法律是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违反法律就意味着背叛道德。然而，正因为好人和坏人的界限不是那么清楚，法律和道德才常常纠缠不清。《水浒传》就是很好的例子，里面多少无法无天的强盗、小偷、杀人魔王在人民心中却享有崇高的道德威望和人格魅力，而遵纪守法的贪官污吏却被恨之入骨。这种离奇的效果常被归咎于法律缺少“人性”，法律不公平，因此，人民在必要的时候享有“法律豁免权”，可以根据道德制定另外一种法律规则，比如“劫富济贫、替天行道”，比如“法外施恩”，以此来调和两者的矛盾。

法律有没有人性？需不需要人性？法律和道德如何协调？从汉谟拉比法典开始，这个问题困扰了人类两千多年。如果把《圣经》当成历史，那还要上溯到亚伯拉罕和上帝的约定和“摩西十诫”。柏拉图最早做出系统的回答。在《理想国》之中，道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黄金一代的人类不需要法律。晚年碰了不少钉子，开始重视法律，可依旧认为法律所能达到的，只是“二等好的理想国”（《法律篇》）。亚里士多德比他的老师务实，强调法律至上，用法律来规范人性，因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的时候，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页）。西塞罗大体上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路，认为法律就是道德、正义的具体化，又超越道德本身。自然法是“统治全宇宙的理性秩序在人类社会中的投影”，根植于人的本性，“法律是最高的理性”。

可是到了马基雅弗利那里，道德成了无用的累赘，无情的法律才是成熟的政治权术。（《君主论》）。霍布斯则完全抛弃了“人之初，性本善”的假设，把“性恶说”发展到登峰造极。在他看来，只有法律才是最可信赖的朋友，把人类从“人对人是狼”的可怕的自然状态中拯救出来。英美的哲学家大体上走在“性恶说”这条路上，如洛克，休谟，直至现代的波普尔，哈耶克，只是不把人性说得如此不堪。卢梭，这个从道德理想国走出的平民思想家，以其激进的革命激情重新把道德置于理性之上，建立起以道德、情感为核心和归宿的自然法论。他把理性出现之前的自然情感归纳为“自爱”和“怜悯”两个基本原理，由此演绎出一个道德基础上的法律体系，法律是“公意的宣告”和“正式表达”，服从法律就是服从最高的道德。

鉴于法律和道德在哲学史上千丝万缕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连冯导这么聪明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最后还是屈就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法律礼貌地给道德让路，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似乎完满平息了法律和道德的纠纷。然而，法律是无处不在的，正如道德的影子同样是没法摆脱的。整个故事，就是在法律和道德的冲突中一步步达到高潮的。耐人寻味的是，这时候，法律以道德的面目出现，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职业道德。

于是，我们可以循着法律和道德的恩怨情仇，去寻找更为重要的事实和价值。

（四）事实与价值

在现代社会，道德的法律化是越来越明显得趋势。比如，以前尊老爱幼是一种道德，虐待老人和儿童仅仅是让别人戳脊梁骨，到如今很可能吃不完兜着走，成为法律的客人。职业道德就是一个明证。随着专业分工的细化和新行当的不断涌现，职业道德逐渐成为价值无涉的条文规则，只要遵守这些规则，那么从业者就被认为是道德的。杀人犯的辩护律师肯定是这么想的。

所谓“盗亦有道”，每一个行当都有一整套规则和潜规则，在有形无形中制约从业者的行为，特殊的行业如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倚门卖笑等，只要是成群结队，也不例外。如梁山泊的反政府武装，楚留香陆小凤司空摘星的盗窃团伙，薛涛柳如是杜十三娘的青楼群体都很有代表性。他们处于生存和主流道德的夹缝之中，顽强地生长出自己的道德来。这种道德不见容于主流社会，但其资源仍然来自于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性遭到压制的时代，体面的职业就代表了一个人的道德水平，而被歧视的弱势群体只好借助于朴素人性来实现道德理想。在士大夫们吃饱喝足大谈“忠”、“孝”、“礼义廉耻”的时候，被生活所迫铤而走险的人们在糊口之余，也不堪忍受被剥夺道德话语权，转而寻找“义气”、“爱情”、“同情心”等失落的价值。这种价值渗透到规章制度中，成为职业道德，与主流道德分庭抗礼。

道德是在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协调人际关系的社会规范，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朴素的道德观正像《旧约》教导我们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然后有圣人感叹“冤冤相报何时了”，于是道德便升华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别人打你的左脸，要把右脸也伸过去”，最好还要在打完后关切地问“你手疼不疼”。这样的道德具有强大的感召力，成为康德所说的“绝对命令”，可以和上帝和上天的意志等同。统治者发现道德原来是个好东西，于是雇佣几个道学家给他们裁成漂亮合体的龙袍，成了最高道德的代表。读《万历十五年》和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常常会感叹泛道德化如此庄严地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道德和人品问题。道德的泛滥也注定了它的衰落，因为它已经逐渐异化，繁琐的礼仪形式和僵化的习俗丧失了道德的理想色彩和核心力量。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原则逐步取而代之，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指导思想。

道德的祛魅实际上体现了事实与价值（或者说实然与应然）的分离。从道德产生那天起，就有了自发的“去道德化”与之抗衡。只是18世纪之前，道德仍是主流的价值观，并对一切它看来不道德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惩罚。《旧约》和《古兰经》中就保留了相当多今天看来很荒谬的规矩，比如不可在礼拜天工作，通奸或新娘不是处女要用石头打死。所多玛城的毁灭就预示着道德对异端极度的不宽容，只有道德可以独享上帝恩泽的阳光，“非道德”只能在潜规则的阴影下偷偷进行交易。

