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保密工作发展历史

第一篇：中共保密工作发展历史

中共保密工作发展历史

党中央在1997年8月作出的《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决定》中指出：“保密工作历来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革命战争年代，保密就是保生命，保胜利；和平建设时期，保密就是保安全，保发展。”这是党中央对保密工作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对于党的事业、对于国家的建设事业都发挥着重要保障作用的充分肯定。

今天，我们学习党的保密工作发展历史，学习和总结保密工作的经验，对于继承和发扬保密工作的优良传统，做好新形势下的保密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通过学习党的保密工作发展历史，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自觉做好保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坚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明确信息化条件下保密工作新的更高的要求，不断推进保密工作的科学发展，切实发挥好保障发展、促进和谐、服务人民的作用，确保党和国家秘密的绝对安全，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保密工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指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

在这个历史时期，经过了建党和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四个阶段，我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核心力量。

由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保密工作的高度重视，我党的保密工作的丰富经验和优良传统，在这个历史时期形成，并对我党的各项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一）建党初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保密工作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为止，为建党和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

在这一时期，围绕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两党共同缔造的第一支中国国民革命军举世闻名的北伐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和各项中心工作的开展，我党的保密工作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1、保守秘密是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安全成功举行的重要保障之一 1921年7月23日至7月31日，我党作为正式建党标志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会前会上采取了 大量的安全和保密措施。

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曾三次转移会场，就处处体现了保密工作的重要。

第一会场原定在上海法租界内的一所学校。7月，学校的师生都放假了,毛泽东、陈潭秋等数位代表已到学校报到，但后来考虑到学校放假，陌生人在校内活动，必然引起反动派的注意，也不利于保密，于是决定转移会场。

第二会场在上海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即今天的“一大”会议旧址纪念馆。在这里开了7天会议（其中休会2天）。7月30日，一个法租界的侦探闯进会场,环视一周后说“我找错了地方”,便匆匆退出。代表们迅速离开会场，10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了会场，结果扑了空,会议被迫中止。当晚代表们决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去开会。

第三会场是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代表们以游玩为掩护,继续开会,于7月31日胜利地结束了党的“一大”。

在会议通过的党的纲领中明确规定：“在党处在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 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保密工作规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保密工作直接关系到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保密工作做不好党就会受到挫折和损失。

2、逐步制订了党的中央机关初期的保密工作规定

根据党的纲领的精神，党中央在各项工作中都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后来，逐步制订了党的中央机关初期的保密工作规定。

（1）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代号。当时采用了英文缩写“C.P.”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代号，以“S.Y”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号；稍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号为“C.Y”。

（2）规定了中共中央局的代号。中央局下达的指令性文件，有时对外行文用“大学”、“钟英”、“夫子”为中央局的代号。

（3）中共中央领导人用英文签署文件。这也是建党初期保密工作一个特点。例如，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下达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的落款就是使用陈独秀的英文名字。

（4）规定了上下级联系的称谓。中共中央局成立后,即与各地区中共地方组织建立了行文关系和密切联系,同时对上下级称谓也作了规定。如中央局可称“同人”、“钟英”、“大学”、“大兄”等，中央各地方党组织可称“同人”、“诸兄”等。与此同时,各地区也将自己的通讯代号告知中央,以便上下级按代号联系。

（5）印发《加强党的秘密工作》文件。1926年l月2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告组字第3号《加强党的秘密工作》文件,这是建党以来下达的第一份专门关于保密工作的文件。这个文件主要提出了如下几个重要问题:保密工作必须与当前政治斗争相结合是通告的基本思想;把保守党的秘密提到是否革命的高度；秘密交通传递来往文件也用“双封制”；带头使用代号和暗语等。

3、先后明确中央秘书处和中央组织部具体负责党的保密工作（1）从1923年开始由中央秘书处具体负责党的保密工作。

1923年，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设立秘书制，秘书处是当时中央执委会三常委之一,分工管文电处理,兼管保密工作。在秘书处负责保密工作期间，为了避免党的机关在行文方面出现失泄密事故，专门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

党的文件按内容分为公开、半公开、机密和绝密等几类。内容可以公开的,有宣言、告民众书等；内容需要对外保密的，有指示、决议等；内容在内部加以限制阅览的，有会议记录、工作计划等。要求文件起草人员根据文件的性质、作用，考虑文件的内容及文件名称。

文件用纸及纸张大小以有利于保密为宜。在1925年以前,从中央到地方形成的文件,以32开纸居多，16开或64开纸次之，文件基本上是小型化的。

实行文件批签制度。建党初期,有上下行文关系,但无文件批签制度。1923 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 , 发出文件 “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这样杜绝了滥发文件现象,堵塞了失泄密的漏洞。

寄送文件要求使用双信封。1924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出版部通告第一号》规定：“各地以后寄出版部信件时用双信封,外面照中央写法,内信封批明交出版部字样可也”。采用双信封办法起了一定的保密作用,但也有一小部分被反动政府检查出来,造成了泄密和一定的损失。

（2）从1924年下半年开始由中央组织部具体负责党的保密工作。

中央组织部成立交通处，负责秘密文件材料传递业务。这是建党三年来保密工作一次飞跃性发展。

首先，开辟了国际秘密交通线。192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交通处成立后，就与共产国际建立了互送文件材料的关系。

其次，开辟了国内秘密交通线。党内文件靠邮局寄送，虽采取了一定的保密措施，仍不安全。交通处成立后，在国内也开辟了多条秘密交通线，使党中央与各地方党组织互送文件材料更安全。

再次，广泛建立秘密交通站。中央组织部交通处成立后不久，192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建立和健全党内交通问题》的第28号通告，要求各区执委会和各地委、独立支部都建立交通处，配备交通干事一人，交通员若干。中央组织部交通处实际上在当时承担了全党文件材料秘密传递任务。

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从1926年7月起，又改由中央秘书处主管党的保密工作了。

4、保密教育被列为党的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

1926年1月，中央组织部印发通告《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号召全党认清“我党正处在反动派进攻”和“军阀严重压迫之下”，必须牢固树立保守党的秘密的思想；保守秘密必须与当前的政治斗争相结合。

1926年5月15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校刊》上发表了《秘密工作常识》一文，要求全党同志努力学习,认真执行。《秘密工作常识》对保密工作提出30条要求。《秘密工作常识》在党员和工农群众中的秘密宣传，对于提高保守党的秘密的自觉性起了重要作用。

（二）土地革命时期的保密工作

土地革命时期是从1927年7月蒋介石、汪精卫叛变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也称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面对白色恐怖，党实行全面秘密化。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同志和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同志为做好白色恐怖下党的保密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

1、我党采取特别的保密措施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址位于汉口鄱阳街139号）。会议确定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确定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秘密化,党、团、工会全部转入秘密状态，开展地下斗争，并规定了地下斗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八七会议”选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汪精卫政府所在地武汉召开，这本身就是对保密工作的一次重大考验。参加会议的代表到达会场、会议过程和代表离开武汉，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始终未被敌人发现,顺利完成了任务。

据“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馆长赵晓琳介绍，时任中共中央秘书的邓小平同志第一个来到会场，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

参加会议的21名代表分3天由交通员分批带到会场。为了保密，代表们进入会场就不能出去，吃的是干粮(面包、罐头等)，睡的是地铺。会议只开了一天,邓小平同志却在那里整整待了6天。解放后，邓小平同志极为重视“八七”会议会址的修复工作，多次提出修复意见，并为纪念馆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

2、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党的保密工作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秘密迁往上海。1928年1月,中央决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兼任中央组织局主任，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此前不久，时年23岁的邓小平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长，负责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日常事务。为了保密，当时的中央机关通常设在外国租界区或上海闹市区。如四马路(现福州路)有个天蟾舞台，舞台后面的447号,就曾是党中央的秘密机关。从1928年11月到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多在这里召开，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此处一直很安全，没有受到破坏。

身居虎穴，做好保卫保密工作是头等大事。

周恩来同志有着丰富的在国统区工作的经验，他对保密工作提出“以绝对保密为原则”，要求“党的机关群众化，负责干部职业化”。他还提倡：“住机关要两夫妇，讲话不要革命腔。”

邓小平同志作为秘书长，对保密工作做得格外认真、细致。比如他除了参加各种会议外，还负责起草有关文件、电报、安排交通和中央机关的有关会议及经费收支等事务，每一项都涉及党的重要机密，而不能有半点疏忽和闪失。又如当时中央领导为适应白区环境，必须不断变换住处和姓名,像周恩来同志这样的名人,隐蔽身份更加必要，其住所和名字几乎每隔一月或半月就得更换。根据保密规定，中央领导人之间不知道其他人的住处，只有作为秘书长的邓小平同志掌握着所有这些人的机密。身负重任的邓小平同志始终牢记和遵照周恩来同志“绝对保密”的嘱咐，在工作中对党高度负责，做到了万无一失。

3、党中央采取一系列具体保密措施以适应白区斗争的需要 1927年10月，党中央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负责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党的保密工作也由中央特科负责。

1929年初，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年底制定了《秘密工作条例》，规定各级秘密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掌握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关系，审查专职工作人员的历史，检查机关“家庭化”的状况，在建党中注重保密，检查指导秘书工作的技术，督促加紧党内政治教育，经常不断地进行秘密工作的检查。

1930年4月，党中央发出关于秘密工作的指示，规定“存放文件的地方必须是绝对保密的,只有领导人和保密人员才能知道。为了确保秘密的安全，从事秘密工作的人员都必须有职业掩护，不得暴露身份。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万里长征。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为确保长征胜利，对保密工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先后下发20余份文件，进行深入动员，提出保密的具体要求，使保守秘密成为了每个干部战士的自觉行动。如中央组织部印发的《保守党内秘密条例》规定，不得随便议论党政军机密，不准“小广播”，“任何人不得泄露”“红军人数、驻地、组织、武器”等机密，一旦泄露，不论什么人，都要受到党纪的严厉制裁。这些措施对于保证长征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1935年1月，长征到达贵州遵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月15日在此召开了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会议在红军总部驻地—原黔军二十五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举行。为使会议顺利召开，中央对保密工作做了精心安排，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每天都是晚上进行，凌晨结束。正是由于保密工作做得成功，蒋介石在20天后才得到会议消息，急令全军“务加小心”，而这时红军已跳出重重包围，走上胜利之路。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保密工作

经过10年战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壮大了组织，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大地上站稳了脚跟。国民党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的存在，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联合抗日。中国革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

1、党中央制定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新的工作方针

党中央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心任务是，调整策略，停止执行打土豪分田地等政策,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推动全民族的抗战。

党中央为使保密工作适应统一战线的复杂形势，于1937年为保密工作制定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新的工作方针。1939年4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秘密工作的几个决定》,6月发出了《中央直属机关暂行工作规则》，8月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通讯联络工作的决定》,10月，刘少奇同志发表了《论公开工作与保密工作》。

2、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和统一战线内部采取了极其严格的保守秘密的措施 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不仅要对付敌人的正面进攻，还要肃清特务、间谍的多方渗透、窃密和策反，所以必须采取极严格的保守秘密的措施。党组织和大部分共产党员的身份对外绝对保密，但是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必须发挥核心、骨干和带头作用，隐蔽身份但不能隐蔽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统一战线内部，党的高级领导人和部分组织是公开的，但多数工作人员和他们的身份则必须保密。革命队伍中，严格的保密纪律教育和锻炼，坚定了共产党人的信念，对团结大多数，战胜敌人，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作用。

3、党中央曾先后两次调整保密工作的领导体制并建立相应的保密制度

1939年2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的决定》,明确社会部“管理机要部的工作，保障秘密工作的执行”，其工作侧重点是对敌斗争中的保密工作。

1941年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承担党的秘书、机要、行政事务和首脑机关以及首长的保密工作责任。建立了文书、机要、通信、交通等一整套适应当时形势的保密制度。

此后，在中央机关和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的各项工作中，都比较认真地贯彻了党有关保密工作的指示精神，建立并执行了相关的保密制度，对保障政权建设、保障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4、周恩来同志在敌占区始终将保守党的机密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于1941年1月初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时周恩来同志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领导党的抗日统战工作。皖南事变后，身处龙潭虎穴的周恩来同志，在风云突变的狂风恶浪中，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坚定沉着地率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体同志与顽固派展开针锋相对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斗争中始终把保密工作放在极为重要地位，有力地维护了党和革命的机密，保护了同志们的安全

5、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保密工作并亲笔为保密工作题词

对于保密工作，毛泽东同志认为领导同志必须亲自抓经常抓，决不能有半点的松懈与马虎，他自己身体力行，极其注意保密工作。如他要求对破译敌军密码的底稿用完后必须销毁，以免万一落到敌军手里会引起警觉。据当年军委机要员李质忠回忆：“皖南事变时，情况十分危急，新四军突围遭到很大伤亡。毛泽东同志考虑到党的密码机密的安全，指示项英同志要亲自背着同中央联系发报的密码。” 1942年，抗日战争处在十分艰苦的阶段，各种保密的信函、命令、电报往来十分频繁。为进一步做好保密工作，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亲笔为保密工作题词：“保守机密，慎之又慎”。这个题词不仅仅在当时，直到现在都是我们党保密工作的座右铭。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保密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蒋介石为独占胜利果实,悍然于1946年6月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起反击，中国革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

为了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党中央对保密工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1、决定在党政军内设立各级保密委员会。中央保密委员会在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直接领导下主管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各机关的保密工作。中央保密委员会和党政军各级保密委员会的建立，使保密工作从组织上和制度上得到保证，是解放战争时期党的保密工作发展的重要标志。

2、制定了《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章程》（草案）。规定了中央保密委员会的性质是：“协助中央、军委进行有关我党我军机要电讯的保密事宜，成为中央秘书长和军委总参谋长领导保密工作之直接助手”。基本任务是：重点研究机要保密；搜集敌人电讯技术、密码使用及侦破手段；检查各地方、各部队保密工作情况，帮助各机关建立保密制度，指导下级保密工作并在各级保密委员会之间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实行保密工作奖惩制度。

3、把保密工作的重点放在机要电讯保密工作上。在解放战争的三年中，使用电台、电报是这时中央与各部队各地方进行联系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联络工具，电讯的畅通至关重要，电台、电报的安全、保密更为突出。

为了加强电台的保密工作，中央把党政军三大系统的电台按涉密的程度分为三类：一类为特定的，实行“一事一密制”，由首长控制使用；二类为半秘密电台，即党内经常使用的党内事务性电台；三类为公开性电台。这一措施对于保守党的核心秘密，进而保障战争的胜利，效果十分显著。

4、对蒋管区党的保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在蒋管区工作的同志，文件随看随烧，不准随身携带任何秘密文件；禁止所有同志记录开会、谈论的秘密内容；限制印刷和登载秘密文件、电报；限制秘密文件、电报的阅读范围；谨小慎微，在任何细节上都要注意保密。

5、毛泽东同志再次为保密工作题词。1948年，毛泽东同志在总参谋部《关于加强保密工作的通报》上作出批示：“必须十分注意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

