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对独立性[5篇模版]

第一篇：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对独立性

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对独立性

1995 年3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是我国金融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它确立了我国的中央银行体制, 即在国务院领导下的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

《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提出，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能否保持货币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银行能否有效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这就产生了我国人民银行是否需要保持相对独立性的问题。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领导原则下，人民银行接受政府领导，稳定币值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只有稳定币值，才能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只有经济增长，币值稳定才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经济增长又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充分就业提供保障。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一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是国务院组成人员，由国务院总理提名，副行长由国务院总理任免。这就使中国人民银行具有了中央银行和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的双重性质，是国务院的一个职能部门，与财政部平级，不受财政部节制。《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一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平行, 分别对政府首脑负责。这种模式一般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①中央银行行长直接对政府总理负责。由于总理不可能对央行事务过细过问,因此央行有较大自主权。②央行作为行政部门,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 可以直接依法行使对金融业的监管权力。③央行的重大决策必须经总理批准, 即在决策上没有完全独立性。但从《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五条的规定看, 除在利率, 汇率和货币供应量等三方面的决策必须上报国务院外, 其他货币政策事项人民银行可自行决定即予执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 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决策上拥有很大的技术垄断性, 即人民银行上报的决策方案往往是唯一的可选方案, 或者选择余地很小, 使得在技术方面难以否定。这种技术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决策独立性的不足。

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货币政策自主权。历史实践证明,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应是保持币值稳定。为充分发挥人民银行的职能,实现币值稳定的目标,必然要求人民银行保持很高的独立性,能独立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法》从法律角度确定了人民银行的地位及其各项职能,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 不受其他任何部门、地方的干涉”。这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47 年来首次被确认其独立性。1997 年, 中国人民银行内部设立具有决策权的货币政策委员会, 由货币政策委员会自主制定和决策有关货币政策事宜。这更能有效地实现稳定货币的目标, 而且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如美联储设有理事会和公开市场委员会,德国联邦银行设有中央银行理事会,日本银行设有政策委员会等。这些都是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起自主决策作用的机构, 其成员都是长期从事银行工作的官员和货币理论专家, 从而可以确保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及其程序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民主化。(二)中国人民银行相对于财政部的独立性。这是衡量各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一个具体标志。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①在行政关系上,人民银行与财政部都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不存在隶属关系,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在组织上保证了人民银行对财政部的独立地位。②在资金关系上, 该法第27 条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 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这样,从法律上基本割断了人民银行与财政部的直接融资关系。但在实际工作中,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财政向人民银行的透支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制约了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因此, 必须禁止财政向人民银行透支, 财政失衡可以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的方式来解决。同时, 要通过立法规定财政向人民银行的借款额度和借款期限。

(三)中国人民银行相对于政府其他部委的独立性。从1983 年中国人民银行执行中央银行职能以来, 这个问题就一直很突出。主要表现在两点:

1.一些部门所属的金融机构不服从人民银行的监管,如超业务范围经营、超信贷规模

贷款等,并且对央行的的处理不服从,由此削弱了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能力。2.向人民银行施加压力, 争取对某些行业多贷款等。在旧体制下, 政府其他部委的上述行为往往十分奏效,这实际上就是参与了货币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国人民银行法》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是在法律上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为各级政府管理部门提供贷款或担保;二是通过组建政策性银行划清政策性贷款与商业性贷款的关系,堵住了央行提供基础货币与政策性贷款的路子,堵住了政府各部委以“政策性贷款”向央行要贷款的路子;三是在法律上明确了中央银行统管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权。

(四)中国人民银行相对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这也就是指中央银行分支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过去, 人民银行是按行政区域设置,每一省、市和大部分县都有支行。由于地方政府都担负着组织和管理地方经济的任务, 为了地方利益,地方政府往往对央行分支机构施加干预和影响,如在人事安排、干部任免、信贷规模、央行贷款分配等方面。特别是地方政府向央行分支机构施加压力, 让其向总行多要贷款,同时放松对本辖区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监管,钻政策空子,严重削弱了央行在地方经济活动中的独立性,这个问题必须彻底解决。《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 不受地方政府和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的干涉;中国人民银行对其分支机构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 人民银行负责本辖区的金融监管, 各地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部门提供贷款。因此, 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在行政、人事、业务等方面受总行垂直领导, 地方政府可以监督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贯彻执行国家的金融方针, 但不得干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正常的业务活动,从而维护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独立性。当然,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也要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 积极为地方经济服务。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和金融市场的发展, 我国原来的中央银行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中央银行依法履行职责的需要。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对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实行改革,撤消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建立9 个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这次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加强金融监管的迫切需要,在一定意义上是同国际接轨的重要体现。跨行政区域设置分行,有利于增强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有利于增强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独立性;有利于增强金融监管的统一和效能,在跨省范围内统一调度监管力量,摆脱各方面的干预,增强金融监管的公正性、严肃性。同时也有利于区域性大银行更加独立、有效地执行央行货币政策,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我国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向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转换，人们对中央银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以来，其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新法的颁布实施，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提高，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法律对中国人民银行地位的确定，对保障中国人民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科学性、权威性，创造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保障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吉倩