即便到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道德依旧掌握话语权，理性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依旧推崇道德，并以此来设计更好的社会秩序，把应然作为实然的依据。作为杰出的怀疑论者，休谟勇敢地把道德从高高的宝座上拉下来贬为庶民，系统地把事实和价值区分开。在《道德原理探究》中，他运用牛顿式的经验归纳和实证方法否定先验道德。波普尔从理性主义和证伪主义原则出发，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进一步提出，事实不应该被价值所左右，真善美固然值得追求，然而在事实中首先要考虑的是消除假恶丑。据此他认为“国家是一种必要的邪恶”，提出了“渐进社会工程”，用“最小痛苦原则”取代“最大幸福原则”，使得事实一步步接近于价值。

波普尔的老乡哈耶克也有类似的观点，但对于两者的关系有更精辟的论断，事实和价值得到了对立统一。他认为，价值并非理性的产物，而是传统的产物。价值是长期社会选择的结果，是“自发生长的秩序”的产物，这一点上和事实并无二致。道德的演进正是为了自生秩序的良好运行，使得服从社会规则的成本最小。

回顾了事实和价值的关系，让我们回到故事中来。在影片中，傻根无法区分事实和价值，他只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他的价值观起源于所看到的简单的事实，并以价值的尺度来衡量事实。王丽一直处于“身份认同”的危机中，不愿意承认“女贼”的事实，她的脑袋里还装满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种原罪意识。她游离于职业道德之外，仅仅把“贼”当作一项迫不得已的谋生手段，事实和价值完全对立，迫使她寻找宗教和自发的人性（母爱、良知、怜悯）作为两者的缓冲。王薄的职业道德是“自发生长秩序”的产物，是“适者生存”的社会竞争的直接产物。他不相信正义、善良、怜悯，因为这些价值对于一个贼来说是致命的。他相信弱肉强食、趋利避害，只有自己才能保全自己。职业道德就被他当作道德的替代品，只要遵循自我设定的不成文规矩，那么他就问心无愧。然而他的价值观并非坚不可摧，除去职业道德，他的价值取向还保留着自发的道德意识，比如忠于爱情，对傻根的哥们义气，对邪恶的勇敢反抗。

如果说王薄的价值观还是自发的，事实有个风吹草动还会受影响，那么黎叔和警察的价值观就基于牢固的制度理性，以不变应万变，事实只是价值的体现。正因为事实和价值高度一致，所以人物更像是一个意义明确的符号。黎叔身上集中体现了一个职业惯偷良好的职业道德。用褒义词来形容的话，他顾全大局，知人善用，坚毅果断，沉着冷静，业务精通，富有人格魅力。在银幕之外的世界，他完全可能是一个成功的高级经理人，住在高尚社区，手下有一百来号得力的白领为他卖命。虽然被心怀恶意的小说家发落到贼群之中，也依旧脱颖而出，领袖群伦。他对职业道德身体力行，自觉维护“道上的规矩”。正因为他混得好，所以对助他成功的职业道德毫不怀疑，也毫不内疚。在他身上，体现了事实和价值的辨证统一，通俗来说，就是他是个坏人，所以他做坏事。

影片末尾警察放走王丽，看似渎职，违反警察的职业道德，实则不然，别忘了警察的职业道德隶属于主流道德。警察的核心理念无非是守护正义，惩治邪恶。在他看来，两伙贼窝里斗是符合群众利益的，黎叔被捉和万薄被杀都是罪有应得。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王丽已经改过自新，不再对人民的钱包构成威胁，他亲自向她说出王薄之死，既是一种同情，也是一种惩罚。警察心里判断，既然功过相抵，也就没必要追究责任了。至于法律要求把所有贼都绳之以法，由人民法官判决，警察、导演和大部分观众一样，心里颇不以为然，在心中不知不觉把自己当成法官，觉得自己清楚整个过程，所以有权判决王丽的命运。事实上也是如此，为了更好地表达价值观，碍手碍脚的法律被搬到无人理会的角落里，大家一起为故事的大结局而欢欣鼓舞。在警察这个角色上，事实和价值基本一致，只是价值被微调，使得职业道德服从更高层次上的道德，从而带来了事实的微调。

（五）自由与责任

既然影片从头到尾讲的就是理性与信仰、道德与法律、事实与价值的内在紧张和冲突，那么对人物进行受力分析是很有必要的。而力和自由是对应的，不受力和力平衡就意味着自由状态，因此，受力分析也就是自由度分析，所以，转换成哲学层面的术语也就是自由与责任的关系。

在力学中，空间的物体有六个自由度，包括三个平动自由度和三个转动自由度。在我看来自由包括4个维度，生存自由（人身自由和发展权利）、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前三者类似于平动自由度，可以用线形尺度（横向和纵向的指标）来衡量，后者的定位依赖于前三者，以前三者坐标改变的灵活程度来衡量。当然，哲学家们给出的定义要精致得多，可给定的自由维度很不一样。法国的贡斯当（BenjaminConstant）最早区分了两种自由概念：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伯林（IsaiahBerlin）进一步阐述这两种自由的实质，即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前者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作为主体的人做的决定和选择，均基于自身的主动意志而非任何外部力量，后者是“被动”意义上的自由，即免于强制的自由。一般来说，欧陆理性主义的哲学家更倾向于积极自由，而英美经验主义的哲学家偏爱消极自由。古典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约翰.穆勒（JohnStuartMill）在著名的《论自由》（严复译《群己权界论》）中给出自由的几种形式，包括思想自由（含言论和信仰自由）、个性自由、结社自由、经济自由等。他的一个杰出贡献是划定了自由和民主的范围，即“群界”和“己界”。自由属于己界（私域），而民主属于群界（公域），理想状态的社会中，两者有合理的边界线，互不侵犯，和谐共处。