从以上可以看出，从建党初期到新中国成立的28年中，党的保密工作中心任务是保障党的生存和发展，保障党所领导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胜利。就其内容讲，主要是保守政治和军事秘密。在这个时期，党始终对保密工作给予高度重视，使保密工作在革命战争中不断得到发展。无数革命先烈，为保守党的秘密，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英雄篇章，形成我党保密工作的优良传统。无数战斗在保密工作岗位的前辈以卓著的成绩，创造了光辉的业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保密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保密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由革命战争年代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要求保密工作要从过去服务于革命战争转变到维护党和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任务中来。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政务院(国务院)根据形势的变化，一方面要求保密工作要围绕消灭国民党和封建残余势力，恢复国民经济等任务，做好服务工作，保障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一方面要着手建立统一的、国家规模的保密工作机制。

（一）毛泽东主席告诫全党要重视保守机密的问题

建国初期，敌情十分严峻，保密工作形势不容乐观。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利用各种手段窃取新中国国家机密，破坏各项建设事业，企图颠覆新生政权。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工作人员由于全国胜利而产生了严重的和平麻痹思想。有人认为：“党和党的政策都公开了，还要什么秘密！现在又不是做地下工作”。

毛泽东主席对这种麻痹思想进行了批评。1950年3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第二次全国机要工作会议代表时说：“我们现在比过去大了、公开了，反革命小了，钻到底下去了。公开的敌人可以看见，好打，秘密的敌人看不见不好打。敌人愈打愈精了，我们愈大，漏洞也就愈多，所以，保守机密的问题应该很好地讨论一下”。

（二）党中央、政务院决定建立统一的、国家规模的保密工作机制

建立统一的、国家规模的保密工作机制，是一个历史性任务。为实现这一目标，早在建国初期，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在领导人民进行政权建设的同时，就把保密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并着手开展工作。

1、党中央、政务院、中央军委出台一系列有关保密工作的政策性文件。1950年1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保密局颁布《国家保密条例》；同年2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下发《关于保护党的机密的指示》、政务院下发《关于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保守国家机密的指示》；同年10月，党中央下发《关于加强保守党与国家的机密的决定》。这是建国后，党中央作出的第一个关于保密工作的决定。《决定》对保密战线面临的新形势作了深刻分析，指出，普遍存在的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以及简单的保密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国家面临的外部的强大敌人和内部极其繁重的革命和建设任务的需要，“保守党与国家的机密，应引起全党的极大注意”。《决定》对会议保密、文件管理、涉密人员审查和保密纪律等作了明确规定。

以上这些政策性文件，将保守国家机密的义务主体锁定为全体党员、国家工作人员、涉密人员和军人。

2、政务院颁布了《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鉴于保密工作已成为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国家事务，有必要通过国家立法，做好全国保密工作。

1951年2月3日，时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的薄一波同志在政务院第十八次会议上提出，国家应有一个保密法规。会议研究决定,由齐燕铭、李琦、李金德等人组成《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起草小组,立即开展工作。同年4月，经全国保密工作会议和全国秘书长会议代表讨论修改后,《暂行条例》（修正草案）报政务院。同年6月1日，在第八十七次政务会议上，政务委员逐条审议草案后，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提出部分修改意见和补充意见，一致通过该草案。同年6月8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颁布《暂行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保密法规。

《暂行条例》共20条，包括立法宗旨、国家机密的范围、保密组织、适用范围、保密制度、奖励和惩处等内容。《暂行条例》不仅强调了全民保密义务，即“各级人民政府、各武装部队、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矿山、仓库等人员，对于国家机密均须严格保守，不得泄露”，还强调各单位须“根据具体情况，将保守国家机密随时向人民群众进行必要的宣传与教育”。

1951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保守国家机密而斗争》的社论，指出,《暂行条例》的颁布实施是“国家建设工作中的重要事件之一，应该引起全国人民的严重注意”。《暂行条例》第一次把党的保密工作指导思想、方针、政策，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把党和人民维护国家利益、加强保密工作的意愿上升为国家 意志，对全国保密工作具有统一的、权威的指导性和约束力。在当时百废待兴、建设任务繁重而敌情又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对教育人民提高警惕、消除麻痹思想、自觉同各种泄密窃密行为作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暂行条例》颁布后，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普遍建立健全保密工作制度。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对基本保密范围进行调查研究，划清保密界限，根据具体情况和具体环境制定保密制度，并在执行中总结经验，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补充、修改，使其不断完善，更加符合实际。

3、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保密组织。《暂行条例》颁布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全国保密工作会议讨论通过的各级保密委员会组织通则，在全国范围内，按照党政军系统，分别陆续建立了各级保密委员会，形成上下统一的保密领导体制。为贯彻党的保密工作方针、政策及国家法规提供了组织保证。

《决定》和《暂行条例》的颁布和贯彻，以及各级保密组织的建立，为建立统一的、国家规模的保密工作机制打下了基础。

邓小平同志于1950年为西南军区司令部机要处编印的《机要工作》创刊号题词：今天的环境比过去更为复杂，保护我们的机密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重要。革命的胜利，很容易产生麻痹和疏忽，这就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故应引起一切负责同志和机要干部的警惕。

（三）国家规模的保密工作机制为经济建设提供保障

1、全面开展划分保密范围的工作。1953年，国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高潮。就在这时，各种宣传媒体在宣传报道各条战线喜讯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而严重的泄露国家机密的现象，给敌人搜集我国经济建设情报提供了可乘之机，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中央先是转发了政务院关于1953年保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的报告，接着在1954年12月发出了《关于在报刊出版物上保守国家工业建设秘密的指示》，明确具体地划分了国家工业建设方面的保密范围，规定了哪些工业建设项目属于国家机密，不能公开报道，哪些不属于国家机密，可以公开报道，同时规定了报刊出版物保守国家工业建设秘密的措施。

《指示》的传达贯彻，对于提高大家的保密意识和自觉性，对于敦促各部门普遍加强领导、建立制度，对于制止报刊出版物的泄密现象产生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指示》是从报刊出版物保密的角度提出的，而且采取了从严的限制措施，所以在实际工作中，使保守秘密与各类资料的正常供应发生了矛盾，特别是科研部门和高等院校得不到必要的资料，影响了科研和教学。同时由于保密范围偏宽，反而助长了有些人的麻痹思想，使真正应该保守的国家机密保不住，泄密现象禁而不止。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做到既严格保密，又便利各项工作，1956年10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划分保密范围和改善资料供应工作的通知》，要求在中央国家机关普遍开展划密工作。《通知》指出，划分机密与非机密和机密等级是严格保守国家机密和有利国家各项工作进行的必要措施，必须按照“既能便利工作，又能严格地保守国家机密” 的原则认真研究，通知强调，“保密范围是指国家的机密，就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东西，不要把一般机关内部的保密事项（如人事变动、保卫工作等）列入国家机密范围”。在国务院批转的国务院保密委员会《关于保密工作座谈会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只有泄露了会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东西才能列入国家机密的范围”，当然，“在收缩保密范围时要慎重，不要把应该保密的东西也放弃不保了”。通知还对国家机密的等级和划密工作的步骤做了规定。在此之后，根据通知精神，国务院保密委员会通过座谈、进行试点到逐步推开，并组成审查小组，逐一审核工业、交通等各部门报送的保密范围，分批予以公布。前后经过两年时间，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在此同时，各级保密组织还普遍建立健全了各项保密制度。

2、进一步做好科学技术保密工作。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国引进的科学技术和自行研制的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为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在1956年1月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科学技术在国防、经济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显著作用，由于我国是在帝国主义全面封锁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所以科学技术保密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给予了高度重视。

为了适应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形势，加强科学技术保密工作，从1958年开始的几年内，党中央、国务院陆续发出关于科学技术保密问题、关于科学技术成果保密问题、关于科学技术保密范围和密级划分、关于国防科学技术保密、关于尖端科学技术保密问题等10多个规定、通知、办法。这些文件分别对科学技术的保密范围、密级的划分、保密范围和密级的调整、科技保密管理的分工、宣传报道的保密审查等作了规定，对科技成果的国际交流和国内交流推广应遵循的原则作了规定，是保密管理逐步深化和科学的过程。文件对科学技术保密范围，提出要分行业制定由国家科委批准以作为全国统一的保密范围；对科学技术的密级要根据该技术的生命期每年调整一次；强调科学技术的保密和交流是两个不同的侧面，保密一般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比较重大的技术秘密即使兄弟国家也应由政府主管部门通过技术合作和外交途径来供给，不应因对国外保密而妨碍国内的传授和交流，不能因保密而阻碍交流推广，凡需要推广的技术要大力推广；对于宣传报道，文件规定应只讲意义和作用，不得涉及具体过程和数据。这些文件的贯彻对于推动科学技术的交流与保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于科学技术中尖端技术的保密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特殊的保密措施，在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专门委员会领导下，从科研到生产的各个环节，实行了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相信群众，加强教育，建立严格保密制度的办法。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保守尖端科学技术秘密、完成特殊的任务、维护国防安全是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的。

为了总结科学技术保密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科学技术交流与保密工作，1965年9月,中央保密委员会、国家科委召开全国科学技术交流和保密工作会议，讨论《关于科学技术交流和保密工作的报告》及《关于科学技术交流和保密工作的若干意见》。会后，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两个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贯彻执行。《若干意见》中对形势和任务、正确处理交流与保密的关系、科学技术情报、技术进口与出口、科学技术的保密范围和密级划分、区分国防保密与技术保密、区分经济保密、公文保密与技术保密等方面的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明确的阐述。这是一份反映多年来我国科学技术交流与保密工作的总结，它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交流与保密工作的方针、政策的系统和成熟，对于推动后来科学技术交流和保密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仅这个文件，包括其他许多有关科学技术保密的规定精神，都没有付诸实施。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保密工作

“文化大革命”时期从1966年5月开始至1976年10月结束。

（一）“文化大革命”期间，保密工作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煽动和破坏，人们的思想被搞乱，无政府主义猖獗。“红卫兵”冲击党政机关，打、砸、抢，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无法正常工作，社会各方面几乎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各种名目的派性群众组织以批判“修正主义”为名到处抄材料、撒传单、印小报，造成国家秘密的泄露；有的地方出现坏人钻空子，明目张胆地抢夺档案，发生了严重的泄密事件；保密组织、保密制度、保密纪律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正常的保密工作无法进行，在许多人眼里，似乎党和国家无密可保了，严重危害了党和国家秘密的安全。

（二）党中央、国务院为了保守党和国家秘密的安全，采取了许多应急性的措施

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保障党和国家机密安全的规定》、《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保护各种文件档案和机密资料安全的规定》、《关于机要保密问题的通知》、《关于确保机要文件和档案材料安全的几项规定》、《关于禁止在书刊、传单上泄密问题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红卫兵”和群众组织要保护党和国家的机密，任何人不得强行进入档案、资料部门的办公室和库房；严禁任何人印发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著作、讲话，不得翻印机密文电，防止发生泄密；对坏人的破坏要揭露并依法处理。这些《规定》、《通知》的发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对于党政机关要害部门的冲击，维护了国家秘密的安全。

1971年9月，在发生了林彪事件的时候，党中央、国务院为了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连续三次发出通知，提出保密要求，教育全党提高警惕，不得有丝毫麻痹，防止发生泄密事件。

“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因为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给党和国家秘密的安全带来危害，但由于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由于有在逆境中坚持工作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努力，由于党的保守秘密的优良传统深入人心，许多关键部位的保密工作是做得好的，是经得住考验的，关系党和国家安全的核心秘密并没有被泄露，例如这一时期的国防尖端技术的研制秘密，尽管外国势力多方设法获取，但都没有得逞，继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氢弹顺利爆炸，人造卫星成功发射，从而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和称霸，震惊了世界，振奋了人心，壮大了国威。

四、新时期的保密工作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国家政治生活出现了转机，党的各项工作逐渐恢复正常。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

（一）大力恢复整顿保密工作

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形势，各条战线、各项工作都经历了一段拨乱反正、恢复整顿阶段。保密工作恢复整顿的重点任务是恢复组织，建立制度，加强教育，明确保密对象等工作，为蓬勃发展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局提供服务。

1、恢复保密组织。1978年7月，党中央发出《关于恢复和健全保密委员会的通知》，中央保密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恢复并开始工作，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也 相继恢复和健全了保密组织并开始办公，中断了10年的保密工作重新走入正轨。1979年11月，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讲到高级干部要带头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时，特别强调了保密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秘密严重外泄的情况依然存在，这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80年4月4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保密问题报告会，针对党政军机关存在的10个方面泄密漏洞，提出了整顿的措施和要求。4月11日，《人民日报》再次发布1951年颁布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并配发题为《提高警惕加强保密工作》的社论。“四四”报告会是保密战线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拨乱反正，把保密工作提上各级党委和政府议事日程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以此为标志，开始了保密工作的拨乱反正和恢复整顿。

此后，在1980年、1983年，党中央对中央保密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又作了两次调整，确立了保密工作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实行分工管理，逐级负责”的领导体制。1985年党中央进一步确定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对外称国家保密工作局（后改为国家保密局），行使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保密组织的调整，适应了改革开放新形势对保密工作的要求，为推动全国保密工作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2、清理和修订保密制度。由于改革开放引进资金、技术，与外商合资、合作，外商要求为其提供必要的经济、技术、环境等有关的资料，而哪些是保密的不能提供，哪些虽是保密的但经过批准也可以提供，因没有统一的规定，无所遵从，影响了合资、合作。因此尽快清理和修订保密制度成了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力量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清理、修订、新建了相关的保密制度和规范性文件，首先汇编了《涉外保密工作文件摘编》。然后会同外交、公安、军工、电信等有关部门，就有关对外提供和公开发表社会经济统计、经贸统计资料、科技资料等的保密界限问题，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报告和建议，由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陆续批发各地执行。接着又会同有关部委根据上述文件精神，陆续制定了对外提供我国计划资料、统计资料、测绘资料和军事设施安全、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保密规定。这些文件和规定的下发，对于保障和促进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起了积极的作用。

3、开展了大范围的划密工作。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中央保密委员会还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从中央主管部门到县以上单位的大范围的划密工作，历时两年。这次划密虽然没有统一的法定的标准，但经过工作，大体摸清了国家秘密的分布、数量，初步分清了密与非密、核心秘密与非核心秘密的界限，为保障改革开放，为后来的保密立法和依法规定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具体范围作了思想上和资料上以及干部能力上的准备。

（二）确立新时期保密工作的指导思想

1983年4月，中央保密委员会根据中央指示,召开了省市自治区保密工作座谈会。会议认真分析、研究了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保密工作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新时期保密工作的指导思想，写进会议形成的《省、市、自治区保密工作座谈会纪要》。同年5月，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这一纪要,由中央办公厅印发全党全国。

新时期保密工作指导思想是：“提高革命警惕，贯彻突出重点、积极防范的方针，坚持内外有别、既便利工作又确保秘密的原则，确保党和国家的核心秘密，有领导、有控制地放宽对非核心秘密的限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指导思想阐明了保密工作的基本前提、思想基础和基本任务，确定了保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原则，为全国保密工作指明了方向。1988年，这一指导思想被写进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成为了国家意志。