金融二班

090702214

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二，中国人民银行除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以外的有关货币政策事项做出的决定，报国务院备案即可。第三，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第四，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但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除外。第五，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立分支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对分支机构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授权，负责本辖区的金融工作，承办有关业务，其职责履行不受地方政府的干预。第六，中国人民银行应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有关货币政策情况和金融管理情况。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法律地位上既具有行政隶属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体现了它与政府其他部门的区别。

第二篇：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

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

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金融市场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人民银行也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的改变和发展，在中央银行对独立性的要求空前高涨的今天，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问题也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和研究，从而找到最适合其发展的组织框架和管理模式。

中国人民银行是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及其分支机构组成的。总行是国家领导、管理金融业的职能部门。它主要是负责制定货币政策和金融法规，把握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动态，具体操作一些总量性业务和监管全国性金融机构，集中掌握货币发行权、基础货币管理权、信用总量调控权及基准利率调节权。分支行则是总行的派出机构，是贯彻实施国家货币政策、按照授权负责金融行政管理和金融业务监管的具体单位。分支行的职能主要是贯彻、执行国家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依据法规对本辖区所有金融机构进行管理、协调、监督、稽查等，为各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和金融市场有序运作提供完善的服务。分支行的具体职能包括：金融监督管理、调查统计分析、横向头寸调剂、经理国库、现金调拨、外汇管理和联行清算等。分支行要接受总行的垂直领导。

中国人民银行在1948年12月1日成立后的长达30多年的大一统银行体制下，执行着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双重职能，无独立性的规定，甚至“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被并入财政部。可以说，1984年以前，中国人民银行只是财政部的附属物，无独立性可言。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后，与政府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信贷计划的制定、货币政策的调整、政策工具的运用以及金融管理等诸多方面都获得了相应的独立性。

针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进行分析。比如中央隐含制定货币政策目标的独立性和采取货币政策手段的独立性。同样可以从法律赋予、与政府关系等方面来分析。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进行粗略的分析。

一、法律赋予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及履行职责时的主动性大小的独立性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而明确了我国中央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对立行使职责。同时还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就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做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就前款以外的其他有关的货币政策事项做出决定后，即予执行，并报国务院备案。这就意味着，中国人民银行在履行其核心职责方面不独立于国务院，它必须接受国务院的领导。从立法上看，在货币政策等重大事项方面，它是从属于中央政府的。由于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上有很大的技术垄断性，因此很少遭到国务院的否决，从而弥补了独立性的不足。

从这里可以很明确的看出，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选择和制定上的独立性并不是很强。货币政策具有专业性，需要专业人士进行制定，受到国务院的干预，可能会导致政策偏向于政府行事的目的，忽略了长期的效应，产生时间不一致问题。

二、中国人民银行隶属关系的独立性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中国人民银行的隶属关系，即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是国务院的一部分。

由此可以看出，在经济目标上，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是一致的，同时又对国务院保持相对独立性。中央银行作为政府部门，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可以直接依法行使对金融业的监管权力。这样，符合了宏观经济发展的目标，使货币政策和政府颁布的其他政策相互作用，以促进我国金融事业的发展。

三、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关系的对立性分析

中央银行相对于财政部的独立性是衡量各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一个具体标志。中国人民银行从1948年成立到1993年的45年中，一直没有同财政部真正割断直接融资的联系，其向财政部的透支与借款（长期性）余额到1994年末约占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资产的12.2%。除此之外，中国人民银行每年的贷款也有相当部分本应财政支出负担的项目，如贫困地区的公共设施、国有企业的亏损、粮食企业的亏损补贴、非营利性的公共基础设施等。财政部与中央银行之间的这种直接资金融通关系不仅损害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使中央银行不能自主的决定自己的资产选择，更严重的危害是赤字压力可能造成通货膨胀，损害全体货币持有者利益。在《中国人民银行法》中，我国中央银行相对于财政部的对立性有了突破性进展。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财政部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这样，中央人民银行与财政部的直接融资关系基本割断了，间接融资关系主要通过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来进行。这也是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是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之一。