和以前的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家片面强调自由不同，穆勒已经注意到了自由和责任的关系，认为只要不涉及他人利益，个人享有绝对自由和独立性，可一旦为祸他人，必须承担责任，接受惩罚。格林（ThomasHillGreen）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从权力和义务的关系推导出新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干预下的自由，以此保障多数人的自由。他认为，人的自由本质上是道德自由，道德赋予人自由意志，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善。这种自由已经接近于积极自由。

不管哲学家们如何定义自由，现实中自由和责任是一一对应的，正如力学中力和自由的关系一样，不受力的物体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力平衡。自由意味着责任，不仅是捍卫自己自由的责任，也是捍卫他人自由的责任。现代心理学家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指出，现代社会的竞争所造成的紧张生存状况使普通群众难以随自由与责任之重，人们宁愿享有有保障的生活而自愿放弃自由的选择。这是法西斯主义兴起的重要根源。哈耶克认为，自由起源于无知状态，“保障自由的所有制度都是适应无知这一事实的产物”（《自由宪章》）。但是，对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恐惧也使人逃避自由，“你恐惧，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步踏向何地”，这就是人类在自由条件下的真实处境。

不论在哪个哲学家的定义里，傻根都是从内而外自由的。他的心思简单，和谐，未曾感受到任何外力强制和价值冲突，一举一动只受内心“绝对律令”的支配。他拿出5千块钱给王薄，为献血而晕倒，都是责任的驱使，而责任来源于道德自由。虽然他的道德自由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无知，可“无知者无畏”，正由于缺少经济利益和社会知识的考量，傻根才得以拥有别人无法企及的自由。

需要指出的是，傻根的自由是极为脆弱的，这种道义上的自由是有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即便有警察罩着，他经济自由的象征——钱包还是几经转手，差点把他盖房子娶媳妇的生存自由都弄丢了。很难想象他丢了六万块血汗钱，还能保持道德上的自由，一味天真地傻下去。

如果没有警察，那么黎叔也是自由的。他需要考虑组织、纪律、人才、权术、道上的规矩乃至和小叶的私生活，可他有足够的知识和智慧来解决群界和己界的棘手问题。他可以伤害任何人而不需要负任何责任，按照吴思的说法，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这种对他人自由的伤害权正是他得以自由的依据。可唯一值得他认真对付的是比他的团队组织得更严密、有“合法伤害权”的制度化暴力。虽然在影片中，他侥幸被公安捉住了，然而出了电影院，他的运气总是要好得多。我去年国庆钱包就被偷了，连贼的模样都没见着，谁知道是不是他干的呢？黎叔在银幕上失去了自由，可他的肉身还在逍遥法外呢！

所以说好人和坏贼都是挺自由的，最是好贼不自由。王氏夫妇亦正亦邪，在黑白两道之间无所适从，左边是海水，右边是火焰，自由是脚下丛生的荆棘。王丽本来有不帮助傻根的自由，没有保护他的责任，可是赎罪意识和良知的鞭策使得责任压倒了自由。王薄本来有盗窃任何钱包的自由（侵犯他人的自由也意味着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对他而言，承担责任的风险很小），可为了老婆的一句话，他放弃了自由，而承担了保护六万块钱的责任。他清楚地知道这责任的分量难以承受，他甚至不能指望带给自己任何好处。他死了。

影片最后的镜头意味深长。当王丽听到丈夫的死讯，只是强忍着泪拼命吃烤鸭的卷饼。王薄用自己的命换来警察的宽恕，警察给了王丽自由，而王丽则把自由变成了另一种责任——母亲的责任，责任之下孕育了一个新的希望，两个自由的灵魂。

（六）光荣与梦想

《天下无贼》的名字很有意思，明明讲的是贼的故事，偏要说无贼，最后还真的无贼了。试问天下几多贼？道是无贼却有贼。曲终人散梦未醒，乌托邦里没有贼。

乌托邦（Utopia）这个词来自于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ThomasMoore）的著作《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虚构了一个整齐划一的幸福岛国。另一个托马斯，大约同时代的意大利人康帕内拉（ThomasCampanel-la）也写了一本《太阳城》，歌颂了太阳（最高领导人的头衔）领导下的共产共妻的国度。论起乌托邦的源头，还得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设想了一个哲人王统治下的理性王国。其实在孔子眼里，乌托邦根本不需要虚构，中国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实现了，只是从那以后，就一代不如一代，“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欧阳修语）。

傻根大概不知道这么多典故，不过乌托邦却是实实在在的。的确，在傻根眼里，从头到尾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天下当真是太平盛世，路不拾遗，大贼小贼纷纷转世投胎了，留下一个清净世界，一个寄寓了美好理想的乌托邦，卢梭设想的“道德共和国”，一个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放弃的梦想。

此外，为满足市场需要，影片还刻意营造了爱情的乌托邦，取悦崇拜爱情的时尚男女；为了应付广电总局的审查，还必须有英明神武的人民警察，守卫法律的乌托邦。有了这三个童话般美好的乌托邦作为背景，“天下无贼”看起来并不遥远。于是有人便深有感慨地说，傻根这样的人太少了，不然“天下无贼”的梦想还真有可能实现。很遗憾的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动机很美好，后果很严重。即便每个人都成了傻根，天下也不会缺少贼，至少是傻根式的贼。