（三）切实加强保密法制建设

1、保密立法是建设法制国家、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从1979年的《刑法》设定“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之后,1982年《宪法》规定了保守国家秘密是公民的义务。1988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是1980年提出，经过8年努力完成的,是一部积累我国保密工作的经验，又借鉴了国外保密法律的新鲜经验的专门的保密法律。1990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保密局颁布了《保密法》的重要配套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199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新《刑法》适应新的形势，是打击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犯罪的有力武器。

此外，在国家制定的其他法律、法规中，凡涉及国家秘密的，例如国家安全法、统计法、测绘法、公务员法等，都设定了相应的保密条款。2010年4月2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这次《保密法》的修订是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特别是信息化建设快速推进和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而进行的，作了很多重要的修改，这里就不具体讲了。

2、国家保密局根据《保密法》的授权或其他法律、法规的精神，从1989年开始,以很大的精力抓了《保密法》配套法规的制定。单独或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和修订的保密规章达120多个,其中有关各行各业各项工作的保密范围的规定95个，其他如有关秘密文件资料印制保密、新闻出版保密、对外提供资料保密、科学技术保密、国家秘密技术出口保密、通信计算机及其网络保密等等的规章，覆盖了多个领域，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为依法管理国家秘密，依法开展保密工作打下了基础。

3、紧密结合新形势和新任务，深入开展保密普法教育。坚持把保密宣传教育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保密培训班、报告会和保密知识竞赛、展览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持续开展，党校、行政学院保密教育质量明显提高。特别是近年来，宣传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形式不断创新，运用典型案例和现代传媒技术拍摄播放的保密教育片影响大，效果好。保密宣传教育工作基本形成以内部教育与外部宣传、正面教育与警示教育、全面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的长效机制，人们的保密观念普遍增强。

（四）不断推进保密技术的发展

1、党中央高度重视保密技术工作。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信息的需要量和传输量不断增加,采用现代技术手段成为必然。与此同时，国际上利用现代技术窃取秘密的活动也愈演愈烈，给保密工作增加了相当的难度。因此，大力发展保密技术，提高保密技术防范和检查能力，成为保守国家秘密安全至关重要的问题。

党中央最早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980年4月保密问题报告会上。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保密委员会关于调整和加强我国保密通信工作管理的报告，指出：“在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保密与窃密出现了比过去更为复杂的情况，保密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1990年7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保密工作的通知，把运用现代技术做好保密防范工作提高到切实加强保密工作的6项重要工作之一,指出：“运用现代技术加强防范，是做好保密工作的重要手段。”1997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对加强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指示进一步指出：当前的保密与窃密斗争日趋激烈，“保密与窃密的较量愈来愈带有高科技抗衡的特点”，因此，“发展保密技术，逐步实现保密工作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是新形势下有效保护党和国家秘密安全的重要举措”。为落实党中央决定，1999年底，中央保密委员会印发了关于做好高技术条件下的保密工作的意见。

2、全面制订和实施保密技术工作发展规划。为了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国家保密局加大了高技术条件下保密工作的力度。从1986年开始，国家保密局承担了保密通信技术的管理职能，并在开发研究和推行应用保密技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96年7月18日,中央保密委员会下发国家保密局制定的《保密技术工作“九五”发展规划》。1997年11月28日，国家保密局下发《〈保密技术工作“九五”发展规划〉实施办法》，对“九五”期间保密技术发展的基本原则、保密技术研究、保密技术检查、保密技术装备、保密技术法规和标准、保密系统信息网络、保密技术产品管理、保密技术教育等工作做了具体阐释。

为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精神，1999年11月3日,中央保密委员会印发了《关于加强高技术条件下保密工作的意见》，要求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加强高技术条件下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正确处理保与放的关系，切实做到“该保密的能够保住，该交流的还能交流”；跟踪世界保密技术发展前沿，增强与高技术窃密抗衡的技术能力；应对高技术对保密工作的挑战,进一步强化保密管理。2001年3月5日和2006年5月25日，国家保密局下发《全国保密技术工作“十五”发展规划》和《全国保密科学技术工作“十一五”发展规划》。

随着三个五年规划的逐步落实，保密技术工作得到快速发展。保密技术不断创新发展，技术防护能力大幅提升。按照国家保密技术发展规划，保密科学技术投入不断加大，基础建设明显加强。保密技术规范和标准日臻完善，出台了国家保密管理标准和保密技术标准20多个，制定了计算机保密管理规定、计算机信息系统保密管理暂行规定和手机使用保密管理规定等多个规章。保密技术装备和防护产品日益普及。国家和地方保密技术检查机构相继建立，国家保密技术检查和防范体系基本形成，在全国范围内对涉密信息系统实行了分级保护，开展了大规模的计算机网络保密技术检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保密技术工作的迅速发展，为做好信息化条件下的保密工作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和保障，为保密工作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五）始终坚持党对保密工作的领导

保密工作历来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平建设时期,保密就是保安全，保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加强对保密工作的领导，及时对保密工作提出任务，指明方向。

1、召开了两次保密工作的报告会

1980年4月,在党的工作重点刚刚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党中央召开保密问题报告会，深刻分析保密工作面临的形势，提出整顿保密工作的具体要求，指出保密工作必须拨乱反正，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坚定地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

1990年12月，为贯彻党中央发出的《关于加强保密工作的通知》精神，中央政治局决定举办高级干部报告会，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乔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

2、印发了三份加强保密工作的文件

1990年7月，针对当时保密工作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国际国内的形势,党中央发出《关于加强保密工作的通知》，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保密工作不仅不能放松，而且愈加显得重要”，提出“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保密工作的领导”。1993年12月，为贯彻中央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方针，迎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保密工作的挑战，党中央批转了中央保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保密工作的报告。提出了深入贯彻1990年中央《关于加强保密工作的通知》精神，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下，既有利于各项工作开展,又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的新路子等8条意见，对全国保密工作是一次新的推动。

1997年8月,党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决定》。《决定》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为指导，从政治和战略的高度，深刻分析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保密工作，提出了“保安全、保发展”的战略任务和保密工作的奋斗目标。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定，狠抓保密工作落实，深入研究新情况，不断解决新问题，保密工作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3、批准召开了三次全国保密工作会议 1989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保密局在北京召开了新时期的第一次全国保密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改革开放10年来的保密工作，研究部署国家保密局成立后的保密工作任务和《保密法》的贯彻实施。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会议代表并合影。

1992年5月,为研究推动保密工作进一步适应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新形势的措施办法，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保密委员会在北京召开新时期的第二次全国保密工作会议。会议深入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讲话，明确了当前保密工作的主要任务。这次会议对保密工作如何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保障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1996年12月，在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高科技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的背景下，为研究解决影响保密工作发展的重大问题，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保密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新时期的第三次全国保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以党和国家第三代领导集体会见全体代表，并与部分代表座谈，江泽民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而成为保密工作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会，成为新时期保密工作发展的里程碑。

4、高度重视信息化条件下的保密工作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信息化条件下的保密工作,要求我们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充分认识窃密与反窃密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保密工作，确保党和国家秘密的绝对安全。2008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了维 护国家安全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始终把国家安全放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对待。2008年以来，针对发生的几起重大泄密事件，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要求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切断泄密来源，同时查明原因，严肃处理，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发生。为加大保密工作的力度，党中央还决定将国家保密局升格为副部级。

为了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国家保密局连续3年在全国开展了以技术检查为主的保密工作大检查，查处了一批重大泄密事件，加大了保密宣传教育力度，制作保密教育专题片在全国播放；加强涉密人员的管理，全国层层签订保密承诺书；大力加强保密技术手段建设，研制开发了涉密计算机保密防护系统，正在各级党政机关推广应用，努力建设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综合防范体系，真正发挥保密工作的服务保障作用。

第二篇：党的保密工作发展历史

党的保密工作发展历史

发布时间：2012-08-27 作者： 来源： 浏览：2

党中央在1997年8月作出的《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决定》中指出：“保密工作历来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革命战争年代，保密就是保生命，保胜利；和平建设时期，保密就是保安全，保发展。”这是党中央对保密工作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对于党的事业、对于国家的建设事业都发挥着重要保障作用的充分肯定。今天，我们学习党的保密工作发展历史，学习和总结保密工作的经验，对于继承和发扬保密工作的优良传统，做好新形势下的保密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通过学习党的保密工作发展历史，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自觉做好保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坚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明确信息化条件下保密工作新的更高的要求，不断推进保密工作的科学发展，切实发挥好保障发展、促进和谐、服务人民的作用，确保党和国家秘密的绝对安全，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不断做出新的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保密工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指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

在这个历史时期，经过了建党和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四个阶段，我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核心力量。

由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保密工作的高度重视，我党的保密工作的丰富经验和优良传统，在这个历史时期形成，并对我党的各项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建党初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保密工作：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为止，为建党和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

在这一时期，围绕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两党共同缔造的第一支中国国民革命军举世闻名的北伐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和各项中心工作的开展，我党的保密工作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1.保守秘密是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安全成功举行的重要保障之一

1921年7月23日至7月31日，我党作为正式建党标志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会前会上采取了大量的安全和保密措施。

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曾三次转移会场，就处处体现了保密工作的重要。

第一会场原定在上海法租界内的一所学校。7月，学校的师生都放假了,毛泽东、陈潭秋等数位代表已到学校报到，但后来考虑到学校放假，陌生人在校内活动，必然引起反动派的注意，也不利于保密，于是决定转移会场。

第二会场在上海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即今天的“一大”会议旧址纪念馆。在这里开了7天会议（其中休会2天）。7月30日，一个法租界的侦探闯进会场,环视一周后说“我找错了地方”,便匆匆退出。代表们迅速离开会场，10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了会场，结果扑了空,会议被迫中止。当晚代表们决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去开会。

第三会场是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代表们以游玩为掩护,继续开会,于7月31日胜利地结束了党的“一大”。

在会议通过的党的纲领中明确规定：“在党处在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 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保密工作规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保密工作直接关系到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保密工作做不好党就会受到挫折和损失。2.逐步制订了党的中央机关初期的保密工作规定

根据党的纲领的精神，党中央在各项工作中都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后来，逐步制订了党的中央机关初期的保密工作规定。

⑴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代号。当时采用了英文缩写“C.P.”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代号，以“S.Y”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号；稍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号为“C.Y”。

⑵规定了中共中央局的代号。中央局下达的指令性文件，有时对外行文用“大学”、“钟英”、“夫子”为中央局的代号。

⑶中共中央领导人用英文签署文件。这也是建党初期保密工作一个特点。例如，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下达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的落款就是使用陈独秀的英文名字。

⑷规定了上下级联系的称谓。中共中央局成立后,即与各地区中共地方组织建立了行文关系和密切联系,同时对上下级称谓也作了规定。如中央局可称“同人”、“钟英”、“大学”、“大兄”等，中央各地方党组织可称“同人”、“诸兄”等。与此同时,各地区也将自己的通讯代号告知中央,以便上下级按代号联系。

⑸印发《加强党的秘密工作》文件。1926年l月2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告组字第3号《加强党的秘密工作》文件,这是建党以来下达的第一份专门关于保密工作的文件。这个文件主要提出了如下几个重要问题:保密工作必须与当前政治斗争相结合是通告的基本思想;把保守党的秘密提到是否革命的高度；秘密交通传递来往文件也用“双封制”；带头使用代号和暗语等。

3.先后明确中央秘书处和中央组织部具体负责党的保密工作

⑴从1923年开始由中央秘书处具体负责党的保密工作。

1923年，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设立秘书制，秘书处是当时中央执委会三常委之一,分工管文电处理,兼管保密工作。在秘书处负责保密工作期间，为了避免党的机关在行文方面出现失泄密事故，专门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

党的文件按内容分为公开、半公开、机密和绝密等几类。内容可以公开的,有宣言、告民众书等；内容需要对外保密的，有指示、决议等；内容在内部加以限制阅览的，有会议记录、工作计划等。要求文件起草人员根据文件的性质、作用，考虑文件的内容及文件名称。

文件用纸及纸张大小以有利于保密为宜。在1925年以前,从中央到地方形成的文件,以32开纸居多，16开或64开纸次之，文件基本上是小型化的。

实行文件批签制度。建党初期,有上下行文关系,但无文件批签制度。1923 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 发出文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这样杜绝了滥发文件现象,堵塞了失泄密的漏洞。

寄送文件要求使用双信封。1924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出版部通告第一号》规定：“各地以后寄出版部信件时用双信封,外面照中央写法,内信封批明交出版部字样可也”。采用双信封办法起了一定的保密作用,但也有一小部分被反动政府检查出来,造成了泄密和一定的损失。

⑵从1924年下半年开始由中央组织部具体负责党的保密工作。

中央组织部成立交通处，负责秘密文件材料传递业务。这是建党三年来保密工作一次飞跃性发展。

首先，开辟了国际秘密交通线。192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交通处成立后，就与共产国际建立了互送文件材料的关系。

其次，开辟了国内秘密交通线。党内文件靠邮局寄送，虽采取了一定的保密措施，仍不安全。交通处成立后，在国内也开辟了多条秘密交通线，使党中央与各地方党组织互送文件材料更安全。

再次，广泛建立秘密交通站。中央组织部交通处成立后不久，192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建立和健全党内交通问题》的第28号通告，要求各区执委会和各地委、独立支部都建立交通处，配备交通干事一人，交通员若干。中央组织部交通处实际上在当时承担了全党文件材料秘密传递任务。

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从1926年7月起，又改由中央秘书处主管党的保密工作了。

4.保密教育被列为党的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

1926年1月，中央组织部印发通告《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号召全党认清“我党正处在反动派进攻”和“军阀严重压迫之下”，必须牢固树立保守党的秘密的思想；保守秘密必须与当前的政治斗争相结合。

1926年5月15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校刊》上发表了《秘密工作常识》一文，要求全党同志努力学习,认真执行。《秘密工作常识》对保密工作提出30条要求。《秘密工作常识》在党员和工农群众中的秘密宣传，对于提高保守党的秘密的自觉性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篇：保密工作的历史

走进新时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保密

工作

(2011-07-12 09:43:09)