由此可以看出，早期和财政部的关系，更像是财政部的资金来源，是中央银行不能独立的采取政策，一味的纵容财政部的各种行为，致使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效率都下降了。后期改革和，中央银行才获得了真正的独立，不再是财政部的附庸，中央银行可以把资金用在更具有意义的地方，同时也提高了财政部的行政效率。从而使效益的到最大化体现。

四、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产生程序、任期长短、权力大小的独立性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由国家主席任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由国务院总理任免。中国人民银行实行行长负责制，副行长协助行长工作，其他官员和职员都是行长的下属。行长通过委任将其权利分解下放，但是保留最终权力，并且对中国人民银行承担全部领导责任。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新旧中央银行法都没有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副行长的任期作出规定，其结果是随着政府的换届，人民银行行长和副行长也往往随之更换，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人民银行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连贯性和统一性。

五、中国人民银行财务自主权的独立性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了人民银行很大的财务预算自主权。人民银行的预算经国务院财务部门审核后，纳入中央预算，接受国务院财政部门的预算执行监督。对国家作为出资人是否对人民银行的活动享有表决权没有明确规定，但那时财政部代表国家作为人民银行的出资人，不得干涉人民银行依法履行法定的职责。

六、中国人民银行相对于政府其他部委的独立性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但国务院据诶的那个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除外。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第三十二条规定了人民银行有权对其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开展业务、从事金融服务等直接相关的金融机构、其他单位和个人的九种行为直接进行监督，主要包括执行有关存款准备金管理规定的行为，与中国人民银行特种贷款有关的行为，执行人民币管理规定等行为。也就是说，中国人民银行在通常情况下不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的日常性的监督检查，对于人民银行为了实施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需要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监督检查的，则可以建议银监会对其进行监督检查。

七、中国人民银行相对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独立性是指其分支机构对地方政府的超脱程度。在按行政区设置中央银行分支机构的情况下，每一省、市和大部分县都有分支行，多年来地方政府对当地人民银行的干涉比较大，中央银行在地方经济活动中的对立性较小。1988年底，中国人民银行的机构改革，撤销了省级分行，按经济区域设立了9家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分行，其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地方政府的干预，提高人民银行的独立性，从而人银行法对于这方面的规定产生实际的效果。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对独立性已基本确立，但是与中央银行独立性较强的模式相比（例如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等），其独立性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我国中央银行由于建立初期的特殊性以及之后发展的探索，正在逐步完善。最大的问题便在于与政府的关系。政府作为管理国家的部门，其政策目标有很多，金融市场的目标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很多时候，政府会为了其他目标短期的牺牲金融目标。中央银行作为专业的机构，其主要目标即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其实，二者本质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时间不一致问题的存在，如果中央银行没有独立性的话，其实并没有很大的意义。

虽然，也存在反对中央银行独立的声音，称其独立是不民主的行为，专业人士的管理并非人民的意志。但是我觉得，对于金融市场这种本身就专业性很强的市场，让中央银行独立，也许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吴佳熹

201041024金融学院

第三篇：分析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

分析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指央行履行自身职责时法律赋予或实际拥有的权力、决策与行动的自主程度。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上，这一关系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中央银行应对政府保持一定独立性；二是中央银行对政府的独立性是相对的。

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的分析：独立性比较弱，也有呈现出独立性不断增强的趋势。本文主要从政府与央行的关系角度来探究独立性问题，同时也会兼顾央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政府的部门的关系的分析，从这几个方面综合分析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及独立性问题。

我将从（1）法律赋予中央银行的职责及履行职责时的主动性；（2）中央银行的隶属关系；（3）中央银行负责人的产生程序、任期长短与权力大小；（4）中央银行与财政部门的资金关系；（5）中央银行的最高决策机关的组成，这几个方面去探究中国人民银行与政府的关系。

（1）法律赋予中央银行的职责及履行职责时的主动性。中国人民银行(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简称央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成部门。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就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作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由此看出，法律赋予中国人民银行在重要事项决策方面对政府的独立性比较弱，需要在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营，目标独立性不强，法律独立性也不强；但是，法律也对独立性给予了一定范围的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就其他有关货币政策事项作出决定后，即予执行，并报国务院备案；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的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中国人民银行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立分支机构，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派出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对分支机构实施统一领导和管理。另外，法律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给予央行更大程度的授权，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在法律地位比较弱，但是也是相对的。

（2）中央银行的隶属关系：中国人民银行隶属于国务院，是国务院领导下的宏观调控部门。一般央行隶属于政府或政府某一个部门的，其独立性都比较弱。

（3）中央银行负责人的产生程序、任期长短与权力大小：中国人民银行实行行长负责制。行长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免；副行长由国务院总理任免，行长的任期与总理的一致。因而，政府对于央行的主要负责人的人事安排具有较多的干预，因而从此看出央行的独立性不强。