需要注意的是，“贼”这个词不仅指一种身份，更有强烈的道德贬斥色彩，是摩西十诫的第八诫，长久以来是个骂人的词汇，从“贼婆娘”一直到“独夫民贼”，对任何人都可以找到合适的词汇。在法律中，盗窃并不是严重的罪行，在道德上却一直蒙受巨大的指控。这样，在道德至上的国度下，一个人的轻微过失就可以被轻易地转化成莫须有的罪名，即便这种罪名的罗织完全是出于公心和道德，以人民或道德共同体的名义庄严审判，并且不可上诉。王亚南在《中国官僚制度研究》指出，在古代中国，“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维持；于是，‘人治'与‘礼治'便被宣扬来代替‘法治'。”

道德乌托邦本质上就是人治社会。这种道德乌托邦付诸实践，换来的是极为惨痛的血淋淋的教训：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专政、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文革十年的“红色恐怖”以及民柬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血泊中倒下的不仅是千千万万的傻根，还有他们“天下无贼”的梦想。

正因为如此，卢梭的“极权主义民主”一直受到后世自由主义哲学家的猛烈批判，以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最为有名。三人批判的角度各不相同：波普尔从批判理性主义出发，清算了历史决定论，把乌托邦称为开放社会的敌人；哈耶克则根据他“自发秩序”和“扩展秩序”的理念，批判计划经济和单一的价值体系，称之为建构理性（constructivistrationalism）“致命的自负”。而阿伦特从共和主义出发，指出极权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泛滥，公共领域被摧毁就丧失了个人的自由。

爱情乌托邦就像是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爱情是最高甚至是唯一的价值，信仰的大厦构筑在情感的沙滩上，与道德乌托邦并无二致。我们已经见惯了文学作品和影视艺术对爱情毫无保留的歌颂和赞美，彷佛爱情可以超越一切，拯救人们于水火。有了爱情，人们就可以成为自由的超人，大到抛弃江山，平息战争，拯救地球，抵抗外星人，小到起死回生，浪子回头，发家致富，摸中六合采，一句话，“拥有爱情，别无所求”。

听到这句话，哲学家们一定不以为然。海涅说康德连生平都没有，更别提爱情了，一辈子只会在哥尼斯堡的林荫路下散步；叔本华没有婚姻，没有家庭，也没有爱情，一向看不起女人；可怜的尼采为莎乐美神魂颠倒，却惨遭拒绝，在瑞士的山谷里孤独地过完短暂的一生。爱情与哲学缘悭一面，爱情的天堂也就迷失在滚滚红尘中，任由强大的权力、金钱、道德观念来左右爱情的命运。

那么似乎只有法律才是可靠。人们常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可魔高一丈的黎叔眼看要逃跑，道德法则失灵了，怎么办？正如人们所期待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法律成了最后一张王牌，法律的乌托邦似乎是可能的。

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把法律归结为自生自发社会的秩序，是各方力量此消彼长的博弈结果，所以三个强盗组成的社会必有法制。他认为，法律是内部规则（cosmos），只能被发现不能被创生，而立法是外部规则（taxis），是具有确定目的的理性命令。既然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立法便永远是不完善的，对法律的掌握永远是不完整的，要造出“疏而不漏”的天网，就需要极度丰富的知识信息，考虑每一条鱼可能的漏网方式和对策。如果法律成了社会关系的根本准则，试图用法律来规范一切，则法律本身需要非常大的广延（extension）和柔性（flexibility），这样的法律乌托邦也是遥遥无期。

以反腐败为例，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如果一个人拥有权力且决心腐败，那么即便是再高明的制度和法律也无法杜绝腐败。而如果他像海瑞那样对腐败深恶痛绝，连法律的破网都可以闲置不用了。由此可见，道德和法律必须相辅相成，取长补短，把道德置于法律之下，填补法律的窟窿。道德作为社会的润滑剂可以减小许多法律摩擦，法律作为社会的保护伞可以减小道德消耗的成本。任何单一的价值都不能构建完美的社会。每一种乌托邦都体现了一种光荣的价值，却注定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梦想。

爱因斯坦说，这个世界最不可理解的就是它是可以被理解的，正因为有了多样性，世界才值得被理解。尽管这个世界充满矛盾，理性与信仰对立，法律与道德冲突，事实与价值分离，自由与责任两难全，我还是乐观地相信分裂的世界图景会以某种形式获得统一。

第二篇：《天下无贼》影评

即使有黑暗，依然有希望

——浅谈《天下无贼》的戏剧性

一部好的电影，形式和内容缺一不可。电影的艺术特色包括叙述方式，结构，表现手法，镜头，声画语言，色彩和光影等，这些形式在推动电影情节发展，丰富文本内容，揭示作品意蕴内涵的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好的形式的应用不仅能给予人以愉悦的审美体验，更能最大限度为揭示文本的深厚内涵服务，而作品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内涵更能使其超越作品本身，使观者进行深入思考，给予人获得精神上的领悟。