□ 梓 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保密工作的新篇章。保密工作的任务由保障党及革命军队的生存发展和革命斗争的胜利，转变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政权建设、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为适应形势任务的需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政务院相继下发了《关于加强保守党与国家的机密的决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颁发了《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召开了全国保密工作会议，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国家规模的保密工作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保密工作者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求索和大量的实践。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国家民主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管理制度及各项工作的全面推进，保密工作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党管保密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更加巩固，国家保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保密依法行政的主体地位已经确立，以党的方针政策为指导、国家法律为规范、科学技术为支撑、各种监督手段综合运用为保障的现代保密管理体系建设正在加快推进，保密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保密工作领导和管理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坚持党对保密工作的领导，是保密工作体制的基础和核心。新中国成立以后，不论形势任务如何发展变化，坚持党对保密工作的统一领导始终坚定不移。1951年5月，为加强和规范党的保密委员会建设，中央下发了《中国共产党各级保密委员会组织通则》，规定“中央及各级党委的保密委员会，在中央或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按照党内统一、党外分设的原则进行组织：党的系统的保密委员会，一般设到县级及大、中城市的区级”，并规定，党的保密委员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1至2人。必要时，设常务委员会。各级党委的保密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及委员名单须报上级党委备案。省（市）委以上的直属机关以及重要企业部门、学校的党委，要分别设立保密委员会或保密小组，受所属党委保密委员会的领导”。《组织通则》还对军队系统保密委员会设置及专职干部配备作出了具体规定。为使党对保密组织建设的基本要求得到普遍遵循，同年6月8日，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颁布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又特别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武装部队均需成立保密组织，负责领导保密工作。其组织通则另定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矿山、仓库等视其需要建立保守国家机密的制度及保密组织”。党的保密委员会组建原则和政务院的法律规定，对保密工作领导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以党的保密委员会为基本结构形式的保密领导体制不断健全完善，党管保密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人民政权的国家机构设置和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对政权机构建设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保密工作机构设置也随之经历了若干次调整变化。但从总的方面看，调整的出发点始终是为了寻求机构设置的合理性，探寻其如何适应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新任务的需要。专门保密办事机构的设置始于五十年代初期。1951年，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重建中央保密委员会，同期成立政务院干事组保密委员会，管理政府系统的保密工作。1953年5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成立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承担日常保密工作任务。此后，保密办事机构经历了几次较大变化。到1988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家保密局，与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一个机构、两块牌子。1988年颁布、201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法律地位，规定“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的保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保密工作”。“国家机关和涉及国家秘密的单位管理本机关和本单位的保密工作”。“中央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管理或指导本系统的保密工作”。为强化保密行政管理职能和提升国家保密管理能力，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又决定提升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级别规格，将国家保密局升格为副部级国家机构。至此，以党的领导、属地管理、系统指导、依法行政为基本特点的我国保密工作领导和管理体制构架及工作网络基本形成。

保密法律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保密法律制度体系建设起步较早。在1950年党中央、政务院、中央军委下发一系列有关保密工作政策性文件的基础上，经刘少奇、朱德批准，1950年1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国家保密条例》。1951年6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颁布《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两个条例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所面临的形势、所处环境和保密工作性质、任务的转变，对国家秘密范围的划分、保密机构的建设和职能配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保密职责，对涉密载体、会议、通信和新闻出版保密管理，对违反保密规定的泄密行为及其处罚，对保密监察等作出了规定。两个条例的颁布施行，在党和国家保密工作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我国保密法律制度体系建设起步的重要标志。1951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为保守国家机密而斗争》的重要社论，指出“保守国家机密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也是全国人民思想建设上的巨大工程。《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的制定已经给这一工作指明了方向，但这只是事情的开端，此后还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工作。希望全国人民，首先是全体国家工作人员一致动员起来，为建立统一的、国家规模的保密工作，为确保国家机密而斗争。”

1980年4月4日，为恢复整顿遭“文化大革命”破坏的保密工作，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高规格的“四四”保密报告会，针对当时保密工作形势和存在的问题，提出继续贯彻执行保密法规制度，保守党和国家秘密。11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并配发题为《提高警惕，加强保密工作》的社论，要求共产党员都要严格“自觉执行保密条例，把严守党和国家机密提高到党性原则上来对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改革开放形势下依法管理保密工作的需要，中央领导同志及时提出“ 保密要立法” 的问题。1979年11月，邓小平同志指出“保密应该有章程”。1980年4月，彭真同志提出“国家需要制定保密法”，并亲自召开专门会议，部署保密法制定工作。此后，国家有关部门经过8年努力，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制定工作，1988年9月5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1990年4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发布了《保密法实施办法》。1997年，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决定》，为做好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确定了大政方针和工作任务。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信息化建设的快速推进，保密工作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保密工作高度重视，保密法制建设进程进一步加快。2010年4月29日，保密法经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修订通过，国家主席胡锦涛签发主席令予以公布。目前，以宪法为依据，以保密法为主体，保密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法规中涉及保密管理的法律规范为配套，与刑法、立法法等基本法律和保密工作方针政策相衔接的我国保密法律体系建设正在加快推进，为保密工作更好地维护党和国家安全利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保密科学技术工作的起步与开拓

我国保密科学技术工作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中央25号文件转发了中央保密委员会关于调整和加强我国保密通信工作管理的报告。文件针对当时保密通信管理体制不顺、制度不健全、保密技术落后、通信泄密事件频发的问题，提出了保密通信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和6条具体措施。其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科研工作，尽快改变我国保密通信技术落后的状况，尽快制定保密通信科研规划、科研成果奖励和专利申请办法，设立国家保密通信基金，列入国家预算，用于开展保密通信的基础研究、开发性项目研究、专用设备引进、技术咨询交流和考察等工作。同年9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对保密通信、专用电话、有线无线通信设备的保密技术要求和使用审批管理作出了规定。25号文件下发后，保密通信理论和技术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为加强保密科学技术研究，1990年5月，经当时的国家科委批准成立了国家保密技术研究所。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从上世纪末开始，计算机及办公自动化设备大量进入党政机关和涉密单位。为加强保密管理，中央在连续下发的三个中央文件中，特别强调要抓好保密技术工作，加快保密技术研制和装备应用，提高保密防范能力。1993年中央下发的14号文件，正式提出涉及国家重要秘密的部门和单位要装备保密技术设施；规划涉密办公自动化系统和通信系统，要同步规划保密设施，同步预算。1995年前后，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国家保密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加强计算机及其网络管理的保密规定和技术标准，国家保密技术研究所自行研制出具有综合防护效果的国内领先的“新一代计算机视频信息保护机”。1995年12月召开的中央保密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对保密技术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要加快研制和开发保密技术防护设备，有计划、分层次地装备党政军机关和保密要害部门。保密技术发展要纳入国家科技发展规划，重点技术装备的研制列入国家科研计划。各级保密委员会要加强对保密技术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保密工作部门要充分依靠各方面的力量，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工作，使保密技术尽快有大的发展”。1997年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决定》指出，发展保密技术是新形势下有效保护党和国家秘密安全的重要举措。要有计划地加强我国保密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现有技术成果的充分利用，要加大投入，依靠自己的力量，同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使我国保密技术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增强保密技术防范能力。此后，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相继制定了“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保密技术工作发展规划，明确了我国保密技术工作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有力地推进了保密技术工作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计算机及计算机信息系统保密管理和保密技术装备为主要内容的保密技术工作，步入持续快速发展轨道。各项规章制度和技术标准的进一步健全完善，分级保护和强制配备等政策措施相继出台，使涉密信息系统规划、设计、建设、监理和投入使用的管理更加规范，保密技术检查手段更加完备，技术监督措施更加有力，保密技术研制、应用、管理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保密技术防护能力大大增强。即将出台的国家保密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对未来保密技术工作发展作出了更加科学的规划，保密技术的发展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保密监管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保密监督检查始终是实现保密管理功能的重要措施和主要途径。从1953年起，在基本完成国家政权建设的基础上，国家制定并实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了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保密工作的重点也随之转移到服务国家经济建设方面，为保障国家经济、科技和国防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加强经济和新闻出版保密管理。针对当时国内外敌特对我经济建设，特别是针对前苏联对华援建项目的情报窃密活动和一些报刊在经济建设宣传中出现的大量泄密问题，采取积极监管措施，加强经济和宣传领域的保密管理。同时，对私营出版发行业擅自誊印、制作国家秘密资料的不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1954年至1957年，政务院保密委员会连续通报了当时发生的非法骗印涉密载体和报刊宣传泄露国家秘密的重大政治事件。其中，对20家中央国家机关和23个省区市将机密文件交由私营出版商户誊印、印制的泄密事件进行严肃处理，责令主要负责人写出书面检查报告。

二是开展保密范围划分和统一密级等级的工作。为适应经济建设需要和便利科技交流的开展，国务院直接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家秘密范围划定和密级统一工作。1956年10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划分保密范围和改善资料供应工作的通知》，专门成立了审批保密范围小组，负责审批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拟定的保密范围。1959年6月，经国务院领导批准，将国家秘密由“绝密”、“机密”两级划分，改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划分。

三是加强国防科技保密管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将发展国防科技工业放到了重要位置，开始了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武器装备研制试验。境外机构利用空中侦察和派遣特务，企图窃取我国防尖端科技秘密。仅1959年，美蒋情报机关就6次下达搜集我导弹、原子弹重要情报的详细提纲，并对我科研人员进行策反活动。为加强国防科技保密管理，中央一方面规定了上至国家总理，下至科研人员必须遵守的铁的保密纪律，要求保守秘密做到“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另一方面，中央保密委员会直接部署组织严格、全面的保密检查。1960年5月中央又批转《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成果保密问题的通知》，下发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决定，对科学技术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保密问题作出严格规定。

四是加强“三线”建设和战备保密管理。1962年以后，根据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央作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1964年，中央保密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三线”建设和“

一、二线”保密工作的通知》。1969年10月，为保障国家备战和军事战略意图的实施，中央专门下发《关于加强保密工作的紧急指示》，对战备保密教育、战备活动保密、涉密载体管理、保密纪律、领导保密责任等作出了全面部署。自此，“三线”建设和战备保密监督管理摆上了各级党政军领导同志及领导机关的重要议事和工作日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及时作出决定，恢复和重建党的保密工作。1978年7月，中央下发《关于恢复和健全保密委员会的通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根据实施改革开放国策的需要，及时提出了新时期保密工作指导思想，中央保密委员会召开了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保密工作座谈会，提出要从思想、组织、制度上对保密工作进行全面改革，以保障改革开放，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进行。

新形势下，经济科技保密管理直接关系国家的发展利益。为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按照中央关于有领导、有控制地放宽对非核心秘密限制的精神，1993年至1996年，国家相继制定了《对外经济合作提供资料保密暂行规定》《科学技术保密规定》和《国防科学技术工业保密规定》等一系列经济科技保密规章。根据职责权限和程序规定，开展了相关保密监督管理工作，为促进改革开放，维护国家重要安全利益作出了积极贡献。一是加强对涉密载体的保密管理。2000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58号文件，对涉密载体制作、收发、传递、使用、保存、销毁全过程进行了系统规范。1994年，国家保密局、海关总署制定下发了《关于禁止邮寄或非法携运国家秘密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出境的规定》，对涉密载体出境作出了严格的限制规定。1992年，国家保密局印发了《国家秘密设备、产品的保密管理规定》。2009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秘密载体销毁管理规定》，并批准建立涉密载体销毁机构。依据这些规定，各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严格依法管理，坚持开展保密检查，国家秘密载体保密管理步入规范化、制度化、专业化管理轨道。二是加强对重大涉密会议、活动的保密管理。从1994年起，中央和地方保密部门承担了党和国家重要涉密会议、活动的保密服务保障工作，从会议、活动筹备到结束，实施全过程保密监管，保证了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的顺利进行。三是加强对涉密人员的保密管理。建立了涉密人员上岗审查、教育培训和保密承诺制度，在岗监督考核制度，离岗脱密期管理制度。四是加强重点部门、部位的保密管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为贯彻突出重点的保密工作方针，在省级以上党政机关单位，按照最小化和分级确定原则，开展保密要害部门、部位确定和管理工作。五是针对重要工作领域和项目的涉密情况，相继开展了教育考试、涉密地理信息、重要涉密工程、政府涉密采购等方面的专项管理，把保密监督管理贯穿于专项涉密工作的全过程。

同时，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履行保密审批、决定、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建议等行政职权，强化对社会组织从事涉密业务的保密管理。1990年，国家保密局印发了《印刷、复印等行业复制国家秘密载体暂行管理办法》；从2002年起，对国防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实行保密资格审查认证制度；2005年印发了《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办法》；2008年制定下发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审查认证管理办法》，成立专门的审查认证委员会及工作机构，开展审查认证工作，实行保密资格名录发布制度。这些制度规定的发布和执行，进一步强化了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对社会组织从事涉密业务的保密职能，有效地保证了国家秘密安全。

保密理论建设的成就

进入新时期，在中央保密委员会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下，保密理论研究开始起步，并取得初步成效。1985年，《保密工作》杂志创刊，1989年，金城出版社成立，为保密宣传教育和保密理论与实践研究开辟了稳固的基地，搭建了坚实的平台。1991年，国家保密局组织编写的《保密工作概论》由金城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保密工作历史上第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著，在保密理论建设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此后，为适应保密培训教育工作的需要，国家保密局和地方保密工作部门陆续编写出版了一批培训教材。1999年10月，全国保密教育教材编写委员会主持编写、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保密知识读本》，被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国家保密局确定为全国保密教育通用教材。1990年至1993年，国家保密局相继组织了两次全国保密工作优秀论文评选活动。为应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对保密工作的影响和挑战，又及时组织开展了正确处理信息公开与保密关系问题研讨活动。2000年，开展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给保密工作带来的影响及应当采取的对策”专题调查研究。2007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后，国家和地方保密部门随即开展了一系列研讨活动，对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基本规律、特点及重要焦点、热点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2005年以后，保密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是保密法制建设理论研究蓬勃开展。在保密法修订过程中，国家保密局一方面积极会同立法部门，对保密法制建设实践进行广泛深入的调研，另一方面充分调动和依靠法学界及保密部门的专家学者，对保密依法行政等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全面研究。2008年和2010年，先后举办两届“保密法制论坛”，出版了《保密法制论坛文集（2008）》、《保密法制专刊》，从更高层面、更深层次对保密法制建设的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形成了一批具有较高价值的研究成果。二是保密学科建设方兴未艾。国家保密局从保密事业长远发展战略需要出发，从2008年开始，依托具有雄厚实力的高等院校，积极着手保密学科建设工作。截止目前，已相继在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建立8所保密学院暨国家保密教育培训基地。国家保密局成立了专门机构，对保密学科建设、理论研究和教材编写工作进行组织协调。保密理论建设的起步和深入开展，必将为我国保密事业的科学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产生极其深远的重要影响。

第四篇：中共历史会议汇总

中共历史会议汇总

1927.7.23 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22.7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二大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连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

1923.6中共三大召开，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

1924年 1月 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

1925年四大召开，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四大的缺点和不足是：虽然提出了领导权的问题，但对于如何争取领导权，缺乏具体明确的方针，只讲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完全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提出了农民是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但没有提出土地革命这一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思想。

1927.4.27至５月９日在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五大大大虽然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对争夺革命领导权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改造武汉国民党、改造武汉国民政府、组织和扩大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等问题，均未做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大会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认识。五大实际上并未解决挽救时局的问题

1927.8.7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友情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是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

1928.6-1928.7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召开，大会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同时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明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十大政治纲领：主要是为了系统地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明确新时期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而召开的。（古田会议）

即1929年12月28日至30日在福建上杭古田举行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由陈毅主持并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 报告。会议改选了前委，毛泽东任书记。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 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指出应首先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内的 马克思主义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不良倾向，同时在组织上必须坚持 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决议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规定红军的三大任务是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坚持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则。这个决议是 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为党和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

1935.1.15-17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遵义会议）。集中力量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机器危急的时刻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军，中国革命;是中共历史上的转折点，标志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

1935.12，中共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强调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

（洛川会议）1937.8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会议强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

1938.9.29，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全

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毛泽东《论新阶段》），基本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1945.4中共七大召开，正式命名了“毛泽东思想“，并将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

1948.9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主张

1949.3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才具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1949.9.2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

1950.6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和进行恢复国民经济、证据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工作，以便为开展油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提供条件