（4）中央银行与财政部门的资金关系：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同属于国务院组成部门，互不隶属。中央银行资本金的所有权大都由财政部门代表国家或政府持有。央行的利润除规定的提存外全部上交国家财政部。财政部门掌管国家财政收支，央行代理国库。央行——货币政策制定执行者，财政部——财政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必须协调配合。

（5）中央银行的最高决策机关的组成：从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其决策机构是中国人民银行理事会。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后，中国人民银行实行行长负责制。行长行使最高决策权。为有助于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中国人民银行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责、组成和工作程序由国务院规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备案。货币政策委员会集中了有关部委及银行家和金融专家学者，他们共同研究货币政策，能更好地反映社会各方面对货币政策制定的要求，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

补充：对于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金融业的主管机关，是实施监督管理的核心机关，其他金融管理机构是根据国家的具体授权对特定方面承担管理的责任。中国的金融业的监督管理目前实行分业监管的体制，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实施金融宏观调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对于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关系：央行是全部金融活动的核心，是发行的银行，也是银行的银行，是商业银行的支持者和保证者，也是政府的银行，是商业银行的领导者、保护者、调节者和管理者。

第四篇：国家审计相对独立性思考

国家审计相对独立性思考

赵石磊

【摘要】 在我国的行政型审计体制下，国家审计的独立性问题受到很大关注，改革审计体制增强独立性的声音不绝于耳。对此，刘家义审计长在审计署司局级正职领导干部研究班上表示，要关注审计工作的相对独立性，避免走入绝对独立及独立性就要垂直管理这两个认识的误区。对国外审计模式的生搬硬套只会让审计工作水土不服，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这个基本前提，才能在国家审计独立性研究中得出恰当的结论。

【关键词】 独立性 审计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

一、引言

独立性与客观性是各类审计工作的生命线，是评价审计工作质量及审计成果价值的重要前提。多年来，结合我国审计实践对国家审计独立性的研究从未间断，既有从剖析审计领导体制入手分析审计机关的独立性，也有以审计实践中遇到的具体矛盾来反思独立性。研究结果普遍认为，我国行政型审计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审计的独立性，建议改变行政型审计体制、改革审计机关隶属关系的研究者不在少数。日前，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审计署司局级正职领导干部研究班上表示，“要关注审计工作的相对独立性，避免走入绝对独立及独立性就要垂直管理这两个认识误区”。审计长是在研究如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的宏观背景下提出审计工作的相对独立性命题，他跳出了就独立谈独立以及简单国际比较的思维定势，将对审计独立性的研究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特殊制度框架中，从“维护审计、发展审计”的战略高度探讨增强国家审计独立性的新思路。本文将围绕这一命题展开讨论，并对如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的独立性提出若干建议。

二、我国国家审计的法定独立性

（一）国家审计独立性内涵

所谓独立，就是互不影响，互不干涉，自主决策，自由发展。至于国家审计的独立性，就是指审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开展审计项目时，在组织、人员、工作及经济上不受被审计单位或其它相关人员的影响和干预，能够独立、客观的做出职业判断。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在《利马宣言——审计规则指南》中的多个章节中相继指出：“最高审计机关必须独立于被审计单位、不受外部力量干预，才能客观并有效地完成审计任务。审计机关不可能绝对的独立，但在职能上和组织上必须具备完成其任务所需的独立性。最高审计机关的独立性应在宪法中予以规定，可另行立法对细节加以规定，特别是应由最高法院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以保证其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受损害。最高审计机关成员的独立性应由宪法保证，特别是任免其成员的程序和方法应列入宪法，以保证其独立性不受损害。审计人员在任期内应独立于被审计单位，不受其影响。最高审计机关有权保证其财政上的独立性。”

（二）关于我国国家审计独立性的法律规定

国家审计工作的实质是监督，监督需要权威，更需要监督机构及其人员形式上和精神上的独立。若审计机关不具备必要的独立地位，受其他组织的牵制或干扰，就难以对被审计单位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因此，许多国家都在宪法等国内法律中对审计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作出了明确规定，为国家审计机关独立开展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建国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并没有建立国家审计制度。直到1982年，国家审计制度随着宪法的修改而得以建立，这是在充分借鉴各国宪法内容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所进行的重要制度建设，是对政治体制与行政体制的完善。国家审计的独立性也相应地在宪法及相关法律中得以体现。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审计机关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在宪法的立法指引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五条重申：“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七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署，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主管全国的审计工作。”第八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审计机关，分别在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和上一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审计工作。”第九条规定：“地方审计机关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审计业务以上一级审计机关领导为主。”第十一条规定：“审计机关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经费，应当列入财政预算，由本级人民政府予以保证。”第十五条规定：“审计机关负责人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审计机关负责人没有违法失职或者其他不符合任职条件的情况的，不得随意撤换。地方各级审计机关负责人的任免，应当事先征求上一级审计机关的意见。”