笔者以《天下无贼》这部电影为例，浅要的分析其对比、矛盾冲突、悬念的设置在作品中作为推动情节戏剧性的发展，展示文本丰富内涵的重要作用。

一、对比的画面，形成强烈反差

《天下无贼》中有大量对比镜头的出现，如色彩对比，平行镜头的对比，声画对比，特色语言的讽刺衬托，这些对比画面贯穿了电影情节的始终，其带来的强烈的反差，不仅给人留下深刻的视听印象，并在推动情节的戏剧性的发展，阐释文本内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电影开头以公司老板企图强奸作为家庭女教师的王丽，暴力事件伴随纯净抒情音乐的缓缓响起，加之镜头在辽阔的海天景象和强奸画面的切换，其音画对位的鲜明反差，不仅在视觉和听觉上引起强烈冲击感，这种审美视听体验更深刻性的揭示了生活中利用权势进行强奸这一社会现象。然而镜头切换，这一切都实录在王薄的摄像机中，由此王薄王丽变为敲诈者，其强弱地位的快速转换，戏剧性效果不言而喻。然而我们试想一下，如果王丽不是联合王薄有备而来进行敲诈，其手无傅鸡之力的女性后果可想而知。而这又是孰是孰非呢？虽然现实生活带有如此戏剧性的发展少而又少，然而生活也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警示人们：天堂与地狱的界限仅仅是一墙之隔。

另一个带有典型强烈对比的画面便是王丽因怀孕而想为孩子积德去拜佛。慢镜头特写王丽的跪拜，其虔诚在音乐的庄严肃穆烘托下让人动容，其音画对应渲染了神圣的氛围，增强了画面的感染力，彰显出人性之向善的光辉。然而，与此同时凝重音乐的快节奏感衬托着王薄在圣地中的游刃有余的偷窃，拜佛之诚与如鱼得水之偷的平行镜头的切换，其鲜明反差突出王丽的向善之心，王薄的无可救药，为后面情节二人发生矛盾冲突，分道扬镳埋下伏笔。二者对比更有力的阐释了：光明之下暗藏着黑暗，即使在这圣神的朝拜地方，天下依然有贼，“天下无贼”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期盼，正如影片名“天下无贼”字幕在残缺的佛像头的背景下出现，其片名对于贯穿文本剧情的“偷”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然而虽然天下有贼，我们依然向往光明，人性的善恶可转变性，在王薄后来的舍命换来傻根的“无贼之梦”让观者了解社会现实黑暗同时也对生活充满希望，这种希望之光难道不比“天下无贼”更难能可贵吗？

二、矛盾冲突，悬念的设置

在《天下无贼》这部影片中，至始至终的矛盾冲突和悬念使影片具有强烈的可观性：王丽的被强奸转换为敲诈者身份；鸳鸯贼车上的矛盾冲突险遭车翻；王丽的突然的“改邪归正”由后文得知的怀孕；帮派贼头黎叔内部的矛盾纠纷；小叶与王薄过招，王薄的输中的赢；王薄与黎叔的约定打赌，钱却被警察掉包；火车上无厘头的打劫与帮派集体被捕；小叶对黎叔背叛；傻根的献血却因晕血而陷入沉睡；五个月后倒叙回忆王薄舍命与黎叔过招。由此可以看出整部电影内容丰富，情节紧凑，“过招”华丽特效的应用和矛盾冲突和悬念设置将电影的戏剧性渲染到极致。笔者以两例典型画面进行阐释分析：

小叶与王薄过招比拼：谁先拿到落下冰块的酒杯，小叶在耍赖情况下，将得胜的酒杯一饮而尽，王薄的败不明而喻。然而在旁观者黎叔眼里却道出小叶的败，其悬念在小叶感到自己被下药而揭开。王薄的输中的赢，戏剧性的反败为胜，不能不让人拍案叫绝。其实戏剧性不仅仅是电影中的看点，它阐释了生活其实就是充满了戏剧性，以非法手段获得成功可能在某时刻变成彻底的失败者和阶下囚，其祸兮福依，因果转换的哲理思想深含在戏剧性的画面中。

王薄与黎叔的过招场面，具体过程是由五个月后，便衣警察找到怀孕的王丽，告诉其王薄的死而展开的倒叙回忆。光线、声画并行的应用揭开王薄的舍命圆了傻根“天下无贼”的梦的悬念，而这一切更衬托了如今王丽的孤儿寡母的凄凉，让人不禁潸然泪下。这让观者不禁反问：王薄为了不要让傻根让他知道这世界有那么多贼，寻回他丢失的钱，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使孩子失去了父亲，使王丽失去了丈夫，这值得吗？也许表面上看去，王薄傻极了，比傻根还傻。因为他的狼性有了“人味”，有了“人味”就必然会与黑暗在纠缠中决裂，其死亡反而见证了是他鲜活生命的时刻。正如便衣警察告诉王丽：“这不丢人。”没有人天生就是贼，成其贼有是各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但人心的难能可贵就在于善心的发现，人类的可贵就在于了解真相，却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王薄用死亡诠释了生命的价值，为孩子带来了生的光明和希望。世间万物都是相生相克，即使有恶，我们也要相信善能克恶，我们不奢望乌托邦的梦想，但奢求希望之光的永存。

第三篇：天下无贼观后感

《天下无贼》观后感

《天下无贼》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当以前第一次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只是觉得刘德华帅，傻根傻，刘若英可怜，伤心王薄的死，气恼傻根的傻间接造成其离世。然而当再次观看的时候，却发现并不是之前自己所以为的那样，可能是过了青春年少，长大后的心态以及世界观的形成有所改变的缘故。