1956.9中共八大召开，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共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1958.5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958.12中共召开八届六中全会，着重纠正给予向全民所有制和向共产主义过度的倾向，以及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倾向，并决定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

1958年 北戴河会议

1958年8月，河北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农业生产、农村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议确定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当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比上年翻一番。会议还讨论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定》，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指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后，全国很快形成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只用一个多月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初期的人民公社带着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1959年7月—8月，江西庐山。庐山会议前期的内容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错误。与会者原则上拥护“三面红旗”，许多人都认为纠“左”虽有成绩但还不够，也有不少人为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护短，甚至认为纠“左”过了头。7月14日彭德怀对于会议未能透彻解决问题和统一认识深感忧虑，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但是7月23日毛泽东指责他“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开始对彭德怀进行错误的批判。8月2日开始的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对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斗争，批判他们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反对总路线、党中央和毛主席。8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提出现在右倾已成为工作中主要的危险。全会通过《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8月16日，毛泽东错误的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全会还检查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通过《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一面降低了钢煤粮棉四大

指标，一面又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会后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

1961.1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1961.8.1-8.12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制定“十六条“标志”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七千人大会议）

1962年1月—2月，北京。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省、地、县四级主要负责人和部分大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七千多人。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为战胜严重困难而奋斗。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报告认为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报告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毛泽东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虽然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认识上，以及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的估计等问题上，中央的分歧仍未解决，但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问题上对统一全党认识起了积极作用。

（西楼会议）1962年2月，北京。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外地未参加，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会议分析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和国家存在大量财政赤字的情况，认为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形势将继续恶化。必须确定一个调整恢复时期，以农业为基础，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陈云作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得到其他常委的赞同，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批转各地区各部门。会后中央决定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财经工作。

1978.12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提出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1981.6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的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1982.9功过国内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

1984.10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1987.10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992年10月12曰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进人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中共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主题是：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邓小平理

论写入党章

199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推动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

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任务、主要目标和指导方针。按照中共十五大提出的,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10年在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工作的重点和步骤。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髙度评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人党章，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大会从十个方面总结概括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大会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2003.10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正式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

2005年2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作了全面论述，深刻闸明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首次将“和谐”列人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全面阐释了科学发展观的涵义.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八七会议（重点重点重点重点）——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2.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3.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4.广州起义——12月11日，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

杨家沟会议（十二月会议十二月会议十二月会议十二月会议）

• 中共中央1947年12月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毛泽东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阐明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方针及政策。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就是此时提出来的。

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重点重点重点重点）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集中探索。八大最重要的历史功绩就是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成功探索。(1)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提出 • 主要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 主要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根本任务：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2)在经济建设上,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大会还采纳了陈云“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主张。(3)在政治建设上，大会确定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党和政府的活动要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方针。(4)在执政党建设方面，大会强调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健全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等。

红军长征路线路线:

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湘江--乌江--遵义（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过雪山、草地--陕北吴起镇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

中央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

附：

以下会议和内容是常考点

1、第一次提出从思想上建党的著作：《井冈山的斗争》；

2、第一次明确提出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进行党的建设的代表作：《共产党人发刊词》；

3、第一次提出党风科学概念的著作：《整顿党的作风》；

4、第一次把党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的著作：《论联合政府》；

5、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的会议：六届六中全会；

6、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根本思想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文章：《 <共产党人 >发刊词》；

7、第一次提出“思想路线”概念的文章：《反对本本主义》；

8、毛泽东思想形成标志：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实践和理论阐述；

9、毛泽东思想成熟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形成；

10、第一次完整的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著

第五篇：中共槐荫历史

中共槐荫历史

第一编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1949年10月～1956年9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者剥削和压迫人民以及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梦寐以求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从此，中国共产党由领导中国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的革命党成为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并带领全国人民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和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两个历史性转变。

此前已经解放的济南，虽在巩固新生政权、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支援解放前线、安定人民生活等方面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接管其他大中城市提供了示范和借鉴，但处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各种蓄意破坏新生政权的反动势力依然存在；受国民党政府经济政策和连年战争的影响，社会生产力极度低下，农村经济萧条，城市工业千疮百孔，1

大批工人和手工业者失业；旧的经济结构和社会体系还没有彻底打破，社会主义建设尚需一个长期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区党组织一方面围绕进一步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健全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一方面围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迅速恢复和发展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为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准备。1953年到1956年，按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区在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础上，探索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建设与国民经济恢复

1949年，随着即将取得全国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如何建好这个国家等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

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作了进一步研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实施《共同纲领》，开始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光辉历程。与全国一样，辖区各级党组织带领全区人民，积极恢复发展经济，巩固新生民主政权，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革，全面投入到了新民主主义建设之中。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在槐荫的早期活动

槐荫区是济南共产党组织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济南工人运动的发起地之一。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辖区津浦铁路济南机厂①的工人就同全市人民一道，为了捍卫国家尊严和山东主权，多次举行示威游行和大罢工，严正抗议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与反动当局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并迅速成长为济南工人运动的主力军。油漆工人李广义②还与王尽美同时参加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① 始建于1910年。抗日战争期间为日所占，称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济南铁路工厂。抗战胜利后改称交通部津浦区铁路管理局济南机厂。解放后称华东区铁路管理总局济南机厂、济南机车车辆修理工厂、济南机车工厂。现称济南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② 李广义，山东章丘人。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组建济南机厂工会。1925年组建中共济南机厂支部。多次领导和组织工人大罢工。1928年5月被日军逮捕。出狱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45年病逝。

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发起创建了济南早期共产党组织。他们在组织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先后多次到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宣传马克思主义，播撒革命火种，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培养工人运动骨干。6月上旬，在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的帮助下，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人俱乐部成立，这是山东第一个具有工会性质的工人组织。

1921年7月，王尽美、邓恩铭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他们不仅带回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特大喜讯，也带回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和领导开展工人运动的任务。回到济南后，王尽美、邓恩铭在继续组织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领导开展工人运动之中。

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随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执行部在北京成立，罗章龙①任主任。1922年3月，罗章龙来到济南，与王尽美、王荷波②等人到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开展工人运动，并发展李广义成为该厂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1922年6月18日，在王尽美、王荷波等人的帮助下，李广义、薛文英③联络数百名工运积极分子，推举各部代表，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在 ①罗章龙，湖南浏阳人。1920年参加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曾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31年1月因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被开除党籍。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湖南大学教授和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

②王荷波，福建福州人。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和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27年11月11日，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杀害。③薛文英，山东胶南人。山东早期工人运动骨干和重要领导人之一。时为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当选中共山东省委委员。1929年夏在临城(今薛城)开展工人运动时被捕。营救出狱后因病去世。

中大槐树北街59号（增盛东酱菜园）成立了山东第一个基层工会组织——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会（时称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工会）。

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会成立后，立即组织工人举行了首次大罢工并取得胜利。罢工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济南工人的斗志，并迅速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工人运动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会组建“济南工友读书会”，发表宣言，制定公约，组织劳动教育立法运动，多次围绕维护工人权益举行大罢工。同时，他们选派代表参加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大会、全国劳动大会，多次联络附近工厂举行声援粤汉铁路工人、京汉铁路工人、济南理发业工人等大罢工。

1925年3月，经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批准，辖区第一个党支部——直属于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中共津浦铁路济南机厂支部在中大槐树北街59号成立，李广义担任支部书记。从此，中国共产党在济南机厂领导的工人运动更加活跃。他们以津浦铁路济南机厂为中心，发动联络津浦铁路工人，连续发动了声讨“五卅惨案”暴行、索取欠薪、抵制制造装甲车等大罢工和南京请愿活动。

1926年3月，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召开农民运动扩大会议，决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随后，中共济南市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宋伯行来到闫千户村发展党员，领导农民运动，并在此建立了济南的第一个乡村党支部。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大革命惨遭失败。5月20日，奉系军阀张宗昌在济南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中共津浦铁路济南机厂支部等大批党组织遭到破坏。

1928年5月3日，日本侵略军寻衅挑起事端，肆意捕杀中国军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共产党员李广义带领工人成立救护队，抢救伤员，运送受伤的中国军民，开展了坚决的反日斗争。

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到军阀张宗昌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再到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中共济南各级地方组织陷入了奉系军阀、国民党新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三面夹击之中，白色恐怖笼罩在济南上空，辖区党员活动和工人运动陷入低潮。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济南工作委员会在西郊地区组织游击队，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后组织了宋庄焚烧日寇战车、夜袭古城据点等行动；在北大槐树和纬十路地区开展发展党员、收集情报等抗日活动，建立了中共北大槐树支部。1940年11月，中共韩家道口支部成立，秘密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斗争。1942年，中共清河区委派遣孙省

三、宗泽到济南铁路工厂领导开展抗日斗争，成立了由宗泽任书记的中共济南铁路工厂支部。1943年，济南铁路工厂两个党小组与金牛汽车修理厂党小组、地方党小组联合成立党支部，宗泽任书记。

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渤海地委选派马进、刘忠庆来到济南，在辖区中大槐树二合里、纬十一路永合里建立秘密联络点，宣传进步思想，秘 6

密发展党员，收集、传递情报，培养壮大党的力量。1946年2月，马进在中大槐树北街二合里建立地下党支部，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政策，为迎接济南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节 建立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

济南解放后，辖区积极推进民主建政，迅速开展了基层党组织和人民政权建立工作，并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战后恢复，镇压反革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一、建立区级党组织和人民政权

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9月25日，经中共华东局报经中央批准，解放后的济南称中共中央华东局直属特别市，宣布成立济南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和中共济南特别市委、济南特别市政府、济南警备司令部，并将济南市划分为11个行政区。槐荫区在当时分属济南特别市第七区①全部、第十区②大部以及第六区、第九区部分街道③。9月29日，中共济南特别市十区区委、区政府在段店成立，张勉任 ① 第七区辖区范围：北至津浦铁路，南至经十路，东至纬六路，西至纬十二路；面积1.96平方公里。② 第十区辖区范围：北至黄河，南至白马山，西与长清接壤，东与九区毗邻。包括今槐荫区段店镇、吴家堡镇、美里湖街道、段北街道、张庄街道、匡山街道和营市街、槐荫街及天桥区的万盛街、市中区的白马山等地区。③ 即六区的五里沟和九区的中大槐树、道德街等地区。

区委书记，马健任区长。10月5日，中共济南特别市七区区委、区政府和区警备司令部成立，张扬任区委书记，曹冠五任区长，区委委员陈金任、郑绍贤分别任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和政治部主任；区机关驻地①设在经五路纬七路。同时，根据中共济南特别市委、济南特别市政府指示，区委统一设立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区政府统一设立民政科、公安分局和税务稽征所。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政权在辖区宣告成立。

济南解放初期，由于支援前线作战的任务繁重，干部流动性较大，区级党组织领导人员变动频繁。1949年初，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为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按照上级指示，各区大批党员干部随军南下，七区组织、宣传、民运部门的负责人全部调离。1949年3月，市委对各区区委、区政府进行调整，曹冠五调离七区任八区区委书记，马子明任七区区长；陈岩生调任十区区委书记。1949年6月，济南特别市改称济南市，中共济南特别市七区、十区分区委分别改称中共济南市七区、十区分区委，七区、十区区政府改称济南市七区、十区区公所。7月，李钟余调任十区区长②。9月，七区区委书记张扬调市委党训班工作，区长马 ① 机关驻地初设经五路纬七路（省立医院门诊部）；不久迁往经三路纬八路（原省级机关第四招待所旧址）；1949年夏，迁驻经三路纬七路（槐荫医院经三路门诊部住址）；1954年春，迁驻经三路纬九路379号；1994年10月24日，迁驻北小辛庄西街55号；2003年11月，迁驻经十路29851号现址。② 区公所主要领导仍称区长。

子明兼任区委书记。同月，夏鏱鑑任十区区委书记。11月，七区区委书记兼区长马子明调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副区长袁磊代理区委书记、区长。1950年6月，根据市委指示，李钟余任十区区委书记。

1951年1月，济南市调整市区区划，以原七区区域为主，并入六区、九区、十区①部分街道，改称六区。辖区区域范围扩大到东起纬六路、西至津浦铁路、南至刘长山、北至万盛街，人口增加到77400人。同时市委任命鲁岐山为六区区委书记，袁磊主持区公所工作。7月，区委组织、宣传部门改称组织科和宣传科。8月11日，根据济南市人民政府决定，区公所复称区政府，鲁岐山兼任区长。

1952年8月，鲁岐山调任山东省中苏友好协会办公室副主任，李桂岩接任六区区委书记、区长。同年12月，根据市委指示，区委领导职务改称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和副书记，范玲调任区委第一书记，李桂岩改任第二书记。同月，区委增设工业科，负责区属工厂企业党的工作；区政府增设民政调解股，负责调解处理民事纠纷。

二、开展战后恢复工作

（一）恢复社会秩序

济南解放之初，由于刚刚经历过战争，大批国民党散兵游勇和乞丐游民白天流浪，夜间偷摸强抢，扰乱社会治安，危害群众安全。由于辖 ①十区同时撤销。

区距离火车站较近，经三路纬八路又是解放前贩吸毒、卖淫嫖娼和赌博场所最集中的地区，人员构成复杂，社会治安形势异常严峻。

1948年9月23日，数千名接管人员紧随攻城部队进城，代表人民对济南这座古城进行接管。25日，解放军华东军区颁布《约法七章》，向市民公布共产党的城市政策。按照军管会和市委、市政府指示，负责接管七区、十区的接管队伍迅速接管了国民党在辖区的党、政、军、警、特机关和司法、金融、文教卫生、交通运输、军工、电信等机构系统及官僚资本工商业。同时开始战后清理工作，全面清理战场，掩埋尸体，平毁碉堡，清除炮弹。区委、区政府成立后，立即召开座谈会，继续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布告》和国内外形势；清查户口，登记反动党团特人员，收容散兵游勇，遣送乞丐游民，稳定社会秩序；建立派出所，分派工作组，开展清查登记敌特分子、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和发动群众复业、复工、复学等工作。同时按照济南市公安局颁布的《交通管理暂行规则》，清理马路摊点，维护交通。成立卫生小组257个，开展清理市容卫生工作。按照济南特别市政府通令，对娼妓活动采取限制和逐步取消措施，为此后彻底取缔娼妓创造了条件。加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盗窃、诈骗、私刻公章及凶杀、强奸、流氓等刑事犯罪；将旅馆、刻字印刷、娱乐场所等纳入特种管理，固定专人负责，建立了定期 10

检查和旅馆登记制度。拨专款修复校舍，安置教职工生活，使辖区内各类学校尽快实现复课。

1950年11月，根据济南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二次会议决议和冬防①指挥部指示，各区都成立了冬防指挥部分部和群防群治组织。其中，七区以街道为单位建立了15个人民纠察中队，有队员1750名，配合派出所巡逻，维护社会治安；十区以村为单位建立农民自卫队52个，积极开展防火、防险、防盗、防匪等工作。

1951年7月，六区以派出所为单位，由群众推选出210名积极分子组成11个治安保卫委员会，分片开展治安防范工作，代替人民纠察队成为群防群治常设组织，为维护社会治安作出积极贡献。