（三）对我国国家审计独立性的评价概述

依照宪法和审计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并参照公认的审计体制划分标准，我国实行的是行政型审计体制，即审计机关是同级政府的组成部门。同时，我国的地方审计机关要接受本级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的“双重领导”。国际上，与行政型审计体制并存的其他三种审计体制——“立法型、司法型、独立型”审计体制在隶属关系、组织人事、经费来源等各方面与行政型体制存在显著不同。相关研究普遍认为，在我国的行政型审计体制下，由于审计机关与被审计单位处于同一政府系统，而审计机构的工作经费与人事管理又往往受制于同级政府部门，因此审计机关在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政府系统内部的影响。地方审计机关在双重领导体制下，地位更为矛盾，而地方行政首长重视与否也直接影响审计机关在同级政府部门中的地位以及审计监督作用的发挥。在对各种审计体制的独立性进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多数研究者建议我国审计体制应改为立法型，将审计机关由同级政府领导改为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领导；或者退而求其次，国家审计署仍隶属国务院总理领导，但各级审计机关由上而下垂直管理，使地方审计机关摆脱同级政府的行政干预，通过上述两种力度较大的体制改革来增强我国国家审计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多位审计署高层领导却对现行审计领导体制和审计独立性表示了认同，认为国家审计不可能绝对的独立，现行体制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了审计工作的开展。

三、国家审计的相对独立性

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INTOSAI）在《利马宣言》（LIMA DECLARATION）独立性部分指出，“由于最高审计机关是国家政权机构的一部分，所以它不可能绝对地独立，但它必须具备完成其任务所需的职能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可见，无论在何种类型审计体制下，“国家审计的独立性都是相对的”这一点得到国际公认。任何一种审计体制都应以能够提供充分的审计独立性为目的，但由于审计体制不能脱离一国国情与政情而独立存在，因此作为政治与行政体制子集的审计体制只能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运行，审计独立性也是相对的。客观地讲，对不同制度环境下的审计独立性进行直接比较是不恰当的。

（一）既定制度框架下国家审计的相对独立性

国家审计机关的独立程度由审计机关的政治地位以及审计领导体制决定，而审计机关的政治地位和审计领导体制又由国家政体结构决定。因此，不应只就独立谈独立，而应将审计机关的独立性置于特定的制度环境下来讨论。

制度变迁理论代表人物诺思认为，制度环境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制度规则，是决定其他制度安排的最基本制度。一般来讲，社会制度决定政治体制，而政治体制决定审计体制。不同社会制度下，各国都依据本国奉行的政治哲学和实行的政治制度来选择本国的审计制度，以期望审计制度的运行符合政治逻辑。也就是说，国家审计的运转方式与作用的发挥都由政治制度所内定。从国家审计独立性角度来说，在以“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民主宪政、法治至上”为政治逻辑和政治架构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国家审计体制多采取立法型、司法型或独立型模式，国家审计天然地成为权力制衡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权力架构中的各利益方均在宪法和法律制约下博弈，国家审计受到外界干预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审计独立性相对较强。而当政治制度不主要以权力制衡为目的，权力架构中各权力方力量不等且政府行政权力较大，集权思维占据主导地位，经济体制正在转型，国家治理法治化水平不高时，审计体制就必然选择行政型模式，审计机关隶属于行政机构，是政府一个职能部门，根据政府赋予的职责权限实施审计，并对政府负责。在行政型审计模式中，国家审计职能侧重于监督与服务，通过权力体系内的查错纠弊与制度完善实现行政权力运行中必要的纠偏和约束。如果在同样的宏观制度背景下采取立法型等其他三种审计模式，国家审计的权力根基就会不牢，无法利用各种充分的资源开展审计工作。客观地讲，行政型审计体制下，由于审计机关与被审计单位都处于同一行政系统内，因此影响审计独立性的因素相对较多。不过，若国家审计制度有宪法和专门性法律的维护，行政权力体系内的问责机制在不断的强化，行政型审计模式同样会有相对较强的独立性。需要明确的一点是，独立性问题不是探讨审计体制问题的终极目的，而能够实现制度设计初衷以及审计制度的有效性才是探讨独立性的价值所在。