电影主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对扒窃搭档亡命恋人王薄和王丽，在火车上遇见打工回家的傻根，产生恻隐之心并护送傻根，与偷窃团伙斗争的故事。王丽发现自己怀孕了，坚固的贼心瞬间变得柔软无力，一心只想回头是岸，回头从善，想为自己那未出世的孩子积点德，因此看到善良淳朴的傻根的时候，那么不顾一切的去帮助他，维护傻根的“天下无贼”的美好愿望。王薄同样也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想要对傻根下手，但最后却被傻根的纯朴善良打动，内心已经消失的善根开始萌发，所以最终下定决心和王丽一同护送傻根回家。傻根淳朴，老实，对人毫无保留的信任，怀有六万块钱，就放心的上路，始终坚信天下无贼，傻得善良，傻得真诚。却浑然不知火车上另一拨偷窃团伙早已盯上了他。不可避免的，王薄和偷窃团伙斗智斗勇。电影最后，王薄在与黎叔的斗争中不行死亡，王丽得以逃脱，却孤身一人，成了孤儿寡母，黎叔一伙被警察抓获，终究绳之于法。而只有傻傻的傻根没有受到一点伤害，居然在这样的环境下安然无恙，他的世界里依旧是天下无贼。

看过电影之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像傻根这样的“傻子”，对这个世界完全不设防的人，最终的结局那么圆满，为什么他可以得偿所愿，为什么可以获得别人的帮助。大概是傻根心中的善良执念打动了王丽王薄，当然也是因为在王丽王薄内心最深处隐藏着善良的影子。想要回头是岸，想要重新开始，想通过帮助傻根获得救赎，为那未出世的孩子积一份福报，也是因为孩子唤醒了他们的良知，所以才不顾一切的去帮助傻根，去护送他。

电影结局是悲伤沉重的，我完全没有想到像王薄这样的窃贼悔过自新之后会为了心中的善为了傻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值得吗？我脑海中一直浮现王薄临死前的眼神，那是忏悔，是纯净的，独独没有后悔。他虽然死了，但是也为王丽和他们的孩子赎了罪，他认为值得。

当今社会物欲横流，浮躁不安，当我们感到无力与绝望的时候，要多想想傻根的善良，王丽王薄的悔过自新。我们要对这个世界心怀善意，善良的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做人一定要善良虔诚，不要违背自己的良知。同时要给那些误入歧途的人一个机会，我相信善良会打动他们。犹记得傻根憨憨的说：“俺家住在大山里，在俺村，有人在山道上看滩牛粪，么带粪筐，就捡了个石头片儿，围着牛粪画了个圈儿，过几天想去捡，那牛粪还在。”希望这样的时代早早到来。

第四篇：天下无贼观后感

天下无贼观后感：拍一巴掌揉三揉——论理想主义与现实的极致碰撞

我第一次知道《天下无贼》这部电影，还是在十一年前，那个时候我还在念小学五年级。当时作文课上老师给出的题目是“写一部最近你看的电影观后感”，于是就有好多小伙伴写了天下无贼的观后感，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标题就是《愿“天下无贼”》。当时的我被这个标题弄得心痒难挡，却又没钱去看电影（因为零花钱都用来买吃的了，不舍得花钱去看电影），尽管好奇也只好作罢。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就渐渐淡漠了对这部片子的印象，却没有想到十年后在异国反而看到了这部片子，不得不感慨世事无常，命运的巧合真的是十分精彩，就如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

这部影片讲了这样一个盗贼悔过向善、悬崖勒马的故事：故事以时间发展顺序叙事，男贼王薄和女贼王丽是一对盗窃搭档，也是一对恋人，两人在有钱人家里设下圈套，连骗带威胁抢走了男主人的宝马车，然后倒手卖掉。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做这样的勾当，可谓雌雄大盗。然而王丽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为了孩子也为了母亲这个神圣的身份，想脱离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两人在途中几次发生矛盾。就在这时他们在火车上遇到了，带着挣了好久的六万块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而且又非常单纯善良的农民工傻根。这个傻根单纯的脱离现实，不相信天下有贼，就孤身一人带着钱坐上了回家的火车，居然还大声嚷嚷自己有钱，成功吸引了各处贼人的注意力。王薄一开始打算对他下手，虽然傻根的纯朴善良也曾打动过他，但是最终妻子怀孕的消息才真正改变了他：于是决他心保护傻根，圆傻根一个“天下无贼”的梦想。然而车上还有一个扒手团伙，早已盯上了傻根的钱。因此，王薄与偷窃团伙展开了一场技巧与智力并存的斗争。最终王薄以生命为代价替傻根拿回了钱，孤身一人的王丽为了孩子艰难生存，而傻根，依然相信着，天下无贼。

很难想象这部片子是当年的贺岁片，尤其是年年给大家带来喜剧的冯小刚导演拍出来的贺岁片。全片都充斥着冯小刚拿手的“冯氏幽默”，留下了很多流传至今的经典语录和搞笑片段（比如“人才”，比如“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按理说，这本来应该是一部给观众留下欢乐和教育意义的片子才对，最后男女主角幡然醒悟悬崖勒马，联手制服黎叔一伙人，最后弃暗投明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新生活——理应如此。然而最后男主角却无声息的死在火车上，不止是我，我想当年每一个看过这个片子的人，走出电影院的时候脑子里都是王薄死前那不甘的眼神，这个年怕是很难过好了吧？所以我在想，冯小刚导演是抱着怎样的意图，去制作这部影片的呢？然后我就看到冯导的这段话—— “如果说《手机》是一杆子插到生活里的话，《天下无贼》可以说是打一巴掌揉三揉，对人性和生活都充满了善意，甚至有些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冯小刚