1952年6月，根据政务院颁布的《治安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六区以户口段为单位，发动638名社会积极分子组成82个治安保卫委员会，紧紧围绕深入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严厉打击盗窃、诈骗、私刻公章、凶杀、强奸、流氓、破坏公共交通设施等刑事犯罪，开展治安保卫工作，为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社会环境。

（二）开展急赈救济与生产自救

解放前，济南长期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控制，造成了庞大的失业群体，群众生活苦不堪言。济南解放初期，由于全国解放战争仍在继续，市区 ① 冬季治安防范。

时常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新的灾难。为帮助市民群众度过难关，市、区党委、政府采取政府救济、以工代赈、社会互助、发放贷款等措施，领导各区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急赈救济和生产救灾运动。

开展政府救济，推行以工代赈，是伴随城市接管和战后恢复同时展开的。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后，军管会及随后成立的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动员生活困难群众参与掩埋尸体，清除战后遗迹，同时对贫苦群众展开救助。到10月底，七区、十区发放救济粮2543公斤，救助贫困群众335户、1085人；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发动群众参加战后清理工作，发放以工代赈小米1112.5公斤，较好地解决了贫苦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10月27日，国民党飞机空袭济南，市区多处民居遭到轰炸。辖区纬十一路碧梧街被毁房屋30间，伤亡21人。区委、区政府迅速展开救助，在组织干部群众安葬死者、救治伤员的同时，发放救济粮417.5公斤，救济困难群众81人。

1949年夏季全国大水灾后，苏北、皖北等地区的大批灾民涌入济南。11月，按照全市冬赈救济会议要求，七区、十区设立粥厂，持续供粥，为500多名灾民解决了吃饭问题。12月，区委成立了生产救济分会和基层支会，并针对季节变化和城市特点开展急赈救济工作。到1951年8 12

月，全区发放救济粮8636.5公斤、棉衣被6655件、棉花127.5公斤、鞋子446双，救济困难群众671户、5705人。为解决困难群众看病难问题，为316名贫苦市民减免了就医住院费用。采取以工代赈方式，组织3508名青壮年市民参加市政建设等工作，发动2547名劳动妇女缝制军服、军鞋、军袜等物品，发放以工代赈小米5.8万公斤。同时，还积

①、极响应市生产救灾委员会号召，发动群众募捐2012万元（旧人民币）小米1209公斤，开展了支援皖北灾区重建家园活动。

加强政府救济的同时，还积极开展了社会互济工作。1950年4月20日，济南市人民代表大会筹委会与市生产救济委员会举行扩大联席会议，研究生产救济工作。根据会议要求，七区、十区认真贯彻“生产自救、社会互济为主，政府扶持为辅”方针，提出了“十人帮助一人”的口号，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和社会互济。到1951年8月，全区采取社会互济形式，发放互济粮1382.5公斤、款436万元（旧人民币），救济困难群众191户、797人。

发放小本贷款，帮助群众恢复发展生产。1948年11月，为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和恢复发展生产，七区以北大槐树、西市场、小辛庄、南窑厂等贫困地区为重点，派出5个调查组，深入到各家各户调查了解 ① 新中国成立初期使用的货币。1955年3月开始使用新人民币，新旧人民币按1：10000的比价进行了收兑。

情况，为78户贫困市民发放小本贷款1000万元（北海币）①；十区为35名手工业者发放小本贷款1150万元（北海币），发放农贷22500公斤小米。同时，十区还结合地处城郊结合部的实际，采取复垦荒地、公地转租等形式，将1139亩土地分配给农民租种。由于政策宣传到位，贷款发放有序，群众积极性普遍较高，使困难群众在政府的辅助下度过了难关。1949年1月，根据市政府关于开展群众性大生产运动的要求，七区、十区先后成立生产推进委员会，对全区手工业情况进行调查，发动群众成立各种生产劳动小组，恢复发展生产。其中，七区发动劳动妇女成立生产劳动小组439个，做军衣74400件、军裤41520件；建立了4个油漆组、5个木工组和1个小型铁工厂，安置失业手工业工人90名；扶持56户小型生产经营业户恢复生产。1949年3月25日，七区部署开展兴办生产合作社运动。按照每股10公斤小米的标准，发动群众积极入社入股。通过宣传发动，每街都成立了合作社筹备小组，每3条街成立了1个合作社筹备委员会，民主推选筹委会代表，区委委派筹委会主任。仅两个月的时间，七区就建立起4个民办公助合作社和2个消费合作社，社员自报公议2838股，上交区合作社2212股，促进了生产、生活的恢复。

① 新中国成立以前解放区流行的一种货币。1938年8月，由山东抗日根据地北海银行发行，主要流通于山东地区。济南解放后被确定为济南地区唯一合法流通货币。1948年12月，按100元折合旧人民币1元的比价进行收兑。

同时，七区、十区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了抗洪抢险斗争。1949年7月，黄河水位猛涨，济南洛口最高水位达到历史上罕见的32.33米。面对滚滚洪水，济南特别市委、市政府紧急召开防汛工作会议，部署抗洪抢险工作，全市人民迅速投入到抗洪抢险斗争。根据会议要求，七区、十区区委、区公所召开动员大会，组织干部群众开展抗洪抢险。其中，仅七区就组织了3000多人的抢险队伍，分批赶赴北店子黄河堤坝抗洪抢险，与洪水展开了艰苦斗争。经过两个月奋战，圆满完成了黄河防汛任务，为保卫济南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贡献。

（三）稳定和恢复生产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为了掠夺人民财富打内战，滥发纸币达数千万亿，恶性通货膨胀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全国范围内民生凋敝，经济残破。济南解放前夕，槐荫地区虽已成为工商业较为集中的区域，但工业主要以私营和手工作坊为主，生产规模小，技术水平落后；官僚资本企业仅有津浦铁路济南机厂、联勤总署第四十四兵工厂①等几家；商业流通以私营和摊贩为主，较大私营商号普遍处于停业半停业状态。济南解放后，市及市辖各区党委、政府致力于稳定金融、平抑物价和经济恢复，为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① 即济南第二机床厂。始建于1937年，为侵华日军所建，时称北支那山岸荣兵器厂济南分厂。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政府接管，改称联勤总署第四十四兵工厂。解放后，先后称济南工业局第二机器厂、济南第二机床厂等。

统一货币，稳定金融。1948年9月27日即济南解放后的第4天，军管会便发出布告，宣布一切交易必须使用北海币。9月30日，宣布北海币为唯一合法货币。10月初，宣布黄金、银元不准私自买卖。在严格查禁的同时，1949年1月，济南特别市政府组建了黄金交易所，并颁布《黄金交易所暂行章则》、《管理金店银楼业暂行章则》和《取缔黄金投机暂行办法》等规章。10月16日，北海银行济南分行正式成立，开始办理汇兑业务。1949年4月，开始开展个人折实储蓄①工作。期间，七区、十区接管队伍及随后成立的区委、区政府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发动群众兑换北海币，稳定金融市场，为战后经济恢复和安定人民群众生活作出了努力。

平抑物价，稳定市场。济南解放初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形成的通货膨胀和商业投机之风仍持续不止。加之连年战争的影响，城乡物资交流断绝，生活用品供应不足，物价曾一度猛涨。根据这些情况，军管会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从接管物资中调拨部分生活物品低价限量出售进行调剂，一方面动员城郊地区群众和解放区军民组织运粮、运煤接济济南，短短十几天就平抑了物价。1949年，全国范围内连续发生4次涨价风潮，并迅速波及济南，投机商人趁机囤积居奇，全市物价一日数涨。1949年 ① 1949年3月1日，为消除群众对人民币稳定性的疑虑，稳定市场，打击投机，吸收游资，人民银行适时推出了“折实储蓄”这一业务。“折实”即储户将货币折换成实物价值存入银行，提取时再以当时的实物价格折算为货币付给。

2月，济南特别市政府发出布告，取缔投机商人操纵和把持的粮、油等生活物资垄断场所，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和哄抬物价行为，有力地促进了物价的平抑。七区、十区认真贯彻上级指示精神，采取集中时间抛售和逐级压价等平抑政策，粮、棉等农产品价格迅速回落。1949年12月，为平抑物价，制止通货膨胀，消减财政赤字，中央作出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①的决定。1950年1月下旬，七区、十区区公所相继成立推销胜利折实公债委员会，各基层单位也建立了分会和支会，全面开展推销胜利折实公债工作。其中，七区认购胜利折实公债19967分②。随着各项措施的落实，到1950年下半年，包括七区、十区在内，济南市扭转了长达10年的通货膨胀的局面。

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济南解放后，军管会对济南立即进行全面接管，没收官办企业和官僚买办企业归全民所有。负责接管七区、十区的队伍迅速接管了交通部津浦区铁路管理局济南机厂，更名为华东区铁路管理总局济南机厂；联勤总署第四十四兵工厂，更名为济南工业局第二机器厂；还有济南面粉厂、济南酿造厂等官办、买办企业，建立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同时，为尽快复工、复业和恢复发展生产，①② 1950年，由中央人民政府发行，以实物市价为募集和还本计算单位的公债。

折实公债计算单位。分值按每分所含实物的市价计算，具体以上海、天津、武汉、西安、广州、重庆6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6市斤、面粉1.5市斤、白细布4市尺、煤炭16市斤的批发价格加权平均计算，由人民银行每旬公布一次。

对官僚资本企业，按照保留原有组织机构、生产系统和“保持原职、原薪、原制度”的原则进行了接管；对民族工商业，组织干部战士深入宣传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采取了提供贷款和帮助购买原料、销售商品等扶持措施。1948年9月27日，辖区停产1年多的济南面粉厂在全市率先复工。随后，各工商企业纷纷复工、复业。到1949年4月，辖区内的工商企业除个别特殊情况外，基本上恢复了生产，不少企业还实现了较快发展。济南工业局第二机器厂成功研制出了国内第一台对板精磨机；华东区铁路管理总局济南机厂抢修“新中国号”机车完工并试车运行。

（四）支援前线作战

1948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22日，济南特别市支前委员会成立。根据市委指示，七区、十区相继召开动员大会，成立支前领导小组，广泛发动人民群众捐款捐物，组织人力运输粮食和物资，接收和医治淮海战役转来的伤员，支援前线作战。济南机厂工人以主人翁的姿态响应市委“军队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的号召，点燃数十个小红炉，抡起铁锤昼夜奋战，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铁道夹板3万块、各种急需件11万套和对“江南号”机车的抢修任务，保证了军用物资的运输。据统计，自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仅七区就组织地排车85辆，大胶轮车50辆，转运战备粮食600万公斤，捐 18

款1843万元(北海币)，捐献日用品大宗，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急需大批干部开赴新解放区开展工作。1949年3月，根据上级指示，七区、十区选调凌霜、尚英生等14名党员干部随军南下，开赴长江以南的新解放区开展城市接管、经济恢复和民主建政工作。

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天下午，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七区、十区人民同全市、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纵情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0月2日一早，包括七区、十区在内的全市各个角落锣鼓震天，群众自发地组成秧歌队、高跷队，活跃在大街小巷；机关、街道、商店、学校及每家每户，到处都飘扬着五星红旗，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到处都是欢乐的海洋。下午，七区、十区人民群众与全市20万军民一起，身穿节日盛装，在西郊飞机场举行隆重盛大的庆祝活动。下午3：30时，鸣礼炮28响，大会开始。伴随着嘹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齐鲁大

地上的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冉冉升起。省、市领导相继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随后，游行活动开始。一时间，国歌声、口号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云天，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无比喜悦之情，表达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坚定决心。下午6点半，欢庆队伍高举各色彩灯和燃烧的火炬，高呼“反对侵略战争”、“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等口号，开始提灯游行。无数群众分列道路两旁，口号声、欢笑声、歌唱声混成一片。深夜，欢乐的人们仍然不肯散去，依旧在街头畅谈，尽情分享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幸福和喜悦。

四、建立基层民主政权

济南解放初期，由于前线战事紧张，区以下没有立即建立民主政权。考虑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旧保甲长熟悉街道情况的实际，除少数罪大恶极的予以法办外，整顿战后济南，实施城市管理，如组织群众掩埋尸体、填平碉堡工事、整顿市容卫生、进行户口登记、支援前线作战等，主要还是利用旧保甲长开展工作。

1948年12月，随着战后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和经济社会形势逐步稳定，中共济南特别市委作出关于建立基层政权的指示，确定区为一级政权，街（乡）为基层政权，街（乡）下设闾①。根据市委指示，七区经过 ① 音lǚ，中国古代时就有的一种居民组织单位，25户为一闾。

研究决定，在碧梧街进行了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基层人民政权的试点。建政初期，由于少数反动势力竭力阻挠和破坏，有的造谣生事威胁群众，有的唆使手下店员等操纵选举，有的拉拢收买积极分子，致使基层建政工作面临干扰。为确保基层建政工作顺利进行，区委、区政府在群众中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引导大家增强阶级意识，明确劳苦大众没有掌握政权是受苦受难的主要原因；明确保甲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利用保甲人员是暂时的过渡性措施，最终必须打烂保甲制度；明确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必须由人民掌握政权和当家作主；明确建立基层政权的目的和要求。在此基础上，区委组建建政委员会，成立工作组，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按照自下而上的原则，以10到15户居民、60到70人为一个居民小组，推选正副组长各一人；3个居民小组建立一个闾，闾长从居民小组组长中推选产生；15到20个闾建立一个街政委员会或街政府，街政委员会和街政府成员由7到9人组成，由闾长或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在碧梧街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全区基层建政工作全面铺开，共建立了8个街政委员会、2个街政府和127个闾。

街闾形式的基层政权建立后，各街政委员会和街政府在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维持秩序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照搬了农村的组 21

织管理形式，确定街为一级政权，与城市人口集中和刚解放情况复杂的情况不相适应，分散了干部，也不利于加强组织领导。

1949年6月，市委作出《关于变更区街组织形式，加强市级领导的决定》。《决定》要求取消街政权，街道管理工作交由公安派出所办理；区政府改称区公所，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关。根据市委要求，七区、十区区委、区政府随即改名七区、十区区委、区公所，街政权被取消。

1952年7月，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①《关于10万人以上人口城市建立居民委员会试行方案》的要求，六区以派出所管辖区域为单位，建立了7个居民委员会和若干业务委员会，并经居民代表大会选举，选出了7名居委会主任和161名治安委员、133名优抚救助委员、133名文教委员、164名卫生委员、142名调解委员。

1954年7月，济南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出《调整居民委员会区划，建立街道办事处作为区人民政府派出机关》的决议。8月上旬，省、市、区三级抽调12名机关干部组成工作组，在六区第五居委会进行了建立街道办事处的试点。8月28日，在对广大人民群众深入宣传的基础上，决定按原居委会辖区建立街道办事处，以户籍段辖区建立群众自治性居委会。9月11日，试点工作结束。12月，根据市委统 ① 1938年12月建立，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45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组成华东局，山东分局撤销。1949年3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南下，中央批准山东分局重新成立。

一部署，六区设立了7个按照数码顺序排列命名的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关。至此，市区街道民主建政工作基本完成。