（二）维护现行审计体制的必要性

在充分认识我国国情与政情的前提下，就可以理解将我国的审计机关设在行政体系架构内的有效性。我国国家审计制度近3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现行审计制度既有利于完成国家审计的使命，也保证审计工作能够得到强有力支持。30年里，在政府的有力领导下，审计工作立足政府经济工作重心，突出审计重点，促进了政府工作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的贯彻落实；同时也保证了审计在经济监督中的权威性，促进了政府依法行政。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审计部门内部的最高领导，两任审计长都对我国现行审计体制与审计独立性关系有近乎一致的看法。2012年，刘家义审计长在审计署司局级正职领导干部研究班上表示：“要关注审计工作的相对独立性。避免走入绝对独立及独立性就要垂直管理这两个认识误区”。2007年，时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的李金华同志在中国政府网与网民在线交流有关“如何加强审计监督”的问题时指出：“我们现在的审计体制有利于审计机关独立开展审计。„„这些年从我担任审计长以来感觉审计署还是独立的，包括审计计划的制定，审计项目的实施，审计决定的做出和对外的审计结果公告都是我们独立进行的。但是也有一条，就是审计机关再独立还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促进整个国家的改革和经济发展，而不是相反的。如果对改革发展不利，成为改革发展的阻力，肯定是不行的。我们的审计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时效性很强，„„但是，这种体制有时候也可能影响审计机关的独立性。当然，这也要看政府的主要领导，如果他依法行政意识很强，保证审计机关独立开展工作，那就没有问题，如果他依法行政理念不强，不支持和保证依法审计，那么审计工作就会受到影响。再者，如果在审计经费问题上不在法律范围内给予审计机关足够的保证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什么事都是两方面的。总的一句话就是现行的审计制度基本上适合国家现在的国情，基本上能够保证审计工作的开展”。2005年，李金华审计长对《文汇报》表示：审计机关暂不会实施垂直管理，一是因为目前的审计体制是中国宪法规定的，如有改动则首先要修改宪法；二是地方审计机关由当地政府管理，是当地政府重要的监督手段。

如此来看，审计署高层领导对我国审计体制与审计独立性秉持基本认同的态度，这与众多学者对我国现行的行政型审计体制所持的态度截然相反。作为审计机关的最高领导，他们对我国政治架构与行政运作方式的理解应该更为深刻，对审计事业的历史发展与审计机关法律与政治地位的认识更加透彻，我们有理由相信两位审计长完全是本着“维护审计机关利益、促进审计事业发展”的原则作出的判断。当然，审计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民主法制的完善，自然会催生出审计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力与外在条件，国家审计独立性也会随之增强。

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的独立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行政监督体系的重要环节，是推进依法行政与民主监督的重要力量。刘家义审计长指出：“通过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不仅要总结国家审计三十多年来的工作实践，更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深刻认识肩负的责任，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在整个国家制度及国家治理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更加坚定地坚持这项制度，并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自觉地完善和发展这项制度。”也就是说，研究中国国家审计制度要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要前提，不能抛开中国的实际生搬硬套其他类型审计模式，否则只会让审计体制水土不服。应该看到，审计机关，特别是地方审计机关的独立性在现行审计体制下受到一定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双重领导体制下地方审计机关的人员编制，经费来源、福利待遇以及主要负责人的任免调动等都受同级地方政府管理，审计结果很容易在“职业操守”与“地方利益”之间摇摆并向地方利益倾斜。因此，要巩固审计制度建设所取得的成果，多管其下完善现行审计体制，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的法定独立性充分体现出来。

（一）将宪法和审计法的精神落到实处

国家审计独立行使监督权在宪法与审计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但具体落实到工作中，这些法律规定又显得过于笼统和概念化。也就是说，审计的独立性需要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支撑，上至宪法，下至专门性法律，既要有原则性说明，也要有操作性较强的行为规范。比如，审计机关受同级政府行政首长领导如何体现且不流于形式，审计结果的整改与问责如何落实，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独立性怎样确立，审计工作经费怎样充分保证等等问题都需要一系列法律法规给予更详细的规定，将自由载量的空间压缩至最小。地方人大和政府应该根据审计法的精神制定指导本辖区审计工作的法规或条例，规范政府对审计机关的领导，树立审计监督的权威。

（二）加强与同级人大的工作联系

在保持审计体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加强同级人大与审计机关的工作联系，是增强审计独立性的关键切入点。在我国审计体制中，政府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提出审计工作报告，是国家权力机关介入政府内部监督工作的重要体现。只要逐步加大外部监督力度，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必然会不断增强。人大应在预决算审查以及审计工作报告制度中充分挖掘审计机关的工作潜力，增加与审计机关沟通的频率与深度，借助人大内部专门委员会与审计机关建立更广泛的联系，促进审计机关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