看到这句话，我忽然醒悟，冯小刚导演的这部片子，其实是理想主义和悲观现实的综合与碰撞。电影的题目是天下无贼，然而电影一开场却呈现给我们一场骗局，男女主人公居然是一对雌雄大盗，在情节上这固然是一种高明的手法，让观众疑惑、思索：不是说无贼吗？怎么上来就是两个贼？他让观众抱着一种悬而未决的心态带着问题继续看下去，却也奠定了全片的基调，那就是在现实的极致和理想的极致总是如此交错出现：刚刚还是雌雄大盗的精彩表演，下一幕就到了神圣的寺庙，而寺庙以及人们所笃信的宗教，也正是人们心中理想的极致；当你还沉浸在这信徒圣洁的气氛中时，刘德华和李冰冰扮演的小偷就登场了，轻而易举的顺走信徒的手机，我想问这些信徒所信仰的满天神佛此时怎么不出手阻止呢？神佛在哪里呢？因果报应在哪里呢？现实的极致；神圣的拉卜楞寺前刚刚上演了现实的诡诈，却又凭空出来一个天真善良单纯的傻根——扯嗓子大喊贼在哪——目前为止的人生中，我不曾遇到一个如傻根般单纯的人，哪怕是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这又变成理想的极致了；一转眼，火车又变成了个贼窟……到后面的王薄王丽为傻根出手，黎叔一伙群魔乱舞，人民警察技高一筹，这些都是冯导巧妙安排的非现实桥段：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贼没那么出神入化，而人民警察也没那么无所不能，我们也并不知道是否真有这么一对贼人被单纯改变，他们都不是完全真实的存在，却因为戏剧效果的渲染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到最后曾经屡次想对傻根出手的王薄幡然醒悟，老谋深算的黎叔却放着逃生的机会不要也要拿到傻根的钱——这两者是何等的极致对比啊。

所以这样看这部电影对我们的现实意义或许就很清晰了：它是真实，也是童话——或者说它不是真实，也不是童话。它是理想和现实极致的混杂。我认为导演选择将两者一起摆上台面，让观众去选择：你认为这故事是什么，你缺少什么，你就选择什么。如果是未经人事，经验尚浅，对这个社会充满着不切实际期望和幻想的观众看了，那么对他来说这一车盗贼，这深邃的心机，这危险的现实，无疑会给他带来深深的震撼，让他在步入社会之前或者认识到社会的黑暗之前就有了最基本的心理准备；如果你是饱经风霜经验丰富的“老鸟”，那么电影中傻根这么一如既往的执着和单纯，是不是你早已遗忘丢弃在角落里的珍贵情感？当你在这个世界上为了名利奔波之际，是不是早已遗忘了当年那个单纯善良，容易满足的自我？是的——“拍一巴掌揉三揉“——这就是这部电影存在的意义。你天真？你单纯？这一巴掌就让你明白什么是现实；你麻木？你无情？这揉三揉就让你知道，世界上还是有温暖，还是有一些应该去相信去做到的事情。即使你在不该走的路上走得太远，你也依然有机会转身回来，去开始你自己新的生活。电影的结局冷酷而温馨。黎叔等人受到法律的制裁，王薄虽死，也为妻子和孩子换来了救赎，傻根继续天下无贼的单纯下去。这或许是导演最后对我们的教诲：做人一定要善良虔诚，不要违背自己的良知，要带着善意和爱心、机智和机敏去分辨这个世界。对我而言，导演最后的情节其实带着血淋淋的告诫：有些事，做了就回不来，虽然你可以用生命去洗刷去赎罪，但是，却也只能如此。心存善念吧，这个世界并不是真的“天下无贼”，但他却可以是我们心中一种美好的向往和信念，我忽然想起来小时候同学那篇作文的呼喊：“愿天下无贼”。在这个浮躁的现实世界，保持一颗明辨善恶却又不失善良的本心，善待别人，也善待自己，为了一些简单的梦想和守护这些简单的梦想而奋斗，或许是最轻松又最快乐的一种活法。

第五篇：天下无贼影评

湖南农业大学课程论文

学 院：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班 级：信工2班 姓 名： 柳文杰 学 号：201041843212 电 话：*** 课程论文题目：《天下无贼》影评

课程名称：影视鉴赏（每周二，第四大节）

成绩评定教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天下无贼》影评

一：剧情简介

男贼王薄和女贼王丽是一对扒窃搭档，也是一对浪迹天涯的亡命恋人。他们在一列火车上遇到了一个名叫傻根的农民，他刚刚从高原上挣了一笔钱要回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傻根不相信天下有贼，王薄最初想对他下手，后来却被他的纯朴所打动，决定保护傻根，圆他一个天下无贼的梦想，并由此与另一个扒窃团伙引发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该团伙头目黎叔意欲收服王薄遭拒，该团伙其他成员与王

薄比试皆败下阵来，交手之中却被潜伏的警察把钱掉包，后警察现身，将双方逮捕，黎叔和王薄、王丽均欲从车厢上逃走，却相遇。王丽先走后，王薄为保护傻根的钱与黎叔交手不敌，临终时意欲惊动警察，并发短信给王丽，安慰她没事，剧终黎叔被捕，钱归还于傻根。画面定格于王丽在甘南拉卜楞寺拜佛的那一幕。

二：影视评析

提到过去冯氏贺岁片，流行的一句话是“铁打的葛优，流水的女主角”。可是这部影片的风水变了，在《天下无贼》中，冯小刚和张艺谋一样，把男女主角的宝都押在了港台明星身上，于是刘德华和刘若英摇身一变成了当然的主角，葛优竟成了两位身边的小角色。