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是伴随征粮支前、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同步进行的。济南解放初期，通过双减反霸、减租退押和征粮支前，近郊农村普遍建立了农会和村政权，摧毁了封建保甲制度。但由于农村情况复杂、干部力量不足、治黄修堤任务繁重和封建地主蓄意破坏等原因，也出现了农村建政不均衡和村级组织成员良莠不齐等现象。

1949年10月，十区召开乡村干部会议，部署开展土地占有情况调查。通过土地占有情况调查，进一步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少数没有建立农会和基层政权的村完成了建政工作。1950年7月，市郊土改全面展开。为配合土改运动的开展，十区对部分农会进行调整，改造了农村政权，对农村群众广泛进行土改、前途和形势教育，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为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建政创造了良好条件。11月，区、乡工作队深入各村，带领农民群众开展批斗地主活动，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房屋，分田分物分房，彻底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农村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乡镇（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镇（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作为建 23

立农村基层人民政权的法律依据。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指示》。同月，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发了《山东省人民代表会议试行组织条例》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试行组织条例》，部署全省的基层政权建设工作。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十区依托各村的农会组织，发挥土改中涌现出的贫、雇农骨干作用，通过民主选举，建立了各乡、各村的民主政权。至此，济南西郊农村地区完成了基层政权建设。

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建国初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是民主建政的主要形式，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之前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和人民参加管理国家政权活动的基本方式。

1949年8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3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及各县一律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9月4日、7日，中共中央又先后两次发出关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和颁布省、市、县三个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

1949年8月1日，济南市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由于济南市所辖各区是市政府的派出机关，因此没有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随着生产、社会秩序的恢复，需要提交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研究的事务越来越多，各区人民群众要求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愿望十分强烈。

1951年6月25日，市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做出了召开各区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7月10日，六区开始各代会筹备；7月17日，筹备委员会成立，设正副主任各1人、委员21人。通过推荐与民主协商，产生了六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38名。其中政府机关代表6名，党团代表5名（中共、民盟、民建、民革、青年团各1名），省市驻区机关代表3名，团体代表38名（工人代表23名，妇女代表8名，青年代表5名，街道合作社代表2名），驻区军警代表6名，街道居民代表2名，工商界代表14名，医务界代表3名，文艺界代表1名，特邀代表5名。

8月15到17日，第六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到会代表138名。会议听取通过了区政府工作报告和公安工作报告，总结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生产救灾、拥军优属、民事调解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号召全区人民贯彻执行爱国公约，继续深入扎实地做好抗美援朝工作，加强全区文化教育和公安工作，加强治黄工作，加强政权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会议选举产生了六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有委员27人；鲁岐山为主席，李润心（女）、王子祯、秦金山为副主席。

自1951年8月到1953年12月，六区共召开4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各次会议的代表由工人、农民、工商界、医务界、文艺界以及社会知名人士、机关干部等各方面代表组成，主要任务是听取政府报告、选举委员会、通过各项决议，对于过渡时期党的政策宣传和对社会经济各项事务的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确定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各个阶级的平等地位，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治协商制度，增强了政府与群众的联系，推动了各项运动的开展。

11月17到18日，六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审议了区协商委员会、区人民政府3个月来的工作报告及第一次会议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肯定了全区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发展生产、民主建设及文教卫生等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通过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致敬电。会议号召全区人民，以实际行动响应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支援抗美援朝”的伟大号召。

1952年7月24到25日，六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了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总结了半年来“三反”“五反”运动取得的成就，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会议要求在巩固“三反”“五反”运动成果的 26

基础上，大力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继续深入普遍地开展爱国卫生防疫运动，有计划地开展民主建政工作，认真落实优抚政策，支援抗美援朝。

1953年2月2日到4日，六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了区协商委员会会务工作报告和区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全区在抗美援朝、增产节约、爱国卫生、人民民主运动及劳动就业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号召全区人民继续深入开展支援抗美援朝、增产节约、贯彻《婚姻法》、人民民主、爱国卫生等运动。

相继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政府和群众间架起了互通信息的桥梁，实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夙愿，大大激发了各界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推进了基层政权建设，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密切了党群关系，提高了政府威望。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形势日臻稳定，生产、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日渐恢复和发展，市政建设、生产救灾等顺利进展，人民群众增强了对政府的信任感。二是加强了人民内部团结。会议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大力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引导代表敞开思想，积极发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呈现了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团结共进的良好局面，促进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巩固。三是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各代会代表 27

由各界先进模范人物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有利于发动广大群众共同努力完成任务，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工作效能，同心协力地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四是加强了民主制度建设。通过各代会的实践，广大群众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民主意识不断提高，发扬民主的氛围越来越浓。同时，各代会的召开也对促进党的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实际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到1953年10月第六区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济南市第六区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

六、镇压反革命

作为山东省省会，济南市长期处于日伪和国民党统治之下，反动党团和特务组织复杂庞大。济南解放时，部分特务和反动党团人员或被俘或逃跑，但也有许多潜藏下来伺机破坏。济南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又不断派遣特务潜入济南，联络原有人员，搜集军政情报，杀害革命干部群众，给新生人民民主政权造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开展以肃清匪特为重点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成为了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巩固新生政权的重中之重。

1948年10月1日，济南特别市军管会就发出布告，命令反动党团人员、特务组织和散兵游匪还乡团等，停止一切活动，交出证件和武器弹药，到公安机关登记，听候处理。同时，相继破获了“鲁济戡乱建国团”、“鲁西反共救国军”、“淮海联络总站”等反革命组织和敌特机关，取缔了盘踞多年的“一贯道”等反动道会门。刚刚建立的七区、十区区委、区政府采取强大政治攻势，迫使辖区敌（伪）军、政、警、宪人员和国民党、三青团分子进行了自新登记。1949年3月，对已登记的1501名敌伪人员、反动党团分子，区别首要和胁从，根据罪恶轻重及悔改程度作出了处理。随后，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取缔反动道会门的布告》要求，开展了取缔反动道会门专项斗争。

这一时期，由于部分工作人员麻痹轻敌，对待反革命分子存在“宽大无边”现象，以致出现了该杀的久拖不决、该关的拖延未关、关了的判刑过轻和应当管制的未加管制等现象，部分反革命分子逍遥法外。

朝鲜战争爆发后，在大陆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们到处散布谣言，破坏工厂、铁路，抢劫粮食、财物，刺探情报，甚至组织**，活动十分猖獗。山东济南发生了敌特分子杀害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①和铁路投毒事件，七区还在辖区破获了“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特务组织。

① 黄祖炎，江西南康人。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3月13日，黄祖炎在济南参加军区文化工作座谈会时，惨遭反革命分子杀害。

1950年6月，中共山东分局指示各级政府，严厉镇压匪特，严防敌人利用道会门进行活动，加紧侦破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开展剿匪、肃特、反霸及重点取缔反动道会门斗争。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纠正镇压反革命运动初期的右倾倾向，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11月10日，华东局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遵照中央指示，认真检查镇压反革命工作，制订镇压反革命活动计划，坚决纠正工作中“右”的倾向和防止“左”的错误，并适当充实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干部。1951年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展开。

1951年3月11日，中共济南市委发出通知，要求立即在全市开展镇压反革命宣传教育工作。3月30日，济南市召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在全市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决议。

4月1日，根据中央和省、市委指示精神和要求，六区本着“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通过组织座谈会、报告会、展览等形式，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镇反运动的指示和《惩治反革命条例》，广泛宣传镇压反革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号召和发动群众积极投身镇压反革命运动，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罪行，30

对各类镇反对象进行调查统计。同时，对区内各类反革命分子进行公开搜捕，逮捕了李星南、丁子英、满恒富、高耀庭、贾寿春、滕沛昌、崔锦堂、华玉玺、刘炳荣、石玉泉、陈子刚、吕子正等一批隐藏在辖区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随后，发动5万余名群众，召开群众大会、座谈会、代表会、控诉会、苦主会、公审会700余次，控诉声讨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4月15日至16日，分别召开各界临时代表会议和被害群众诉苦座谈会，对李星南、华玉玺、滕沛昌、崔锦堂、刘炳荣等进行揭发和控诉。4月17日，六区在济南市纬十路小学召开千人公审大会，宣布对李星南、华玉玺、滕沛昌、刘炳荣、崔锦堂、丁子英、满恒富等7名罪大恶极分子执行枪决；对石玉泉、陈子刚等7人判处有期徒刑；对98名罪行较轻、民愤不大的反革命分子予以管制。同时，对潜逃来辖区隐藏的恶霸地主贾寿春、匪军连长高耀庭等遣回原籍，交由当地人民政府处理。通过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政策感召下也迫于形势压力，全区469名反革命分子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这一阶段的镇反运动安排周密，措施有力，成效显著，沉重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

5月11日，镇反运动转入打击和取缔反动道会门阶段。期间，六区逮捕了皈一道头目鲁子山、吕祖坛头目任凤鸣、一炷香头目张学友等25 31

名负有造谣破坏、奸淫妇女恶行和暗中从事非法活动的反动道会门首要分子，取缔坛口4处，登记一贯道、皈一道、吕祖坛、圣贤道等道会门人员53人。随后，会同市委派驻的100名干部，在全区深入开展政策宣传和对首恶分子控诉活动。在党的政策感召下，3718名徒众自动退道，彻底摧毁了反动道会门组织。

6月19日，六区各界代表组成了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深入搜集群众反映，审查相关材料，提出处理意见。6月22日，将反革命案件全部审理完毕。全区逮捕法办各类反革命分子494名。

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转入搜捕残敌、清理积案和管制反革命分子阶段。到1953年镇反运动结束，全区共搜捕反革命分子855名。1955年8月，六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再次镇压反革命的决议。此后至1956年，全区先后收到检举材料4000余份，分两批逮捕反革命分子114名。

由于各级党组织在镇反运动中十分注重运用统一战线的形式，对镇反运动的政策宣传到位，对群众情绪变化引导及时，很快形成了内部注重政策理论学习统一思想、外部严厉打击敌对势力和反革命分子的良好局面。通过动员广大群众投身镇反运动，开展控诉、公审和检举反革命 32

分子的群众运动和道会门中的群众退道行动，巩固了和党外民主人士的团结，涌现出了大批群众积极分子，推进了各项工作。

镇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革命政权进行的一场全国性的打击敌对势力的运动，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一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必经过程。镇反运动的开展，沉重打击了各种反动势力，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保护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同时也发动积极分子成立了联防治安组织，大大加强了社会治安力量，社会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稳定。

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6月25日，正当全国各族人民认真贯彻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而努力奋斗之际，朝鲜内战爆发。27日，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武装干涉朝鲜并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出动飞机轰炸我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和乡村，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外部侵略的严重威胁。在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8日，毛泽东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同年底，济南市所辖各区相继召开动员大会，成立抗美援朝工作委员会，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各界妇女、青年团组织纷纷成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行动分会和若干行动小组，发动

街道群众订立爱国公约。各机关、学校、街道等相继召开群众大会、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小型座谈会，广泛宣传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迅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一）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宣传教育

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审改的《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11月1日，中共济南市委召开市直机关单位主要党员干部会议，动员大家正确认识当前形势，加强时事学习宣传。21日，市委发出《关于深入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时事学习与宣传教育的指示》。按照市委要求，七区、十区利用抗美援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断深化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1951年4、5月间，六区先后两次组织400多名机关、学校、街道积极分子组成的宣传队伍，深入大街小巷开展宣传教育。期间，全区先后召开大小群众会、代表会、座谈会543个，建立时事教育宣传站6个、收听站187个、收听小组318个，成立板报组、文娱组、读报组共84个，利用墙报、黑板报、漫画、幻灯、文艺演出等形式，对全区人民群众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宣传教育，受教育群众达到50770人，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消除了对美国的恐惧心理，正确理解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坚定了抗美援朝必胜的信心和决心。1952年1月，又分思想发动、34

学习文件、落实行动三个步骤，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事形势政策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观念。

（二）组织大规模的游行集会、订立爱国公约和和平签名活动 1950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刚刚爆发，七区、十区就组织召开群众大会，谴责声讨美国的侵略行为，声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正义斗争。12月9日，七区在青年公园组织盛大集会游行活动，纪念“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5周年，庆祝平壤光复的伟大胜利。1951年5月1日，六区组织27000人参加了“五一”大游行，又一次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高潮。9月1日至2日，组织3500余名群众在纬十路小学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周年大会。10月1日，组织5000余名群众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国庆大游行。1952年10月，在青年公园举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参战2周年大会，组织数千名干部群众聆听赴朝归来志愿军代表所作的抗美援朝前线将士事迹报告。

1951年1月7日至8日，济南市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会后，全市迅速掀起了自发订立爱国公约的热潮。同年3月，济南市各界人民第二次抗美援朝代表会议通过了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决议，400多名与会代表现场签名投票。随后，六区区 35

委、区公所发动群众开展了订立爱国公约和和平签名活动。至4月底，全区7.2万人（次）的群众参加了拥护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和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的投票；各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团体、街道、家庭等，立足各自具体情况，围绕抗美援朝运动，订立了各自的爱国公约。此后，六区转入检查修订爱国公约阶段。各单位按照区委、区公所要求，全面检查和修订了各自的爱国公约。

（三）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

1951年1月14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发出《关于在全国发起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救济朝鲜难民的通知》。17日，山东分会作出在城市发起捐献“千元运动”、在农村发起捐献“百元运动”的决定。全区人民积极响应，迅速掀起了慰劳救济运动高潮。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实施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爱国计划。10日，山东省抗美援朝分会作出捐献“山东空军师”的决定。济南市各界群众纷纷提出捐献“济南工人号”、“济南妇女号”等计划。六区人民积极响应号召，纷纷开展增产捐献活动。至7月底，共捐献款额2358.79万元（旧人民币）。同时，大批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决心赴朝作战，抗美援朝。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配合抗美援朝作出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决定。36

六区人民积极响应中央“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广泛组织劳动竞赛，推动技术改革，深入开展增产节约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从1950年至1953年底，六区人民群众为购买飞机大炮抗美援朝捐献款额34647.7万元（旧人民币），为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和朝鲜难民捐献款额2440.32万元（旧人民币）、慰问袋170个、慰问信2000余封，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做被服41017件、军鞋军袜402590双，为夺取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四）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辖区的拥军优属工作始于1948年。当时的拥军优属工作主要以拥军支前、慰问部队、救护伤员为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兴起，拥军优属成为抗美援朝运动的重要内容。

1．结合重大传统节日

掀起拥军优属高潮

每逢元旦、春节、建军节等节日，区委、区政府都组织开展慰问演出、赠送慰问品、征求意见、解决实际困难等拥军优属活动；各街道优抚组织也定期、不定期地走访慰问烈、军属，给他们送粮、送菜，解决实际困难。1951年春节期间，根据市委、市政府指示，为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六区成立了区及基层拥军优属委员会31个，普遍开展了拥军月活动。期间，全区各界人士积极捐款捐物，排练文艺节目，筹备军民 37