（三）增强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独立性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审计机关主要负责人的独立性直接决定审计机关的独立性。一般来讲，国家审计的工作性质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教育背景、专业资质、从业经历、个人素质均有特殊的要求。然而在现行体制下，特别是在地方政府，审计机关的主要人事变动与其它部门的人事安排都是统筹考虑，许多审计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从业背景复杂，缺乏相应专业资质，甚至许多被审计单位的负责人最后成为审计机关的主要领导。审计机关负责人从业背景多样，就会与其它部门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另外，审计机关负责人还要考虑到个人政治前途与职业发展，个人独立性难免受到削弱，审计工作的独立性也受到影响。为确保审计机关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应在充分考虑审计机关特殊工作性质的基础上制定专门适用审计机关负责人的人事任免、考核与奖惩办法，办法要有一定的法律级次，该办法要既能保证其工作的专业性、稳定性与连续性，又能使其获得充分的职业发展空间。要充分重视审计系统内部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内部选拔上来的领导独立性应该更强。

（四）实现审计计划、审计结果与整改效果的三公开

国家审计工作要坚持政务公开，只有政务公开才能避免暗箱操作，才能促进审计质量的提升。应该在完善现有公开目录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审计工作全流程公开，尤其是审计计划的制定既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要听取民意，关注民生。审计结果与整改效果的公开更能吸引社会舆论的关注。当审计工作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时，审计的地位随之上升，审计独立性也会增强，任何损害审计独立性的行为都将对舆论的谴责和事后的问责有所顾忌。

（五）保证审计机关掌握必需的财力

审计机关顺利开展工作必须拥有充足的审计资源并具备自由支配的权力，其中最关键的是审计经费。审计经费必须得到法律上的保证，既包括机关行政管理经费和审计人员薪酬福利，还包含审计事业发展所必需的一切支出。政府行政首长应该重点关注审计机关部门预算的编制、批复与执行，确保审计经费的充足。

（厦门市审计局）

第五篇：论民族经济利益的相对独立性

论民族经济利益的相对独立性

法的物质制约性原理表明法律从根本上讲是调整利益关系的工具，法的公平与否完全取决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平衡的程度。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格局要求法律不能只考虑国家经济利益,而且要考虑包括民族经济利益在内的不同群体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那

种忽视群体经济利益，认为只存在国家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的观点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个人总是某个群体的成员，个人经济利益必须通过一个中间环节──群体经济利益来实现。民族作为人们的共同体，是一种群体，它具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

一、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

民族经济利益是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各种经济资源、经济条件和经济机会的总和。民族经济利益的范围和方向的确立，数量、质量的增长和提高一方面受一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该国民族关系状况的制约。传统法学理论普遍忽视了民族经济利益的存在，比如边沁就宣称“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而庞德只承认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利益学说，而在当代资本主义高度发达阶段，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式而成为更多人的共识①。就连我国当前的法学理论中，并没有民族经济利益的一席之地，而处处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涵盖一切。“我国法学理论和立法上通常都将国家的、集体的和个人的三者利益并列在一起提出，这常常给我们造成某些错觉”②。只不过它给我们造成的错觉是民族经济利益已经包含到集体利益中去了。其实不然，民族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范畴，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法律范畴，同时它带有人的共同体的生物属性，这一切便构成了它不同于其他任何范畴的特点──民族性。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主体看，民族是构成人类社会的重要主体之一。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构成人类社会的各主体可以划分为个人、家庭、基层组织、行业、阶级及阶层、民族和国家七大层次……依主体的不同，利益可以划分为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地区利益、部门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③。由此可见，从主体考察，民族经济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只要有民族存在，就有该民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利益存在，也就是说，作为客体的经济利益与作为主体的民族是不可分割的。

其二，历史地看，民族经济利益要么表现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要么表现为一国之内的不同民族经济利益。“在历史的行程中，紧接着一个时代夜幕的是另一个时代的黎明”④。城邦国家的理想是帝国，而帝国的恶梦却是民族国家。而今，民族国家已覆盖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这是史无前例的。总体而言，民族国家的建立旨在排除其他民族的统治，它的基础是新的人们共同体──民族。组成该共同体的人们首先具有共同的民族经济利益，此时，该民族经济利益与该民族国家经济利益在内涵和外延上基本一致。而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则是另一种情形：由于存在着多个不同的民族，因而，国家政权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多民族共治政权而不是一个民族的自治政权。因此，各民族除了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的表象──国家经济利益之外，还存在着相对独立的各民族经济利益。我们所言的民族经济利益，当然是指多民族国家里不同民族的经济利益，主要是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反映了各民族在多民族国家里基于各自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文化类型而产生的各民族经济利益上具有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历史实际。