葛优在《天下无贼》中屈尊，当然有与制片方和冯小刚私人交情的因素在内，但不能回避的一点是，葛优招牌式的幽默太过深入人心，让冯小刚急需找到新的元素来为自己的贺岁大旗吹风。从《甲方乙方》到《没完没了》，从《大腕》到《手机》，葛优的表演也许已很难找到新的突破和亮点，虽然观众还是笑得很开心，但笑容里少了点新鲜感。

前两年葛优在电影《半生缘》中饰演的“祝鸿才”一角惟妙惟肖，备受专家和观众的肯定，称得上是他的转型之作。现在的葛优，是否是到了离开冯小刚贺岁模式，另起炉灶再战江湖之时。

冯小刚延续了他的道德拷问，与《手机》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拷问更深刻，更具多元性，不同价值观的人会有不同的思索。《天下无贼》片中，傻根天真淳朴，以为“天下无贼”，代表着“人之初，性本善”，是个具有理想色彩的形象。他的善首先打动“贼妻”王丽，但“贼公”王薄却质问：“为什么让他傻到底？不让他知道生活的真相就是欺骗，欺骗就是大恶！”

在王丽的爱情及腹中小生命的感召下，王薄最终从“盗”变成“侠”。他在与贼帮的决战中，担心热水瓶掉下来砸到婴儿而中了圈套，可以说是因动了善念而失败。直到最后，他为了傻根“天下无贼”的梦想，而惨死在贼王的铁钩之下。导演在电影的最后通过悲剧效果与观众形成了交流：人性中善的光芒是永恒的，值得我们永远追求。

即使配戏中，冯小刚也精心穿插了不少“善恶之辨”的流行话题。比如，王薄一句“开好车就是好人吗”的断喝，虽属“恶”的诘问，却无疑让人联想起多起宝马车撞人案。贼帮中的贼老大冷酷无情，心狠手辣，但他在“恶”与“恶”的较量中，接连遭遇背叛与出卖，最终也是“恶有恶报”。

当前，国产片市场正在艰难地冲出谷底，能把观众请到屏幕前就是胜利，就能给电影市场留下生机。毫无疑问，《天下无贼》片是一部计算精准的影片：从投资结构到演员组合，从剧情安排到外景选择，无不显示出出品方和导演兼顾多方观众、力求商业效益的良苦用心。

贺岁片概念的推出，本身就是为了彰显电影的娱乐功能。与前几年的贺岁片相比，《天下无贼》片的娱乐要素明显趋向多元：除了葛优惯常的 “一本正经”以及范伟等人的插科打诨外，冯小刚大胆地添加了刺激性的动作片元素，让钢针、刀片等“小兵器”在手腕间飞舞。可以说，《天下无贼》片弥补了前几部贺岁片视听艺术性稍显不足的缺憾。

虽说是个俗套的主题，但《天下无贼》片将故事的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更重要的是在曲折跌宕中彰显了人性的善良与人心的纯美。从主题到叙事方式，从娱乐性到时尚性，正是多元化让冯小刚取得了成功。

如果说张艺谋以《英雄》与《十面埋伏》的惊艳华美，将中国电影的造型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那么，冯小刚的系列贺岁片则以《天下无贼》为标志，将中国电影的叙事艺术提升到新的境界。

三：影片的特点

（1）冯小刚贺岁片的一大商业特色就是商业性很强，其中商业广告的运用更增强了其影片的商业色彩。在《天下无贼》中，出现了大量的广告，可以说是符合中国特色的电影营销模式的。置入式广告在此片中的运用可谓登峰造极，宝马汽车、诺基亚手机、HP笔记本电脑、佳能摄像机、长城润滑油„„无一不在影片中出现、演绎。在《天下无贼》中，片中演员所使用的手机一律是其赞助商诺基亚的产品，剧中有这样一幕；男主角偷了一大堆手机，其旅行袋一被打开，特写镜头马上拉到了一部又一部的诺基亚手机上。这个镜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在影片推出的广告的同时，也加大了影片的商业化色彩。

（2）语言的运用。冯小刚的电影的语言是生活化的语言，在嬉笑怒骂中折射出小平民对生活的态度以及对生活特有的一种解读。《天下无贼》的“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些语言是冯小刚站在平民角度对生活的一种诠释。《天下无贼》里黎叔喊出的“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有组织，无纪律”，这些语言片段往往能够迅速唤起观众的政治记忆，冯小刚把那个年代的政治组织话语与盗贼话语错接与杂糅，小偷与政治家的嫁接，让观众发出会心的大笑。为了求证天下无贼的童话，傻根竟然放开嗓门对着车站大喊：“你们谁是贼？站出来瞧瞧”这些话语产生出一种出乎意料的呼唤，远离了城市的功利与斗争，给人一种会心的微笑。

（3）人物的选择。演员多选明星。在选择演员时，他的贺岁片是“铁打的葛优，流水的女主角”。另外，冯小刚深谙商业电影演员不光要演技好，还要名声响。即明星的票房号召力。“在无明星的情况下，电影的吸引力主要来自故事，场面与演技等电影自身的要求。也就是说，观众之所以进行看电影这种活动，是为了消费影片既有的文化价值，即欣赏电影本身，电影内在的质量是产生商业效益的基础。而在有明星的电影中，情况就不同了，电影的吸引力不仅来自影片本身，而且还有来自明星的魅力。”在《天下无贼》中葛优扮演的黎叔，刘德华扮演的王薄，有刘若英扮演的王丽，其明星的阵容可谓强大。

四：精彩语录

有组织，无纪律。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五：获奖记录

刘若英凭借此片先后荣获2005年香港电影金紫荆奖和2006年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