联欢会、各界群众代表会等。春节前夕，组织了向烈军属和荣誉军人、复员军人家属分送慰问品活动。春节后，各街道干部又分头向烈、军属和荣誉军人拜年，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联谊会和茶话会。据统计，活动期间，六区共对535户革命军人、烈士、荣誉军人、复员军人家属进行登记并颁发证书，对319户老弱贫苦的军烈属予以适当照顾，发放优抚粮11276.5公斤，棉衣、棉被105件。1951年10月14日，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区委、区政府又组织有关部门，对全区559户烈军属进行了走访慰问，向烈军属家庭送月饼373.5公斤，花生156公斤，猪肉243.5公斤，面粉17412公斤，救济款824.72万元（旧人民币），为69户烈军属解决了就业问题。1952年春节，六区开展了“少年儿童慰劳烈军属一件事”活动。9月28日，区委、区政府隆重召开表彰烈军属、复员军人、荣誉军人和拥军优属模范大会，95名同志受到了表彰奖励。1953年春节，全区再次掀起了人民群众拥军优属的高潮。

2．加强组织领导

开展优抚工作大检查

1953年1月，为贯彻华东军政委员会及济南市政府关于“春节期间开展拥军优属”及“加强优抚工作”的指示，六区优抚委员会成立临时办公室，各工厂、机关、学校、街道也相应建立了优抚分会和优抚小组，并组织了优抚工作检查。7月，根据市政府《关于普遍检查优抚工作，订 38

立各级优抚工作计划的决定》和《关于检查优抚工作的具体办法和要求的通知》，六区优抚委员会对全区各级机关、街道、工厂、商店、学校等单位进行了优抚工作集中检查，征求烈军属的意见，总结经验教训。8月1日，区委召开全区居委会正、副主任和优抚委员参加的优抚工作会议，总结检查前段优抚工作情况，对军属提出的95条提案给予了解决和处理，制定了减免医药费就诊、减免学杂费入学、优先安排就业等优待烈军属的具体措施。

3．提高抚恤标准

优先安排烈军属就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区政府每年对部分有临时困难的烈军属、荣誉军人和伤残军人给予实物或现金补助。同时，采取以工代赈形式，组织烈军属困难家庭开展生产自救，参加街道生产劳动和其他临时性工作。1950年起，对因战、因公牺牲及病故的有关人员家属和因战、因公致残的军人、革命工作人员、民兵等实行优待抚恤。1952年、1953年、1955年，先后3次提高抚恤标准，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为从根本上解决烈军属家庭生活困难，区政府作出优先安排烈军属工作的决定。1950年，根据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关于开展志愿兵复员工作的决定，区政府设立志愿兵复员工作委员会。1951年，志愿兵复员工作委员会改称转业建设委员会，后改为复员退伍军人安置领导小组。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初期，以 39

自力更生、社会互救、政府扶持为主，主要是动员复员退伍军人参加生产；对于不易安置而具备就业条件的，政府帮助安排他们就业。

第三节 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级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已经初步完成。然而，全国范围内旧的社会生产体系尚未彻底打破，封建残余的影响依然十分严重，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仍面临诸多障碍。在建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新民主主义改革。

一、以土改运动和企业民主改革为重点的生产关系变革

（一）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不仅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关系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在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实行土地改革，其重大意义在于彻底摧毁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和剥削制度，最大限度地解放农村生产力，在农村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并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有利条件。

济南地区的土地改革最早始于1946年的老解放区。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由于清理战后、恢复生产和支前征粮的任务较重，新解放区没有立即开展土地改革，但伴随支前征粮等开展了土地减租、建立农会等土改准备工作。

1948年10月，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十区对农村土地占用和租佃关系情况进行了调查，基本摸清了农村地区的土地占有情况。以十区吴家堡乡土地占有情况为例：该地区共有土地56912亩，人口21305人，人均土地2.67亩。其中地主253户、1694人，占有土地14401.9亩，人均土地8.50亩；富农104户、648人，占有土地3855.7亩，人均土地5.95亩；中农1557户、7802人，占有土地24032.7亩，人均土地3.08亩；贫农2316户、11161人，占有土地14621.7亩，人均土地1.31亩。调查发现，十区由于靠近城市，土地比较分散，学田、义田、教会用地较多；由于靠近黄河，水田、藕田等低洼盐碱地多；解放前日伪政权多次强购，军队营垣用地较多，地主多是中小地主。虽是中小地主，他们却占有大量优质土地，且多兼保甲长，多与敌伪组织和土匪特务有勾结，多是敌伪党团分子及反动道会门头子，对贫雇农的剥削和压迫十分残酷。辖区地主人均占有土地是贫农的6.5倍，有的甚至占到全村土地的30%；地租每年两期，占年产量的50%到70%之间，有的甚 41

至高达80%以上。段店地主还有所谓“爬租”等剥削农民的方式，即如果看到农民挖井种地、发展生产，地主就收取一斗麦子两斗秋的地租；第二年则爬升到两斗麦子三斗秋；第三年则会爬升到五斗麦子。

与此同时，十区召开动员大会，成立工作组，在所属乡村由点到面地推进土地减租。按照区委、区政府要求，各乡村相继成立减租委员会和农会筹备委员会，研究制定“减租法令”，讨论决定以“实收产量”确定减租标准，废除了地主的额外地租。召开佃户大会，讨论实收粮食数额，确定减租标准。当年，十区减租粮食19569公斤，涉及佃户729户、土地2316亩。通过土地减租运动，缓解了贫雇农群众的生活困难，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并在减租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农会和村政权，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9年10月，十区又召开所属乡村干部会议，要求各村结合土地减租运动，组织力量对土地占有情况做进一步调查，广泛进行土地改革重大意义的宣传，培养农民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感情，为全面土改做准备。

1950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处理老解放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的指示》，要求京、津两市及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平原、山东6省所属各市郊区，于1950年春耕以前或秋收以后完成土地改革。2月6日，市政府发出土改布告，要求彻底废除封建剥 42

削制度，没收地主土地，征收富农出租土地，收归国家所有，由人民政府管理，分配给无地或地少的农民耕种；所有地主、富农均应遵守政府法令，听候政府处理；地主、富农兼管的工商业，不得没收和分配。3月3日，市委、市政府决定抽调380名干部参加土改，并成立市郊土改指挥部，统一领导土改运动。3月4日，市委召开干部大会，要求坚决贯彻中央指示，严格掌握政策，切实搞好土地改革。

3月，按照政务院指示精神和市委、市政府会议要求，十区结合发展农业生产，继续深入开展阶级教育、土地调查、培养训练积极分子等工作，为全面土改创造条件。6月，中央决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土改运动暂停，工作重点转入组织夏收和生产备荒。

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土地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同时，中共中央决定自1950年冬开始，分期分批地在新解放区全面实行土改。总的路线和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其过程一般要经历发动群众、划分成分、没收和分配土地、总结复查等几个阶段。43

要求各级政府派出工作队伍，深入群众，领导土改。7月，结合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十区有重点地调整农会，改造农村政权，对农民群众广泛进行土改、前途和形势教育，以提高政治觉悟、阶级斗争观念和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进一步做好土改运动前期准备。

10月20日，中共山东分局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完成与结束土地改革的指示》，省政府颁布《山东省土地改革具体实施办法》，对全省新、老解放区土地改革作出总体安排和衔接部署。12月17日至19日，济南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通过了郊区土地改革方案。同时，成立郊区土地改革工作委员会，集训区、乡土改干部；重新调整区划，成立中共济南市委郊区工委和济南市人民政府郊区办事处①，为顺利实施土改提供了组织准备。

从1950年12月到1952年3月，新调整成立的郊三区、郊四区、郊五区先后经历阶级教育、改组农会、划分阶级成分、批斗地主、没收分配土地资产、颁发土地证、改造乡村政权等阶段，相继完成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土地改革运动。其中，郊四区的四合、兴林、镇河、梨园、杨庄、美里等乡和郊五区的申庄、刘庄、王庄等乡，共没收地主、富农 ① 辖6区1镇、42个乡。原第十区被划为郊三区、郊四区、郊五区，其中万盛街、槐荫街地区划归第六区管理。此后，郊

三、郊

四、郊五区几经调整区划和变更隶属关系、名称。1987年，其大部分地区划归槐荫区。

土地1.14万亩、房屋1920间、大牲畜323头、农具1460件，2099户、9508名贫农分得了土地资产，贫农人均占有土地增加了一倍。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结束了济南西部地区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和剥削制度，实现了农民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大力发展农业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随着城郊土地改革运动的进行，城区地权改革也全面展开。济南解放初，城区地产分为公有和私有两部分。1949年12月20日至1950年3月，济南市首次进行地产登记。同时没收、征收外侨、教会占有的土地；规定城区土地征用由济南市统一管理。1951年6月20日，市政府发布《关于建设使用公有、私有土地试行办法》规定：用地单位依照城市规划提出申请，报经市城建局批准，由市房地产管理局通知土地所在地的区公所（区政府）召开被征土地业主迁移动员会，再由城建局定线，房地产管理局测量，并召集业主指界、登记土地面积、收回地证、计算地价和地上物补偿，最后通过银行发款征购。所购土地，无论公、私企业，只拥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1952年，将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官僚资本家占有的土地收归国有。1954年，将企事业单位接收使用的外侨、教会房地产登记注册并列为公产。市辖各城区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对各 45

自辖区的地产情况进行了登记，没收了相关人员的地产，明确了地权关系和土地征用程序。

（二）企业民主改革

济南解放初期，各级党组织虽在各厂矿企业领导开展了反封建虐待、建立工会、成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等民主改革，对于遏制克扣工人工资、强迫工人请客送礼、调戏奸淫女工等现象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封建残余势力的存在和民主管理思想的淡薄，这些改革是不彻底的。在国营企业，由于企业接管过程中保留了原有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系统，企业所有制度虽发生了根本转变，但内部生产关系的变革并没有最后完成，旧的管理方式和封建残余势力依然存在，依靠工人阶级进行民主管理和发展生产的思想还没有完全确立。在私营企业，封建管理方式和封建把头仍然大行其道，或明或暗地继续欺压盘剥工人，抵制政府法令，打击积极分子，破坏工人团结和工会工作，严重影响了劳资关系和企业发展，企业民主改革势在必行。

1951年6月至9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国营、公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关于废除搜身制的决议》、《关于党对国营企业领导的决议》等指示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中共济南市委在全市国营企业中进行“民主改革补课”。

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和要求，驻区国营企业和辖区地方国营企业结合正在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采取召开公审大会等形式，发动工人群众控诉已经逮捕和将要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使广大工人群众分清敌我界限，明确政策标准，提高了政治觉悟和阶级意识。在此基础上，发动工人群众开展回忆、对比、诉苦运动，揭露、控诉旧社会资本家欺压工人的罪行，引导工人群众划清新社会与旧社会、人民企业与官僚资本企业、主人与奴隶、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对工人群众进行了主人翁教育，揭发批判了隐藏在企业内部的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封建把头、逃亡地主等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恶霸。同时，按照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区别对待和“罪大者减罪，罪轻者免罪，无罪者放下包袱”的原则，动员有问题的人员自行坦白。对于曾欺压过工人的职员、工头等，发动他们开展自我批评，主动向工人认错并保证今后改正；工人之间采取提高觉悟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消除了因工作态度、作风、习惯及地域不同产生的隔阂。随后，“民主改革补课”转入民主检查和改进民主管理阶段。企业领导干部以贯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改进民主管理为中心，以整风的精神，抓住主要问题和症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企业党组织内部统一了对民主改革和管理的认识，牢固树立了依靠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思想；组织、发动工人群众认真学习工会法及企业民主管理文件精神，开展民主检查，提 47

出合理化建议；发挥工人群众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吸收部分威信较高的工人、职员参与企业管理，普遍改选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工代会、合理化建议委员会等，较彻底地清除了旧社会遗留的封建管理体制，真正实现了企业管理民主，使工人成为了企业名副其实的主人。同时，从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出发，团结改造旧技术人员，解决了工人与技术人员之间的矛盾，以及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劳动保护和福利生活问题。

10月，根据中共山东分局扩大会议精神和市委、市政府要求，市辖各区私营企业民主改革开始。此前，六区结合国营企业民主改革，在私营企业开展了落实工会法大检查活动。通过工会法检查，采用回忆对比方式，对工人店员内部残存的封建意识进行了批评，建立完善了私营厂店工会；对潜伏在企业内部的反动党团分子、道会门分子、特务和封建把头、旧警察、逃亡地主等进行了登记，打击了长期欺压工人店员的封建把头，初步开展了反封建把头斗争，基本遏止了随便打骂、开除工人店员现象。私营企业民主改革运动开始后，六区及时调整充实工会法检查委员会，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在企业内部建立了20个劳资双方代表共同参加的检查小组；召开了劳资双方代表会议，分析了工会法检查发现的问题并对私营企业民主改革进行动员部署。随后，六区从巩固工会 48

法检查成果和宣传其他劳动保护法令入手，以废除封建管理制度、促进民主管理、发展企业生产为目的，开展了私营企业民主改革运动。

一是组织开展学习，深入调查研究，提高工人店员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法规水平。组织劳资双方深入学习工会法及其他劳动保护法规，通过开展回忆对比，解决了工人店员片面地要求提高工资待遇、资方片面地认为企业效益下滑是工人的原因等问题，教育劳资双方明确企业发展对双方有利，提高了劳资双方的觉悟。同时，进一步检查了私营厂店存在的突出问题：如有的厂店经过工会法检查停止了随便打骂工人店员的做法，但又采取以罚跑代替打、以讽刺挖苦代替骂的惩罚新方式；有的采取威胁利诱等办法，阻止工人店员参加政治活动；有的雇佣或解雇工人店员不通知工会；部分厂店随意延长工时长达13或15个小时；多数厂店安全卫生条件差，劳动保护毫无保障；多数厂店仍采取封建管理方式，封建把头为所欲为；劳动协商会议只有形式不起作用，劳资关系极为紧张等等。

二是进行政策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彻底打破封建管理和封建把头制度。通过反复开展政策教育，消除了工人群众的顾虑，划清了封建与资本、封建与技术、首要与一般、内部与外部、政治问题与生活作风问题的界限，对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在政策法令和劳资协商范围内进行批评 49

斗争，将其违法事件交由法院处理；对劣迹昭著的封建把头展开斗争，将有恶行、民愤极大的作出开除等处理；对罪恶不大的一般把头及存在生活作风问题的作为内部问题处理，根据其罪恶大小、有无技术、劳动态度、认识错误程度等，经群众讨论研究，作出撤销职务、调动工作、教育改造等处理；对有技术的以及师徒关系中存在封建管理方式的人员，采取批评教育的方式促其转变，以达到团结多数、打击首要、废除封建管理和把头制度的目的。

三是召开民主团结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工人内部团结问题。以车间、部门、小组为单位召开职工团结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职工内部团结。充分发挥基层工会和积极分子的作用，每项工作部署和每个问题处理首先交由工会委员会研究，再召集积极分子会议讨论统一思想，最后分头传达到群众中去，将企业决策和部署转化为工人群众的自觉行动；同时，通过积极分子和工会将群众的反映、要求和建议带回来进行研究，确保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扩大群众民主管理，使工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得到了较好发挥，密切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加强了工人内部团结。

四是整顿工会组织，完善劳资协商会议，健全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在提高工人觉悟、反封建管理和把头、搞好工人内部团结的基础上，召 50