其三，从现实看，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实际决定了各民族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格局。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传承继受者。当今我国民族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格局表现为：一方面，全国56个民族根本的经济利益的统一性。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治保障，国家的建立使国内各民族成为一个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实体，从而也确保了各民族共同的经济利益之安全。另一方面，各民族所居住的区域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差异和民族的社会文化差异，不仅使不同民族经济利益活动的内容各不相同，而且使其经济活动的方式和道路选择，也表现出重大的差异”①，因而，各民族经济利益客观上具有差异性。在我国，这种民族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格局是以二元结构为表征的，突出地表现为汉族居住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利益上存在的差异。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要求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充分考虑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实际，运用公正有效的法律机制实现民族经济利益的分配。

二、民族经济利益的层次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利益是个客观范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②。正是利益的客观性决定着法的内容并非立法者任意的主观意志的体现，而是具有受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客观内容。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内容集中地

反映在以国家、民族自治地区和民族为基本主体单位的利益结构之中。

其一是国家利益层面中的民族经济利益。

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国家利益就是不同主体的共同利益，主要表现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③，这种共同利益以“普遍利益”的面貌出现，它一方面反映着我国社会各种利益主体阶级力量的对比关

系，另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公平正义价值，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包括民族在内的各主体在基本社会公正理念的主导下，逐步实现其经济利益。因此，在国家利益中，总包含着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也包含着不同民族共同的经济利益。我国的法律从宪法到基本法律和法规都贯彻着民族平等的原则和保障全国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原则，从而应证了民族经济利益不但包含在国家利益之中，而且有可靠的法制保障。

其二是以民族自治地方为单位的民族经济利益。

对民族关系和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关系历史实际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我国历史看，民族关系主要围绕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主要少数民族（建立了政权）之间关系两个层面展开。从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情况看，无论是以汉族为主建立的中央政权还是以某一个少数民族为主建立的中央政权，对其他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区基本采取了比较松散的联系或统治政策，无论是表面的臣服、羁縻，还是怀柔与因俗而治，基本没有脱离“民族自治”的樊篱。到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承认了民族自决权，主张建立联邦制国家。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提出：“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盟共和国”①。1938年9月，毛泽东在作《论新阶级》的报告中提出：“允许蒙、藏、瑶、苗、彝、番等各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②。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③，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设想。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④。从此以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已经确立。之后，于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84年5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2月，又修改了该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适合我国实际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对历史上民族政策的一种延续。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三个层次，与此相对应，民族经济利益分别以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为单位分为三个层次。区域自治并非某一个少数民族的自治，而是在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域以一个少数民族为主，其他民族共同参加的自治。区域自治符合历史上和现实中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关系的实际情况。毫无疑问，纯粹的某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域是不存在的，各民族（包括汉族）共同生活共同发展才构成了民族地区的生活画面。因此，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正是考虑了民族和区域两个因素，一方面，该地域某一个少数民族从绝对数量或相对数量上达到一定规模，另一方面，其他民族也生活在该地域。考虑到这个区域内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才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这些不同的民族统一于区域之中，又使这个区域围绕着某个民族而实现自治。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自治，而以经济利益为客观体的经济自治权是经济自治在法律上的表现。当前，我国的民族经济法以民族自治地方为最主要的主体，通过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基本法律中的民族经济法规范、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等不同效力层次的法来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利益，从而实现民族经济利益，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和民族发展。

其三是以民族为单位的民族经济利益。

民族是由民族成员构成的。然而，构成民族的民族成员并非全部聚居于一个固定的地域，他们经常由于历史或现实的种种原因而散居在全国各地。尽管该民族也许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聚居地域，但散居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否存在以民族为单位的民族经济利益呢？答案是肯定的。以回族为例，尽管其聚居地有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贵州咸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和云南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等一个自治区，两个自治州和十个自治县，但是，在全国各地基本都有散居的回族存在。他们以民族为单位的经济利益不但渗透在这些自治地方的经济利益当中，而且主要表现为基于其共同的宗教信仰而享有的经济利益，如清真食品的生产、销售、贸易和管理。法律应当而且已经肯定了这种经济利益的合法性并通过相应立法予以保护。在广大的汉族地区，尽管少数民族只占极少数量，但是，他们的民族经济利益应当得到保护，他们的宗教信仰应当得到尊重，他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样应得到重视，这也是人类文明的起码要求。

另外，少数民族传统聚居地区基本上地处边疆，自然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状况较差，社会生产水平低，经济发展落后，无论是从民族的角度还是从地域的角度看，他们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需要获得同汉族或其他地区同等的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利益与非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是相对而言的，它们的差距反映了民族经济法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守法各个法律实践环节尚存在诸多不足，如何实现民族经济利益于法有据和将法律意义上的利益即法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法律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